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属灵文章

敬虔派和独立教会推动了十九世纪的宣教运动

　　十九世纪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有长足进展的时代，不仅在属灵的方面，而且在科学、社会以及经济发展上也是成绩斐然。在本世纪中，我们看到上一个世纪所结出的果子，我们发现，许多失丧已久属灵的真理已经恢复。我们都知道，属灵立场的丧失远比属灵立场的恢复容易，一生之久所努力的成果，可以在一瞬之间毁于一旦，如果要恢复，可能要花上好几个世代。在前几章，我们看到早期教会那种单纯属灵的光景怎样被庞大的组织所取代，其中大部分都丧失了属灵的活力。当然，那些盼望自己生活和见证能源于圣经的信徒们总是聚在一起，而他们的见证是不会消失的，这样的聚会的数目，远比传统教会的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多得多。十九世纪中，我们看见在某些地区，有一些聚会再一次恢复早期教会的灵。

　　主后1793年，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赴印度宣教，从而揭开了伟大宣教运动的序幕。现代宣教运动就是以这一年为起始点。很难想像教会历经如此漫长的岁月，才意识到她对宣教的责任，这与早期教会极度热心宣教事工大相迳庭。

　　从聂斯脱里（景教）的宣教到十六世纪耶稣会的宣教，整整一千年过去了，其间几乎没有任何宣教事工的扩展。一个真正认识福音的人，他的心愿就是要把基督传遍地球上每一个角落。聂斯脱里派的信徒凭着自己极度的热心和惊人的勇气，把他们当时那种混杂的信仰带到了世界各地。耶稣会的工作虽然远及日本，可是这些工作过于肤浅，只能稍微改变人的外表，却无力改变人的内心。甚至改革宗，亦没有多大差别。正统路德会对于宣教毫无贡献，而那些极端加尔文派的教导，几乎禁止人自发去引人归主。这里我们引用一个人对威廉·克里所说的话，他充分地显明加尔文派的想法：「如果主要拯救那些异教徒，祂并不需要你的帮助。」其实这种错误想法，在今日还是相当的流行。所以宣教的发展，主要就是靠着敬虔派以及独立教会来推动，到了十九世纪，他们的工作就相当地有成果了。

使圣公会和罗马教会混杂的牛津运动使许多人警觉

　　神时常使用一些教会完全偏离「神一次交付众圣徒的真道」，来刺激祂的子民再一次新鲜地回到圣经的真理上来。在英国，神也用英国官方教会，在一个宗教的机构中间来准备一个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因着牛津运动或单张运动（Tractarians），带来了属灵分辨力的苏醒。

　　主后1828年，那条令人厌恶的法律，即有关侵犯了罗马教徒就构成了犯法，以及对非英国官方教会信徒权力的限制及规定都被废除，从此任何信徒，无论其背景如何，均可以经选举成为众议院的议员。这些非圣公会的人也有权力在有关官方教会的事上进行投票表决，这样的发展，使得教会的一些领导人再一次来反省教会的本质，以及思考采取何种方法、以确保教会的体系不会被政府一再改变。于是就有一些人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社团。这个社团的成员大多是和牛津有关，因此就被称为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他后来成了罗马教会的主教。另外一位名为理查德·赫雷·弗劳德（Richard Hurrell Froude）的，尽管他在三十三岁就去世，然而他的影响也是很大。还有约翰·基布尔（John Keble）和爱德华·布韦里·普西（Edward Bouverie Pusey），他们较晚加入这个社团，后来当纽曼加入罗马教会的时候，普西就成了牛津运动的领导。这些人希望建立一套体系，使得官方教会能从远古的罗马教会一脉相承下来。他们把他们的看法出版了一系列的文章，他们称之为「时代单张」。由此名而产生「单张运动」来。他们强调过去历史上的许多光荣的事迹，认为使徒藉着按手能够世代交替，将使徒的权柄代代相传下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许多被按手有权柄的人，他们的品格远比不上基督徒最基本的标准）。他们主张，只有这些正统由使徒相传下来的人才有资格分发饼杯，而神的救恩就是藉着饼杯圣礼一次一次地分给人们。他们也相信饼杯变质说，他们再一次堕落到许多改革宗所强烈反对的错误上。有许多的证据显明，这一个英国官方教会的运动是趋向罗马化，可是溥西这位诚恳的人，却认为这一运动是回归到了原始基督教。

　　这种圣公会和罗马教会混杂的牛津运动，大受牧师传道人的欢迎，而一般的平信徒只是盲目地跟从。其实在新约时代的教会中间，根本没有牧师、传道和平信徒的区别。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要关注一些复杂的神学难题，可是只要在圣灵中有生命，并且尊重圣经是神的话，教会整体一定会对永恒的真理有着健康的关切。漠不关心是属灵死亡的病毒。在一个宗教系统中，若从来没有疑问，对真理漠不关心的态度就被视为正常，而这绝不是基督的教会所应有的现象。

　　主后1839年，纽曼发表了他的第九十份文章，引发了极大的争论，从而导致官方教会下令，禁止他以后再发表任何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纽曼对于英国教会基督教信仰的三十九条信条的解释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信条不仅是以原著者的观点来解释，也可以用罗马教会的观点来解释。这种看法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反感，他被打为耶稣会一派的人。牛津的主教亦反对这种自由心证的解释方式。主后1845年，纽曼正式加入罗马教会，成百的传道牧师以及平信徒也跟随他的脚踪。

　　纽曼和他的跟随者离去，并不表示圣公会和罗马教会的混杂就消失了，这种混杂是减轻了一些，但是在能干的普西的领导下，数年后，这种混杂又死灰复燃，而且似乎更为恶化。直到今日，在英国官方教会之中，这一派的人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甚至把许多中古世纪错误的观念再一次带回来，当年像瑞德利（Ridley）和拉蒂默（Latimer）这样伟大的人，曾经为了反抗那种错误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如今在英国官方教会，尽管三十九条信条在理论上还持守着，在此也再一次看出信仰无法藉着信条来维持。尽管每一个信条都是源于圣经，但是人的智慧总会想出迎合他们自己心意的方式来解释信条。要保持教会信仰的单纯，只有依靠神的灵在里面所赐生命的流。

　　令人很迷惘的是，纽曼他自己早年还是受福音派的训练。他的兄弟法兰西斯·纽曼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人物。主后1832年，他去巴格达加入安东尼·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的同工，一起做宣教士，可是后来他居然成了唯理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基督徒弟兄会的兴起

　　我们说过，十八世纪福音复兴的果子之一，就是主的子民开始意识到他们在宣教上的责任。另一个果子，就是更多重新发现基督徒合一和聚会的基础。许多被人称为独立教会的基督徒团体，他们原来持守根据与基督的关系而有的简单聚会，却不知不觉地陷入宗派的洪沟之中。到了牛津运动起来、把英国官方教会带回到中古世纪各样的黑暗中时，神的子民开始警觉起来，他们也在各地开始重新思考教会真正的本质。

　　当我们追溯历史的长河，看神在历世以来的工作之时，就会看到一些人的名字的出现，因为他们是被神特别使用，把教会带回到圣经原则的一些人。神成全祂旨意的器皿，乃是祂的子民，所以很难在详细考察这些属灵工作时，能不提及一些人的名字。但是，当我们提到神的这些大能的人的时候，我们切切不可忘却他们仅是神手中的器皿。神之灵的运动，远大过任何一个在其中的人，如果有一群基督徒是如此完全依靠一个人的话，当那一个人离开的时候，这一群基督徒也就完了，这也就更显明他们的工作仅是出于人、而非出于神。当然，许多基督徒的团体都是因着他们中间有一些属神的人士运用组织天才而发展起来，可是教会却完全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虽然教会要接纳任何一个神所差遣来有恩赐的仆人，好成全圣徒，但是教会必须坚定地站在与基督的关系这个地位上，单单以祂为元首。这才是为什么重生之人的聚会一直无法完全被消灭的原因。就是在历经最残忍迫害的年代，就是在任何一个稍微有能力的领导立刻被烧死的时代，教会的见证都无法被消灭。

　　恢复基督徒合一和聚会的基础，是在十九世纪发生的，毫无疑问，这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正如任何一个属灵的运动并不是在一个地方或是藉着一个人而进行，而是在各地方都有相当的属灵追寻。在苏格兰的北方，都肯·麦西生（Duncan Mathieson）、当诺·罗斯（Donald Ross）、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以及当诺·米罗（Donald Munro）是其中的一些同工。在都柏林（Dublin）、普利茅斯（Plymouth）、以及布里斯托尔（Bristol）也是我们下面要进行讨论的中心，另外在纽约（New York）、仰光（Rangoon）、英属圭亚那（British Guiana）和南印度，也有许多人为神所兴起而贡献在神的伟大事工上。主后1812年到1820年之间，在各地敬畏神的人有许多的书信来往，他们都希望能有一种在各地教会中信徒之间合乎圣经的相交。

　　在都柏林，罗马教会中有一位名叫爱德华·克伦宁（Edward Cronin）的医生，他经历到在基督里的重生。在他早期基督徒的体验中，他感到神的子民合一真理的重要性，为了让这个真理完全显明出来，他就给自己订下一个原则，每次去参加不同的独立教会、以及非官方教会所有主的桌子的聚会（擘饼聚会）。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这些团体都要求他认同他们中间的某一个团体，才允许他擘饼的特权。可是他觉得，他如果这样做，就等于拒绝了其它一切的信徒，而且很有可能就步入派系之中。他就和另外一位朋友分享他的困窘，结果他们俩人都感到有神的引导，于是他们就开始在自己家中祷告和纪念主。很快就有人来加入这样的聚会，这些人中有约翰·贝勒特（John G．Bellett）和安东尼·葛若弗斯。后来人数多了，他们就搬到都柏林一位哈希森（E. W. Hutchinson）弟兄一间较大的房子里聚会。葛若弗斯是一位牙科医生，他是埃克塞特（Exeter）人，在青少年的时候归主，很早就有做宣教士的心愿。重生以后，他开始在自己的专业上寻求发展，然而这位宣教士的心愿并没有因此改变。他的妻子却没有宣教的负担。他的妻子是一位极度热心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夫妇俩人完全把生命投入在为基督做见证上，他们在经济上并不拮据，然而他们自己却过着简朴的生活，将所剩下的钱财都用来服事主。葛若弗斯就把做宣教士的呼召交在神的手上。数年后，圣灵也感动他的妻子，她应神的呼召，为了福音能更远地广传而将自己献上。由于他们原来在英国官方教会聚会，葛若弗斯觉得应该寻求被按立、而经由圣公会传道会差派到海外去。所以他就去都柏林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进修。就在这段时间，他在与一位律师约翰·贝勒特一同研读圣经时，而有了新的看见，从而加入了在哈希森家中这一批信徒的聚会。

　　同一个时期，在城里另外一区，也有一些少数的人，因为受到相同的限制，而开始自己聚集在一起。有一位后来成为康格尔顿（Congleton）贵族的约翰·帕内尔（John Parnell），就是在这里聚会的。经由神的带领，他们这两个聚会既知道了对方的存在，就合在一起，而聚会仍在哈森家中进行。神祝福这样的见证，人数日渐加增，直到在个人的家中已经容纳不下，于是他们就在一个交通方便的地方租一个聚会厅，主一直把人数加增给他们。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后来非常出名，并且富影响力的人约翰·尼尔森·达秘（John Nelson Darby）。达秘是一个伦敦人，却在爱尔兰任圣公会的副牧师。正如其他的弟兄一样，他的眼光一开启，就有了很大的转变，而离开了那些有组织的教会。从此，他的那一份才智和属灵的恩赐就供应了在各地各方许多不同的聚会。他后来从都柏林迁回伦敦，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聚会处。他就以伦敦为基地，继续在各地的聚会中传讲主的话语。达秘所去过的地方之一是普利茅斯，这个地方在圣灵所带来新的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普里茅斯的聚会受到多位卓越教师的青睐。藉着他们的服事，聚会的质资和量是大幅度成长，他们人数曾长到八百多人。就是在这里，人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普利茅斯弟兄会 Plymouth Brethren」，尽管弟兄们从来不接受这个称呼。在普利茅斯聚会中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教师，那就是班杰明·威尔斯·牛顿（Benjamin Wills Newton）和达秘。他们俩人后来惹出了一场极为严重的争论，并且造成令人非常遗憾的分裂和见证的分散。

　　也是在这段时期，在布里斯托尔有另外一些信徒，他们根据圣经与基督关系的立场开始在一起聚会，因而迅速增长。乔治·慕勒（George Muller）于主后1805年出生在普鲁士，尽管没有真正重生，他却去念神学。在那里，他有机会在一个私人的家中参加哈勒地区（就是敬虔派的中心）的查经聚会，圣灵在他的心中动工，他找到因信基督而有的平安。藉着殷勤的查考圣经，他对神的认识快速地增长，他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到犹太人中间去做宣教士，因此他就到英国去进修。在英国，他看到了葛若弗斯放弃优厚的待遇和事业，在没有任何属地的保障之下毅然前往美索不达米亚进行宣教。同时他也遇到他一生的好友亨利·克雷克（Henry Craik），也就是跟他一同在布里斯托尔的弟兄会分享生命的那位。尽管慕勒要做犹太人的宣教士这个愿望最终并未实现，但是藉着和克雷克的交通，他对于教会的本质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愈寻找主，他的看见也就愈清楚。主后1830年，慕勒娶了葛若弗斯的妹妹，这是一位敬虔的女子，在以后的日子，她成了慕勒的重要助手。

　　主后1832年，慕勒和克雷克在布里斯托尔开始「毕士大」（Bethesda）的见证。这个聚会结出许多的果子。一开始只有八个人，但在圣灵祝福下，人数就加增，他们的工作和见证也日渐加增。他们没有任何的组织，就是简单地依靠主的带领，因为他们相信在主里面的合一。

　　每当遇到问题时，他们就到圣经中去寻求答案。神就尊重他们的信心。他们最早的一批弟兄均是因信而受过浸的（译注：受洗的方式是浸水礼，而非点水）。当有人明显是具备属神的品格，却没有受过浸礼时，他们是否应该完全接纳这样的弟兄呢？像这样的问题，一开始，他们中是有一些意见分歧的，但是当他们一同寻找主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他们必须接纳任何一位主自己会接纳的弟兄。即使在看法上有分歧，或是属灵成熟度有差异，在他们中间再也没有为受浸的方式而辩论。

　　长老之事，也是另一迫使他们去详细考察神的话语的事件。他们看见，长老们并不是藉着教会正式的投票而产生，更不是由某一个人来指派，必须是由圣灵设立的。他们蒙召的印记，乃是神明显在他们劳苦中的祝福，以及他们具有圣经上所记载的资格，再加上教会一同承认他们是神特别分别出来的。教会就有责任在主里顺服长老们。在服事上，神亲自给人一些特别的恩赐和责任来成全教会，但是，并不是长老们才有这样的恩赐，教会中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应该有机会来操练，好让神予每一个人的恩赐都能给教会带来祝福。乔治·慕勒有一特别的恩赐，是在神的子民中少有的，那就是他满有恩慈，而且在各样属灵的信念中能保持一个平衡的态度。他深知，当人们过分强调某一个真理的时候，就很可能遮盖了信仰其它方面的一些基本，而给教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译注：这包括教会的立场和灵恩）。就以浸礼为例，如果只和施浸的弟兄交通，那么使得肢体原有已经合一的表现立刻就变得不可能，因此也就否认了教会最基本的根基了。

　　「毕士大」的聚会因罗伯特·克利弗·查普曼（Robert Cleaver Chapman）的老练和神圣的供应中蒙受了极大的祝福。查普曼多次去拜访布里斯托尔，他自己在巴恩斯特珀尔（Barnstaple）服事主的道有七十年之久，主后1902年他去世之时，享年九十九岁。查普曼早年是攻读法律的，后来蒙神引领，就全心投入教导圣经。世界各地的人来寻求他属灵的帮助和建议，他自己也到各地旅行传讲福音，他的服事留下长远的祝福。

　　乔治·慕勒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所做的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在布里斯托尔开办孤儿院。他是因为看到一百年前在哈勒的奥古斯特·赫尔曼·富朗开（August Hermann Francke Of Halle）所做的工作，而以此为榜样（请参考第十五章），富朗开开办的孤儿院从一开始就证实了神的信实，神能供应一切的需要。主后1836年，慕勒在布里斯托尔开始第一个孤儿院时，只有二十六个孩子。从这样一个小小的开始，在凡事上依靠神自己的供应，神答应祷告的见证，一直到今日还是成为多人的祝福（译注：他们不四处募捐筹款，单单以祷告依靠神）。

　　只要有神子民的地方，相交生活一定会很快就建立起来，在苏格兰北方的弟兄们和毕士大的弟兄们开始有属灵的交流，同时也和普利茅斯以及都柏林的弟兄们开始交流。在组织上，他们彼此没有任何的关系，然而在神的大家庭中，他们有属灵的关系。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属灵上的亲密关系良好的相交，就在真实而又恒久的根基上建立起来。

基督徒弟兄会的第一次分裂

　　魔鬼的势力则是极力想要摧残神的工作。不能忽略的事实就是，每当神的子民想要恢复到合乎圣经关于教会的观念、以及以圣经为基础的聚会之时，那就一定会遭到火爆般的攻击。在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运动更是如此。一方面，祝福如泉源般涌出，另一方面，极为可悲的争执和分裂也就开始了。这些年间，我们已经难以数算分裂有多少次、见证四分五裂，直到如今。第一次的分裂就是发生在普利茅斯的聚会中，他们曾经享受过神诸般的祝福，并有两位最有恩赐又是献身的人（即牛顿和达秘）。

　　很久以来，达秘和牛顿在圣经注释和教会行政上就持有不同的看法，这在普利茅斯的聚会中产生了十分危险的分门别类的灵。牛顿在聚会中的独裁控制，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这并不因为他不配受人尊敬，而是因为这种对聚会的独裁，限制了那些尊重他的人属灵的亮光，因为他们对人的忠贞，胜过了对主的忠贞。达秘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欧洲大陆度过。主后1845年，达秘回到普利茅斯，他决定要处理教会中他觉得存在的一些混乱。很难感觉他对教会行政的态度，会比牛顿的态度好到哪里去，两个人都是一样的专横霸道。在一个主日的早上，聚会结束以后，达秘便公开宣布他要离开聚会，然后他就和一些支持他的人另外开始聚会。这只不过是两年后更大争执的序曲而已。

　　有人把牛顿所带领的查经关于诗篇的一些笔记分发给一些朋友，其中一份就落到一位同情达秘的人手中，在这份笔记中，他发现了牛顿关于基督受苦的教导。他觉得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而且认为这个错误是严重到需要以异端来对付的程度。牛顿是个才华出众的人，然而他与那些会发挥神话语的人一样有一些缺点。有的时候，他尽兴发挥、以致离题，令人不知其所云。所以，如果断章取义，那些要定罪他的人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他是异端。在那些笔记中，他也没有去查证是否准确，而且许多地方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谁也不知。然而，这些批评牛顿的人完全偏见地进行判定，他们要把牛顿的教导完全抹黑。

　　牛顿的反应很是谦卑，并且是满有恩慈的。他再一次肯定他关于基督的本体以及工作的信仰，并且承认他用的一些比喻可能引起错误的解说。他宣告，他并不同意那些从他的笔记中提出来的教义，他公开对在主的任何子民中所产生的属灵伤害道歉，并且收回那些造成困扰、他所说的或是写的东西。他祈求主的赦免，并且祈求主来弥补任何邪恶的后果。牛顿的反应是在一篇叫做《申述及承认一些教义上的错误》的文章中阐述的，然而很可悲的是，这样完全的认错还是不能获得反对他的人的谅解。他们继续对他进行攻击，并且扭曲他申明的意思。达秘因为牛顿不承认所加给他的错误，宣布与牛顿以及普利茅斯的聚会断绝交通。

基督徒弟兄会的第二次分裂

　　事情并不因此而告终。主后1848年，即第二年，两位在普利茅斯和牛顿一起聚会的弟兄前往布里斯托尔到毕士大的聚会，并且按着惯例参加当地的擘饼聚会。在毕士大的弟兄们对着普利茅斯的争论一直保持中立，他们与两边的信徒都有相交。因着这种态度，特别是他们知道这两位弟兄并不接纳所谓牛顿的错误之后，他们接纳了这两位弟兄。达秘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这两位弟兄是来自教导谬论的聚会，所以就不应该在主的子民中被任何人接纳，因为他们和牛顿以及普利茅斯的相交，就表示他们同意那些错误，那里来的人在一个聚会中会带来污染。

　　达秘要求毕士大对普利茅斯的问题做一个全盘的检讨。毕士大起初拒绝这个要求，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争论与他们无关，他们认为没有权力去判断整个普利茅斯的聚会。然而，来自达秘的压力一直加增，加上毕士大中间也有人认为，应该来检讨这一个问题，所以最后他们就同意了。研究的结果是他们写了一封信，由十位长老签名，在信上要求任何人如果犯了牛顿所谓的错误，就不应该被任何团契接纳。所谓牛顿的教义，在基本上是错误的，但是任何一个接受过牛顿教导的人并不应该立刻被拒绝，除非很清楚这个人明白、并且认同所谓的错误教导。达秘对这样的回答极度不满，他认为毕士大也与牛顿的错误同流合污，因此也应该一并处理，所以他要求各地的聚会不但要批判普利茅斯，并且也要批判毕士大。达秘不许人们接纳所有从毕士大出来的人，更不能与他们彼此交通。所以达秘摒弃在毕士大的教导，并且与所有不承认他们犯了错误的人断绝往来。

　　很明显，这种态度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因为这摧毁了教会最基本的原则，信徒不能再因他们与基督的关系而单纯地合一，并且还要对毕士大定罪。达秘虽然有很大的个人魅力，但是也无法获得所有人的支持。但是，他所获得的支持已经相当地惊人。因为他在欧洲大陆广为人知，甚至在其它世界各地，人们都很佩服他的才华。他推行的运动，使一些信徒坐下来批判所谓的「毕士大问题」，定那些甚至从未谋面的弟兄的罪，说那些弟兄持有一些错误的观点（尽管那些弟兄自己并不接受那些错误的观点），更可笑的是，说这些观念是由一位他自己都不同意的人所教导的。甚至在百年之后，毕士大的问题还常被人提及。

基督徒弟兄会更多的分裂

　　这样的灵，无可避免地在往后的日子中导致更多的分裂，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一篇悲哀的历史，让人们看到，有时候纵然有伟大属灵的亮光和热心，也常会受到心思狭窄和人的偏见所辖限。我们在此不想探讨那些无止无息的争论，不过，有一些争论也是值得我们提及，它让我们知道像什么样的事会在神的子民中引起这么大的分裂和争执。对于教义上一些奇特的观点，就成了许多分裂的主要原因。比如说「圣灵的印记」，有人主张信徒在重生的时候就被印了，另外有人则认为是在「看见了复活的基督」的时候才受圣灵。一个信徒在神面前的地位、以及他在神面前的光景是否有差异，也是争议的中心。与神和好，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还是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在天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呢？重生和接受永远的生命之间有分别吗？

　　另外一个时常引起分裂的原因，就是教会行政上的歧见。主后1881年，在一些弟兄会的中间进行了一段很长的辩论。那时，在英国南方的赖德（Ryde）有一个聚会中产生了问题。这些问题争了很久，甚至影响多人属灵的生命，因此一些弟兄们便拒绝参与这种有害的辩论，他们在赖德另外自己聚会。这个时候，一位从英国伦敦肯宁顿（Kennington）教会来的克伦宁（Cronin）医生来到赖德作客，他就和分离出来的弟兄们一同聚会擘饼。这样的事，在肯宁顿的聚会中引起长期的争执。最后他们判定，克伦宁这样做是错误的，加之克伦宁又不肯悔改，于是他们便与他断绝来往。在阮姆斯给（Ramsgme）的聚会，对这样的事有着出奇的兴趣。他们因着克伦宁的聚会在克伦宁医生犯了这样明显的错误以后，没有迅速地跟克伦宁断绝来往，于是就认为他们也犯了错误，因此有一部分在阮姆斯给的弟兄们就宣布和整个肯宁顿的聚会断绝来往。这个决定又造成阮姆斯给聚会的分裂。在肯宁顿凯利（Kelly）的领导之下的聚会，则认为肯宁顿并非犯错。这个消息传到了伦敦的公园街（Park Street），形成两派而分裂，诸如此类的分裂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神的见证也就被许多大有恩赐的人一再破坏。

基督徒弟兄会持续地忠于圣经

　　这类破坏，是造成这一段时期许多悲剧的根源，我们以后还要再来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些弟兄会的聚会中，就是被称为「闭关弟兄会 Exclusive Brethren」的人中间（在今日世界许多地方仍有他们的踪迹），他们对于圣经的真理在许多的方面都有很多的亮光，是在今日许多教会中所缺乏的。他们出版了大批圣经注释方面的书籍，期望借此能够给人予属灵上很大的益处。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一些东西是太过钻牛角尖，如太过咬文嚼字，让人不知所云。我们为着「闭关弟兄会」的分裂的悲剧而伤痛，但千万不可将他们的见证一笔抹杀。在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具有伟大属灵亮光和敬虔品格的人，他们的作品影响世界许多地区，带出一些以基督生命为聚会基础的教会，并对世界各地教会有着极大的帮助。

　　当普利茅斯的聚会开始了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一连串的争论和分裂之时，在毕士大、布里斯托尔、以及其它如巴恩斯特珀尔（Barnstaple）等地的那些受到查普曼影响的聚会，他们还是站在他们一开始的立场上，接纳所有基督所接纳的人。这些聚会一直不断地增长，他们对世界各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跟「闭关弟兄会」一样，他们也出版了许多具有价值的文献。正如历史上任何一个属灵的运动一般，尽管有一些已堕落到宗派的中间，但是仍有一些聚会仍持守着见证。

　　在这一些基督徒中间，有一些特征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就是他们持续地对圣经的忠诚。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唯理主义几乎渗透进入每一个基督教宗派，在各个神学院中传讲不信的道理，在各个所谓的基督教徒讲台上传讲人的道理。当时那些根据新约圣经简单的教会聚会原则而聚集的信徒，在他们中间却找不到唯理主义。神的话语不但得着属灵和理智的维护，也得着经历的见证来维护神的话语。这种经历只出自神不变的真理。人因着与基督合一所带来的改变，才是应付各样错误最大的利器。当一个人知道他原来瞎眼，现在能看见，一切那些不信的争论都变得毫无价值如糠秕般可以丢弃。只要信徒是本着神圣本质的分享者而聚在一起的话，圣经在他们来说仍是神的话，仍是他们属灵的食物和饮料。

　　在这批人中间，并不是只有少数人熟悉圣经，在每一个家庭的生活中以及每一个人日常的生活上，圣经的教训都是一切的指南。在这个运动中，见证是在每一个行业中均可表现出来的。他们强调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所以见证的责任就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是在生活每一个层面上表现出来。藉着安静但又持久的基督徒见证，带来难以估计属灵的祝福。同样各行各业都能为主所用。宣教的运动就大大兴旺传递世界各个角落。在都柏林、普利茅斯以及布里斯托尔所兴起的运动，所带来的影响力远远超过那些跟他们有特别联系的聚会，今日在世界各地都有相似的运动。

　　从普利茅斯和毕士大所流出的两股不同的发展溪流（编注：普利茅斯弟兄会分裂以后，支持达秘的聚会被称为「闭关弟兄会 Exclusive Brethren」，支持慕勒及毕士大聚会的被称为「开放弟兄会 Open Brethren」），可以藉着考察与这一运动有关的两位伟大人物而进行了解，因此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来看一看达秘和葛若弗斯的事迹。

更正教会的分裂，激动渴慕与神相交的奥秘派

　　更正教会因为内部激烈的斗争而四分五裂。罗马教会在外表上还能维持一个君主式的统一，可是罗马教会藉着圣礼和居间的神职制度，长久以来在人和神之间建立起一条鸿沟。更正教拦阻了信徒之间的交流，罗马教会阻拦了人神之间的交通。在罗马教会里面，长久以来就有一批被称为奥秘派的人。他们渴慕与神沟通，所以他们就发展出一套默想的生活以及严格的操练。在罗马教中，有许多证据显明，这一批人受到崇高的尊敬，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被罗马教会封为圣人。不过有一些时期，他们也受到罗马教会严厉的逼迫，特别是在耶稣会那段日子里。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最著名的奥秘派人物就是盖恩夫人（Madame Guyon），她的生命直到如今还是给人祝福和启发。虽然她最后在巴士底狱（Bastille）被法国国王拘禁，她的影响力却不受限制，远超过地上的围墙。

　　更正教派之间的分裂，以及与基督徒之名不符所引起的斗争，更激起许多真诚的信徒，心里渴望能和所有真正是神儿女的人，自由地彼此交流沟通和相交。这样的饥渴在戈特弗里德·阿诺德（Gottfried Arnold）（主后1666年到1714年）的作品中表达得尤为清楚。他是敬虔运动的果子，也是菲利普·施本尔的朋友。有很短一段时间，阿诺德曾在及森（Giesen）大学担任历史系的教授，后来他放弃教职，全心投入写作之中。阿诺德对更正教主流派狭窄和不宽容非常关切，特别是他们在记载教会历史上所采取的方式，对那些把当时宗教系统主流以外的事实均全盘抹杀、或是抹黑的记载方式尤为关切。他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他也研究了许多自古以来那些有关「旁门左道教会」的记载，他发现，那些都不是公正地根据事实而进行的记载，很多记载皆为因派系之争而进行的恶意抹黑丑化。主后1700年，他的《公正的教会与异端的历史 Impartial History of the Churches and Heretics》一书问世。在这本书里，他所注重的不是正统组织的发展，而是教会属灵运动的轨迹。他的书引起了巨大的反应，有人誉之为最有益于人的良书，也有人则贬之为遗害大众的毒草。可能阿诺德确实是相信，在所谓的异端里，有可能比名门正派还有更多的真理（他甚至认为路德派已经成了巴别塔，无可救药了）。但是，也可能他在某一方面是正确的，因为教会属灵的延续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今日，仍是很少被人注重。

　　奥秘派最注重他们自己与神之间的相交。他们没有意识到，信徒相聚在一起的交通意义的重要性。然而，他们强调内在圣洁的影响，以及加上像阿诺德这样的人所提出的，在实际上要使所有真正重生的人一起相交的渴望，将带出一种新的聚会。到了十八世纪，这种聚会在德国、南方一些国家以及英国一带已很流行了。他们的观念也许不尽一致，可是他们都认定合一、以及成全圣徒，远比组织教会外面的规范重要得多。他们并不都脱离了他们所属的教会团体。然而有一些脱离出来的人就一同聚会，他们的聚会被称为「非拉铁非」（Philadelphia），就是弟兄之爱的意思。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渴望能根据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亮光，呼召所有的真信徒在非拉铁非这样忠心的教会中联合（启3:7-10）。这些群体的见证，带领了多人归主，其中一位令我们永远怀念的，就是写了许多美丽诗歌的捷合·特斯特金（Gerhard Tersteegen）。

敬虔主义者辛生道夫，摩拉维亚弟兄的优点与缺点

　　主后1700年，辛生道夫（Zinzendorf）男爵出生在德累斯顿。辛生道夫由他敬虔的祖母抚养成人，从小就热爱主耶稣基督，后来在奥古斯特·富朗开（August Francke）所建立的哈勒学校里，更多地受到敬虔主义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他的生命有很大的冲击。因着富朗开，他心中埋下了宣教的异象和灵，这些后来对摩拉维亚运动（The Moravians）有很大的影响。主后1722年，他遇见一个以前曾是木匠的、名为基利司新·大卫（Christian David）的人。当时，大卫正在为那些他从故乡领来归主的摩拉维亚信徒寻找一个避难的地方。辛生道夫就邀请他们到他在萨克森的土地上安顿下来，于是他们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村庄，他们称之为「守望村」。五年后，他们之间一场苦毒的争执，几乎拆毁了整个的社区，所以辛生道夫自己才出面，接管领导的地位。他是一位英明仁慈的好领袖，不仅平息了争执，神也赐下了复兴的火炬，使得他们重归和好，在整个群众中带来了新的灵。摩拉维亚是反对路德派的，但是辛生道夫自己却是路德派的人，他受到施本尔的影响，主张教会中的教会。他们彼此妥协，守望村被称为是路德派中间的一个独立社区，并且按立了一位摩拉维亚的弟兄来负责圣礼。后来，这样的妥协终归失败，于是摩拉维亚就自己独立，从此不再从属于任何宗教派别。

　　摩拉维亚最令人惊叹的，就是他们的世界性宣教。当辛生道夫去哥本哈根参加丹麦国王贵斯琴四世（Christian VI）的登基大典之时，有机会认识了一些来自西印度群岛和格陵兰的人，从那些人那里，他开始对那些地区有了初步的认识。当他回到守望村时，他充满了要把福音带到这些地方、以及其它外国之地的热忱。于是他们就以守望村为基地，进行要把神的话语送到世界远方各地的事工。主后1732年，一批人去了西印度群岛，主后1733年，另外一批人到了格陵兰。后来陆续有人去东方、非洲以及美洲。守望村成了世界许多地区的中心。那些宣教士走到哪里，就在那里传讲福音，并且尝试在那里建立像守望村一样的社区。后来事实证明，集中管理成了事工发展的障碍，因此，这套系统必须予以修正。摩拉维亚弟兄们的强处，乃是他们中间有重要属灵的生命、而非死板的社区样板（社区的样板使得情形更为困难）。摩拉维亚弟兄的缺点，就是他们忽视了圣经对于教会样式的教导，从而导致没有足够合用的器皿，来承载属灵的生命。在新约圣经中所启迪的唯一属灵的样板，就是简单的教会规则，它适用于普世中各种不同的需要。主后1760年，辛生道夫死于守望村。

约翰·卫斯理和循道会的属灵兴衰

　　主后1735年，当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在往北去的船上遇见一批摩拉维亚的宣教士之时，他自己一直都在努力藉着宗教的操练、以求赢得救赎。但他在摩拉维亚弟兄们身上，看到一个对他很陌生的信心和属灵生命的品质。这在约翰·卫斯理寻找与神和好的旅程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约翰和查理·卫斯理两位弟兄的父母是圣公会（Anglican）人，他们的父亲是圣公会的监督。（译注：圣公会就是英国国教）他们早年的训练归功于他们敬虔的母亲苏珊娜·卫斯理（Susannah Wesley）。苏珊娜是一位品德卓越的女子，她有十九个孩子，其中八个在婴儿时就夭折了。约翰排行第十五，而查理排行第十八。她的丈夫为了尽牧养的责任，时常不在家，于是苏珊娜就负起责任，她常把家里的佣人和孩子们聚在一起，读圣经并祷告。因着佣人们的口碑，这个家庭祷告会常常爆满，有时实在容纳不下，只得劝一些人离开。然而，尽管有母亲始终如一的良好榜样，以及不断地接受神话语的教导，又在诚心的宗教环境中长大，约翰和查理的早年岁月却没有救赎的确据。

　　他们俩人在学习上均十分出色，并双双被按立为圣公会的传道人。透过查理在主后1729年于牛津所组成的一个小型俱乐部，我们就能多少看见他们对宗教的观念。这些俱乐部的会员聚在一起，阅读一些有益的书籍，参与一些禁食和时常的圣餐一类的宗教操练。他们的观念就是圣公会的高派，他们殷勤地想藉着他们的良好行为来获取救赎。大学里的人就以「圣洁俱乐部」这样的名称来嘲笑他们，或是称他们为「循道会 The Methodists」，「循道会」这一名称后来也就用在卫斯理他们的聚会上，不过那时则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了。

　　主后1735年，约翰和查理俩人以宣教士的身份前往乔治亚。就在那一次的旅程中，他们遇见了摩拉维亚弟兄们。翌年，查理身心交瘁，回到英国，约翰则一直支撑到主后1738年，才被迫返回英国，他的宣教生涯一败涂地。约翰回到英国不久，弟兄俩人再次遇见正打算由德国经由英国前往乔治亚的摩拉维亚的彼得·波勒（Peter Boehler）。波勒把因着信心立刻接受救赎的道理讲给他们听。查理后来卧病在床之时，经历到救恩。几天以后，约翰在伦敦奥尔德斯门街（Aldersgate Street）参加福音协会聚会的时候，心中本来怀有思想上很大愤怒的，后来却经历到神的平安。他这样形容他的经历：「我心中感受到一种十分奇异的温暖，我觉得我信靠了基督的救赎，祂给予我确据。祂把我的罪甚至我也拿去，并且救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

　　十八世纪英国的属灵光景十分低落，上一个世纪的战争和斗争，使得良善消失、道德败坏。文盲、不道德，酗酒以及猥亵十分流行。社会治安手段非常野蛮，监狱的情形则更是糟糕。人们的思想好像到了青少年反叛期：什么都知道，什么也都拒绝。伏尔泰（Voltaire）那些恶毒的观念，塑造了英国人的思想，他回到法国以后，就塑造了法国人流血革命的思想。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是位超级的怀疑论者，他撰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十八世纪末期贵格会人的儿子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居然道出残暴、亵渎、僭妄的话。唯理主义进入宗教的思想，讲道软弱无力，无聊道德几乎无人肯听，就是听了人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神的子民的聚会相对地少了，就是在聚会里属灵的生命，也被昏睡的灵所遮盖。如果一个宗教可以用它的果效来衡量的话，十八世纪可以算是大破产的时期，迫切地需要复兴。

　　这就是当时约翰和查理·卫斯理在英国开始福音服事的光景。只有一个信息才能把这个国家从沉沦中提拔出来，免于崩溃，那就是罪的信息，藉着信靠基督牺牲的救赎以及圣灵重生。可是一间一间的教会都不欢迎他们，教会都觉得他们太过狂热。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因为那里的教会不欢迎他，开始在室外向一个煤矿区的工人传福音，并且带来了很大的祝福。主后1739年，怀特腓邀请约翰·卫斯理来同工。卫斯理一开始是非常的犹豫。因为他一直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从来不以为可以在室外讲道，但是，许多的机会帮助他胜过了他自己的偏见。他余生五十多年的劳苦，就是从事这样的服事。

　　约翰·卫斯理和乔治·怀特腓俩人的服事，远远超过英国列岛，怀特腓就曾六次访问美国。他们大部份的旅程都是骑马，据说卫斯理五十年的服事中，骑马行走之路长达二十五万英里，其中的危险是不难想像的。在那样一个充满暴力的世代，那些传道人和一些信徒在传道的途中，时常会遇见土匪，同时所到之处，各地的神职人员又多方加以逼迫，但是卫斯理毫无畏惧退缩，神也与他同在，有时候听道的人上万，成千的人得到重生。许多刚硬的罪人在十字架前流泪悔改，得到平安。在聚会中有人深受责备失声痛哭，并归向基督。

　　卫斯理把这些信主的人组织成一个一个的聚会，第一个是在布里斯托尔，第二个是在伦敦。他一直盼望这些聚会能够成为英国官方教会的一部分，然而分离至终仍是不可避免。因为圣公会那一套严谨的制度，容不下循道会这样充满了生命力的聚会。因着对救赎的向往，循道会的人聚集在一起，然而在其它的事情上，他们都可以持有个人不同的看法，并且他们不让这些不同的看法造成争议。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聚会的地方。

　　卫斯理很希望只有被按立的人才可以讲道，但是，那些神职人员对于这个运动毫无兴趣，无奈，卫斯理只好使用其它的人来发展这个组织。不过，他还是不允许没有被按立的人来主领圣礼。当循道会来到美国之时，因为没有圣公会的教堂，循道会的会友无法领用圣礼，于是这就成了问题。卫斯理又无法说服英国圣公会为美国循道会按立牧师，所以他只好自己按立。这样，就使得他的会和官方完全分离。在英国的传道人也因此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宗派。

　　卫斯理发展出一个组织叫做「大会」，来控制整个的运动。他把工作分成许多的「圈圈」，每一个「圈圈」有他的监督，在监督之下又有一些巡回的传道人。任何一个在会堂里讲道的人，一定要先经过「大会」的核准。由于「大会」是由神职人员组成，他们自然很看重他们的权力，并且妒忌地保护各样的特权。这在循道会中各个不同层次的人中间造成了分裂，属灵的衰退，后来则影响到整个的运动。如果今日约翰·卫斯理微服寻访一些循道会的教会的话，很可能不会有教会仍欢迎他，因为他们不会要他的那种「火热」。

　　查理·卫斯理多年和他弟兄分担许多旅行布道事工，但是他遗留给教会最大的财富还是诗歌。他一生写了超过六千首的诗歌，今日很少有英文诗本中会没有他的作品。查理·卫斯理的诗歌不但表达出极深敬拜的感情，他的诗歌并且有极丰富圣经主要教义的解说。主后1788年查理过世，享年八十；约翰则在主后1791年过世，享年八十八。

不建立宗派的乔治·怀特腓

　　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早年和卫斯理是很不一样的。主后1714年，他出生在格洛斯特（ Gloucester），他的父亲是一个客栈的主人，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生长在贫穷的环境下，他很勉强地维持他的教育。然而，主后1733年，他竟然进入牛津大学，在那里他经历了很愤怒的灵魂之旅。他加入了卫斯理的「圣洁俱乐部」，藉着禁食和其它宗教操练，以寻求与神的和好。主后1735年，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亮光显明出来，他经历到重生大能的改变。同年，他被官方教会按立。在他二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他传道的生涯。从一开始，就显明出他卓越的传道能力。他处理罪的问题、以及他反对官方教会藉着洗礼得救的教导，给他自己招致了许多的讥谤，并且使得很多教会不欢迎他。可是，许多人因他的讲道而真正得救，大批的人涌来听他的讲道。

　　尽管乔治·怀特腓是一个圣公会的人，而且生长在一个非常强调对着宗派忠贞的时代，宗派对他却没有太多的意义。在这一方面，他和卫斯理兄弟很不一样（卫斯理兄弟一生都无法除去对官方教会的偏爱）。他虽然被英国官方教会禁止讲道，然而只要有机会，他就不会放过。他在乡野之间对着许多根本无法接触正统教会的人讲道。约翰·卫斯理后来也开始室外的布道大会，就是受怀特腓在布里斯托尔向矿工讲道的影响才进行的。

　　怀特腓发疯似地行遍了英国列岛，主后1770年去世之前，他曾经六次到北美洲传道。他在大西洋两岸都留下了长远的属灵的影响。他的生死之交约拿单·爱德华滋（ Jonathan Edwards）也是大为主用的人。怀特腓的神学是非常偏向加尔文派的，而卫斯理却是非常倾向亚米念派。他们曾经一度因这些歧见，而在信件往来上有不少矛盾，然而他们之间的友情却能经受许多的风暴，仍然维持得住。两个人都宣告因信称义，两人的讲道都是大有能力。许多听卫斯理讲道的人决定去跟随主。许多听怀特腓讲道的人发现主拣选了他们。怀特腓不像卫斯理那样成立自己的宗派，但是有许多的人因为他服事的结果，而真正在基督的脚前顺服。

卫斯理和怀特腓带起的复兴

　　十八世纪的卫斯理和怀特腓所带出的复兴，并不藉着任何宗派成形，因为属灵的祝福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并不局限于循道会或是圣公会。这个复兴影响了整个的英国和美国。由社会层面来看，对于当时社会丑恶的虐待行为有了觉醒，人们开始决心起来对付这些问题。例如奴隶买卖制度、监狱的不人道情形。因为基督重生的工作，使得神的爱能照耀在人们的心中，成了这一些改革背后的动力。由属灵的层面来看，一个对神敏感的心散播到整个国土上，就结出宣教上的美好果子，产生了伟大的宣教先锋，像去印度的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去中国的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以及去南太平洋的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同时，这样的复兴也预备了去承受即将来临、回到圣经原则单纯的基督徒聚会。十八世纪的复兴再一次强调，极为需要藉着信心得救的经历，因为重生是一切其它更进一步启示的基本。那些宝贵的启示不会经由组织化的教会、甚至不会经由卫斯理所服事出来的循道会而带出多少的信息，而是因为卫斯理和怀特腓对圣经的尊重，影响了许多人重生的经历。

哈尔登带起的复兴

　　苏格兰在乔治·怀特腓等人的讲道之下，曾经有过复兴，然而在组织化的教会中，兴起的新派阻挡福音的教导，他们不相信圣经是神默示的，拒绝神迹以及主耶稣的神性，他们认为祂不过是一个伟大的宗教老师。在这种令人沮丧的气氛之下，有两个兄弟却为神所使用而带来更多属灵的亮光，他们就是罗伯特与詹姆斯·哈尔登兄弟（Robe and James Haldane）。他们出生在苏格兰一个富有的家庭。俩人均在海军服役。重生之后，俩人均成为圣经的学生。他们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教育，又没有被按立，没有人会认为他们能够进入讲道的事奉。但是他们渴望能传讲福音，他们仰望神开路，神就做了。詹姆斯·哈尔登和一些有相同异象的人一直走到北方的奥克尼群岛（Orkneys），只要有机会他就宣讲好消息，不管是在教堂里面，或是在室外。成千上万的人涌来听他们讲道，圣灵在许多人的心中做深层的工作。

　　当然不会没有反对的麻烦。许多人为着一个没有被按立的人竟敢讲道而表示愤怒，特别在官方的教会立法禁止任何没有执照的人讲道，就是去听这种讲道的人，都有可能被开除，这就更怂恿了人们反对这些没资格讲道的人。但是神的工作还是继续往前。哈尔登兄弟以及他们一同为福音劳苦的同工，看清了官方教会属灵光景的低落，他们这些认识基督的人，就有紧急的理由速向失落的人传讲福音。单单只有神尊重他们的服事所带来的祝福，使得他们对于如何最有效地帮助已经得救的人，也成了当务之急。他们已经尝到官方教会对于他们这些没有执照的传道人所有不愉快的对付，他们对于官方教会信徒和非信徒的混杂非常迷惑，他们觉得神不能在相交根基缺乏属灵生命的情形下建立祂的子民。在认知这个事实之下，他们觉得应该离开官方教会，而跟那些在生活上显出重生证据的人在一起聚会。他们于是就在爱丁堡成立了第一个这样的教会，一开始就有三百人聚会，他们按立詹姆斯为牧师。

　　罗伯特与詹姆斯·哈尔登对于主的带领抱着开放的心态，他们承认圣经是神子民生活上的规范，也是聚会方式的指导。当圣灵赐下亮光，他们就顺服，盼望教会能按着圣经而行。当圣经中的原则渐渐地明晰的时候，他们就一点一点地改变。他们开始每一个主日围绕在主的桌子前聚会，他们只接受信徒的奉献，任何由圣灵带领的仆人无论背景如何，他们都愿意有交通。

　　哈尔登兄弟自己是在长老会的背景下长大的，所以他们原来是给婴儿施浸的，后来他们看出，这样的做法没有圣经的根据，因此他们就拒绝再给小孩子施浸。他们自己也再一次领用浸礼。然而，哈尔登弟兄很清楚地看见洗礼并非相交的基础，他们拒绝把教会里受过浸礼和只受点水礼的人分开。他们中间有一小部份人在这件事上坚持己见，最后从他们中间分裂出去，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伤痛。幸好大部分的人仍继续留下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哈尔登兄弟的服事不仅在爱丁堡建立教会，他们也在其它传福音有果效的地区建立教会。

　　罗伯特·哈尔登的服事最远影响到日内瓦。他一直就盼望能把福音传到远方去。主后1816年，他跨渡海洋来到欧洲大陆。在日内瓦，神开路让他在家中有二、三十位神学生和他一起研读圣经。日内瓦曾经是许多圣灵亮光的中心，然而不幸的是，她日渐远离了加尔文以及其他改革家所传讲的真理。一元论主义给教会的生命带来致命的打击，在日内瓦学院的神学生对于神的话、以及恩典的教义一无所知。罗伯特·哈尔登发现他们有极大的需要，于是就开始对在他家中聚会的这一群人讲解保罗写的罗马书。他对罗马书的注释，到今日仍被人认为是经典之作。这些神学生对哈尔登品格中的恩慈深感震惊，他们对他在圣经上的知识、和他对圣经的信仰更是叹为观止，难怪神的话语被如此清楚的述说进入他们的内心。他们不但从印出的纸张上读到神的话语，更从这个属神的人的生命中看见神的话。宗教当局对于哈尔登的服事极度不满，然而他们却无力禁止他，他们于是就对付那些跟随这样信心的人。有一些人被官方教会驱赶出去。于是他们就自己开始聚会来纪念主。在日内瓦，哈尔登所服事的人中间，有一位特别蒙神所使用的器皿，他给讲法文的世界带来了极大的祝福。他就是让-亨利·梅勒·达比涅（Jean-Henri Merle d’Aubigné），一位伟大的教会历史学家，他流畅的笔法和属灵的洞见，使他所写有关改革运动的著作在上一个世纪广受欢迎。

　　罗伯特与詹姆斯·哈尔登的服事，对于在北美洲回到新约原则的运动也有间接的贡献。十九世纪初，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坎贝尔（Alexander Campbell）的年轻人，当他正准备自己接受长老会的按立之时，有机会在格拉斯哥（Glasgow）接触到哈尔登的教导。听后，他只好重新来评估他以前怀疑过的神学立场，结果他发现他必须彻底改变。

　　亚历山大·坎贝尔的父亲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一直是长老会在爱尔兰的传道人。主后1807年，亚历山大·坎贝尔迁移到北美洲，定居在宾夕泛尼亚州。他在那里研读圣经时，知道信徒不应该有门户之见、宗派之分，只应该按照神的话，做为信心和行为的准绳。所以他决定离开长老会。后来，托马斯·坎贝尔的家人从英国来和他相聚之时，他们父子才发现神的灵分别带领他们走上了相同的道路。他们开始一起服事，主后1811年，他们在宾州的布鲁舒仁（Brush Run）成立了教会。

　　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肯塔基的伯通·史东（Burton Stone）也是长老会的传道人，神也是以相似的方法带领他，他们的聚会在多处广被建立。这些以及许多对神忠心的仆人，劳苦的果效一直保留下来。但是宗派的灵还是会死灰复燃，今日一个大宗派称为「基督门徒」（Disciples of Christ），他们就是当年那些单纯的基督徒在宾州的布希帖聚会所留传下来的。

　　哈尔登兄弟的服事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只要基督徒愿意以一个打开的心志和顺服的灵来接受神的话语，他们就会被带回到新约时代教会聚会的单纯中。罗伯特·哈尔登在日内瓦并没有尝试要把他在爱丁堡的服事重复一遍。他在日内瓦主要的抱负就是讲解圣经，结果一样会在那些肯读主话的人中间，把他们带回到哈尔登兄弟多年在爱丁堡所看见的亮光之中。

克伦威尔时代的宗教自由

　　主后1642年，英国陷入内战，君主制度被推翻，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所领导的摄政政治起而代之。克伦威尔拒不接受罗马教皇，他亦反对在英国对人民的宗教敬拜有任何的限制。在他的统治之下，英国进入一个包容的时代，人们可以自由地讲道及传教。主后1660年，这个自由又因为君主制度的恢复而再次被剥夺。在那段自由的日子里，福音得以广传，属灵的生命也大大苏醒。

福克斯与贵格会强调圣灵内住，但却把教会也丢了

　　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是十七世纪许多非常著名的基督徒教师之一。主后1624年，他出生于萊斯特郡（Leicestershire）的一个名叫德雷顿（Drayton）的小村庄。他是一对敬虔的父母的儿子，父亲是个纺织工人，他从小就很聪明伶俐。十九岁那年，他开始去寻找属灵的真实。因为许多基督徒的言行不一，使得他极其悲伤。在他追求的过程中，他对于宗教那繁杂的仪式、以及雅丽堂皇的教堂建筑极度反感，因为这些外面的东西掩盖了人们生活中的世俗化和属灵的空虚。尽管他求助于一些神职人员，然而却总是得不到安慰。主后1646年，他感觉到神对他说话，告诉他一切的需要都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得到满足。从此，他进入一个新的喜乐，与基督建立一种崭新的关系，于是他就决意献身将福音的亮光广传外地。

　　福克斯对他那个时代空虚的仪文主义的反应，带给他强烈的认知。他完全拒绝专业的传道人，也不同意任何的圣礼。他认为真正的圣礼都是里面的、属灵的，不需要外表的形式。基督徒不可发誓、亦不可参与战争。他们需要完全唾弃暴力。基督徒应该受苦并需要赦免他人。许多的人受福克斯的讲道所吸引，在各地兴起许多的聚会，人们称他们为「朋友们」。福克斯和他的朋友们毫无畏惧地担负起他们的使命，并将此运动推向新的层次。福克斯称教堂为「尖塔房子」（steeple house）（译注：在英文中尖塔和障碍是同一个字）。他有时会中途打断别人在教堂里的聚会，甚至干脆向他们讲起道来。我们不难想像，这样的行为把政府容忍的政策推到了极限。所以反对「朋友们」的势力，剧烈到几乎影响治安的地步。他们无论怎样受威胁、遭鞭打、下监狱，均无法阻止这个运动的发展。他们无视这样的艰难，热心地把神的话语传到欧洲、北美以及西印度。

　　待到王朝恢复以后，严格的宗教法律对于「朋友们」更加严厉。许多聚会在此时都转至地下聚集，但是「朋友们」仍公开地反抗权威，一点也不愿意在表面上顺服，所以多人被捕入狱，甚至死在狱中。另外一些人则受到巨额的罚款，使得他们倾家荡产。「朋友们」早就有一些越过大西洋，到了这个时候，在新的逼迫之下，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后来以他的名字给美国的一个州命名。威廉·佩恩爵士（Sir William Penn）和「朋友们」是一起的。人们后来称他们是「贵格会」（Quakers），主后1666年，他们大声疾呼地传扬他们的信仰，因此他们的名字便家喻户晓。佩恩爵士帮助了许多在家乡无法自由敬拜的人，横越大西洋去追求他们信仰的自由。主后1681年，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因为欠他父亲的债，就把在北美的一块地划给了他，这就是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州。翌年，就建立了费城。（译注：费城就是兄弟朋友之谊的意思。）

　　这些「贵格会」并没有按照新约的意义来建立教会，然而，因为他们回到了圣经上一些基本原则，所以他们的见证是相当有能力的。福克斯非常强调神藉着内住的圣灵与他说话，当他独自一人在乡下读圣经的时候，他会觉得有一些经文好像会发光一样，使他能听见主的声音。他觉得，仿佛在使徒身上启示的能力也临到他。虽然是根据已经写下的圣经来启示，福克斯或许太过强调圣经的启示和内住圣灵启示的区别，但是，他对着圣灵内住的强调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圣经的能力绝不是单单凭理性才能显明的，而是要依靠圣灵的提醒才能显示出来。

　　贵格会早期的见证，主要归功于他们对着主的话语是敞开心扉的，神能够藉着圣灵来见证基督，并且引领我们进入所有的真理（约15:26，16:13）。要记得福克斯的教导主要是「在内里的真理」（诗 51:6），与神的沟通绝不是在外表上遵循一些宗教仪式就能达到，乃是需要进行内心的交涌。另外一方面，神建立教会，乃是要藉着教会把内里的团契表现出来，向这个世界做见证。在基督里的生命不仅是摸到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有可能发展与圣徒之间的关系。当福克斯迫切地想要除去可耻空洞的宗教外表之时，他同时也把整个教会丢弃掉了，因为「朋友们」的聚会不注重所有重生的人相聚。毫无疑问，在那个时代，浸礼和主的桌子都已经堕落到只是一个形式的地步，然而这并不表示就应该把他们完全取消。他们能够蒙保守的因素，乃是在圣灵的能力中将主的话语活出来。如果缺少这个，即如贵格会那样，安静地等候圣灵说话，也是同样的可耻。只要神话语的权威被人尊重，就不可能会轻易地给人施浸，一定要有新生命的见证。同样地围绕在主的桌子，乃是见证我们内心与神深深的相交以及与其它信徒的交通。

　　福克斯的聚会是因着反应而形成的。我们不可否认，从某一角度来看，教会的见证和福音的工作又何尝不是对这个世界的罪恶而有的反应。然而，教会远远不仅是因为对世界有消极看法的反应、而联合成一群，教会乃是因为与基督有积极的相交、而联合的一群，教会是神荣耀的器皿，有着积极向上的目的。教会的能力来自极大属灵的异象，和与复活基督的相交。如果任何一个群体聚在一起，不是坚持这样的一个立场，他们至终将会无法实现神对祂子民的目的。

本仁约翰与《天路历程》

　　在这一段恐怖的迫害期间，英国出现了好几位像以撒·华兹（Isaac Watts）这样属神的人。我们永远会记得他给教会留下了许多的诗歌。本仁约翰（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所拥有的读者，恐怕仅次于圣经。本仁最主要的服事地区是在贝德福德（Bedford），在那里，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入狱十二年。他原来是一个教会的长老，后来成了那个教会的牧师。那是一个很早的浸信会。本仁不愿接受除基督徒以外任何的称呼。对他而言，受浸礼并不是彼此相交的先决条件。他坚决地不允许不同的判断在弟兄之间造成分裂。

拉巴迪家庭教会的失败尝试

　　与外面组织不同，教会属灵的承传，可以一直追溯到使徒时代。这脉络从未间断过。在任何一个时代里，主在祂的子民中总是会有一些见证。在另一方面，有一些运动只恢复到一部份圣经的原则。他们根据神圣真理去传讲和实行，他们的服事已成为了别人丰富的祝福。只是很可惜，他们属灵的生命和可被主使用的程度，常受到他们对组织错置了的忠贞所限制。当这样的运动影响了以后的世代，后来的人领受了更多属灵的亮光，最后的结果就是分别出来的教会见证，可以直接依靠神自由敬拜祂，并作见证。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那就是敬虔运动（Pietist movement）的影响，我们很快就会来探讨这一问题。

　　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在稍有不同的层面上，由让·德·拉巴迪（Jean de Labadie）的生命中看得出来。在他自己的基督徒服事生涯中，几乎行遍了整个宗教世界。他一开始受到耶稣会的影响，最后走到独立教会的路上。非常遗憾的是，他最后几年的日子，在婚姻上的失败，给他自己以及他多有贡献的教会见证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主后1610年，让·德·拉巴迪在法国的波尔多（Bordeaux）出生。他所受的教育，就是为他日后成为耶稣会的成员而进行的。他的神学研究并没有予他属灵的满足，然而，阅读新约圣经却给他的灵魂带来许多启示。他被罗马教会按立成为神父，然而，他为着基督教圈子里众多的腐败现象感到心境极为沉重。在他个人追求圣经过程中，他认定只有回到使徒时代的原则，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所以他认为，他在罗马教会中的责任就是进行改革。让他脱离耶稣会不是一件易事，但他却染上了慢性疾病，这使得他不可能成为耶稣会的成员。他后来承认，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当他离开波大斯的时候，得到大主教的允许，先在巴黎教导，后来到了亚眠（Amiens），有许多人聚集要听他讲解圣经，他把这些人组织成「亲兄弟」。他依然有罗马教会正式的授权，他们定期在不同的人的家中聚会、一同研读圣经。在这些聚会里，拉巴迪表明他渴望看到教会恢复到起初的光景。不出所料，像他这样的教导，遭到许多的迫害，最后他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他已经建立的服事。

　　在这段承受试探的期间，他接触到加尔文的教导。拉巴迪的信念一直是建立在他直接研读圣经所得到的结论的基础上。当他读加尔文的作品时，他发现在伟大的基本信心的教义上，他的看法与加尔文的作品完全吻合。他发现，改革宗的教会同样地也需要恢复到实行圣经的原则上。他企盼加入改革宗的教会，这样，他可以有自由得以传讲神单纯的话语。

　　可是，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他和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的看法是不可能和好的。他也同样地发现，在罗马教会内想要提出改革亦不可能。拉巴迪并不是轻率地做出这样的结论。他二十五岁的时候被按立为神父，到主后1650年，就是他四十岁的时候，他已经在罗马教会中辛苦地工作了十五个年头。后来他改变方向，认定他可以在改革宗的教会中进行合乎圣经的改革，所以，他在蒙托邦（Montauban）加入了改革宗的教会。

　　拉巴迪后来在日内瓦及荷兰的米德尔堡（Middelburg）进行服事。他有能力的讲道大有功效，但是他最大的祝福，还是聚集一批人在他家中一同分享圣经。因着他在日内瓦的读经会，一个青年人菲利普·雅各·施本尔（Philip Jakob Spener），得到他许多的帮助，后来成为敬虔运动的领袖之一。拉巴迪曾被米德尔堡的一些敬虔、且在基督徒的见证大有作为的热心人邀请去担任传道人，他对于那里的教会光景大失所望，他认为，他们与他从新约圣经中所认识的教会相去甚远。他并且发现，那些在米德尔堡邀请他的人和他对教会的看法全然不同。他们认为，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环境，教会领袖的目的就是引人认识救恩，然后带领得救的人实行信仰。可是拉巴迪从圣经中所看见的，乃是教会是一群重生的人藉着圣灵的工作联合在一起。无论如何，拉巴迪还是不断地推动他的改革工作。他带领教会学习即席的祷告方式，这在当时习惯了仪式的祷告是一个重新的恢复。他还鼓励弟兄彼此以圣经来建立对方。许多在米德尔堡以及外地的人，都对他的服事有很好的评价。但是也越来越明显，如果按照他所教导的去实行，整个教会系统的特点都要改变，对于这样激进改变的反对，是无可避免的。当反对的浪潮来临之时，不但苦毒而且凶猛异常。主后1669年，拉巴迪和他的同路人一同被米德尔堡的教会开除。

　　拉巴迪用了十五年的时间，热心地进行罗马教会的改革；随后的二十年，他把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全部投入在改革宗的教会。然而两者均遭失败。我们很难评论说，他在这样的工作上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他现在已经年逾六十，他所得到的结论就是：在已经建立的教会系统内进行改革，是不可能的，只有分离出来，方有可能重建使徒的原则。

　　根据拉巴迪的信念，大约有三百余人在三位牧师及数位长老的带领下，开始了一个在米德尔堡的新聚会。只有那些在生活上显明他们已经重生的人，才可以成为会员。但是这个新教会无法不受干扰地进行她的见证。因为他们和改革宗教会的争执，米德尔堡的当局要求他们离开米德尔堡。他们迁移到附近的一个小城，可是那些逼迫还是紧随他们，当地的居民真诚朴实，可是不太属灵地决定要使用武力来保护他们。拉巴迪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缘故导致流血事件，他认为这是神的带领要他们去阿姆斯特丹，于是他便离开小城前往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他与他的朋友有了许多的宗教自由。他们在那里重新开始工作，有着很好的祝福。他们根据圣经简单的立场聚集，渐渐在全国各地开始这样的聚会。许多人离开改革宗的教会，更多的人也在同情中受他们的影响。他们的影响给改革宗的教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改革宗的教会领袖要求政府来帮助，然而政府的答复是，各个团体应有自己的自由。

　　每一个要服事基督的人，都要进入一个激烈的属灵争战阶段。在神的话语里面，藉着内住圣灵的解释，就有完全无误的带领。但是有一些势力，或者是世界的、或者是来自撒旦的，他们的影响力就是很圆滑地将信徒的注意力从直而窄的路上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有的时候，教会的历史好像是人认为自己可以改良神所定下的原则的一个历史。拉巴迪在他后来的日子，不自不觉地陷入到这个罗网里。一个聚会不是完美基督徒的结合，乃是神的家，那些经过重生而有份于主的生命的人，虽然有许多软弱和限制，他们却在一起让生命长大。拉巴迪热切地希望主的子民完全成熟，要达到那样的目的，比较容易的方法就是教会的人住在一起，彼此可以亲密地认识对方，也能互相建立对基督更深的认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租了一个房子。

　　这种「家庭教会 house church」很早就遇到一些困难。拉巴迪一个最好的支持者看出这样的做法后面的危险。他怀疑这样的做法的圣经根据，所以他就拒绝加入「家庭教会」。在他离开拉巴迪后，写了一本书来解释他的立场。他指出，以像这样一个封闭的社区来取代按照新约圣经标准的教会，不是明智之举，而且会惹上许多邪恶的谣言。这本书出版以后，有一封匿名信以非常恶毒的方式攻击作者。后来发现这封信出自拉巴迪之手，自此，他的名誉和服事受到很大的打击。所有这些「家庭教会」日渐封闭，和外界越来越分离。悲剧就接二连三地发生。后来发现，虽然在成立所谓完善的伙伴的时候，已经采取了许多防范的措施，可是总会有一些会员的看法是和圣经有出入。当人们对这些问题提出质疑的时候，他们丝毫没有基督的灵，反倒以毁谤互相报复。阿姆斯特丹的居民对于这些家庭教会的反感到这样一个程度，甚至要求他们离开。在黑尔福德（Herford）有一位同情他们的人愿意接纳他们。可是当地的路德派对他们有强烈的反感，结果他们就无法有任何对外的服事，只能专注于他们中间自己的事。

　　拉巴迪在外界也许为人们所憎恨，可是在他们中间，他已早被高抬到好像使徒一样。人们紧紧地抓住他话语中的每一个字。他们觉得，直到他们被他的讲道摸着之前，他们从来没有经历到和神真正的沟通。这样的态度注定会引人误入歧途。他们开始凡物公用。在聚会中说方言，并且有许多激动奇异的表现。拉巴迪在主后1674年离世，「家庭教会」则继续存在。事实上还有一段时间有所增长。他们曾经打发出去两个宣教队，不过，他们对把人带到他们那种共同生活的独特经验中的兴趣，大过领人认识福音。后来整个「家庭聚会」终于还是崩溃。在实行共产上有太多的困难，所以他们后来也就放弃了那套作法，最后会员四散。「家庭教会」也就终于消声匿迹了。

　　让·德·拉巴迪的生活和经历，可以给我们许多很有价值的教训。在他三十五年忘我的劳苦之后，他得到无可避免的结论，那就是要把庞大的基督教宗教体系恢复到新约时代的原则和实行，是不可能的。从圣经中，他看出分别出来的真理，他就把他的精力投入在盼望神能兴起一些信徒的聚会，正如神在使徒行传里所做的那样。在这一点上，他是伟大属灵祝福的管道。在许多地区有教会被兴起，并且带动全体生命的长进。拉巴迪的失败在于，他认为在地上有可能保持一个小圈子，在里面可以有绝对的成熟和见证的纯洁。从真正的教会应该只是那些经由与基督有个人重生、而分享基督生命的人这点来讲，他与组织化的教会的分离是正确的。可是，如果限制教会只接纳那些所谓「属灵长成」的人加入家庭，那他不但错误，并且注定要失败的。他这种观念的错误，在他与他以前的同工发生分歧的时候，很讽刺地藉着他的反应表现出来：他无法在谦卑的灵中，接受对他所拥有的绝对权力而作的任何挑战。

　　「家庭教会」封闭的小圈子，也导致其它不属灵的态度和行为。拉巴迪所享有的尊重是远超过一个长老所应该有的，也超过信徒对那些神所使用、值得尊敬的器皿所应该有的高举，因此，他们无法像教会一样自由地向周围的世界做见证。他们的会员除了一些错误的生活方式以外，已经不能独立思考，而那些生活方式使得他们与他们原来应该做见证的对象更加隔绝。同时，他们共同生活的本质容易造成一种气氛，使他们更加过度浪费，这样也使他们许多的属灵精力被消耗，并且阻拦他们服事的果效。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功课，我们必须紧紧地跟随圣经所设立的规矩，并且在谦卑的灵里，才能真正地明白圣经的原则。

属灵低潮中兴起的敬虔主义之父施本尔

　　我们看到在十七世纪中叶，路德派和其它改革宗的教会都处于属灵的低潮，特别在路德派中间，主流的倾向就是理性上的正统、以及在外表上遵守圣礼和纯洁的教义，但是对于生活上的敬虔则几乎不予注意。路德虽然曾经教导过，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可是在各样的实践中，这一真理已经完全被遗忘了。平信徒的地位就是要被动，他们必须听从传讲给他们的正统教义，他们必须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并且领受教会的圣礼。这就是他们基督徒信仰全部的总和。在教会历史中，只有敬虔派反对这样的做法。

　　我们先前提及的菲利普·雅各·施本尔（Philip Jakob Spener），就是受到让·德·拉巴迪在日内瓦所带领的圣经研读影响的一群年轻人中间的一位。他同时也受到英国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和本仁约翰的作品的影响，这些在他正确理解圣经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主后1635年，施本尔出生于阿尔萨斯（Alsace），他早年的学生时代是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度过的。过了而立之年，他被任命为法兰克福路德教会的主任牧师。对纪律和改革有着很深的负担。但是，无奈主要的权柄还是在政府手中，以致于他无法进行他认为必须要有的改变。主后1670年，他开始了在他家中的查经班。他们进行祷告，互相建造，并且鼓励其它教会有这种教会中的教会，藉此能够恢复到使徒一般的聚会，好让圣洁的生活有所长进。他特别强调，真正基督徒的信仰一定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反映出来，藉着重生的经历进入成长的过程。信徒不是在属灵上被动，而是有责任在信心中彼此建立。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远离世俗的享乐。施本尔把正式的信条和传统的重要性降至最小，以便能够直接回到圣经的权威里面。他强调属灵经历绝对的重要性。他说过，如果哪里有在圣灵中的生命，在理性上解经的差异就会自动消失。他的作品引起许多的争执，并被指控为异端，因为他的教导对于当时那种毫无生气的纯理性的正统路德派，是有毁坏性的。

　　在那些受到他的生命所影响的群体中，施本尔把圣经带回到一个应该有的地位，以喂养和教导那些在圣经中寻找引导的人。根据他们所领受的亮光，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从路德派中分离出来。所以施本尔的教会（他还是在路德派的教会中）中有一些人就退出路德派，施本尔在这个时候就提出抗议，他自己还是不能按照他的教导完全地去实行。主后1686年，他搬迁至德累斯顿（Dresden），在那里担任法庭的牧师，后来又到了柏林。他于主后1705年去世。

富朗开建立敬虔派中心哈勒大学

　　主后1663年，奥古斯特·赫尔曼·富朗开（August Hermann Francke）出生在吕贝克（Lubeck）。当他在莱比锡大学做一个年轻的讲师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小小查经班中的一员。虽然开始仅为一种学术上的追求，然而这在他里面唤醒了一个渴望能追求更深的属灵实际。主后1687年，当他还在研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这节圣经就给予他经历新生命的剧变。后来他在德累斯顿跟施本尔一同度过一段时光。施本尔对他的想法有很大的影响。富朗开直截的讲道、坚持重生的经历和敬虔的生活，给许多人带来了祝福，但是同时也被归划为敬虔派的人，就从许多职位上被赶下台。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在新成立的哈勒（Halle）大学担任教授。由主后1698年，他成为神学系的教授，他属灵的影响力主导了这个大学，后来成为敬虔派的中心。富朗开死于主后1727年。

　　富朗开在哈勒的服事，有两方面值得我们一提，因为这些影响远远超过他在世的年月，并且也远及哈勒这一个地区之外。第一是对宣教的异象和责任。罗马教会在宣教上的进展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正统基督教却忽略了在这方面的义务。因着富朗开自己属灵的深度和洞见，使他对主的负担在基督徒服事的层面上，成了许多传统的基督教想都没有想过的事。主后1705年，第一批哈勒的基督徒宣教士去了印度，那就是巴多罗买‧齐根巴里（Bartholomew Zeigenbalg）和亨利·浦桥（Henry Plutchau）。他们在南印度十二年的服事期间，把新约圣经翻译成泰米尔语（Tamil）。在许多由哈勒派去印度的宣教士中，最出名的可能是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施瓦茨（Christian Friedrich Schwartz）。主后1750年他离世归主，但是施瓦茨虽然死了，却仍旧在印度服事神（译注：正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说，亚伯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这些宣教士都是受到敬虔派的影响，他们服事的果子一直留到今日。施瓦茨所领来归主的一个人，他的后代，今日在印度成为一个非常强的见证聚会的根基。

　　富朗开的服事第二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在他所建立的学校。在他向哈勒一带的人传福音之时，因着同情当地穷人的光景，他决定开始建立学校。这是他所建立许多机构的第一个，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孤儿之家」。这些机构完全是藉着他所有的一丁点经费开始的，可是他从不向人要求捐款，他就是单单地依靠信实的神。当富朗开过世的时候，孤儿之家还有一百三十四个小孩，总共有两干两百个孩子曾在他的学校里受过教育。其中有一个就是日后成为摩拉维亚弟兄会的领袖——尼古劳斯·路德维希·辛生道夫男爵（Nicolas Ludwig, Count Zinzendorf）。（编注：敬虔派的学校同样培养出了被称为「现代自由神学之父」士莱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士莱马赫从小就读于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学校，1787年入读哈勒大学，祖父是敬虔派神学家，父亲是敬虔派牧师。敬虔派重视敬虔、轻看神学，结果是儿女缺乏必要的神学训练，饥渴好奇的年轻人很容易被世俗哲学吸引。士莱马赫生长于敬虔派环境，但心中的疑虑并不能从摩拉维亚的敬虔神学里找到答案，反而热衷于流行的希腊哲学和康德的思想。18世纪初的敬虔派中心哈勒大学，18世纪末已经沦为理性主义重地，士莱马赫于1804年担任哈勒大学的牧师和神学教授以后，结出的自由神学恶果更是影响至今。）

亨利八世的虚假改革

　　悲剧一直在缠绕着教会的脚步，但是建立在基督耶稣这磐石上的教会，原本就是设计用来对抗大灾难的。在英国，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君王亨利八世，他的天赋及私欲的追求，给教会造成了许多悲剧。当马丁·路德的作品传到英国时，这些在英国罗马教里的领袖们就感受到极大的危机，大主教吴斯理（Wolsey）觉得，除非能够采取什么特别的手段，否则教皇在英国的权威将会被大大削弱。所以他就鼓励亨利八世——这位很有才气的君王，埋头进入图书馆里，重新发挥他年轻时对学术的热忱。到了1521年，亨利就写出了一份反对路德的文件，这份文件赢得了教皇利奥十世（Leo X）的赞美，被封为「护卫信仰」的勇士。当他得到这一份殊荣，他就要证明他配得这样伟大的头衔，因此便决定要清除在英国各样所谓的异端。就在他成为「护卫信仰」的勇士的第九天，他就命令他的部下与在林肯（Lincoln）的主教合作，开始严格地对付那些彼此鼓励读神话的信徒。这些信徒有许多是罗拉德运动（Lollard movement）所剩下的果子，他们大多是很单纯的人，然而这时却遭到无情的对付。有些人在死亡威胁之下，就招供出他们的亲人或是其他基督徒朋友。他们如果不批斗别人，他们自己就会遭到羞辱。在这样的试炼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很英雄式地坚持原则。可是，我们之中谁有资格去论断他们呢？有些人遭受到极为痛苦的折磨，并且殉道。

　　约在主后1528年，也就是在逼迫以后没有几年的功夫，圣灵在埃克萨斯（Essex）召集一些信徒依照圣经聚会。其中有人是出身贵族，有人是神职人员的家属，然而他们的聚会是单单因在基督里的关系。故此，人们称他们为「在基督里的弟兄」。这些群体有最为著名的一些敬虔的人，如科弗代尔（Coverdale）和拉蒂默（Latimer），他们后来都成了英国教会的主教。他们的服事使得多人蒙福。不过这些聚会不久以后，就有多人被捕。其它的人也就四散。主的子民的见证也就是这样，在一个地方被压下去，却又会在其它的地方再显出来。

　　按着圣经跟随神的信徒，他们的遭遇随着亨利国王的改变而改变。主后1534年，国会通过著名的至高法案，英国终于把教皇的统治赶出了英国，国王成了英国教会的领袖。这跟亨利自己在宗教上的认知并没有什么关系。亨利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他和教廷的关系纯粹是建立在自私的动机上。这个改变在实质上称不上是改革，因为教会基本上是和以前一样，只不过以前是教皇为首，而今则是国王领头罢了。然而，确实有一段时间允许圣经公开发行。这位国王，他把任何不肯接受他为教会元首的人都处以极刑，正如他以前把任何不承认教皇为教会元首的人处死一样。亨利这样做，有他自己政治上的理由，他希望人们认为虽然他不同意教皇，可是他所做的都是一个好罗马教徒。所以他再一次坚定许多罗马教会的教导，像圣体变质论（译注：这一论调的基本点是，如果你真的有信心，饼和杯则在祝祷后真的变成主的身体和血。）。他并且下令，任何人不得拒绝接受英国教会的信条，否则便予处刑，直至最高的火刑。除了特殊身份的人外，一般的大众不允许阅读圣经。这些恶毒的法律一直延续到亨利在主后1547年死时，还没有改变。

门诺强调使徒式的聚会和灵里的自由，最终却沦为宗派

　　明斯特的悲剧对于弟兄们在德国的见证有很大的打击。但是主还是有祂的余民来持续教会的见证。神自己有祂自己所拣选的器皿，祂能够使用这些器皿来服事祂的子民。门诺·西蒙斯（Menno Symon）于主后1492年生于荷兰，后来，他在信徒中成了一个著名的教师。当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他被按立成为罗马教会的教士。虽然是一个神父，他却不知道圣经，当他望弥撒的时候，他就想知道，这饼和酒是否真的会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他决定要把新约完全读一遍。当他读过之后，他便立刻悟出主的桌子真正的意义。当他听到有一个人因为重新再受浸而被处死之时，他又回到圣经。他在圣经中找不到给婴儿施浸的训谕。

　　门诺·西蒙斯不是别人向他传道，也不是受到那些他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弟兄会影响，而是圣经的力量从开始就在他灵魂中投下了亮光，尽管在这段时间他还是过着自我中心的生活，追求自我的满足和享受。当明斯特那些先知的影响力波及荷兰时，他在讲道中言词激烈地指出他们的错误，然而他发现，他的讲道并没有产生什么深远的果效。虽然人们称赞他正统的教导，可是明斯特那些邪恶的道理还是吸引入走火入魔、进入极端里面。他发现，那些称赞他的人，并不是什么对属灵有兴趣的人，更严重的是，他发现他自己的生活是何等地缺乏属灵的能力。他无法传讲他所非难的明斯特教义。在极大的痛苦之中，他转向基督寻找恩典和洁净，他在十字架下找到了他的需要。从此，他的讲道就有了新的感动力和权威。他传讲悔改的道、以及只有藉着信靠基督而得的新生命，他并且勇敢地讲到神给他明白受浸和饼杯的意义。他积极地寻找那些经历到圣灵重生的人，与他们一同交通。

　　在他有了属灵经历一年之后，门诺遇见几位敬虔的人，他们对于四散的信徒的需要很有负担，那些信徒是与世界和宗派分别出来的，他们只愿意按照神的话语所有的亮光来聚会。他们对真理有极大的饥渴。他们恳求门诺把自己投入这样的服事之中。门诺觉得这是神的呼召，于是他在主后1537年便离开罗马教会，把他的年日投入到各处信徒的聚会中进行服事。离开罗马教会，就是意味着从此告别他曾经享受过的各样被人欢迎的日子，而且开始被人称为是重浸派的邪说。豪华的生活、物质的安全感都不再拥有，常常伴随着他的却是被捕入狱的危险。但是，他的服事却为基督结下了丰盛的果子。他全身投入坚固信徒，召集他们，在信心上建立他们，因为有许多信徒因被逼迫而流散了。最后，他成了通缉犯，如果有人通报他的行踪，就可以得到重赏；反之，如果有人给他提供食宿，就要被处死。主后1543年，他从荷兰逃亡到弗雷森堡（Fresenburg），这是一位友好的德国贵族的管区，是许多受迫害信徒的避难所。门诺在那里继续他的服事，并且开始写作。他的作品流传甚广，对于那些毁谤弟兄们的谣言起了很大的澄清作用。主后1559年，他在弗雷森堡去世。

　　那些受到门诺影响的会众，就被称为门诺会，以人名来称呼一个群体，这是当时很普遍的作法。但是这名字并不是他们自己所愿意的。今日的门诺会就是从中产生了。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十六世纪那种简单使徒式的聚会和灵里的自由，也逐渐被宗派的灵所取代了。

罗耀拉和耶稣会对罗马教会的表面改革

　　在同一时期，反对神话语的力量也是加倍地厉害。正当神兴起那些能在福音上站立得稳的人的同时，有人也处心积虑地要把罗马教会失去的人找回来。

　　虽然我们对罗耀拉（Ignatius Loyola）工作的果效会很伤心，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改革期间，他是扮演了一个极为出色的角色。主后1491年，罗耀拉出生于西班牙北方的一个贵族家庭，是斐迪南王宫廷里的一员。后来，他在西班牙陆军担任军职，并以极度的勇敢而著名。在三十岁的时候，他在战场上负伤，被迫结束他的军旅生涯。在他缓慢的康复期间，他研读主的生平，涉猎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以及奥秘派的作品。他极度盼望能除去他身上所犯的罪。他向神呼求寻找救赎之道。在一段极大的内心挣扎之后，他发现了解脱之法。以前他是西班牙国王的军人，现在他决定要做圣母的军人。伤还没有完全恢复，他就迫不及待赶到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的修道院去，在那里，他把他的武器都挂放在圣母的祭坛上，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圣母和基督。他从蒙撒勒特经过非常困苦的旅程，来到在曼雷萨（Manresa）的道明会修道院，在那里，他要求自己严谨地刻苦己心，这些操练为他日后所写「属灵的操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罗耀拉自己要求自己绝对严格地自我省察，每一分钟都要审察态度、心思意念和行为，并且追求透过这些达到属灵感觉的经历。从他这一切的经验中，就发展出日后耶稣会（Jesuit）的严格规矩，而耶稣会就成了反抗改革最有效的武器。

　　耶稣会的操练，要求将个人的意志完全降服在群体的目的之下。这其实是罗马教会信仰的延伸，以加强母会的权力。耶稣会的每一个会员都有一位领袖（听忏悔者），他必需发誓对领袖绝对地顺服，除非领袖的要求是犯罪性质的。他对领袖应该毫无保留，就连内心深处的想法都要对领袖坦白，从而领袖可以带领他进入严厉的属灵操练以及争战之中。领袖的头目就是「将军」，在他的属下中亦需指派一人来监督他。每一个人都由他的领袖根据他的才干加以严格训练，分配做特别的工作。这样的训练一方面可以使每个人的呼召充分地发挥，另一方面又可以建立规矩，正如罗耀拉称之为耶稣的规矩，其实已经是一套非常惊人的系统。

　　罗耀拉对着奥秘派的追求，一开始使得神职人员非常怀疑，因为奥秘派注重个人直接与神交通，而不需要透过神父，这是不合乎罗马教会的看法的。他曾多次因此被捕，然而每次他都能向当局表明他的忠贞，从而得到释放。事实上，他所带领的系统，根本上是违反奥秘派的教导，在耶稣会里，每一个人都必须完全降服在他的领袖的权威之下，这样的制度不能鼓励人直接去越过他的上司，和神有直接的交流。

　　耶稣会是在主后1534年在巴黎开始的，因为罗耀拉本身缺乏学术上的教育，他深信为了成全神给他的呼召，他必须具有一个良好的教育，因此他回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开始了他的基础教育。主后1528年，当加尔文离开巴黎大学之时，也就是罗耀拉进入巴黎大学之际。他在那里找到六位和他一样献身的朋友，于是他们就在主后1534年开始，宣誓成立了耶稣会。六年后，耶稣会取得教皇的认可，罗耀拉是第一任的将军，他一直在位，直至主后1556年他去世。

　　耶稣会的工作发展得十分迅速，它不只阻拦了更正教的发展，并且还收复了一些失去的地区。他们藉着优秀的学校、海外的宣教以及讲道，热心地推展各样的工作。耶稣会的故意论把罪的本质淡化：他们主张，只有当一个人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清楚地知道这是罪，仍故意定意去做，这种行为才是真正的罪。这个教导使人在一些清楚明白的事情上有余地被欺骗（译注：以主观的感觉是否是罪取代神客观的绝对标准）。耶稣会的策略，在罗马教会内也引起许多的争议，许多时候，他们的影响力控制了整个的国家，所以几乎每一个罗马教会的国家都曾经下令禁止耶稣会的活动。最后到了十八世纪，教皇亲自下令全面禁止耶稣会的工作。耶稣会就潜入地下工作了四十年，直到主后1814年庇护七世教皇（Pius VII）下诏，才重新恢复他们的地位。

　　当初在巴黎和罗耀拉一同发起耶稣会的成员之中，有一个名叫方济·沙勿略（Francis Xavier）的，他被派到东方担任宣教士。他在宣教上所表现出的精力，值得我们提一下他的事工。他在印度和日本工作了十年，自称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信教，其实他的工作都是很表面的，而且他和外邦人遗传风俗的妥协，简直无可救药。但是方济·沙勿略的热心和自我牺牲，是要让许多人感到羞愧。我们有更有价值的目标去献身努力，但却不及他的热心。

　　主后1545年，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召开了天特（Trent）会议，因为各方面都盼望罗马教会能有一些改革。当时的皇帝查理五世也向教皇施加压力，因为他希望或许这样，可以使得他国内的路德派能与罗马教会重新和好。天特会议在主后1545年到1563年之间曾多次召开，特别到了后期，这些会议几乎都是受耶稣会的控制。他们对于基督教的观点坚决不让步。虽然呼求一些外表的改革，可是在罗马教会基本的教义上是丝毫不放松。他们坚持，只有拉丁文版的圣经才是正统的圣经，也只有罗马教会才有权解释圣经。遗传和圣经同样都是真理的来源，虽然没有给遗传一个清楚的定义，并且再一次强调教皇至高无上的权柄。每一次，当神拣选了一些器皿，好在一群单纯信靠神话语、又按照圣经形式聚会的人中间来栽培他们的信心时，同时，另一次恶者所设计用来破坏合乎圣经的教会表现的计谋，也是积极进行之中。

血腥玛丽的镇压使罗马教会失去英国民心

　　在英国，自亨利八世死后的六年期间，政治气候是倾向改革开放，辖制的法令都被取消，许多曾经逃避迫害的人也回到自己的家乡，最引人注目的是，官方教会也明文规定神职人员一年至少要讲四次道，并且要求神职人员检点自己的生活，不可以花天酒地、利用人同情心所捐献的款项来发财。至少在道德上，这些都是来得太迟的改革。

　　令人遗憾的是，主后1553年，当玛丽（Mary）登基之后，形势对基督教的发展就大为不利了。玛丽是一个狂热的罗马教会信徒，她一心想要完全削减任何改革的事物，任何讲道或是出版都要先经过她的审查，基督教中的领袖像瑞德利（Ridley）、拉蒂默（Latimer）、科弗代尔（Coverdale）、克兰麦（Cranmer）以及其它人士都被捕入狱。玛丽并且和她的丈夫一起跪在教皇的代表面前，代表全国接受教皇至高无上的权柄，这是罗马再一次的大胜利。自此，又一场血腥的大迫害拉开了序幕，玛丽皇后也得到了「血腥玛丽」的称呼。这场血腥镇压直到主后1558年她死时，还没有停止。世界上的人都忘不了瑞德利和拉蒂默两位殉道者，他们因为拒绝接收圣体变质说而被处死。当他们两位一同面对死亡的时候，拉蒂默对瑞德利所说的话仿佛预言一样，他说：「瑞德利老师，不要怕，要像个男子汉。藉着神的恩典，我们今日将会成为英国的火炬，是没有人能够使我们熄灭。」

　　玛丽的残暴，使一般的人民对于罗马教会的印象转坏，远远超过以前那些改革派的宣传。人民看到许多伟大而又善良的人，只是因为对一些真理持不同看法就被活活烧死。这造成举国民心尽失。幸好后来登基的女王伊丽莎白（Elizabeth）是一个比较包容的人。

伊丽莎白与英国清教徒的冲突

　　伊丽莎白也是环境造成她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因为罗马教会不承认她父亲亨利八世和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所以伊丽莎白只好投入基督教的阵营。直到如今，我们仍无法知晓她是否真的对宗教感兴趣。当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在位的时候，她外表上只是罗马教会信徒。直到她登上王位之后，她才得到真正的解脱和快乐。自此，逼迫停止，流亡的人开始返回故乡。主后1559年通过了两个法案，一个是无上法案，它宣告女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另一个法案便是合一法案，它要求所有敬拜聚会都要按照英国官方教会的样板，其实那一套仪式是颇富有罗马教会的味道。这个法案引起了那些清教徒的领袖极度的反感。清教徒这个名称，是指受到法国胡格诺派（Hugenots）影响，而持有像在瑞士、法国一带改革派的信仰的那些人。他们认为教会应该按照新约圣经的形式，任何在圣经中没有的榜样，例如跪下来领饼杯，都是他们所不接受的。他们恐怕会陷入罗马教敬拜圣物的错误之中。清教徒在全国许多方面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大多数都是博学之士。

　　因为清教徒在各地的势力，使得伊丽莎白不能完全按照她的方式来行。她也知道，清教徒是她最可靠的伙伴。有些好的顾问建议她帮助胡格诺派、以及在苏格兰的改革运动。其实她自己对于日内瓦的神学并无好感，并且她对于在苏格兰带领圣经运动的约翰·诺克斯也是从内心的不欣赏。但是很幸运，她这样的大环境，给愿意按照圣经聚集在主前的人一个新的机会。虽然还是有一些限制，并且也给他们预备了抵抗未来新的一种较少血腥的暴君制度——牧师制度或主教制度（Episcopalianism）。

　　这段时期，在官方教会之外，开始了许多的聚会，一些敬虔的人和清教徒的传道人聚在一起研读并且传讲圣经。伊丽莎白决意要反对这些会众，她命令坎特伯雷的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埃德蒙·格林达尔（Edmund Grindal）去逼迫他们。格林达尔自己是同情清教徒的，因为良心的缘故，他拒绝执行女王的命令，后来就失去了他的地位。女王决定，既然她是英国教会的领袖，她就直接采取行动来对付清教徒。有些清教徒的传道人被处绞刑，这引起了人民对她的强烈不满。难道人们与神的关系一直都要受到政府的干预吗？有一些敬虔的清教徒，他们是反对和官方的教会分离的，多少受到加尔文官方教会观念的影响，他们甘心忍耐当时的教会，因为官方教会的规章一直在改善，可能将来不久改成合乎加尔文官方教会的政策。这是他们的理由。可是另外有些人，他们感到无限期地等待下去、而不先去寻找顺服神的话，是不合理的，因为官方教会的观念根本不合乎圣经。

反对官方教会的英国独立教会

　　独立教会（Independents）在伦敦以及英国一些地区出现，是在十六世纪的末期，后来因为罗伯特·勃朗（Robert Browne）的影响，独立教会才大量出现。勃朗是剑桥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了一个对官方教会忠贞的清教徒。在他大约三十岁的时候，他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主后1581年，他和另外一个朋友决定在诺维奇（Norwich）市开始一个新的聚会。可是因为他的讲道，不久以后，他和他大部分的会友都受到政府的逼迫。他们逃到荷兰的米德尔堡（Middleburg）。勃朗在那里继续他的服事，并且写出一些作品。他定那些留在官方教会里的人的罪，并且把他从圣经中领略到的圣经原则讲明出来。主后1583年，有两个人因为分发他的作品而被捕，并被处以绞刑。勃朗说明教会就是一些与基督有关系的人聚集在一起，每一个聚会都是独立的，他们自行设立他们的领袖，他们虽然独立，却与所有重生的信徒有着属灵的联系。他回到英国以后，却受不了官方教会多方面的逼迫，最后在1585年就回到了官方教会，且留在那里直到主后1633年他死亡为止。

　　在独立教会中另有两位出色的领袖，一个是亨利·巴罗（Henry Barrowe），另一个是约翰·格林伍德（John Greenwood）。巴罗是一个律师，格林伍德是位神职人员，他们两人均认定，一个人如果认识了圣经的教导，而且保持良心平安，就一定要脱离官方教会。他们和一些在伦敦的信徒，根据基督的生命在一起聚会。这些敬虔的人忍受无休止的迫害，很多人被捕入狱，甚至死在狱中。巴罗和格林伍德均被捕入狱，主后1593年被处绞刑。

推动清教徒移民潮的斯弥特和罗宾逊

　　十七世纪初叶，在干根斯堡（Gainsborough）一带有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聚会，神给他们许多的祝福，不久他们在附近的司寇比（Scrooby）有了第二个聚会。这两个教会均是由约翰·斯弥特（John Smyth）和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带领。他们两人原来都是官方教会中清教徒背景的传道人，因为认识了圣经对教会的教导，而离开官方教会。

　　伊丽莎白统治的末期，对宗教统一的执行不是那么注重，可是到了主后1603年，当詹姆士一世（James I）上台后，形势开始骤转直下。主后1607年，在干根斯堡和司寇比的信徒在忍受许多逼迫之后，就决定逃到荷兰去，在阿姆斯特丹，这个教会成了不幸的争议中心，后来导致分裂。约翰·罗宾逊以及一些其它的人对于这样的事情极为痛心，于是他们就决定再移民到莱顿（Leyden）去。他们在那里的聚会很蒙主的祝福。罗宾逊是一个满了恩惠和异象的人，后来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的一些信徒有机会再回到英国。就在伦敦建立不同的独立教会，这些教会后来分为两派，一派称为「一般浸信会」，他们抱持亚米念的神学观念；另一派则被称为「特殊浸信会」，他们抱持加尔文的神学立场。这在教会历史上只是一个新的发展，新的宗派开始因为教义而结合在一起，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是当初在莱顿的这一批清教徒，他们后来写下了英国和美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页。这些客旅在主后1620年，乘搭「五月花」号渡轮来到美国大陆新世界。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清教徒移民潮。第一批清教徒在他们的长老威廉·布鲁斯特（William Brewster）带领下，来到新英格兰的普里茅斯（Plymouth），开始建立第一个殖民地。在这里，人们可以按照神在圣经中教导人的方式，来自由地敬拜上帝。约翰·罗宾逊留在莱顿传讲圣经，这样的教导成为教会生活的根基。他曾这样说过：

　　「我在神和众天使面前呼吁，你们不可跟随我、超过你们跟随主耶稣基督。如果神使用其他的仆人向你们宣讲真理，请你们如同接受我的教导一样地去接受别的仆人所有的教导。我深信，神在圣经中还有许多的真理要告诉我们。我对改革教会的情形相当的痛心，因为这些教会都不能越过神所给他们仆人所看见的。路德会的人不能越过路德所看见的，神所启示给加尔文的那一部份，对于路德的人而言，他们是宁死也不接受的。同样，加尔文派也死守着神伟大仆人所遗留的，可是伟大仆人是不会看到神的完全，这实在是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

　　约翰·罗宾逊说到教会生活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教会必须有能力和自由、不断地去追求对圣经有更多的认识。他同时也指出，宗派的门户之见也都是由于人们只坚持圣经真理的一部分。一个宗派看到一些真理，他们的工作可能是好的，但是因为他们无法看到真理的全部，他们也不愿意去寻找真理的其它部份，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弱点和限制。没有一个教会能够完全明白真理的全部，只有在永世中我们才能得着完全。但是，教会要知道自己的有限，不断地追求更多的认识主自己。教会属灵上的成长，是教会生命最重要的因素。

改革以前的宗派思想：以人代替基督来建立教会

　　当反对统一教会日渐发展的时候，也就是不同国家的基督徒团体反对官方教会，而出来另外聚会的时候。宗派的思想也同时随之发展。虽然我们可以说派别在教会最早期就有了，可是到了十七世纪，宗派的形式和早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能够了解它发展的理由。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过教会属灵运动的历史，有两件事乃是值得我们再三强调的。第一，教会的根基，乃在那些藉着圣灵重生的工作而悔改依靠基督的人，领受了新的生命后彼此的交接。第二，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属灵生命的发展都必需根据神向人透过圣经所说的话。神的话就是教会生存和成长的食物，神的话也是神在祂子民中彰显祂自己的方式。透过神的话，基督的生命和主权就成了新约教会两大标志。当这两样被其它的任何人或事限制的时候，教会就逐渐离开圣经的原则，最终进入迷惑的光景中。

　　在教会中，对基督为主最大的威胁，就是对人的忠诚。很可能是一个伟大属灵的人，但是只要是人，就可能夺取人们原来只应给神的顺服和依靠。在改革运动之中，先是罗马皇帝、后是罗马教会给教会的迫害，就保守了教会免除这一方面的危险。神的子民竭力争取看圣经的权力、和罗马教会尽力防止人们看圣经，说明圣经对于神子民的聚会是何等的重要。不仅是所有伟大属灵的领袖都强调这一点，而且每当他们鼓励人读圣经，就使他们自己成为被逼迫的对象。往往是今天教导圣经，明天入狱，后天被处火刑。如果教会那时依靠人的领导，教会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漫长的世纪中，教会经历了许多残暴的迫害，教会能够更多地直接从主的话语中，藉着不同的仆人来学习认识主，教会的存在就更坚固。无论是路德派或是慈运理派，属灵运动的衰退都是当教会强大到一个地步，可以自己应付外来的逼迫，他们就开始对于人的忠贞、越过藉着圣经直接对主的忠贞。

改革以后的宗派思想：以教义代替基督来建立教会

　　印刷术的发明，启蒙运动和改革运动，在一般人的心中带出了新的、更深入的神学觉醒。改革运动带进了小册子的时代。每一个关于真理新的一方面的探讨，都可以成为一本新册子的主题。这些研究的出版，对于人们属灵思想起了很大的影响。不见得这些影响都是负面的，也有健康和正面的影响。但是，正如任何新的进步和新的事物，都会免不了有些内在的危机。并不是新的东西有什么不好，而是他们可能占了过分重要的地位。例如一个小孩有了一个新的玩具，他可能就不想吃饭或是读书，而只想玩玩具。一个人有了一部汽车，可能变成车子的奴隶，甚至连一步路也不想自己走，结果他的健康反而受损。在属灵的世界里，我们是很容易以眼见来取代信心的。以我们所明白一点关乎主的方式，取代主自己，换一句话说，我们以教义来建立教会，而不再以基督来建立教会。在改革运动以后，这种危险更为巨大。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可以把基督教的真理系统化，或是把某一些真理过分地强调。

亚米念派和加尔文派的争论

　　现在，可能是一个好的时机来谈一谈雅各布斯·亚米念（Jacobus Arminius）这位德国伟大的神学家，他的名字成了一派反对约翰·加尔文系统神学的代表。加尔文派和亚米念派之间各种不同形式的争论一直至今日，仍是许多分裂纠纷的源头。亚米念生于主后1560年，他在莱顿大学受教育，最后成为神学教授。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众人都承认他温柔的品格，他的个性不喜爱争战，但是他的信仰却把他引进一场思想的大战中，他因此感到十分的沮丧。

　　加尔文和亚米念思想中的问题，就是出在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上。虽然这并不是个新的问题，许多世纪以前，奥古斯丁和伯拉纠就为此大有辩论（参第六章），但这个问题对每一个伟大的头脑却都是一个挑战。亚米念自己原是受到加尔文的影响，他被要求写一篇文章，为加尔文的立场进行辩护。为了写这样的文章，他有机会再把圣经好好地重读一遍，他所得到的结论，就是他所以为对的看法，是无法从圣经中找到维护的根据。加尔文认为基督仅为选民死，亚米念则认为基督是为所有的人而死，只是单单相信的人才能享受基督代死的好处。亚米念不接受绝对的预定论，他主张神的预定是基于神的预知。亚米念否定加尔文所提出不可抗拒的恩典这种观念，他教导虽然在救恩这件事上需要恩典的工作，因为人自己无法做任何良善的事；但是人可以拒绝恩典，其实就是有人接受了恩典，也有可能无法保持、而失去所得着的。亚米念自己并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可惜他的看法以及加尔文的看法，都被他们的跟随者发展到极端。如果他们两人今日还活着的话，很可能加尔文不是今日的加尔文派的人，亚米念也不会是今日的亚米念派。

宗派主义：信徒的聚会从根据与基督的关系，变成根据对教义的认同

　　我们看见，逼迫并不因改革运动而消逝，也不是说更正教会的系统就会比罗马教会系统在对付异己的态度上会有更多的包容。许多年以后，人们才接受宗教自由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的观念。只要反对者仍然受到处罚，大众人民对于这种处罚的反感就会日益加增，整个的形势就会更多同情独立教会的成立。虽然有苦难和逼迫，反对官方统一的运动也就有着力点来发展。当教会从官方教会的辖制下得到新的自由的同时，教会也进入教义上的争论之中。加尔文和亚米念等人的著作更是火上添油。这种发展就形成了一些基督徒因认同某一种教义而聚集在一起。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最早期的独立教会，他们的根基则稳固得多。他们基本上反对官方教会，因为官方教会不允许教会单纯地以属灵的合一相聚。他们认为，信徒和基督的关系使得他们相聚在一起。至于对于属灵事物的看法、在属灵交通上，乃是次要。可惜这种秩序改变了。教会乃是根据相同教义的认同而聚会，只要教义上有分歧，教会就会分裂，这样的做法一定导致属灵生活的衰弱，宗派主义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教会的立场就失去了。不过，主永远都有办法另外选召一些余民，来维护主的见证。

被罗马教会和更正教会排斥的重浸派

　　正当改革运动努力在基督教的世界上留下他们的记录，有许多小群的信徒与这一伟大的运动远离，去追求他们生活的见证、以及对基督的献身。这些人和罗马毫无关系，他们正如早期的信徒一样，有单纯的见证，遵守神的话语。许多世纪以来，罗马教廷的逼迫以及异端裁判所残忍的迫害，使这些忠心的信徒像流星一样消殒。然而，随着改革运动的普及，这些信徒又可以再一次由地下化暗为明。因此，在第十六世纪初，我们发现除了罗马教会和更正教会以外，另有一股独立的宗教生活形成。他们远离政治的迫害，因而能够独立地思考神的话语，能够自由地面对真理。这些信徒自称为基督徒、或是弟兄会，他们只给在基督里因信而经历重生的人施浸，许多人因此给他们取名为「重浸派」（Anabaptists），这是因为弟兄会不承认一个人在婴孩时所受的洗，所以当一个人清楚得救以后，有了重生的经历，就再施浸一次，这在更正教会以及罗马教会的眼中，乃是重新施浸的罪，所以称他们为重浸派。

高举圣经权威的慈运理逼迫回归圣经教训的格列伯和曼兹

　　弟兄会的会众在苏黎世一带非常活跃。他们中间有两位主要的领袖，就是康拉德·格列伯（Conrad Grebel）和费利克斯·曼兹（Felix Manz）。他们两人均出自名门，在学术界地位崇高。康拉德曾经一度和慈运理是好朋友，但是他们后来在苏黎世这个慈运理的工作中心，产生了极大的冲突。康拉德和费利克斯均认为慈运理对于回复圣经教训的实行不够积极，慈运理有关官方教会的看法与圣经不一，并且他完全拒绝接受圣经有关浸礼方面属灵的教训。到了主后1525年，这两人确信圣经只允许给圣徒施浸，这就引起了很大的争执。政府当局要求他们和慈运理进行辩论，当然，这样的辩论是毫无果效的。于是政府就发布了一项命令：任何人如果尚未给他们的小孩施浸，需要立即执行，并且禁止弟兄会给成人施浸。对于康拉德和费利克斯而言，这个命令不过是人要违背神的话语而已，所以他们拒绝顺从，仍然勇敢地传讲圣经的教导。人们涌入他们的聚会所去听他们的教导，许多人虽然在外界威胁下还是接受浸礼。第二年，苏黎世政府下令：任何人不得给人施浸、也不许接受浸礼，否则一律溺死。于是一场恐怖的迫害就此拉开序幕，并且一直波及至苏黎世以外的地区。然而，教会仍然在不断成长。主后1526年，康拉德病逝，费利克斯不幸被捕并被处于溺刑，壮烈为主殉道。

　　这样一位愿意按照神的话语来应用在生活上的人，遭受到如此残酷的迫害，对此慈运理居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实在是可悲，虽然慈运理自己还是一个高举圣经权威的人。他极力地反对弟兄们，然而，他却无法赢得他们同意他的看法。

更正教会迫害不肯妥协圣经原则的胡伯迈尔

　　胡伯迈尔（Balthasar Hubmaier）曾经一度是约翰·埃克（John Eck）的好友，原本是一个支持罗马教廷、及反对路德的一位学者，并且是一位能力出众的传道人。主后1519年，他开始在瑞士北方瓦勒斯胡特（Waldshut）一带服事。在那一段日子中，他经历了属灵的巨大改变。在那里，他深受路德作品的影响，从此加入改革的行列。主后1523年，他前往苏黎世参加第二次公开大辩论，探讨改革的程度。也就是在那次的聚会中，慈运理以及他的同工主张禁止使用任何的图像，并且反对有关弥撒的教义。胡伯迈尔成功地将改革推到了更深的层次。虽然圣经的权柄是要求大幅度的改革，可是当时的领袖还是认为，应该小心行事，这也是慈运理的看法。胡伯迈尔以及其它的同工却认为，圣经原则的运行是不能妥协的，他们日渐认为慈运理这一群同工太过保守，并且遵循遗传。后来当胡伯迈尔考察圣经以后，他对婴儿施浸的作法产生了怀疑，就此他与慈运理进行了讨论。根据胡伯迈尔的见证，慈运理当时也同意他的看法，可是后来慈运理还是反对给信徒施浸，并且参与了那场惨烈的迫害。

　　在瓦勒斯胡特，许多信徒聚集在胡伯迈尔的家中研读圣经，不久，聚会规模便达到相当的程度，这说明最高的主权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分散在各地的教会乃是一群口里相信、生活上有见证、在基督生命里有份的信徒的相聚。胡伯迈尔尔反对教会与政府有任何瓜葛，他相信地上的政权也是神所允许的，所以信徒因着敬畏神，也当顺服地上政府的权柄。但是在教会中，神的治理不应与当地政府有任何的瓜葛，因为政府乃是由人来管理不完善的属地事务。不但是胡伯迈尔能够讲解神的话语，神也赐下属灵的恩赐予其他的弟兄们，一同来建造日益增多的信徒。

　　胡伯迈尔四处旅行。瓦勒斯胡特不幸卷入瓦特·泰勒农民起义（Peasants’ Revolt），属灵的工作受到伤害，而且瓦勒斯胡特城亦陷入罗马教会的管辖之下。幸好巴塞尔一带的属灵工作继续进行，藉着那里的服事影响了德国许多的地区。

　　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也会发现，瓦特·泰勒农民起义这段混乱的历史，也影响了信徒聚会的扩大。我们在前文中曾谈及，路德迫切地呼吁各地分封的诸侯们以军事来镇压暴动。在那次行动中，许多无辜的生命被各地政府军夺去，路德一派从此失去民心，路德的运动从此也就被大众认为是跟当权派与贵族勾结的行为。那些灵里饥渴的人就去寻找对属灵事物有兴趣的人，而不是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参与政治活动的人的身上。这些灵性饥渴的人，时常会在一群被称为重浸派的基督徒中间找到属灵的带领。

　　胡伯迈尔恒常地被迫从一城逃至另外一城。无论他到哪里，都在那里传讲神的话语，并且带来极大属灵的祝福。成千上万的人受浸，信徒们简朴地聚在一起，按照圣经的方式来敬拜神。有一次在苏黎世，胡伯迈尔遭到慈运理一党的逮捕。在严刑之下，他在一些看法上作了让步，事后，他极为痛苦地悔改，求主的宽赦及恢复。后来他逃到摩拉维亚（Moravia），在那里藉着讲道和文字工作，将亮光带给许多人。因着福音的广传，基督徒的聚会人数日益加增，这不但让罗马教会紧张，也使更正教会担心，于是他们便开始使用许多手段来对付这些聚会。主后1527年，胡伯迈尔被捕，并被押解到维也纳，在那里当众被活活烧死。几天后，他的妻子也被人从多瑙河上的一座桥上推入河中活活被淹死。

追求圣洁生活的登克从未陷入苦毒的灵中

　　博学多才的汉斯·登克（Hans Denck）是另一位在十六世纪初与弟兄会在一起、且是有恩赐的人。主后1523年，他约二十五岁，就被任命为纽伦堡（Nuremberg）一所重要的大学的负责人。在那里，路德运动是由一位名叫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Andreas Osiander）的人领导，当时路德运动已经相当成功。然而登克非常惊讶地发现，虽然罗马教会许多的错误均已除去，而且路德强调因信称义得救的教导亦被确认，可是一般人们的道德却还是不见有什么改进，他们看不见圣洁的生活。他所面临的难题，也是路德运动中一些有影响的人所关注的。

　　马丁·路德正确且毫不妥协地强调单单依靠信心是救恩的基础，可是他却不能充分地平衡这个荣耀真理，而忽略了人必须顺服神的旨意，并且信心的证据就是好的行为。这教导的偏差就导致路德运动一开始确是盼望有透亮的福音，然而结果却变为另一种的形式主义。信心变成了在心思中对于一些信条的认同。路德的一个朋友菲利普·墨兰顿（Philip Melanchthon）最后也清楚地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产生了和路德不同的看法。然而因为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路德对于墨兰顿的爱心、以及墨兰顿的机智和温柔，使得他们并没有反目成仇。在路德的跟随者之间，这个问题后来还是引起纷争。奥西安德后来明白，一个不圣洁的生活乃是与因信称义完全地矛盾。在他晚年的服事中，他清楚地表达了他的看法。很可惜的是，当登克把他从主那里领受的光与奥西安德分享的时候，由于奥西安德自己尚未明白，于是他就认定登克是错误的，而且把登克从纽伦堡赶走。

　　正如其他不与当时宗教世界同流合污、而要专一跟随基督的人一样，登克无论走到哪里，在那里都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和诽谤。他在奥格斯堡（Augsburg）的工作可能是最有成果的，在奥格斯堡，当时路德派、慈运理派、以及罗马教会三派正在相争。登克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些不但在口头上承认主、并且在生活上也愿意跟随主的人。后来他们知道在奥格斯堡已经有了弟兄会的聚会，登克在弟兄会中间感受到了亲密的灵。在他去拜访胡伯迈尔以后，他更确信受浸的真理，于是他就留在那里建立主的子民。信徒的聚会迅速地成长，可能一部分也是因为另外三派之间的争执而加入聚会，那些曾经经历过基督恩惠的人，都渴望能来到主的身旁，来享受内心的平安。

　　可是登克无法在奥格斯堡常驻，因为一直有逼迫在跟随着他。然而无论他走到那里，他都能寻到一些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并且也能够与那些人一同服事。主后1527年，他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登克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就是他能对圣经有任何真实的领悟，都必须是完全依靠圣灵的帮助。他虽然在理性上欣赏神的话语，但是他深知只有全心仰望基督、并且顺服神的旨意，神的话语才会变成属灵生活和成长的凭据。圣经的要求在他自己的生活上充分地反映出来。当他在讲道或是用写作来维护真理的时候，他从未陷入苦毒的灵中，尽管在当时苦毒的灵是处处可见（其实苦毒的灵是违反真理的）。路德和慈运理为了忠于基督的缘故，便去伤害与他们看法相左的人，登克却在各样苦难的环境下竭力克制人性的弱点，不因别人不公义的挑战而显出他的愤怒。他定意靠着神给他的恩典，他永不愿与任何一位在基督里的弟兄结仇。

萨特勒（Michael Sattler）

　　萨特勒之所以著名，是因着主后1527年的巴登（Baden）弟兄们所召集的一个大会上所写的几份讨论信仰的文件。前面我们已经提及，简单的弟兄会或是「重浸派」（这是人们对他们的称呼）并不是什么基督徒会众的组织系统。藉着不同人的服事，不同的方式自然就产生一些不同的聚会，但是，这些聚会因着对基督的信仰而有的属灵生命，成了他们中间共同的凝聚力。所以很明显，在这些团体之间有不同之处。虽然在与基督相交、忠于祂的话语这个基本上是合一的，但是要订出一套严谨的教义来描述一般的「弟兄会」却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所提到那七份文件，倒也不失为一种对于他们信仰的解说，它本身并没有限制的性质，也不能说同意这七方面的人就是一个派系。这七份文件的中心就是：

　　1）只有经历基督重生工作的人才应该受浸。

　　2）教会的地方表达是一群这样的重生之人，他们的日常生活与他们所宣称的信仰相一致。他们的团契通过共同参与主的晚餐来象征，在其中他们纪念基督的救赎工作。

　　3）教会内部必须执行纪律，最终的纪律措施是开除教籍。

　　4）主之子民的生活远离世界的罪恶，远离肉体的情欲以及任何会使信仰妥协之事。这包括远离罗马教会、路德派和慈运理派的礼仪。

　　5）地方教会的负责同工应由当地教会设立，这些同工负责藉着教导和宣讲神的话来建立信徒。

　　6）信徒无论是自卫还是应政府之征召参战，均不该诉诸武力。

　　7）信徒不应起誓，也不应诉诸法律。

　　今日在许多不同的信徒中间，对于这些信念大部份都被视作正常的基督徒行为的指南。其实这些信念不过是当人们接受圣经为一切的标准以后，希望他们的生活能配合他们的信仰、所找出的一些原则。但是在十六世纪的宗教世界里，甚至在军事性的更正教里，这些信念还是被一般人认为是荒谬的异端，并且对于持这些看法的人加以暴力的残害和无情的迫害。

　　萨特勒原来是一个修道士。但是，当他因与基督的交通而进入新的生命之时，他就变成了一个在许多不同弟兄们中间热心传讲神话语的人。因着这个缘故，他也遭到其它同做门徒的人一样的命运。在巴登大会过后不久，他就在内卡河畔罗滕堡（Rottenburg）被捕，并被处以火刑。不久，他的妻子也被判决处于溺刑。

　　并不只是弟兄会的领袖才遭受如此的苦难。许多勇于跟随真理的人也是遭受到同样的迫害。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极刑，更多的人遭到毒打、羞辱、折磨，被逐出家园。主后1529年，查理五世皇帝下诏，凡是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人，如果再一次受浸、或是为他人受浸，均要从严处置。父母如果不带子女去官方受浸，也要受到同样的处罚。如果有人想保护任何人免于官方的处罚，也将受到严厉的处置。在这种情形下，至少有一位分封的诸侯敢抗拒这样的政策，也有少数的法官，他们拒绝因着人民的信仰而加以判罪。更有一些人，他们虽然不同意弟兄会的信仰，却有勇气在法庭上为弟兄会远比宗派中人士高尚的生活及完善人格作见证，并且反对那些对于信仰本身不了解的法官以信仰的原因加罪于这些品格高尚的人身上的做法。然而残杀还是不止。见证的光也不停地燃烧，没有任何人能削减神的见证。

重浸派的狂热跟随者和明斯特惨案

　　我们不必惊讶有一些极端分子，他们要和弟兄会认同；令人遗憾的是，人们一向是以以偏盖全的方式去判定整个重浸运动。我们不应看到少数的害群之马，就认为那是一般信徒的样板。我们应该记得，在早期的教会，也有行邪术的西门（徒八章）是被吸引加入了教会。我们不能因为有西门这样的人，就定当时教会的罪。当时对无辜人士的残暴行径，甚至在一般民众的心中都激起了非常强烈的愤怒。有一些人并没有弟兄会的属灵经历，他们却以公义之名拔刀相助。另外一些人则因为大迫害似乎吞食了众教会，而认为末日将要来临。这种末日情怀，给那些假先知制造了一个绝佳良机，也给那些心情苦闷的人造成了更多的迷惘。至于这些人是否真的与弟兄会有任何关系，就无关重要了。反正都可以被称为重浸派，就是应受诅咒为异端，判处火刑，并且进入地狱永火就是了。如果说谁有资格来察验一下这些令人兴奋的传道人是否给人带来悲惨的影响，那就只有那些敬虔的弟兄会中的领袖莫属了，很可惜的是，当最需要他们的神圣分辨能力的时候，他们都已为他们的信仰而殉道了。

　　梅尔吉奥·霍夫曼（Melchior Hoffmann）是热忱、有煽动性的传道人，他自称圣灵启示与他，新耶路撒冷将要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建立。当他在斯特拉斯堡传道的时候，就被捕入狱，后来死在狱中。尽管像这一类的异象预言在被证明是错误时，民众仍有兴趣。霍夫曼的教导特别在荷兰一带吸引了不少的信徒。其中有两个特别出名，一个是面包师扬·马蒂斯（Jan Matthys），一个是裁缝师扬·博克尔逊（Jan Bockelson）。博克尔逊一般被称为莱顿的约翰（John of Leyden）。马蒂斯与和霍夫曼一样，都自称是先知，但是他不肯等候神以和平的手段带来新的世纪。

　　主后1534年，扬·马蒂斯和莱顿的约翰一同回到了明斯特（Munster），他们宣称因为斯特拉斯堡人的不信，神已经弃绝了他们。神要在明斯特建立新耶路撒冷。当时在明斯特有一位名叫伯恩哈德·罗斯曼（Bernard Rothmann）的传道人，有许多的人跟随他。他对罗马教会许多的错误坦率地作批判，激起了大众对罗马教会不满情绪的高涨。罗马教会的主教就以武力来镇压这些人。政府方面，当时治理的诸侯菲利普反对用武力干预，因此他就插手，并且宣告明斯特是一个福音城。这样的宣告造成大批的难民涌入明斯特。这些难民中有一些是真诚的信徒，为了逃避迫害，也有一些就是不满现状的人，再有就是一些危险的狂热分子。这些难民都是身无分文的。罗斯曼就以身作则，以他的仁慈和慷慨带领许多人接待帮助这些难民。这群人中间就有马蒂斯和莱顿的约翰。不久，这些极端分子就自行成立议会，并且由马提斯来领导。同时在明斯特的主教也积极地整军以待，整个局势十分紧张。

　　狂热的带领是会令人走火入魔的。他们居然进行清算「非信徒」。他们强迫人们或是受浸或是离开这个城市，否则便加以杀害。就在这个时候，马蒂斯宣称又领受了新的启示，于是就带领了一些跟随他的人去攻击驻扎在城外的军队。结果马蒂斯战死在沙场上。正当混乱之际，莱顿的约翰起来接替领导的地位，成了新的独裁。经过一连串的新的「神圣启示」，他们强迫实行共产主义，后来甚至推行多妻制度。这在道德水平高的城市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感。莱顿的约翰接收了马蒂斯的妻子，就立即自封为国王和王后。罗马教会的军队不断地攻击这座城市。虽然城内的人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大势已去。当罗马教会的军队破城之日，也就是大屠杀开始，这里无一人能够幸免。领袖们都是被公开地折磨后然后处死的，莱顿的约翰就在他登基的地方被处死。

　　其实弟兄会那些敬虔、追求和平的群体与明斯特的先知们毫无关联，那些群体的生活见证福音的大能，可是当时罗马教会以及各宗派，对于任何不属于宗派的人都是采取赶尽杀绝的政策，所以只要是不在宗派里的人，都被扣上一项「重浸派」的帽子加以丑化。明斯特惨案（The Munster Tragedy）从人来说，其实是基督教会的一场悲剧。

三大改革运动的衰败

　　在这两章的内容中，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功课呢？我们看到三个伟大运动的兴起与衰败。路德派和慈运理派依然维持他们的规模，但是他们属灵的能力却是快速地消逝。至于那群被人称为「重浸派」的基督徒——如果我们算他们也是一个运动——在十六世纪初曾在德国快速地传扬，造成路德派很大的警报，不久也是消声匿迹。基督住在人们的内心而形成了教会，无论开始的时候是何等的坚固，教会中属人的部分就使得许多原来由圣灵开始的工作，过不了多久就落到属血气的光景之中，所留下的不过是一个属人的组织而已，已经不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了。

路德运动的教训：信心离不开圣洁

　　路德运动早期便陷入属灵的失败，期间所产生的悲剧，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教训，那就是善行必须与信心调和。圣经从来没有说信心仅是简单冷漠地相信一个教义，而对每日的生活毫无影响。雅各书就是强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教会的根基并不是信心，教会的根基乃是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乃是信心在每日与神与人相交中所产生的影响；属灵的生命，就是因着信靠基督而有的新造生命。

　　在路德的运动中，信心与行为分开，就造成了基督教蜕化为一种简单的形式。当我们看到当初这批改教的人如此强烈地反对罗马教的礼仪、强调救恩是单单依靠信心，反倒使得他们又回到依靠宗教仪式的里面时，这就提醒我们，必须记得信心是离不开圣洁的。古往今来，我们看到许多基督徒的群体重蹈覆辙，特别是今日的福音派更是如此。要求人们踏出信心的脚步「决志」，在传福音的时候确为重要；但是，「决志」绝对不保证一定是有重生的信心。如果教会仅依据他是否曾经一次「决志」、而去判定一个人是否是基督的信徒，那么教会很快就会步入形式主义。若说信心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圣洁。

路德派和慈运理派的教训：苦毒的狭窄和不能包容的心态

　　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回顾以往的教会历史时，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宗教在以往的日子缺乏包容性。我们也许能够明白，这种情况若是出自于一些对神没有深刻认识的人，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属灵的经历是相当的肤浅；然而，我们却很难理解为什么像路德这样的人，他曾经经历到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产生奇妙的大改变，却还是对于那些不同意他看法的人也是如此苦毒。

　　圣经鼓励我们「为真道竭力争辩」（犹大书第三节）。在今天这种凡事包容的日子里，好像任何的邪说或宗教的迷信，都可算是信心，每一件事都是以不伤害他人的感情为原则，我们必须承认，犹大书的劝告几乎已被人完全遗忘。然而在神的话语中，绝对不允许我们以身体上的暴力、或是属肉体的仇恨，去对待与我们持不同看法的人。在改革期间，许多热心于神的儿女却彼此伤害。看起来好像一个重生的人不可能会去做这样令人伤心的事情，可是这些可悲的事实，乃是强烈地给我们显明：就是一个重生的人，也可能落到极为丑恶、又不属灵的思想和行为之中，特别是当他自以为他所做的是维护正确的信仰之时。这是非常矛盾的。一些在别的方面都很属灵的人，常常会陷入这种最不属灵的光景之中。我们现在并非来诊断这种问题，但愿我们能多多注意我们自己的生活，会否犯同样的错误。

　　路德派和慈运理派在属灵上衰退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苦毒的狭窄、而且又不能包容的心态，使得他们不能彼此学习、或是向他人学习。他们都把自己困在一个特别严谨的真理的观念中，关闭与众圣徒切实交通的大门。当他们更忙着定弟兄会是那一个「宗派」之罪时，他们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宗派的奴隶。正是因为弟兄会的心扉是敞开的，愿意接受所有经历基督重生生命能力的人，他们就免于成为一个宗派。宗派的根源并不是罪，乃是狭窄的不包容。正是这些在基督里的弟兄，他们一方面坚持对主的信仰，以及在生活中表现出圣洁的见证，他们另一方面却明白，许多的争执只有靠着众圣徒「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弗 4:13）以后，才有可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信徒之间这种狭窄的不包容的心，落在魔鬼的手中，便变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武器，来分裂并且摧毁教会的见证。

重浸派的教训：极端主义和假冒的灵恩

　　弟兄会的见证因着极端主义、伪装的预言恩赐、以及神圣启示（译注：就像现代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而日渐消退。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真正属灵的启示和看见，是必须建立在对神话语的认识上。如果教会的传道人不再能以一个奉献给神的头脑，殷勤地、并且是透过祷告来传讲神的话语以建立基督身体之时，那就是教会大开门户、迎接那些出于肉体的「启示」之日。这些灵恩的追求，本身可能是绝对真诚的事物，可是它的来源是魂，那就是属地的、而非属天的。这种外表灵恩的追求，能给人带来假冒的、情绪上的兴奋，甚至带人进入所谓敬拜的高潮。相反，那种单调粉饰太平的聚会，也会令人进入昏昏欲睡之中。灵恩兴奋派指责传统派没有属灵的生气，而传统派则反唇相讥，说灵恩兴奋派是情绪发泄，其实这两派都会给教会真正的见证带来最终的死亡，因为离开了神活泼的话语，就没有任何的见证可言。弟兄会（或是重浸派）极易陷入这类危险之中，这也是因为他们受到许多的迫害，他们中间一些好的教师都已经殉道，所以他们容易受到像明斯特那样的一批假先知藉着表示一点同情就被欺骗。如果我们注意到一个在这些先知身上的特点，或许能得到一些帮助，这就是这些先知都是非常热忱的人，都深信神特别呼召自己，并且都是极度火热的人，然而却在理性上有所缺欠。当然，并不是说神只能使用那些像俄利根、丁道尔或是加尔文那批理性很强的人；在历史上，我们看到许多的例子，一些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人，却在圣灵的手中大有功用。但是，不可忽略那些人都是对圣经忠贞的人，而且他们的心思也都让神的话语所充满、所管理的。

　　情感冲动的灵，或是想要逃避辛苦努力研究神的话以求得明白的灵，这两种心态都会导致人们追求灵恩的启示。我们在二十世纪的今日，也不难明白当教会陷入冰冷的唯理主义、不依靠圣灵而显得死气沉沉的一类光景之中时，会有人对灵恩有特别的兴趣。但神的方式永远是平衡的。圣经和圣灵的能力两者缺一不可：因为只有透过圣经，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圣灵，也只有透过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明白圣经；只有我们明白了圣经，我们才能更多地明白基督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