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属灵文章

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回归圣经

　　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改革运动的本身。首先要澄清的是，改革运动的中心意义集中在《圣经》这本书，而不在一个或几位人物。我们一般谈到的改革运动，是指把基督教世界分成两半，一半是罗马教会，另一半则是更正教会（就是新教或称狭义基督教）。可是我们所关心的历史却是另一回事，乃是指属灵的教会在历世历代中虽有不同的争论和腐败，并且遭到神职制度以及宗教系统的迫害，却依然能够为主做见证的记载。其实大部分改革运动所做的，还不过是一些外面的改革，然而改革运动也确实在基督教世界一些地区，带出了一套崭新的环境以及宗教观。如果我们忽略这个事实的话，我们就无法了解教会属灵运动的发展背景，以及从改革运动以来所面对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改革运动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面貌。在一些国家里，罗马教会可憎的恶行给除去了，可是古老的表面依然存在。在另一些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则回到圣经给每一个人领受神恩惠的自由，甚至恢复一些早期教会的特点，即在生命中的交通。改革运动的各个不同层面，跟这个运动的一些主要人物很有关系。

马丁·路德在德国引爆改革运动

　　主后1483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生于一个矿工的家庭。虽然他的家里一贫如洗，然而路德的父亲却执意希望儿子日后能成为律师。主后1501年，路德进入埃尔福特（Erfurt）大学。路德年轻的时候就对属灵事物有一份执着的追求。对罪的强烈感受，以及渴望得到内心的平安，终于催促路德毅然放弃原来事业的目标，转而进入在埃尔福特的奥古斯丁修道院。藉着执着且虔诚的忏悔、禁食以及祷告，他渴望能得到救赎。德国的奥古斯丁派，代表修道士中间比较好的一群，他们颇受人们敬重。他们注重传道，在其间也有一些人有属灵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其中一位就是约翰·施陶皮茨（John Staupitz）主教。他在巡视各修道院的时候，发现马丁·路德为求得救赎，正在深入地进行属灵的操练。于是，施陶皮茨就建议路德去阅读圣经，并向他指出：只有藉着基督，人才有可能得到救赎，并得与神交通。当马丁路德读到保罗写的罗马书的时候，圣灵的光照进他的心中，他从此得以与神和好，因信而称义。

　　路德得救的经历，藉着研读圣经愈加坚固。他的恩赐在他的讲道上面更加显明。他个人的经历不可避免地引领他，再一次思想这些在他生活四周的传统信仰、宗教组织以及教皇制度。反思的结果，更使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事物的错误，而这时他正在威登堡（Wittenberg）大学教圣经。有不少人支持他的想法。

　　主后1517年，路德遇上一绝佳良机来表达他的信仰。教皇利奥十世（Leo X）急需大笔的金钱来修建圣彼得教堂以及满足他个人极为奢华的生活。他发现，出售赎罪券可以大量地增加他的收入。在道明会（Dominican）中一位名叫铁支勒（Tetzel）的修士，此人是一个贩卖赎罪券的高手，他在威登堡一带使用一些顺口的歌谣和低俗的笑话来促销这些赎罪券：「只要钱在箱中响，炼狱锁钥不久也来响当当。」这类做法充分地暴露了整个宗教界的错误。因为路德自己对神圣恩典有着切身的经历，他对这种亵渎神的做法实在是忍无可忍。当他无法说服宗教领袖采取任何行动之后，就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钉了九十五条声明。这一声明，打开了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在罗马教会压迫之下的一切不满的闸门。路德宣称，赎罪券不但不会消除人的罪恶感，反而更无法逃避神的惩罚。真正地悔改，才是获得神赦免的唯一出路。对一个蒙恩得赦的人，赎罪券是毫无价值的。路德的许多朋友把这些声明复印分发到德国各地，终于有人敢挺身而出，道出一些许多人不敢说的真话了。

　　主后1518年，教皇要召见路德于罗马，然而路德的朋友一致极力反对他前往，因为他们知道，路德此行必定会被定罪。教皇只好要求在德国的特使来处理此事。路德在奥格斯堡（Augsburg）与特使会面。特使要求路德撤回有关教皇无权出售赎罪券、只有基督才能赦罪的声明。对此无理要求，路德理所当然严词拒绝。为防遭暗算，路德随后退回威登堡。本来路德并无意反对教皇的超越地位，然而，当他开始研究教皇制度的渊源时，他很快就发现教皇制度的基础十分薄弱。第九世纪中叶，有一份教皇手谕集被公诸于世，据说那是出于第七世纪有名的圣职人员塞尔维尔的依西多禄（Isidore of Seville）的手笔。这份文件记载着从第一世纪以来支持教皇和大公会议的许多所谓的决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御赐教产谕。君士坦丁要求全国教会都臣服于西尔维斯特（Sylvester）教皇以及他的继承人，其主权甚至远达整个西罗马帝国。这整个阴谋，其实就是使用一份最有技巧的伪造文件，可是人们却信以为真。直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唤醒了研究的精神后，才揭发出这个大骗局。整个罗马在教会和帝国中的权力，以及整套的神职制度都是建立在这份假文件上。

　　路德此时又遇上了一位名叫腓力·墨兰顿（Philip Melanchthon）的人，此人日后成了他亲密无间的朋友及极其得力的支持者。墨兰顿于1518年赴威登堡担任希腊文教授。他是一位极羞怯内向的人，然而却是一位极出色的学者。从他到威登堡开始，他卓越的天才源源不断地给予路德极大的帮助。很难想像这两个个性完全相反的人，一个是干劲十足、火暴脾气的路德，一位是智慧沉着、冷静果断的墨兰顿，能结合成强大的力量和惊人的效果。

　　主后1519年，在莱比鍚（Leipzig）安排了一场辩论，由天主教中最有辩才的约翰·埃克（John Eck）和路德在威登堡的一位同事安鲁·卡尔施塔特（Andrew Karlstadt）参加。路德在一些学生和墨兰顿的保护下也出席了这场辩论。埃克头脑敏捷，力逼准备欠佳的卡尔施塔特，埃克最后以下面几个问题，把路德也逼上了不归之路。

　　路德是否不承认教皇的无上权力？

　　是的。

　　所以他同意约翰·胡斯的论点，就是那被教皇和君士坦丁堡议会定为异端而被处死的人的观点？

　　是的。

　　因此在路德的眼中，教会议会在处理约翰·胡斯事件上犯了错误？也就是说教会议会并非不会犯错误吗？

　　路德多年来一直期望能避免直接地否认教皇和教会会议的权柄，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只好进行了不可挽回的宣告。从此，他就不再受罗马教会制度暴政的管辖，而得以自由地顺服主基督，并以神的话为他唯一的权柄与引导。

　　正当罗马教会教廷在烈怒中咆哮地指称路德为异端，并且积极准备一份开除的诏书时，路德却专心地把他所坚信的真理一一整理并出版。这些文件以后震动了整个欧洲。他有三份文件最为著名，即《致德国贵族书》（An Address to the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论基督徒的自由》（On Christian Liberty）以及《教会被掳于巴比伦》（The Babylonish Captivity of the Church）。在这些文件中，他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了罗马的教义及其弊病。他疾呼必须大幅度地进行改革，提倡高举圣经的权威，因信称义及信徒皆祭司等真理。罗马教皇的定罪诏书来到，不过这次的异端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范，被烧掉的不是异端，反而是别的东西。在威登堡郊区，路德带领了一批同情分子，把教皇的诏书，以及教廷一切错误的信条一并付诸一炬。威登堡的平民及大学生均极力拥护这次焚烧行动，对此，政府机构亦未采取任何行动。不只是路德，可以说这是大部份德国人民一同对教皇的叛逆。

　　就在此时，查理五世（Charles V）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的宝座，成为当时最有权力的皇帝。他是一个对罗马教会忠心耿耿的人，然而，他的权力在德国还是受到当地诸侯们的限制。其中一位就是萨克森（Saxony，另译撒克逊）的腓特烈亲王（Frederick The Wise），他是一个精明的政客，主张地方自治。查理左右为难，一方面罗马教会向他施压，迫他履行他的职责，按照教廷的裁定来处置路德；可是在另一方面，当时他正准备和法国作战，查理不愿意得罪德国，因为德国的大多数人民是支持路德的。主后1521年，沃木斯（Worms）的主教会晤路德，对他横蛮无理地加以指责，并要求路德立即撤回他所写的一切东西。对此路德的回答则与一世纪以前的约翰·胡斯的回答完全一样：任何与神的话违背的东西，他才愿意撤回。于是，路德被腓特烈的手下逮捕、并软禁于瓦尔特堡（Wartburg）城堡中。然而在那一年多的软禁期间，路德却把新约圣经翻译成德文。

　　当路德被软禁于瓦尔特堡的期间，在威登堡的改革运动就由卡尔施塔特来代领。在众多人的帮助之下，这位新的领袖人物大力扫除了一切与罗马有关的事物，他们的热情使得整个社区都沸腾起来，城市的父老纷纷请求路德回来。路德回来以后，藉着他的讲道，八天之内，整个城市就恢复了平日的平静。

　　另一次变乱则对改革运动造成很大的伤害。主后1524至1525年间，圣彼得发生了一次瓦特·泰勒农民起义（The Peasant’s Revolt）。其实这次起义与路德以及他的同事没有丝毫关联，但是他们却被指控为起义的策划者。路德是第一个去寻求谈判解决争端的人。后来谈判破裂，路德又被激进分子激怒，于是他请求政府出面平乱，结果导致许多人流血丧生。路德这一次愚笨的决定，使得许多原来支持改革运动的人转而弃他而去。

　　主后1526年，查理皇帝召开第一次施派尔议会（Diet of Speier），要求处置路德一伙，然而议会反而颁布公告，予各州的政府自由决定他们管辖地区的宗教事务。主后1529年，在第二次的施派尔议会上，大多数罗马教会信徒决定：从今以后德国各州在信仰上应保持现状，那些已经改为路德派的，可以允许维持不变，但是必须允许人民在那些州内有罗马教会的仪式，对于当时还是属于罗马教会的各州，则不许改变。然而当中有一少数人竭力反对这一决定，并要求对此进行更正。更正教（Protestant）的名称便由此而来。德国从此一分为二，一是更正教会，另一则是罗马教会。更正教会与罗马教会之间常有争执，甚至还动干戈。

马丁·路德的有限与路德会的软弱

　　当我们了解路德运动的背景后，我们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到，路德因着从圣经中得到了人单单因信基督就能得救的启示，就在他自己的人生中带来极大的冲击。同时为了要恢复圣经所教导的教会观，就要强调个人与基督的关系为基础，许多的障碍都必须克服。然而，路德是否真的看见，如果在个人的救恩上是要接受圣经的权威，那么在教会生活上是否也必须遵照圣经的权威呢？如果他看见了，他是否有勇气遵照圣经的教导直到最终目标？

　　因着路德的运动而掀起人们对罗马教会的反叛浪潮，并非单单是属灵而引发的。罗马教廷在许多方面大肆侵占人民的财物，所以在德国的改革运动不单单是为宗教的原因，也有社会和政治的因素。许多跟随路德的人，确信罗马教会在许多属灵的事情上欺骗了他们，而路德所教导的才是正确。可是无法验证，大部分的人是否曾经有与路德本人同样的属灵经历。事实上，我们可以确知他们没有。路德在自己的著作中曾这样记载：「那些从开始就跟我们在一起，并且喜爱我们教导的人的数目，至少是目前人数的十倍，可是现在只有少数的人依然站立得稳。」

　　我们曾经看见路德在早期寻找属灵真理的过程中，深受弟兄会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他身上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当他与罗马教廷进行严厉的冲突，路德本人原有的谦卑，不久就变成了他自己所极力反对的狂暴的独断教条主义。当然，也许若非如此就不可能有改革运动。单靠像伊拉斯谟所说让大家保持冷静和节制，慢慢地来寻找改善的方式是行不通的。然而，能带领改革运动的勇敢，也同样地把路德卷入政治上的争执，使得他不能集中精力专注于属灵的目标。他所设立的路德教会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他从圣经得来的观念和他与那些对他忠贞的地方人士进行妥协的产品。而且路德会本身，也从罗马教廷承接了许多的错误。路德会渐渐步入与新约的教会大相迳庭之道，甚至路德本人也承认，路德会中充满了敬虔和不敬虔的人，而且又与政府混在一起，并且也开始建立了神职系统，这与他们原来所反对的罗马系统已经相去不远。

　　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在主后1526年路德写出这么一段话：「福音正确的秩序无法在各种人群中显明出来，但是在那些认真的基督徒中间，也就是那些口里承认福音的人，他们必须在一个地方聚会，一同祷告，一同读经，给人施浸，领用圣餐，并实行其它基督徒的善行。因着这样的聚会，就可以把信徒和非信徒分别出来，并可以按照基督在马太十八章十五节，的教训或是纠正，或是恢复，或是分别为圣。他们也可以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一至十二节中所教导的那样，甘心地奉献自己，无私地帮助贫苦的人们。这里并不需要什么特别好的歌声，简单的浸礼和圣歌，而都是在爱中按照圣经而行。可是我却无法设立这样的聚会，将来时机成熟，我将会尽力而为。目前我能做的只是呼召、操练、传道，直到基督徒们自己看见圣经的教导，能够热心于这样的带领，并坚持下去。」由此可见，路德对于教会本质的了解，远远超过他在实际行动中所表现的。如果路德当初采取另外一条路线，情形将会如何，也确难预测。不过他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教会，因为大部份还是由民间人士控制，这就无可避免地使得教会日渐软弱。

慈运理在瑞士的改革

　　瑞士原本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然而瑞士一直亦是欧洲最自由的一部分，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种自由的气氛下，改革运动迅速发展，瑞士的改革运动无疑成为整个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先锋。

　　主后1484年，乌瑞奇·慈运理（Ulrich Zwingli）出生瑞士的维尔德豪斯（Wildhaus）。他在维也纳大学以及巴塞尔（Basel）大学均十分出众，后来被任命为格拉鲁斯（Glarus）的教士，以后又成了苏黎世（Zurich）教会的领袖。他在早年曾经和被人们称为重浸派（Anabaptists）的弟兄会的会众接触过。弟兄会中有一位著名的领袖格列伯（Conrad Grebel），曾经与慈运理是好朋友。但是在苏黎世的弟兄会相当多，所以慈运理和那些渴望在自己的生活、以及教会敬拜上都能按照圣经而行的人多有往来。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本人对于受浸也有许多的探讨。在后来的改革运动中，他的教导的基石，就是圣经在基督徒生活准则上应享有最高的权威。尽管他自己是否完全接纳他所教导的信仰所带来的影响，仍是一个疑问，然而毫无疑问，他较路德在按照神的话语而行上激进得多。并不是路德对圣经的尊重有什么问题，但是因着他自己得救的强烈经历，使得他在自己心中产生了把圣经摆在经历以下的阴影，以主观的经历主导了神客观话语的教导，致使路德比较容易接纳那些圣经中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可是慈运理却坚持只有圣经中明文教导的事，才可在教会中施行。

　　主后1522年，慈运理从苏黎世开始他的改革运动。他激烈地批判罗马教会的迷信，并且公开地对此进行辩论。当地的政府坚决支持他的主张，并建立了独立教会，按照他所教导的来运作，由人民来管理他们自己的教会。慈运理坚持，教会的实行必须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使得在瑞士的改革比在路德领导下的改革运动还要激烈。祭司袍、偶像、圣物、弥撒、祭司制度、中央集权制度，完全都被清扫一空，唯有传讲神的话语成为中心。

　　然而慈运理也有他另外一面的问题。他不但是一位改革者，也是一个爱国者和热心的政治家。他坚决反对他的同胞去加入外籍雇佣兵，他属灵的目光和政治上对国家的认同，至终导致更正教和罗马教会的战争。主后1531年，他战死沙场。慈运理早年与弟兄会的接触，或许使他对教会本质的认识有所帮助，这也是为什么很难理解他会接纳一个官方的教会。当教会的会员是以国籍和国家的法律来管理的时候，这还是新约圣经中所教导的教会吗？在圣经中就是由一群当地的人、因着基督的属灵而结合，这种地方教会的观念和官方教会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

慈运理的错误和不包容

　　慈运理关于基督徒社区成为当地的政府、并以圣经来治理，这一套理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基督徒的社区和教会是不相同的。圣经中的教会是一群从世界中被呼召出来的余民，为着主自己作见证的。把教会变成基督徒社区来治理的政治，是圣经中所没有记载的，在教会历史上没有这一先例。慈运理以及后来的加尔文提出一个有形的教会和无形的教会这种理论，即真正的教会是看不见的，而地上看得见的教会则是基督徒世界所组成的教会来代表。这种说法，导致教会不过变成一个理论，在神的话中则变得毫无意义。（编注：关于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理论，与主耶稣关于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是一致的。）

　　我们以后还要再来探讨这种观念对于其他独立的基督徒团体的影响。因为慈运理主张政府应该是由教会来管理，政府自然就有义务使用它的权力来对付任何与它所认可的教会不一的教会。所以改革家本身就成了罗马教会的延续，即以宗教来迫害他人的宗教自由，反对人自由地按照神的话语来敬拜及见证神。

　　这种互不包容的灵，使路德与慈运理在对于主的晚餐上所持的不同看法更为明显。路德认为「这是我的身体」必须按字面接纳，尽管路德不同意罗马教会的变质论（Transubstantiation）看法，他以为基督是物质实体性地存在于饼杯之间，就是或其后人所说的同质论（Consubstmtiation）；慈运理则持守目前的福音派普遍的看法，就是酒和饼均仅为一种记号。这两派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以一种苦毒的灵来进行争论，罗马教会则在旁边幸灾乐祸地欣赏基督教的分裂。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改革

　　主后1509年，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出生于皮卡第（Picardy）的诺阳（Noyon）城，他的家庭颇受人尊敬，而且在当地很有声望。他的父亲期望他能成为神父，所以送他去巴黎大学。后来他去奥尔良（Orleans）攻读法律。他在两个大学里都非常出众。他在古典以及法律方面所受的教育，为他日后奠下了深厚坚实的基础，以后当他的兴趣转到神学方面，这些才干更加发挥出来。

　　约在主后1532至1533年间，加尔文有了重生的经历，从此，他的一生就有了巨大的改变。他开始对圣经的权威性有了重大的亲身体会，研读神的话语就成了他最渴望的事情。返回巴黎后，他找到一群信徒，他们常在一起研读圣经并祷告。这一恩典对于他日后属灵的事业有着相当重大的影响。这个团契中有一些相当出色的人物，纳瓦拉（Navarre）的女皇玛格丽特（Margaret）也是其中的一员。这个团契最早是在大约四十年前，当博学多才的李佛瑞（Le Fevre）来到索邦（Sorbonne）教神学的时候所开始的。李佛瑞自己是因着阅读圣经，才在基督里找到了平安，所以他就聚集了一些人来一同分享主的话语。他教导有关救赎是单单凭着信心，这此路德和慈运理都要早。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教训，使徒们就是这样地教导，只是因为教会一直教训得救是靠着遵循教会的圣礼，以致于当人们听到这个好消息时，还以为是什么新的教训。藉着李佛瑞的服事，威廉·法雷尔（William Farel）重生得救，他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福音传道者，并且就是他在主后1536年，说服约翰·加尔文留在日内瓦。主后1521年，由于外面的压迫太大，这个团契的一些主要弟兄，包括李佛瑞和法雷尔都被迫逃亡在外。但是团契还是在断续地聚会。当加尔文加入这个团契时，其中一位负责带领的弟兄就是巴黎大学的校长尼克拉斯·古普（Nicolas Cop）。主后1533年，古普发表了一篇谈话，他强调福音的观点，并且极力呼吁改革。当局认为加尔文就是这篇讲话的起草人而对他进行通缉，加尔文因此被迫离开巴黎，逃亡到巴塞尔的更正教中间。

　　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在位之时，为着政治的缘故，他宣称法国的更正教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所以需要政治的力量加以于管制，以维持法治和社会秩序。加尔文觉得他必须出来为这些被诬告的同胞申辩。主后1536年，他发表了《基督教要义》，有系统地把改革宗的神学表达出来，清楚地让人知晓这绝非任何新潮或是异端的教义，只不过是回归到早期教会的信仰和实践。文件第一次发表之时，他才二十六岁。后来他又不断地加以修改补充，直到主后1559年完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要义。改革运动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文献可以和加尔文的要义相媲美。直到如今，这一文件在许多方面仍是有相当的价值。因着这一份著作，加尔文在许多其它的国家中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更正教中间，加尔文仿佛成了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主后1536年，加尔文路经日内瓦，遇见了威廉·法雷尔。法雷尔极力劝他留下。经过一段内心的挣扎，他相信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就同意留下。他余生除了有三年被放逐之外，均在瑞士度过。

　　日内瓦在名义上成了更正教的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寻求政治的自由，并不是在那里的人民对属灵有什么饥渴。其实，那城的人以放荡的生活方式而闻名。加尔文确定能在一个地方政府所控制的教会中进行改革，他相信地方政府也是由神设立的机构，但是教会必须在他的责任范围里保持独立。教会有权力开除那些不服管教的人。加尔文甚至起草了一份教规，要求每一个公民遵守。这件事引起当地人们强烈的反感。他们把加尔文和法雷尔一同驱逐出境。加尔文来到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在那里渡过了三年。日内瓦的情况愈来愈乱，所以人民又想请加尔文回来重建秩序。因此加尔文这次回来，就有了很强固的地位，他可以开始推动他所欲进行的改革。主后1541年，通过了教会章程来治理教会。在加尔文的制度中长老是中心。当时长老们以及牧师组成宗教法庭，处理有关信仰上的事务，包括把人开除出教会的事，也是他们的定规。如果有需要的话，宗教法庭会要求地方政府来强制执行一些处罚。

加尔文的弱点和优点

　　无可置疑的是，加尔文处理教会规章的本身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他本来希望教会的成员来选择他们自己的领袖，他并不同意地方政府有那么多的权力，可是因为加尔文本人对于教会和基督徒社区的分野并不是那么清楚，这就难怪他时常弄不清什么程度是在教会的范围之内的权柄。他不但允许、甚至鼓励地方官员插手管理他们原来根本无权过问有关的教会事务。有关塞尔韦特惨案（The Cruel Case of Servetus）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例子，清楚地披露了加尔文在这方面的错误。塞尔韦特（Servetus）是西班牙的一个医生，他强烈反对加尔文的神学。主后1553年，他在日内瓦被捕，受审之后，被定罪为异端而惨遭烧死。其实，这是加尔文与他自己进行的一场真实的考验。加尔文觉得地方政府有权过问教义上的争执，被教会开除还不足以处罚持不同教义的人。这种对异议者非置于死地不可的做法，注定了独裁的悲剧必然要发生。（编注：加尔文对塞尔韦特事件究竟要负多大责任，在其他历史著作中有不同的理解。）

　　当然，加尔文的教导中也有正面可取之处。他的一些好的贡献也是影响深远。日内瓦后来成为世界各国受迫害人逃亡的天堂，像在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John Knox），他就是深受神给加尔文之亮光的帮助。诺克斯是一个具有坚定品格的属灵伟人，神使用他改变了整个国家，很多人不能与他相提并论。当然，苏格兰当时也是预备好了要进入革新。从消极一方面来看，当时的罗马教会神职人员酒色放荡，已经成为公众的羞耻；从积极方面来看，在苏格兰从古老的凯尔特教会（Celtic）也还留下少数非常宝贵的遗传（参阅第九章英国的基督教），而且威克里夫的一些苏格兰学生也从牛津带来一些宝贵的祝福，加上诺克斯忠心地把他从神话语中所学到的教会生活的原则应用出来，在传扬神纯正福音上有无可估量的益处，并带下极大的复兴。

　　加尔文的神学有一点是他自己特别着重的，乃是依据信徒生命的律来行事。他坚决地主张救恩绝不是如罗马教会所教导的那样积善才能获得，救恩只有藉着信心方可获得。救恩虽然不是藉着善行而获得，可是救恩却会导致善行。一个信徒生活中有善行，就证明他与基督有了重要的关系。一个信徒每天的生活，须遵照圣经上神的律法的教导。加尔文非常注重一个人的品格，同时也非常看重教育，约翰·诺克斯就是受加尔文的影响而在苏格兰推动教育，这就是为什么日后苏格兰的牧师和宣教士较其它国家有高水准的教育之原因。这个良好品格和良好头脑并重的教导，是本乎圣经的一个平衡的看法。这个教导训练出了许多的属灵人，对于圣经有了正确的认识。今日世界各地的信徒都应该为神感谢他们。

　　加尔文系统最大的弱点，就是教会和政府相联结。在官方的教会中，每一个成员无可避免地最后退化成为只知道一个信条，而把圣经中教会的基本都失去了的人。如果只想以思想的统一来维持教会的合一，而不注重以拥有属灵生命为合一的根基，教会则已失去教会真正的面目了。加尔文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来维持教会教义的纯正，然而，绝不可能会有一个非基督徒的权力机构会努力支持一个机构、而不会加以控制。当这种控制的影响力愈来愈大的时候，对政府是更容易管制，而对教会而言，就是属灵的自杀。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在改革运动期间，政府大多还都是由教内人士组成，所以当年的改革领袖在那种环境中，没有看清楚圣经的教导，也是情有可原的。他不像近代的政府那样——大多已经是反对基督教的世俗政府。不过我们后来会看出，神还是保留一些人努力保守教会，使之避免与政治有任何的瓜葛。

改革运动并不完美，但却激起人们对圣经的尊重、自由寻求神的心意

　　改革运动最大的成就，乃是给人自由去认识神的话语，并且认定圣经必须在基督徒的思想和生活中居首位。即使路德、慈运理、加尔文或是其它人，在实行圣经原则应用在教会生活上并不成功，但是他们激起人们对圣经的尊敬，以及人们自由寻求神的心意，这使以后的人们能够更清楚地走在神为人拣选的道路上。

罗马教会内部的反对声：帕多瓦的马西略

　　在罗马教会中，对那些滥用教会权柄、以及非常邪恶的作为，也引起反对的声音。其中最出名的是帕多瓦的马西略（Marsilius of Padua），他曾任巴黎大学的校长，他本身的专业是医生。主后1324年，他发表了一篇「保卫者」的文章，在其中有许多激进的看法，教皇革利免四世（Clement VI）甚至说，他从来没有读过更糟的异端论点。马西略宣称信仰和行为的最高标准是圣经。教会是所有信徒的聚会，而不是由教皇、主教以及神职人员所控制的神圣组织。所以教会神职人员没有权力决定基督教的真理，或是要求人服从他们的规则。事实上，这些职位都是出自人意。彼得在众使徒中并未具有什么特殊的地位，圣经中根本找不到神职人员的根据，教会中最后的权威应该是由信徒大会所决定。

　　如果不是有皇帝的保护，马西略在主后1342年去世之前，恐怕早就殉道了。

威克里夫：强调只有圣经拥有绝对权威

　　在十四世纪的三十年代，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出生于靠近里士满（Richmond）的约克郡（Yorkshire），他在牛津大学有杰出的表现，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在其时代无出其右。他年轻的时候就深被圣经的能力所吸引，后来在大学教神学的年间，他的勇气以及透亮的品德，给他许多同事信仰的机会。他毫无惧怕地指出，罗马的神职人员已经远离神的话，他呼吁在教会中恢复圣经应有的地位。

　　主后1374年，威克里夫做了拉特沃思（Lutterworth）的院长，有机会向更多的人传讲神的话语。他教导信仰的源头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教皇和其它任何人一样，都必须服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像这样的说法在人们中传开的时候，自然就构成对罗马教会整个地位的威胁。主后1377年，威克里夫被控告是异端，但是因为他曾经帮助政府抗拒罗马教廷对政府权力的侵犯，以及他在人民中间的声望，使得这项指控不能成立。

　　威克里夫更加努力地服事。他用拉丁文和英文写了许多福音单张，最重要的是，他完成了第一本英文圣经的翻译，因为他一直就盼望能将神的话翻译成一般人民所能明白的语言。我们并不能确定以他名义翻译的作品，其中有多少是他自己的成果，不过勿容置疑地，这一切都是由于他对神的爱慕和他属灵见解的影响，才有可能完成这些巨著。威克里夫对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并不是很专精，但是他却是极为出色的拉丁文学者。在主后1382年到1384年间所完成的英文圣经是由拉丁文版翻译的。这份工作广受人们的接纳，圣灵也以新的方式使用这份工作。

　　威克里夫自己因着翻译圣经，而与神的话语有更亲密的接触。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有着更成熟的反思。他原本一直接纳饼酒变质化的教义（Transubstantiation），但是到主后1381年，他写了单张指出，这种的教义是违背圣经，而且是一种亵渎的欺骗。

　　威克里夫最重要的教导，乃是他强调只有圣经有绝对的权威，对圣经的解释不是任何人或组织的特权，凡是心存谦卑，爱主的信徒都可以蒙圣灵的光照来了解圣经。威克里夫认为，救恩乃是藉着信心，而圣化的行为乃是信心的证据。他并没有将信心与行为一分为二，反而如同使徒雅各一样，强调行为是信心的表现。虽然威克里夫到死，在名义上还是罗马教会的祭司，他从来未认为教会是以教皇为首的神圣大公组织。他确信教会是所有蒙召信徒的集合，只有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教会在地上可见的组织中，圣经只认可设立长老和执事，所有的信徒都有权力直接藉着基督的恩典来亲近神，所有信徒都是祭司。

　　威克里夫认为，一个人最大的特权就是传讲神的话。他打发一些贫穷的传道者到村落去传讲神的福音。这些传道人两袖清风，以他们简朴的生活，向人见证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后来一些仇敌就叫他们这些传道人为罗拉德派（Lollards），就是「多嘴」的意思。这一批罗拉德派无论是在贫穷或富足人、受过教育或是无知的人中间，都透过圣灵，把神话语的真理带到人们饥渴的心灵去。他们的传道并不着重对罗马教会的错误作批判，而是正面地传扬能带来自由与生命的恩惠福音。他们认定自己的服事是完全依靠圣经本身的权威，而神就藉着祂的话建立、成全每一个肯听从的人。虽然在许多地方，阅读英文圣经是要判死刑的，一些以圣经为中心的人还是聚集在一起，这样的聚会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威克里夫死于主后1384年底，他到死时，仍是拉特沃思的院长。他之所以能够自然死亡，有一部分的功劳要归给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这位英国的国王，因为他坚持对于自己国家主权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段时期罗马教会本身有许多的困难。

　　主后1378年，在罗马教会的历史中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丑闻，教皇贵格利十一世（Gregory Xl）过世后，发生了大分裂，产生出两位教皇，即在罗马的乌尔班六世（Urban Vl）以及在亚维农（Avignon）的革利免七世（Clement VII）。两个人都自称为正统。这样的争执长达四十年之久。两位教皇各有一些国家的支持，整个罗马教会的世界是一片混乱，所以这些所谓的异端分子就得蒙保守，过一段平安的日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教会的主把祂的仆人威克里夫平安地接回天家。

　　威克里夫在属灵运动中的重要性，并不在乎他对罗马教会的态度。虽然他无惧地定罗马教会犯上许多错误的罪，但是他本身从未正式与罗马教会划清界线。他主要的贡献，乃在他强调圣经本身的超越权柄，而且教会必须顺服圣经，所以他能够挽回当时的一些教会，使之不再顺服罗马教会的迷信和堕落。在各地的教会，都是完全单一地根据圣经为原则。每次当圣经被人从神所命定的地位上移开的时候，那个教会就会开始腐败，直至死亡。在威克里夫的年间，神职人员对圣经都是相当的无知，因为教会惧怕一般人多读圣经以后，就会反对罗马教会的制度。

　　为什么对于把圣经翻译成一般大家所能明白的语言，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对呢？最主要的理由还是这样：可能对于罗马教会体系本身造成威胁。在欧洲大陆，那些瓦勒度派（The Waldense）是读一般人可以理解的圣经，所以教会对他们的恐吓就不会有效。在各地那些中央集权下所成立的教会体系，他们仍然使用拉丁文圣经，可是大部份人都不了解拉丁文，就得依靠罗马那些神职人员来解释。如果允许人们有自由去直接阅读圣经，并且依靠圣灵来向人解释，那么各地的教会就有了独立的精神、而不再接受罗马的权威。罗马教会的制度基本上反对人们直接从圣经得到帮助，这就违背了圣经中对于耶稣基督教会的呼召。只有当教会欢喜地承认圣经的权柄，才会有教会的见证。当威克里夫把英文圣经给了英国人们的时候，他就奠定了使徒时代教会见证可以出现的根基。

胡斯：改教前夕的殉道者

　　藉着英国理查二世（Richard II）和波希米亚（Bohemian）（捷克北区）安娜公主（Princess Anna）的联婚，英国和波希米亚之间就有了许多交流的管道。许多波希米亚的学生被吸引到牛津大学来深造，其中有一位就是布拉格的耶柔米（Jerome）。耶柔米受到威克里夫教导的影响，当他返回波希米亚后，就大胆地传讲「新」的教义。他对福音大能所作的见证，成了约翰·胡斯（John Huss）得着属灵生命及光照的因由。胡斯后来在波希米亚的政治和宗教界都有相当大的能力。

　　胡斯出生在一个农夫的家庭，完全凭着他自己的努力，居然成为当时欧洲极负盛名的大学校长。他那透亮的信心，加上波希米亚人的口才，使他对全国有着极大的属灵上的冲击。他也同时激起了民族的感情。在跟随胡斯的人中间，有些人是因为一些政治的因素，这些不是属灵的成份，在后来造成一些令人遗憾的发展。

　　胡斯流利的口才，对神职人员的腐败作了无畏的批判，也就无可避免地招来罗马教会的冲击。教皇宣布把他从教会中开除，并且公开地烧毁他「新」教义所持的根据——威克里夫的作品。可是波希米亚的国王却支持胡斯，而且大多数的人民也喜欢他。当时波希米亚的人民都不知所从。主后1414年，快要召开康士坦丁大会之时，教皇非常关心波希米亚的人民所受到有关威克里夫和胡斯的教导。就由神圣罗马皇帝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出面，邀请胡斯赴会，并且保证他的安全。胡斯觉得他有义务在这样一个各方领袖聚会的机会，将真理见证出来。后来他却发现上当了，他们保证的安全，就是把他下到一个地牢中。大会并且宣称他们从圣灵得到启示，对于传讲异端的人所做的承诺是不必遵守的。

　　胡斯在牢中遭受许多的迫害，可是他还是坚持按照神的话传讲真道。他坚定地忍受各样迫害而仍然对主忠贞。主后1415年，他在公开被辱后，就在木架上被活活烧死，为主而殉道。不久布拉格的耶柔米也惨遭同样的杀害。

胡斯的部分跟随者们依靠刀剑争战，失去见证

　　因着胡斯和耶柔米的遭遇，在波希米亚境内造成很大的反感。一些跟随他们的人就开始组成了一些人的党派，一个叫圣杯派（Utraquists），一个叫塔博尔派（Taborites），这两个党派都是把一些属灵的原则和属血气的方法混为一谈。圣杯派比较倾向和罗马妥协，所以就被罗马教会承认是波希米亚的国家教会。他们争取到罗马教会里所没有的一些权力，比如准许每一个信徒领用主的饼和杯以纪念主的晚餐。可是他们就从此归属罗马教会的管辖。塔博尔派的人都是以他泊（Tabor）这个城为中心，他们远比圣杯派的人忠于威克里夫和胡斯的教导，但是他们在信仰上的争战，却依靠刀剑、而不肯单单仰望属灵的兵器。他们在扬·杰式卡（John Zizka）将军的领导下，曾经打败教皇的军队，可是到了1434年，他们因为圣杯派的妥协而造成内部斗争，至终还是被教皇击溃。

胡斯的部分跟随者们依靠圣灵争战，产生联合弟兄会和摩拉维亚运动

　　除了这些令人流泪的冲击，还是有一些人，他们宁可受苦，也不愿意以血气的武器来打一场属灵的争战。他们大部分都是受胡斯影响的属灵人，有的是属于圣杯派背景，也有的是塔博尔派，还有一些是瓦勒度派的人。他们坚持无论是福音的见证，教会的规矩或是每日生活的原则，都必须根据圣经的教训为原则，这一群人中间有一位出色的领袖叫做彼得·基尔士威司基（Peter Cheltschizki），他对教会本质的认识是合乎圣经、并且非常清晰的。他追求教会能恢复到使徒的时代那种单纯的方式，每一个人与基督的关系才是聚会的基础，相聚在一起能更多加强与神以及和人之间的沟通，并且在地上表彰基督自己。大约到了十五世纪的中叶，许多这样的聚会，就被人称做联合弟兄会（United Brethren）。他们并无意成立一个新的派别、或是组织，他们认知只要是在基督里的弟兄们，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是在一个圣灵中合而为一的。然而，他们还是宣告他们须与罗马教会分别出来。

　　弟兄会的社区不但在属灵方面有进展，就是在其它方面也是建树颇多。其中才华出众的人才不少，也有一些有财富及地位的。因为弟兄们中间看重读主的话，学习和教育就成了风气。一些由弟兄会所建立的学校，在德国以及荷兰一带都很受人尊敬。他们的目标是以基督的福音为基础的教育。伊拉斯谟（Erasmus）就是在荷兰代芬特尔（Deventer）的一所弟兄会所建立的学校受教育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也对弟兄会所发表的一些文章也深表敬重。

　　到了十六世纪的初期，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说服了波希米亚的国王，使他相信弟兄会的影响力早晚会成为政府的威胁，从此又开始了一场迫害。这一次的迫害不但是由罗马教会而来，并且加上了圣杯派的人，也就火上添油。弟兄会中间也有灵性退后的。有一些人参加了更正教与罗马教会在中欧的战争，在主后1547年，更正教失败了。

　　但故事有它的另一面。历代以来，神总能够为祂的见证保守一批余民，来完成祂的旨意。因为战争和逼迫，许多忠心的信徒就四散逃往一些新的区域，为主作见证。有一些人到了波兰，他们的工作后来传遍了全波兰。另外一批余民，他们就成了后来摩拉维亚运动（Moravian Movement）属灵的先祖。

　　威克里夫和胡斯的服事，不过是永不熄灭的福音见证的延续，在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都对教皇制度的腐败日渐反感，因此对于改革就多了一份好感。就是没有先知恩赐的人也可以预测，这种不满的心理早晚要爆发，同时另一股属世的力量，也在预备改革的道路。

文艺复兴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名词原来的意思，就是「重生」，后人用来形容在十四世纪整个欧洲开始重新对艺术和古典文学有兴趣的运动。有许多的因素造成这种新的风潮，其中一个关键，就是主后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夺，大批的学者带着希腊文卷往西逃亡。欧洲原来狭窄的心思，突然在黑暗中好像遇见一个新世界。一个新的、好奇、冒险、渴望学习的世纪就开始了。这个世纪产生了米开朗基罗（Michael Angelo）、拉斐尔（Raphael）以及达芬奇（Leonardoda Vinci）等无可比拟的艺术大师，加上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新的发现更能快速传开。以前威克里夫所翻译的圣经需用手抄写，现在则可以印上成千本。

　　对希腊和拉丁古典文学以及艺术恢复兴趣，也不完全就产生了正面的影响。这股新潮打破了基督教的观念，各样异教徒的思想造成道德的全面破产。因此，文艺复兴时代不但是以文化著称，也是以淫荡出名。我们在此要专注于这种新学习的果效，它使人从罗马教会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有了自由的心思，来探讨神话语中的真正意义，并且放下不是很正确翻译的拉丁版圣经，而直接回到圣经原文中去研究。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好影响，就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弟兄会中间得着表达。藉着基督的教训，他们重新发现对美善的追寻，不只需要文化上的美丽，更需要以基督为中心的真正的美善，否则再美的文化，不过是虚有其表而已。

伊拉斯谟：出版希腊文圣经

　　在新学习的人士中，最出色的基督徒人文主义者，首推伊拉斯谟（Erasmus）。约在主后1467年，伊拉斯谟出生在鹿特丹（Rotterdam），他幼年时在代芬特尔（Deventer）受教育，培养出对学习的爱好。到了世纪的末叶，他到了英国，受到聪明过人的学者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在牛津大学讲述保罗书信的影响。科利特批判神职人员恶名昭彰的生活，并且强调圣经的权威。藉着他的影响，伊拉斯谟着手出版新约希腊文圣经，另加一些注解，并附上新翻译的拉丁文。这一项伟大的事工，使得研究圣经进深到另一个不同的境界，人们可以自己阅读这些建造教会的语句，并可以和像暴君一般控制他们的神职系统相比较。

　　伊拉斯谟鼓励将圣经译成一般人能够懂的话。他也以他天赋的聪明，讽刺罗马教会的迷信和错误。他是一个相当有洞察力的人，所以能深知罗马教会的邪恶，但是他许多的作品，还是推动在体制内的改革。他是一个被动的学者，所以虽然他批评罗马教会，可是他还是留在其中。他虽无意推动宗教改革，却对宗教改革有相当的贡献。他所出版的新约希腊文圣经，再一次强调了威克里夫以及其他弟兄会所主张的，神的话必须是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也就开了一条使人能清楚明白圣经到底说些什么的路，因此在那些奉主名聚集的子民中，带出了新鲜的表现和生命力。

　　伊拉斯谟一直希望在罗马教会的内部进行改革。这种态度在他以前一直到现在还是不断地存在。如果历史能教我们什么事，有一件就是所有庞大的机构都很不容易改变。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机构一定会越变越坏，直到把原本是属天的本质变成属人的组织。罗马教会是随着时间在变，可是并不是变回到早期教会的单纯，甚至今天所谓的基督教也不例外。大部分的基督教组织也是日渐变成不以神为主，反而以人为中心。看到约翰·胡斯的传道所兴起的众教会，后来会在多次的政治运动中自相迫害，已经失去了见证，怎不令人叹息！在每一个世纪中，神都在寻找一批单单向着祂的人，就是在今日，神仍然如此。

伊拉斯谟的学生：威廉·丁道尔翻译英文圣经

　　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是伊拉斯谟在牛津的学生，他可能是在十五世纪末出生在色文（Severn）的山区里，准确的出生资料目前已不可考查。他在牛津的时候，慕伊拉斯谟的大名，而接触到希腊文圣经。因着在这本圣经上下的功夫，不但使丁道尔经历到神话语的影响力，也立下了以后英国改教运动的基石。不久，他就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常聚在一起研读希腊文圣经。这些因为读了神话语而得到启示的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权柄，常常会使得那些神职人员坐立不安，恐怕他们的权柄受到威胁。丁道尔离开牛津到剑桥去，在那里，他同样地找到一群被圣经能力所感召的人，他们一样地饥渴要更多学习主的话，所以见证的光在剑桥也开始发亮。

　　神职人员的警觉增加了，伊拉斯谟可喜可贺的工作所带来的影响，需再用力去破坏。最可怕的反对不下于一个名叫托马斯·沃尔西（Cardinal Wolsey）的枢机主教。他是罗马教宗的使节及英国的大法官。他的名著《我与我的国王》（Egoetmeusrex），给读者看见一些有关他在国家中所享有的权力。沃尔西的野心昭然可见，想夺取圣彼得的座位。为达到此一目的，他就先要成为罗马教会传统的伟大鼓吹者，及官方教会顽强的护卫者，以对付致命的异端。而此刻应中他的目的。

　　丁道尔在神职人员的压力下离开了剑桥，逃到乡下，就在萨德伯里庄园（Sodbury Hall）有一位名叫约翰·沃尔什（John Walsh）贵族的家中，住了十八个月，他就作了他们家中小孩的家庭教师。瓦西家中时常高朋满座，因为沃尔什爵士勤于学习，并且很好客，所以座上都是当地的贵族以及一些饱学之士，在席间的谈话很自然就会谈到新的学习风潮、路德、伊拉斯谟以及圣经。丁道尔义不容辞地就扮演着一位充满热情的机敏的答辩者，他随身带着希腊文的圣经，所有的论点，都以圣经为依据。

　　沃尔什爵士和夫人对这孩子的家庭教师所持的论点，并非不表同情的。丁道尔成功地激起许多高级圣职人员的愤怒。在萨德伯里庄园的大型餐会上，这些神职人员对于圣经的无知，一次又一次地暴露出来，而这位没什么名气的学者却能够藉着神的话，清楚地攻破那些罗马教会遗传的迷信。丁道尔对于神职人员对圣经的无知深为惊讶，这也造成他决心献身要把神的话以英国人的语文翻译出来。在萨德伯里庄园，这些教士们无知的程度得以完全彰显，有些被派来给他洗脑的著名神学者，使得他说出这句不朽的名言：「神若给我年岁，不需几年，一个乡下的年轻农夫都能在圣经上比你们知道得多一点。」

　　为了完成神所给他的使命，从他三十岁开始，丁道尔被迫逃亡海外，他的余生所过的，正是流亡的日子，他开始以坚定的意志来面对难于想像的艰难和失望。他从一处逃到另一处，以免被追杀，更重要的是要确保他的手抄翻译本不至被烧毁。主后1526年，他的英文新约圣经的第一版终于问世。他的一些朋友为了让神能够透过祂的话向祂的子民沟通，就偷偷运送一些圣经到英国，其中有些人不幸被捕而丧生。伦敦的主教滕斯托尔（Tunstall）发布命令，禁止任何人持有英文新约圣经，警告人们要小心这种具传染性致命的毒草。滕斯托尔并要求学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以他精深的语文技巧来贬低丁道尔的作品，他批评丁道尔的新约圣经翻译得错误百出，一无是处。然而后世的学者还是承认，丁道尔的新约圣经翻译、以及旧约圣经翻译均是相当的有水平。丁道尔承认个人的有限，以致难免有错误，他并要求如果发现任何与原文不符的错误，均应加以改正。后来的钦订本圣经，几乎大部分都是采用丁道尔原来的翻译。

　　后来丁道尔还是被一个英国人出卖，他遭到以异端的罪名被捕及定罪。主后1536年，在靠近布鲁塞尔（Brussels）的维尔福德（Vilvorde），他被带到刑场，被绑在一个木制的十字架上，身边堆满了木柴，火焰把一个曾经承载了一个伟大灵魂的身驱烧成灰烬。威廉·丁道尔就进入了他荣耀的奖赏里。

　　丁道尔最后的一年是在欧洲大陆度过的，可是在英国各地却是风云涌起。亨利八世（Henry VIII）因着教皇的心口不一，未能如他所愿地做一些事，于是决心与罗马教会一刀两断。在主后1534年，他宣布英国国王将成为英国教会的首脑，因此英文圣经就可以不再受控制。在主后1535年，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印刷了第一本的英文新旧约圣经，当然大部分是根据丁道尔的版本。就在丁道尔殉道的时候，这份第一次自由发行的英文圣经在英国出版。主后1538年，皇家宣布在每一个教堂里都放置英文圣经，使任何一个想要读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去读。虽然丁道尔已经不在地上，无法分享这个喜讯，他在天上想必是分外高兴他一生的劳苦努力所带出的结果。

　　亨利八世被人称为英国改教之父。如果我们认为改教不过是把英国和罗马分割开来的话，那么这个称呼还说得过去。可是事实上，这位肥胖放荡的君王是一个极为自私自利的小人，为了他个人的私欲，他连自己的妻子，或任何其它的人或事物（包括更正教会和罗马教会），都可以牺牲，怎么能够称这样一个人为属灵运动之父呢？真正的属灵运动乃是藉着复活基督的大能，使重生的男女得以自由地遇见主，并在教会中向世界见证荣耀的救主。属灵的运动乃是建立在复活常存神话语的根基上，神用丁道尔在十六世纪的英语世界中，再一次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根基，好让教会得以建造。从五旬节以来，尽管仇敌努力想要摧毁它，真正的教会一直存在于世上，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有生命的教会，也同样地会面对仇敌的攻击。

神用伊斯兰教审判腐败的教会

　　在旧约时代，神偶然会用异教外邦人来审判堕落的子民。启示录第二章及第三章，神的灵向着七个教会所发出的信息警告神的子民，如果不能持守对神的忠贞，神将会把见证的灯台从他们中间挪去。在教会的历史中，有一些事件可以解释为神对着基督的名受到羞辱时所做的修正。到了第七世纪，大部分的教会都已经恶贯满盈，等待审判。

　　主后571年，穆罕默德（Muhammad）在麦加一个高贵的家庭中诞生。年轻的时候，他跟随着贸易商队足迹遍及阿拉伯半岛、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他并不欣赏当时所认识的基督教，因为混杂着迷信和偶像崇拜。他对自己的同胞崇拜多神的偶像非常不满，所以决定将生命投入改革运动。他自称神亲自给他启示，就开始写下可兰经。

　　姑且不对穆罕默德作评价，他无疑在性格上有矛盾，但在当时阿拉伯人中，确实鼓动起一份急需的改革。他宣称，神只有一位，而他自己则是神的先知。因着他对偶像崇拜以及其它罪恶的强烈批判，他和他的门徒在主后622年必须从麦加逃亡。这一年就是伊斯兰教的开始，这也是他自己事业的一大转机。主后632年过世的时候，整个的阿拉伯都在他的统治之下。

　　哈里发（Kaliphs）继承了穆罕默德，带领伊斯兰教迅速地发展。主后635年，大马色（Damascus）陷入伊斯兰教军队手中，接着基督教的几个重要据点，像耶路撒冷、安提阿以及亚历山大城也相继沦陷。成千上万的教堂不是被烧毁，就是被改建成清真寺。如同一股洪流，把整个北非的基督教完全消灭，只有很少的几个社区存留下来。凡是不肯否认基督的，一律杀无赦，而那些放弃信仰的人，在伊斯兰教军队中升官发财。横越西班牙并且进入法国，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这股洪流。直到主后732年在都尔（Tours），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的军队才进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役，侵略者遭受到严重的击溃。

　　穆罕默德死后不到一百年，从印度直到西班牙，伊斯兰教一直在扩展，而且这种征服并未结束。这一场大浩劫，对教会的影响是难以想像的，可是真正被消灭的，并不是教会属灵的运动，而是人们引以为豪的罗马教会组织、教会对人们灵魂结局的控制、以及偶像的敬拜。神使用伊斯兰教，不但审判外邦人拜偶像，神也用伊斯兰教审判基督教的偶像敬拜。

　　教会远离圣经的教训，各种偶像的敬拜盛行，到了主后726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想要改善这个问题，他下诏禁止任何偶像敬拜。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也维持这个政策，可惜遭到神职人员和一般信徒强烈的抗拒。双方拼命地争执，只能引来更多可耻的暴力，因为他们对属灵运动均无兴趣。

尊重圣经权威、鼓励简朴生活的改革者保罗派被指控为摩尼教

　　在利奥皇帝从人的这一方面下令之前，就有一些属灵的人们开始抗拒这些邪恶。在一群信徒中间，他们除了基督徒（Christians）、或是弟兄们（Brethen）以外，不喜欢有任何其他的称谓。他们坚决地反对偶像崇拜，圣物（译注：相信一些东西具有神圣的能力）以及罗马教会其他的一些错误。第七世纪中叶，他们在亚美尼亚一带颇为活跃，人们称他们为保罗派（Paulicians）。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叫他们保罗派，或许因为他们对使徒保罗以及他的书信相当尊敬。罗马教会列举保罗派许多罪状。当一个教会的生活完全违背他自称所拥有的真理，就会黑白不分。对他们而言，实际生活中的圣洁远不及教义重要。人类堕落的本身实在是可怕，怎么可能有一个自称为基督的教会，能够在许多方面行出可憎的罪行，还自以为只有他们才有从神来的特权。他们只能在口舌上说一些合乎传统的教条，就以为可以定所有人的罪，认为别人都是异端。就是这样的教会，极力地迫害那些在基督面前谦卑顺服、愿意遵行神话语的弟兄姐妹。他们完全不知道到了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在神的面前，神不会要人能背诵什么教条，祂所要的乃是顺服主的心。主说，从果子就认出他们！在黑暗时代的神职人员，似乎对圣经一无所知。

　　无论什么立场的人，都承认保罗派一般而言是尊重圣经权威、鼓励人过简朴的生活，作一个敬虔认真的人，与罗马教会那没有味道的见证是截然不同。他们的敌人做见证攻击他们，可是他们却为基督做见证。他们追求简单的、遵守使徒的教导，并且根据圣经，否认罗马教会能够代表教会。

　　当我们研究保罗派，或是历史中其他的团体，历史学者时常在采用一些记录的时候不够严谨。特别是那些记录是他们的敌人所写的。罗马教会对不肯向他们屈膝的人是严加迫害的，不但希望消灭这些叛徒，并且要把任何有关这些叛党的记录加以丑化抹黑。这就难怪大部分的文件都是充满了定罪，而没有真实的记录。在以后的世纪中，当人们试着要把圣经翻译成一般人们可以理解的文字，罗马教廷为了维持她对人的灵魂的控制，就使用了许多的手段，把译好的圣经及翻译发行的人一并焚烧，因为他们这些人犯了要把「神的话语」广传的「罪」。这正是保罗派的人所犯的一样的罪，当然也就会有同样的遭遇。

　　保罗派的人不承认有一个中央的权威，可以管辖分散在各地的聚会。地方教会只应以神为他们的元首。有一些神的工人仿佛新约时代的保罗，可以在各地走动，帮助建立各地教会的灵性。当时他们并没有一套公认的教条，因为各个聚会藉着不同的人的服事，都有它独特强调的部份。他们并不需要以教条来求合一。他们属灵的合一乃是建立在他们在基督里所有的生命为基础，这个生命能在每天日常生活中见证出来。他们极度地强调圣经的权威，尊重神的话语，作为他们属灵成长的根基和指南。

　　在第七世纪到第九世纪之间，有一本亚美尼亚文（Armenian）的书叫《真理之钥》，把当时保罗派基本的信仰和行为记录下来。作者姓名不详，自称是一位弟兄。书中特别强调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读圣经和祷告，第二就是合乎神的话的圣洁生活。罗马教会指控保罗派就是摩尼教，但是很难理解，一个如此尊重圣经的人怎么可能会接受摩尼教的观念？如果要接受摩尼教的看法，大部分的圣经都要改写了。

　　《真理之钥》反对给婴儿施浸，但是主张教会应该为信徒的孩子祷告，长老们应该鼓励父母养育教导下一代能够敬虔、认识主以及主的话。浸礼只有给那些愿意见证他们悔改和信心的人。这就和罗马教的观念相违背，罗马教认为藉着洗礼将神的救赎加给人。他们不仅对要接受洗礼的人有着圣洁的要求，对施浸的人也是相当严谨。在设立长老的记载中，作者强调必须符合圣经中所提到的各样条件，一个愿意做长老的人，必须有勇气承担长老职份所带来的危机，并且准备为主受苦。

　　保罗派吸引了那些对基督有激情爱慕的人。在他们的中间，我们看到早期教会单纯而又圣洁的生活。在他们中间那些传讲神话语的人，都是谦卑而又有像使徒一般属灵的人。为了传讲神的话，他们把生命倾倒，宁死也不否认他们的主。

保罗派殉道者康士坦丁·史瓦那

　　在那些教师之中有一位康士坦丁·史瓦那（Constantine Silvanus），有人说他是保罗派的创始人，可是有许多的见证，保罗派早在史瓦那之前就很广泛了。这些人把他的名字和保罗派的创始联在一起，只不过是显明，人们就是喜欢把每一个运动的开始归功给人，而不肯承认是圣灵的工作。

　　这位弟兄是一个具有卓越能力的人。大约在主后653年，他接待了一位亚美尼亚的旅行者。这旅行人是一个真正的基督信徒，他送给主人一份极为贵重的礼物，那就是四福音书和保罗的书信。康士坦丁藉着读神的话，就被圣灵所感动，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的生命就催促他做见证，因此就知道有一些弟兄们拒绝在组织化教会中的偶像和迷信，所以他们就在一起有交通，并且按着圣经所教导的开始在一起聚会。康士坦丁就改名史瓦那，从此就将一生投入传讲福音、并建立教会的工作上，一直到他在主后684年殉道才结束。他定居在亚美尼亚靠近吉比沙（Kibossa），从那里传扬神的话语东到幼发拉底河谷（Euphratesvalley）的各地，西至小亚细亚。神用他带领许多的罗马教会和异教徒信主。

　　主后684年，拜占庭（Byzantine）皇帝担心史瓦那的成功、以及保罗派的广传会给他带来危机，就下令禁止，从首都派一位名叫赛蒙（Simeon）的大臣到亚美尼亚，将史瓦那用石头打死。赛蒙本人在执行一连串的迫害工作之中，详细观察了保罗派的人在苦难中的表现，对他们生活的方式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后，他自己也受感动，而成为基督徒，并且加入他原本要摧毁的行列中。他回到首都以后，虽然继续服事皇帝，却仍得不到平安，就逃到吉比沙（Kibossa），开始服事更高的一位君主（上帝），并且接续他所处死之人的工作。不过他也只工作了两年，就因为皇帝下令，要全面扫除保罗派，就和其它的一些弟兄们一同被烧死。皇帝本来想藉此来强迫保罗派顺服、并加入官方组织的教会，但是他并没有成功。逼迫的火只会使得人们的信心更加坚强。更多的教师被神兴起，以取代那些殉道的人，主的工作更加兴旺。

保罗派殉道者塞尔吉乌斯

　　在保罗派的基督徒中间，另一个值得注意神的仆人就是塞尔吉乌斯（Sergius），他是第九世纪前的三十五年，在小亚细亚一带服事。正如史瓦那一样，他也是藉着读圣经而得救的。是因一位敬虔的姐妹问他为什么没读过福音书，提醒了他不只是罗马的教士可以念圣经，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读圣经。他不但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也承受了一个燃烧的呼召，去传讲能改变他自己的真理。虽然一直是一个木匠，他却时常行走各地，并且他所写的书信也在众教会之间广为流传。塞尔吉乌斯的服事带着独特的权柄，神不但用他教导信徒，并且给他排解异见的恩赐。在众教会尚未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之前，很不幸，时常会有不同看法上的分歧，塞尔吉乌斯自己后来也为主殉道。

保罗派看重自己的权利以后，就消逝了

　　第九世纪中叶，狄奥多拉（Theodora）皇帝发动了一场无情的迫害。据说在五年之间，成千上万的人在无法言述的恐怖中惨遭灭命。在保罗派中间就有一些人，他们属灵的刚强并不能抵挡当日严厉的考验。这也许是因为在超过一百年间，他们是在一些比较有同情心的皇帝统治之下，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所以就有一些人，他们看重自己的权利，甚过对基督的热忱。这永远是神的众教会一个危机：每当神的子民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权利，并以此为最重要之事的时候，很快，肉体的方法就要进来，教会就将失去它属灵的能力。这正是保罗派中一部分人的光景。当外面逼迫厉害到超过人类所能忍受的地步，有一些人不肯从上头寻找够用的恩典，反而跟随一些领袖和逼迫他们的人争战。他们和伊斯兰教合作，因为伊斯兰教当时所打的旗帜，就是消除罗马教会的偶像敬拜，寻求自由单纯的敬拜独一的神。这注定是一场必败的战争。虽然对保罗派的人而言，堕落的基督教比伊斯兰教还远离神，但是他们忘记了伊斯兰教基本上不承认圣经，而圣经才是唯一能把真神带给人的启示。保罗派的人最后就消逝在山野之中，「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

从保罗派到波格米勒派的传承

　　在第八世纪中叶，仍有少数的余民，他们成为欧洲大陆以后见证的种子。因着君士坦丁五世这位皇帝是一个坚决反对偶像敬拜的人，有一些保罗派的人就移民到君士坦丁堡以及色雷斯（Thrace）这一带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并且在巴尔干半岛建立许多教会。人们就称呼这些人为波格米勒派（Bogomils）——就是「神的朋友」的意思。生命的彰显有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生命会传承生命。教会乃是基督生命的表现，并不依靠某一个特别的领袖或是什么机构来维持她的存在。只要藉着圣灵透过神的话，在一些人中间运行，在那里就必定有身体的一部份，教会就会成长扩大。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即使在某一个地区被削减，也一定会在其他地方再生长。圣经本身就能够带领并且建立神的子民、进入真理。

　　被称为波格米勒派的基督徒聚会在当时成为罗马教会抹黑的对象。自然，人们指控这批信徒违反罗马教会的许多看法，比如教会圣物和规矩。他们并不会对圣母马利亚有任何特别的尊崇，也不会把十字架的形象加以圣化，当然更不肯承认那些腐败的教士所主持的晚餐。这也就难怪他们会受到许多凶恶的攻击。另外，他们也仿佛早期的基督徒一样，遭人诬告他们在道德上的邪恶。当年罗马皇帝大声疾呼的批评基督徒道德败坏，事实上只不过是做贼心虚的表现而已。在稍后的世纪中，罗马教会本身的邪恶败坏，也促使他们批判这些所谓的「异端」。我们对于这一类的定罪有理由保持怀疑。其实在许多地方，受到波格米勒派的影响的基督徒，人们都承认他们在生命和道德上所表现出的超高水准。他们按着福音传讲爱的恩惠，并且在他们的生活上显明基督徒的各样美德。人们只能控告这些信徒是居心不良的行善，想要骗人入教。他们也指控说，他们之所以能有这种高尚舍己的弟兄生活，是因为他们误入摩尼教，认为所谓物质都是邪恶的教训。其实不论这些基督徒圣洁生活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许多人在罗马教中找不到谦卑节制的美德，都会被这些美善所吸引。

　　虽然有许多的难处和迫害，神的工作依然扩展了许多年。到了十二世纪的末了，这个运动达到高潮。在波斯尼亚（Bosnia），当地的领袖以及一万多人都加入了波格米勒派。罗马教会就失去了对这个国家的控制。聚会的场所也不再是以往那种华丽的大型教堂，以及许许多多精巧的装饰，反而是在没有钟楼、没有任何形象或祭坛的简单场所，甚至信徒们在自己家中聚会。圣经中有关众人都是祭司的真理，再一次被认同。会众由一群长老来治理，并藉着一些服事的弟兄们的教导而得以长进。这些教师们的生命专注于话语的服事，当地信徒的十分之一奉献来支持他们的生活。根据基督爱的律法，教会中贫穷有需要的人也接受教会的帮助。

　　「神的朋友」快速地传遍各地，就造成了对罗马教会的威胁。可是罗马教会对这股温柔而有力的反对势力，似乎找不出什么有效的方法加以制止。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教皇寻求匈牙利国王的帮助，在主后1203年，他们逮捕了波斯尼亚的领袖们。这些领袖被迫同意对罗马教会顺从，再一次将罗马教的习俗带进他们的土地，并且严禁任何的「异端」。然而，大多数的信徒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臣服。他们在基督里找到了生命，满足于神的话语。他们对着神的信心并不依靠领袖们，他们拒绝服从这些约定。教皇一开始还想以和平手段挽回弟兄们，后来就开始了不断的迫害。然而，弟兄们的数目反倒日益增加。最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命令匈牙利国王进兵波斯尼亚，这场战争持续四年之久。战事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国内成了杀戮惨烈的地方，可是教会依然屹立。主后1291年又加上宗教法庭，变成了新的大恐怖，宗教法庭的官员用尽一切的迫害想要灭绝跟随基督的人，一直到十五世纪都没有间断迫害。最后，土耳其人在多次扰乱欧洲一些城堡而遭击败之后，就转到波斯尼亚，并在主后1463年占领了这块土地，这就开始了四百年之久的伊斯兰教统治。波斯尼亚人并没有任何的抵抗。或许他们认为，土耳其人不可能比宗教法庭坏到哪里去吧！可是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之下，「神的朋友」的耀目见证在波斯尼亚就逐渐消失了。

从波格米勒派到卡特里派的传承

　　有一些「异端」的教会在黑海和大西洋之间广传。一些和在巴尔干半岛诸国的信徒相似的团体，在意大利的北部以及法国的南部特别增多。他们常被人称为卡特里派（Cathars），就是清教徒（Puritans）的意思。这个名称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的。当东方的帝国开始逼迫所谓异端分子的时候，就造成相当数目的波格米勒派的人往西方逃亡。加上十字军东征，也促进东西方的人们大量的交流。信徒无论到哪里，就会发现一些灵里相通的人，并且开始在一起聚会。无论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称呼这些人什么名字，他们其实都是由藉着交通彼此造就而开始的。

　　正如在东方一样，神在西方也兴起一些教师们，他们无畏地批判教会仪式上的各样错误，藉着传讲神的话，带领弟兄们进入新的生命。在这些教师之中，有两位特别出名，一位是在布律依（Brueys）的彼得（Peter），另一位是在克吕尼（Cluny）的亨利（Henry）。亨利是彼得晚年服事的同工。彼得早年的事迹并无甚么记载，但是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他四处旅行，放胆传讲福音，直到主后1226年他被捕，在圣吉尔（St. Giles）被烧死。亨利有着天生雄辩的口才，及无惧的灵，他本人有禁欲苦行的气质及敬虔，吸引了许多人跟随他。从主后1101年，直到1147年他死时，他是无所保留地传讲真道的。历代以来似乎改不掉的一种习性，就是每当有人领受了福音的亮光，将人由传统死亡仪式的混乱中带入圣经的教导之中时，人们就要以这些人的名字来称呼一个新的宗派。人似乎永远学不会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一个属灵的运动，都远大过神在恩典中所使用的某一个人。彼得和亨利，他们的讲道服事，对着卡特里派有着很大的贡献。这些信徒在主后1167年能够召开一次特别的聚会，有许多的人能够来参加在靠近图卢兹（Toulouse）的圣腓力斯得加拉曼（St. Felixde Carmen）的聚会。甚至远至东方的君士坦丁堡的长老都来参加，实在是令人惊讶。在灵里的交通所能产生的力量，真是大过许多组织上的联系。

　　格莱福的伯尔纳铎（Bernard de Clairvaux）是一位殷勤努力致力于将基督徒带回罗马教会的人士，他出生于主后1090年，成为那个时代中极富影响力的宗教家。他口才出众，精力过人，思想敏捷，并且拥有当时罗马教会中很少有的特性，那就是品格高尚，所以，后来路德和加尔文也对他称许有嘉。甚至于今日，我们还很宝贵他所写的一些诗歌。但是他是一个极端不宽容的人，他苦毒地批评攻击那些不承认有人是他们的创始人的团体，他说那种团体中的人乃是魔鬼之灵的传人。伯尔纳一生致力于赢取那些人回归到官方教会中的工作，然而，还是在主后1153年含恨而终。

尊重圣经、独立的瓦勒度派

　　「瓦勒度派」（The Waldenses）这个名称，最初是指一批住在阿尔卑斯山南部山谷中的信徒。有人猜测这个名称是由一个里昂（Lyons）的商人名叫彼得‧瓦勒度（Peter Waldo）的名字演变而来的。彼得‧瓦勒度出生在十二世纪的早期。他当然不是瓦勒度派的创始人，他不过是在他们中间是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并且有过极为辛劳的服事，颇受人尊敬。事实上，瓦勒度派的原始记载已经无法考证了。他们自己宣称，他们的信仰是可以追溯回到使徒时代。那时的信徒，父子相传直到现在。很可能这一批信徒是在早期使徒时代结束时，逃避罗马的逼迫而移民到北方的信徒所遗留下的影响。

　　「瓦勒度派」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对圣经有着一份特别的尊重。他们日常生活以及教会生活，都是以圣经为根据。他们的会众因此保存简单的敬拜和规矩，没有罗马教会那样繁杂。这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住在与世隔绝的山上和谷中，所以他们对基督的爱慕，不会受到当时统一组织化的教会所发明出来那些不合圣经的各样仪式的影响。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其实并不是改革派，他们与罗马教派从未接触，更谈不到叛逆罗马教，这和一些因着罗马教会的腐败而脱离的改革派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已经说过，「瓦勒度派」的日常生活以及教会生活都必须完全根据圣经，知道基督藉着圣灵的内住，对他们而言是极为重要的真理。只要不违背这个基本基督徒的经历，在解释圣经方面，他们是允许相当大的自由的。救赎是靠着信心，而罗马教会无权对神恩典的门，予以开启或是关闭。救赎的证据乃在于圣洁的生活，受浸乃是对基督信心的见证，而主的晚餐则是对主的牺牲无限的怀念。长老在地方教会中负责，他们一同接受神所特别呼召出来在众教会中服事的导师，不过，「瓦勒度派」也强调教育对认识和学习主的话的重要性。对许多早期教父的作品，他们也以谨慎明辨的态度来接受，他们认知其中有属神人的亮光，他们也知道那些教父们的努力和追求受到教会体系所限制。他们永远都以神的话为最高的准则。任何人的亮光心得均须合乎圣经。

　　彼得‧瓦勒度乃是一个住在里昂（Lyons）的富商，有机会得到一本新约圣经的译本，受到圣经话语的感动，并且体会到基督的呼召，就放下他的事业来服事主。他深受主在马太福音十九章2l节所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的这段经文的感召。瓦勒度决定按照字面来顺服这段经文，他为了他的妻子和家人做好了生活上的预备，就把所有其它的产业分给了穷人，从此开始了传道的生活。有些人也来加入这个行列，他们两个两个出去，正如主当年打发门徒外出一样，宣传基督的真理。主后1179在拉特朗（Lateran）第三次会议上，请求允许传道，但是亚历山大三世教皇却考虑这些人是未受教的平信徒而不准。彼得瓦勒度蒙圣经光照，认为这是人反抗神的声音，所以他和他的同仁不肯停止传道。这就导致他们被罗马教会逐出教会。瓦勒度和瓦勒度派非常亲密，他的讲道也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的祝福，并且扩大他们的心胸。弟兄们原来都是散居在各个山谷中的，因着神使用彼得‧瓦勒度和他的同工，瓦勒度派的弟兄们负担起开始向各地传福音的责任。主后1217，瓦勒度死于波希米（Bohemia）。

瓦勒度和方济各的对比

　　如果将彼得‧瓦勒度的服事和亚西西的方济各（Francesco d’Assisi）相比较，我们能发现许多宝贵的功课。约在主后1182年，在意大利的中部，有一个服饰业的商人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吉发尼·伯那多（Giovanni Bemadone），不过，他父母给他的名字远比不上他的小名方济各那么地广为人知。主后1209年，当他读到主在马太福音第十章7至14节的教训，他经历到约二十年以前彼得‧瓦勒度的感受，所以就出去传讲悔改和国度，并且自己立誓严守最绝对的贫穷和谦卑。有人受吸引来跟随他，他就立下了一些规条，其中大部分都是主对门徒的一些命令。主后1210年蒙教皇勉强的核准，从此方济各和彼得‧瓦勒度的道路就完全不同了。

　　方济各是极为热心，对主以及完善的品格有一份狂热。身体软弱，但是为了宣教的异象，他远赴埃及和叙利亚，向穆罕默德的信徒传讲基督。他当初为门徒所订立的规条，后来经过修订，就变成了修道士们的规矩。原本着重传道，反倒被募捐所取代，原本追求的贫穷，反倒成了富足。这些规则一直腐化至成了捆绑人于罗马教会权威下。方济各生前看到这些变化，使他哀痛至深，虽然后悔，可是他依然不改对教会体系的忠贞。

　　我们很难猜测，如果方济各的规条遭到彼得‧瓦勒度一样被教皇封杀的话，事情会如何地演变。很难说方济各能否像彼得‧瓦勒度一样地能坚守自己的立场。从这两个运动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彼得‧瓦勒度的同工们对着属灵教会的见证有着重大的贡献，而方济各却成了罗马暴君控制的工具。我们不能否认，方济各和他的同仁起初也是希望能在罗马教会中发出一些复兴的属灵价值，但是，任何属灵的运动若受制于一个属世的宗教体制之下，就必定会被他原来想要改革的制度拖跨。

罗马教会镇压瓦勒度派和卡特里派、禁止平信徒接触圣经

　　罗马教会对瓦勒度派和卡特里派（或阿尔比派 Albigeness）的反应，在主后1229年图卢兹（Toulouse）会议上导致了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决策。因为瓦勒度派和卡特里派高举圣经，作为一切信仰和行为的准则，所以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就知道这是问题的核心，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平信徒有机会接触圣经。他们只允许平信徒读少数的拉丁文诗篇和一些敬拜的金句，他们更进一步禁止把圣经翻译成一般人能够明白的语言。这个决策一开始并没有彻底执行，可是却逐渐地在各地实施。主后1545年到1563年间在天特（Trent）的会议做出最后决定，只有拉丁文的圣经才是合法的圣经，并且判定，任何一个罗马教会信徒都必须毫无疑问地接纳教会对圣经的解释。

　　他们这种对拥有和阅读圣经的强烈愤怒，更提醒了我们在地方教会中，神的话必须放在何等重要的地位。从这一段的教会历史中，我们清楚地看见，若想持有使徒时代的教会见证，就必定要把圣经放在神子民中应有的地位。罗马教会努力试着把圣经从一般百姓手中夺去，改革派从未想要跟从这种错误，但是如果任何一部分的圣经被教会制度忽略，或是以新亮光为借口而不忠于圣经本身，其实也是一样的危险。直到今日，这仍然是许多教会的问题；而且一旦圣经失去它的权柄，教会本身的意义目的和生命力也都会消失。当圣经被高举的时候，在信徒中就可恢复使徒行传中那种单纯的秩序生活和权威。

　　瓦勒度派与相近的弟兄群体运用透过一个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将圣经的真理迅速广传，教会信徒的数量显着地增加。特别在十四世纪的前半叶，他们前所未有地增长，且属灵的教导甚至影响至教会圈子以外。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及科隆（Cologne）这些城市，成了他们长期生活与教导的中心。罗马教会过份的要求，以及对人民领袖的反对，无疑地帮助了许多人，使他们眼睛得开，朝真理所在的方向去看。当世俗的权威与同情并肩站在反对侵犯自由的立场时，教会就能够在一个相当和平的世代里发展及传扬生命的道。

罗马教会利用阿奎那的神学发扬中央集权的理论

　　罗马教会当局发现，透过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神学，可以完全合逻辑地发扬他中央集权的理论。托马斯·阿奎那的影响，直到现今仍相当大，他的理论也就成为罗马教会在神学方面教训的根基。他从1265年开始写一本神学的巨著，到他1274年离世的时候还未完成。他自己是一个单纯祷告的人，然而却成了极大错误的推动者，就是使得赎罪券合理化。而销售赎罪券所带来的腐败，以及道德上的邪恶，至终引发了不可避免的宗教改革。根据阿奎那的理论，基督和众圣徒成就的功劳形成了一个善果的功德库，而教会可以用这些功德库，去减轻那些悔改的罪人在今生或是炼狱中因着他们罪行所应受的苦难。不久，销售赎罪券就成了可耻的欺诈手段，骗取不论贫富的人民的钱财，来中饱教会的财库和牧师神职人员的口袋。阿奎那甚至教导，除非人顺服罗马的大主教，否则人是不可能得救的。主后1302年，教皇波尼法爵八世（Boniface VIII）更官方地确定他的教导，这就难怪一些诚实的真理追求者会起来反叛教会。当更多的男女发现藉着神的话，他们在基督里找到了平安，这些弟兄们的聚会就日益兴旺。

　　主后1229年，在图卢兹（Toulouse）会议上，通过让宗教法庭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清理「异端」程序。到了主后1348年，查理四世（Charles IV）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他是一个对教皇唯命是从的人，所以教会就采取了严厉的手段，要把基督徒的聚会完全消灭。宗教法庭就展开了以魔鬼般的效率全面迫害基督徒。许多信徒被迫加入罗马教会。不听从的人遭到各样的酷刑，甚至被烧死。到了十四世纪末期，罗马教认为她已经完全胜利。然而，在暴风雨下还是有避难之处。在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和在波希米亚的约翰‧胡斯（John Huss），他们的教导在那些国家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力。有些信徒为了能自由地敬拜神而逃往异国。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讨论这些事迹。

　　大公教会势力日益增强，基督教也就随着扩充。一方面藉着一批热心的福音使者，他们的服事无疑地带出一些属灵的生活；在另一方面，因着各种不同因素，使得教会生活偏离圣经原有的单纯，随着福音的广传，也带进一些软弱的成分，造成新生教会不可避免的悲剧。

聂斯脱里派宣教运动和失败原因的反思

　　在宣教历史上最出色的运动之一，是跟在主后428年受命担任君士坦丁堡主教的聂斯脱里（Nestohus）有关联。此人精力过人，口才出众，广受人们欢迎及敬重。当然也有人嫉妒他的影响力而恨之入骨。特别是在亚历山大城的主教区利罗（Cyril）。其实，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城在传统上就有矛盾。区利罗更是寻找机会打击聂斯脱里。

　　聂斯脱里出身于安提阿修道院，正如我们先前提到，他们很强调基督的人性。当时因为有许多学说否认基督做人的真实性，此一强调有其必要性。聂斯脱里在强调基督的二元性的教导上，就被控告他教导基督乃是两个人。主后431年，他在以弗所会议上被控告是异端。

　　当时，教会愈来愈有敬拜童贞女马利亚的趋势，包括聂斯脱里在内，一批人曾极力反对。虽然教会官方定罪圣母崇拜，不过，一般人们并不以为然。当时，亚历山大城的区利罗控制了以弗所的会议，他提出一个极为奸诈的策略：他要求审判聂斯脱里的信仰，要以他是否承认马利亚应有「神的母亲」的称谓来决定。聂斯脱里当然否认马利亚是耶稣神性的母亲，她只是耶稣这个人的母亲。他们就因此定他有罪，余生流放到埃及的沙漠地区。

　　有许多主教不满以弗所会议的不公平，就拒绝接纳对于聂斯脱里的判决，结果，他们也遭到流放的下场，只有到叙利亚和波斯一带的基督徒中寻求庇护。这些人后来就被称为聂斯脱里派。波斯的统治者想利用教会的这些分歧，来确保帝国的安全，所以就对所有的教会均采用自由开放的政策。聂斯脱里派的弟兄姐妹就乘着这个机会，四处传救恩的福音。他们的足迹遍及阿拉伯，穿过中亚平原，南下印度半岛和锡兰，甚至在第七世纪初期传到中国（当时就被称景教）。他们也致力于将圣经翻译成多国的语言。

　　聂斯脱里派人士的宣教故事，对于每一个为基督做见证的人都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可惜他们的工作还是没有脱离宗教制度的传统：新建立的教会都要受中央的控制，而各个主教的设立，还是依承传统中央集权的方式，强调教会的权威以及圣礼才能带来救恩。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可以与罗马教会分别，回归到圣经中的模式，尊重藉着圣灵居住在神百姓中的主。可是他们反倒和罗马教会一样，与世俗的权力合作，所以也就与罗马帝国的罗马教会一起腐败。

　　在聂斯脱里派宣教的许多记载中，宣教士不仅带着许多神圣的书卷，他们也带着一些偶像。我们从这些地方也能看出，他们已经背离了福音。入教的人数日益增加，可是道德的品格却逐渐低落。聂斯脱里派所建立的教会，他们基督化的偶像在异教的偶像之前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反倒是预备人心，等待回教的大浪潮来一举清除各样的偶像。也许回教正是神手中审判的工具，来清理堕落而又远离真理的教会。其实毁灭败坏那羞辱主名的教会，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欧迪奇（Eutyches）这位最强烈反对聂斯脱里的领袖，曾在以弗所将聂斯脱里派定罪，谁能料到廿年后，他自己却遭到迦克墩会议的定罪，被控认为基督只有一种性质。这就是所谓的独性论（Monophysitism），今天在埃及以及衣索匹亚（Ethiopia）的景教教会（the Nestorian churches）仍然持守。虽然福音在早期就传到衣索匹亚，但是那里的教会和聂斯脱里派的教会都走一样只注重外表礼仪和传统的路线，所以也是一样的软弱。

　　在相当早期的时候，基督的信息就已经传遍了罗马帝国的西方以及北方的境外。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人，用什么方式将福音传去的。在历史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伟大的人物，致力于这些早期的宣教工作。我们只知道，福音是深入广传各个地区。主后314年在亚尔勒（Aries）举行的主教会议，就有三位英国的主教出席。由此可见，当时在英国已经有基督教社区的存在。在主后410年打垮罗马的哥特人（The Goths），也是一个部份基督化的民族，这也是他们允许罗马文明继续保持的原因之一。当然，哥特人的基督教以及亚尔勒的英国主教，可能不过是一些已经变了质的基督教，正如同罗马的宗教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基督的信息毫无疑问是传开了。我们往下就会看出，在一片肤浅迷信的宗教中，依然有一些深入的属灵价值。

　　在教会历史中，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一般弟兄姐妹在广传福音这件事上所扮演的角色。平常我们从教会历史中，只能谈到组织化的宗教如何有组织地发展。然而，在每一个尊主为大的信徒每一天的生活中，基督的生命应当毫无拦阻地见证出来，而这种见证才是福音广传最大的动力。直到今日，任何一个人的信仰如果没有退化到只剩下虚无的外表礼仪，他仍然能够为主做见证。人与神、以及人和人之间的交通，远超过任何人为的宗教组织。

　　罗马的世界中，人们可以毫无限制地旅行。如果有人从苏格兰到美索波大米（Mesopotamia），一路上都不会任何关卡的拦阻。在罗马帝国中，有许多的贸易商旅。福音就藉着这些商业旅程，传到英国列岛、保加利亚、甚至俄罗斯。

奥古斯丁的伟大贡献和可悲错误，是罗马教会的缩影

　　我们粗略地看过基督徒的信仰如何在世界各地传开，我们也必须了解一下罗马教会政策的发展，因为我们发现，这正是对抗属灵信仰成长的中心。很少有几个地方，能比得上以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的生活来描述罗马教会的缩影更为合适。在奥古斯丁的身上，我们看到属灵生活和宗教制度相混所带来的迷惑。恐怕很少有人能像奥古斯丁一样，对于基督徒的思想有如此大的贡献。恐怕也少有人像他一样，对于罗马教会的建立、以及奉基督之名在各世纪中所行的残暴有更大的贡献。虽然奥古斯丁于经历基督因而对圣经上一些荣耀的真理有深入的亮光，然而他也不但赞同、而且犯上一些极为可悲的错误。

　　主后354年，奥古斯丁出生在北非的努米底亚（Numidia）。他的父亲是一个异教徒，他的母亲莫妮卡（Monica）是一位圣徒。当她看到儿子成长的过程日渐空虚败坏时，莫妮卡在神面前诚恳、忠实地祷告。奥古斯丁试着在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中去寻找人生的意义，然而一再失望。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他成为米兰的修辞学教师，在那里他受到了安罗波修（Ambrose）主教的影响。两年以后，当他读到保罗所写的罗马书第十三章的时候，就蒙光照而得救。安罗波修在主后387年给他施浸，次年，他回到非洲。到了主后395年，他被指定为希波（Hippo）的主教，他余下的三十五年的岁月，就一直在那里度过。

　　奥古斯丁发展了两个教义，一是恩典的教义，另一是教会的教义。他在强调第一个的教义上，带出了许多属灵的亮光；可是在处理第二个教义时，他却带下极大属灵的黑暗。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奥古斯丁主要的思想是关于神的恩典。他本身戏剧性地重生，加上以后生活上的强烈转变，都强调了入神之间极大的鸿沟、以及罪的可怕。只有一个慈爱的神，祂那无限的恩典，才能跨越这种差距。奥古斯丁非常能够了解使徒行传保罗的经历和教导，他深知，在他里面没有一点良善可以配得救恩。他对恩典的教义，另一面也是回应我们曾经看过的伯拉纠的教义。伯拉纠否认人的原罪，所以他不认为人需要神的恩典，来使我们从罪的捆绑中得自由。他认为无论是救恩或是跟随神，都是人的自由意志。奥古斯丁极力反对这种违反圣经的教导，并有多份著作讨论此一论点。

　　奥古斯丁关于教会的教义，是由于受到当时他所关心的多纳徒派人士要脱离大公教会的组织所刺激，再加上主后410年罗马沦陷所带来整个西方帝国的崩溃所引发的。他写了一部巨著《上帝之城》，把他对教会本质的看法加以扩大说明了。

　　他对多纳徒派坚持一个纯洁的交通不表同意，他以为教会有包容性，任何一个人只要肯接受透过圣礼所发来的恩典，均包括在教会里。在教会之外，下管那人怎样行义、信心怎样坚强，也得不着救恩。在他那本《上帝之城》一书中，他以将会过去的罗马城与教会相比，只是他所说的教会并非信徒属灵的合一，反而是大公教会的宗教组织。奥古斯丁甚至认为，如有必要，也可以使用武力来逼人加入大公教会的系统。他认为最好是藉着教导，使人认识神的国度。如果人们还是不肯，那么催逼也是可以的。他引用主的话「强迫他们进来」（路14:23）来支持他的论点。所以，当初教会要以武力对付多纳徒派的时候，他原本反对、后来还是赞成。他因着认为教会是属地的组织，是一个眼见的合一，所以会采取属地的手段来建立并维持教会的权力。这一个错误，给以后许多的世纪带来说不尽的痛苦和邪恶。

　　奥古斯丁强化传统主义和圣礼主义的权威，培育了对炼狱的相信，并鼓励使用遗物（译注：一种以一些遗物如骨头，木十架等有为能力的东西的迷信），这一套东西在那些毫无顾忌的教士手中，都成了可耻却非常好的赚钱手法。他们骗了许多迷信者，大批的钱财充满了罗马教会的国库以及主教们的口袋。其实，这些事与奥古斯丁其它的一些教导和经验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他强调神的恩典选召、并赐救恩给祂愿意的人，另一方面，他却限制救恩必须藉圣礼、透过一个属地的宗教组织施与。他本身的经历，是藉着神的话带到认罪，并且单靠神的恩典，才能找到平安与和好的地步。以后，他却教导人藉着对痛苦的惧怕，而引人认罪来取代圣灵的工作。奥古斯丁的一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个人即使就是有很强的敬虔、火热的情怀、良好的动机，他还是可能会违背圣经的原则。

　　奥古斯丁的教会观，后来就完全发扬在罗马教会系统之中。任何人如何不对「唯一的教会」效忠，就是异端。任何一群基督徒如果按照圣经保持独立，并且单单对住在他们中间的主下拜，就是分离叛教者。无论是藉着收买、说服或是逼迫，罗马教会极力维持统一。然而，神并非就没有见证人，甚至在罗马教会内部，也有一些对主敬虔的人兴起，他们大声反对当时许多恶名昭著的罪行。这些人也有负担传福音，可惜，他们时常对他们所生所长的堕落教会有着错误的忠贞。这就导致了一些在见证上的妥协、服事上的失望，以及遭传统主义所捆绑，以致属灵的眼光不够明亮。然而在罗马的势力之外，仍然有一些单纯藉神的话而依靠主的人，保持着亮光、生命以及早期教会的自由。我们主要就是要在历世历代中，看看这一脉相传的属灵教会运动。

修道僧侣属灵生命的起伏循环

　　因着教会内部属灵的下沉和属世界成份的加增，有一些追求与神和圣徒保持圣经那种单纯的相交的群体，就分别出来。他们从世上一切的事物中退出来，过着苦行的生活，并且单独地敬拜神。这批人后来就发展成为基督教组织中的修道僧侣。其中有一部份虽然强调简单生活，但并不主张禁欲苦行，并且认为需要服事别人，而不是单单追求自己的属灵生活。有一些留在罗马教会里的伟大圣徒，他们发现在修道僧侣制度（Monasticism）之中，得以免除教会中的阴谋邪恶，并且可以较为自由地服事神。在修道僧侣中间常见的一种现象，乃是一个人刚开始藉着属灵的舍己和服事，他就逐渐成为富有、属世和骄傲，并且开始滥用他所获取的权柄。不久，另一个人又开始舍己，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

普里西利安强调圣经和圣洁的生活

　　就在主后354年，奥古斯丁出生的年代，从西班牙开始、一直影响到法国和葡萄牙一带，有了一个很令人注目的运动——就是单单依靠神的话的运动。这个运动主要的人物，是西班牙的一个富有、博学而且口才很好的普里西利安（Priscillian）。普里西利安放弃了古老异教的信仰，但是对基督教也没有兴趣，反倒追求当时风行的各种不同的哲学。这一段追求的日子，却把他带回到他曾经拒绝的基督面前。他在主的面前得到一种新的生命。后来，他成了圣经的一个好学生，也是好的教师。许多人到他面前，神藉着他诚恳的讲道、以及可以应用的解经，帮助这些人在基督里的生命成为一个真实。

　　普里西利安并非神职人员，但是教会注意到他的能力，所以就设立他为阿维拉（Avila）的主教。他圣洁的生活、他的教导以及他广受欢迎，就导致了西班牙的神职人员对他强烈的反感。到了主后380年，那些神职人员就控告他是摩尼教（Manichaeism）。当然，这是罗马教会加给所有不承认罗马教会绝对权威的人的一个罪名。然而，他们无法证明任何罪状。到了主后384年，在保地奥斯（Bordeaux）主教会议上，普里西利安的敌人和著名的邪恶主教以塞克（Ithacus）联手，不但指控他是异端，并且告他和他的门徒有不道德的行为、以及行巫术的罪名。上诉到马克西姆皇帝（Maximus）的时候，他为政治安定的理由，就判普里西利安和另外六位普里西利安派的人（虽然他们不接受基督徒以外其它的称呼）斩首，并且把他的著作加以销毁。

　　这种恶行引起了不少人的抗议。当时有两位极为著名的领袖，都尔（Tours）的马丁（Martin）、以及无畏的米兰的安罗波修（Ambrose）主教，他们强烈地反对这种恶行，并拒绝与那些参加将定罪普里西利安的一批主教们往来。因为一般人对普里西利安的尊敬，到了后来，马克西姆皇帝下台以后，那位以塞克主教也被迫下台。可是罗马教会多年以后，还是不准给普里西利安平反。当然我们知道他们主要的用心，是要消灭任何一个与罗马教会传统有异议的人士。

　　在主后1886年，有人发现了一部份普里西利安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对普里西利安的品格、教导，及跟他相交的人得到相当多的亮光。实在是很不幸，绝大部分有关教会历史所留下的资料，对于那些不和制度化同流合污的群体的记载，只有来自那些是由他们仇敌所写的资料，才能传下来。所以我们采用的时候，一定要分外留心。罗马当局在迫害这些被认为是异端的基督信徒的时候，他们极力要摧毁任何让以后时代的人会对这些异端分子有半点好感的文件。所以，很可能在罗马教会许多世纪的统治下，有许多单纯信靠主基督、并以他们的生活为见证的信徒，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普里西利安教导的一些事实，显出他实在是一个有属灵品格的人，对于圣经，他有一份清楚的洞见，能明白圣经的真意。

　　普里西利安的教导，完全是根据于他确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也是他教导和生活唯一的准则。基督徒蒙召去过一个与基督相交而生出的圣洁生活，而只有藉着信心、而非圣礼，人才能进入这种相交中。普里西利安不承认平信徒和神职人员有任何属灵上的区别。每一个信徒均有份于圣灵，而圣灵藉着圣经能指教我们，所以完全是圣灵的主权，任何信徒均有可能传讲神的话。现在就不难看出，普里西利安这些看法和当时教会的观点是完全矛盾的。普里西利安强调圣经和圣洁的生活，而罗马教会则强调神职人员的特权以及圣礼。

英国的教会逐渐被罗马教会吞并

　　在本章前面，我们曾提到福音传到英国列岛。在英国的基督教原来不受罗马教会的影响，但是到第五世纪中叶，因着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的入侵而改变。大约在主后385年，有一个村庄名叫班拿凡（Bannavem），这个村落准确的地点已经不可考证了。有一个名叫苏卡（Succat）的人出生，今日人们都叫他帕特里克（Patrick）。帕特里克的父母是单纯敬虔的基督徒，但是他们的儿子在年少的时候，他被一群爱尔兰的强盗绑架，被卖给异教徒做奴隶。当他与外界基督教的世界完全隔离的时候，想起他儿时所学的一些功课，就归向了基督。他两次被捕、两次被救回以后，就回到爱尔兰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

　　帕特里克在主后432年到爱尔兰，就开始了他传福音的工作。他当然也难免受到当时一些错误的影响，但是他并不接受罗马的权威，所以新建立的教会也就大为不同，并且有比较纯正的秩序。帕特里克所宣告的福音，并非一般传统、或是依靠圣礼的福音，他乃是宣讲神话语的信息，所以带来了许多的悔改和与基督的联合。

　　百余年后，在爱尔兰教会中兴起一位非常虔诚的人，名叫哥伦巴（Columba），因着福音的火在他里面燃烧，哥伦巴和其它一些火热的基督徒在主后563年从事到苏格兰外海的一个爱奥那（Iona）岛上去传福音。他们却在岛上发现有一批基督徒：他们是皮克特族（Picts）与苏格兰人争斗时逃难来爱俄那岛上。这些基督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最早的基督教。他们单单尊主为大，不以其他的教会系统来取代主的地位，他们拒绝奢侈浮华的生活，靠着诚实劳苦来维持生计，并且对于神的话极为热心。在这种情形下，一个能够真正为主发光的基督教社区就成立了。他们的见证不但影响英国本岛，并且远及欧洲大陆。

　　人们喜欢形容，在爱奥那的基督徒是一群出家的社区。其实他们和罗马教会的僧侣有很大的不同。在他们中间就没有到处泛滥的神职祭司制度。在他们中间，哥伦巴乃是和其它治理的长老们一同负责，而非在众长老之上。他坚持只有神的灵、而非人的手段，才能赋予人作神仆人的地位。一切仪式都不重要，只有圣经是一切信心和每日生活的指南。从爱奥那，有人被打发出去，到其他地区去传福音。毫无疑问，他们所做的一些事也是使徒时代所没有的，但是他们能自由地跟随主、按着圣经为指南，他们把福音传到欧洲的北方和中部。

　　英国被异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统治时，在罗马和英国独立教会之间有一些争执。充满了精力的教皇贵格利一世（Gregory l）下定决心要把在英国已经有的一些基督徒社区都吞入罗马教会的势力范围。为了这个目的，他在主后597年，派有名望并且充满了热心的坎特伯雷的奥斯定（Augustine of Canterbury）带了一群人去英国。奥斯定是一个敬虔而又有野心的人，加上他具有非常高明的外交手段，奥斯定甚至认为，扩展教会的势力范围比建立基督徒的品格重要得多。这一次的使命，从某一角度来看是相当的成功，不到一年的功夫，肯特的艾塞尔伯特王（Æthelberht of Kent）、以及他属下成千上万的人都加入罗马教会的势力。在古旧英国教会和奥斯定所带进来的系统之间，有非常激烈的矛盾，他在尝试吸收和改变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基督教上也是严重的失败。那些教会均不肯接受教皇的管理。

　　罗马教会并未放弃，一直不断地使用各种方式来吸引英国的自由教会。随着岁月的过去，这些自由教会属灵力量日渐消退，他们拒绝的程度也就日益减弱。有一些教会支持的比较久一点，但是大体上来说，到了第八世纪的初叶，在英国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被罗马教会所吞并。

　　圣灵的火并不会因此就熄灭。在喀里多尼亚（Caledonia）的山区以及一些少数的地区，还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与属世的教会组织分别出来，坚守他们的见证，拒绝接受在人和神之间任何人所造出的系统制度。这些忠心的人们，以及历世的忠心者，他们就是见证火炬的接棒人。在不同的世代上为神发出更明亮的光。

罗马势力的恩宠是早期教会的悲剧、也是神的揭露

　　第四世纪初，是教会进入最严峻的考验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教会经历了最伟大的胜利，也遭到最悲惨的失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采信了基督教，这一事件在这期间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三百多年来，教会经历了凶暴的对付，仍然有基督徒保持着对主的单纯委身与忠心，正如使徒时代一般。另一方面，也开始看出人的手段在神的工作上的影响。任何的信仰都会遭到属灵的试炼，教会的根基和成份在主后313年面对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注定要经过新的试炼。

　　虽然罗马势力对于基督教的资助可以称为一个悲剧，但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是有神的手在其中。为了最终的好处，教会在已过的300年间所发展出来的一些缺点不应不被暴露。从正面来看，君士坦丁的入教是向全世界宣告，基督在祂子民中间的生命是无法摧毁的。火焰般的逼迫和洪水般的高压，均无法削减这个生命。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教会的属灵生命能够经过世人各样的手段，依然站立不移。而且这样的胜利，乃是单单靠着属灵的武器而获得。这真正表现出十字架的胜利，神的软弱和愚拙胜过了人的力量和智慧。教会得胜了，伟大的罗马皇帝也俯首认输了。

　　从另一方面来看，当教会进入一种新的情形，教会成了流行的时尚，并受世界的称许，这在教会中所造成的影响和改变又是何等的深远。圣灵的生命比任何的形式远为重要。神的恩典也能胜过许多人的愚拙。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以为形式是完全不重要的，更不能就以为既然神有恩典，人就可以任意胡为破坏属灵的规矩。在前三个世纪中我们看出，当教会逐渐远离简单的形式的时候，虽没有使得整个属灵的生命完全死亡，但是在神的智慧里，最早所建立的规矩，是为了要给教会能力去面对以后所遭受的挑战。当属人复杂的组织取代了单纯属灵的共同体，教会对某些疾症的抵抗力就降到一个层度，将遭到不可避免的灾祸。当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神组织教会、以便应付灾祸，而人们却将教会组织到灾祸里。

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同情，产生了两个负面影响

　　在主后312年，西罗马帝国在一片内战中。君士坦丁再一次挥兵南下对付他的对头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君士坦丁原本事奉敬拜太阳神，就是他的保护神，并且他还是罗马国教的最高祭司。但是就在他出兵攻打玛胜提斯之前，他在异像中看到天空有十字架，并且在米尔维安桥（Milvian Bridge）的大战前夕，他在梦中接受「神圣的」命令，要他在他士兵的盾牌上都附上代表基督的字母。他因此认为，他是在基督徒的神之保护下去参加这场决战。他在此一战役中的胜利，就坚定了他余生的信仰。在罗马帝国中，许多基督徒是拒绝当兵的，因为这些基督徒不肯参与军中规定的宗教仪式。罗马政府也不强迫他们，这是怕基督徒在军中不会忠心。

　　君士坦丁在米尔维安桥的胜利，以及他最终征服西罗马帝国以后，就停止对基督徒任何形式的迫害。第二年，也就是主后313年，他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李锡尼（Licinius）在米兰会商后，共同颁旨准许人民宗教自由，并且归还在上一次逼迫中所没收的财产。米兰会商并没有导致最终的和平。君士坦丁和李锡尼的矛盾，造成在东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再次逼迫。因此也造成基督徒对君士坦丁的偏爱。到主后324年，君士坦丁的势力终于再一次统一罗马帝国。在他胜利庆祝中，再一次宣告对于宗教的宽容政策。

　　君士坦丁对于基督徒的帮助，并不就表示他自己公开接受基督教。不错，他是同情基督教，并且也觉得他欠了基督徒的神的一份债，可是他同时还保留了罗马国家异教最高祭司的职份。一直到主于338年，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才正式受浸，而且公开承认他自己是基督徒。因着皇帝对于教会的恩宠，而产生在各个不同方面的影响是相当可观的。不过，我们将专注在两个特别的方面。

基督教成了流行时尚，大批异教观念进入教会

　　第一方面，就是使基督教成为了时尚的流行。虽然君士坦丁本人并非一个委身的基督徒，他却鼓励别人接受这个信仰。许多的人为了讨好皇上而信教。因此造成了大批的异教徒涌入基督徒的教会。这些异教徒藉着学习一些基要信仰以及受浸，就以为基督化了，可是他们大部分的心依然是异教徒的心。这一种潮流就更加强了人们过分强调理智上对信仰的认知，以及更多看重圣礼的仪式。当大批异教徒的观念引进到基督徒的圈子里，就对教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单单从君士坦丁宣告信主以后，在整个帝国里的各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人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成了所谓的基督徒。这一件事上，我们就可以想像这个影响有多么深远了。

过分组织化的教会，使政府容易控制教会

　　其次，教会给予政府一些权力。教会的领袖为了感谢君士坦丁多方面的资助，就给了他在教会事务上一个崇高的地位。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教会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教会本身早就预备成为中央集权控制的环境。如果教会本身并非过分地组织化，就不可能给予君士坦丁这样的权力。教会中间的一些主教颇有威望，这不只是在理论上、也是在实际上，让少数的人控制了大多数谦卑的弟兄们。这也就造成了教会可以很容易和政府沟通，而且一旦教会承认政府的权力，政府就很容易可以控制教会了。

　　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情形跟我们所谈的非常地相似。日本全国的基督教会组织成了一个大的团体，并经过政府的批准和管制。然而有一些基督徒的群体就坚决维持自己的独立。日本政府发现无法强迫他们加入联会，就只好一个一个地对付。有一些领袖因此下狱，而且他们所写的文章被没收。可是弟兄姐妹依然默默地在家中聚会。这些小聚会一直到今天，还是维持了他们的见证、以及纯正的信仰。

组织化的教会很快变得属世、讨好人和不宽容

　　当教会内部发展出多层次的统治组织，自然就会引起政治性的争执，对权力的渴望就会导致腐败的倾向。教会一旦强调组织方面过于属灵的本质，教会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就引进了社会上各样的手段和技巧。如此的发展再进一步，就是跟披着基督教风味的政治世界成了联合阵线，教会的堕落，造成了教会和政府之间纠缠不清的联盟。教会为了争取大众的欢迎而放弃了自由，从此就遭到一个比以前的暴君更凶恶、更阴险的统治。这乃是属世的妥协。

　　「基督徒」在各大城市越来越多，加上这些人的信心又不是很坚定，我们就发现，教会的领袖逐渐好像以前的罗马皇帝一样，必须采取各样的讨好手段，来满足广大群众的喜好。在前一章中，我们曾谈到亚流（Arius）在那一场神学争论中，如何被一群人迅速地推翻他的观点，正好像一个歌手被一群暴民从市场里轰出来。大部份的人只不过是听过亚流的名字而已，对他本人以及他的神学都是一无所知，可是这些人却大声疾呼地反对亚流。永恒的真理变成了街头的闲话，选出教会领袖的方式也变成了竞争敌手之间不止息的争吵，以博取大众的支持。在主后366年，达玛稣（Damasus）当选为罗马主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幸的是，头四个世纪这种精神并未随时间而消逝，整个教会历史都充满了这种精神。

　　另外，在教会里不肯宽容的精神也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成长。一些枝节上的坚持，以及样版性的要求，就成了没有生命宗教的特色。在全面与中央口径一致的要求之下，宗教界的当权派就变成了正统。那些与主流正统不合的人，自然就会被认为是叛徒，要不就被迫学习顺服，否则就是多方打压以削减影响。这种消除异己的严重性，是一个悲剧的讽刺。教会经历了多少残酷的逼迫，终于赢得了自由。而在获得自由之后，教会自己反倒变成了逼迫者，不给在她内部的人任何的自由。

组织化的教会必然发展出教皇制度

　　到底教皇权柄的超越性是在什么时候才完全确立，至今依然没有定论。罗马教会独裁的统治，是一段漫长发展的结果。起初，罗马教会是许多其它教会的一个很好的顾问中心，但随着罗马教会的名声日益高涨，建议就逐渐带着更多的权柄。后来人们甚至会认为，如果对于来自罗马教会的建议有任何一点的存疑，乃是僭妄自大。当然，顾问建议如果永远都毫无保留地接纳，这就变成了命令。

　　如果我们试着给教皇制度形成的时间定一个确定的日子，那就应该是大约在主后440年到461年，即伟大的罗马主教利奥（Leo）在位的那段时间。毫无疑问，在此以前，罗马的高超地位已经实行了一阵子，可是利奥主教却把这个事实建立在一套神学的基础上。利奥认为，罗马教会的权威乃是建立在我们的主对彼得所说的一段话上，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彼得就被认为是罗马教会的创立者，以后，罗马教会的主教就继承了彼得的权柄。当然，就连天国的钥匙也移交给以后的主教。这是利奥主教的理论。彼得曾经不止一次在罗马住过，有可能他也曾参与罗马教会最早的一些聚会。但是这些事实，并不能改变利奥论点以及他对圣经解释的错误。

　　这些事实，与真正的基督教属灵的实际有什么关系？答案当然是「极微」。这就更加显示出第四世纪的基督教世界是何等地偏离属灵的信心，而单单着重组织。从此以后，在组织化的宗教世界里就不太能看见属灵的工作。当教会的组织继续在发展，仍然有一些人能出污泥而不染、持守原来的单纯的信仰，不愿卷入僵化的教会系统。在教会从属灵的变成属世的过程中，真正出于圣灵的运动，就很少与一般人所认知的教会同步。在最早的三个世纪中，教会虽然有软弱和难处，却充分地流露出生命和得胜。这和以后的世纪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在罗马的世界里依然有少数伟大的灵魂，直到今日在神里，我们还能从他们得益处。但当时他们的地位是低落的，其中有一些人也曾经为了对母会的愚忠而招致杀身之祸。另外像奥古斯丁等人，他们极力强化教会的错误，其它的人则采取隐居的方式，或者过着卑贱简朴的生活，或是在修道院的服事中寻找安慰。具有新约时代意味的那种教会的见证，就从组织化为以罗马为中心的教会世界中消失了。

罗马教会控制了罗马和波斯帝国的基督徒

　　在五旬节以后，福音广传的范围超过罗马帝国的版图。在波斯帝国境内，许多基督徒的聚会建立了长达三世纪之久，却是与西方教会不相往来的。造成他们的孤立有几个不同的理由，比如两帝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以及不同的语言。这种隔离，使得东方的教会一直保持着使徒时代的单纯。甚至到了西方教会开始积极发展、组织大公教会的时期，东方的教会还是保持各个聚会的独立，并且积极传播真理。

　　第四世纪初期，开始有人提倡联合波斯帝国的众教会，希望能统一在一个领袖之下。这个运动遭到强烈的反对，不过这些推动者还是不断地一再努力。当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正式作官方性地支持基督教的时候，在波斯帝国的基督徒就遭到强烈的迫害。我们也不难体会，波斯的君王对基督徒的忠贞生怀疑。他们相当惧怕罗马的权势，对着不是波斯原始宗教的信奉者自然会有忌讳。这种不信任就造成了四十年之久的大迫害。据说有一万六千的基督徒因着信仰而牺牲。直到主后399年波斯新皇伊嗣俟一世（Yezdegerd）登基，迫害才停止。当然，伊嗣俟本人并不像君士坦丁那样信靠基督，他对教会和政府的联合不如罗马帝国那样关注。

　　罗马皇帝想要利用伊嗣俟对教会所示的友善态度，来改善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于是他就派马努他（Maruta）主教为和平大使。后来证明，马努他主教是一个谈判高手。不过在马努他主教的心中，他最关心的事还不是在东方的基督徒所遭受的逼迫，他深切盼望能把东方的基督徒纳入以罗马为中心的大公教会系统。波斯的教会在忍受了长期的迫害之后，自然乐于接纳任何形式的交通。波斯帝国首都的主教艾赛克（Isaak）与马努他一同请求伊嗣俟一世召开宗教会议。就在主后410年开会商讨统一教会的事宜。经由此次会议，伊嗣俟承认艾赛克为波斯帝国内所有基督徒中间的领袖，而宗教会议一致赞许伊嗣俟这位异教君王的慷慨和宽大。在这个新的教会组织下，任何违反中央的做法均加以禁止，并受到与基督身体断绝的处分，以及皇帝的管教。事实上，伊嗣俟就控制了整个的教会。

　　马努他带着西方众主教所订下的规条、有关教会的运作、以及教义的要求，希望藉此使东方的诸教会能完全配合西方教会的发展。所有的基督徒均将纳入同一组织，以确保没有任何的异议。凡持不同意见者，将受到咒诅。主教所管辖的地区以及替换的规则也清楚设立，每一个地区只准有一个教会。波斯皇帝的旨意也必须尊重。整个教会的最高指导中心是在罗马。从此，东西两方的教会都在一个单位的领导之下。在教会最早的时期，人们喜欢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到了第五世纪，中央集权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罗马教会很明显控制了罗马和波斯帝国的基督徒。

君士坦丁出于政治目的鼓励高度组织化的教会

　　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态度，主要还是受到他政治的思想影响。并不是说他对基督徒所信仰的神有所怀疑，不过他主要的兴趣并非单纯属灵的。基督教可以当做一个用来稳固帝国统一的力量，因此在罗马帝国里的教会当然是必须合一的。他在处理多纳徒派（Donatism）事件上，就充分地表现了这种的关切。

　　多纳徒派的信徒曾在两位都叫多纳徒的领袖带领下，虽然经过北非戴克里先（Diocletian）多年的迫害，却更加兴旺。他们受到五十年前诺洼天派教导的影响较大，对信仰经不起恐怖考验的人不轻易接纳。他们在主后312年，因为反对由中央派来的西其良努（Caecilia）担任迦太基的主教而与大公教会决裂。君士坦丁尽力调停其纷争，他召集两个由教会中有名望的人士所组成的委员会来评判，最后他们还是支持西其良努。多纳徒派坚持不让步，就宣告他们自己才是大公教会，基本上从此不再与整个基督教世界来往。在迦太基，他们就按立多纳徒（Donatus Magnus）担任主教，以对抗西其良努。皇家军队曾经试图要把多纳徒派收回到大公教会的管理之下，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到了第七世纪，穆罕默德入侵北非，多纳徒派才在北非消失。

　　君士坦丁要对以后教会历史中不能容许任何不服中央的传统，负相当的责任。他大力鼓励官方高度组织化的教会，造成教会自大到去侵犯只有神才有权干涉的每一个灵魂的尊严。他强调教会外表的统一，而忽略属灵品格，也造成教会独霸的心态。任何不顺从中央的人，就扣上分裂教会的帽子。

多纳徒派为了争取权力而反对权力

　　多纳徒派在一开始，乃是以他们有着更高的基督徒品德的标准而著名，但是他们坚持在教会内必须纯洁，在日后却因其它因素而变得不受欢迎。他们在大公教会中，从来没有办法争取到较高的职位。当然，这也是宗教组织败坏的结果。他们自己也受到组织化宗教的毒害。多纳徒派提出一个为属灵自由站起来的响亮口号：「皇帝不干预教会」。很可惜，他们自己却一再去向皇帝陈情，以致于这个口号好像是因为皇帝不支持他们的一种抱怨而已。

　　多纳徒派主张属灵的生活以及品格才是教会的根基，圣礼仪式不过是次要。这些都是正确，但是他们的分离思想，不过只限于他们要向属世的权威争取大公教会的地位。虽然无法预测，如果他们取代了大公教会以后会有什么后果。假如别人的经验是一位老师的话，也不难推论，多纳徒派当权以后也会腐败；其实还是因为争取权力，才造成多纳徒派在教会历史中负面多于正面的影响。基督徒很难接受，他们必须如同他们的基督一一不被世界所接纳。当主的谦虚在教会中显明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的见证。基督的生命是一个聚会的根基，并不只是消极地无罪或不与邪恶妥协，更是新造的人将基督的恩典在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中表明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