分类： 属灵文章

对诺斯底主义的反应，导致信仰理性化的危险

　　前章所述各种学说对教会生活的影响，是繁杂反应的因由，这是我们在本章中要来探讨的。总括说来，两个问题主导了整个教会的思路。第一，什么是真理？第二，如何最好地护卫及保持真理？这两条思路对教会以后的许多年都有着正面及负面的影响。

　　诺斯底主义对教会的一个好影响，就是刺激基督徒领袖更加努力了解他们自己的信仰，并且把信仰的根据和理由记录下来。这种新鲜、理性的活动，也并不是没有其危险，因为这会逐渐地取代人们对基督的挚爱。基督教也就慢慢地由对着主的献身和热爱，改变成对于一些真理的了解及赞同。

　　虽然这种信仰的理性化，在最初是因着要对抗诺斯底主义，这种倾向不可避免会在以后的世代发生。事实上，这是今日教会所面临的最为狡猾的危险，而且这种危险真是四处可见。在任何一群信徒中间，只要他们热心爱主，且圣灵的生命也在其中感动，不久就会慢慢发生信仰理性化的倾向。为了防止错误教导，常常导致人们易于忘记正确的信念并不能保证属灵的生活。

　　近年来，福音派的许多真理又再一次地在世界各地兴起，这是一个好现象。然而当人们恢复到圣经教义中的同时，福音派正统也同时发展，这种正统竟都带下属灵的死亡。人们可以会满口重生、新生一类的言词，却不见得经历到圣灵的工作，而唯有藉着圣灵动工，没有人能真正在属神的性情上有份。能够正确无误地述说圣经真理、或是机械式地宣称一些所谓神工作的经历，均不可能取代基督的生命。

对马吉安主义的反应，导致教会特权阶级自命信仰保护者和圣经监护人

　　教会对马吉安主义的反应，主要是集中在他们所用的圣经正典上。我们前面也提到，马吉安否定全部旧约以及大部份的新约，他认为只有经过他修正的部份才是神圣的经典。如果马吉安所宣称的不是正确，那么教会就必须提出什么才是神直接的启示。不同的教会领袖在397年迦太基会议以前就有几个不同的版本，经过那一次的大会，新约二十七卷得以广泛地确定。

　　我们必须记得，这二十七卷并不是因为藉着教会领袖的认可就具有了额外的权柄。相反地，是因为这二十七卷本身具有属灵的权柄，而教会领袖们不过是接纳这个事实。圣经的权柄，乃是根据于圣灵把圣经的话应用在信徒的生活经验中。教会承认圣经的正典，乃是表明教会承认圣经在信仰及生活上都是最高的权威。任何的教义均需以圣经作标准来检验，任何的争议也应以圣经为标准来解决。

　　当然，对信仰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确定圣经的地位，都是很重要的进展。可是，早期大公教会藉此崛起成为自立为信仰和圣经的监护人，此举就不足赞赏了。我们发现，早期简单的圣经模式很快就被神职系统所取代。一旦远离了神圣计划的模式，这种新成立属灵的专制体系，自然就成了信仰的保护者和圣经的监护人。教会在防止错误、以确保她属灵生命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乃是教内一小群特权阶级，一方面，他们因着维护信仰而得着权柄和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自命有独家权柄来订立信仰教义及解释圣经。但任何人如果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就不得在他们的交通中有份。事实上，经过了二十个世纪，基督教还没有完全学会，唯一能够保护真理的方法就是实行真理，这点值得我们深思。只要有人活出向基督顺服的生活，我们就能够信赖圣灵会保守信仰以及圣经的纯正，并不需要任何属人的组织来插手。人们想要保护真理的动机良好，就以自己有限的体会，将真理局限在一些属人的组织中，这注定是要失败的。真理永远不能受局限。

对异端的警觉，导致清除异端运动的危险

　　当大公宗派的基督教概念日益加深之际，那些在组织以外的人，无论信仰多纯正、生活多规矩，都被认为是不可信赖的异端，有时这些人就被指控为摩尼教。因着对真理本质的更多觉醒，以及对圣经权威的尊敬，也就带来面对异端时的更大警觉。很不幸，这种警觉竟然鼓励了猎巫行动。清除异端运动，是极度危险的一件事，不但对所谓异端而言，就是对参与清除运动的人而言，也受害匪浅。这种运动在早期教会中形成一股很大的破坏力量，因为人们的精力都集中于除恶务尽、而不是建立良善的狂热中。当基督教变成了极端消极除恶，这对它的本质就是一种摧残。

　　我们的主所说稗子的比喻，对于祂的子民在历代中都有非常实际的提醒（太13:24-30）。我们并不以为稗子是好东西，只是教会主要的关怀并不是根除稗子。直到世界的末了，在基督教圈子里都一定会有稗子，只要麦子能坚强地成长，稗子剩下的空间就很有限了。当错误的邪说兴盛的时候，时常就是教会衰退的征兆。对着这个难题的答案，并不是在血气中去除尽邪说，乃是要追求在血气中注入属灵的生命。如果早期教会能多花一些精力在积极属灵的成长上，而非消耗在除去各样的异端，那么教会在以后的日子中，就会更有能力面对更狡猾的攻击。

大公会议强化了教会的集权化

　　无可置疑，在教会与错误教导的第一会合战争中，众教会大体上是联合在一起的。虽然已经开始有一些征兆，教会逐渐偏离使徒的模式，然而，在某程度上，圣灵的生命和能力还是和外在的组织相合。诺斯底主义、马吉安主义以及其它异端，他们都还是将真理与错误混在一起。毫无疑问，他们与在圣灵生命中合一的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的清楚，他们在应许之外。可是，当一些争论是有关神学上的问题时，而有一些错误发生，战场就改变了，教会好像变成了内战的光景。当过分将信仰知识化，而对于各样有争议的问题又愈来愈少有弹性时，这对于交通的根基是有很大的伤害。心思胜过了灵的地位。人们似乎不够体会，有限的人对无限的真理容纳的局限性。对神学的各样探讨，可能是重要，甚至可以救人，但是恩典乃是绝对重要的。只有在恩典的基础上，灵里的交通才有可能。当恩典这个必需的因素消逝时，各样的争论就无可避免地扩大至极端死硬的心态，而只好寻找人的裁判来定对错。这种裁判的机构就是背离了圣经的原则，而经由各教会专制体系所形成的代表聚集在一处，或成为所谓的大公宗派会议。这也就是教会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公会议（Church Councils）。

　　为了对基督教真理能有一精确的说明、来对付当时流行的异端，在这个层面上，所以需要多次召集教会大公会议。他们确实提供必需而且重要的服事。可是，他们也就因此成了属人而拥有权威的大公教会的代表。而这正是我们主要的关切。

　　我们目前并不需要详述在几个世纪之间，大会中所提出一些需要审慎研讨的议题。但是略微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在主后325年在尼西亚（Nicaea）大会上他们探讨的议题，也能帮助我们看出众教会代表至终还是以属人的规条取代了圣灵的作为。

　　在前章中，我们讨论到亚流（Arius）以及他们所发展出来的教义。主后321年，他被亚历山大教会开除长老的职位，可是，他在罗马帝国东部仍然广受尊敬。当时许多的基督教领袖与他一样，非常忠于在安提阿的神学派系。因为亚流影响太大，甚至东方的众教会也受到分裂的威胁。当时的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整个的罗马帝国，他对此一威胁非常地关心。他具有最大的善意，加上最小的神学基础，想要催促亚流和亚历山大的主教和好。他遭到完全的失败，于是想到把当时世界上各教会的领袖召集到小亚细亚的尼西亚，来商讨此一难题。当时约有来自两方面背景的三百位主教，参与此一会议。亚流亲自领导他这一派的代表团。大会乃是由当时尚未受浸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亲自主持。

　　此一会议之结果，乃是发布一教义宣言，明白地否定亚流的看法，并且对于任何持守其信仰者加以神圣大公使徒教会而来的咒诅。只有亚流以及另外两位主教没有签署此一宣言，他们遭到不准往来、逐出教会的处分。然而，亚流却成功地争取到君士坦丁大帝的庇护及资助，所以争战还是继续下去。无论如何，尼西亚会议成了历年来中央集权化的教会发展的一个高峰。终于有一小群人可以代表全世界的教会说话。他们的宣告虽然不见得普遍地被遵守，正如亚流依然继续争论所证明，可是无疑地，他们的声音是代表着权威。而且主后381年，第二次的会议即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皇家支持并认定尼西亚的宣言是合法的，也就更加强化教会的中央集权控制。

　　造成罗马成为普世大公教会的中心，有许多因素。在西方的众教会中，只有罗马教会可以宣称是由使徒所建立的教会，而且罗马的基督徒长久以来一致的教导以及生活中的实践，基督教也赢得了许多人的敬重。在西方新兴的教会之间，如果有任何问题，很自然就会到罗马寻求指引，因为罗马是当时文明世界的首府，所以对在那里的教会有多一份的特权，也是很正常的。再加上自从君士坦丁大帝开始偏袒基督教以来，多方面的资助和保护，更值得人们对罗马教会另眼相看。等到主后334年，君士坦丁大帝把首都由罗马迁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君士坦丁堡后，教会就继承了皇廷，那时，教会的地位更为高升。等到尼西亚会议以后，罗马、安提阿和亚历山大已经被公认是众教会的领袖。第四世纪末期的时候，罗马帝国政治势力衰退，罗马教会更是在整个组织化的基督教世界中建立她的地位。早期耶路撒冷教会一统江湖的期望，因着神恩典工作的阻挠未能实现，如今，终于让罗马教会成功地达成。

早期教会对圣经原则的少许偏离逐渐带来后果

　　我们在本章中看到一段相当长的历史，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看清，早期教会对圣经原则少许的偏离所逐渐带来的后果。一开始，不过是属人组织的方便权宜，跟着而来的，就是对抗诺斯底主义等各类异端、而将信仰理性化的过度发展，教会组织的持续发展，就更加深了教会的中央集权、对于各种教义的权威。组织化的教会最强调的，就是正确信仰的重要性。其实，正确的信仰本身不过是冰冷的正统而已。给神圣的真理加以精确的解说，就需要更强而有力的教会组织来维系。最后，罗马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虽然是如此的令人难于置信，统一的教会竟凭藉规条来厉行。教会的基础由属灵的生命，变成了头脑中对信条的认同。

　　当教会最终的关切乃是维系其组织的生命，已经犯了不再与属灵生命共鸣的最大错误。属人的组织只能根据法律行事，也只能判定人外表的行为，而无法知道人内心的念头及动机。当然，在教会中是需要规条，但是规条永远必须屈从于属灵的生命。教会乃是基督居住在祂子民中间掌权的地方，只有对着祂的顺服和忠贞，才是教会生活最基本的原则和依归。祂的管理深入人的灵与魂，那就是人各样行为的根源。每当拒绝这一个属灵的管理之时，必将导致腐败。在教会的历史中，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极易抗拒属灵生命的律，而试着以自己属血气、又有效率的方式来管理神的工作。其实，正因为教会不能完全顺服基督的主权，才会引发各样的异教。当人们拒绝圣灵工作，就必定需要利用各样的圣礼仪式，来制造出一种神祝福、以及生命活力的假象。

教会的属灵生命仍在少数人中得蒙保守

　　我们在此必须之处，在前面所描述的背景之下，就是当整个基督教日趋复杂、不再属灵时，完全依靠基督的生命而有的见证却依然得蒙保守。无论真理消逝在礼仪和组织之间到什么程度，无论基督徒生活的实践又如何转变成神学推论的密云，个人及团体的见证依然并未绝迹。有时看起来，这些个人或是运动所持守的似乎过分严肃，或者缺乏一些能够在表面上维持合一的自由，但是他们真正的价值，必须以较宽广的教会历史背景来衡量，而不可局限于当时的事件。当我们以这个角度来观察时，就会发现真正属灵的教会历史，常常是由历代中遭到组织化基督教圈子所蔑视的一般人所传承，而非经由传统的基督教。

　　虽然很早教会就开始偏离简单圣经的规矩，不过教会真正的根基尚未全然失去。伊格那丢（Ignatius）曾经这样说过：「耶稣基督在哪里，哪里就是大公教会。」可见在他的想法中，他并未离弃属灵生命是聚会唯一根基的教训。可是在教会秩序的实践上，他却与新约圣经颇有出入。我们曾经看过，他如何高举所谓主教（或牧师）在教会生活中的地位。在此，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当人们偏离圣经的形式，并不表示就会造成属灵的生命完全熄灭的局面。形式永远不及生命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中时常能看到，即使在一些与使徒教导不同的宗教体系中，也能有圣灵满有生命之流。不过千万不可就此论断，形式是不重要的。属灵的生命如果没有合适的身体来表达，就必定限制了它的显明。这样的缺欠不是造成属灵生命的最终死亡，就是属灵生命由一个残缺的器皿、转移到一个可作更完整表达而合适的器皿。早期教会偏离属天秩序，并未导致属灵生命的死亡，然而却给以后各阶段的教会发展大开方便之门，那就要面对更多耗尽精力的弊端。

俄利根认定教会不可与属人的组织相提并论

　　早期的几个世纪中，最伟大的基督教学者首推在主后185年出生于亚历山大的俄利根（Origen）。藉着他敬虔父母忠实的带领，俄利根自幼就经历到福音。他的父亲里昂尼达斯（Leonidas）是第一个教导他圣经的人，在俄利根下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因为信仰而殉道。后来俄利根曾有一段时间担任亚历山大的神学院院长，他以敏捷的头脑，加上对圣经的熟谙，以及就希腊哲学所受的训练，来研究许多信仰上的难题。藉着他的笔，我们有了第一次建立系统神学的尝试。他是亚历山大教会的长老，也是平信徒，因为他异于寻常的投入，加上他的学习，就赢得了教会中有地位人士的敬重。然而，他卓越的能力并没有为他带来跟教会中那些人所尊重的神职人员和睦的关系，因为神职人员自以为只有他们，才有教导的特权，并且感到俄利根夺取了他们应有的尊重。俄利根的成功、激起了亚历山大的主教底米丢（Demetrius）的忌妒，在主后221年从长老的职份开除。他余生的二十三年岁月，就在巴勒斯坦该撒利亚过着放逐的日子。自主后250年至254年，在罗马皇帝德西乌斯（Decius）的教唆下，他受逼迫遭拷问而死。

　　俄利根对着教会的本质有着特别清晰的概念。他认定教会的根基是属灵的，所有接受神圣生命的人都属于教会，所以教会不可以任意地与属人的组织相提并论。一个像俄利根这样受人尊敬、而且生活有好榜样的教师，无论走到哪里，在那些存心为主保持复活生命之见证的人中间，都会有深远的影响力。

　　我们不必担心俄利根的一些看法后来被人抹黑为异端，只有极少被神所使用的人，在他们一生中没有被人视为异端的，甚至常常还是被一些和他们一样对真理忠诚的人所反对。直至今日，我们还是看到这一类的事情，然而，有一个伟大的日子将会来到，只有在那一天，有一些动机良好的信仰保卫者，将会发现那些被他们视为毒草的异端，居然在天家里也可能有一席之地。

诺洼天派坚持属灵生命是教会交通的唯一根基

　　在主后250年，罗马皇帝德西乌斯（Decius）为了确保帝国的安全，要求全国百姓向官方宗教表态效忠，此一圣旨导致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大受迫害，因为这道命令要求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内，都必须按所规定的仪式向官方所设立的众神献祭。对于在教会那些充数的、只有异教的心，而包着薄薄一层基督教外表的基督徒而言，公开地承认异教的神，不会给他们的良心造成任何难处；然而，也有一些乃是经历极度暴力折磨而被屈服的。当这些迫害的日子过去以后，对在威胁下否认信仰的信徒，再一次重回教会领圣餐之事，自然会有不同的意见。那些软弱的弟兄，在困难压力之下，为救身体而付出良心受苦的代价，真实地悔改，当然期盼能重新恢复昔日的团契交通。无疑的是，有一些曾经是挂名基督徒的人，也有为不同理由而想重新建立此一关系。

　　是否应该接纳这批曾经失败的人呢？此一问题在众教会中都有激烈的辩论，并且意见分歧很大。严厉主义者强调任何人否认基督就不得再被接纳在圣餐中交通。他们并且有一位罗马的长老诺洼天（Novatian）做他们的领袖。教会大部份的领袖决定，采用较为宽大的政策。诺洼天以及他的跟随者被大公教会逐出教门，只好在小亚细亚到西班牙自立门户。这一批人从此开始一直到两个半世纪以后，一直被人称为诺洼天派（Novatians）。

　　人们也给他们另一个称呼：卡特里派（Cathars，或清教徒Puritans的意思），尽管他们自己对于被人称为诺洼天派或是清教徒并不在意。然而我们在教会历史中，却不只一次地看到卡特里派的名称，特别是罗马教会对于他们眼中的异端分子常扣上的大帽子，虽然甚至连他们的敌人都承认他们生活的表现是无可指责的。他们的信仰是根出于使徒的一群人，在本书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会遇见卡特里派的人。第三世纪中叶的诺洼天派，并不是第一次有人反对教会的日益放纵。其实一直都有一批基督徒，在教会中坚持单纯的信仰并遵守使徒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做法。

　　我们很容易就把诺洼天的分裂，简单化地看作不过是他们太过严厉、而教会的领袖们才是真正有基督心肠的表现。一般而言，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有一个更深的问题摆在眼前。这一批严谨派，或许对跌倒的人比不上主自己有的恩慈。毕竟，彼得也曾在还不像这些人所受的迫害下就否认了主，可是经过悔改带来神的恢复，使他余下的一生仍能为主所用。但人却很少来靠近神所预备好了，并且随时可以显明的怜悯与宽恕。

　　在另一方面，当大多数的主教们为着迎合一般教会中基督徒的生活标准、而采取慈悲的观点，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他们判定所有跌倒的人要先经过一段考验时期，然后才准完全恢复交通。这样的判定是绝对的合理，如果在这一段考验时期，是藉着圣灵的分辨力察看是否存有对主而有恒久的挚爱和忠贞。然而事实上是否如此呢？无可置疑地是，有一些真正悔改而合情合理地恢复交通的信徒。但是也有一些不过是在外表上遵行一仪式，并非真正的信徒也被接纳到教会。这些主教们所采取的宽大的态度，本身是正确的，可惜却导致了人们看重教会礼仪的外表，以及严谨地遵守这些礼仪。

　　在罗马主教司提反（Stephen，Bishop of Rome）和迦太基主教居普良（Cyprian，Bishop of Carhtage）之间，为了浸礼到底代表了多重要的意义，曾经有一段非常激烈的争论。居普良认为，只有大公教会拥有真正的圣礼，而且在这些有效的圣礼之外就毫无拯救。所以如果有人与母会分离，或是被教会宣告为异端，那么这些人所行的浸礼就是无效的。司提反就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虽然两人的看法不同，可是他们都是有相同的假设，那就是神圣的恩典是需要藉着这些礼仪才能得到的。居普良的立场，是来自他对教会的看法。而司提反的看法则在他坚持礼仪本身才是重要，非在于实行时的环境。这一场争论到主后257年司提反死后，加上次年居普良殉道而告一段落。罗马教会圈子大多采纳司提反的看法。

　　居普良对教会的看法，也影响他对于诺洼天派的态度。诺洼天派从未被视为异端。其实，诺洼天派自外表看是一个绝对的正统派，而且全心说明三位一体的真理。可是，诺洼天派的正统立场并不能让居普良接纳，因为在居普良的眼中，信仰是否纯正、品德如何，都没有属灵的意义，只要一个人和大公教会没有交流，就算不得什么。对诺洼天派而言，教会的根基乃是属灵生命，可是对居普良而言，教会的根基乃是所行的诸般圣礼。

　　虽然诺洼天派的人对在迫害下跌倒的人可能是太过严厉了一些，不过从较广的角度来看，他们所坚持的属灵生命的原则是教会交通唯一根基，这一件事是绝对重要的，否则基督教很容易就沦落为礼仪复杂的异教。如果我们要毫无保留地定罪诺洼天派，我们就必定会对以后多次在教会历史中要恢复见证、而追求圣洁的努力也加定罪了。让我们记得在教会的婴儿期，为了拯救教会免于过早地腐败，曾经很严厉地施行审判，而那次审判在今日看来，必定会被认为是不必要的严厉（徒5:l-11）。所以诺洼天派太过严厉的反应，也许是历史中为了保护基督的见证免于许多暗流所攻击，而必要采取的一种行动。

孟他努派搅动了日渐放纵的组织化教会，特土良对孟他努派的认可

　　第二世纪中叶，在大公教会里所兴起的一个运动叫做孟他努派（Montaivism），他们跟诺洼天派一样，盼望在团契中能有较高标准的基督徒生活。这也是人们再一次对组织化教会日渐放纵的一个反应。当教会愈发组织化，主教（牧师）就拥有更多的权柄，而且很自然就会令人愈来愈看重这些神职人员所行的礼仪，例如浸礼和圣餐。这种趋势，正是孟他努派认为会对全体教会属灵生命造成威胁，他们觉得圣灵的工作正逐渐被对组织和礼仪的倚靠所取代。

　　主后156年在弗吕家山（the Mountains of Phrygia）上，孟他努开始教导的工作，人们就称他们为孟他努派。孟他努考虑当时教会的光景，很自然在他的教导中就会强调圣灵在神子民中的地位。千万别以为这样的强调是不健康的。恰恰相反，当一些过度使用形式、以及依靠天然的学习正在使教会丧失能力之时，这种强调是需要的。不过在某些方面，孟他努的强调也落到另一个极端里。根据他的教导，在这个属圣灵的时代，圣灵依然如同使徒时代一样行神迹奇事，而且也相同地透过先知们、包括他讲话。主的再来已近，祂并要在地上建立新耶路撒冷。

　　孟他努派里的先知们所有的活动，特别是女先知们的作为，极度搅扰了当时死沉且又冷漠的教会。当然，在此我们也看见孟他努派对于教条主义反应的最高峰。主教（牧师）是形式主义的代表，先知是圣灵工作的典型。在使徒时代的教会生活，先知具有被人尊敬的地位，例如在新约中像亚迦布（徒11:27-28，21:10）。我们也不可断言所有先知说预言已经过去。正确地认识先知是给教会的恩赐（弗 4:11）。今日说预言必需是按着圣经。只要清楚地解说圣经，并且圣灵加以膏油，就能使死的字句变成非常活泼而有功效。非常遗憾，像这样的先知讲道在今日已经不多见。事实上这也是今日教会属灵昏睡症的一个原因。当然，无可置疑，孟他努派的着重乃在于像以亚迦布为例那种比较令人兴奋、或是一些难于预料的先知预言。

　　我们必须记住，当高举主教（牧师）权力的时候，教会中就不太可能有什么空间让任何形式的先知服事来表现。伊格那丢（Ignat山s）并不是一个没有热情的人，可是因为他太强调主教（牧师）的卓越地位，以致令人以为任何人不经过这些教会神职人员，就不可能有属灵的恩赐。因此正统教和孟他努派运动就在牧师与先知、或是严谨的仪式与属灵生命自由的表现之间发生争执。

　　孟他努派和诺洼天派均非异端。就着基本真理而言，他们都是正统派，并未偏离使徒的根基。（译注：著者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孟他努派看重预言和属灵的恩赐超过圣经的权柄，导致许多的错误，对神的见证有很大的伤害。详情可参林荣洪所着基督教神学发展史）。如果伊格那丢今日还在的话，他恐怕会称他们为「边缘派」。当逼迫来临时，孟他努派并没有其它教会的问题，他们不需要处理那些受迫害而背叛主的信徒，也不必考虑事后怎么接纳悔改的人。相反的是，因为孟他努派都是倾向宁愿殉道，他们蔑视那些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说谎的教会领袖。

　　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孟他努派的特点。他们着重道德，他们那种有传染性的狂热，他们团契中的温暖，他们对主的热忱。他们在生活的那个世界以热情洋溢出名，而孟他努派的人真是实名不虚传。他们的主流思想在以后的历史上反复出现，并且也可在今日五旬节派的运动中看到他们的影子。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同是过份及火热的灵。虽然正统的基督教反对孟他努派，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中间的生命是带着神大能的见证。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公教会中也有人主张不可以对孟他努派太过严厉，以免削减了圣灵的感动。这种同情的支持，也让孟他努派能在组织化的基督教中延续了一段时间。当然最后，带着属灵生命的新酒是无法长期装在正式宗教的旧皮囊中。原本在教会中对主忠心、并且也和组织宗教保持联系的这一批孟他努派还是分开，成为另外一个会众。最早的分离是在东方开始，可能是因为在东方这一批孟他努派的人比较火热，所以较早就促成了分裂。在西方与大公教会的联系还是维持了一阵子，不过最后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

　　孟他努派当时有广大的跟随者，在弗吕家山附近，一直到第六世纪他们才被查士丁尼皇帝（Emper or Justinian）所削减。第二世纪末，他们传到罗马帝国在非洲的省份。很可能，在非洲的孟他努派已经比较不再那么尖锐，也不像弗吕家山那一带的会众，把他们的热情完全表达在外面。相信随着年岁的增加，这个运动里的人学习除去了一些过分的地方。在非洲，到了第三世纪，孟他努派居然赢得当时最有声望的迦太基神学家特土良的认可。特土良一直与大公教会保持有良好的关系，并且他发现，他和这一批「属灵人」的团契也能扶持他的工作。虽然有人批评孟他努派是泡沫般肤浅，但特土良这样一位有根基、并且有经历的人，是不会轻易上当的。若不是孟他努派的人持久热忱地以基督般的品德所做的见证，特土良是不会完全投入他们的行列的。当基督的跟随者（孟他努派的人）到了放下见证火炬的时候，就有另外一批人起来继续见证。

对抗异端的方法比异端更伤害教会

　　早在新约时代，教会生活就开始受到各种各样错误教训的干扰，使徒时代希腊罗马文化中充斥了哲学性的猜测。当时的一些精英都全神贯注地投入在各种对于自然和人生难处理论化的学习形态之中，一般文化的精神在路加写到雅典人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清楚：「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使17:21）。这种宗教的猜臆者，他们从各种不同的来源寻找资料，盼望能理出一个关于神的理论是可以符合人的理性的。当然他们也毫不迟疑地从基督教中去寻找资料。这类希腊式的想法也渗入了教会，试着以所谓「现代亮光」的想法来解释基督教，因此就带来了许多不同的异端。这些异端在以后许多年间敌挡「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保罗写给歌罗西的书信以及约翰第一、第二封书信，均是警告这一类的错误，因为这种错误对新约时代许多教会都造成各种不同的难处。

　　为了明白教会未来发展的趋势，我们必须对于这些异端有一些了解。倒不是因为这些异端会成功地改变教会的特性，而是要注意教会对抗异端影响所采用的方法。因为这些反制异端的方法比异端对教会后来的发展有更大的影响，以致于教会至终远离了新约时代那种简单的聚会形态。

诺斯底主义对于追求灵命进深者的影响

　　在使徒时代，希腊罗马世界里许多异端，基本上都认为物质的世界在本质上是邪恶、没有价值的。身体既然是属物质的，因此在道德上就是中性，其实这种想法远在东方也就早已存在。基于这一前提，他们发展出许多对基督教信息的解释（更恰当地说应是误解），这就是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

　　诺斯底（Gnosis），这一个字在希腊文中就是知识（knowledge），特别是指我们今日所认为荒谬的星座学，他们的理论认为，每一个星球是一位属灵的统治者，在不同的天体中发挥其影响力，并且将地球与最终的真实分离开。当然，就在当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观念，这不过是由占星术的迷信发展出来的。这种观念就造成将属灵的真实与无情的物质一分为二。在众星之上有一位神，祂乃是在诸天之上，远超过这个污染的物质世界，这有形世界并非神所创造，因为神不会对物质世界有什么兴趣，另有一位较低级的神由祂来创造。诺斯底派认为身体乃是灵魂的监狱，耶稣乃是神性的代表，降世到这一个低级的地球，为了要把被囚的灵魂释放，使之再一次和永恒的灵联合。

　　诺斯底派对人们实际生活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因为身体是超道德的，放纵肉体就算不得什么；其次，因为物质身体没有真实的价值，所以人身体的需求就可以尽量压制或是尽量放纵。诺斯底派一般均偏向克制，所以他们是以严厉的操练和禁欲闻名。保罗在歌罗西书中因为有这种诺斯底派观念的渗入，而警告他们此一观念将带进许多的捆绑禁忌，「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西2:21）。

　　在早期教会中另一错误的教导乃是幻影派（Docetism）。他们和诺斯底派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认为道成肉身不过是一个表象（而非真实的）神来到人间。基督并非真正的进入肉体，这乃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中强烈反对的教义。

　　在此顺便提一下，诺斯底派的余毒直到今日依然影响着基督教，特别是在一些有较深属灵教导或是一些对神话语更求忠诚的人们当中，我们必须永远避免一种过分高举属灵、而抹煞一切属物质或属地的事物。我们这个人的物质部份就是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这个人属灵完整的重要性常常被人低估。圣经从未降低物质秩序、而单单高举属灵秩序，仿佛只有属灵的部份才是唯一的真实。固然，现今的世界秩序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而且我们知道也终必消逝（彼前1:24-25），但是并非以一个空冷的属灵世界来代替，而是有一个新的创造。在新天新地里面，复活的身体仍将在其中享乐（林前15:42-44）。全人整体的属灵生活，乃会更新净化我们属物质的部份。如果忽略了这个方面，就会导致在教会历史曾经一度极为风行的极端苦行主义。当今在世界某一些地区，还有基督徒认为任何美丽和有秩序的事物均是属世的。其实基督徒的生活就应该是美的、而又有秩序的。

马吉安主义对于教会属灵生命低潮的反弹

　　在第二世纪，有一位教师名叫马吉安（Marcion），他在基督教世界中有极大的影响力，有许多人跟随他，并且自行一派，马吉安主义（Marcionsim）在以后许多世代中，一直持续其影响力。

　　马吉安是小亚细亚人，生于主后85年，在当地的教会中长大，对于罪与邪恶有着极大的关注，逐渐发展出他的一套教导。主后140年，他带着这些教训到了罗马。当地的信徒无法接纳他，教会与他断绝往来，他就自己召集信徒，自立教会。

　　马吉安深受诺斯底派之影响，他的教导是以假设物质世界在本质上是邪恶的为基础，他提倡物质并非耶稣所宣称的神所创造，而是一个次级的神，就是旧约中的耶和华所造的。他乃是第一个宣告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不同的神明。对马吉安而言，旧约的神是一位冷酷无情的审判之神，总是随时想要给人带来捆绑；新约的神乃是一位爱和赦免的神，随时想要给人带来释放。这样的信念就导致马吉安认为旧约的圣经乃是毒草，必须全盘否定。耶稣来乃是要将人类从犹太人和犹太教所带来的捆绑中解放出来。

　　马吉安的教导最大的特点，乃是他对使徒保罗的看法。他全面否定旧约，大部份的新约他也不承认，他认为门徒误认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并且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新约大部份的作者都是在宣传古老犹太人的错误观念，因此都应该和旧约一并铲除。只有保罗有了神独特的启示得以明白福音，当然，也只有马吉安真正了解保罗。

　　所以，马吉安所接纳的圣经乃是经过特别处理过的圣经。他自己编辑的经典分两部分，第一部份只有路加福音，第二部分包括了保罗所写的前十封书信。这些还都需把其中任何有关耶和华的部份，或是任何有可能给旧约圣经权威的经文都删除。另外他自己的著作「对比论」也加在经典中，在「对比论」中，他强调他的信仰系统乃是建立在旧约之神和新约之神的对比之上。

　　为什么马吉安能有这么多人跟随他，而且他的影响力又能持续数年呢？勿容置疑，他个人的卓越性格，是他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当他六十岁的时候，他才开始将他的跟随者组织起来，他的热心和精力是相当的令人敬佩。早年当他仍在教会中的时候，他必定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教会中神职人员的影响力以及教会世俗化的日益加强，乃是另一个促使他成功的重要因素。当教会属灵生命陷入低潮的时候，就是错误教导产生的开始，特别是那些混杂着真理的错误教导，加上对于追求属灵满足的人有一些实行上的要求，更是能广受欢迎。马吉安与诺斯底派一样提倡严格的律己以及享受独身，如同早期的教会。他们施浸礼，守主的桌子，恢复简单的敬拜。因为马吉安派禁止结婚，所以他们就不可能藉着家庭生活而永存下去，所以信徒们就更加勤勉传扬他们的信仰。

摩尼教成为罗马教会经常给反对者扣上的帽子

　　在第三世纪的初期，有一种新的宗教称为摩尼教（Manichaeism）出现。摩尼（Mani）于主后216年在巴比伦出生，他的影响力从西班牙一直波及到中国，他深受诺斯底派的影响，相信二元论。他自认为是历代圣贤先知们之传人，逐渐宣明神对人类的启示，他也自称就是主应许祂的门徒在祂离开以后所要派遣来的圣灵。

　　摩尼综合了基督教、波斯祆教以及佛教的观念。事实上，他的抱负就是建立一个从各家吸取真理的统一教。虽然在东西两方面，他的信徒均大受逼迫，可是这个宗教仍能以极快的速度广传。摩尼在波斯有一段时间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在主后276年，他还是被钉死。

　　摩尼教对于具有哲学心思的真理追求者有无可置疑的吸引力。后来在基督教历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奥古斯丁，在信基督以前就是摩尼教的人，普里西利安（Priscillian）这位西班牙伟大的改教者，在成为基督徒以前，也表示对摩尼教有兴趣。当教会逐渐走上以罗马为中心的大公教会时，组织上的合一以及属人的权柄就取代了圣灵的能力。人们常常就把任何一个不愿意与罗马教制度认同、而坚持简单的规矩与圣经上所有的属灵标准的人，扣上摩尼教的帽子。我们稍后会提到一些团体，包括普里西利安的跟随者，都曾被诬蔑为摩尼教，虽然这些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摩尼教的影响力就日渐低落。后来在中世纪虽曾一度复兴，他们的一些教条至今依然在神智学（Theosophy）或普救论（Universalism）中还能找到。

否认三位一体的亚流派

　　亚流（Arius）是第四世纪初期亚历山大城教会的长老，他的名字以及他的教训，注定震动整个基督教的世界。我们先前所讨论过的诺斯底主义、马吉安主义、或是摩尼教，基本上都是把基督教和一些异教的思想混在一起。但是亚流派（Arianism）却是完全另一种的异端，它的问题并不在于基督教启示的本身，而是对于三位一体的启示的解释。

　　三位一神——圣父，圣子和圣灵均是一位神的观念，在圣经中早就普遍地被认知，引起争论的乃是三位之间的关系。有人指控基督徒所敬拜的并非独一的真神，而是三位神，这类的指控必须加以驳斥，直到如今，人们还是尝试用着许多的字句来说明这一个属天的启示。当有限的人想要说明无限的真理，就是一个无奈。我们的话语肯定是不足以说明我们所理解的，而我们所理解的又不足以说明真实。我们实在不必惊讶，当人们尝试把神的启示以人的话语来说明时，会有这么多不同派别的解说。以三位一体为例，就有一些派别误入歧途，单单过分强调神的独一性、而忽略了子以及圣灵。

　　在这段时间，有两大神学派系，分别出自于亚历山大城和安提阿城。亚流原来是在安提阿一个著名的学者路迦诺（Lucian）门下受教，此一门派很看重基督的人性这一方面的真理。这一种的强调也是为了纠正当时错误的学说，例如诺斯底派以及相关的看法，他们否认基督道成肉身。然而因为安提阿和亚历山大两派的看法有相当的差距，当亚流在主后318年到了亚历山大城，他就和当地的主教的神学观念发生矛盾，他指控亚历山大城主教已经成为异端。亚历山大主教的看法原属于神格唯一论派（Monarchianism）的一支，称为撒伯流派（Sabellianism）。撒伯流派认为，子以及圣灵不过是父神在不同期间所采取向人启示祂自己的方式。撒伯流派认为，父、子以及圣灵不过是一位神所表现的三种不同性格而已，正如在戏剧中，一位演员在三个不同部份扮演不同的角色。

　　亚流对这种极端的反应，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但是他基本上的教导还是受到希腊思想的影响。亚流对神的概念与其说是基督教神观，还不如说是希腊神观。对他而言，神与人类相去甚远，根本不可能和人类有任何直接关系。他认为子乃是受造者中的第一位，而且高于所有的受造之物，祂非神也非人，而是两者之间的媒介。亚流这种错误，否认了基督的神性，也就同时否认祂拯救的能力。主后321年，他被革职不再担任亚历山大城的长老，然而他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跟随者。我们以后还会再提到亚流对当时基督教世界的影响。

　　虽然这些神学上深奥的争议是非常的重要，但对于许多信徒而言，却没有切身的关系。许多跟随亚流的人，其实对主还是相当的投入，他们热心做见证，并且在北欧各国中有相当卓越的宣教工作。不过亚流派的思想对真正的信心是有致命的威胁，一旦这种思想的影响进入教会每日生活中，圣灵就没有任何的余地。亚流为了能使他的看法广为流行，所采取的手段也是很有趣的：他不让门徒们培养出成熟及充满祷告、思想属灵的心思，反而带领他的门徒用当时亚历山大城所流行的曲调来唱短诗。

否定人性全然败坏的伯拉纠主义

　　伯拉纠（Pelagius）在第四世纪末期出生于英国。他是一个品格极佳的正人君子。当他去罗马这个基督教中心的时候，罗马城的道德标准败坏，使他震惊。第五世纪初叶，他就留在罗马发展出他自己的一套教训。伯拉纠觉得，正统教义对着人以及罪的教导会引起人们在生活上的不严谨，他认为如果罪乃是堕落的人性从亚当遗传而来，那么，人就不应该也不需要对罪负责，所以大可以活在低标准的道德生活中，而缺乏胜过罪过的动机。他主张罪性并非天生，人生下来均是无辜的，只有当他们有意识地违背了神的律法之时，人才如同亚当一样犯罪，跟随亚当的榜样。所以救恩就完全决定于人的意志有正确选择。

　　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最大的反对者就是奥古斯丁（Augustine）。奥古斯丁对于伯拉纠的品格还是相当的敬佩。为了反驳伯拉纠的观念，奥古斯丁提出了神圣恩典的教义。这两个伟人之间的争论，直到如今还是神的主权和人行善的自由意志之间许多争论的根源。奥古斯丁，正如使徒保罗一样，均有戏剧化的重生经历。他自己的经历证明神那不可抗拒拯救世人的大爱，及人对于自己的得救是无能为力做任何的事，只能单单地依靠神无可比拟的恩典。可是，伯拉纠并没有这种经历，所以他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他自己要对他的选择负责任，所以神的恩典并非必要。

　　虽然伯拉纠的教导不无道理，可是基本上是违反了圣经的教训，他缺乏对人本性清楚的认识，自大地认为人有能力藉着选择良善而得救，所以就不需要依靠神。事实上，今日还是有许多人以为，只要尽力为善，自己便可以得救。

用错误防备错误：奥古斯丁和僧侣制度、居普良和宗派

　　有人推崇奥古斯丁是新约时代以来最伟大的基督教教师。对于基督教思想，他无疑具有出众的属灵身量和知识的能力，贡献相当大。然而，因着他的盛名，也促使他的一些错误也大为广传。在历代之中，因着祭司制度（牧师、圣品人员的神职制度）所带来的邪恶以及悲剧，也是归功于奥古斯丁所鼓吹的一种有毒的教义。他认为，藉着有组织的属地教会所行的圣礼，可以带给人救恩。虽然僧侣祭司制度（Sacerdotalism）并非从奥古斯丁开始，其实在他之前，就有许多教师鼓吹这种思想，但奥古斯丁对这种思想的推动是不容置疑的。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看见，早期教会已经开始引进外教的神职人员制度（Clericalism），教会中一些所谓的精英均有一种倾向：自认为他们是特殊人物，蒙神赐给特别的权力。虽然伊格那丢（Ignatius）亲身认识一些使徒，他依然坚持在地方教会中主教或牧师的统治地位，并且施浸或是带领主的桌子（圣餐）均只能在主教（牧师）在场才算有效。这种教导就引致对神职人员以及神职人员所服伺的圣礼会过分看重。

　　在路加所记使徒行传以及第二世纪末期这一段时间，并没有连续可考的记载，可以告诉我们教会是如何发展的。然而到了第二世纪末期，我们看见，当时教会的光景和使徒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有相当多的因素造成见证基督的僵化。我们发现不但有一些独立的基督徒聚会，彼此在灵里和交通中相联系，也有一些教会形成了一个联合的大公教会，他们不但有公认的圣经，他们也有清楚订明的信条。除此当然也有一些异端的聚会存在。少数信徒开始对着日益加增的仪文、以及毫无生命的宗派组织非常失望，我们以后会再提到这一点。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一百年，就有这种如果不属本宗派的基督徒、就遭排斥的观念。

　　对宗派极度坚持的主要人物乃是居普良（Cyprian）。居普良约在主后200年出生，他成长在一个异教徒的环境中，信主没有几年，便被称立为迦太基的主教。在此，我们看到当时已经违背了圣经清楚的教训。虽然迦太基主教一职并不完全符合新约时代的标准，可是也担当了长老的职份和责任。圣经中清楚地说到，长老不能由初入教的信徒担任（提前3:6），很可能他们这样做是受到异教的影响。在居普良的观念中，主教在教会中有极崇高的地位，而神职人员因着圣礼也变成极为重要的了。居普良认为，一位主教的权柄乃是与使徒的权柄一样，他并且主张，在罗马的主教是彼得的继承人。不过他不同意罗马的主教，或是任何一地的主教有权过问其他地方主教之事。对他而言，教会乃是设立在各地的权柄，在这种世代相传的权柄之外，任何人均不可能获得救恩。只有这种正统的教会，才拥有有效的圣礼。既然救恩需要透过圣礼，那么在教会之外当然就没有救恩的可能性。因此，一个人无论他的信仰如何，或是他的品格如何，如果他不属于居普良派的话，他因为与使徒的权柄分离，与教会分离，自然也就与神的恩典分离。而这里所说的教会，当然就是指他们宗派的基督教会。正如居普良所说「凡不属基督教会的人，就不能算是基督徒。」

　　一个半世纪以后，奥古斯丁在批判伯拉纠派的错误时，就引用居普良的话来为他自己的错误辩护。僧侣制度在历代以来一直就很普遍，可以说，这是教会属灵生命最大的毒素。

教会的面貌随着规模的扩大发生改变

　　前一章，我们着重谈论了早期教会某些部份自满的态度，逐渐使教会失去了活力，并且在教会中建立了制度这一情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些改变的事实。

　　虽然从使徒时代结束到第二世纪末，教会的成长和发展并没有太多历史可考，毫无疑问，福音大大地广传了。在主后112年，比西尼亚省的总督普林尼写信给罗马的皇帝图拉真，述说了有关他所治理的省份中，基督教广传时所带来的困扰。他说，「已经有许许多多不同年纪、不同阶层的男男女女被控告（成为基督徒），并且还会有更多人被控告。这种有传染性的迷信不仅是在城市中广传，在乡下和村落中也是如此。」普林尼接着说到，有许多的庙宇都荒废了，加上异教徒献祭之大减，造成献祭牲畜的滞销。当然到了大逼迫的时候，有许多所谓的基督徒又改奉原来的信仰，这就显示出，不是每一个放弃异教形式的人，都是真正获得重生。可是福音到了第二世纪末了的时候，所具有的影响力是勿容置疑的。在比西尼亚省的情形并不独特，小亚西亚以及其他地区也是一样。从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当时一般早期教会，在广传他们信仰上的热忱和劳苦。「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帖前 1:8）。

　　信徒团体无论大小，均是在相同条件下持续着他们的工作和见证。正如他们在第一批使徒们所建立的教会中所看见的一样，在一群被圣灵明显地分别开来、且有印记的长老们的带领下，在圣灵中单纯地依靠主的同工，彼此地交接。令人惋惜的是，这种良好的状况没有持续多久。尽管仍有一些按照圣经忠实的聚会，但是随着教会规模的扩大，教会的面貌也随之改变。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改变是渐进式的，到了第二世纪还是有一些教会保留了使徒时代的样式。

　　我们知道这些改变背后的心态，但是教会这些改变的外在因素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为了方便。一旦教会不再单单是以「基督是主」做为一切的动力，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就起而代之了。他们常常藉提高效率之名改变属灵的事物。如果不是神做主，属灵的方式一定是没有效果的，而属人的方便，也从来不可能在属灵的进步上有什么真正的帮助。

早期教会从长老制变到权威主义的主教制

　　在教会中倾向一个人做管理的首脑，最早从耶路撒冷开始。理论上，一群长老们在治理会众，但在使徒行传中我们似乎看见雅各有了极高的地位。其实最早提到耶路撒冷教会是提到「使徒们」（徒 9:27），或是「使徒们和众弟兄」（徒11:1），但是后来显明雅各居于领袖地位。「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这点从彼得出狱以后所说的话（徒 12:17），以及保罗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徒21:18）中可以证实。讨论割礼之时，雅各似乎也是主要发言人，或者说是主席（徒15:13）。固然在必要的时候，长老们中间是应该有一个代表来发言（众人一同说话是不切实际的），但是雅各后来所居的地位，却远远超过一个代言人的地位。他不仅仅是领袖中的一员，他成了领袖中的领袖。

　　由长老制演变到权威式的领导方式是不难理解的。在人的角度看来，这种演变似乎不可避免。属灵的原则一旦离开了圣灵，失败就不可避免了。当人对着主的依靠减弱之时，长老制就堕落成属人的委员会。十分有趣的是，如果每一个委员都很软弱，那么什么事也定规不了；如果每一个成员都很强，那么没有一个人会让其它的任何一个成员定规什么；如果有几个成员都很强，这个委员会将瓦解成一片的恶言谩骂：如果只有一个强人，其它的成员就会变成「应声虫」，这个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成了「一言堂」。众所周知，除非有强人领导，一个委员会是难于做出什么决定。当成员们认可这个强人的地位之时，委员会也就名存实亡了。

　　十分有趣的是，雅各在耶路撒冷仁慈的统治，并没有形成控制权集中在某一个人手中的局面。主后七十年，可怕的战争摧毁了城市，教会的人也四处逃亡。战后，一些基督徒重返耶路撒冷，重建教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耶路撒冷另一位名叫西门的弟兄，他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中亦获得雅各当年所拥有的权柄。可是他死后，在主后107至135年间，教会再一次又恢复到众长老管理的情形。这就表明早期圣经的原则并未被遗忘。第四世纪的历史学家优西比乌（Eusebius）曾参考一些资料，列举了在那二十八年之间耶路撒冷所有的十三位领袖的名字。他猜测这些人是君主制度下的主教或牧师（在本书中，主教和牧师可通用），因为在他的时代，教会都是由权威主义的主教所统治的。然而，我们如果稍微计算一下就会知道，这十三位领袖连续统治教会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仅担任两年多的主教工作。由此可见在优西比乌的时代，主教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很可能这十三位领袖乃是在那二十八年间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

用众人选举的专制对抗自立为王的专制

　　在早期的教会中，存在着另外一种「自立为首」的危机，而且今天这种危机依然普遍存在。这就是在某些聚会中，有某位能干的弟兄，他自以为他能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得比目前正在负责的弟兄们、甚至任何其他的人都要好。此时若长老们又很弱，这样的弟兄很快就会控制整个局面，若那时没有长老，他会将大半数长老的工作集于一身，而最终走向独断专行的路，甚至驱逐那些不合他心意的人。使徒约翰在他的第三封书信中就提到了这样一个名叫丢特腓的人。

　　丢特腓弟兄性格独特，约翰为他所引起的混乱叹息。丢特腓热衷显著的地位（此类人似乎从来就未想过卓越非凡与臭名昭著有何区别），他自认为自己此别人知道的多，较之使徒更好。当约翰写信给教会之时，丢特腓正是负责人，他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在约翰身上。难道他们未曾听闻有关约翰的事？他们不但自己不接纳约翰，而且对那些要接纳约翰或是约翰所派遣而来的人，采取逐出教会的方式（约翰三书9-11节）。丢特腓采用铁腕治理的政策。

　　这种情形司空见惯。然而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选派、甄选或是让神自己来挑选（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名词）。一种情形是选出一个众人都喜欢的人来主持一个聚会，这种类似君主的主教制度，似乎在教会历史上相当早就开始采用，它的目的是来抵抗那些自立为王的错误。然而，这种由他人选举出来的专制与自立为王的专制，两者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当然，这是议论性的一点。

　　当人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找捷径之时，悲剧就不可避免了，因为属血气的方法总是比属灵的方法便捷得多。属灵秩序的维持是需要不断地对着主的旨意顺服，这也是一个教会可以健康地成长的唯一的道路。以人的方式来对抗某一种形式的错误，最终都会给教会带来属灵的饥馑。

伊格那丢提倡的专制式主教制及其后果

　　最早有关专制式主教（The Monarchical Bishop）的记载是在伊格那丢（Ignatius）的著作中。其实伊格那丢自己也可算是安提阿的主教。主后115年，当他往罗马受死的途中，他写了几封信给各地的人。在信中他强调主教职位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在教会中有一位主教是不可缺的，并且主教应拥有绝对的权柄。唯有他可以主持浸礼以及主的桌子（圣餐）甚至爱宴也需要他在场。伊格那丢这样毫不妥协地一个劲地为主教的地位辩护，可以想像，一定有人强烈反对这种制度。大力提倡主教制度的并非只有他一人，不过在当时这种情况还不普遍。然而到了第二世纪中叶，伊格那丢的提议就被广为接纳了。

　　由众长老带领管理的局面，一直延续至少到伊格那丢殉道那年。不久坡旅甲（Polycarp）写信给在腓立比的会众，他是写给众长老而非给某位主教的。坡旅甲自己做了士每拿的主教，正如伊格那丢是安提阿的主教。他们二人均认识一些使徒。坡旅甲曾受教于约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具有卓越能力的人，他对主献身并且与写圣经的人有接触，竟会对于一个没有圣经依据的职位如此地热衷！他再一次显出当仁不让，为了宣传和辩护真理所进发的热情，很可能会使他堕入采用方便人的手段、而忽略了属天的秩序。坡旅甲这位年长并且受人尊敬的主仆，在主后156年因信仰在士每拿殉道。

　　当然，早期的专制式主教与今日管理大教区的主教并不一样。他与现今的牧师或是教士较相近。否则主教就不可能如同伊格那丢所说的那样，每一次主领圣餐，当年也没有主教的继承问题。甚至于后来主教这种制度流行以后，也没有今日使徒世袭的观念。爱任纽（Irenaeus）在第二世纪末了的著作中，仅仅提到在一个地区众位主教的一脉相承。如今在圣公会或是主教系统的人，以为从使徒开始，就代代相传使徒的所有权柄，这种观念则是在很久以后的教会历史中才形成的。

　　这种专制式的主教制度的建立，很快就在教会中形成了两种阶级的人，并且也产生了其它邪恶。神职人员（Clergy）与平信徒（Laity），这两个阶级的分野在历代都十分明显。神职人员（Clergy）这个字是由希腊文（Kleiron）演化出来的。这个字是彼得在写《彼得前书》之时使用的「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彼前5:3）。这里「所托付」在英文钦定版中译成「产业」。很明显，彼得对着长老们「不可辖制神的产业，或是不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劝勉均是指全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一个用来表示全教会整体合一的字，居然会演变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专指一批在教会中有特权的人，实在是不可思议。

　　毫无疑问，伊格那丢所企盼建立一套坚强的神职系统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主要是担心教会将被当时许多异端所污染。虽然他的动机很好，可惜方法错误，结果反被他反对的势力所利用。

　　希腊哲学迷离的推测，给许多人带来心中的不满，因此很多人转去寻找心灵的平安。我们说过，这是大批外邦敬畏神的人拥入犹太人的教堂的主要原因。在这批人当中，有许多后来成了第一批接受福音的人。其它一些希腊的思想也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因此一些异端或是神秘宗教也随之产生。战后日本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况出现。随着天皇的崩溃，许多幻想亦随之破灭，于是人们就去寻找一些「新宗教」。尽管其中大多是集各类不同宗教于一处的大杂烩，却也给人带来了一些心灵的安慰和平安。希腊的异端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颇受人们的青睐。他们认定，宗教仪式必须藉着一些特别设立的祭司，才能带给人们祝福。

　　对来自异教的影响，只要他们没有离开属天的样式，基督教一向是相当的开放。伊格那丢所热切鼓励的那些事，却出奇地与当时流行的异端奥秘派的口味非常地相似。这也是为什么当那些异教徒们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以致伊格那丢以及他的跟从者所有提倡的牧师制度，就有了不同的意义。正因为这是一群特殊的人物，他们自然就会被人们认为具有特殊的能力，他们所主持的浸礼，以及主的桌子，也就被认为靠着他们的能力而变得特殊。圣灵的能力早已远离，仪式却取代了祂的地位。浸礼居然被认为是神迹式的使人重生的方法。主的桌子、饼和酒也因着牧师主教的能力，奇迹式地变成了主的肉和基督的血，仿佛神职人员具有魔力，他们可以把神圣的恩典分赐给人们。这些迷信皆来自异教的风俗，因为在新约圣经中，从来没有任何暗示说浸礼或是主的桌子，必须由一群圣品阶级的人来主持，更没有任何的教导说这些仪式会与什么神迹有关。

　　腐败从此进入教会。在第二世纪就开始教导藉浸礼重生，不久以后就开始了为婴儿施浸，这些都是圣经里没有教导的。特土良（Tertullian）在主后197年撰文，除了谴责婴儿受浸外，亦同样谴责为死人施浸。这见解是他首先提出的。

神所允许的逼迫维持了早期教会的见证

　　但基督的作为并没有失去，酵一旦进入教会的交通之中，就开始了他内部的工作，直到「全团都发起来」。这样一个腐败的教会从外表看，好像是福音的结果，虽然拒绝住在基督里的生命在不断地增加，神却能保守一些那些不受异教污染的子民，在历世以来维持着见证的火炬。当我们随着这些见证人的脚步，我们就会发现这批见证人，常和有组织的基督教机构相去甚远。神的灵工作的历史并非一般所谓教会历史。所谓的教会历史，通常都不过是一些可悲的冥顽的争执和自私的阴谋。然而圣灵的运动和属地组织的历史，二者又是如此的交织在一起，有时甚至无法分割。

　　在前三个世纪中，虽然教会中也有一股使教会失去生命的暗流，但是因为信徒在那段时间必须承受持续不断的残酷迫害，这种迫害使得那股暗流缓慢下来。主后64年，尼禄皇帝在位之时就开始了首次暴力迫害。那一次的迫害遍及整个帝国，并且这种攻击常常是系统性的。以后的年月里，情况有时十分严重，有时也稍微宽松，这完全是看哪一个皇帝在位。到了第四世纪初期，君士坦丁大帝在位之前，教会仍被认为是非法组织，随时可能遭到极为骇人听闻的残酷刑罚。许多基督徒受酷刑甚至丧命，财产被没收，而且当局曾多次试图彻底销毁圣经。

　　在此，我们不必偏离本题去述说许多信徒受苦的惨痛经历。主后64年，藉着罗马的一场大火灾，尼禄皇帝开始了一场大迫害。当时传说尼禄皇帝自己纵火烧城，后来为了平息民怒，就将基督徒当做替罪羔羊。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尼禄皇帝是否真如传说所言是纵火的罪犯，但是他确实是以凶残出名。他确也不是一位受欢迎的皇帝，但他却能够利用人性的弱点，让罗马的公民藉着恶毒的谎言，进行一场兽性的屠杀。彼得和保罗都在这次的逼迫中殉道。尼禄皇帝至终也在主后68年因罗马议会判他有罪而自尽。

　　正如以前日本的天皇被认为是神明一样，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是被认为具有神性。在历史上许多殉道者也就是因这个缘故而被杀害。没有一个基督徒肯称呼皇帝为「主」，更不肯向他烧香敬拜。所以许多皇帝就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试验：不拜者死。

　　在早期殉道者的行列中，其中有一位闻名遐迩的坡旅甲。他是使徒约翰的门生，后来成了士每拿教会的主教（牧师），并在主后156年殉道。他在信心上的坚持，历世以来成了许多人的挑战。临刑前，他仍有机会可以否认他的信仰而得以保全性命。亚细亚区的议长亲自请求这位神的老仆人向皇帝致敬，劝他只要否认基督，就可得自由。坡旅甲说出了令人难忘的一段话：「我服事祂86年，祂从来未亏待我，我岂能亵渎我的救主和君王呢？」言毕从容就义。坡旅甲的死却使得在亚细亚一带的基督徒，在一段时间里免受迫害。人们看见一个这样圣洁的人因着他的信实而被害，对他均表同情，从而反对如此有组织地屠杀基督徒。教会也就暂时得从恐惧和破坏中稍有喘息。

　　迫害的浪潮恰如潮水般随着时间或是消退或是上涨，但很明显，让步的是罗马帝国而非教会。无论官方的态度如何，一般人对基督徒的生活都有一份向往。虽然基督徒不可以公开地表白他们的信仰，他们持续不变的生活方式，却逐渐地纠正了许多人因听信流言蜚语对基督徒所产生的偏见。当平静的年月开始时，许多人加入教会，实际上基督徒已深入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当下一波迫害开始之时，他们已缺少普通民众，甚至官方人士中对迫害的支持者亦日益减少。当然并不是整个罗马帝国，任何地区的基督徒都有较多的自由。比如在前四个世纪，在巴勒斯坦和埃及一带，一直有着非常残酷的迫害。但是总的看来，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的严重程度日益减少。

　　主后202年，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在位，他降旨严禁人们信奉犹太教或基督教，从此开始了新的一轮迫害。这是罗马政府首次正式以法律形式宣告信靠基督是违法的。在罗马官方心目中，基督教很早就被排除在犹太教以外成为非立案的宗教，所以从法律角度而言，基督教早就被定罪，但是202年的宣告则是使信靠基督本身成为罪行。

　　半世纪的平静以后，德西乌斯（Decius）短期执政之时，教会再一次遭受迫害。因为罗马皇帝北面受哥特（Goths）、东面遭萨珊（Sassanids）的攻击。德西乌斯决定号召全国百姓再一次向国家设立的宗教效忠。他下令全面消灭基督教，全国可以同心向国家设立的神明献心。在这次考验下，一些基督徒退缩了，也有一些基督徒坚定地持守信仰，这是第一次当政府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地方上的恶人没有趁火打劫，甚至有一些异教徒反而帮助一些基督徒逃避迫害。多年来异教徒对基督徒的误解和仇视终于化解，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

　　到了主后303年戴克理先（Diocletian）在位之时，其对基督徒以暴力式的迫害成为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由于基督徒的人数大增，罗马皇帝担心，如果再不处理，以后恐怕无法控制。在这种心态下，罗马皇帝下旨，全面拆毁基督徒聚会的地方，焚毁圣经，逮捕所有的神职人员，凡是不向政府所订的神明效忠的人一律处死。各地对此命令执行的情形并不一致。但是此次不但普通百姓、就连政府官员也开始同情基督徒。到了主后311年，伽列里乌斯（Galerius）皇帝终于下令取消对基督徒的迫害，从此罗马皇帝逼迫基督教的历史宣告结束。罗马政府最终还是失败。

　　在这几个世纪的试炼中，教会的整体标准是什么？有些被基督徒吸引的人士并未真正经历重生，所以当试炼来临之时，这些人便跌倒了。也有些人是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候才跌倒的，可是在整体上，基督徒的见证是未被动摇的。许多基督徒在患难中的持守感化了许多反对者的心。

　　大约在第二世纪中叶，有一个匿名的作者写信给丢格那妥（Diognetius），信中他谈到基督徒社区中的生活。他的话可以算是整个罗马帝国最后对基督徒评价的一个总结。他说：「基督徒展示给我们一个奇妙的生活方式。他们虽然是在自己的故乡，却仿佛是异乡客旅，忍受异乡人一切的难处；任何一个外地，对他们而言却又好像是家乡一般，正如任何一个家乡又好像是外地一样。他们在地度日却是属天的公民。他们遵守地上的法律，同时他们的生活又超越法律。虽然曾受众人责骂，他们仍爱众人。」殉道者的热血浇灌了福音的种子，圣灵的果子成了教会的见证。

世界一直努力把教会从属天拉到属地

　　了解人的本质以及世界的本质，就不可能期望人对神的工作会没有争论。神的孩子和教会，乃是生活在一个持续属灵的争战之中。人始终都想要把神所设立的一切，改变成人所期望的样子。新约的圣经充分地显明，世界一直坚持努力，要把教会属天的层次拉下到属地的境界。

　　远在使徒们尚未完成他们的服事之前，破坏的力量早已在教会内部开始产生影响。圣经忠实的记载，留给我们后世很好的警戒。千里之堤、溃于一穴，微小的错误会将教会属灵的能力消耗殆尽，直到把属天的变成属人的。许多书信都记载了使徒时代众教会的一些困境，他们都是我们的借镜。这些困境都是典型地出于忽略属天的原则。在历史中，这也是导致神的灵所有带下的工作至终败坏衰退的根源。很可惜，新约时代之后，教会生活的发展并未留下可考查的记载。从路加在使徒行传所记述的历史至二世纪末，教会发展的历史显然是失传的。穿过这段不确定的时期，我们发现教会已经和新约圣经的教会，在许多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差异。重大且深远的改变发生在其后的年间，教会向组织化的方向发展，基督教的定型也成了福音生命另谋新的表达方式的主要原因。属灵生命是不能受人为组织框条的诸多限制，这个生命必须挣脱捆绑，以直接自由的方式与神相交，寻到更为丰满的表现。

耶路撒冷教会的教训

　　在圣经中有关耶路撒冷教会发展的记载，她在早期基督教中所占的地位，以及她与福音广传所建立的诸教会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研究的。耶路撒冷教会好像「母会」，其地位极其特殊。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士亲身认识主，自然，他们比那些新成立的教会有更多较成熟的经历。耶路撒冷的弟兄们在一些困难问题上，所提出的建议也受到普通弟兄们的尊重。然而，勿容置疑，我们会发现，神的工作重心，逐渐地由耶路撒冷转移到主要由外邦人组成的安提阿教会上。安提阿教会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推动以保罗为代表的伟大宣教工作，并且在祷告及团契相交中支持主的工作。耶路撒冷教会渐渐地演变成了一个旁观者，当然他们是非常关心福音的快速传播，并且他们也自认为自己应该有权参与此一圣工。然而，在耶路撒冷及犹太以外真理广传的事工上，他们却甚少有属灵的参与。

　　耶路撒冷教会本应对保罗投身于主的大使命中广传福音一事，较其它教会更表关切。然而，耶路撒冷教会似乎对别的事工更有兴趣。为什么一个拥有如此之多特权和潜力的教会，在广传福音事工的重要性，却日渐消失呢？一个简单的推测是：神凭己意的选择很难令人满意。当然，可能还有其它更合理的解释。

　　基督满足了神对以色列人所有的要求。正如我们先前所见，透过以色列人有组织的会堂，福音最初得以传布。许多早期的信徒并不像司提反或是保罗那样，能预见教会和会堂迟早是要完全分离的，他们以为教会不过是犹太社区中出现的一个新派而已。只要他们维持各种条文上的律法，犹太人将或多或少都会接纳他们。我们已经知晓保罗的洞察能力，他深知福音及教会的本质并其所带来的影响，因此，他一直主张应清楚地与犹太教划清界线。然而，我们却发现在耶路撒冷出现相反的倾向：他们一直尝试妥协，从而在耶路撒冷会堂的生活中造成一些矛盾。一方面，他们无法否认神的灵在外邦人中的工作（事实上圣经上已早有预言），另一方面，他们仍无法不守割礼及其他仪文的律法，尽管他们也承认这些并非得救的先决条件。

　　有许多迹象显示，耶路撒冷教会为着保持与犹太社区相容的关系，以至他们的见证逐渐减弱，而且他们属灵的功用也无法持久。当保罗第一次去拜访耶路撒冷的时候，信徒们一但意识到保罗的出现将会使他们陷入困窘时，他们便尽快地将他送到大数去。后来那些从犹大地出去的犹太化教师，去安提阿和加拉太省诸教会中又引起何等大的困惑（徒15:1，加2:12）。其中有一些人带着当时耶路撒冷弟兄们中间最出众的雅各的信，这就造成了一个印象，好像无论他们传讲什么信息，都是耶路撒冷教会长老所支持的。当然，后来耶路撒冷所发出的信澄清了这种误会（徒 15:24）。但是与雅各有关系的传道人，难道是故意地传讲这些错误的教训吗？或者是，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有耶路撒冷的支持，而认为没有割礼就没有救恩呢？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不是真诚地相信他们所传的。

　　在耶路撒冷教会有一小撮，但是却能大嚷大叫、影响力很大的「法利赛人的信徒」（徒 15:5）。正如任何一群极其主观的人一样，他们所造成的声势和印象，常常和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当然，如果他们是对的，这也是件好事；错的，就很不好了）。他们固执地持守各样礼仪条例，并且有相当多的人跟从他们（徒 21:20）。当安提阿的代表来到耶路撒冷，要与教会的长老们谈论有关割礼的事情时，很明显，这群法利赛人的信徒知道代表来的原因，因此他们就提出强制行割礼和守律法上的仪文的要求。显而易见，在使徒和长老们面前，这一派热心律法的人，代表了会众中一部分很强烈的看法（徒15:5-6）。他们已经习惯了提出他们的看法，并且也习惯了人们听从他们的意见。

　　但是，这位如今已经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的雅各，他对此事持何态度？就在不久以前当希律王迫害某些教会的时候（徒 12:1），尽管约翰的兄弟雅各被处死，彼得自己也被送进监牢，但教会的领袖雅各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些事都能取悦犹太人（徒 12:2）。很明显，雅各和他的跟随者在广大的群众中有受人尊重的地位，且超越彼得等人。彼得遵从神给他的异象，要和外邦人调和在一起，这做法便冒犯了犹太人，触动了他们的敏感之处而丧失「民心」。相反，雅各则一直严格持守律法的细节。当然，雅各仍相信福音的根基乃是信靠基督，并且也不会幻想遵守律法仪文乃是救恩的必要条件。然而，他的态度对着那些极端分子就成了一种安抚。虽然他内心不同意他们，但他并未反对。所以就难怪那些去到安提阿和加拉太的教师们，相信他们所教导的乃是受到耶路撒冷会众以及雅各本人的支持。

　　当然雅各本人并不是一个老顽固，他因他的牺牲、恩慈和温和的品德而著称于世。后人称他为「公正的雅各」。从他在处理割礼事情上，可以看出他是十分务实的。不过这些令人羡慕的品格，合在一起反而有他的缺点。他之所以是一个卓越的维持和睦的人，乃是因为他总是能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问题，并且能仁慈地尊重执著双方的意见。当然，他知道遵守割礼和一些仪文并非救恩的必要条件，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那些遵守的人也并非没有得救。如果他们信靠基督，他们也是属于基督的人，何必要与他们为敌呢？雅各的弱点也可能就是他太过注重维持和睦，以致于忽略了正面宣讲福音真理的责任。只有真理才能给人带来真实持久的自由。

　　我们切勿低估这种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妥协所造成的影响力，并且这种妥协本身又是有何等可悲的弱点。他真正的根源，乃是对于基督的目的不够了解。无论圣灵怎样地工作来表明外邦人要同享神的计划，无论耶路撒冷的信徒怎样赞成这种理论，在他们心中，始终无法除去基督是特别为了犹太人的看法。如果外邦人想要得着基督救赎工作的好处，就一定要先改奉犹太教以获得这种特权。当然类似的态度在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一些传统的信念甚至迷信，无论是多么的不合理，却一直存在。在世界上有一些地方，有许多关于饮食的迷信，他们认为有一些时节不宜吃某类食物，或是不能和另一类食物一同进食否则会患病。如果你企图除去这种无基础的迷信，你就会发现有多困难。无论一个人是多么地有智慧，无论你给他的解释是多么地合理，可是他还是会认为他的传统观念有道理。耶路撒冷教会不能体会基督工作的范围，所以他们虽然接纳外邦人世界的教会是属神的看法，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一些不同的标准。有人会说，如果神没有把祂工作的中心从耶路撒冷转移到安提阿的话，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其实就是雅各带领下的传统派，只限于犹太教的一分支而已。经司提反、巴拿巴和保罗他们的异象及服事，才把传统派试图让耶路撒冷当做众教会的中心改变过来，教会才有自由，圣灵也才可以自由地在其中工作。

　　从彼得和保罗他们俩人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派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势力，而不幸的是，这股势力十分顽强。神用一种使人相当惊讶的方式向彼得启示，外邦人与犹太人是同为福音的后嗣。彼得这位正统的遵守律法的犹太人，一开始对着这异象还想反抗，后来就顺服了神的话。当他向着耶路撒冷的弟兄们述说他的经历时，他们也无法不接纳神所说的，并「把荣耀归给神」（徒11:l-18）。但是后来在安提阿，这位坚强的彼得，却因着从犹大地来的犹太化教师们的压力，而放弃了他的立场。在那些教师来到以前，他能够自由地与外邦信徒交往，并一同进食，但是后来他就与外邦信徒分开，只和犹太人进食。事实上，围绕着彼得，一个小型犹太宗派正在形成，甚至巴拿巴也被引入歧途。实在是令人惊讶，像彼得这样一个老练的信徒，居然会被一些算不了什么的小弟兄，就引离了神显明给他的启示！当然这些小弟兄是雅各的人，而在彼得的眼中，耶路撒冷教会还是有着超越的地位和权柄。

　　保罗毫不保留地责备彼得。虽然彼得与耶路撒冷教会有着紧密的关系，也具有超越的权力，但保罗并未因此被吓倒。无论使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彼得的所作所为都不能解释为合理的。事实上他所做的客观上否认了福音（加2:11-17）。彼得似乎也能够接纳这样的提醒，以后再也没有这样不合宜的姑息迁就。

　　然而保罗自己也受到试炼。就是在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之时，他和众教会所选派的弟兄们，一同把周济贫穷会众的款项带去耶路撒冷。有人劝告保罗不要违背犹太教的规矩，因为他在外邦人中间的服事已经引起犹太人对他的反感。

　　保罗以及同行之人受到非常仁慈的招待。翌日他们就和长老们一同交通，保罗因圣灵所成就的工作大为感动，便述说了神藉着他在外邦人中的服事和显明祂的作为。长老们说：「真是太好了，赞美主！弟兄，请看！在耶路撒冷有成千上万的弟兄们为律法热心。」长老们也告诉他，因为一些关于他的流言蜚语所引起众人的反感。「你为何不藉此表明给众人看，你和其他犹太人是一样的呢？」刚好也有一个好机会，有四位耶路撒冷的弟兄曾许愿短期做拿细耳人，正要去殿里还愿，保罗可以和他们一同去参加洁净之礼，藉此向心系传统的教会，以及希伯来的大众，表明他并未放弃他原先的忠贞。保罗同意了这样的计划。他应该这样做吗？如果他这样做是对的，为什么神却不尊重这一步路呢？因为这次计划是完全地失败了；非但没有减少大家的怀疑，反倒引起了大骚动（徒21:17-32）。

　　一般写传记的人都是隐恶扬善的，但是圣经却是完全忠实地把人的真相表明出来。使徒们的优点和失败也一同忠实地记录下来。保罗此次耶路撒冷之行，他是犯了错误。当然人都有后知之明，但是保罗这次的错误却是成了后人的前车之鉴。我们可以同情他当时左右为难的情形。在耶路撒冷，他来到曾经责难他的信徒们中间，如今有机会能减少一些嫌恶。他自己身为犹太人，又热爱他们，他怎能不略为示意，不但为自己，更可能为主赢取一些好感呢？当时长老们所言合理，他们对此深为关注，态度又和善，谁能抵抗雅各呢？他能熔化石心，而保罗却不是铁石心肠的人，难怪保罗在此会妥协。

　　从保罗和彼得的经历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耶路撒冷的教会为了与犹太人和好，以致模糊了教会乃是属天子民的集合，与天然的族类无关的异象。没错，在为了割礼一事的讨论上，导致的结论是相当合理的（徒15:23-29；21:25）。他们承认外邦人无须履行犹太人的仪文规条，然而在清楚地宣告对于基督信心的果效的同时，我们却看见耶路撒冷会众，每日生活中所显出的矛盾。事实上他们也不接纳，唯一能把在基督里的人联合在一起的就是圣灵所赐的新生命这个重要观点。我们能否称耶路撒冷的教会是第一个基督教的宗派呢？他们在属灵的生活上添加了一些礼仪的规条。

　　其次，彼得的经历，尤其表明这样一种几乎不自觉地把耶路撒冷看做一个中心，不再是健康属灵的关系，更是一种奉承卑屈的心态。彼得如此看重耶路撒冷，以致于他违背了自己的良心，以及神所给他清楚的异象。如果以彼得的成熟老练都会丧失属灵的准确判断，而不能胜过属地错误的忠贞，我们又能期望其他普通的信徒如何呢？主所设立的标准是不同的。一群信徒无论人数怎样少，无论是在哪里聚会，都是主圣灵的居所。只要他们顺服主，就必知道王的心思，「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 18:20）。我们主这个应许是信实的。例如在安提阿，当弟兄们事奉主的时候（徒 13:2），主的旨意就清楚地向他们显明。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毫无疑问，耶路撒冷教会自认为他们在其他教会上有权柄。当彼得和保罗为了他们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服事，行右手相交之礼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弟兄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他们要记念穷人，当然这里所说的穷人就是我们前文中所提到的耶路撒冷会众中长期在贫穷里的人（加2:7-10）。保罗说，这正是他心中的负担。我们知道保罗后来一直忠于这一个负担。不过我们怀疑保罗和耶路撒冷弟兄们对于记念穷人的认识是否一致。对保罗而言，这乃是一个属灵的责任，是在所有信徒中间有爱，交通和关怀的表征。但是对耶路撒冷弟兄们而言，几乎可以断言，他们认为这正如四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对圣殿有义务奉献一样，他们也有权接受其他教会的奉献。

　　我们也对这些在安提阿和加拉太一带，掀起大风波的犹太教师们所持的态度有疑问。他们是否认为因为他们来自耶路撒冷，所以他们的信息就特别有份量？我们知道他们越过从耶路撒冷信上所写的有关割礼的教训，但单靠此点并不足以解释他们的教导所带来的困难。我们必须记得耶路撒冷的长老虽然不同意他们的教义，但是他们依然与这些得雅各授权派遣的教师来往（徒15:24；加2:12）。唯一可以完全满足其间情况的解释，就是这些耶路撒冷的教师带着权柄和高人一等的感觉出去。这种感觉当然不是属灵的感觉，乃是属律法的感觉，因为在他们心中，耶路撒冷是一切的中心。这样的倾向在当时并未继续广传，那是因为安提阿教会的能力。事实上，神已经把工作的中心从耶路撒冷转至安提阿。

　　若要猜测耶路撒冷，在那时如果能成功地驾驭着其它教会生命发展的权威，将会发生甚么事情，是没有意义的。但不难发现耶路撒冷强烈遵行律法的态度，而缺乏一份对外邦人真实由衷的接纳，将会产生甚么困难。虽然雅各和长老们致安提阿及其它教会的信，是可堪赞赏及再确认的。但耶路撒冷教会必须有更实际的行动来支持他们信上所写的立场。这样才有可能；使那些以耶路撒冷为马首是胆的众教会中，产生长久的影响力；否则耶路撒冷教会自相矛盾的作法，差不多（无可避免地）深化基督教群体的差异，且最终形成广泛的分裂。

　　总结我们的观察：为何神用安提阿取代耶路撒冷，成为使徒时代伟大宣教工作的中心，这里，有三点对教会生命构成危机以及使属灵工作受阻的原因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一、在实际上拒绝承认灵里的生命乃是团契相交唯一且不可或缺的基础。属灵的生命也绝不仅仅是承认基督，必须包括因承认所带下的属天的改变。圣洁的生活与属灵的生命不可分割；在日常生活中荣耀基督，与公开承认并且顺服他也是相联的，除此之外，对相交条件再不应该有别的要求了。

　　二、人类所有的天性的倾向，皆以人而非以神为中心。很难过份强调相交在教会生活中的重要。重生基本上就是进入一个相交的生命。神定规要藉着在教会里，彼此依赖的相交，来明白神的心意。相交的目的是使我们能看见神的手，并且使我们更多地依靠神。当教会不再依靠神自己、反倒依靠神的恩赐，相交也就落到依赖人或是英雄崇拜而成了网罗。

　　三、中央集权的倾向。这会导致抵挡基督的主权的行使。只有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祂乃是藉着圣灵活泼的与祂的百姓同在。唯独基督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神授予教会权柄，在世界上来代表神，但是任何一个或是一群人，都无权向着教会代表神，因为基督亲自居住在教会之中。正是由于大公教会的权柄，会使人不再直接依靠神，它会使属灵的生命无法健康地成长，而且会使人对属灵真理产生机械式的态度，以致将信心缩小成只遵守的仪文。

　　观察教会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三方面的倾向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当神的灵在祂工作中受到人所加的限制之时，就转移到一个更自由的地方去启示基督更丰满的目的。

哥林多教会的教训

　　若我们再简短地看一下新约时代另外两个教会所遭遇的困难，我们就能更清楚撒旦所使用的阴谋手段，来削弱教会见证的活力。除了耶路撒冷教会以外，圣经中对在哥林多以及以弗所的教会的记载远远超过其它教会。我们不但有保罗写给这个教会的三封书信，我们还有神的灵传递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息，它记录在启示录第二章中。

　　哥林多的教会遭到不道德和意见纷争的侵入。哥林多人的头脑大都用在生意上（当他们不是沉迷在肉体的放纵里的时候）。这个城市与附近理智派的雅典是死对头，许多居民都是半个哲学家。无疑这种环境，是教会中为许多鸡毛蒜皮之事争执的根源。但是这些现象，不过是一种更基本的罪恶的症状而已。哥林多人装作哲学家，来提高自我的重要地位，以至于事实上否认基督是主。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写给他们的第一封信中，并不是痛斥他们的愚昧，乃是藉着高举基督，盼望藉此能使他们为自己的可怜和无知感到羞愧，不再注目于泥沼而能看见神的荣耀。保罗在头十节中至少有六次称呼基督为主。保罗问候的书信在神的手中用于重建哥林多人的观念，恢复他们对主最初的爱心。他们的教训告诉我们：即使是专心于真理的本身，如果在教会中使得我们不再着重基督是主，那么我们就可能成为神子民中，潜在破坏祂旨意的人。

以弗所教会的教训

　　以弗所教会的功课在本质上也是一样的。保罗在他的信中称呼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一个简单的称呼就显示出教会的本质和目的，乃在于他们是对主谦卑的人。以弗所教会在属灵的成长和成熟上是极为卓越的。在启示录中，主称赞他们劳碌、忍耐且有分辨能力。纵然如此，如果少了对基督忠诚的心，就会使得这个教会对神无益。他们所深知的真理，可能会导致骄傲和自满，他们劳苦的能力很可能出自肉体，否认了主真正作头的地位，拦阻了圣灵的流通，甚至会使教会遭到神的弃绝。

　　骄傲或是自满，乃是否认神应有的地位的一种基本罪恶。在不同的外表上看来，或许是可称赞的，例如：藉着属人的组织来维持教会的功用，保护他免于错误；依靠某人或是人的阶层；乔装的谦卑和相交；对某个真理执著并要求每一个人都接受这个真理，否则就不能进行相交。所有这一切都是否认了基督是主，把祂从祂子民中应有的宝座上赶下来，这些是在历代中皆成了极大的属灵争战。多少时候，仇敌似乎已经成功，人仿佛已经得胜。但当基督是主，这样的麦子埋在地里好像已经死去，圣灵却又能神奇地使他发芽成长，带来更丰盛的收获。

圣经没有给教会治理留下死板的制度

　　早期教会采用何种形式来治理呢？圣经在此事上是否有清楚的交代？新约圣经的确为使徒时代各地会众订有一些生活秩序的原则。正如我们已经提及，这些基本的规则，很多是由犹太人会堂的规矩推演出来的。会堂和教会中最重要的职份就是长老。对于长老的人选，他们行事为人的标准，有着十分严格而清楚写明的规矩。可是对于推选长老的细则和他们在聚会中的权责，则没有记载。这正是神的智慧：不留下任何死板的程序。教会不是靠组织而成立的，乃是靠圣灵工作而产生；教会不是机械式的巧妙设计，乃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教会的生命就是依靠每一个肢体的自动及自发，而这正是死板制度所反对的。

早期教会的长老

　　在新约圣经中，监督（Episkopos）和长老（Presbuteros）这两个希腊字是指着同一个职份，而且可以互相交替使用。比如在米利都，保罗请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劝勉他们并称他们为圣灵所立照管羊群的监督（徒20:17；28）。当保罗写信给提多的时候，告诉他要在革哩底各城设立长老，他们的特质就是适合作监督的人（多1:5-7）。

　　保罗在提摩太和提多书信中，列举了这些资格。长老必须是只有一个妻子的丈夫；一个关心别人好处而不是追求个人的地位或利益的人；一个有着稳重及无可指责品格的人；一个把基督徒标准彰显在有好的规矩，善于管教，有纪律，其家庭又是敬畏神的人；一个成熟、有属灵经历，既能关怀又会教导主子民的弟兄（提前3:1-7；多1:6-9）。在长老资格中「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时被解释为早期教会中有一些人若有多妻，就不可以担任有权柄的地位。不过，保罗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同一封书信中，当他讲到在当时教会中有关寡妇登册之事时，使用了相同的字眼，他明说「只作一个丈夫的妇人」。没有人会真正相信早期教会中的姊妹会有多个丈夫，虽然保罗所接触到的社会有少许地方有多妻制，但是在希腊罗马的世界中，多夫制是罕见的。一个在信主以前娶了两个妻子的人，在信靠基督以后，如果没有把这些问题解决，当然是不准许在聚会中担任长老之职。可是，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可能有更广的应用范围。保罗在此乃是禁止任何一个再婚，并且前妻仍然存活的人在教会中负责。在保罗的时代，外邦人中道德的败坏风气泛滥成灾，婚约好像没有任何持久的责任。

　　另外，一个有关长老的重要条件，就是这个弟兄必须有一个凡事端庄顺服的家庭，而且他能够好好地照管自己的家庭。保罗对于今日常被忽略的事实，做了一个很合理的说法：「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提前 3:5）一个人的家是基督生命彰显的地方，如果他不认知这重要的责任，不能按着神的标准来管理他的家，我们只能承认他最多只能算是对属灵事物的新手，自然他就不够资格担任长老。

　　认为设立长老是使徒的特权是没有圣经根据的。新约中，设立长老的记载均不足以成为以后世代设立长老的模式。圣经只有一次对由使徒们设立长老的详细记载，那就是当保罗和巴拿巴由特庇回程在路司得、以哥念和安提阿这几个城中所行的。当时保罗和巴拿巴均以传福音的角色服事（徒4:20-23）。许多年以后，保罗写信给提多，要他在革哩底的「各城设立长老」（多1:5），保罗这吩咐是对是错，还是很有争论性的问题。因为在教会历史中，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是否确实执行了这一个吩咐。我们对于在革哩底的众教会一无所知。事实上，到底有没有教会的成立也是疑问，即使有一些聚会，也没有任何的发展。圣经中对于在耶路撒冷、以弗所和腓立比教会的众长老如何产生并没有一点暗示，倒是在哥林多和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中，长老们是被众人所认出而非经过正式设立的（林前16:15-16；帖前5:12-14）。

　　圣经强调长老们乃是被圣灵所设立（徒20:17，28），他们的生活和行为，被全会众中属灵的人公认是神圣选择的记号。把选择直接归给按着圣经的标准由圣灵来定规，一方面可避免一些自命属灵的人占有权柄，另一方面也可免得神的工作堕入属人的判断。

早期教会的执事

　　保罗在写给腓立比的书信中说：「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腓1:1）这一节圣经和使徒行传第六章所提在耶路撒冷分别设立执事的事情，是圣经中清楚提出，在这两个早期教会中有执事的职份。执事这个职份的目的，可以从耶路撒冷所设立的执事们所负的责任上看出一点眉目。主要还是以执行教会中一般日常事务性的工作，比如周济教会中一些圣徒生活上的需要。

　　虽然无法确定是否所有的教会都设有执事，不过，执事却不像长老在教会那样属于永久性的职份。保罗和巴拿巴在路司得、以哥念和比西底的安提阿设立长老的时候就没有另提设立执事，甚至在保罗写给提多的书信上，关于在革哩底建立教会秩序，也没有提到执事。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执事是为了一个特定的需要而设立的。所以只要有需要存在，那么执事也就继续存在。圣经肯定地表明，为着教会的需要，所有的职份不一定是永久性的。因此，执事的职份是视需要拟定的，而不是教会秩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更不是单单由一个人来应付各样不同的需要，而应当是根据各人所得的恩赐，各尽其责。在耶路撒冷教会早期历史中，主要的问题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所设立的执事们，也就都是说希利尼话的人。他们明显是最合适处理那个问题的一批人。因此，也就遵循人尽其才的原则设立他们为执事。如果要说这些执事乃是全耶路撒冷教会永久性的职份，那便十分牵强。如果执事事实上是教会永久性秩序的一部分，那么，至少就应该有几位是说希伯来语的人担任才合理。因为在当时耶路撒冷信徒中，说希伯来语的弟兄是占大多数，而且较说希利尼语的信徒更有势力（参考徒6:3-6）。在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找不到一个有恩赐的弟兄来代表说希伯来语的众人。

　　值得注意的是执事资格的要求。除了在「善于教导」这点外，在他们各人的生活和对神的虔诚各方面等，没有一点此长老的资格宽松。这绝不是因为他们是在属灵较低的阶层，所以就托付他们较多世俗的事务，更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负担较高的职责。他们乃是一批「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徒 6:3）。而且他们中间至少有两位是非常卓越的教师，就是司提反和腓利。在早期教会中，在每一项服事神的事上，都要求服事的人是向神完全降服的人。

早期教会的洗礼

　　在新约时代的教会中，一个信徒公开的标记就是受浸。路加告诉我们：「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徒 2:41）每个信徒在受洗之前，似乎只需要公开并简单地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在腓利给埃提阿伯的太监施浸以前，太监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徒 8:37）。不错，这节圣经在一些版本中被省略了。但是这却是对着真实发生经过的一个非常可信的描述。其它相似的记载如：有关亚拿尼亚给保罗施浸以前也说「求告祂的名受洗」（徒 22:16）。

　　当然，并不是这个宣告中所用的几个字有什么重要，宝贵的乃在这个宣告背后真实的经历。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从开始就提到对犹太人，和信奉犹太教的人而言，信靠主名，绝不是顺口说说，或是一些仪式上的重复而已。他们因着旧约圣经的启示，对神的信靠，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这样的信，要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的生活中明显地证明出来，是一样的重要。以一个持续属灵的生活，来见证受浸在今日也应当是不可缺少的。毫无疑问，使徒们也会犯错，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中所记载西门的事就是一个例子。腓利很明显是被西门欺骗而给他施洗，然而，像这样的少数例外，更证明信而受洗的原则。腓利突然蒙召到旷野去（徒 8:26），是否有可能也是神对他在撒玛利亚末期服事不够明智的一种管教？是否神在说「腓利你还是暂时离开一阵子，我会在别处用着你」？

　　我们的主给祂门徒的大使命中，对跟随祂的人有清楚的要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太 28:19）大使命的目的，当然不是单纯地述说受浸的方程式（虽然现在施浸也是引用这节经文）。我们主的话不仅是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中敬畏神的人，而是包括了万民，就是那些从来没有接触到神圣启示的异教世界，他们也是必须增扩到那些以耶稣基督为主的犹太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中。当一个人藉着神的恩典，经历到内心改变时，就会认识父神乃是世界的创造和管理者，并且知道藉着道成肉身向人显明祂大爱的那位基督。这就是基督所教导他们的。他们将会认识子是完全地表彰父神，使人因信能藉着神所成就的工作，得与神和好。他们也将认识圣灵，就是透过他在每天生活中，将神的标准应用出来的那一位；就是赐给他们恩典和能力，得以活出神儿女应有的生活的那一位；并且透过祂启示神的旨意，彰显神同在于他们中间的那一位。

　　我们在此并非主要关切浸礼的方式，而是在第二世纪初教会中，一份有关主教导他十二个门徒的记载的文件，就是《十二使徒遗训 Didache》，给我们看到早期教会对浸礼的强调。关于浸礼，他是这样说：「要在流动的河水中给人施浸使他们归入父、子、和圣灵的名下。如果找下到流动的河水，就是在其它水中也可以，最好是冷水；不过如果无法在冷水中施浸，那就用温水；如果实在找不到施浸的地方，那么就用水浇在他们头上三次，使他们归入父、子和圣灵的名下」。由此可见，浸礼见证的意义远比形式重要得多。

　　在此需要确认，圣经基本上是原则的指南。就此意义而言，也是无误的实行指南。但是圣经绝对不是一张列表的先例，要求人机械而盲目地顺从。只有当我们对于圣经中，所记载的任何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有完全的了解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完全了解此事的应用及意义。否则我们很可能误入歧途。确实在使徒行传中，人一相信立刻就受浸。但是，今日当人们机械式地悔改、承认信仰，甚至可以正确地回答有关重生的问题时，如果在每日生活上却显不出任何的改变，就急促施浸，并不能用圣经的例子来支持这样的做法。这与圣经中的例子不能相提并论。

　　在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第一批受浸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已经提到，他们乃是生来的犹太人，或是有着属灵饥渴的外邦人。这样的外邦人跟犹太人的会堂有关联，他们都持有犹太人的观点，和对弥赛亚的盼望。他们乃是一批神奇妙预备好接受福音启示的人，藉着接受基督就是弥赛亚，也是主，他们就得以成全了他们多日的盼望，并且他们平日敬畏神的生活，一直是他们的见证。如果我们要把这些早期犹太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的得救经历，跟今日一般人得救的经历相提并论的话，我们就有可能误解浸礼本身的重大意义。事实上，当腓利给行法术的西门施浸的时候，就犯了这样的错误，甚至在他们接受基督以前，他们就是属神的子民。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启示，多于进入一个新生命中。今日，许多得救的经历，人们乃是从拒绝基督的工作、转变到接受基督的工作。他们最重要的乃是进入一个新生命，至于新的启示不过是其中的一部份，证明这种经历的实际，乃是持续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只有心里忠诚地向着基督而发出生命的光辉，浸礼的见证才有真正的意义。

早期教会的擘饼

　　教会生活的第二个表征的仪式——擘饼，这是我们主自己所设立的（路22:19-22）。简单地在一起领用饼和酒，对门徒而言，是一个他们藉着信靠基督，得以进入新约的记号。因与祂有了关系，不但带来神圣生命的倾入而得以与神联合，并且因着领受天上的生命，得以胜过那使神和人、人与人分离的罪恶，联合在教会中，成为一体。当门徒们参与这个简单的仪式，他们是要见证吃喝享受主，并且藉着恩惠的神迹，在一个神圣的大家庭中，彼此有共同的交通（约6:48-51，林前10:16-17）。

　　靠主的名受浸和擘饼，是信徒们在外表的两个特征。虽然在早期五旬节圣灵浇灌以后，基督的门徒自认为是犹太人中的一支，而且也被认可；但他们却开始在各人家中聚会擘饼（徒 2:46），而门徒们很可能已经在每周的第一日聚集纪念主。当保罗去特罗亚的时候，路加告诉我们「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讲到半夜」（徒 20:7），虽然没有明说，这节圣经却显示在每周主日，弟兄们按照此一方式聚会。

　　在以后的岁月中，受浸和擘饼的意义就一直是许多争论的中心。此事实是有其重要性。以后的世代，在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中间，他们对这两件表征性的事所持的态度，成了一个显著标准的衡量尺度，可以表明他们内在生命的属灵品质。不管他们的信心不过是一些迷信的形式主义，或者是相信遵守礼仪的功效，还是有那忍耐、永恒的品质，得以看见那位看不见的主。

教会对圣经的态度

　　早期教会对神圣的圣经是抱什么态度呢？他们在需要带领的事情上，最高的权威又是什么呢？当然，他们紧守着圣经中旧约的部份，他们引用经节来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就连基督自己，虽然拥有不次于旧约圣经的权威，在每一件事情上，均是高举圣经为最高的上诉法庭，并且宣告祂就是来自成全所有圣经的那一位。所以早期教会有一切的理由，满有信心地相信，他们乃是旧约圣经真正的后嗣，并接纳旧约乃是神的话。

　　基督的最初跟随者，他们把主所说的话加在旧约圣经之上：毕竟基督来，并不是仅仅作为神的发言人，而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译注：道在原文是神的话），然后就是使徒们所说的话。主看为合宜，就将祂的权柄委派给祂门徒中的一些人，让他们凭此授权奉祂的名代理说话并行事。早期教会也就接纳使徒们的话语，当作神的带领。不过，这并不是没有挑战的（保罗就必须不只一次，为着他使徒的职份辩护）。但是一般而言，对使徒权柄的认知是相当的清楚。这类灵感所发的话语，都包括在使徒和先知这两类恩赐之中。在安提阿的教会中，对巴拿巴和保罗出去的引导，部份是来自先知的职事。早期，在同一教会中，藉着一个名叫亚迦布的先知，巴拿巴和保罗得引领前往犹太去，帮助那些遭受大饥荒的弟兄们（徒11:27-30）。后来，我们又看见亚迦布预言保罗将要在耶路撒冷受逼迫（徒21:10-12）。

　　使徒们偶尔也在有需要的时候，将他们的信息藉着书信，传给一些信徒的团体或是个人。有些书信就蒙保留下来，如保罗的十三封书信，无名氏所写的希伯来书，以及彼得、雅各、约翰和犹大所写的一般书信。随着这批曾经亲眼目睹我们主的生活，受死以及复活的人逐渐离世，需要对这一切的事情能够有一个永久性的记录，是不可避免的。最后，我们今日所看到的四福音，在当时的众教会中传阅，并且被众教会所接纳。路加把他的记载，延伸到我们称为使徒行传的历史中。最后，又有了约翰的启示录。实际上，几乎每一卷书都曾经有许多类似的赝品，然而在时间的潮流中，圣灵却把我们现在新约圣经的二十七卷书，神圣地在基督徒中建立起来。所以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订定圣经的正典并非什么大公会任意决定的。远在任何所谓的官方宣告以前，这六十六卷书早已被众教会所接纳。最后，在397年迦太基公会（Council of Carthage）对这件事所谓的定规，不过是确定一个在当时已经成立的事实。

　　教会和圣经是一同发展的。教会至终认知所写下的启示真理，乃是它的完全基础。圣经乃是神话语的发表，曾经一度由基督的嘴唇来述说，后来也藉着使徒来讲述。新约圣经包含了使徒职事的延续，以及在基督的启示之中，托付给保罗有关教会的奥秘（林前1:24-25）。以后也有一些特殊的人，被称为有使徒或是先知的职事，那不过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在圣经成形和普遍被接纳的过渡时期中，确实需要有一些特殊的职事。但当圣经完成以后，这些特殊的使徒或是先知的职事就变成重复，正如在旧约时代的献祭仪式，在基督成全之后也就必须消失一样。正如林前第十三章十节所说：「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这个原则总是不变的。如今使徒和先知的功能仍然存在，不过，他们不再具体表现在人们的身上，乃是在圣经里面。

早期基督徒的行为标准

　　圣经中所启示基督的福音，其意义不单是除去一个人的罪，更是藉着圣灵的能力，拥有一个属天的生命。这个生命的道德要求，在任何一方面均远超过他人的标准。这种标准，在早期教会中，是谆谆教诲并且严格地保持，保罗在给哥林多人的书信中，就曾对有愧于基督徒的行为加以处理。如果背离了这种行为上的高标准，就是否认了福音，将导致从会众中被隔离的管教。只有经过明显品行上的改变，所证实的悔改才能恢复交通。

　　基督徒中间行为的标准，甚至在一些未被丑闻贩子所误导的异教徒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罗马当局迫害基督徒的期间，有些官员不知道如何处置这些被控告，却找不出控告他们的证据的基督徒。从理论上而言，罗马当局的控告，包括了基督徒参与犯罪的行为，他们拒绝对皇帝表示尊重，并且加入被认为是叛乱的宗教仪式。当然有一些匪类因为基督徒和他们不同，就恨恶基督徒，并且造谣说基督徒是近亲相好、或是仪式化的食人族。这造成官方左右为难，一方面说基督徒的信仰是叛国的罪行，另一方面在基督徒的信仰中，又找不出任何违反法律的地方。官方是否应该假设，除非一个基督徒，肯藉着一些规定的仪式向权柄表示忠贞，同时也就是否认了他原有的信仰，否则他就被认定是有罪的呢？可是，在这广传的基督教中，有这样的要求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当未取得任何实质非法行为的证据以前，就宣判被告有罪，这在任何一个诚恳关心当局公正的官员心中，必定极为困窘。

　　这种为难的心态，和基督徒所表现卓越品德的标准，在罗马皇帝图拉真和比西尼亚省（Bithynia）的总督普林尼之间，于主后112年的通信中表露无遗。普林尼为着如何处置基督徒的问题询问皇帝的意见，他问道：「只因着承认这个名称就应该遭受刑罚，或是因着有这个名称（基督徒）而犯的罪行应该受罚？」他接着就提到他所收到的一封匿名信，在其上列举了许多的人名。经过审问这些人后，他发现其中有许多人，在多年前就否认了基督教信仰。然而极为有趣的是，有关他们对已经否认的信仰的记载：「但是这些人承认，如果他们有任何的错误，那不过就是他们在固定的一天，当天还没有亮之前聚集。念一些交互轮唱的诗歌，称基督是神，并且一同起誓不犯任何罪行，并且远避任何形式的偷窃，掠夺或是淫乱的行为，不破坏信心或是应该尊重的信任，然后他们各自回家，晚上他们再度相聚共进晚餐，而且他们所食用的也不过是一些平常的食物。」图拉真在给普林尼的答复中说：「实在没有一套固定的形式可以设立来处理他们，也不必将他们驱除……在你面前的匿名信大可不必在意。不管怎么说，这将是一个很糟的前例，在当今的时代没甚价值。」简单地说，基督徒之所以造成这些困扰，绝非他们的罪行，乃是他们良善的品德。

早期众教会的彼此独立和彼此相交

　　早期众教会虽然因基督徒团契而紧密团结，但是与任何形式的政府组织却无瓜葛。虽然没有一个教会比另一个教会更重要，但是一些存在较久，且在信心根基上较稳固的教会，很自然地就在其它教会有需要时，成了支援以及属灵建议的来源。在使徒行传中，传福音的模式，乃是先以战略性中心作为传福音的据点，然后再由据点向其四围发展。神藉着在一个地区来带动真理传播的教会，很自然就对祂所带出的初生教会，有着如同父母一般的关怀。相对地，也由较弱小的团体中接受应得的属灵上的尊重。不过，这绝对不是说一个教会就可以有主权操控另外一个教会。这只是单单地在圣灵发展各样关系中，同时有的团契关怀的一种表现而已。

　　我们读到最早谘询建议，是当安提阿教会打发代表，到耶路撒冷会晤使徒及长老们，商谈有关一些犹太教师所坚持外邦人信主以后，必须经由割礼才能得救这一件事情（徒15:1-35）。在路加的记载中，很明显，这个问题在安提阿引起相当的困惑。弟兄们单纯地期盼能获得一些较成熟的忠告，他们也希望求证，这些来访的教师所宣称的教导，是否拥有在耶路撒冷使徒们的授权（徒15:1，24）。这里看不出有任何迹象，就是他们会期盼由耶路撒冷发出什么权威性的宣告，然后就任意要求被当做是神圣的律法。如果耶路撒冷的教会觉得他们的地位该在教义上作专断，可以肯定他们早就尝试在像割礼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虽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遵守犹太人这一个惯例，但在安提阿的信徒却不行割礼。可是当这件事在耶路撒冷长老们面前提出来时，而引致长时间连续的讨论，就显出他们以前未曾尝试寻找圣灵的心意。在此之前，没有对此问题做一深入之探讨，是因为在他们中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也没有为了要为别人立法而来探讨这个问题。

　　然而由耶路撒冷所发的信，毫无疑问是带着权威的味道。特别在那一个时期，这如果是使徒的宣告，使徒们所具有的地位使这种宣告变得合宜。可是，当这个割礼的问题发生的时候，安提阿的教会有使徒保罗在那里，他无疑地知道圣灵对这个问题的心意。这封信当然不是使徒的宣告，他乃是由耶路撒冷的教会（徒15:23）写给并传阅在安提阿，叙利亚和亚西利亚弟兄们的一封信，这信带着期待他们顺服的建议。当然这些本身是好的建议，他们也就服从这些建议。整个事件显示出耶路撒冷的教会，并不以为自己是在其它众教会之上的权威，然而当其它教会来谘商而给出建议时，是有要求不问因由的顺服那种味道。当然，如果任何建议都要求永远无异议地顺服，那建议就变成了命令。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即使在后来的教会历史中，当专制的主教制度建立了以后，各地的聚会依然保持其独立性。各教会可以随意在各项事情上谘询其它教会的意见，但是没有公认的规定说一个教会的宣告，就可以控制其它教会。也有不少人尝试要把他们自己在某一事情上的判断，加在所有的教会上。这种尝试更证明众教会并不承认，有任何一个主教或是母会是神的代言人。举一个在使徒后时代的例子便就够了：主后231年，俄利根（Origen）这位历代以来极有恩赐和属灵心思的教师，因着被亚历山大的主教底米丢（Demetrius）所嫉妒而遭逐出教会。底米丢寻求整个基督教世界来认可他的这个行动，期盼藉此削减俄利根的影响力。但是大部份教会都拒绝给他所期盼的支持。俄利根继续赢得他所教导的人们的尊敬，一直到主后254年他逝世为止。

　　在早期教会的历史中，信徒们有许多的机会彼此服事。从一开始就发展出一种互相有责任的感觉。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人们自愿地共同将各样资源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徒2:44—45）。第一批分别出来做特别服事的信徒，乃是那批负责分配慈善工作的执事。

　　这种责任感很快就不限于本地教会之中。一个教会也盼望能服事其它教会的需要。在耶路撒冷和犹太的众教会中，因为长期贫穷就成了其它教会关怀的对象。巴拿巴和扫罗曾受安提阿教会之托，带礼物给在耶路撒冷遭到严重饥荒的教会（徒11:29-30）。后来，保罗收集各地信徒为了耶路撒冷圣徒的需要而有的慷慨捐助（罗15:25-26；林前16:l-4）。虽然这次收集捐助并未达成保罗的一个盼望，就是加强众教会的外邦人与在耶路撒冷重视阶级出身的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不过，从这件事件可以看到，各教会中彼此相关的责任感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如果领受的人没有经历到应得的祝福，至少给予者一定经历到祝福和能力。

　　本地教会的行政，在新约圣经中是由长老们来负责，同时也有一些有恩赐的弟兄们，在各地教会中服事。保罗和一些使徒就是参与这样的服事。使徒行传对这种服事的功能有着清晰的说明。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列举建立教会的各样恩赐，诸如：使徒和先知的服事已经载在圣经的正典之中（如前文所述）。另外，有传福音、牧师和教师，靠着神给祂众仆人的能力，在各个世代服事（弗4:11）。各样的恩赐在本教会中，藉着长老来显明；在神各地子民之间，则藉着像保罗及其它这样的流动工人，来促进各教会的联系。他们并非什么大公教会的官方人士，乃是因着圣灵在他们身上的记号所带下的权柄，而蒙各地教会的接纳做基督的执事。他们服事的效果完全根据他们属灵的真实。他们并不拥有法律上的职位，因为职位乃会给人一种持续的地位，甚至在人对神的专一和属灵实际消失以后，这种职位依然存在。

早期信徒的称谓

　　末了，来谈谈早期信徒的称谓。使徒时代的教会一直恳求作一个无名氏，这种恳求一直延续至今，而且对这种恳求本身的研究，应该是历史研究上一个有趣的题目。这种恳求一再地被拒绝，历史中不会有人依然相信，主自己的名已经足够代表主的家庭。这似乎是一场打不赢的仗，但战事依然持续至今。

　　早期教会中的信徒，也用过几个不同的称谓来描述他们自己。在书信中最常用的是「圣徒」和「弟兄」。这些称谓，简要地说出他们乃有属天工作在他们心中，及联于神的家中。在希伯来的社会中，人们强加给他们的称呼是「拿撒勒人」，这无疑是因为他们是拿撒勒人耶稣的跟随者。路加在使徒行传中提到「门徒」，在安提阿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徒 11:26）。他们常提到耶稣是基督，基督这个名衔对犹太人而言意义丰富。但对外邦人而言，不过是一个听起来很奇怪，又没有什么意义的名称。所以外邦人就称他们「基督人」。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称呼：属于基督的人。属于主的人，除了简单的基督徒这个名称以外，还想要什么称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