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见证的火炬》

教会是一个经常被误用的词

　　前几章所回顾的教会属灵运动的历史，只是圣灵在历世历代中所做的新约见证的一小部分。只有在永世里，才能揭示神透过忠心信徒所做的全部工作。关于这些信徒的见证和存在的记忆，已经被组织化和属肉体的基督教的偏见抹杀，因为他们在其中看到了对自己属灵无能的控诉。那么，圣灵在以往的岁月里的作为，与二十世纪神百姓的态度和事奉有什么关系呢？

　　教会的整个主题可能看起来充满了复杂性，教会一词本身被使用的方式如此之多，以至于它的现代用法的不确定性常常增加了混乱。然而，圣经并不迷糊。这个主题所引起的困惑，与其说是因为不能明白圣经，不如说是因为不能将圣经所说的应用到基督教世界的「教会」中。如果我们能将基督教世界的整个反常发展搁置一旁，单单以顺服的心态、从神的话语开始，难道我们的问题会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会，」这将是回答，「但是，这正是我们不能做的，不能将基督教世界的整个异常发展搁置一旁，我们必须接受现状，从这里开始。」这不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吗？ 诚然，组织化基督教的混乱事实不容忽视，但是，当我们寻求基督的心意时，我们真的必须从那里开始吗？真的要先忙于研究人类的聪明才智与歪曲或有限的真理结合产生的东西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从神的话语本身开始吗？当然，如果教会的历史对我们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无论是个人还是聚会的见证，凡是能荣耀神的，都是建立在祂的话语上。所有属灵的祝福和进展都是从那里开始，绝非尝试让某些圣经诫命去适应某个现有的宗教体系，而是无条件地渴望尊重神的话语。

　　今天许多基督教思想的失败，就在于此。今日大部分基督教事奉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假思索地接受组织化的基督教就是教会。「教会」被视为一个传福音的地方，必须在其中传讲福音，必须不断被更多的复兴所复兴。很少有人关心根据神的话语建立教会，取而代之的是推动复兴的努力。结果，传讲救赎成了终极目的，福音只被宣讲了一半；因为福音的全部信息不但涉及个人的得救，还涉及人在教会中的关系、以及所有相关的信息。我们不会仅仅因为我们周围那些属灵无力、失败生活的人经常恰好贴上了「基督徒」的标签，就误以为传讲个人的救赎不再必要；但那些同样属灵无力、失败的组织化基督教却大大地欺骗了我们，让我们以为不必再传讲教会的真理。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教会已经有了，所以福音的那部分就不再需要了。但事实上，根据圣经的标准，许多教会可能根本就是有名无实。我们很容易注意到，使徒保罗所传讲的信息是多么丰富。他说，他既是福音的执事、也是教会的执事（西1:23-25）。他并没有贬低个人救赎作为整个神旨意基础的重要性，但他承认神旨意的成全是在教会里；如果从他的信息中忽略了这一点，就等于只传了一半的福音。

复兴是另一个经常被误用的词

　　如果教会是一个经常被误用的词，那么复兴则是另外一个。 在旧约中，复兴意味着恢复对主逐渐冷淡的委身。今天，当我们谈到复兴时，通常是指对福音的一些显著回应，指从死亡之中得着属灵的生命，通常是在组织化「教会」的背景下。重要的是，新约的复兴与现代的复兴概念毫无相似之处。圣灵奇妙工作的例子，例如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五旬节，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本质上与旧约的圣灵浇灌相同。将会堂中犹太和外邦信徒的属灵经历，与后人皈依的经历等同起来，是一种误导，这在本书前几章中已经指出了。当时那些虔诚的人完全信靠和委身于神，等待弥赛亚降临，欢欢喜喜地接受基督作为盼望的成全者，这全然不同于一个人从远离神到与神相交的经历。十字架的工作在加略山的历史事件之前和之后同样有效，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的那样，信心使这工作在称义中成为真实。不仅如此，五旬节的复兴导致了教会的建立。我们在新约中没有读到在已经建立的教会中有任何这样的复兴。我们并非谴责或贬低神可能赐予的任何属灵觉醒的重要性。我们为每一次真正的复兴感谢神，并且祈求更多，但从圣经来看，这是额外的东西。可以说，这是为了达成神呼召教会所要成就的目的。对于神的旨意来说，复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有贡献的因素，但它本身并不能成全神的设计。

　　在这方面，希西家和约西亚领导下的旧约复兴很有趣。为什么在这期间从事先知服事的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对这样伟大的复兴仿佛视若无睹呢？岂不是因为先知们心中所关切的，乃是预备等候弥赛亚显现的余民，好让神的旨意得以继续吗？神计划的基础都在那里了。复兴只是神圣计划中的一个插曲，尽管是一个荣耀的插曲，它们的最终价值，将取决于它们在神永恒旨意中的贡献。

教会属灵不育的原因：专注传福音、忽略圣言

　　教会属灵运动的历史，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刚才所说的，而现代宣教的问题，进一步证实了这个观点。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有同样的呼声：兴建起来的教会缺乏生育能力。传福音或复兴运动所生出来的，却没有能力生育。救赎若不伴随着教会，结果就是属灵的不育。

　　当我们回顾卫斯理和怀特腓领导的大复兴时，有人指出，它们的主要意义在于为十九世纪回归基督徒团契和聚会的立场预备了道路。这丝毫无损这两位伟大的神仆的服事所成就的伟大工作，但它确实表明，没有一个人的服事本身就能得以完全。它只是在为神透过别人的工作效力，而所有的服事都要流向教会，都在教会中才有完全的体现。难处在于，传福音者的恩赐总是比教师的恩赐更容易被接受。重生的基督徒对于传讲救赎不会有偏见，但对圣言的教导，却经常触动人们根深蒂固的偏见和对传统的忠诚；所以我们弃绝那些冒犯自己的教导，坚持传福音和我们的偏见，使教会不可能彰显。我们有多少人真正学会了在基督里不被冒犯呢？

　　传福音或复兴，都必须在教会中完成；而教会必须建立在活泼的道、即基督之上。所以，基督教世界的组织化「教会」，不能被当作既成事实，用来取代圣经中如此清楚的启示。

教会的简单元素

　　既然我们既不能接受、也不能忽视，那么我们对此应持何种态度呢？ 在这一点上，圣经并没有不给我们答案。没有什么情况是神的话语中所不了解的，在使徒保罗为他的信仰殉道之前，衰落已经在一些仍有基督教特征的地方开始了。正是为了处理这个问题，保罗写了他的最后一封信，即写给年轻的神仆提摩太的第二封书信。毫无疑问，提摩太和今天许多属神的人一样，对他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混乱感感到困惑。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书信，对于今天的世代意义重大。

　　保罗的信息被简洁地总结为四节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九至二十二节。 首先，他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祂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19节）。堕落和混乱可能比比皆是，但主认识祂自己的百姓，祂自己的百姓也认识祂。他们认识主的证据，是他们愿意顺服祂，过着远离不义的生活。这总结了神与每个属祂的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以及他们对祂的个人责任。

　　保罗现在转向混乱的景象，即自称是基督教世界的结构。 他把它比作一个大户人家，里面有贵重的器皿，也有卑贱的器皿（第 20节）。这就是所谓「教会」的混杂物。保罗几乎暗示这种混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否只能接受现实呢？他继续解释：「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21节）。 无论谁怎样解释「自洁」，这节经文都要求神的儿女在任何「教会」或组织之外、单独站在自己与主的关系中。这正是回到了他属灵重生的地方，单单知道自己是在基督里活着，必须重新寻回自己在神家中的关系。当他独自站立的时候，他就成了自由和有用的人。

　　最后，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责任是什么？使徒说：「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第22节）。从我们与基督个人关系的立场，我们已经进入教会的立场，那里有两三个人奉祂的名聚集在一起，祂就在他们中间。这里没有详细的描述，让我们可以认出神的百姓。 保罗只是说「清心祷告主的人」，而让信徒去辨别其他信徒是否清心。「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保罗在另一处说（罗 8:16）。可能很难用能让未重生者满意的术语，来解释神的儿女如何彼此辨认出来，但圣灵的见证是一个可靠的引导。人的判断可能会使这见证模糊、或者犯下错误，但只要圣灵的见证是我们的引导，交通的问题就永远不会成为难题。当我们绕过圣灵的见证，把一些合乎人意的测试设置为一个团契的资格时，难处就出现了。

　　从「教会」混杂物中分离出来的团体，将以四样事为特征：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些都与内心有关、而与头脑无关。它们都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而增长需要知识。一个专心认识基督的头脑，对于属灵的成熟至关重要，但前提是它由一颗已经与基督联结的心引导。公义是重生的明显结果；哪里有基督的本性，哪里就有基督的品格。信德是完全依赖神和顺服祂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让圣灵工作。仁爱是我们里面圣灵的生命向彼此的流露。和平是知道主在我们中间的满足。

　　这些是教会的简单元素，神的百姓和旨意可以从中成长、以致成熟。它们是生命的元素，生命是可以产生生命的，但必须保持自由。许多世纪以来，基督教的组织一次又一次地导致属灵的不育。只有当圣灵的生命冲破宗派组织的束缚时，教会才显示出其原有的能力和权柄。

　　教会的见证应该是正面的，而不仅仅是反应。 毫无疑问，反应的因素仍然存在，正如基督的公义会反击世界的不敬虔，但提摩太后书二章22节分别出来的教会，主要是为真理作见证，而不是为反对错误作见证。所见证的真理就是：凡由圣灵重生、进入基督家庭中的信徒成为一体，必须在主居其中的教会的相交中一起成长、作见证。教会就在这个积极的立场上聚会，既不加添什么，也不减少什么。但它需要牺牲。它意味着背起十字架，误解、羞辱、被称为「分离主义者」的十字架。然而，每一个属灵运动都是在牺牲中开始的。这是另一个历史的教训。

教会为生存而挣扎

　　真正的教会为了自己的生存，一直在不断进行属灵挣扎。保罗劝勉提摩太「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常常守着」（提后1:13）。 如果我们不持守教会的相交，它就会从我们手中溜走。 它在所有事物中最受猛烈的攻击；它很容易与组织化的基督教妥协；它也很想让自己成为组织，以便保存它已经获得的东西；它受到宗派主义的诱惑，因为强调特定基督教真理而限制自己的成长。当它屈服于这些诱惑中的任何一种时，衰退就会随之而来，因为前行受到了限制；当它达到可能前行的尽头时，属灵能力必然会淡出。这就是历史所生动描绘的画面，是属灵能力总是伴随着衰退的画面，但神总是从每个衰退的光景中呼召出祂的余民。今天的宗派大多是昨天的教会。他们都曾经高举过见证的火炬，直到偏离道路、满足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为止。但火炬已被别人举起，并将继续前行，直到主再来的时候。因此，教会并不在乎组织上的连续，它的延续存在于主百姓的属灵生活中，只要他们有机会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就会彰显出来。

教会跟随人的危险

　　今天和新约时代一样，神的命令是，祂的百姓应该仅仅根据他们与祂的关系聚集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要继续被允许高举见证的火炬，最好更仔细地看看有关的各样试探。在前面引用的许多关于神工作的例子中，人们会注意到，一两个有天赋的人经常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神工作的秩序，因为神借着祂赐给他们的恩赐，通过祂的百姓工作。但是，每一个属灵运动都比任何个人伟大得多。事后回想时，明白这点很容易，但在现实中却并不总那么容易；因为人们在声称他们只靠信心而活的同时，又往往是凭眼见而行。围绕在一个人的身边，比聚集在主的周围容易得多；当主找到一个特别合乎祂使用的器皿时，教会总是会面临这样的试探。世界和组织化的宗教将随时落井下石，把他们称为普里西利安的跟随者、威克里夫的跟随者，或者哈尔登的追随者，就是不说是基督的跟随者。当保罗写第一封信给哥林多的会众时，正是这种危险使他们几乎瘫痪。

教会沦为宗派的危险

　　基于圣经稳固根基的聚会，面临着一个最微妙的危险：尽管自己不愿意被列为宗派或教派，但却允许自己被推入其中。「闭关主义」在神真正的儿女中间，是一个贬义词。一个聚会与世俗的宗教组织分离，不是为了排他，而是为了包容。因为只有在宗派主义和教派主义的阵营之外，才能保持对所有重生者的欢迎，无论他们的派别背景如何。还有什么比有组织化基督教的大体系更排外的呢？证据就是现代普世教会合一主义对于「合一」的狂热关注，他们难以对相互交流的基础达成一致，仅仅是因为它「违反了许多宗派的规则」。换句话说，宗派主义基本上是排他的、闭关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基于限制，比如：接纳神圣真理的某个方面，接纳某种规则或形式，接纳某人对圣经的解释。当一个聚会允许自己被迫进入限制的地步时，就变成了宗派。

教会为无名而挣扎

　　许多世纪以来，那些只寻求围绕基督相交的神的百姓，一直在为无名而挣扎。他们一贯拒绝用某些人的名字或其他标签贴在自己身上，只希望被称为基督徒，或弟兄们，或其他在圣经中可能找到根据的简单名称。这似乎总是一场失败的战斗。对某些人来说，这似乎并不重要；但是，当一个信徒的团体愿意接受某个名字时，它也接受了随之而来的限制。在教会为生存而挣扎的过程中，为无名而挣扎，并不是一件小事。

单靠信条无法保护教会的属灵生命

　　关于教会的教义和模式，可以多谈一点。教会属灵运动的历史，就是属灵生命的历史。教会的相交，必须直接建立在属灵生命的事实之上。那么，教义和模式又有什么相关呢？19世纪后期，出现了对信条（dogma）的普遍反抗。因此，许多大宗派在要求接受信条宣言时，允许最广泛的自由，结果是这些信条可以被解释为任何意义、或者毫无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同一个宗派里，经常发现领袖们的观点南辕北辙，某些观点与个人对基督的信心完全不相容。人们常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缺乏明确的教义宣言，缺乏严格的解释模式。但真的是这样吗？相反，混乱和无能的存在，看来不是因为教义不重要，而是因为什么都不重要。教义的确很重要，但是明白基督的事，乃是基督生命的流露。使徒们之所以能发展出圣经中恩典的伟大教义，是因为他们对救主的热爱和委身。若是离开了重生所产生的委身关系，无论是最正统的教义宣言、或是根本没有教义宣言，都同样意味着属灵死亡。

　　属灵生命是教会相交的唯一基础，它并非不关注教义问题。相反，属灵生命非常关注，并且一直关注教义，以致那教义不再是从一本教科书里学来的东西，而是进入越来越丰盛的真理之道的过程。圣经的教导从经历开始，然后从那里走向更全面的理解。与基督联合的动态经历，决定了我们对祂的态度。有哪个真正重生的人，会相信主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容易犯错的人呢？那些属于神家的人，自然会发展一种荣耀祂的教义。历史告诉我们，单靠信条永远无法保护教会的属灵生命，但圣灵的生命本身，就是对纯正教义最可靠的保护。

教会的属灵生命和秩序相辅相成

　　如果如前所述，教会并不在乎组织上的连续性，那么这种模式就不是新约聚会的主要标志。这并不是说模式不重要，而是说教会不能仅仅通过按被认为是合乎圣经的形式设立来建立。这不是一个简单地应用正确技巧的问题。

　　新约并没有具体规定管理教会相交的规章制度，就像旧约中关于建造会幕的指示那样。在使徒行传或书信中，可以推断出教会模式的细节，但那不过是圣灵生命的流露出来的自然表现方式。圣经总是从生命开始，当属灵生命真正不受约束时，属灵的模式就会随之而来。这不是说众教会将表现出广泛多样的模式。各地的教会将略有差异，就像使徒时代的教会并不完全相同一样。但我们已经看到许多世纪的充分证明，虽然教会可能在不同的国家里彼此完全独立地成长，但他们的相交模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正如属灵的生命决定了教会的教义，它也决定了教会的模式。例如，在一个相交原则是信徒皆祭司的神家中，立即排除了接受某种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的区别，也不会采用某种主教制的治理形式。只要人们愿意遵守神话语中的属灵原则，他们就会发现，教会的秩序并没有留下太多让人的选择来决定的空间，也不允许应用某种冰冷、机械的形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高度组织化的基督教宗派系统的发展，并没有有效的属灵理由，只是为了保护「教会」，否则这些教会将不复存在，因为圣灵的生命已经离开了他们。

　　教会的属灵生命和圣经秩序是相辅相成的。秩序是生命的结果，反过来，生命的延续也取决于秩序。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也都是见证人，教会不承认任何在它里面相交的人可以不参与。教会是基督徒事奉和责任的焦点，它的秩序必须鼓励属灵生命的不断流动，否则秩序本身就会被毁灭。教会不可能吸引那些未重生的人加入它的团契，教会的生命和工作不可能长久地吸引那些未信主的人，因为相交、敬拜、代祷对于属世的生命是难以接受的事物。

教会的使命并非适应世界

　　今天，在一些国家里，大型基督教团体非常关心如何让「教会」广受欢迎。他们使用了每一种可以想到的方法，以便吸引人们加入「教会」。他们忘了，真教会永远也不可能对世界产生吸引力，而且从来没打算这样做，因为它完全超出了世人的理解能力。人们只有通过组成教会的主儿女的见证，才能被带进真教会。 当基督的生命通过属灵的秩序得以彰显出来时，信徒就会维持有属灵果效的见证，别人就会被重生、加入教会。不是因为他们作为属世的人被吸引，而是因为他们经历了神的改变，使他们能够进入更高层次的生命。教会的使命不是适应世界，而是要改变人、使他们适应教会。

　　新约的教会不仅仅是理论，它在二十世纪和第一世纪一样，都是一个事实。神的话语不变的原则，经过将近两千年的展示和检验，证明适用于每个时代和每个环境。大有权柄、圣洁、见证和不可征服的教会一直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不是在外在的表演和炫耀中，而是在主已经找到愿意聚集在祂周围、降服和顺服的人的地方。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教会，藉着圣灵而联合在一起的。在所谓「教会」历史的激烈冲突和悲剧中，教会属灵运动的生命一直流传至今。属天族类的美妙合一和属天的生活，在灵里代代相传、永不断绝。 他们都是客旅和在地上寄居的，背负与基督一同出到营外的羞辱，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他们来得的奖赏。他们围绕着他们的元首基督，以祂的话语为引导，高举着见证的火炬。

达秘的贡献、错误和教训

　　约翰·尼尔森·达秘（J. N. Darby）的经历和教导，在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不但是因为他在恢复到基督徒聚会的基础上所作的重大贡献，也因为他后来持有的某一些错误观念，给教会造成严重伤害。一个人可以是完全献身于真理，具有属灵的洞察力，并且才智出众，但是他依然与一般普通有限的人一样。他具有逻辑上一贯性的动机，就是要求将所看见的真理付诸实施，并且要绝对不折不扣地贯彻实行自己的教导。然而在实行的过程中，他似乎就是如此的专注，以致于对路边的警告标示视而不见，不知不觉地已经误入歧途。达秘的一生是这样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一个完全献身给主的人，当他的心思完全被一个「原则」所囿而成了固执己见时，他甚至会为了所谓的原则而牺牲教会。

　　我们前面已经提及达秘早年的工作，他一开始就跟在都柏林的信徒们互有来往，后来在各地以及欧洲大陆进行广大的服事。主后1838年，他应邀赴瑞士讲法语的地区进行服事，在那里，他的浩大恩赐广为显明。当时理性主义已经渗入大部分的有组织的教会以及各地的官方教会，神的许多儿女都在渴望有人能来传讲神的话语。先人的努力已预备好了一片广大的心田，例如二十多年前，罗伯特·哈尔登（Robert Haldane）在日内瓦所带领的查经，因着哈尔登的辛勤耕耘，一个聚会由此诞生，这个聚会则是达秘后来进行团契相交的所在。

　　也有人从撒母耳·佛利奇（Samuel Frohlich）的服事中获得祝福。佛利奇早年曾就读于神学院，并且决心投身理性主义的行列。他二十二岁那年，即主后1825年，却经历了个人对基督的信心。他被瑞士的官方教会按立为传道人。然而，他的福音派信仰、以及他研读圣经所得到的亮光，终于导致他被官方教会开除。他长途跋涉远到施诺施堡传讲主的话语，直到主后1857年他去世时为止。他的影响力则达到更远的地区。因着他的服事而形成的那些信徒的团体，以及受到他影响的团体均被称为拿撒勒派（Nazarenes）。他们遍布英吉利海峡沿岸，一直延续到黑海。佛利奇在大型有组织教会中痛苦的经历，使得他对那些表面虚假的基督教勇敢地进行猛烈的抨击。在东欧以及巴尔干，拿撒勒派一直遭受到极其残酷的迫害，以致他们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关闭排他的心态，这种心态的表现，就是认为在他们之外少有人能得救。尽管身处困境，他们仍然能安静地依靠主，这就成了在他们四周的人对神的恩惠一个美好的见证。

　　达秘在瑞士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来发挥他的恩赐。在洛桑与一批信徒在一起聚会的那段时期，他发展出他那一套颇为出名的教导。

　　达秘认为，历史可以划分成不同的时代，教会如今已经进入毁坏的时代。每一个时代中，神与人均有一套不同模式的关系。他指出，在每一个时代中，因着人的罪恶或是对神旨意的违抗，神在那一个时代的目的就遭破坏。例如在赐律法与人的时代，以色列人却弃神而去拜金牛犊。神原本的计划是要以色列人都做祭司（出 19:6），然而因着以色列人的不顺服，神的目的不能成全，所以祭司就只能由利未一族出来担任。根据达秘的看法，整个时代就因此被毁。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在教会时代。最初神依据祂自己的原则来设立教会，可是后来因着使徒们的犯错，教会就开始走下坡路，最终导致神的心意不能成全。达秘认为，只要开始犯错，那一个时代就永不能恢复。

　　达秘这种观点所引起的困惑就是，神好像永远都处于失败之中，只有极少的一些忠心耿耿的人在每一个时期苟延残喘。人持续不断地不顺服神，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神的目的绝对失败，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尽管以色列国大部分人均弃绝神，然而神仍有余民，神仍能够藉着这些余民进行祂的工作。世界确实一直在变节背叛神，它正等候神最后的审判，然而神圣的目的并不会因此就被毁灭。教会这一颗极贵重的珍珠，就是在这背叛神的黑暗中悄悄成型。尽管珍宝藏而不露，然而它却依然存在。十字架就是胜利的标志，不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只要我们高举基督，就能得胜。

　　达秘的错误根源似乎是因为对教会本质的误解，他认为教会乃是各地的信徒聚在一起，而各地的这些聚会的总和就构成了地上的教会。虽然我们今日提及教会一字时有许多不同的意思，然而圣经却从来没有称呼各地聚会的总和为地上的教会。教会的终极意义是超越时空的，历世历代的信徒包括过去、现在、将来均在其中，教会在地上的表现，仍是每一个信徒自己与神有直接亲密的关系，而这些信徒在圣灵的维系之下彼此相交。达秘把永世的教会和地上各地的教会维系起来，形成一套大公教会的体系，他似乎背弃了他当初与都柏林的信徒相交时的立场，反而步入他分离出来的组织教会的原则之中。

　　在达秘的眼里，教会已经成为过时的产物，现在已经处于毁坏的光景之中。如果我们认同他的看法，认为新约的教会和所谓的教会系统是同一个的话，我们就必须认同教会是在毁坏之中的看法。可是只有在第一个五旬节后短暂的时期内，新约中真正的教会就是所谓的教会系统，以后就不再是了。如果教会真的已不复存在（过时），那么信徒该做些什么？达秘认为，他们不应该只是模仿使徒，而应该到圣经中去寻求对于这样情形应有的反应。必须先承认毁坏的光景，然后与世界分离，而跟其它信徒联合在一起。然而达秘指出，尽管教会系统也许已被毁坏，然而那些永远不变之祝福的原则依然存在。信徒必须回到这个立场上来，让主的同在能在祂的子民中间行使祂的权柄以及管教。「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 18:20）。自然有人提出质疑，如果这些永远不变的原则也是当初使徒时代教会的原则，我们若能遵循这些原则，岂不是就能重建教会吗？达秘不肯承认这种新的聚会就是教会，因为这点，后来他的一些教导就导致了许多令人心痛的分裂。达秘觉得，如果教会真是基督的身体，他就会完全委身在其中。可是如果在一起的聚会不是教会，那么就不能强烈地要求委身，所以若有什么理由，就可以和这些聚会分开。

　　虽然达秘反对成立教会，可是两三个人的聚集，他却主张可以行使教会管教的权力。那些有恩赐服事神的人是可以被分辨出来的。但是这些人不能称为长老，因为达秘不承认有教会，当然就不应该有长老。这些聚会拥有各样维持秩序、行使管教权力的「工具」，可是却没有责任感，也没有因为知道神在建造祂的子民，而进行那么彼此委身的承诺。所以日后很容易产生分裂，这就不足为奇了。以这些「工具」（译注：如负责弟兄）来负责聚会的做法，其实是违反了达秘反对模仿使徒的教导。理论上，他是明白在教会时代使徒的职份是短暂的，可是在实际上，他其实就是以一个使徒自居。他认为使徒或是使徒的代表，才有权指派长老，这种的看法完全没有圣经的依据，因为这样的作法，使徒就成了联合许多地方教会的权力中心。前一章中我们看到达秘如何对待毕士大的问题，他把整个聚会开除（与之断绝往来），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直到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分裂造成的恶果。达秘之所以拒绝毕士大，就是因为他自己当初偏离了基督徒聚会的立场，反而步入了一个不合圣经的体系的模式，尽管这种模式是他自己当年所反对的。

　　根据达秘的教导，新约圣经对当今的世代已不适用了，因为新约圣经中许多的教训是和教会有关的。如果教会不复存在，那么这些教导还有什么意义呢？并不是他或是他的跟随者曾经否认过圣经的重要性。正如同他们可以拒绝教会的存在，却又采用了教会秩序的原则一样，他们也采用了新约许多教导的应用，而否认那些教导原本所指的环境与教会。更为严重的是因为他的教导，人们更多注重别人变节叛道的错误、以及如何来毁灭那些错误，反而没有注意他们所应该注重的见证。这也就致使他们日渐丧失成长的能力。

　　尽管达秘有这些错误，但是请不要忽略他正面上有许多良好的服事。他钻研圣经中的许多真理，并且藉着属灵的能力释放出许多的亮光，为人带来极大的祝福。从法国到南方各国，一直到意大利，许多的信徒聚集在一起，专心研读主的话语，主的再来、圣洁的生活以及见证给予人们很大的鼓舞。达秘非常强调圣灵的自由。圣灵能够藉着神的子民说话、行事。他提出的教会已毁论对见证有影响，但是他强调圣灵的自由却是能扩大见证的范围，而且圣灵总是引人进入各样的真理。一个人的一些不正确想法，是不会长久地独控大局的，圣灵会兴起别人去加以改正。

　　达秘的生平中最大的悲哀，就是他顽固地反对那些与他看法相左的弟兄。他原本是一个仁慈的人，可是一但跟与之意见相左的人讨论属灵方面的原则时，所有的恩惠都远离了他。毕士大事件以后，他和乔治·慕勒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没有恢复，尽管有人曾经尝试过在其间周旋推动和好，可是慕勒似乎已经不能再信任达秘了。这也可算是人性的一种反映，这样的两位伟大的人居然成了陌路。直到达秘在主后1882年去世时，他们都没有和好。慕勒在主后1898年也进入到荣耀里。我们相信他们现在是合一的。

葛若弗斯的宣教和对宗派主义的警惕

　　当安东尼·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离开都柏林之时，他还是想加入教会宣道协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圣公会传道会），不过他只想以一个平信徒的身份加入。然而他后来发现，如果他加入宣道协会，他的服事将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他也无法行出他藉着读圣经所看见有关教会的真理。当他完全信靠主会供应他的一切需要之时，与在英国的信徒们一同祷告交通以后，他终于在主后1829年与他的妻子家人，经过俄国的南方前往巴格达。途中他们遇见许多不同的聚会，在这些相交中，他们得到许多的鼓励和祝福。在巴格达的工作开展以后，在那些聚会中间，他有很多的机会作见证，而正在这个时候，这个宣教队很快就经受严峻的考验。

　　主后1831年，战争的谣言开始蔓延，瘟疫在巴格达开始流行。人们在恐惧中纷纷逃亡，却又遇上入侵的军队。一半的人逃离出去，剩下一半人则留在城中。成千上万的人在极其悲惨的情况之下死去。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幼发拉底河又洪水泛滥，连绵数里的农作物均被淹没。后来洪水漫入城内，成千上万的房屋被洪水卷走，粮食奇缺，许多带菌且又饥饿的难民挤在剩下的小小干地上。在短短一个月之间，就有三万人死亡。当瘟疫的最高峰过去之后，葛若弗斯的妻子也病倒了。一切人为的努力亦无济于事，不久以后她便与世长辞，他们在巴格达出生的最小的儿子不久也夭折了，仅仅剩下葛若弗斯和两个儿子。

　　当洪水退去、瘟疫过去之后，乱军又来围城，法律秩序均遭破坏，强盗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直到城市被攻占以后才渐渐停止。葛若弗斯他们居住的房屋位于一个地势较高之处，所以他们逃过了水灾。不过他们身在大环境中，面对一切难以形容的惨剧和悲哀，他们都深受其害的。虽然他们的房子多次遭受攻击，但是主却保守他们不再多受什么身体上的伤害。我们不难理解葛若弗斯心中的悲痛和所承受的试炼，尽管他不明白这一切的意义，再加上他们劳苦的服事也停了，妻子和孩子亦失去了，葛若弗斯对着主的委身和信心还是没有动摇，葛若弗斯这样写道：「在任何的情况下，祂仍然是一位无限慈爱的神。」

　　主后1832年，爱德华·克伦宁医生（Dr．Edward Cronin）和约翰·帕内尔（John Parnell）两位在都柏林聚会的弟兄来到巴格达。他们原本是与法兰西斯·牛顿一同有交通的。他们拥有一段非常快乐的相交时光，同心传讲神的话语，多人因此得救而经历到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翌年，葛若弗斯前往印度，在印度进行他最有果效的劳苦事奉。他与一位伟大的基督徒工程师亚瑟· 卡通（Arthur Cotton）同行，卡通的才干降服了哥达瓦里河（Godavari）的水势，给哥达瓦里三角洲带来了肥沃的耕地。

　　葛若弗斯渴望见到恢复合乎圣经立场的基督徒聚会，他认为在印度这种国家最容易实现，因为在印度，宗派主义还没有深入人心。他认为宗派主义是传福音的一个主要障碍。为了克服宗派之见，他寻找所有是神儿女在一起的相交，维持着一个简单而又合乎圣经对教会真理的见证，单单来顺服神的话语。他个人的生命和见证，成为多人的祝福。葛若弗斯对圣经不只是在思想上、更是在他的经历中有着切身的认识。他的恩慈和对主无私的委身，因着他在美索不达米亚所经历的苦难而更加成熟。他那深沉属灵的远见，使得他能越过许多事物的外表、而看到真正的祝福。他能够给人一些明智且又具有建设性的帮助。他的友谊和帮助颇受人重视，但是他小心翼翼避免成为一种派系，他只盼望属基督的人能够单单地仰望主。本来传福音以及圣徒之间的相交，在印度并不是很普遍，然而随着工作的推广，那些宗派组织开始进行强化控制。每一个团体又开始慢慢地只关心对内的事工了，从而渐渐形成西方的宗派制度。葛若弗斯清楚地看见这种邪恶，于是他就凭着持续不断地传讲真理，热心地想要阻止它的发生。然而，他发现自己却多遭误会，被人诬告为自以为高人一等，有人还说他试图破坏教会组织的稳定性。他同时也为着一些宣教士在与寻求真理的人看法不能达成一致这一点深为痛心，他决意不让因着他自己与当地人的任何差异，从而拦阻了神呼召他的事奉、导致不能多结果子的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所以直到如今，我们还能看到他结下的许多果子。

　　葛若弗斯在访问英国的途中再一次结婚。回到印度后，他就一直住在马德拉斯（Madras）。他觉得他应该像保罗一样来供应自己的需要，所以他就开始重操牙医旧业，并且同时也一面宣教。当他尝试去帮助一些宣教士时，他发现他所得到的只是批评，不可能有果效地合作。他就离开马德拉斯到了奇特托奥尔（Chittoor）。葛若弗斯在那里遇到许多的困难，但是也得到了许多的鼓励。他拥有快乐的秘诀，他能够与每一个人融洽相处，他的态度谦和，从不以为高人一等，在他每日的工作和基督徒的见证上也是平易近人。他期望能显明每一个认识主的人都应该服事主。葛若弗斯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力，在几个属神的人身上非常明显，他在这些人身上所做的一切，就足以值回他在印度这些年的劳苦，从那些受他影响的人们产生出来一股生命的潮流和祝福，推动着神在印度的事工，并且一直延续到今日。

　　葛若弗斯的同工中最出色的，首推维克特·阿楼拉彭（Victor Aroolappen）。阿楼拉彭的祖父原来就是一个罗马教徒，后来由哈勒来的敬虔派宣教士克里斯蒂安·施瓦茨（Christian Schwartz）带领他相信主耶稣基督。阿楼拉彭自己从小就在福音的环境中长大，他和葛若弗斯的交通，坚定了他的信仰，并且使他在内心中明白圣经里教会的真理。他是一个能力出众且又满有恩赐的人，他拒绝了许多宗派组织要他加入的邀请，而在南印度一带各处传讲神的话语，并为之带来了长远的祝福。他劳苦的果子，历代以来更多加增，神在他的后代中兴起多位具有相同之灵的人来服事。圣灵藉着他们在各地呼召许多的聚会，直到今日在印度各地还有许多美好的见证。

　　主后1853年，葛若弗斯前往英国的贝斯托拜访乔治·慕勒，并在他家中去世。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葛若弗斯对于达秘的教导的看法。他一生对达秘非常尊敬，但是他却注意到达秘的教导所可能造成的潜在危机。主后1836年，他给达秘写了一封信，坦然地道出他的担忧。他认为达秘已经偏离了自己原来的原则——交通的立场是在于拥有基督的生命。达秘周围的人愈来愈趋向以具有相同教义、或具有相同属人看法为相交的基础，如果这样下去，他们不久就会步入当初他们所离开的宗派一样的邪恶光景中，这一担忧不幸居然成了应验的预言。这一方面也显示出葛若弗斯辨别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再一次提醒我们，主的子民聚会相交的范围，永不可以比主自己相交的范围狭窄。

圣经公会和信心差会对俄国的宣教

　　十九世纪有两股力量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一个就是藉着圣经公会使得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机会读到圣经，另一个就是无宗派的信心差会的兴起，其对世界各地的影响力难以估计。各样宣教工作最主要的工具，当然就是圣经中神的话语。当圣经被译成更多种语言的时候，就是没有组织化的宣教工作，圣经本身也能成就许多属灵的工作。这方面最特出的例子，乃是在主后1812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Czar Alexander I）准许英国以及外国圣经公会在他的辖区以内许多偏远的地方设立办事处。反对分送圣经的势力有时非常强大，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由当权的东正教教会的迫害最为厉害。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逼迫，然而俄文圣经以及其它文字的圣经到布尔什维克上台以前，还是在俄国自由地分送。

　　福音的话语曾经藉着一些门诺派（Mennonite）的殖民地传到了俄国。然而这些社区大部分均与世隔绝，他们从政府获得特权及宗教自由，而条件就是他们不得劝俄国人改皈宗教。圣洁的生活加上一些个人见证对许多人无疑具有影响，可是更多的是许多人因为直接读神的话而成为信徒，并且分散到帝国许多偏远的角落。他们不接受任何宗派的称呼，他们彼此称为弟兄们，别人给他们起一个绰号「死党」，原文的意思就是「去聚会的人」。这是从德国来的殖民地中间开始传出来的名字。

　　对于俄国人，阅读圣经带来属灵真理的启示和能力是他们从未想到过的。他们在传统东正教里死气沉沉的形式和遗传中长大，他们对于神以及基督改变生命的能力一无所知。圣经启示基督，当人们看见祂之时，他们就因此获得重生恩典的触摸。因为在俄国的教会中可以自由的阅读圣经很难，而且不允许遵行圣经的教导，因此这些信主的人惟有离开教会，自己两三个人奉主的名来聚集。他们热心地遵守圣灵的教导，所以他们注重受浸和主的桌子。旧有的牧师传道制度完全被摒弃，而按着圣经他们在中间兴起一些长老。他们也发现神依然给每一个人一些恩赐用来建造教会，福音得以广传，纪律得以维持，圣徒得以建立。

　　沙皇统治下大部份是下层的农民，可是圣灵的工作还是进入社会各个不同阶层。有一些贵族开放自己的家门，给赖斯达克（Radstock）来带领查经，藉着他清楚的解说圣经，许多人信主，福音就藉着那些因信基督而生命改变的人更加广传。还有一位毕代克（Baedeker）博士，他是一位出名的导游家，他并不只是对地理有兴趣，他有一个永恒的目标。在上一个世纪逼迫最剧烈的期间，他仍积极地把圣经分发到俄国的许多地区。

　　俄国一向是以政府和官方教会联手来控制及压抑任何的不满情绪的。主后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政府以暴力来镇压，任何对临时政府或是官方教会的权威不顺从的人，均遭灭顶之灾。信徒不准自行聚集，若有人私下秘密聚会，只要被抓到，聚会便被勒令解散，当事人被课罚重金，被判入狱甚至流放到边疆，但是这些都成了广传福音的手段。主的子民到哪里，就在哪里做见证，并且把圣经也传到哪里。政府采取各种政策要除灭「死党」，他们剥夺了有「死党」成份的人好的工作机会，不允许他们自由地迁移，甚至把他们的孩子夺去交给忠心于东正教的人去抚养，或是交给东正教的牧师去管教。

　　尽管如此，圣灵的工作还是持续不断。主后1905年，当政府宣告宗教信仰自由的时期，各地方隐藏的团体都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可惜的是自由时期相当短暂，主后1914年，世界大战开始，神的子民又一次受到残酷的迫害。主后1917年，俄国革命展开了一场新的恐怖，扫遍旧的俄皇及更正教的败瓦颓垣，无神论成了全国的信仰。可是福音永远不会被来自人短暂的力量所灭。这些年间，从波罗的海岸一直到中国的边界，经过复活基督重生的大能使得各地都有一些生命的见证。

非宗派的信心差会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各种非宗派的宣教差会在各地兴起，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在欧洲以及北美。他们接受主对门徒大使命的挑战，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将拯救的信息传到每一个角落。这些「非宗派信心会」的兴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的目标就是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建立教会，他们自己在原来的国家都是和组织化的教会分别出来的。这些信心差会可以说是对着宗派主义的一个控告，它向许多在教会圈子里的人们表明，如果教会要完成主的大使命，就一定要放弃宗派的思想。有一些差会，他们所建立的教会在教义上偏向某一种教导，比如有人强调卫斯理的成圣观，但是大部分的差会仍是由不同看法的信徒组成，他们因着重生在基督的家庭中而彼此联合。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恢复到新约时代教会那种单纯的基础上，他们见证出圣经的事实就是信徒因信而重生，这是基本属灵的合一。服事和交流都绝对不是建立在神学细节上的统一看法。

　　这些信心差会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地的献身、劳苦及牺牲带来了基督重要的见证，神的所有儿女都应该为此献上感恩。他们那种无私的服事，只有在永世才会完全彰显出来。从另一角度看，他们也并非没有弱点，今日公认的，在宣教上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建立起合乎圣经那种简单的教会，绝大多数建立起来的教会，均为西方社会那一套宗派系统的翻版。令人遗憾的是，不但那些原本就以宗派为范本的宗派组织的宣教士如此，许多有圣经基础的宣教差会也步其后尘。宗派的遗毒在西方基督教圈子中实在是太深，以致于他们在外国的土地上还是建立起他们差会的「宗派」（译注：作者指非宗派的差会所建立的教会成了新的宗派）。

　　当然，世界各地基督徒见证的表现并非仅限于此。正如从使徒时代开始以来一样，真正的教会从来没有停止过。每当神透过祂的话语工作之时，就有人来承接神圣的生命，乐意遵守祂那照耀人们灵魂的话语，并且学习按照使徒行传中那样单纯的方式聚集。就在今日，世界各地依然有这样的教会，而且数目日渐加增。他们也不见得就是组织化的宣教种子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但是多少是受宣教士影响的。教会不应该是属地的，也就是教会不应该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种族的产物，教会乃是神话语的产物。无论是由白人、还是由黑人来传讲神的话语均无关紧要，只要忠心地传讲永恒的真理，自然就会有真正的教会出现。所以如果说是某一个国家努力所产生的教会，那是骄傲及否认了教会最基本的真理——十字架已经把人类之间各样的藩篱除去，教会是超越种族的，其本质是永恒属天的，只要有人被拣选出来传讲神的话语，就会产生教会。

　　当我们回顾历史上教会的属灵运动之时，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神的灵工作在任何一个时代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一件孤立恩典浇灌的个案，每一个属灵的运动的开始，其实都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并且看得出是神选择许多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来看见真理和亮光的一部分，而这些看见的总和，最终才导致教会见证的恢复。其实这才是正常的现象。教会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全身「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弗 4:16）。今日圣灵在中国、印度以及世界各地都有祂奇妙的工作，这些运动的源头都不是某一个人，乃是神自己。当然，神是使用人来成全祂的旨意，他们的根基是圣灵的生命、准绳是神的话语，相交的范围不是以国籍为限、乃是以教会为限。什么时候他们被局限在一种单一的民族之中，他们就成了一个派系。

内村鉴三和反宗派主义的日本非教会

　　在当今的日本，影响最深远、意义最重大的属灵运动是与一位名叫内村鉴三的人有关。内村鉴三的父亲是一位武士的学者。内村鉴三出身在东京，他在北海道的札幌读书的时候就已接触过福音，他决心要做一个基督徒。然而在多年以后，当他到了北美之时，他才真正经历到重生，并因着信靠基督有了生命的关系。那一次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当他返回日本之时，他心中满腔热血极欲将福音简单的话语、从各种宗派的纠缠中释放给他的同胞。

　　内村鉴三是一位说服力极强、且又多产的作家，他主编并且投稿多份日文和英文的杂志，但是他最出色的工作，还是鼓励人在一起查考圣经，并且一直坚持到他在主后1930年去世为止。他在东京带领一个这样的聚会，这样性质的聚会，或是租一个地方、或在城市、或在乡间，小的只有几个人，大的可达数百人，每一个聚会都在追求透过神的话语对基督有更深的认识。这些聚会被人称为「米友开」（Mukyokai），就是「非教会」的意思。当然这不是拒绝圣经中教会的事实，乃是拒绝那些离开圣经、组织化的教会。内村鉴三相信，宗派的复杂体系已经把圣经中教会的真义掩遮了，教会的合一不是在信条、形式或仪式上的统一，乃是在于那些接受基督新生命的人简单的聚集合一。

　　与内村鉴三有关的团体都是完全独立的，这在上次战争中尤为明显，因为日本政府必须一个一个地来处理，而其它的教会，政府则可以把他们联合成一个大组织以便控制。从外界来看，流行的眼光是把这些受到内村鉴三影响的聚会归成一个宗派，在内村鉴三在世的年日，人们认为这不过只是一个聪明的人的工作，而且非他不可。主后1931年，日本宣教年鉴上有一篇由海克门（Heckleman）撰写的、名为「在日本非教会的基督工作」的文章说：「内村鉴三到死为止所带领的独特查考圣经、个人经验以及发行查经杂志，这份工作目前已经停顿，也许必须另外寻找领袖，现在很难预测将来会如何发展。」在内村鉴三死后三十几年再来看这一份文章，则更为有趣，因为如果在1931年他的工作已经停顿，那么今天一切早就应该消声匿迹了，然而今日的状况告诉我们，这一工作绝对没有停顿。毫无疑问，他的服事在日本已经成为最有影响的基督徒事工。尽管历经争战，它仍然生存、且继续成长，因为这样的服事不是出于人的经验，乃是建立在神不改变的话语上。

　　很明显，许多人效忠二十世纪的物质主义，但是福音在这个世纪中也是史无前例地得以广传。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有着丰富的属灵大收割，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同时在许多国家中，有许多的人正在寻求恢复到使徒时代在基督里聚集的单纯。我们单单就着神今日在这方面的作为，就可写一本书，我们深信总有一天这日子将会来临，那样的书一定会被写成。可是在目前，就让我们去智慧地观察神的工作，而不要给神所使用的器皿太多喝釆。我们生在一个极度重视技巧、以及人自身本领的时代，一个崇拜英雄的时代。遗憾的是，就算是神的子民也难幸免，他们很容易把原本应该单单归于神的荣耀给予了人。我们太容易注重一位先知，远超过神所托付的话语。只有当先知离去以后，神的话语却依然留下满了能力的权柄之时，我们才能确切知晓什么是出于神，什么是出于人。

敬虔派和独立教会推动了十九世纪的宣教运动

　　十九世纪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有长足进展的时代，不仅在属灵的方面，而且在科学、社会以及经济发展上也是成绩斐然。在本世纪中，我们看到上一个世纪所结出的果子，我们发现，许多失丧已久属灵的真理已经恢复。我们都知道，属灵立场的丧失远比属灵立场的恢复容易，一生之久所努力的成果，可以在一瞬之间毁于一旦，如果要恢复，可能要花上好几个世代。在前几章，我们看到早期教会那种单纯属灵的光景怎样被庞大的组织所取代，其中大部分都丧失了属灵的活力。当然，那些盼望自己生活和见证能源于圣经的信徒们总是聚在一起，而他们的见证是不会消失的，这样的聚会的数目，远比传统教会的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多得多。十九世纪中，我们看见在某些地区，有一些聚会再一次恢复早期教会的灵。

　　主后1793年，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赴印度宣教，从而揭开了伟大宣教运动的序幕。现代宣教运动就是以这一年为起始点。很难想像教会历经如此漫长的岁月，才意识到她对宣教的责任，这与早期教会极度热心宣教事工大相迳庭。

　　从聂斯脱里（景教）的宣教到十六世纪耶稣会的宣教，整整一千年过去了，其间几乎没有任何宣教事工的扩展。一个真正认识福音的人，他的心愿就是要把基督传遍地球上每一个角落。聂斯脱里派的信徒凭着自己极度的热心和惊人的勇气，把他们当时那种混杂的信仰带到了世界各地。耶稣会的工作虽然远及日本，可是这些工作过于肤浅，只能稍微改变人的外表，却无力改变人的内心。甚至改革宗，亦没有多大差别。正统路德会对于宣教毫无贡献，而那些极端加尔文派的教导，几乎禁止人自发去引人归主。这里我们引用一个人对威廉·克里所说的话，他充分地显明加尔文派的想法：「如果主要拯救那些异教徒，祂并不需要你的帮助。」其实这种错误想法，在今日还是相当的流行。所以宣教的发展，主要就是靠着敬虔派以及独立教会来推动，到了十九世纪，他们的工作就相当地有成果了。

使圣公会和罗马教会混杂的牛津运动使许多人警觉

　　神时常使用一些教会完全偏离「神一次交付众圣徒的真道」，来刺激祂的子民再一次新鲜地回到圣经的真理上来。在英国，神也用英国官方教会，在一个宗教的机构中间来准备一个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因着牛津运动或单张运动（Tractarians），带来了属灵分辨力的苏醒。

　　主后1828年，那条令人厌恶的法律，即有关侵犯了罗马教徒就构成了犯法，以及对非英国官方教会信徒权力的限制及规定都被废除，从此任何信徒，无论其背景如何，均可以经选举成为众议院的议员。这些非圣公会的人也有权力在有关官方教会的事上进行投票表决，这样的发展，使得教会的一些领导人再一次来反省教会的本质，以及思考采取何种方法、以确保教会的体系不会被政府一再改变。于是就有一些人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社团。这个社团的成员大多是和牛津有关，因此就被称为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他后来成了罗马教会的主教。另外一位名为理查德·赫雷·弗劳德（Richard Hurrell Froude）的，尽管他在三十三岁就去世，然而他的影响也是很大。还有约翰·基布尔（John Keble）和爱德华·布韦里·普西（Edward Bouverie Pusey），他们较晚加入这个社团，后来当纽曼加入罗马教会的时候，普西就成了牛津运动的领导。这些人希望建立一套体系，使得官方教会能从远古的罗马教会一脉相承下来。他们把他们的看法出版了一系列的文章，他们称之为「时代单张」。由此名而产生「单张运动」来。他们强调过去历史上的许多光荣的事迹，认为使徒藉着按手能够世代交替，将使徒的权柄代代相传下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许多被按手有权柄的人，他们的品格远比不上基督徒最基本的标准）。他们主张，只有这些正统由使徒相传下来的人才有资格分发饼杯，而神的救恩就是藉着饼杯圣礼一次一次地分给人们。他们也相信饼杯变质说，他们再一次堕落到许多改革宗所强烈反对的错误上。有许多的证据显明，这一个英国官方教会的运动是趋向罗马化，可是溥西这位诚恳的人，却认为这一运动是回归到了原始基督教。

　　这种圣公会和罗马教会混杂的牛津运动，大受牧师传道人的欢迎，而一般的平信徒只是盲目地跟从。其实在新约时代的教会中间，根本没有牧师、传道和平信徒的区别。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要关注一些复杂的神学难题，可是只要在圣灵中有生命，并且尊重圣经是神的话，教会整体一定会对永恒的真理有着健康的关切。漠不关心是属灵死亡的病毒。在一个宗教系统中，若从来没有疑问，对真理漠不关心的态度就被视为正常，而这绝不是基督的教会所应有的现象。

　　主后1839年，纽曼发表了他的第九十份文章，引发了极大的争论，从而导致官方教会下令，禁止他以后再发表任何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纽曼对于英国教会基督教信仰的三十九条信条的解释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信条不仅是以原著者的观点来解释，也可以用罗马教会的观点来解释。这种看法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反感，他被打为耶稣会一派的人。牛津的主教亦反对这种自由心证的解释方式。主后1845年，纽曼正式加入罗马教会，成百的传道牧师以及平信徒也跟随他的脚踪。

　　纽曼和他的跟随者离去，并不表示圣公会和罗马教会的混杂就消失了，这种混杂是减轻了一些，但是在能干的普西的领导下，数年后，这种混杂又死灰复燃，而且似乎更为恶化。直到今日，在英国官方教会之中，这一派的人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甚至把许多中古世纪错误的观念再一次带回来，当年像瑞德利（Ridley）和拉蒂默（Latimer）这样伟大的人，曾经为了反抗那种错误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如今在英国官方教会，尽管三十九条信条在理论上还持守着，在此也再一次看出信仰无法藉着信条来维持。尽管每一个信条都是源于圣经，但是人的智慧总会想出迎合他们自己心意的方式来解释信条。要保持教会信仰的单纯，只有依靠神的灵在里面所赐生命的流。

　　令人很迷惘的是，纽曼他自己早年还是受福音派的训练。他的兄弟法兰西斯·纽曼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人物。主后1832年，他去巴格达加入安东尼·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的同工，一起做宣教士，可是后来他居然成了唯理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基督徒弟兄会的兴起

　　我们说过，十八世纪福音复兴的果子之一，就是主的子民开始意识到他们在宣教上的责任。另一个果子，就是更多重新发现基督徒合一和聚会的基础。许多被人称为独立教会的基督徒团体，他们原来持守根据与基督的关系而有的简单聚会，却不知不觉地陷入宗派的洪沟之中。到了牛津运动起来、把英国官方教会带回到中古世纪各样的黑暗中时，神的子民开始警觉起来，他们也在各地开始重新思考教会真正的本质。

　　当我们追溯历史的长河，看神在历世以来的工作之时，就会看到一些人的名字的出现，因为他们是被神特别使用，把教会带回到圣经原则的一些人。神成全祂旨意的器皿，乃是祂的子民，所以很难在详细考察这些属灵工作时，能不提及一些人的名字。但是，当我们提到神的这些大能的人的时候，我们切切不可忘却他们仅是神手中的器皿。神之灵的运动，远大过任何一个在其中的人，如果有一群基督徒是如此完全依靠一个人的话，当那一个人离开的时候，这一群基督徒也就完了，这也就更显明他们的工作仅是出于人、而非出于神。当然，许多基督徒的团体都是因着他们中间有一些属神的人士运用组织天才而发展起来，可是教会却完全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虽然教会要接纳任何一个神所差遣来有恩赐的仆人，好成全圣徒，但是教会必须坚定地站在与基督的关系这个地位上，单单以祂为元首。这才是为什么重生之人的聚会一直无法完全被消灭的原因。就是在历经最残忍迫害的年代，就是在任何一个稍微有能力的领导立刻被烧死的时代，教会的见证都无法被消灭。

　　恢复基督徒合一和聚会的基础，是在十九世纪发生的，毫无疑问，这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正如任何一个属灵的运动并不是在一个地方或是藉着一个人而进行，而是在各地方都有相当的属灵追寻。在苏格兰的北方，都肯·麦西生（Duncan Mathieson）、当诺·罗斯（Donald Ross）、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以及当诺·米罗（Donald Munro）是其中的一些同工。在都柏林（Dublin）、普利茅斯（Plymouth）、以及布里斯托尔（Bristol）也是我们下面要进行讨论的中心，另外在纽约（New York）、仰光（Rangoon）、英属圭亚那（British Guiana）和南印度，也有许多人为神所兴起而贡献在神的伟大事工上。主后1812年到1820年之间，在各地敬畏神的人有许多的书信来往，他们都希望能有一种在各地教会中信徒之间合乎圣经的相交。

　　在都柏林，罗马教会中有一位名叫爱德华·克伦宁（Edward Cronin）的医生，他经历到在基督里的重生。在他早期基督徒的体验中，他感到神的子民合一真理的重要性，为了让这个真理完全显明出来，他就给自己订下一个原则，每次去参加不同的独立教会、以及非官方教会所有主的桌子的聚会（擘饼聚会）。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这些团体都要求他认同他们中间的某一个团体，才允许他擘饼的特权。可是他觉得，他如果这样做，就等于拒绝了其它一切的信徒，而且很有可能就步入派系之中。他就和另外一位朋友分享他的困窘，结果他们俩人都感到有神的引导，于是他们就开始在自己家中祷告和纪念主。很快就有人来加入这样的聚会，这些人中有约翰·贝勒特（John G．Bellett）和安东尼·葛若弗斯。后来人数多了，他们就搬到都柏林一位哈希森（E. W. Hutchinson）弟兄一间较大的房子里聚会。葛若弗斯是一位牙科医生，他是埃克塞特（Exeter）人，在青少年的时候归主，很早就有做宣教士的心愿。重生以后，他开始在自己的专业上寻求发展，然而这位宣教士的心愿并没有因此改变。他的妻子却没有宣教的负担。他的妻子是一位极度热心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夫妇俩人完全把生命投入在为基督做见证上，他们在经济上并不拮据，然而他们自己却过着简朴的生活，将所剩下的钱财都用来服事主。葛若弗斯就把做宣教士的呼召交在神的手上。数年后，圣灵也感动他的妻子，她应神的呼召，为了福音能更远地广传而将自己献上。由于他们原来在英国官方教会聚会，葛若弗斯觉得应该寻求被按立、而经由圣公会传道会差派到海外去。所以他就去都柏林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进修。就在这段时间，他在与一位律师约翰·贝勒特一同研读圣经时，而有了新的看见，从而加入了在哈希森家中这一批信徒的聚会。

　　同一个时期，在城里另外一区，也有一些少数的人，因为受到相同的限制，而开始自己聚集在一起。有一位后来成为康格尔顿（Congleton）贵族的约翰·帕内尔（John Parnell），就是在这里聚会的。经由神的带领，他们这两个聚会既知道了对方的存在，就合在一起，而聚会仍在哈森家中进行。神祝福这样的见证，人数日渐加增，直到在个人的家中已经容纳不下，于是他们就在一个交通方便的地方租一个聚会厅，主一直把人数加增给他们。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后来非常出名，并且富影响力的人约翰·尼尔森·达秘（John Nelson Darby）。达秘是一个伦敦人，却在爱尔兰任圣公会的副牧师。正如其他的弟兄一样，他的眼光一开启，就有了很大的转变，而离开了那些有组织的教会。从此，他的那一份才智和属灵的恩赐就供应了在各地各方许多不同的聚会。他后来从都柏林迁回伦敦，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聚会处。他就以伦敦为基地，继续在各地的聚会中传讲主的话语。达秘所去过的地方之一是普利茅斯，这个地方在圣灵所带来新的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普里茅斯的聚会受到多位卓越教师的青睐。藉着他们的服事，聚会的质资和量是大幅度成长，他们人数曾长到八百多人。就是在这里，人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普利茅斯弟兄会 Plymouth Brethren」，尽管弟兄们从来不接受这个称呼。在普利茅斯聚会中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教师，那就是班杰明·威尔斯·牛顿（Benjamin Wills Newton）和达秘。他们俩人后来惹出了一场极为严重的争论，并且造成令人非常遗憾的分裂和见证的分散。

　　也是在这段时期，在布里斯托尔有另外一些信徒，他们根据圣经与基督关系的立场开始在一起聚会，因而迅速增长。乔治·慕勒（George Muller）于主后1805年出生在普鲁士，尽管没有真正重生，他却去念神学。在那里，他有机会在一个私人的家中参加哈勒地区（就是敬虔派的中心）的查经聚会，圣灵在他的心中动工，他找到因信基督而有的平安。藉着殷勤的查考圣经，他对神的认识快速地增长，他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到犹太人中间去做宣教士，因此他就到英国去进修。在英国，他看到了葛若弗斯放弃优厚的待遇和事业，在没有任何属地的保障之下毅然前往美索不达米亚进行宣教。同时他也遇到他一生的好友亨利·克雷克（Henry Craik），也就是跟他一同在布里斯托尔的弟兄会分享生命的那位。尽管慕勒要做犹太人的宣教士这个愿望最终并未实现，但是藉着和克雷克的交通，他对于教会的本质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愈寻找主，他的看见也就愈清楚。主后1830年，慕勒娶了葛若弗斯的妹妹，这是一位敬虔的女子，在以后的日子，她成了慕勒的重要助手。

　　主后1832年，慕勒和克雷克在布里斯托尔开始「毕士大」（Bethesda）的见证。这个聚会结出许多的果子。一开始只有八个人，但在圣灵祝福下，人数就加增，他们的工作和见证也日渐加增。他们没有任何的组织，就是简单地依靠主的带领，因为他们相信在主里面的合一。

　　每当遇到问题时，他们就到圣经中去寻求答案。神就尊重他们的信心。他们最早的一批弟兄均是因信而受过浸的（译注：受洗的方式是浸水礼，而非点水）。当有人明显是具备属神的品格，却没有受过浸礼时，他们是否应该完全接纳这样的弟兄呢？像这样的问题，一开始，他们中是有一些意见分歧的，但是当他们一同寻找主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他们必须接纳任何一位主自己会接纳的弟兄。即使在看法上有分歧，或是属灵成熟度有差异，在他们中间再也没有为受浸的方式而辩论。

　　长老之事，也是另一迫使他们去详细考察神的话语的事件。他们看见，长老们并不是藉着教会正式的投票而产生，更不是由某一个人来指派，必须是由圣灵设立的。他们蒙召的印记，乃是神明显在他们劳苦中的祝福，以及他们具有圣经上所记载的资格，再加上教会一同承认他们是神特别分别出来的。教会就有责任在主里顺服长老们。在服事上，神亲自给人一些特别的恩赐和责任来成全教会，但是，并不是长老们才有这样的恩赐，教会中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应该有机会来操练，好让神予每一个人的恩赐都能给教会带来祝福。乔治·慕勒有一特别的恩赐，是在神的子民中少有的，那就是他满有恩慈，而且在各样属灵的信念中能保持一个平衡的态度。他深知，当人们过分强调某一个真理的时候，就很可能遮盖了信仰其它方面的一些基本，而给教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译注：这包括教会的立场和灵恩）。就以浸礼为例，如果只和施浸的弟兄交通，那么使得肢体原有已经合一的表现立刻就变得不可能，因此也就否认了教会最基本的根基了。

　　「毕士大」的聚会因罗伯特·克利弗·查普曼（Robert Cleaver Chapman）的老练和神圣的供应中蒙受了极大的祝福。查普曼多次去拜访布里斯托尔，他自己在巴恩斯特珀尔（Barnstaple）服事主的道有七十年之久，主后1902年他去世之时，享年九十九岁。查普曼早年是攻读法律的，后来蒙神引领，就全心投入教导圣经。世界各地的人来寻求他属灵的帮助和建议，他自己也到各地旅行传讲福音，他的服事留下长远的祝福。

　　乔治·慕勒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所做的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在布里斯托尔开办孤儿院。他是因为看到一百年前在哈勒的奥古斯特·赫尔曼·富朗开（August Hermann Francke Of Halle）所做的工作，而以此为榜样（请参考第十五章），富朗开开办的孤儿院从一开始就证实了神的信实，神能供应一切的需要。主后1836年，慕勒在布里斯托尔开始第一个孤儿院时，只有二十六个孩子。从这样一个小小的开始，在凡事上依靠神自己的供应，神答应祷告的见证，一直到今日还是成为多人的祝福（译注：他们不四处募捐筹款，单单以祷告依靠神）。

　　只要有神子民的地方，相交生活一定会很快就建立起来，在苏格兰北方的弟兄们和毕士大的弟兄们开始有属灵的交流，同时也和普利茅斯以及都柏林的弟兄们开始交流。在组织上，他们彼此没有任何的关系，然而在神的大家庭中，他们有属灵的关系。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属灵上的亲密关系良好的相交，就在真实而又恒久的根基上建立起来。

基督徒弟兄会的第一次分裂

　　魔鬼的势力则是极力想要摧残神的工作。不能忽略的事实就是，每当神的子民想要恢复到合乎圣经关于教会的观念、以及以圣经为基础的聚会之时，那就一定会遭到火爆般的攻击。在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运动更是如此。一方面，祝福如泉源般涌出，另一方面，极为可悲的争执和分裂也就开始了。这些年间，我们已经难以数算分裂有多少次、见证四分五裂，直到如今。第一次的分裂就是发生在普利茅斯的聚会中，他们曾经享受过神诸般的祝福，并有两位最有恩赐又是献身的人（即牛顿和达秘）。

　　很久以来，达秘和牛顿在圣经注释和教会行政上就持有不同的看法，这在普利茅斯的聚会中产生了十分危险的分门别类的灵。牛顿在聚会中的独裁控制，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这并不因为他不配受人尊敬，而是因为这种对聚会的独裁，限制了那些尊重他的人属灵的亮光，因为他们对人的忠贞，胜过了对主的忠贞。达秘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欧洲大陆度过。主后1845年，达秘回到普利茅斯，他决定要处理教会中他觉得存在的一些混乱。很难感觉他对教会行政的态度，会比牛顿的态度好到哪里去，两个人都是一样的专横霸道。在一个主日的早上，聚会结束以后，达秘便公开宣布他要离开聚会，然后他就和一些支持他的人另外开始聚会。这只不过是两年后更大争执的序曲而已。

　　有人把牛顿所带领的查经关于诗篇的一些笔记分发给一些朋友，其中一份就落到一位同情达秘的人手中，在这份笔记中，他发现了牛顿关于基督受苦的教导。他觉得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而且认为这个错误是严重到需要以异端来对付的程度。牛顿是个才华出众的人，然而他与那些会发挥神话语的人一样有一些缺点。有的时候，他尽兴发挥、以致离题，令人不知其所云。所以，如果断章取义，那些要定罪他的人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他是异端。在那些笔记中，他也没有去查证是否准确，而且许多地方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谁也不知。然而，这些批评牛顿的人完全偏见地进行判定，他们要把牛顿的教导完全抹黑。

　　牛顿的反应很是谦卑，并且是满有恩慈的。他再一次肯定他关于基督的本体以及工作的信仰，并且承认他用的一些比喻可能引起错误的解说。他宣告，他并不同意那些从他的笔记中提出来的教义，他公开对在主的任何子民中所产生的属灵伤害道歉，并且收回那些造成困扰、他所说的或是写的东西。他祈求主的赦免，并且祈求主来弥补任何邪恶的后果。牛顿的反应是在一篇叫做《申述及承认一些教义上的错误》的文章中阐述的，然而很可悲的是，这样完全的认错还是不能获得反对他的人的谅解。他们继续对他进行攻击，并且扭曲他申明的意思。达秘因为牛顿不承认所加给他的错误，宣布与牛顿以及普利茅斯的聚会断绝交通。

基督徒弟兄会的第二次分裂

　　事情并不因此而告终。主后1848年，即第二年，两位在普利茅斯和牛顿一起聚会的弟兄前往布里斯托尔到毕士大的聚会，并且按着惯例参加当地的擘饼聚会。在毕士大的弟兄们对着普利茅斯的争论一直保持中立，他们与两边的信徒都有相交。因着这种态度，特别是他们知道这两位弟兄并不接纳所谓牛顿的错误之后，他们接纳了这两位弟兄。达秘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这两位弟兄是来自教导谬论的聚会，所以就不应该在主的子民中被任何人接纳，因为他们和牛顿以及普利茅斯的相交，就表示他们同意那些错误，那里来的人在一个聚会中会带来污染。

　　达秘要求毕士大对普利茅斯的问题做一个全盘的检讨。毕士大起初拒绝这个要求，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争论与他们无关，他们认为没有权力去判断整个普利茅斯的聚会。然而，来自达秘的压力一直加增，加上毕士大中间也有人认为，应该来检讨这一个问题，所以最后他们就同意了。研究的结果是他们写了一封信，由十位长老签名，在信上要求任何人如果犯了牛顿所谓的错误，就不应该被任何团契接纳。所谓牛顿的教义，在基本上是错误的，但是任何一个接受过牛顿教导的人并不应该立刻被拒绝，除非很清楚这个人明白、并且认同所谓的错误教导。达秘对这样的回答极度不满，他认为毕士大也与牛顿的错误同流合污，因此也应该一并处理，所以他要求各地的聚会不但要批判普利茅斯，并且也要批判毕士大。达秘不许人们接纳所有从毕士大出来的人，更不能与他们彼此交通。所以达秘摒弃在毕士大的教导，并且与所有不承认他们犯了错误的人断绝往来。

　　很明显，这种态度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因为这摧毁了教会最基本的原则，信徒不能再因他们与基督的关系而单纯地合一，并且还要对毕士大定罪。达秘虽然有很大的个人魅力，但是也无法获得所有人的支持。但是，他所获得的支持已经相当地惊人。因为他在欧洲大陆广为人知，甚至在其它世界各地，人们都很佩服他的才华。他推行的运动，使一些信徒坐下来批判所谓的「毕士大问题」，定那些甚至从未谋面的弟兄的罪，说那些弟兄持有一些错误的观点（尽管那些弟兄自己并不接受那些错误的观点），更可笑的是，说这些观念是由一位他自己都不同意的人所教导的。甚至在百年之后，毕士大的问题还常被人提及。

基督徒弟兄会更多的分裂

　　这样的灵，无可避免地在往后的日子中导致更多的分裂，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一篇悲哀的历史，让人们看到，有时候纵然有伟大属灵的亮光和热心，也常会受到心思狭窄和人的偏见所辖限。我们在此不想探讨那些无止无息的争论，不过，有一些争论也是值得我们提及，它让我们知道像什么样的事会在神的子民中引起这么大的分裂和争执。对于教义上一些奇特的观点，就成了许多分裂的主要原因。比如说「圣灵的印记」，有人主张信徒在重生的时候就被印了，另外有人则认为是在「看见了复活的基督」的时候才受圣灵。一个信徒在神面前的地位、以及他在神面前的光景是否有差异，也是争议的中心。与神和好，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还是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在天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呢？重生和接受永远的生命之间有分别吗？

　　另外一个时常引起分裂的原因，就是教会行政上的歧见。主后1881年，在一些弟兄会的中间进行了一段很长的辩论。那时，在英国南方的赖德（Ryde）有一个聚会中产生了问题。这些问题争了很久，甚至影响多人属灵的生命，因此一些弟兄们便拒绝参与这种有害的辩论，他们在赖德另外自己聚会。这个时候，一位从英国伦敦肯宁顿（Kennington）教会来的克伦宁（Cronin）医生来到赖德作客，他就和分离出来的弟兄们一同聚会擘饼。这样的事，在肯宁顿的聚会中引起长期的争执。最后他们判定，克伦宁这样做是错误的，加之克伦宁又不肯悔改，于是他们便与他断绝来往。在阮姆斯给（Ramsgme）的聚会，对这样的事有着出奇的兴趣。他们因着克伦宁的聚会在克伦宁医生犯了这样明显的错误以后，没有迅速地跟克伦宁断绝来往，于是就认为他们也犯了错误，因此有一部分在阮姆斯给的弟兄们就宣布和整个肯宁顿的聚会断绝来往。这个决定又造成阮姆斯给聚会的分裂。在肯宁顿凯利（Kelly）的领导之下的聚会，则认为肯宁顿并非犯错。这个消息传到了伦敦的公园街（Park Street），形成两派而分裂，诸如此类的分裂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神的见证也就被许多大有恩赐的人一再破坏。

基督徒弟兄会持续地忠于圣经

　　这类破坏，是造成这一段时期许多悲剧的根源，我们以后还要再来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些弟兄会的聚会中，就是被称为「闭关弟兄会 Exclusive Brethren」的人中间（在今日世界许多地方仍有他们的踪迹），他们对于圣经的真理在许多的方面都有很多的亮光，是在今日许多教会中所缺乏的。他们出版了大批圣经注释方面的书籍，期望借此能够给人予属灵上很大的益处。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一些东西是太过钻牛角尖，如太过咬文嚼字，让人不知所云。我们为着「闭关弟兄会」的分裂的悲剧而伤痛，但千万不可将他们的见证一笔抹杀。在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具有伟大属灵亮光和敬虔品格的人，他们的作品影响世界许多地区，带出一些以基督生命为聚会基础的教会，并对世界各地教会有着极大的帮助。

　　当普利茅斯的聚会开始了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一连串的争论和分裂之时，在毕士大、布里斯托尔、以及其它如巴恩斯特珀尔（Barnstaple）等地的那些受到查普曼影响的聚会，他们还是站在他们一开始的立场上，接纳所有基督所接纳的人。这些聚会一直不断地增长，他们对世界各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跟「闭关弟兄会」一样，他们也出版了许多具有价值的文献。正如历史上任何一个属灵的运动一般，尽管有一些已堕落到宗派的中间，但是仍有一些聚会仍持守着见证。

　　在这一些基督徒中间，有一些特征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就是他们持续地对圣经的忠诚。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唯理主义几乎渗透进入每一个基督教宗派，在各个神学院中传讲不信的道理，在各个所谓的基督教徒讲台上传讲人的道理。当时那些根据新约圣经简单的教会聚会原则而聚集的信徒，在他们中间却找不到唯理主义。神的话语不但得着属灵和理智的维护，也得着经历的见证来维护神的话语。这种经历只出自神不变的真理。人因着与基督合一所带来的改变，才是应付各样错误最大的利器。当一个人知道他原来瞎眼，现在能看见，一切那些不信的争论都变得毫无价值如糠秕般可以丢弃。只要信徒是本着神圣本质的分享者而聚在一起的话，圣经在他们来说仍是神的话，仍是他们属灵的食物和饮料。

　　在这批人中间，并不是只有少数人熟悉圣经，在每一个家庭的生活中以及每一个人日常的生活上，圣经的教训都是一切的指南。在这个运动中，见证是在每一个行业中均可表现出来的。他们强调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所以见证的责任就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是在生活每一个层面上表现出来。藉着安静但又持久的基督徒见证，带来难以估计属灵的祝福。同样各行各业都能为主所用。宣教的运动就大大兴旺传递世界各个角落。在都柏林、普利茅斯以及布里斯托尔所兴起的运动，所带来的影响力远远超过那些跟他们有特别联系的聚会，今日在世界各地都有相似的运动。

　　从普利茅斯和毕士大所流出的两股不同的发展溪流（编注：普利茅斯弟兄会分裂以后，支持达秘的聚会被称为「闭关弟兄会 Exclusive Brethren」，支持慕勒及毕士大聚会的被称为「开放弟兄会 Open Brethren」），可以藉着考察与这一运动有关的两位伟大人物而进行了解，因此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来看一看达秘和葛若弗斯的事迹。

更正教会的分裂，激动渴慕与神相交的奥秘派

　　更正教会因为内部激烈的斗争而四分五裂。罗马教会在外表上还能维持一个君主式的统一，可是罗马教会藉着圣礼和居间的神职制度，长久以来在人和神之间建立起一条鸿沟。更正教拦阻了信徒之间的交流，罗马教会阻拦了人神之间的交通。在罗马教会里面，长久以来就有一批被称为奥秘派的人。他们渴慕与神沟通，所以他们就发展出一套默想的生活以及严格的操练。在罗马教中，有许多证据显明，这一批人受到崇高的尊敬，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被罗马教会封为圣人。不过有一些时期，他们也受到罗马教会严厉的逼迫，特别是在耶稣会那段日子里。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最著名的奥秘派人物就是盖恩夫人（Madame Guyon），她的生命直到如今还是给人祝福和启发。虽然她最后在巴士底狱（Bastille）被法国国王拘禁，她的影响力却不受限制，远超过地上的围墙。

　　更正教派之间的分裂，以及与基督徒之名不符所引起的斗争，更激起许多真诚的信徒，心里渴望能和所有真正是神儿女的人，自由地彼此交流沟通和相交。这样的饥渴在戈特弗里德·阿诺德（Gottfried Arnold）（主后1666年到1714年）的作品中表达得尤为清楚。他是敬虔运动的果子，也是菲利普·施本尔的朋友。有很短一段时间，阿诺德曾在及森（Giesen）大学担任历史系的教授，后来他放弃教职，全心投入写作之中。阿诺德对更正教主流派狭窄和不宽容非常关切，特别是他们在记载教会历史上所采取的方式，对那些把当时宗教系统主流以外的事实均全盘抹杀、或是抹黑的记载方式尤为关切。他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他也研究了许多自古以来那些有关「旁门左道教会」的记载，他发现，那些都不是公正地根据事实而进行的记载，很多记载皆为因派系之争而进行的恶意抹黑丑化。主后1700年，他的《公正的教会与异端的历史 Impartial History of the Churches and Heretics》一书问世。在这本书里，他所注重的不是正统组织的发展，而是教会属灵运动的轨迹。他的书引起了巨大的反应，有人誉之为最有益于人的良书，也有人则贬之为遗害大众的毒草。可能阿诺德确实是相信，在所谓的异端里，有可能比名门正派还有更多的真理（他甚至认为路德派已经成了巴别塔，无可救药了）。但是，也可能他在某一方面是正确的，因为教会属灵的延续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今日，仍是很少被人注重。

　　奥秘派最注重他们自己与神之间的相交。他们没有意识到，信徒相聚在一起的交通意义的重要性。然而，他们强调内在圣洁的影响，以及加上像阿诺德这样的人所提出的，在实际上要使所有真正重生的人一起相交的渴望，将带出一种新的聚会。到了十八世纪，这种聚会在德国、南方一些国家以及英国一带已很流行了。他们的观念也许不尽一致，可是他们都认定合一、以及成全圣徒，远比组织教会外面的规范重要得多。他们并不都脱离了他们所属的教会团体。然而有一些脱离出来的人就一同聚会，他们的聚会被称为「非拉铁非」（Philadelphia），就是弟兄之爱的意思。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渴望能根据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亮光，呼召所有的真信徒在非拉铁非这样忠心的教会中联合（启3:7-10）。这些群体的见证，带领了多人归主，其中一位令我们永远怀念的，就是写了许多美丽诗歌的捷合·特斯特金（Gerhard Tersteegen）。

敬虔主义者辛生道夫，摩拉维亚弟兄的优点与缺点

　　主后1700年，辛生道夫（Zinzendorf）男爵出生在德累斯顿。辛生道夫由他敬虔的祖母抚养成人，从小就热爱主耶稣基督，后来在奥古斯特·富朗开（August Francke）所建立的哈勒学校里，更多地受到敬虔主义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他的生命有很大的冲击。因着富朗开，他心中埋下了宣教的异象和灵，这些后来对摩拉维亚运动（The Moravians）有很大的影响。主后1722年，他遇见一个以前曾是木匠的、名为基利司新·大卫（Christian David）的人。当时，大卫正在为那些他从故乡领来归主的摩拉维亚信徒寻找一个避难的地方。辛生道夫就邀请他们到他在萨克森的土地上安顿下来，于是他们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村庄，他们称之为「守望村」。五年后，他们之间一场苦毒的争执，几乎拆毁了整个的社区，所以辛生道夫自己才出面，接管领导的地位。他是一位英明仁慈的好领袖，不仅平息了争执，神也赐下了复兴的火炬，使得他们重归和好，在整个群众中带来了新的灵。摩拉维亚是反对路德派的，但是辛生道夫自己却是路德派的人，他受到施本尔的影响，主张教会中的教会。他们彼此妥协，守望村被称为是路德派中间的一个独立社区，并且按立了一位摩拉维亚的弟兄来负责圣礼。后来，这样的妥协终归失败，于是摩拉维亚就自己独立，从此不再从属于任何宗教派别。

　　摩拉维亚最令人惊叹的，就是他们的世界性宣教。当辛生道夫去哥本哈根参加丹麦国王贵斯琴四世（Christian VI）的登基大典之时，有机会认识了一些来自西印度群岛和格陵兰的人，从那些人那里，他开始对那些地区有了初步的认识。当他回到守望村时，他充满了要把福音带到这些地方、以及其它外国之地的热忱。于是他们就以守望村为基地，进行要把神的话语送到世界远方各地的事工。主后1732年，一批人去了西印度群岛，主后1733年，另外一批人到了格陵兰。后来陆续有人去东方、非洲以及美洲。守望村成了世界许多地区的中心。那些宣教士走到哪里，就在那里传讲福音，并且尝试在那里建立像守望村一样的社区。后来事实证明，集中管理成了事工发展的障碍，因此，这套系统必须予以修正。摩拉维亚弟兄们的强处，乃是他们中间有重要属灵的生命、而非死板的社区样板（社区的样板使得情形更为困难）。摩拉维亚弟兄的缺点，就是他们忽视了圣经对于教会样式的教导，从而导致没有足够合用的器皿，来承载属灵的生命。在新约圣经中所启迪的唯一属灵的样板，就是简单的教会规则，它适用于普世中各种不同的需要。主后1760年，辛生道夫死于守望村。

约翰·卫斯理和循道会的属灵兴衰

　　主后1735年，当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在往北去的船上遇见一批摩拉维亚的宣教士之时，他自己一直都在努力藉着宗教的操练、以求赢得救赎。但他在摩拉维亚弟兄们身上，看到一个对他很陌生的信心和属灵生命的品质。这在约翰·卫斯理寻找与神和好的旅程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约翰和查理·卫斯理两位弟兄的父母是圣公会（Anglican）人，他们的父亲是圣公会的监督。（译注：圣公会就是英国国教）他们早年的训练归功于他们敬虔的母亲苏珊娜·卫斯理（Susannah Wesley）。苏珊娜是一位品德卓越的女子，她有十九个孩子，其中八个在婴儿时就夭折了。约翰排行第十五，而查理排行第十八。她的丈夫为了尽牧养的责任，时常不在家，于是苏珊娜就负起责任，她常把家里的佣人和孩子们聚在一起，读圣经并祷告。因着佣人们的口碑，这个家庭祷告会常常爆满，有时实在容纳不下，只得劝一些人离开。然而，尽管有母亲始终如一的良好榜样，以及不断地接受神话语的教导，又在诚心的宗教环境中长大，约翰和查理的早年岁月却没有救赎的确据。

　　他们俩人在学习上均十分出色，并双双被按立为圣公会的传道人。透过查理在主后1729年于牛津所组成的一个小型俱乐部，我们就能多少看见他们对宗教的观念。这些俱乐部的会员聚在一起，阅读一些有益的书籍，参与一些禁食和时常的圣餐一类的宗教操练。他们的观念就是圣公会的高派，他们殷勤地想藉着他们的良好行为来获取救赎。大学里的人就以「圣洁俱乐部」这样的名称来嘲笑他们，或是称他们为「循道会 The Methodists」，「循道会」这一名称后来也就用在卫斯理他们的聚会上，不过那时则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了。

　　主后1735年，约翰和查理俩人以宣教士的身份前往乔治亚。就在那一次的旅程中，他们遇见了摩拉维亚弟兄们。翌年，查理身心交瘁，回到英国，约翰则一直支撑到主后1738年，才被迫返回英国，他的宣教生涯一败涂地。约翰回到英国不久，弟兄俩人再次遇见正打算由德国经由英国前往乔治亚的摩拉维亚的彼得·波勒（Peter Boehler）。波勒把因着信心立刻接受救赎的道理讲给他们听。查理后来卧病在床之时，经历到救恩。几天以后，约翰在伦敦奥尔德斯门街（Aldersgate Street）参加福音协会聚会的时候，心中本来怀有思想上很大愤怒的，后来却经历到神的平安。他这样形容他的经历：「我心中感受到一种十分奇异的温暖，我觉得我信靠了基督的救赎，祂给予我确据。祂把我的罪甚至我也拿去，并且救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

　　十八世纪英国的属灵光景十分低落，上一个世纪的战争和斗争，使得良善消失、道德败坏。文盲、不道德，酗酒以及猥亵十分流行。社会治安手段非常野蛮，监狱的情形则更是糟糕。人们的思想好像到了青少年反叛期：什么都知道，什么也都拒绝。伏尔泰（Voltaire）那些恶毒的观念，塑造了英国人的思想，他回到法国以后，就塑造了法国人流血革命的思想。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是位超级的怀疑论者，他撰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十八世纪末期贵格会人的儿子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居然道出残暴、亵渎、僭妄的话。唯理主义进入宗教的思想，讲道软弱无力，无聊道德几乎无人肯听，就是听了人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神的子民的聚会相对地少了，就是在聚会里属灵的生命，也被昏睡的灵所遮盖。如果一个宗教可以用它的果效来衡量的话，十八世纪可以算是大破产的时期，迫切地需要复兴。

　　这就是当时约翰和查理·卫斯理在英国开始福音服事的光景。只有一个信息才能把这个国家从沉沦中提拔出来，免于崩溃，那就是罪的信息，藉着信靠基督牺牲的救赎以及圣灵重生。可是一间一间的教会都不欢迎他们，教会都觉得他们太过狂热。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因为那里的教会不欢迎他，开始在室外向一个煤矿区的工人传福音，并且带来了很大的祝福。主后1739年，怀特腓邀请约翰·卫斯理来同工。卫斯理一开始是非常的犹豫。因为他一直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从来不以为可以在室外讲道，但是，许多的机会帮助他胜过了他自己的偏见。他余生五十多年的劳苦，就是从事这样的服事。

　　约翰·卫斯理和乔治·怀特腓俩人的服事，远远超过英国列岛，怀特腓就曾六次访问美国。他们大部份的旅程都是骑马，据说卫斯理五十年的服事中，骑马行走之路长达二十五万英里，其中的危险是不难想像的。在那样一个充满暴力的世代，那些传道人和一些信徒在传道的途中，时常会遇见土匪，同时所到之处，各地的神职人员又多方加以逼迫，但是卫斯理毫无畏惧退缩，神也与他同在，有时候听道的人上万，成千的人得到重生。许多刚硬的罪人在十字架前流泪悔改，得到平安。在聚会中有人深受责备失声痛哭，并归向基督。

　　卫斯理把这些信主的人组织成一个一个的聚会，第一个是在布里斯托尔，第二个是在伦敦。他一直盼望这些聚会能够成为英国官方教会的一部分，然而分离至终仍是不可避免。因为圣公会那一套严谨的制度，容不下循道会这样充满了生命力的聚会。因着对救赎的向往，循道会的人聚集在一起，然而在其它的事情上，他们都可以持有个人不同的看法，并且他们不让这些不同的看法造成争议。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聚会的地方。

　　卫斯理很希望只有被按立的人才可以讲道，但是，那些神职人员对于这个运动毫无兴趣，无奈，卫斯理只好使用其它的人来发展这个组织。不过，他还是不允许没有被按立的人来主领圣礼。当循道会来到美国之时，因为没有圣公会的教堂，循道会的会友无法领用圣礼，于是这就成了问题。卫斯理又无法说服英国圣公会为美国循道会按立牧师，所以他只好自己按立。这样，就使得他的会和官方完全分离。在英国的传道人也因此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宗派。

　　卫斯理发展出一个组织叫做「大会」，来控制整个的运动。他把工作分成许多的「圈圈」，每一个「圈圈」有他的监督，在监督之下又有一些巡回的传道人。任何一个在会堂里讲道的人，一定要先经过「大会」的核准。由于「大会」是由神职人员组成，他们自然很看重他们的权力，并且妒忌地保护各样的特权。这在循道会中各个不同层次的人中间造成了分裂，属灵的衰退，后来则影响到整个的运动。如果今日约翰·卫斯理微服寻访一些循道会的教会的话，很可能不会有教会仍欢迎他，因为他们不会要他的那种「火热」。

　　查理·卫斯理多年和他弟兄分担许多旅行布道事工，但是他遗留给教会最大的财富还是诗歌。他一生写了超过六千首的诗歌，今日很少有英文诗本中会没有他的作品。查理·卫斯理的诗歌不但表达出极深敬拜的感情，他的诗歌并且有极丰富圣经主要教义的解说。主后1788年查理过世，享年八十；约翰则在主后1791年过世，享年八十八。

不建立宗派的乔治·怀特腓

　　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早年和卫斯理是很不一样的。主后1714年，他出生在格洛斯特（ Gloucester），他的父亲是一个客栈的主人，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生长在贫穷的环境下，他很勉强地维持他的教育。然而，主后1733年，他竟然进入牛津大学，在那里他经历了很愤怒的灵魂之旅。他加入了卫斯理的「圣洁俱乐部」，藉着禁食和其它宗教操练，以寻求与神的和好。主后1735年，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亮光显明出来，他经历到重生大能的改变。同年，他被官方教会按立。在他二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他传道的生涯。从一开始，就显明出他卓越的传道能力。他处理罪的问题、以及他反对官方教会藉着洗礼得救的教导，给他自己招致了许多的讥谤，并且使得很多教会不欢迎他。可是，许多人因他的讲道而真正得救，大批的人涌来听他的讲道。

　　尽管乔治·怀特腓是一个圣公会的人，而且生长在一个非常强调对着宗派忠贞的时代，宗派对他却没有太多的意义。在这一方面，他和卫斯理兄弟很不一样（卫斯理兄弟一生都无法除去对官方教会的偏爱）。他虽然被英国官方教会禁止讲道，然而只要有机会，他就不会放过。他在乡野之间对着许多根本无法接触正统教会的人讲道。约翰·卫斯理后来也开始室外的布道大会，就是受怀特腓在布里斯托尔向矿工讲道的影响才进行的。

　　怀特腓发疯似地行遍了英国列岛，主后1770年去世之前，他曾经六次到北美洲传道。他在大西洋两岸都留下了长远的属灵的影响。他的生死之交约拿单·爱德华滋（ Jonathan Edwards）也是大为主用的人。怀特腓的神学是非常偏向加尔文派的，而卫斯理却是非常倾向亚米念派。他们曾经一度因这些歧见，而在信件往来上有不少矛盾，然而他们之间的友情却能经受许多的风暴，仍然维持得住。两个人都宣告因信称义，两人的讲道都是大有能力。许多听卫斯理讲道的人决定去跟随主。许多听怀特腓讲道的人发现主拣选了他们。怀特腓不像卫斯理那样成立自己的宗派，但是有许多的人因为他服事的结果，而真正在基督的脚前顺服。

卫斯理和怀特腓带起的复兴

　　十八世纪的卫斯理和怀特腓所带出的复兴，并不藉着任何宗派成形，因为属灵的祝福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并不局限于循道会或是圣公会。这个复兴影响了整个的英国和美国。由社会层面来看，对于当时社会丑恶的虐待行为有了觉醒，人们开始决心起来对付这些问题。例如奴隶买卖制度、监狱的不人道情形。因为基督重生的工作，使得神的爱能照耀在人们的心中，成了这一些改革背后的动力。由属灵的层面来看，一个对神敏感的心散播到整个国土上，就结出宣教上的美好果子，产生了伟大的宣教先锋，像去印度的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去中国的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以及去南太平洋的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同时，这样的复兴也预备了去承受即将来临、回到圣经原则单纯的基督徒聚会。十八世纪的复兴再一次强调，极为需要藉着信心得救的经历，因为重生是一切其它更进一步启示的基本。那些宝贵的启示不会经由组织化的教会、甚至不会经由卫斯理所服事出来的循道会而带出多少的信息，而是因为卫斯理和怀特腓对圣经的尊重，影响了许多人重生的经历。

哈尔登带起的复兴

　　苏格兰在乔治·怀特腓等人的讲道之下，曾经有过复兴，然而在组织化的教会中，兴起的新派阻挡福音的教导，他们不相信圣经是神默示的，拒绝神迹以及主耶稣的神性，他们认为祂不过是一个伟大的宗教老师。在这种令人沮丧的气氛之下，有两个兄弟却为神所使用而带来更多属灵的亮光，他们就是罗伯特与詹姆斯·哈尔登兄弟（Robe and James Haldane）。他们出生在苏格兰一个富有的家庭。俩人均在海军服役。重生之后，俩人均成为圣经的学生。他们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教育，又没有被按立，没有人会认为他们能够进入讲道的事奉。但是他们渴望能传讲福音，他们仰望神开路，神就做了。詹姆斯·哈尔登和一些有相同异象的人一直走到北方的奥克尼群岛（Orkneys），只要有机会他就宣讲好消息，不管是在教堂里面，或是在室外。成千上万的人涌来听他们讲道，圣灵在许多人的心中做深层的工作。

　　当然不会没有反对的麻烦。许多人为着一个没有被按立的人竟敢讲道而表示愤怒，特别在官方的教会立法禁止任何没有执照的人讲道，就是去听这种讲道的人，都有可能被开除，这就更怂恿了人们反对这些没资格讲道的人。但是神的工作还是继续往前。哈尔登兄弟以及他们一同为福音劳苦的同工，看清了官方教会属灵光景的低落，他们这些认识基督的人，就有紧急的理由速向失落的人传讲福音。单单只有神尊重他们的服事所带来的祝福，使得他们对于如何最有效地帮助已经得救的人，也成了当务之急。他们已经尝到官方教会对于他们这些没有执照的传道人所有不愉快的对付，他们对于官方教会信徒和非信徒的混杂非常迷惑，他们觉得神不能在相交根基缺乏属灵生命的情形下建立祂的子民。在认知这个事实之下，他们觉得应该离开官方教会，而跟那些在生活上显出重生证据的人在一起聚会。他们于是就在爱丁堡成立了第一个这样的教会，一开始就有三百人聚会，他们按立詹姆斯为牧师。

　　罗伯特与詹姆斯·哈尔登对于主的带领抱着开放的心态，他们承认圣经是神子民生活上的规范，也是聚会方式的指导。当圣灵赐下亮光，他们就顺服，盼望教会能按着圣经而行。当圣经中的原则渐渐地明晰的时候，他们就一点一点地改变。他们开始每一个主日围绕在主的桌子前聚会，他们只接受信徒的奉献，任何由圣灵带领的仆人无论背景如何，他们都愿意有交通。

　　哈尔登兄弟自己是在长老会的背景下长大的，所以他们原来是给婴儿施浸的，后来他们看出，这样的做法没有圣经的根据，因此他们就拒绝再给小孩子施浸。他们自己也再一次领用浸礼。然而，哈尔登弟兄很清楚地看见洗礼并非相交的基础，他们拒绝把教会里受过浸礼和只受点水礼的人分开。他们中间有一小部份人在这件事上坚持己见，最后从他们中间分裂出去，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伤痛。幸好大部分的人仍继续留下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哈尔登兄弟的服事不仅在爱丁堡建立教会，他们也在其它传福音有果效的地区建立教会。

　　罗伯特·哈尔登的服事最远影响到日内瓦。他一直就盼望能把福音传到远方去。主后1816年，他跨渡海洋来到欧洲大陆。在日内瓦，神开路让他在家中有二、三十位神学生和他一起研读圣经。日内瓦曾经是许多圣灵亮光的中心，然而不幸的是，她日渐远离了加尔文以及其他改革家所传讲的真理。一元论主义给教会的生命带来致命的打击，在日内瓦学院的神学生对于神的话、以及恩典的教义一无所知。罗伯特·哈尔登发现他们有极大的需要，于是就开始对在他家中聚会的这一群人讲解保罗写的罗马书。他对罗马书的注释，到今日仍被人认为是经典之作。这些神学生对哈尔登品格中的恩慈深感震惊，他们对他在圣经上的知识、和他对圣经的信仰更是叹为观止，难怪神的话语被如此清楚的述说进入他们的内心。他们不但从印出的纸张上读到神的话语，更从这个属神的人的生命中看见神的话。宗教当局对于哈尔登的服事极度不满，然而他们却无力禁止他，他们于是就对付那些跟随这样信心的人。有一些人被官方教会驱赶出去。于是他们就自己开始聚会来纪念主。在日内瓦，哈尔登所服事的人中间，有一位特别蒙神所使用的器皿，他给讲法文的世界带来了极大的祝福。他就是让-亨利·梅勒·达比涅（Jean-Henri Merle d’Aubigné），一位伟大的教会历史学家，他流畅的笔法和属灵的洞见，使他所写有关改革运动的著作在上一个世纪广受欢迎。

　　罗伯特与詹姆斯·哈尔登的服事，对于在北美洲回到新约原则的运动也有间接的贡献。十九世纪初，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坎贝尔（Alexander Campbell）的年轻人，当他正准备自己接受长老会的按立之时，有机会在格拉斯哥（Glasgow）接触到哈尔登的教导。听后，他只好重新来评估他以前怀疑过的神学立场，结果他发现他必须彻底改变。

　　亚历山大·坎贝尔的父亲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一直是长老会在爱尔兰的传道人。主后1807年，亚历山大·坎贝尔迁移到北美洲，定居在宾夕泛尼亚州。他在那里研读圣经时，知道信徒不应该有门户之见、宗派之分，只应该按照神的话，做为信心和行为的准绳。所以他决定离开长老会。后来，托马斯·坎贝尔的家人从英国来和他相聚之时，他们父子才发现神的灵分别带领他们走上了相同的道路。他们开始一起服事，主后1811年，他们在宾州的布鲁舒仁（Brush Run）成立了教会。

　　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肯塔基的伯通·史东（Burton Stone）也是长老会的传道人，神也是以相似的方法带领他，他们的聚会在多处广被建立。这些以及许多对神忠心的仆人，劳苦的果效一直保留下来。但是宗派的灵还是会死灰复燃，今日一个大宗派称为「基督门徒」（Disciples of Christ），他们就是当年那些单纯的基督徒在宾州的布希帖聚会所留传下来的。

　　哈尔登兄弟的服事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只要基督徒愿意以一个打开的心志和顺服的灵来接受神的话语，他们就会被带回到新约时代教会聚会的单纯中。罗伯特·哈尔登在日内瓦并没有尝试要把他在爱丁堡的服事重复一遍。他在日内瓦主要的抱负就是讲解圣经，结果一样会在那些肯读主话的人中间，把他们带回到哈尔登兄弟多年在爱丁堡所看见的亮光之中。

克伦威尔时代的宗教自由

　　主后1642年，英国陷入内战，君主制度被推翻，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所领导的摄政政治起而代之。克伦威尔拒不接受罗马教皇，他亦反对在英国对人民的宗教敬拜有任何的限制。在他的统治之下，英国进入一个包容的时代，人们可以自由地讲道及传教。主后1660年，这个自由又因为君主制度的恢复而再次被剥夺。在那段自由的日子里，福音得以广传，属灵的生命也大大苏醒。

福克斯与贵格会强调圣灵内住，但却把教会也丢了

　　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是十七世纪许多非常著名的基督徒教师之一。主后1624年，他出生于萊斯特郡（Leicestershire）的一个名叫德雷顿（Drayton）的小村庄。他是一对敬虔的父母的儿子，父亲是个纺织工人，他从小就很聪明伶俐。十九岁那年，他开始去寻找属灵的真实。因为许多基督徒的言行不一，使得他极其悲伤。在他追求的过程中，他对于宗教那繁杂的仪式、以及雅丽堂皇的教堂建筑极度反感，因为这些外面的东西掩盖了人们生活中的世俗化和属灵的空虚。尽管他求助于一些神职人员，然而却总是得不到安慰。主后1646年，他感觉到神对他说话，告诉他一切的需要都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得到满足。从此，他进入一个新的喜乐，与基督建立一种崭新的关系，于是他就决意献身将福音的亮光广传外地。

　　福克斯对他那个时代空虚的仪文主义的反应，带给他强烈的认知。他完全拒绝专业的传道人，也不同意任何的圣礼。他认为真正的圣礼都是里面的、属灵的，不需要外表的形式。基督徒不可发誓、亦不可参与战争。他们需要完全唾弃暴力。基督徒应该受苦并需要赦免他人。许多的人受福克斯的讲道所吸引，在各地兴起许多的聚会，人们称他们为「朋友们」。福克斯和他的朋友们毫无畏惧地担负起他们的使命，并将此运动推向新的层次。福克斯称教堂为「尖塔房子」（steeple house）（译注：在英文中尖塔和障碍是同一个字）。他有时会中途打断别人在教堂里的聚会，甚至干脆向他们讲起道来。我们不难想像，这样的行为把政府容忍的政策推到了极限。所以反对「朋友们」的势力，剧烈到几乎影响治安的地步。他们无论怎样受威胁、遭鞭打、下监狱，均无法阻止这个运动的发展。他们无视这样的艰难，热心地把神的话语传到欧洲、北美以及西印度。

　　待到王朝恢复以后，严格的宗教法律对于「朋友们」更加严厉。许多聚会在此时都转至地下聚集，但是「朋友们」仍公开地反抗权威，一点也不愿意在表面上顺服，所以多人被捕入狱，甚至死在狱中。另外一些人则受到巨额的罚款，使得他们倾家荡产。「朋友们」早就有一些越过大西洋，到了这个时候，在新的逼迫之下，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后来以他的名字给美国的一个州命名。威廉·佩恩爵士（Sir William Penn）和「朋友们」是一起的。人们后来称他们是「贵格会」（Quakers），主后1666年，他们大声疾呼地传扬他们的信仰，因此他们的名字便家喻户晓。佩恩爵士帮助了许多在家乡无法自由敬拜的人，横越大西洋去追求他们信仰的自由。主后1681年，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因为欠他父亲的债，就把在北美的一块地划给了他，这就是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州。翌年，就建立了费城。（译注：费城就是兄弟朋友之谊的意思。）

　　这些「贵格会」并没有按照新约的意义来建立教会，然而，因为他们回到了圣经上一些基本原则，所以他们的见证是相当有能力的。福克斯非常强调神藉着内住的圣灵与他说话，当他独自一人在乡下读圣经的时候，他会觉得有一些经文好像会发光一样，使他能听见主的声音。他觉得，仿佛在使徒身上启示的能力也临到他。虽然是根据已经写下的圣经来启示，福克斯或许太过强调圣经的启示和内住圣灵启示的区别，但是，他对着圣灵内住的强调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圣经的能力绝不是单单凭理性才能显明的，而是要依靠圣灵的提醒才能显示出来。

　　贵格会早期的见证，主要归功于他们对着主的话语是敞开心扉的，神能够藉着圣灵来见证基督，并且引领我们进入所有的真理（约15:26，16:13）。要记得福克斯的教导主要是「在内里的真理」（诗 51:6），与神的沟通绝不是在外表上遵循一些宗教仪式就能达到，乃是需要进行内心的交涌。另外一方面，神建立教会，乃是要藉着教会把内里的团契表现出来，向这个世界做见证。在基督里的生命不仅是摸到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有可能发展与圣徒之间的关系。当福克斯迫切地想要除去可耻空洞的宗教外表之时，他同时也把整个教会丢弃掉了，因为「朋友们」的聚会不注重所有重生的人相聚。毫无疑问，在那个时代，浸礼和主的桌子都已经堕落到只是一个形式的地步，然而这并不表示就应该把他们完全取消。他们能够蒙保守的因素，乃是在圣灵的能力中将主的话语活出来。如果缺少这个，即如贵格会那样，安静地等候圣灵说话，也是同样的可耻。只要神话语的权威被人尊重，就不可能会轻易地给人施浸，一定要有新生命的见证。同样地围绕在主的桌子，乃是见证我们内心与神深深的相交以及与其它信徒的交通。

　　福克斯的聚会是因着反应而形成的。我们不可否认，从某一角度来看，教会的见证和福音的工作又何尝不是对这个世界的罪恶而有的反应。然而，教会远远不仅是因为对世界有消极看法的反应、而联合成一群，教会乃是因为与基督有积极的相交、而联合的一群，教会是神荣耀的器皿，有着积极向上的目的。教会的能力来自极大属灵的异象，和与复活基督的相交。如果任何一个群体聚在一起，不是坚持这样的一个立场，他们至终将会无法实现神对祂子民的目的。

本仁约翰与《天路历程》

　　在这一段恐怖的迫害期间，英国出现了好几位像以撒·华兹（Isaac Watts）这样属神的人。我们永远会记得他给教会留下了许多的诗歌。本仁约翰（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所拥有的读者，恐怕仅次于圣经。本仁最主要的服事地区是在贝德福德（Bedford），在那里，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入狱十二年。他原来是一个教会的长老，后来成了那个教会的牧师。那是一个很早的浸信会。本仁不愿接受除基督徒以外任何的称呼。对他而言，受浸礼并不是彼此相交的先决条件。他坚决地不允许不同的判断在弟兄之间造成分裂。

拉巴迪家庭教会的失败尝试

　　与外面组织不同，教会属灵的承传，可以一直追溯到使徒时代。这脉络从未间断过。在任何一个时代里，主在祂的子民中总是会有一些见证。在另一方面，有一些运动只恢复到一部份圣经的原则。他们根据神圣真理去传讲和实行，他们的服事已成为了别人丰富的祝福。只是很可惜，他们属灵的生命和可被主使用的程度，常受到他们对组织错置了的忠贞所限制。当这样的运动影响了以后的世代，后来的人领受了更多属灵的亮光，最后的结果就是分别出来的教会见证，可以直接依靠神自由敬拜祂，并作见证。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那就是敬虔运动（Pietist movement）的影响，我们很快就会来探讨这一问题。

　　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在稍有不同的层面上，由让·德·拉巴迪（Jean de Labadie）的生命中看得出来。在他自己的基督徒服事生涯中，几乎行遍了整个宗教世界。他一开始受到耶稣会的影响，最后走到独立教会的路上。非常遗憾的是，他最后几年的日子，在婚姻上的失败，给他自己以及他多有贡献的教会见证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主后1610年，让·德·拉巴迪在法国的波尔多（Bordeaux）出生。他所受的教育，就是为他日后成为耶稣会的成员而进行的。他的神学研究并没有予他属灵的满足，然而，阅读新约圣经却给他的灵魂带来许多启示。他被罗马教会按立成为神父，然而，他为着基督教圈子里众多的腐败现象感到心境极为沉重。在他个人追求圣经过程中，他认定只有回到使徒时代的原则，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所以他认为，他在罗马教会中的责任就是进行改革。让他脱离耶稣会不是一件易事，但他却染上了慢性疾病，这使得他不可能成为耶稣会的成员。他后来承认，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当他离开波大斯的时候，得到大主教的允许，先在巴黎教导，后来到了亚眠（Amiens），有许多人聚集要听他讲解圣经，他把这些人组织成「亲兄弟」。他依然有罗马教会正式的授权，他们定期在不同的人的家中聚会、一同研读圣经。在这些聚会里，拉巴迪表明他渴望看到教会恢复到起初的光景。不出所料，像他这样的教导，遭到许多的迫害，最后他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他已经建立的服事。

　　在这段承受试探的期间，他接触到加尔文的教导。拉巴迪的信念一直是建立在他直接研读圣经所得到的结论的基础上。当他读加尔文的作品时，他发现在伟大的基本信心的教义上，他的看法与加尔文的作品完全吻合。他发现，改革宗的教会同样地也需要恢复到实行圣经的原则上。他企盼加入改革宗的教会，这样，他可以有自由得以传讲神单纯的话语。

　　可是，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他和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的看法是不可能和好的。他也同样地发现，在罗马教会内想要提出改革亦不可能。拉巴迪并不是轻率地做出这样的结论。他二十五岁的时候被按立为神父，到主后1650年，就是他四十岁的时候，他已经在罗马教会中辛苦地工作了十五个年头。后来他改变方向，认定他可以在改革宗的教会中进行合乎圣经的改革，所以，他在蒙托邦（Montauban）加入了改革宗的教会。

　　拉巴迪后来在日内瓦及荷兰的米德尔堡（Middelburg）进行服事。他有能力的讲道大有功效，但是他最大的祝福，还是聚集一批人在他家中一同分享圣经。因着他在日内瓦的读经会，一个青年人菲利普·雅各·施本尔（Philip Jakob Spener），得到他许多的帮助，后来成为敬虔运动的领袖之一。拉巴迪曾被米德尔堡的一些敬虔、且在基督徒的见证大有作为的热心人邀请去担任传道人，他对于那里的教会光景大失所望，他认为，他们与他从新约圣经中所认识的教会相去甚远。他并且发现，那些在米德尔堡邀请他的人和他对教会的看法全然不同。他们认为，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环境，教会领袖的目的就是引人认识救恩，然后带领得救的人实行信仰。可是拉巴迪从圣经中所看见的，乃是教会是一群重生的人藉着圣灵的工作联合在一起。无论如何，拉巴迪还是不断地推动他的改革工作。他带领教会学习即席的祷告方式，这在当时习惯了仪式的祷告是一个重新的恢复。他还鼓励弟兄彼此以圣经来建立对方。许多在米德尔堡以及外地的人，都对他的服事有很好的评价。但是也越来越明显，如果按照他所教导的去实行，整个教会系统的特点都要改变，对于这样激进改变的反对，是无可避免的。当反对的浪潮来临之时，不但苦毒而且凶猛异常。主后1669年，拉巴迪和他的同路人一同被米德尔堡的教会开除。

　　拉巴迪用了十五年的时间，热心地进行罗马教会的改革；随后的二十年，他把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全部投入在改革宗的教会。然而两者均遭失败。我们很难评论说，他在这样的工作上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他现在已经年逾六十，他所得到的结论就是：在已经建立的教会系统内进行改革，是不可能的，只有分离出来，方有可能重建使徒的原则。

　　根据拉巴迪的信念，大约有三百余人在三位牧师及数位长老的带领下，开始了一个在米德尔堡的新聚会。只有那些在生活上显明他们已经重生的人，才可以成为会员。但是这个新教会无法不受干扰地进行她的见证。因为他们和改革宗教会的争执，米德尔堡的当局要求他们离开米德尔堡。他们迁移到附近的一个小城，可是那些逼迫还是紧随他们，当地的居民真诚朴实，可是不太属灵地决定要使用武力来保护他们。拉巴迪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缘故导致流血事件，他认为这是神的带领要他们去阿姆斯特丹，于是他便离开小城前往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他与他的朋友有了许多的宗教自由。他们在那里重新开始工作，有着很好的祝福。他们根据圣经简单的立场聚集，渐渐在全国各地开始这样的聚会。许多人离开改革宗的教会，更多的人也在同情中受他们的影响。他们的影响给改革宗的教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改革宗的教会领袖要求政府来帮助，然而政府的答复是，各个团体应有自己的自由。

　　每一个要服事基督的人，都要进入一个激烈的属灵争战阶段。在神的话语里面，藉着内住圣灵的解释，就有完全无误的带领。但是有一些势力，或者是世界的、或者是来自撒旦的，他们的影响力就是很圆滑地将信徒的注意力从直而窄的路上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有的时候，教会的历史好像是人认为自己可以改良神所定下的原则的一个历史。拉巴迪在他后来的日子，不自不觉地陷入到这个罗网里。一个聚会不是完美基督徒的结合，乃是神的家，那些经过重生而有份于主的生命的人，虽然有许多软弱和限制，他们却在一起让生命长大。拉巴迪热切地希望主的子民完全成熟，要达到那样的目的，比较容易的方法就是教会的人住在一起，彼此可以亲密地认识对方，也能互相建立对基督更深的认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租了一个房子。

　　这种「家庭教会 house church」很早就遇到一些困难。拉巴迪一个最好的支持者看出这样的做法后面的危险。他怀疑这样的做法的圣经根据，所以他就拒绝加入「家庭教会」。在他离开拉巴迪后，写了一本书来解释他的立场。他指出，以像这样一个封闭的社区来取代按照新约圣经标准的教会，不是明智之举，而且会惹上许多邪恶的谣言。这本书出版以后，有一封匿名信以非常恶毒的方式攻击作者。后来发现这封信出自拉巴迪之手，自此，他的名誉和服事受到很大的打击。所有这些「家庭教会」日渐封闭，和外界越来越分离。悲剧就接二连三地发生。后来发现，虽然在成立所谓完善的伙伴的时候，已经采取了许多防范的措施，可是总会有一些会员的看法是和圣经有出入。当人们对这些问题提出质疑的时候，他们丝毫没有基督的灵，反倒以毁谤互相报复。阿姆斯特丹的居民对于这些家庭教会的反感到这样一个程度，甚至要求他们离开。在黑尔福德（Herford）有一位同情他们的人愿意接纳他们。可是当地的路德派对他们有强烈的反感，结果他们就无法有任何对外的服事，只能专注于他们中间自己的事。

　　拉巴迪在外界也许为人们所憎恨，可是在他们中间，他已早被高抬到好像使徒一样。人们紧紧地抓住他话语中的每一个字。他们觉得，直到他们被他的讲道摸着之前，他们从来没有经历到和神真正的沟通。这样的态度注定会引人误入歧途。他们开始凡物公用。在聚会中说方言，并且有许多激动奇异的表现。拉巴迪在主后1674年离世，「家庭教会」则继续存在。事实上还有一段时间有所增长。他们曾经打发出去两个宣教队，不过，他们对把人带到他们那种共同生活的独特经验中的兴趣，大过领人认识福音。后来整个「家庭聚会」终于还是崩溃。在实行共产上有太多的困难，所以他们后来也就放弃了那套作法，最后会员四散。「家庭教会」也就终于消声匿迹了。

　　让·德·拉巴迪的生活和经历，可以给我们许多很有价值的教训。在他三十五年忘我的劳苦之后，他得到无可避免的结论，那就是要把庞大的基督教宗教体系恢复到新约时代的原则和实行，是不可能的。从圣经中，他看出分别出来的真理，他就把他的精力投入在盼望神能兴起一些信徒的聚会，正如神在使徒行传里所做的那样。在这一点上，他是伟大属灵祝福的管道。在许多地区有教会被兴起，并且带动全体生命的长进。拉巴迪的失败在于，他认为在地上有可能保持一个小圈子，在里面可以有绝对的成熟和见证的纯洁。从真正的教会应该只是那些经由与基督有个人重生、而分享基督生命的人这点来讲，他与组织化的教会的分离是正确的。可是，如果限制教会只接纳那些所谓「属灵长成」的人加入家庭，那他不但错误，并且注定要失败的。他这种观念的错误，在他与他以前的同工发生分歧的时候，很讽刺地藉着他的反应表现出来：他无法在谦卑的灵中，接受对他所拥有的绝对权力而作的任何挑战。

　　「家庭教会」封闭的小圈子，也导致其它不属灵的态度和行为。拉巴迪所享有的尊重是远超过一个长老所应该有的，也超过信徒对那些神所使用、值得尊敬的器皿所应该有的高举，因此，他们无法像教会一样自由地向周围的世界做见证。他们的会员除了一些错误的生活方式以外，已经不能独立思考，而那些生活方式使得他们与他们原来应该做见证的对象更加隔绝。同时，他们共同生活的本质容易造成一种气氛，使他们更加过度浪费，这样也使他们许多的属灵精力被消耗，并且阻拦他们服事的果效。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功课，我们必须紧紧地跟随圣经所设立的规矩，并且在谦卑的灵里，才能真正地明白圣经的原则。

属灵低潮中兴起的敬虔主义之父施本尔

　　我们看到在十七世纪中叶，路德派和其它改革宗的教会都处于属灵的低潮，特别在路德派中间，主流的倾向就是理性上的正统、以及在外表上遵守圣礼和纯洁的教义，但是对于生活上的敬虔则几乎不予注意。路德虽然曾经教导过，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可是在各样的实践中，这一真理已经完全被遗忘了。平信徒的地位就是要被动，他们必须听从传讲给他们的正统教义，他们必须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并且领受教会的圣礼。这就是他们基督徒信仰全部的总和。在教会历史中，只有敬虔派反对这样的做法。

　　我们先前提及的菲利普·雅各·施本尔（Philip Jakob Spener），就是受到让·德·拉巴迪在日内瓦所带领的圣经研读影响的一群年轻人中间的一位。他同时也受到英国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和本仁约翰的作品的影响，这些在他正确理解圣经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主后1635年，施本尔出生于阿尔萨斯（Alsace），他早年的学生时代是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度过的。过了而立之年，他被任命为法兰克福路德教会的主任牧师。对纪律和改革有着很深的负担。但是，无奈主要的权柄还是在政府手中，以致于他无法进行他认为必须要有的改变。主后1670年，他开始了在他家中的查经班。他们进行祷告，互相建造，并且鼓励其它教会有这种教会中的教会，藉此能够恢复到使徒一般的聚会，好让圣洁的生活有所长进。他特别强调，真正基督徒的信仰一定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反映出来，藉着重生的经历进入成长的过程。信徒不是在属灵上被动，而是有责任在信心中彼此建立。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远离世俗的享乐。施本尔把正式的信条和传统的重要性降至最小，以便能够直接回到圣经的权威里面。他强调属灵经历绝对的重要性。他说过，如果哪里有在圣灵中的生命，在理性上解经的差异就会自动消失。他的作品引起许多的争执，并被指控为异端，因为他的教导对于当时那种毫无生气的纯理性的正统路德派，是有毁坏性的。

　　在那些受到他的生命所影响的群体中，施本尔把圣经带回到一个应该有的地位，以喂养和教导那些在圣经中寻找引导的人。根据他们所领受的亮光，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从路德派中分离出来。所以施本尔的教会（他还是在路德派的教会中）中有一些人就退出路德派，施本尔在这个时候就提出抗议，他自己还是不能按照他的教导完全地去实行。主后1686年，他搬迁至德累斯顿（Dresden），在那里担任法庭的牧师，后来又到了柏林。他于主后1705年去世。

富朗开建立敬虔派中心哈勒大学

　　主后1663年，奥古斯特·赫尔曼·富朗开（August Hermann Francke）出生在吕贝克（Lubeck）。当他在莱比锡大学做一个年轻的讲师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小小查经班中的一员。虽然开始仅为一种学术上的追求，然而这在他里面唤醒了一个渴望能追求更深的属灵实际。主后1687年，当他还在研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这节圣经就给予他经历新生命的剧变。后来他在德累斯顿跟施本尔一同度过一段时光。施本尔对他的想法有很大的影响。富朗开直截的讲道、坚持重生的经历和敬虔的生活，给许多人带来了祝福，但是同时也被归划为敬虔派的人，就从许多职位上被赶下台。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在新成立的哈勒（Halle）大学担任教授。由主后1698年，他成为神学系的教授，他属灵的影响力主导了这个大学，后来成为敬虔派的中心。富朗开死于主后1727年。

　　富朗开在哈勒的服事，有两方面值得我们一提，因为这些影响远远超过他在世的年月，并且也远及哈勒这一个地区之外。第一是对宣教的异象和责任。罗马教会在宣教上的进展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正统基督教却忽略了在这方面的义务。因着富朗开自己属灵的深度和洞见，使他对主的负担在基督徒服事的层面上，成了许多传统的基督教想都没有想过的事。主后1705年，第一批哈勒的基督徒宣教士去了印度，那就是巴多罗买‧齐根巴里（Bartholomew Zeigenbalg）和亨利·浦桥（Henry Plutchau）。他们在南印度十二年的服事期间，把新约圣经翻译成泰米尔语（Tamil）。在许多由哈勒派去印度的宣教士中，最出名的可能是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施瓦茨（Christian Friedrich Schwartz）。主后1750年他离世归主，但是施瓦茨虽然死了，却仍旧在印度服事神（译注：正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说，亚伯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这些宣教士都是受到敬虔派的影响，他们服事的果子一直留到今日。施瓦茨所领来归主的一个人，他的后代，今日在印度成为一个非常强的见证聚会的根基。

　　富朗开的服事第二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在他所建立的学校。在他向哈勒一带的人传福音之时，因着同情当地穷人的光景，他决定开始建立学校。这是他所建立许多机构的第一个，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孤儿之家」。这些机构完全是藉着他所有的一丁点经费开始的，可是他从不向人要求捐款，他就是单单地依靠信实的神。当富朗开过世的时候，孤儿之家还有一百三十四个小孩，总共有两干两百个孩子曾在他的学校里受过教育。其中有一个就是日后成为摩拉维亚弟兄会的领袖——尼古劳斯·路德维希·辛生道夫男爵（Nicolas Ludwig, Count Zinzendorf）。（编注：敬虔派的学校同样培养出了被称为「现代自由神学之父」士莱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士莱马赫从小就读于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学校，1787年入读哈勒大学，祖父是敬虔派神学家，父亲是敬虔派牧师。敬虔派重视敬虔、轻看神学，结果是儿女缺乏必要的神学训练，饥渴好奇的年轻人很容易被世俗哲学吸引。士莱马赫生长于敬虔派环境，但心中的疑虑并不能从摩拉维亚的敬虔神学里找到答案，反而热衷于流行的希腊哲学和康德的思想。18世纪初的敬虔派中心哈勒大学，18世纪末已经沦为理性主义重地，士莱马赫于1804年担任哈勒大学的牧师和神学教授以后，结出的自由神学恶果更是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