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见证的火炬》

　　大公教会势力日益增强，基督教也就随着扩充。一方面藉着一批热心的福音使者，他们的服事无疑地带出一些属灵的生活；在另一方面，因着各种不同因素，使得教会生活偏离圣经原有的单纯，随着福音的广传，也带进一些软弱的成分，造成新生教会不可避免的悲剧。

聂斯脱里派宣教运动和失败原因的反思

　　在宣教历史上最出色的运动之一，是跟在主后428年受命担任君士坦丁堡主教的聂斯脱里（Nestohus）有关联。此人精力过人，口才出众，广受人们欢迎及敬重。当然也有人嫉妒他的影响力而恨之入骨。特别是在亚历山大城的主教区利罗（Cyril）。其实，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城在传统上就有矛盾。区利罗更是寻找机会打击聂斯脱里。

　　聂斯脱里出身于安提阿修道院，正如我们先前提到，他们很强调基督的人性。当时因为有许多学说否认基督做人的真实性，此一强调有其必要性。聂斯脱里在强调基督的二元性的教导上，就被控告他教导基督乃是两个人。主后431年，他在以弗所会议上被控告是异端。

　　当时，教会愈来愈有敬拜童贞女马利亚的趋势，包括聂斯脱里在内，一批人曾极力反对。虽然教会官方定罪圣母崇拜，不过，一般人们并不以为然。当时，亚历山大城的区利罗控制了以弗所的会议，他提出一个极为奸诈的策略：他要求审判聂斯脱里的信仰，要以他是否承认马利亚应有「神的母亲」的称谓来决定。聂斯脱里当然否认马利亚是耶稣神性的母亲，她只是耶稣这个人的母亲。他们就因此定他有罪，余生流放到埃及的沙漠地区。

　　有许多主教不满以弗所会议的不公平，就拒绝接纳对于聂斯脱里的判决，结果，他们也遭到流放的下场，只有到叙利亚和波斯一带的基督徒中寻求庇护。这些人后来就被称为聂斯脱里派。波斯的统治者想利用教会的这些分歧，来确保帝国的安全，所以就对所有的教会均采用自由开放的政策。聂斯脱里派的弟兄姐妹就乘着这个机会，四处传救恩的福音。他们的足迹遍及阿拉伯，穿过中亚平原，南下印度半岛和锡兰，甚至在第七世纪初期传到中国（当时就被称景教）。他们也致力于将圣经翻译成多国的语言。

　　聂斯脱里派人士的宣教故事，对于每一个为基督做见证的人都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可惜他们的工作还是没有脱离宗教制度的传统：新建立的教会都要受中央的控制，而各个主教的设立，还是依承传统中央集权的方式，强调教会的权威以及圣礼才能带来救恩。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可以与罗马教会分别，回归到圣经中的模式，尊重藉着圣灵居住在神百姓中的主。可是他们反倒和罗马教会一样，与世俗的权力合作，所以也就与罗马帝国的罗马教会一起腐败。

　　在聂斯脱里派宣教的许多记载中，宣教士不仅带着许多神圣的书卷，他们也带着一些偶像。我们从这些地方也能看出，他们已经背离了福音。入教的人数日益增加，可是道德的品格却逐渐低落。聂斯脱里派所建立的教会，他们基督化的偶像在异教的偶像之前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反倒是预备人心，等待回教的大浪潮来一举清除各样的偶像。也许回教正是神手中审判的工具，来清理堕落而又远离真理的教会。其实毁灭败坏那羞辱主名的教会，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欧迪奇（Eutyches）这位最强烈反对聂斯脱里的领袖，曾在以弗所将聂斯脱里派定罪，谁能料到廿年后，他自己却遭到迦克墩会议的定罪，被控认为基督只有一种性质。这就是所谓的独性论（Monophysitism），今天在埃及以及衣索匹亚（Ethiopia）的景教教会（the Nestorian churches）仍然持守。虽然福音在早期就传到衣索匹亚，但是那里的教会和聂斯脱里派的教会都走一样只注重外表礼仪和传统的路线，所以也是一样的软弱。

　　在相当早期的时候，基督的信息就已经传遍了罗马帝国的西方以及北方的境外。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人，用什么方式将福音传去的。在历史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伟大的人物，致力于这些早期的宣教工作。我们只知道，福音是深入广传各个地区。主后314年在亚尔勒（Aries）举行的主教会议，就有三位英国的主教出席。由此可见，当时在英国已经有基督教社区的存在。在主后410年打垮罗马的哥特人（The Goths），也是一个部份基督化的民族，这也是他们允许罗马文明继续保持的原因之一。当然，哥特人的基督教以及亚尔勒的英国主教，可能不过是一些已经变了质的基督教，正如同罗马的宗教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基督的信息毫无疑问是传开了。我们往下就会看出，在一片肤浅迷信的宗教中，依然有一些深入的属灵价值。

　　在教会历史中，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一般弟兄姐妹在广传福音这件事上所扮演的角色。平常我们从教会历史中，只能谈到组织化的宗教如何有组织地发展。然而，在每一个尊主为大的信徒每一天的生活中，基督的生命应当毫无拦阻地见证出来，而这种见证才是福音广传最大的动力。直到今日，任何一个人的信仰如果没有退化到只剩下虚无的外表礼仪，他仍然能够为主做见证。人与神、以及人和人之间的交通，远超过任何人为的宗教组织。

　　罗马的世界中，人们可以毫无限制地旅行。如果有人从苏格兰到美索波大米（Mesopotamia），一路上都不会任何关卡的拦阻。在罗马帝国中，有许多的贸易商旅。福音就藉着这些商业旅程，传到英国列岛、保加利亚、甚至俄罗斯。

奥古斯丁的伟大贡献和可悲错误，是罗马教会的缩影

　　我们粗略地看过基督徒的信仰如何在世界各地传开，我们也必须了解一下罗马教会政策的发展，因为我们发现，这正是对抗属灵信仰成长的中心。很少有几个地方，能比得上以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的生活来描述罗马教会的缩影更为合适。在奥古斯丁的身上，我们看到属灵生活和宗教制度相混所带来的迷惑。恐怕很少有人能像奥古斯丁一样，对于基督徒的思想有如此大的贡献。恐怕也少有人像他一样，对于罗马教会的建立、以及奉基督之名在各世纪中所行的残暴有更大的贡献。虽然奥古斯丁于经历基督因而对圣经上一些荣耀的真理有深入的亮光，然而他也不但赞同、而且犯上一些极为可悲的错误。

　　主后354年，奥古斯丁出生在北非的努米底亚（Numidia）。他的父亲是一个异教徒，他的母亲莫妮卡（Monica）是一位圣徒。当她看到儿子成长的过程日渐空虚败坏时，莫妮卡在神面前诚恳、忠实地祷告。奥古斯丁试着在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中去寻找人生的意义，然而一再失望。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他成为米兰的修辞学教师，在那里他受到了安罗波修（Ambrose）主教的影响。两年以后，当他读到保罗所写的罗马书第十三章的时候，就蒙光照而得救。安罗波修在主后387年给他施浸，次年，他回到非洲。到了主后395年，他被指定为希波（Hippo）的主教，他余下的三十五年的岁月，就一直在那里度过。

　　奥古斯丁发展了两个教义，一是恩典的教义，另一是教会的教义。他在强调第一个的教义上，带出了许多属灵的亮光；可是在处理第二个教义时，他却带下极大属灵的黑暗。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奥古斯丁主要的思想是关于神的恩典。他本身戏剧性地重生，加上以后生活上的强烈转变，都强调了入神之间极大的鸿沟、以及罪的可怕。只有一个慈爱的神，祂那无限的恩典，才能跨越这种差距。奥古斯丁非常能够了解使徒行传保罗的经历和教导，他深知，在他里面没有一点良善可以配得救恩。他对恩典的教义，另一面也是回应我们曾经看过的伯拉纠的教义。伯拉纠否认人的原罪，所以他不认为人需要神的恩典，来使我们从罪的捆绑中得自由。他认为无论是救恩或是跟随神，都是人的自由意志。奥古斯丁极力反对这种违反圣经的教导，并有多份著作讨论此一论点。

　　奥古斯丁关于教会的教义，是由于受到当时他所关心的多纳徒派人士要脱离大公教会的组织所刺激，再加上主后410年罗马沦陷所带来整个西方帝国的崩溃所引发的。他写了一部巨著《上帝之城》，把他对教会本质的看法加以扩大说明了。

　　他对多纳徒派坚持一个纯洁的交通不表同意，他以为教会有包容性，任何一个人只要肯接受透过圣礼所发来的恩典，均包括在教会里。在教会之外，下管那人怎样行义、信心怎样坚强，也得不着救恩。在他那本《上帝之城》一书中，他以将会过去的罗马城与教会相比，只是他所说的教会并非信徒属灵的合一，反而是大公教会的宗教组织。奥古斯丁甚至认为，如有必要，也可以使用武力来逼人加入大公教会的系统。他认为最好是藉着教导，使人认识神的国度。如果人们还是不肯，那么催逼也是可以的。他引用主的话「强迫他们进来」（路14:23）来支持他的论点。所以，当初教会要以武力对付多纳徒派的时候，他原本反对、后来还是赞成。他因着认为教会是属地的组织，是一个眼见的合一，所以会采取属地的手段来建立并维持教会的权力。这一个错误，给以后许多的世纪带来说不尽的痛苦和邪恶。

　　奥古斯丁强化传统主义和圣礼主义的权威，培育了对炼狱的相信，并鼓励使用遗物（译注：一种以一些遗物如骨头，木十架等有为能力的东西的迷信），这一套东西在那些毫无顾忌的教士手中，都成了可耻却非常好的赚钱手法。他们骗了许多迷信者，大批的钱财充满了罗马教会的国库以及主教们的口袋。其实，这些事与奥古斯丁其它的一些教导和经验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他强调神的恩典选召、并赐救恩给祂愿意的人，另一方面，他却限制救恩必须藉圣礼、透过一个属地的宗教组织施与。他本身的经历，是藉着神的话带到认罪，并且单靠神的恩典，才能找到平安与和好的地步。以后，他却教导人藉着对痛苦的惧怕，而引人认罪来取代圣灵的工作。奥古斯丁的一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个人即使就是有很强的敬虔、火热的情怀、良好的动机，他还是可能会违背圣经的原则。

　　奥古斯丁的教会观，后来就完全发扬在罗马教会系统之中。任何人如何不对「唯一的教会」效忠，就是异端。任何一群基督徒如果按照圣经保持独立，并且单单对住在他们中间的主下拜，就是分离叛教者。无论是藉着收买、说服或是逼迫，罗马教会极力维持统一。然而，神并非就没有见证人，甚至在罗马教会内部，也有一些对主敬虔的人兴起，他们大声反对当时许多恶名昭著的罪行。这些人也有负担传福音，可惜，他们时常对他们所生所长的堕落教会有着错误的忠贞。这就导致了一些在见证上的妥协、服事上的失望，以及遭传统主义所捆绑，以致属灵的眼光不够明亮。然而在罗马的势力之外，仍然有一些单纯藉神的话而依靠主的人，保持着亮光、生命以及早期教会的自由。我们主要就是要在历世历代中，看看这一脉相传的属灵教会运动。

修道僧侣属灵生命的起伏循环

　　因着教会内部属灵的下沉和属世界成份的加增，有一些追求与神和圣徒保持圣经那种单纯的相交的群体，就分别出来。他们从世上一切的事物中退出来，过着苦行的生活，并且单独地敬拜神。这批人后来就发展成为基督教组织中的修道僧侣。其中有一部份虽然强调简单生活，但并不主张禁欲苦行，并且认为需要服事别人，而不是单单追求自己的属灵生活。有一些留在罗马教会里的伟大圣徒，他们发现在修道僧侣制度（Monasticism）之中，得以免除教会中的阴谋邪恶，并且可以较为自由地服事神。在修道僧侣中间常见的一种现象，乃是一个人刚开始藉着属灵的舍己和服事，他就逐渐成为富有、属世和骄傲，并且开始滥用他所获取的权柄。不久，另一个人又开始舍己，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

普里西利安强调圣经和圣洁的生活

　　就在主后354年，奥古斯丁出生的年代，从西班牙开始、一直影响到法国和葡萄牙一带，有了一个很令人注目的运动——就是单单依靠神的话的运动。这个运动主要的人物，是西班牙的一个富有、博学而且口才很好的普里西利安（Priscillian）。普里西利安放弃了古老异教的信仰，但是对基督教也没有兴趣，反倒追求当时风行的各种不同的哲学。这一段追求的日子，却把他带回到他曾经拒绝的基督面前。他在主的面前得到一种新的生命。后来，他成了圣经的一个好学生，也是好的教师。许多人到他面前，神藉着他诚恳的讲道、以及可以应用的解经，帮助这些人在基督里的生命成为一个真实。

　　普里西利安并非神职人员，但是教会注意到他的能力，所以就设立他为阿维拉（Avila）的主教。他圣洁的生活、他的教导以及他广受欢迎，就导致了西班牙的神职人员对他强烈的反感。到了主后380年，那些神职人员就控告他是摩尼教（Manichaeism）。当然，这是罗马教会加给所有不承认罗马教会绝对权威的人的一个罪名。然而，他们无法证明任何罪状。到了主后384年，在保地奥斯（Bordeaux）主教会议上，普里西利安的敌人和著名的邪恶主教以塞克（Ithacus）联手，不但指控他是异端，并且告他和他的门徒有不道德的行为、以及行巫术的罪名。上诉到马克西姆皇帝（Maximus）的时候，他为政治安定的理由，就判普里西利安和另外六位普里西利安派的人（虽然他们不接受基督徒以外其它的称呼）斩首，并且把他的著作加以销毁。

　　这种恶行引起了不少人的抗议。当时有两位极为著名的领袖，都尔（Tours）的马丁（Martin）、以及无畏的米兰的安罗波修（Ambrose）主教，他们强烈地反对这种恶行，并拒绝与那些参加将定罪普里西利安的一批主教们往来。因为一般人对普里西利安的尊敬，到了后来，马克西姆皇帝下台以后，那位以塞克主教也被迫下台。可是罗马教会多年以后，还是不准给普里西利安平反。当然我们知道他们主要的用心，是要消灭任何一个与罗马教会传统有异议的人士。

　　在主后1886年，有人发现了一部份普里西利安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对普里西利安的品格、教导，及跟他相交的人得到相当多的亮光。实在是很不幸，绝大部分有关教会历史所留下的资料，对于那些不和制度化同流合污的群体的记载，只有来自那些是由他们仇敌所写的资料，才能传下来。所以我们采用的时候，一定要分外留心。罗马当局在迫害这些被认为是异端的基督信徒的时候，他们极力要摧毁任何让以后时代的人会对这些异端分子有半点好感的文件。所以，很可能在罗马教会许多世纪的统治下，有许多单纯信靠主基督、并以他们的生活为见证的信徒，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普里西利安教导的一些事实，显出他实在是一个有属灵品格的人，对于圣经，他有一份清楚的洞见，能明白圣经的真意。

　　普里西利安的教导，完全是根据于他确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也是他教导和生活唯一的准则。基督徒蒙召去过一个与基督相交而生出的圣洁生活，而只有藉着信心、而非圣礼，人才能进入这种相交中。普里西利安不承认平信徒和神职人员有任何属灵上的区别。每一个信徒均有份于圣灵，而圣灵藉着圣经能指教我们，所以完全是圣灵的主权，任何信徒均有可能传讲神的话。现在就不难看出，普里西利安这些看法和当时教会的观点是完全矛盾的。普里西利安强调圣经和圣洁的生活，而罗马教会则强调神职人员的特权以及圣礼。

英国的教会逐渐被罗马教会吞并

　　在本章前面，我们曾提到福音传到英国列岛。在英国的基督教原来不受罗马教会的影响，但是到第五世纪中叶，因着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的入侵而改变。大约在主后385年，有一个村庄名叫班拿凡（Bannavem），这个村落准确的地点已经不可考证了。有一个名叫苏卡（Succat）的人出生，今日人们都叫他帕特里克（Patrick）。帕特里克的父母是单纯敬虔的基督徒，但是他们的儿子在年少的时候，他被一群爱尔兰的强盗绑架，被卖给异教徒做奴隶。当他与外界基督教的世界完全隔离的时候，想起他儿时所学的一些功课，就归向了基督。他两次被捕、两次被救回以后，就回到爱尔兰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

　　帕特里克在主后432年到爱尔兰，就开始了他传福音的工作。他当然也难免受到当时一些错误的影响，但是他并不接受罗马的权威，所以新建立的教会也就大为不同，并且有比较纯正的秩序。帕特里克所宣告的福音，并非一般传统、或是依靠圣礼的福音，他乃是宣讲神话语的信息，所以带来了许多的悔改和与基督的联合。

　　百余年后，在爱尔兰教会中兴起一位非常虔诚的人，名叫哥伦巴（Columba），因着福音的火在他里面燃烧，哥伦巴和其它一些火热的基督徒在主后563年从事到苏格兰外海的一个爱奥那（Iona）岛上去传福音。他们却在岛上发现有一批基督徒：他们是皮克特族（Picts）与苏格兰人争斗时逃难来爱俄那岛上。这些基督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最早的基督教。他们单单尊主为大，不以其他的教会系统来取代主的地位，他们拒绝奢侈浮华的生活，靠着诚实劳苦来维持生计，并且对于神的话极为热心。在这种情形下，一个能够真正为主发光的基督教社区就成立了。他们的见证不但影响英国本岛，并且远及欧洲大陆。

　　人们喜欢形容，在爱奥那的基督徒是一群出家的社区。其实他们和罗马教会的僧侣有很大的不同。在他们中间就没有到处泛滥的神职祭司制度。在他们中间，哥伦巴乃是和其它治理的长老们一同负责，而非在众长老之上。他坚持只有神的灵、而非人的手段，才能赋予人作神仆人的地位。一切仪式都不重要，只有圣经是一切信心和每日生活的指南。从爱奥那，有人被打发出去，到其他地区去传福音。毫无疑问，他们所做的一些事也是使徒时代所没有的，但是他们能自由地跟随主、按着圣经为指南，他们把福音传到欧洲的北方和中部。

　　英国被异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统治时，在罗马和英国独立教会之间有一些争执。充满了精力的教皇贵格利一世（Gregory l）下定决心要把在英国已经有的一些基督徒社区都吞入罗马教会的势力范围。为了这个目的，他在主后597年，派有名望并且充满了热心的坎特伯雷的奥斯定（Augustine of Canterbury）带了一群人去英国。奥斯定是一个敬虔而又有野心的人，加上他具有非常高明的外交手段，奥斯定甚至认为，扩展教会的势力范围比建立基督徒的品格重要得多。这一次的使命，从某一角度来看是相当的成功，不到一年的功夫，肯特的艾塞尔伯特王（Æthelberht of Kent）、以及他属下成千上万的人都加入罗马教会的势力。在古旧英国教会和奥斯定所带进来的系统之间，有非常激烈的矛盾，他在尝试吸收和改变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基督教上也是严重的失败。那些教会均不肯接受教皇的管理。

　　罗马教会并未放弃，一直不断地使用各种方式来吸引英国的自由教会。随着岁月的过去，这些自由教会属灵力量日渐消退，他们拒绝的程度也就日益减弱。有一些教会支持的比较久一点，但是大体上来说，到了第八世纪的初叶，在英国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被罗马教会所吞并。

　　圣灵的火并不会因此就熄灭。在喀里多尼亚（Caledonia）的山区以及一些少数的地区，还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与属世的教会组织分别出来，坚守他们的见证，拒绝接受在人和神之间任何人所造出的系统制度。这些忠心的人们，以及历世的忠心者，他们就是见证火炬的接棒人。在不同的世代上为神发出更明亮的光。

罗马势力的恩宠是早期教会的悲剧、也是神的揭露

　　第四世纪初，是教会进入最严峻的考验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教会经历了最伟大的胜利，也遭到最悲惨的失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采信了基督教，这一事件在这期间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三百多年来，教会经历了凶暴的对付，仍然有基督徒保持着对主的单纯委身与忠心，正如使徒时代一般。另一方面，也开始看出人的手段在神的工作上的影响。任何的信仰都会遭到属灵的试炼，教会的根基和成份在主后313年面对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注定要经过新的试炼。

　　虽然罗马势力对于基督教的资助可以称为一个悲剧，但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是有神的手在其中。为了最终的好处，教会在已过的300年间所发展出来的一些缺点不应不被暴露。从正面来看，君士坦丁的入教是向全世界宣告，基督在祂子民中间的生命是无法摧毁的。火焰般的逼迫和洪水般的高压，均无法削减这个生命。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教会的属灵生命能够经过世人各样的手段，依然站立不移。而且这样的胜利，乃是单单靠着属灵的武器而获得。这真正表现出十字架的胜利，神的软弱和愚拙胜过了人的力量和智慧。教会得胜了，伟大的罗马皇帝也俯首认输了。

　　从另一方面来看，当教会进入一种新的情形，教会成了流行的时尚，并受世界的称许，这在教会中所造成的影响和改变又是何等的深远。圣灵的生命比任何的形式远为重要。神的恩典也能胜过许多人的愚拙。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以为形式是完全不重要的，更不能就以为既然神有恩典，人就可以任意胡为破坏属灵的规矩。在前三个世纪中我们看出，当教会逐渐远离简单的形式的时候，虽没有使得整个属灵的生命完全死亡，但是在神的智慧里，最早所建立的规矩，是为了要给教会能力去面对以后所遭受的挑战。当属人复杂的组织取代了单纯属灵的共同体，教会对某些疾症的抵抗力就降到一个层度，将遭到不可避免的灾祸。当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神组织教会、以便应付灾祸，而人们却将教会组织到灾祸里。

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同情，产生了两个负面影响

　　在主后312年，西罗马帝国在一片内战中。君士坦丁再一次挥兵南下对付他的对头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君士坦丁原本事奉敬拜太阳神，就是他的保护神，并且他还是罗马国教的最高祭司。但是就在他出兵攻打玛胜提斯之前，他在异像中看到天空有十字架，并且在米尔维安桥（Milvian Bridge）的大战前夕，他在梦中接受「神圣的」命令，要他在他士兵的盾牌上都附上代表基督的字母。他因此认为，他是在基督徒的神之保护下去参加这场决战。他在此一战役中的胜利，就坚定了他余生的信仰。在罗马帝国中，许多基督徒是拒绝当兵的，因为这些基督徒不肯参与军中规定的宗教仪式。罗马政府也不强迫他们，这是怕基督徒在军中不会忠心。

　　君士坦丁在米尔维安桥的胜利，以及他最终征服西罗马帝国以后，就停止对基督徒任何形式的迫害。第二年，也就是主后313年，他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李锡尼（Licinius）在米兰会商后，共同颁旨准许人民宗教自由，并且归还在上一次逼迫中所没收的财产。米兰会商并没有导致最终的和平。君士坦丁和李锡尼的矛盾，造成在东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再次逼迫。因此也造成基督徒对君士坦丁的偏爱。到主后324年，君士坦丁的势力终于再一次统一罗马帝国。在他胜利庆祝中，再一次宣告对于宗教的宽容政策。

　　君士坦丁对于基督徒的帮助，并不就表示他自己公开接受基督教。不错，他是同情基督教，并且也觉得他欠了基督徒的神的一份债，可是他同时还保留了罗马国家异教最高祭司的职份。一直到主于338年，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才正式受浸，而且公开承认他自己是基督徒。因着皇帝对于教会的恩宠，而产生在各个不同方面的影响是相当可观的。不过，我们将专注在两个特别的方面。

基督教成了流行时尚，大批异教观念进入教会

　　第一方面，就是使基督教成为了时尚的流行。虽然君士坦丁本人并非一个委身的基督徒，他却鼓励别人接受这个信仰。许多的人为了讨好皇上而信教。因此造成了大批的异教徒涌入基督徒的教会。这些异教徒藉着学习一些基要信仰以及受浸，就以为基督化了，可是他们大部分的心依然是异教徒的心。这一种潮流就更加强了人们过分强调理智上对信仰的认知，以及更多看重圣礼的仪式。当大批异教徒的观念引进到基督徒的圈子里，就对教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单单从君士坦丁宣告信主以后，在整个帝国里的各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人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成了所谓的基督徒。这一件事上，我们就可以想像这个影响有多么深远了。

过分组织化的教会，使政府容易控制教会

　　其次，教会给予政府一些权力。教会的领袖为了感谢君士坦丁多方面的资助，就给了他在教会事务上一个崇高的地位。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教会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教会本身早就预备成为中央集权控制的环境。如果教会本身并非过分地组织化，就不可能给予君士坦丁这样的权力。教会中间的一些主教颇有威望，这不只是在理论上、也是在实际上，让少数的人控制了大多数谦卑的弟兄们。这也就造成了教会可以很容易和政府沟通，而且一旦教会承认政府的权力，政府就很容易可以控制教会了。

　　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情形跟我们所谈的非常地相似。日本全国的基督教会组织成了一个大的团体，并经过政府的批准和管制。然而有一些基督徒的群体就坚决维持自己的独立。日本政府发现无法强迫他们加入联会，就只好一个一个地对付。有一些领袖因此下狱，而且他们所写的文章被没收。可是弟兄姐妹依然默默地在家中聚会。这些小聚会一直到今天，还是维持了他们的见证、以及纯正的信仰。

组织化的教会很快变得属世、讨好人和不宽容

　　当教会内部发展出多层次的统治组织，自然就会引起政治性的争执，对权力的渴望就会导致腐败的倾向。教会一旦强调组织方面过于属灵的本质，教会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就引进了社会上各样的手段和技巧。如此的发展再进一步，就是跟披着基督教风味的政治世界成了联合阵线，教会的堕落，造成了教会和政府之间纠缠不清的联盟。教会为了争取大众的欢迎而放弃了自由，从此就遭到一个比以前的暴君更凶恶、更阴险的统治。这乃是属世的妥协。

　　「基督徒」在各大城市越来越多，加上这些人的信心又不是很坚定，我们就发现，教会的领袖逐渐好像以前的罗马皇帝一样，必须采取各样的讨好手段，来满足广大群众的喜好。在前一章中，我们曾谈到亚流（Arius）在那一场神学争论中，如何被一群人迅速地推翻他的观点，正好像一个歌手被一群暴民从市场里轰出来。大部份的人只不过是听过亚流的名字而已，对他本人以及他的神学都是一无所知，可是这些人却大声疾呼地反对亚流。永恒的真理变成了街头的闲话，选出教会领袖的方式也变成了竞争敌手之间不止息的争吵，以博取大众的支持。在主后366年，达玛稣（Damasus）当选为罗马主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幸的是，头四个世纪这种精神并未随时间而消逝，整个教会历史都充满了这种精神。

　　另外，在教会里不肯宽容的精神也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成长。一些枝节上的坚持，以及样版性的要求，就成了没有生命宗教的特色。在全面与中央口径一致的要求之下，宗教界的当权派就变成了正统。那些与主流正统不合的人，自然就会被认为是叛徒，要不就被迫学习顺服，否则就是多方打压以削减影响。这种消除异己的严重性，是一个悲剧的讽刺。教会经历了多少残酷的逼迫，终于赢得了自由。而在获得自由之后，教会自己反倒变成了逼迫者，不给在她内部的人任何的自由。

组织化的教会必然发展出教皇制度

　　到底教皇权柄的超越性是在什么时候才完全确立，至今依然没有定论。罗马教会独裁的统治，是一段漫长发展的结果。起初，罗马教会是许多其它教会的一个很好的顾问中心，但随着罗马教会的名声日益高涨，建议就逐渐带着更多的权柄。后来人们甚至会认为，如果对于来自罗马教会的建议有任何一点的存疑，乃是僭妄自大。当然，顾问建议如果永远都毫无保留地接纳，这就变成了命令。

　　如果我们试着给教皇制度形成的时间定一个确定的日子，那就应该是大约在主后440年到461年，即伟大的罗马主教利奥（Leo）在位的那段时间。毫无疑问，在此以前，罗马的高超地位已经实行了一阵子，可是利奥主教却把这个事实建立在一套神学的基础上。利奥认为，罗马教会的权威乃是建立在我们的主对彼得所说的一段话上，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彼得就被认为是罗马教会的创立者，以后，罗马教会的主教就继承了彼得的权柄。当然，就连天国的钥匙也移交给以后的主教。这是利奥主教的理论。彼得曾经不止一次在罗马住过，有可能他也曾参与罗马教会最早的一些聚会。但是这些事实，并不能改变利奥论点以及他对圣经解释的错误。

　　这些事实，与真正的基督教属灵的实际有什么关系？答案当然是「极微」。这就更加显示出第四世纪的基督教世界是何等地偏离属灵的信心，而单单着重组织。从此以后，在组织化的宗教世界里就不太能看见属灵的工作。当教会的组织继续在发展，仍然有一些人能出污泥而不染、持守原来的单纯的信仰，不愿卷入僵化的教会系统。在教会从属灵的变成属世的过程中，真正出于圣灵的运动，就很少与一般人所认知的教会同步。在最早的三个世纪中，教会虽然有软弱和难处，却充分地流露出生命和得胜。这和以后的世纪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在罗马的世界里依然有少数伟大的灵魂，直到今日在神里，我们还能从他们得益处。但当时他们的地位是低落的，其中有一些人也曾经为了对母会的愚忠而招致杀身之祸。另外像奥古斯丁等人，他们极力强化教会的错误，其它的人则采取隐居的方式，或者过着卑贱简朴的生活，或是在修道院的服事中寻找安慰。具有新约时代意味的那种教会的见证，就从组织化为以罗马为中心的教会世界中消失了。

罗马教会控制了罗马和波斯帝国的基督徒

　　在五旬节以后，福音广传的范围超过罗马帝国的版图。在波斯帝国境内，许多基督徒的聚会建立了长达三世纪之久，却是与西方教会不相往来的。造成他们的孤立有几个不同的理由，比如两帝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以及不同的语言。这种隔离，使得东方的教会一直保持着使徒时代的单纯。甚至到了西方教会开始积极发展、组织大公教会的时期，东方的教会还是保持各个聚会的独立，并且积极传播真理。

　　第四世纪初期，开始有人提倡联合波斯帝国的众教会，希望能统一在一个领袖之下。这个运动遭到强烈的反对，不过这些推动者还是不断地一再努力。当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正式作官方性地支持基督教的时候，在波斯帝国的基督徒就遭到强烈的迫害。我们也不难体会，波斯的君王对基督徒的忠贞生怀疑。他们相当惧怕罗马的权势，对着不是波斯原始宗教的信奉者自然会有忌讳。这种不信任就造成了四十年之久的大迫害。据说有一万六千的基督徒因着信仰而牺牲。直到主后399年波斯新皇伊嗣俟一世（Yezdegerd）登基，迫害才停止。当然，伊嗣俟本人并不像君士坦丁那样信靠基督，他对教会和政府的联合不如罗马帝国那样关注。

　　罗马皇帝想要利用伊嗣俟对教会所示的友善态度，来改善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于是他就派马努他（Maruta）主教为和平大使。后来证明，马努他主教是一个谈判高手。不过在马努他主教的心中，他最关心的事还不是在东方的基督徒所遭受的逼迫，他深切盼望能把东方的基督徒纳入以罗马为中心的大公教会系统。波斯的教会在忍受了长期的迫害之后，自然乐于接纳任何形式的交通。波斯帝国首都的主教艾赛克（Isaak）与马努他一同请求伊嗣俟一世召开宗教会议。就在主后410年开会商讨统一教会的事宜。经由此次会议，伊嗣俟承认艾赛克为波斯帝国内所有基督徒中间的领袖，而宗教会议一致赞许伊嗣俟这位异教君王的慷慨和宽大。在这个新的教会组织下，任何违反中央的做法均加以禁止，并受到与基督身体断绝的处分，以及皇帝的管教。事实上，伊嗣俟就控制了整个的教会。

　　马努他带着西方众主教所订下的规条、有关教会的运作、以及教义的要求，希望藉此使东方的诸教会能完全配合西方教会的发展。所有的基督徒均将纳入同一组织，以确保没有任何的异议。凡持不同意见者，将受到咒诅。主教所管辖的地区以及替换的规则也清楚设立，每一个地区只准有一个教会。波斯皇帝的旨意也必须尊重。整个教会的最高指导中心是在罗马。从此，东西两方的教会都在一个单位的领导之下。在教会最早的时期，人们喜欢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到了第五世纪，中央集权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罗马教会很明显控制了罗马和波斯帝国的基督徒。

君士坦丁出于政治目的鼓励高度组织化的教会

　　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态度，主要还是受到他政治的思想影响。并不是说他对基督徒所信仰的神有所怀疑，不过他主要的兴趣并非单纯属灵的。基督教可以当做一个用来稳固帝国统一的力量，因此在罗马帝国里的教会当然是必须合一的。他在处理多纳徒派（Donatism）事件上，就充分地表现了这种的关切。

　　多纳徒派的信徒曾在两位都叫多纳徒的领袖带领下，虽然经过北非戴克里先（Diocletian）多年的迫害，却更加兴旺。他们受到五十年前诺洼天派教导的影响较大，对信仰经不起恐怖考验的人不轻易接纳。他们在主后312年，因为反对由中央派来的西其良努（Caecilia）担任迦太基的主教而与大公教会决裂。君士坦丁尽力调停其纷争，他召集两个由教会中有名望的人士所组成的委员会来评判，最后他们还是支持西其良努。多纳徒派坚持不让步，就宣告他们自己才是大公教会，基本上从此不再与整个基督教世界来往。在迦太基，他们就按立多纳徒（Donatus Magnus）担任主教，以对抗西其良努。皇家军队曾经试图要把多纳徒派收回到大公教会的管理之下，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到了第七世纪，穆罕默德入侵北非，多纳徒派才在北非消失。

　　君士坦丁要对以后教会历史中不能容许任何不服中央的传统，负相当的责任。他大力鼓励官方高度组织化的教会，造成教会自大到去侵犯只有神才有权干涉的每一个灵魂的尊严。他强调教会外表的统一，而忽略属灵品格，也造成教会独霸的心态。任何不顺从中央的人，就扣上分裂教会的帽子。

多纳徒派为了争取权力而反对权力

　　多纳徒派在一开始，乃是以他们有着更高的基督徒品德的标准而著名，但是他们坚持在教会内必须纯洁，在日后却因其它因素而变得不受欢迎。他们在大公教会中，从来没有办法争取到较高的职位。当然，这也是宗教组织败坏的结果。他们自己也受到组织化宗教的毒害。多纳徒派提出一个为属灵自由站起来的响亮口号：「皇帝不干预教会」。很可惜，他们自己却一再去向皇帝陈情，以致于这个口号好像是因为皇帝不支持他们的一种抱怨而已。

　　多纳徒派主张属灵的生活以及品格才是教会的根基，圣礼仪式不过是次要。这些都是正确，但是他们的分离思想，不过只限于他们要向属世的权威争取大公教会的地位。虽然无法预测，如果他们取代了大公教会以后会有什么后果。假如别人的经验是一位老师的话，也不难推论，多纳徒派当权以后也会腐败；其实还是因为争取权力，才造成多纳徒派在教会历史中负面多于正面的影响。基督徒很难接受，他们必须如同他们的基督一一不被世界所接纳。当主的谦虚在教会中显明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的见证。基督的生命是一个聚会的根基，并不只是消极地无罪或不与邪恶妥协，更是新造的人将基督的恩典在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中表明出来。

对诺斯底主义的反应，导致信仰理性化的危险

　　前章所述各种学说对教会生活的影响，是繁杂反应的因由，这是我们在本章中要来探讨的。总括说来，两个问题主导了整个教会的思路。第一，什么是真理？第二，如何最好地护卫及保持真理？这两条思路对教会以后的许多年都有着正面及负面的影响。

　　诺斯底主义对教会的一个好影响，就是刺激基督徒领袖更加努力了解他们自己的信仰，并且把信仰的根据和理由记录下来。这种新鲜、理性的活动，也并不是没有其危险，因为这会逐渐地取代人们对基督的挚爱。基督教也就慢慢地由对着主的献身和热爱，改变成对于一些真理的了解及赞同。

　　虽然这种信仰的理性化，在最初是因着要对抗诺斯底主义，这种倾向不可避免会在以后的世代发生。事实上，这是今日教会所面临的最为狡猾的危险，而且这种危险真是四处可见。在任何一群信徒中间，只要他们热心爱主，且圣灵的生命也在其中感动，不久就会慢慢发生信仰理性化的倾向。为了防止错误教导，常常导致人们易于忘记正确的信念并不能保证属灵的生活。

　　近年来，福音派的许多真理又再一次地在世界各地兴起，这是一个好现象。然而当人们恢复到圣经教义中的同时，福音派正统也同时发展，这种正统竟都带下属灵的死亡。人们可以会满口重生、新生一类的言词，却不见得经历到圣灵的工作，而唯有藉着圣灵动工，没有人能真正在属神的性情上有份。能够正确无误地述说圣经真理、或是机械式地宣称一些所谓神工作的经历，均不可能取代基督的生命。

对马吉安主义的反应，导致教会特权阶级自命信仰保护者和圣经监护人

　　教会对马吉安主义的反应，主要是集中在他们所用的圣经正典上。我们前面也提到，马吉安否定全部旧约以及大部份的新约，他认为只有经过他修正的部份才是神圣的经典。如果马吉安所宣称的不是正确，那么教会就必须提出什么才是神直接的启示。不同的教会领袖在397年迦太基会议以前就有几个不同的版本，经过那一次的大会，新约二十七卷得以广泛地确定。

　　我们必须记得，这二十七卷并不是因为藉着教会领袖的认可就具有了额外的权柄。相反地，是因为这二十七卷本身具有属灵的权柄，而教会领袖们不过是接纳这个事实。圣经的权柄，乃是根据于圣灵把圣经的话应用在信徒的生活经验中。教会承认圣经的正典，乃是表明教会承认圣经在信仰及生活上都是最高的权威。任何的教义均需以圣经作标准来检验，任何的争议也应以圣经为标准来解决。

　　当然，对信仰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确定圣经的地位，都是很重要的进展。可是，早期大公教会藉此崛起成为自立为信仰和圣经的监护人，此举就不足赞赏了。我们发现，早期简单的圣经模式很快就被神职系统所取代。一旦远离了神圣计划的模式，这种新成立属灵的专制体系，自然就成了信仰的保护者和圣经的监护人。教会在防止错误、以确保她属灵生命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乃是教内一小群特权阶级，一方面，他们因着维护信仰而得着权柄和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自命有独家权柄来订立信仰教义及解释圣经。但任何人如果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就不得在他们的交通中有份。事实上，经过了二十个世纪，基督教还没有完全学会，唯一能够保护真理的方法就是实行真理，这点值得我们深思。只要有人活出向基督顺服的生活，我们就能够信赖圣灵会保守信仰以及圣经的纯正，并不需要任何属人的组织来插手。人们想要保护真理的动机良好，就以自己有限的体会，将真理局限在一些属人的组织中，这注定是要失败的。真理永远不能受局限。

对异端的警觉，导致清除异端运动的危险

　　当大公宗派的基督教概念日益加深之际，那些在组织以外的人，无论信仰多纯正、生活多规矩，都被认为是不可信赖的异端，有时这些人就被指控为摩尼教。因着对真理本质的更多觉醒，以及对圣经权威的尊敬，也就带来面对异端时的更大警觉。很不幸，这种警觉竟然鼓励了猎巫行动。清除异端运动，是极度危险的一件事，不但对所谓异端而言，就是对参与清除运动的人而言，也受害匪浅。这种运动在早期教会中形成一股很大的破坏力量，因为人们的精力都集中于除恶务尽、而不是建立良善的狂热中。当基督教变成了极端消极除恶，这对它的本质就是一种摧残。

　　我们的主所说稗子的比喻，对于祂的子民在历代中都有非常实际的提醒（太13:24-30）。我们并不以为稗子是好东西，只是教会主要的关怀并不是根除稗子。直到世界的末了，在基督教圈子里都一定会有稗子，只要麦子能坚强地成长，稗子剩下的空间就很有限了。当错误的邪说兴盛的时候，时常就是教会衰退的征兆。对着这个难题的答案，并不是在血气中去除尽邪说，乃是要追求在血气中注入属灵的生命。如果早期教会能多花一些精力在积极属灵的成长上，而非消耗在除去各样的异端，那么教会在以后的日子中，就会更有能力面对更狡猾的攻击。

大公会议强化了教会的集权化

　　无可置疑，在教会与错误教导的第一会合战争中，众教会大体上是联合在一起的。虽然已经开始有一些征兆，教会逐渐偏离使徒的模式，然而，在某程度上，圣灵的生命和能力还是和外在的组织相合。诺斯底主义、马吉安主义以及其它异端，他们都还是将真理与错误混在一起。毫无疑问，他们与在圣灵生命中合一的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的清楚，他们在应许之外。可是，当一些争论是有关神学上的问题时，而有一些错误发生，战场就改变了，教会好像变成了内战的光景。当过分将信仰知识化，而对于各样有争议的问题又愈来愈少有弹性时，这对于交通的根基是有很大的伤害。心思胜过了灵的地位。人们似乎不够体会，有限的人对无限的真理容纳的局限性。对神学的各样探讨，可能是重要，甚至可以救人，但是恩典乃是绝对重要的。只有在恩典的基础上，灵里的交通才有可能。当恩典这个必需的因素消逝时，各样的争论就无可避免地扩大至极端死硬的心态，而只好寻找人的裁判来定对错。这种裁判的机构就是背离了圣经的原则，而经由各教会专制体系所形成的代表聚集在一处，或成为所谓的大公宗派会议。这也就是教会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公会议（Church Councils）。

　　为了对基督教真理能有一精确的说明、来对付当时流行的异端，在这个层面上，所以需要多次召集教会大公会议。他们确实提供必需而且重要的服事。可是，他们也就因此成了属人而拥有权威的大公教会的代表。而这正是我们主要的关切。

　　我们目前并不需要详述在几个世纪之间，大会中所提出一些需要审慎研讨的议题。但是略微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在主后325年在尼西亚（Nicaea）大会上他们探讨的议题，也能帮助我们看出众教会代表至终还是以属人的规条取代了圣灵的作为。

　　在前章中，我们讨论到亚流（Arius）以及他们所发展出来的教义。主后321年，他被亚历山大教会开除长老的职位，可是，他在罗马帝国东部仍然广受尊敬。当时许多的基督教领袖与他一样，非常忠于在安提阿的神学派系。因为亚流影响太大，甚至东方的众教会也受到分裂的威胁。当时的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整个的罗马帝国，他对此一威胁非常地关心。他具有最大的善意，加上最小的神学基础，想要催促亚流和亚历山大的主教和好。他遭到完全的失败，于是想到把当时世界上各教会的领袖召集到小亚细亚的尼西亚，来商讨此一难题。当时约有来自两方面背景的三百位主教，参与此一会议。亚流亲自领导他这一派的代表团。大会乃是由当时尚未受浸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亲自主持。

　　此一会议之结果，乃是发布一教义宣言，明白地否定亚流的看法，并且对于任何持守其信仰者加以神圣大公使徒教会而来的咒诅。只有亚流以及另外两位主教没有签署此一宣言，他们遭到不准往来、逐出教会的处分。然而，亚流却成功地争取到君士坦丁大帝的庇护及资助，所以争战还是继续下去。无论如何，尼西亚会议成了历年来中央集权化的教会发展的一个高峰。终于有一小群人可以代表全世界的教会说话。他们的宣告虽然不见得普遍地被遵守，正如亚流依然继续争论所证明，可是无疑地，他们的声音是代表着权威。而且主后381年，第二次的会议即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皇家支持并认定尼西亚的宣言是合法的，也就更加强化教会的中央集权控制。

　　造成罗马成为普世大公教会的中心，有许多因素。在西方的众教会中，只有罗马教会可以宣称是由使徒所建立的教会，而且罗马的基督徒长久以来一致的教导以及生活中的实践，基督教也赢得了许多人的敬重。在西方新兴的教会之间，如果有任何问题，很自然就会到罗马寻求指引，因为罗马是当时文明世界的首府，所以对在那里的教会有多一份的特权，也是很正常的。再加上自从君士坦丁大帝开始偏袒基督教以来，多方面的资助和保护，更值得人们对罗马教会另眼相看。等到主后334年，君士坦丁大帝把首都由罗马迁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君士坦丁堡后，教会就继承了皇廷，那时，教会的地位更为高升。等到尼西亚会议以后，罗马、安提阿和亚历山大已经被公认是众教会的领袖。第四世纪末期的时候，罗马帝国政治势力衰退，罗马教会更是在整个组织化的基督教世界中建立她的地位。早期耶路撒冷教会一统江湖的期望，因着神恩典工作的阻挠未能实现，如今，终于让罗马教会成功地达成。

早期教会对圣经原则的少许偏离逐渐带来后果

　　我们在本章中看到一段相当长的历史，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看清，早期教会对圣经原则少许的偏离所逐渐带来的后果。一开始，不过是属人组织的方便权宜，跟着而来的，就是对抗诺斯底主义等各类异端、而将信仰理性化的过度发展，教会组织的持续发展，就更加深了教会的中央集权、对于各种教义的权威。组织化的教会最强调的，就是正确信仰的重要性。其实，正确的信仰本身不过是冰冷的正统而已。给神圣的真理加以精确的解说，就需要更强而有力的教会组织来维系。最后，罗马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虽然是如此的令人难于置信，统一的教会竟凭藉规条来厉行。教会的基础由属灵的生命，变成了头脑中对信条的认同。

　　当教会最终的关切乃是维系其组织的生命，已经犯了不再与属灵生命共鸣的最大错误。属人的组织只能根据法律行事，也只能判定人外表的行为，而无法知道人内心的念头及动机。当然，在教会中是需要规条，但是规条永远必须屈从于属灵的生命。教会乃是基督居住在祂子民中间掌权的地方，只有对着祂的顺服和忠贞，才是教会生活最基本的原则和依归。祂的管理深入人的灵与魂，那就是人各样行为的根源。每当拒绝这一个属灵的管理之时，必将导致腐败。在教会的历史中，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极易抗拒属灵生命的律，而试着以自己属血气、又有效率的方式来管理神的工作。其实，正因为教会不能完全顺服基督的主权，才会引发各样的异教。当人们拒绝圣灵工作，就必定需要利用各样的圣礼仪式，来制造出一种神祝福、以及生命活力的假象。

教会的属灵生命仍在少数人中得蒙保守

　　我们在此必须之处，在前面所描述的背景之下，就是当整个基督教日趋复杂、不再属灵时，完全依靠基督的生命而有的见证却依然得蒙保守。无论真理消逝在礼仪和组织之间到什么程度，无论基督徒生活的实践又如何转变成神学推论的密云，个人及团体的见证依然并未绝迹。有时看起来，这些个人或是运动所持守的似乎过分严肃，或者缺乏一些能够在表面上维持合一的自由，但是他们真正的价值，必须以较宽广的教会历史背景来衡量，而不可局限于当时的事件。当我们以这个角度来观察时，就会发现真正属灵的教会历史，常常是由历代中遭到组织化基督教圈子所蔑视的一般人所传承，而非经由传统的基督教。

　　虽然很早教会就开始偏离简单圣经的规矩，不过教会真正的根基尚未全然失去。伊格那丢（Ignatius）曾经这样说过：「耶稣基督在哪里，哪里就是大公教会。」可见在他的想法中，他并未离弃属灵生命是聚会唯一根基的教训。可是在教会秩序的实践上，他却与新约圣经颇有出入。我们曾经看过，他如何高举所谓主教（或牧师）在教会生活中的地位。在此，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当人们偏离圣经的形式，并不表示就会造成属灵的生命完全熄灭的局面。形式永远不及生命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中时常能看到，即使在一些与使徒教导不同的宗教体系中，也能有圣灵满有生命之流。不过千万不可就此论断，形式是不重要的。属灵的生命如果没有合适的身体来表达，就必定限制了它的显明。这样的缺欠不是造成属灵生命的最终死亡，就是属灵生命由一个残缺的器皿、转移到一个可作更完整表达而合适的器皿。早期教会偏离属天秩序，并未导致属灵生命的死亡，然而却给以后各阶段的教会发展大开方便之门，那就要面对更多耗尽精力的弊端。

俄利根认定教会不可与属人的组织相提并论

　　早期的几个世纪中，最伟大的基督教学者首推在主后185年出生于亚历山大的俄利根（Origen）。藉着他敬虔父母忠实的带领，俄利根自幼就经历到福音。他的父亲里昂尼达斯（Leonidas）是第一个教导他圣经的人，在俄利根下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因为信仰而殉道。后来俄利根曾有一段时间担任亚历山大的神学院院长，他以敏捷的头脑，加上对圣经的熟谙，以及就希腊哲学所受的训练，来研究许多信仰上的难题。藉着他的笔，我们有了第一次建立系统神学的尝试。他是亚历山大教会的长老，也是平信徒，因为他异于寻常的投入，加上他的学习，就赢得了教会中有地位人士的敬重。然而，他卓越的能力并没有为他带来跟教会中那些人所尊重的神职人员和睦的关系，因为神职人员自以为只有他们，才有教导的特权，并且感到俄利根夺取了他们应有的尊重。俄利根的成功、激起了亚历山大的主教底米丢（Demetrius）的忌妒，在主后221年从长老的职份开除。他余生的二十三年岁月，就在巴勒斯坦该撒利亚过着放逐的日子。自主后250年至254年，在罗马皇帝德西乌斯（Decius）的教唆下，他受逼迫遭拷问而死。

　　俄利根对着教会的本质有着特别清晰的概念。他认定教会的根基是属灵的，所有接受神圣生命的人都属于教会，所以教会不可以任意地与属人的组织相提并论。一个像俄利根这样受人尊敬、而且生活有好榜样的教师，无论走到哪里，在那些存心为主保持复活生命之见证的人中间，都会有深远的影响力。

　　我们不必担心俄利根的一些看法后来被人抹黑为异端，只有极少被神所使用的人，在他们一生中没有被人视为异端的，甚至常常还是被一些和他们一样对真理忠诚的人所反对。直至今日，我们还是看到这一类的事情，然而，有一个伟大的日子将会来到，只有在那一天，有一些动机良好的信仰保卫者，将会发现那些被他们视为毒草的异端，居然在天家里也可能有一席之地。

诺洼天派坚持属灵生命是教会交通的唯一根基

　　在主后250年，罗马皇帝德西乌斯（Decius）为了确保帝国的安全，要求全国百姓向官方宗教表态效忠，此一圣旨导致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大受迫害，因为这道命令要求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内，都必须按所规定的仪式向官方所设立的众神献祭。对于在教会那些充数的、只有异教的心，而包着薄薄一层基督教外表的基督徒而言，公开地承认异教的神，不会给他们的良心造成任何难处；然而，也有一些乃是经历极度暴力折磨而被屈服的。当这些迫害的日子过去以后，对在威胁下否认信仰的信徒，再一次重回教会领圣餐之事，自然会有不同的意见。那些软弱的弟兄，在困难压力之下，为救身体而付出良心受苦的代价，真实地悔改，当然期盼能重新恢复昔日的团契交通。无疑的是，有一些曾经是挂名基督徒的人，也有为不同理由而想重新建立此一关系。

　　是否应该接纳这批曾经失败的人呢？此一问题在众教会中都有激烈的辩论，并且意见分歧很大。严厉主义者强调任何人否认基督就不得再被接纳在圣餐中交通。他们并且有一位罗马的长老诺洼天（Novatian）做他们的领袖。教会大部份的领袖决定，采用较为宽大的政策。诺洼天以及他的跟随者被大公教会逐出教门，只好在小亚细亚到西班牙自立门户。这一批人从此开始一直到两个半世纪以后，一直被人称为诺洼天派（Novatians）。

　　人们也给他们另一个称呼：卡特里派（Cathars，或清教徒Puritans的意思），尽管他们自己对于被人称为诺洼天派或是清教徒并不在意。然而我们在教会历史中，却不只一次地看到卡特里派的名称，特别是罗马教会对于他们眼中的异端分子常扣上的大帽子，虽然甚至连他们的敌人都承认他们生活的表现是无可指责的。他们的信仰是根出于使徒的一群人，在本书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会遇见卡特里派的人。第三世纪中叶的诺洼天派，并不是第一次有人反对教会的日益放纵。其实一直都有一批基督徒，在教会中坚持单纯的信仰并遵守使徒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做法。

　　我们很容易就把诺洼天的分裂，简单化地看作不过是他们太过严厉、而教会的领袖们才是真正有基督心肠的表现。一般而言，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有一个更深的问题摆在眼前。这一批严谨派，或许对跌倒的人比不上主自己有的恩慈。毕竟，彼得也曾在还不像这些人所受的迫害下就否认了主，可是经过悔改带来神的恢复，使他余下的一生仍能为主所用。但人却很少来靠近神所预备好了，并且随时可以显明的怜悯与宽恕。

　　在另一方面，当大多数的主教们为着迎合一般教会中基督徒的生活标准、而采取慈悲的观点，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他们判定所有跌倒的人要先经过一段考验时期，然后才准完全恢复交通。这样的判定是绝对的合理，如果在这一段考验时期，是藉着圣灵的分辨力察看是否存有对主而有恒久的挚爱和忠贞。然而事实上是否如此呢？无可置疑地是，有一些真正悔改而合情合理地恢复交通的信徒。但是也有一些不过是在外表上遵行一仪式，并非真正的信徒也被接纳到教会。这些主教们所采取的宽大的态度，本身是正确的，可惜却导致了人们看重教会礼仪的外表，以及严谨地遵守这些礼仪。

　　在罗马主教司提反（Stephen，Bishop of Rome）和迦太基主教居普良（Cyprian，Bishop of Carhtage）之间，为了浸礼到底代表了多重要的意义，曾经有一段非常激烈的争论。居普良认为，只有大公教会拥有真正的圣礼，而且在这些有效的圣礼之外就毫无拯救。所以如果有人与母会分离，或是被教会宣告为异端，那么这些人所行的浸礼就是无效的。司提反就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虽然两人的看法不同，可是他们都是有相同的假设，那就是神圣的恩典是需要藉着这些礼仪才能得到的。居普良的立场，是来自他对教会的看法。而司提反的看法则在他坚持礼仪本身才是重要，非在于实行时的环境。这一场争论到主后257年司提反死后，加上次年居普良殉道而告一段落。罗马教会圈子大多采纳司提反的看法。

　　居普良对教会的看法，也影响他对于诺洼天派的态度。诺洼天派从未被视为异端。其实，诺洼天派自外表看是一个绝对的正统派，而且全心说明三位一体的真理。可是，诺洼天派的正统立场并不能让居普良接纳，因为在居普良的眼中，信仰是否纯正、品德如何，都没有属灵的意义，只要一个人和大公教会没有交流，就算不得什么。对诺洼天派而言，教会的根基乃是属灵生命，可是对居普良而言，教会的根基乃是所行的诸般圣礼。

　　虽然诺洼天派的人对在迫害下跌倒的人可能是太过严厉了一些，不过从较广的角度来看，他们所坚持的属灵生命的原则是教会交通唯一根基，这一件事是绝对重要的，否则基督教很容易就沦落为礼仪复杂的异教。如果我们要毫无保留地定罪诺洼天派，我们就必定会对以后多次在教会历史中要恢复见证、而追求圣洁的努力也加定罪了。让我们记得在教会的婴儿期，为了拯救教会免于过早地腐败，曾经很严厉地施行审判，而那次审判在今日看来，必定会被认为是不必要的严厉（徒5:l-11）。所以诺洼天派太过严厉的反应，也许是历史中为了保护基督的见证免于许多暗流所攻击，而必要采取的一种行动。

孟他努派搅动了日渐放纵的组织化教会，特土良对孟他努派的认可

　　第二世纪中叶，在大公教会里所兴起的一个运动叫做孟他努派（Montaivism），他们跟诺洼天派一样，盼望在团契中能有较高标准的基督徒生活。这也是人们再一次对组织化教会日渐放纵的一个反应。当教会愈发组织化，主教（牧师）就拥有更多的权柄，而且很自然就会令人愈来愈看重这些神职人员所行的礼仪，例如浸礼和圣餐。这种趋势，正是孟他努派认为会对全体教会属灵生命造成威胁，他们觉得圣灵的工作正逐渐被对组织和礼仪的倚靠所取代。

　　主后156年在弗吕家山（the Mountains of Phrygia）上，孟他努开始教导的工作，人们就称他们为孟他努派。孟他努考虑当时教会的光景，很自然在他的教导中就会强调圣灵在神子民中的地位。千万别以为这样的强调是不健康的。恰恰相反，当一些过度使用形式、以及依靠天然的学习正在使教会丧失能力之时，这种强调是需要的。不过在某些方面，孟他努的强调也落到另一个极端里。根据他的教导，在这个属圣灵的时代，圣灵依然如同使徒时代一样行神迹奇事，而且也相同地透过先知们、包括他讲话。主的再来已近，祂并要在地上建立新耶路撒冷。

　　孟他努派里的先知们所有的活动，特别是女先知们的作为，极度搅扰了当时死沉且又冷漠的教会。当然，在此我们也看见孟他努派对于教条主义反应的最高峰。主教（牧师）是形式主义的代表，先知是圣灵工作的典型。在使徒时代的教会生活，先知具有被人尊敬的地位，例如在新约中像亚迦布（徒11:27-28，21:10）。我们也不可断言所有先知说预言已经过去。正确地认识先知是给教会的恩赐（弗 4:11）。今日说预言必需是按着圣经。只要清楚地解说圣经，并且圣灵加以膏油，就能使死的字句变成非常活泼而有功效。非常遗憾，像这样的先知讲道在今日已经不多见。事实上这也是今日教会属灵昏睡症的一个原因。当然，无可置疑，孟他努派的着重乃在于像以亚迦布为例那种比较令人兴奋、或是一些难于预料的先知预言。

　　我们必须记住，当高举主教（牧师）权力的时候，教会中就不太可能有什么空间让任何形式的先知服事来表现。伊格那丢（Ignat山s）并不是一个没有热情的人，可是因为他太强调主教（牧师）的卓越地位，以致令人以为任何人不经过这些教会神职人员，就不可能有属灵的恩赐。因此正统教和孟他努派运动就在牧师与先知、或是严谨的仪式与属灵生命自由的表现之间发生争执。

　　孟他努派和诺洼天派均非异端。就着基本真理而言，他们都是正统派，并未偏离使徒的根基。（译注：著者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孟他努派看重预言和属灵的恩赐超过圣经的权柄，导致许多的错误，对神的见证有很大的伤害。详情可参林荣洪所着基督教神学发展史）。如果伊格那丢今日还在的话，他恐怕会称他们为「边缘派」。当逼迫来临时，孟他努派并没有其它教会的问题，他们不需要处理那些受迫害而背叛主的信徒，也不必考虑事后怎么接纳悔改的人。相反的是，因为孟他努派都是倾向宁愿殉道，他们蔑视那些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说谎的教会领袖。

　　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孟他努派的特点。他们着重道德，他们那种有传染性的狂热，他们团契中的温暖，他们对主的热忱。他们在生活的那个世界以热情洋溢出名，而孟他努派的人真是实名不虚传。他们的主流思想在以后的历史上反复出现，并且也可在今日五旬节派的运动中看到他们的影子。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同是过份及火热的灵。虽然正统的基督教反对孟他努派，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中间的生命是带着神大能的见证。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公教会中也有人主张不可以对孟他努派太过严厉，以免削减了圣灵的感动。这种同情的支持，也让孟他努派能在组织化的基督教中延续了一段时间。当然最后，带着属灵生命的新酒是无法长期装在正式宗教的旧皮囊中。原本在教会中对主忠心、并且也和组织宗教保持联系的这一批孟他努派还是分开，成为另外一个会众。最早的分离是在东方开始，可能是因为在东方这一批孟他努派的人比较火热，所以较早就促成了分裂。在西方与大公教会的联系还是维持了一阵子，不过最后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

　　孟他努派当时有广大的跟随者，在弗吕家山附近，一直到第六世纪他们才被查士丁尼皇帝（Emper or Justinian）所削减。第二世纪末，他们传到罗马帝国在非洲的省份。很可能，在非洲的孟他努派已经比较不再那么尖锐，也不像弗吕家山那一带的会众，把他们的热情完全表达在外面。相信随着年岁的增加，这个运动里的人学习除去了一些过分的地方。在非洲，到了第三世纪，孟他努派居然赢得当时最有声望的迦太基神学家特土良的认可。特土良一直与大公教会保持有良好的关系，并且他发现，他和这一批「属灵人」的团契也能扶持他的工作。虽然有人批评孟他努派是泡沫般肤浅，但特土良这样一位有根基、并且有经历的人，是不会轻易上当的。若不是孟他努派的人持久热忱地以基督般的品德所做的见证，特土良是不会完全投入他们的行列的。当基督的跟随者（孟他努派的人）到了放下见证火炬的时候，就有另外一批人起来继续见证。

对抗异端的方法比异端更伤害教会

　　早在新约时代，教会生活就开始受到各种各样错误教训的干扰，使徒时代希腊罗马文化中充斥了哲学性的猜测。当时的一些精英都全神贯注地投入在各种对于自然和人生难处理论化的学习形态之中，一般文化的精神在路加写到雅典人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清楚：「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使17:21）。这种宗教的猜臆者，他们从各种不同的来源寻找资料，盼望能理出一个关于神的理论是可以符合人的理性的。当然他们也毫不迟疑地从基督教中去寻找资料。这类希腊式的想法也渗入了教会，试着以所谓「现代亮光」的想法来解释基督教，因此就带来了许多不同的异端。这些异端在以后许多年间敌挡「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保罗写给歌罗西的书信以及约翰第一、第二封书信，均是警告这一类的错误，因为这种错误对新约时代许多教会都造成各种不同的难处。

　　为了明白教会未来发展的趋势，我们必须对于这些异端有一些了解。倒不是因为这些异端会成功地改变教会的特性，而是要注意教会对抗异端影响所采用的方法。因为这些反制异端的方法比异端对教会后来的发展有更大的影响，以致于教会至终远离了新约时代那种简单的聚会形态。

诺斯底主义对于追求灵命进深者的影响

　　在使徒时代，希腊罗马世界里许多异端，基本上都认为物质的世界在本质上是邪恶、没有价值的。身体既然是属物质的，因此在道德上就是中性，其实这种想法远在东方也就早已存在。基于这一前提，他们发展出许多对基督教信息的解释（更恰当地说应是误解），这就是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

　　诺斯底（Gnosis），这一个字在希腊文中就是知识（knowledge），特别是指我们今日所认为荒谬的星座学，他们的理论认为，每一个星球是一位属灵的统治者，在不同的天体中发挥其影响力，并且将地球与最终的真实分离开。当然，就在当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观念，这不过是由占星术的迷信发展出来的。这种观念就造成将属灵的真实与无情的物质一分为二。在众星之上有一位神，祂乃是在诸天之上，远超过这个污染的物质世界，这有形世界并非神所创造，因为神不会对物质世界有什么兴趣，另有一位较低级的神由祂来创造。诺斯底派认为身体乃是灵魂的监狱，耶稣乃是神性的代表，降世到这一个低级的地球，为了要把被囚的灵魂释放，使之再一次和永恒的灵联合。

　　诺斯底派对人们实际生活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因为身体是超道德的，放纵肉体就算不得什么；其次，因为物质身体没有真实的价值，所以人身体的需求就可以尽量压制或是尽量放纵。诺斯底派一般均偏向克制，所以他们是以严厉的操练和禁欲闻名。保罗在歌罗西书中因为有这种诺斯底派观念的渗入，而警告他们此一观念将带进许多的捆绑禁忌，「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西2:21）。

　　在早期教会中另一错误的教导乃是幻影派（Docetism）。他们和诺斯底派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认为道成肉身不过是一个表象（而非真实的）神来到人间。基督并非真正的进入肉体，这乃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中强烈反对的教义。

　　在此顺便提一下，诺斯底派的余毒直到今日依然影响着基督教，特别是在一些有较深属灵教导或是一些对神话语更求忠诚的人们当中，我们必须永远避免一种过分高举属灵、而抹煞一切属物质或属地的事物。我们这个人的物质部份就是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这个人属灵完整的重要性常常被人低估。圣经从未降低物质秩序、而单单高举属灵秩序，仿佛只有属灵的部份才是唯一的真实。固然，现今的世界秩序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而且我们知道也终必消逝（彼前1:24-25），但是并非以一个空冷的属灵世界来代替，而是有一个新的创造。在新天新地里面，复活的身体仍将在其中享乐（林前15:42-44）。全人整体的属灵生活，乃会更新净化我们属物质的部份。如果忽略了这个方面，就会导致在教会历史曾经一度极为风行的极端苦行主义。当今在世界某一些地区，还有基督徒认为任何美丽和有秩序的事物均是属世的。其实基督徒的生活就应该是美的、而又有秩序的。

马吉安主义对于教会属灵生命低潮的反弹

　　在第二世纪，有一位教师名叫马吉安（Marcion），他在基督教世界中有极大的影响力，有许多人跟随他，并且自行一派，马吉安主义（Marcionsim）在以后许多世代中，一直持续其影响力。

　　马吉安是小亚细亚人，生于主后85年，在当地的教会中长大，对于罪与邪恶有着极大的关注，逐渐发展出他的一套教导。主后140年，他带着这些教训到了罗马。当地的信徒无法接纳他，教会与他断绝往来，他就自己召集信徒，自立教会。

　　马吉安深受诺斯底派之影响，他的教导是以假设物质世界在本质上是邪恶的为基础，他提倡物质并非耶稣所宣称的神所创造，而是一个次级的神，就是旧约中的耶和华所造的。他乃是第一个宣告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不同的神明。对马吉安而言，旧约的神是一位冷酷无情的审判之神，总是随时想要给人带来捆绑；新约的神乃是一位爱和赦免的神，随时想要给人带来释放。这样的信念就导致马吉安认为旧约的圣经乃是毒草，必须全盘否定。耶稣来乃是要将人类从犹太人和犹太教所带来的捆绑中解放出来。

　　马吉安的教导最大的特点，乃是他对使徒保罗的看法。他全面否定旧约，大部份的新约他也不承认，他认为门徒误认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并且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新约大部份的作者都是在宣传古老犹太人的错误观念，因此都应该和旧约一并铲除。只有保罗有了神独特的启示得以明白福音，当然，也只有马吉安真正了解保罗。

　　所以，马吉安所接纳的圣经乃是经过特别处理过的圣经。他自己编辑的经典分两部分，第一部份只有路加福音，第二部分包括了保罗所写的前十封书信。这些还都需把其中任何有关耶和华的部份，或是任何有可能给旧约圣经权威的经文都删除。另外他自己的著作「对比论」也加在经典中，在「对比论」中，他强调他的信仰系统乃是建立在旧约之神和新约之神的对比之上。

　　为什么马吉安能有这么多人跟随他，而且他的影响力又能持续数年呢？勿容置疑，他个人的卓越性格，是他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当他六十岁的时候，他才开始将他的跟随者组织起来，他的热心和精力是相当的令人敬佩。早年当他仍在教会中的时候，他必定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教会中神职人员的影响力以及教会世俗化的日益加强，乃是另一个促使他成功的重要因素。当教会属灵生命陷入低潮的时候，就是错误教导产生的开始，特别是那些混杂着真理的错误教导，加上对于追求属灵满足的人有一些实行上的要求，更是能广受欢迎。马吉安与诺斯底派一样提倡严格的律己以及享受独身，如同早期的教会。他们施浸礼，守主的桌子，恢复简单的敬拜。因为马吉安派禁止结婚，所以他们就不可能藉着家庭生活而永存下去，所以信徒们就更加勤勉传扬他们的信仰。

摩尼教成为罗马教会经常给反对者扣上的帽子

　　在第三世纪的初期，有一种新的宗教称为摩尼教（Manichaeism）出现。摩尼（Mani）于主后216年在巴比伦出生，他的影响力从西班牙一直波及到中国，他深受诺斯底派的影响，相信二元论。他自认为是历代圣贤先知们之传人，逐渐宣明神对人类的启示，他也自称就是主应许祂的门徒在祂离开以后所要派遣来的圣灵。

　　摩尼综合了基督教、波斯祆教以及佛教的观念。事实上，他的抱负就是建立一个从各家吸取真理的统一教。虽然在东西两方面，他的信徒均大受逼迫，可是这个宗教仍能以极快的速度广传。摩尼在波斯有一段时间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在主后276年，他还是被钉死。

　　摩尼教对于具有哲学心思的真理追求者有无可置疑的吸引力。后来在基督教历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奥古斯丁，在信基督以前就是摩尼教的人，普里西利安（Priscillian）这位西班牙伟大的改教者，在成为基督徒以前，也表示对摩尼教有兴趣。当教会逐渐走上以罗马为中心的大公教会时，组织上的合一以及属人的权柄就取代了圣灵的能力。人们常常就把任何一个不愿意与罗马教制度认同、而坚持简单的规矩与圣经上所有的属灵标准的人，扣上摩尼教的帽子。我们稍后会提到一些团体，包括普里西利安的跟随者，都曾被诬蔑为摩尼教，虽然这些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摩尼教的影响力就日渐低落。后来在中世纪虽曾一度复兴，他们的一些教条至今依然在神智学（Theosophy）或普救论（Universalism）中还能找到。

否认三位一体的亚流派

　　亚流（Arius）是第四世纪初期亚历山大城教会的长老，他的名字以及他的教训，注定震动整个基督教的世界。我们先前所讨论过的诺斯底主义、马吉安主义、或是摩尼教，基本上都是把基督教和一些异教的思想混在一起。但是亚流派（Arianism）却是完全另一种的异端，它的问题并不在于基督教启示的本身，而是对于三位一体的启示的解释。

　　三位一神——圣父，圣子和圣灵均是一位神的观念，在圣经中早就普遍地被认知，引起争论的乃是三位之间的关系。有人指控基督徒所敬拜的并非独一的真神，而是三位神，这类的指控必须加以驳斥，直到如今，人们还是尝试用着许多的字句来说明这一个属天的启示。当有限的人想要说明无限的真理，就是一个无奈。我们的话语肯定是不足以说明我们所理解的，而我们所理解的又不足以说明真实。我们实在不必惊讶，当人们尝试把神的启示以人的话语来说明时，会有这么多不同派别的解说。以三位一体为例，就有一些派别误入歧途，单单过分强调神的独一性、而忽略了子以及圣灵。

　　在这段时间，有两大神学派系，分别出自于亚历山大城和安提阿城。亚流原来是在安提阿一个著名的学者路迦诺（Lucian）门下受教，此一门派很看重基督的人性这一方面的真理。这一种的强调也是为了纠正当时错误的学说，例如诺斯底派以及相关的看法，他们否认基督道成肉身。然而因为安提阿和亚历山大两派的看法有相当的差距，当亚流在主后318年到了亚历山大城，他就和当地的主教的神学观念发生矛盾，他指控亚历山大城主教已经成为异端。亚历山大主教的看法原属于神格唯一论派（Monarchianism）的一支，称为撒伯流派（Sabellianism）。撒伯流派认为，子以及圣灵不过是父神在不同期间所采取向人启示祂自己的方式。撒伯流派认为，父、子以及圣灵不过是一位神所表现的三种不同性格而已，正如在戏剧中，一位演员在三个不同部份扮演不同的角色。

　　亚流对这种极端的反应，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但是他基本上的教导还是受到希腊思想的影响。亚流对神的概念与其说是基督教神观，还不如说是希腊神观。对他而言，神与人类相去甚远，根本不可能和人类有任何直接关系。他认为子乃是受造者中的第一位，而且高于所有的受造之物，祂非神也非人，而是两者之间的媒介。亚流这种错误，否认了基督的神性，也就同时否认祂拯救的能力。主后321年，他被革职不再担任亚历山大城的长老，然而他还是有相当数量的跟随者。我们以后还会再提到亚流对当时基督教世界的影响。

　　虽然这些神学上深奥的争议是非常的重要，但对于许多信徒而言，却没有切身的关系。许多跟随亚流的人，其实对主还是相当的投入，他们热心做见证，并且在北欧各国中有相当卓越的宣教工作。不过亚流派的思想对真正的信心是有致命的威胁，一旦这种思想的影响进入教会每日生活中，圣灵就没有任何的余地。亚流为了能使他的看法广为流行，所采取的手段也是很有趣的：他不让门徒们培养出成熟及充满祷告、思想属灵的心思，反而带领他的门徒用当时亚历山大城所流行的曲调来唱短诗。

否定人性全然败坏的伯拉纠主义

　　伯拉纠（Pelagius）在第四世纪末期出生于英国。他是一个品格极佳的正人君子。当他去罗马这个基督教中心的时候，罗马城的道德标准败坏，使他震惊。第五世纪初叶，他就留在罗马发展出他自己的一套教训。伯拉纠觉得，正统教义对着人以及罪的教导会引起人们在生活上的不严谨，他认为如果罪乃是堕落的人性从亚当遗传而来，那么，人就不应该也不需要对罪负责，所以大可以活在低标准的道德生活中，而缺乏胜过罪过的动机。他主张罪性并非天生，人生下来均是无辜的，只有当他们有意识地违背了神的律法之时，人才如同亚当一样犯罪，跟随亚当的榜样。所以救恩就完全决定于人的意志有正确选择。

　　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最大的反对者就是奥古斯丁（Augustine）。奥古斯丁对于伯拉纠的品格还是相当的敬佩。为了反驳伯拉纠的观念，奥古斯丁提出了神圣恩典的教义。这两个伟人之间的争论，直到如今还是神的主权和人行善的自由意志之间许多争论的根源。奥古斯丁，正如使徒保罗一样，均有戏剧化的重生经历。他自己的经历证明神那不可抗拒拯救世人的大爱，及人对于自己的得救是无能为力做任何的事，只能单单地依靠神无可比拟的恩典。可是，伯拉纠并没有这种经历，所以他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他自己要对他的选择负责任，所以神的恩典并非必要。

　　虽然伯拉纠的教导不无道理，可是基本上是违反了圣经的教训，他缺乏对人本性清楚的认识，自大地认为人有能力藉着选择良善而得救，所以就不需要依靠神。事实上，今日还是有许多人以为，只要尽力为善，自己便可以得救。

用错误防备错误：奥古斯丁和僧侣制度、居普良和宗派

　　有人推崇奥古斯丁是新约时代以来最伟大的基督教教师。对于基督教思想，他无疑具有出众的属灵身量和知识的能力，贡献相当大。然而，因着他的盛名，也促使他的一些错误也大为广传。在历代之中，因着祭司制度（牧师、圣品人员的神职制度）所带来的邪恶以及悲剧，也是归功于奥古斯丁所鼓吹的一种有毒的教义。他认为，藉着有组织的属地教会所行的圣礼，可以带给人救恩。虽然僧侣祭司制度（Sacerdotalism）并非从奥古斯丁开始，其实在他之前，就有许多教师鼓吹这种思想，但奥古斯丁对这种思想的推动是不容置疑的。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看见，早期教会已经开始引进外教的神职人员制度（Clericalism），教会中一些所谓的精英均有一种倾向：自认为他们是特殊人物，蒙神赐给特别的权力。虽然伊格那丢（Ignatius）亲身认识一些使徒，他依然坚持在地方教会中主教或牧师的统治地位，并且施浸或是带领主的桌子（圣餐）均只能在主教（牧师）在场才算有效。这种教导就引致对神职人员以及神职人员所服伺的圣礼会过分看重。

　　在路加所记使徒行传以及第二世纪末期这一段时间，并没有连续可考的记载，可以告诉我们教会是如何发展的。然而到了第二世纪末期，我们看见，当时教会的光景和使徒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有相当多的因素造成见证基督的僵化。我们发现不但有一些独立的基督徒聚会，彼此在灵里和交通中相联系，也有一些教会形成了一个联合的大公教会，他们不但有公认的圣经，他们也有清楚订明的信条。除此当然也有一些异端的聚会存在。少数信徒开始对着日益加增的仪文、以及毫无生命的宗派组织非常失望，我们以后会再提到这一点。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一百年，就有这种如果不属本宗派的基督徒、就遭排斥的观念。

　　对宗派极度坚持的主要人物乃是居普良（Cyprian）。居普良约在主后200年出生，他成长在一个异教徒的环境中，信主没有几年，便被称立为迦太基的主教。在此，我们看到当时已经违背了圣经清楚的教训。虽然迦太基主教一职并不完全符合新约时代的标准，可是也担当了长老的职份和责任。圣经中清楚地说到，长老不能由初入教的信徒担任（提前3:6），很可能他们这样做是受到异教的影响。在居普良的观念中，主教在教会中有极崇高的地位，而神职人员因着圣礼也变成极为重要的了。居普良认为，一位主教的权柄乃是与使徒的权柄一样，他并且主张，在罗马的主教是彼得的继承人。不过他不同意罗马的主教，或是任何一地的主教有权过问其他地方主教之事。对他而言，教会乃是设立在各地的权柄，在这种世代相传的权柄之外，任何人均不可能获得救恩。只有这种正统的教会，才拥有有效的圣礼。既然救恩需要透过圣礼，那么在教会之外当然就没有救恩的可能性。因此，一个人无论他的信仰如何，或是他的品格如何，如果他不属于居普良派的话，他因为与使徒的权柄分离，与教会分离，自然也就与神的恩典分离。而这里所说的教会，当然就是指他们宗派的基督教会。正如居普良所说「凡不属基督教会的人，就不能算是基督徒。」

　　一个半世纪以后，奥古斯丁在批判伯拉纠派的错误时，就引用居普良的话来为他自己的错误辩护。僧侣制度在历代以来一直就很普遍，可以说，这是教会属灵生命最大的毒素。

教会的面貌随着规模的扩大发生改变

　　前一章，我们着重谈论了早期教会某些部份自满的态度，逐渐使教会失去了活力，并且在教会中建立了制度这一情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些改变的事实。

　　虽然从使徒时代结束到第二世纪末，教会的成长和发展并没有太多历史可考，毫无疑问，福音大大地广传了。在主后112年，比西尼亚省的总督普林尼写信给罗马的皇帝图拉真，述说了有关他所治理的省份中，基督教广传时所带来的困扰。他说，「已经有许许多多不同年纪、不同阶层的男男女女被控告（成为基督徒），并且还会有更多人被控告。这种有传染性的迷信不仅是在城市中广传，在乡下和村落中也是如此。」普林尼接着说到，有许多的庙宇都荒废了，加上异教徒献祭之大减，造成献祭牲畜的滞销。当然到了大逼迫的时候，有许多所谓的基督徒又改奉原来的信仰，这就显示出，不是每一个放弃异教形式的人，都是真正获得重生。可是福音到了第二世纪末了的时候，所具有的影响力是勿容置疑的。在比西尼亚省的情形并不独特，小亚西亚以及其他地区也是一样。从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当时一般早期教会，在广传他们信仰上的热忱和劳苦。「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帖前 1:8）。

　　信徒团体无论大小，均是在相同条件下持续着他们的工作和见证。正如他们在第一批使徒们所建立的教会中所看见的一样，在一群被圣灵明显地分别开来、且有印记的长老们的带领下，在圣灵中单纯地依靠主的同工，彼此地交接。令人惋惜的是，这种良好的状况没有持续多久。尽管仍有一些按照圣经忠实的聚会，但是随着教会规模的扩大，教会的面貌也随之改变。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改变是渐进式的，到了第二世纪还是有一些教会保留了使徒时代的样式。

　　我们知道这些改变背后的心态，但是教会这些改变的外在因素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为了方便。一旦教会不再单单是以「基督是主」做为一切的动力，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就起而代之了。他们常常藉提高效率之名改变属灵的事物。如果不是神做主，属灵的方式一定是没有效果的，而属人的方便，也从来不可能在属灵的进步上有什么真正的帮助。

早期教会从长老制变到权威主义的主教制

　　在教会中倾向一个人做管理的首脑，最早从耶路撒冷开始。理论上，一群长老们在治理会众，但在使徒行传中我们似乎看见雅各有了极高的地位。其实最早提到耶路撒冷教会是提到「使徒们」（徒 9:27），或是「使徒们和众弟兄」（徒11:1），但是后来显明雅各居于领袖地位。「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这点从彼得出狱以后所说的话（徒 12:17），以及保罗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徒21:18）中可以证实。讨论割礼之时，雅各似乎也是主要发言人，或者说是主席（徒15:13）。固然在必要的时候，长老们中间是应该有一个代表来发言（众人一同说话是不切实际的），但是雅各后来所居的地位，却远远超过一个代言人的地位。他不仅仅是领袖中的一员，他成了领袖中的领袖。

　　由长老制演变到权威式的领导方式是不难理解的。在人的角度看来，这种演变似乎不可避免。属灵的原则一旦离开了圣灵，失败就不可避免了。当人对着主的依靠减弱之时，长老制就堕落成属人的委员会。十分有趣的是，如果每一个委员都很软弱，那么什么事也定规不了；如果每一个成员都很强，那么没有一个人会让其它的任何一个成员定规什么；如果有几个成员都很强，这个委员会将瓦解成一片的恶言谩骂：如果只有一个强人，其它的成员就会变成「应声虫」，这个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成了「一言堂」。众所周知，除非有强人领导，一个委员会是难于做出什么决定。当成员们认可这个强人的地位之时，委员会也就名存实亡了。

　　十分有趣的是，雅各在耶路撒冷仁慈的统治，并没有形成控制权集中在某一个人手中的局面。主后七十年，可怕的战争摧毁了城市，教会的人也四处逃亡。战后，一些基督徒重返耶路撒冷，重建教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耶路撒冷另一位名叫西门的弟兄，他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中亦获得雅各当年所拥有的权柄。可是他死后，在主后107至135年间，教会再一次又恢复到众长老管理的情形。这就表明早期圣经的原则并未被遗忘。第四世纪的历史学家优西比乌（Eusebius）曾参考一些资料，列举了在那二十八年之间耶路撒冷所有的十三位领袖的名字。他猜测这些人是君主制度下的主教或牧师（在本书中，主教和牧师可通用），因为在他的时代，教会都是由权威主义的主教所统治的。然而，我们如果稍微计算一下就会知道，这十三位领袖连续统治教会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仅担任两年多的主教工作。由此可见在优西比乌的时代，主教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很可能这十三位领袖乃是在那二十八年间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

用众人选举的专制对抗自立为王的专制

　　在早期的教会中，存在着另外一种「自立为首」的危机，而且今天这种危机依然普遍存在。这就是在某些聚会中，有某位能干的弟兄，他自以为他能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得比目前正在负责的弟兄们、甚至任何其他的人都要好。此时若长老们又很弱，这样的弟兄很快就会控制整个局面，若那时没有长老，他会将大半数长老的工作集于一身，而最终走向独断专行的路，甚至驱逐那些不合他心意的人。使徒约翰在他的第三封书信中就提到了这样一个名叫丢特腓的人。

　　丢特腓弟兄性格独特，约翰为他所引起的混乱叹息。丢特腓热衷显著的地位（此类人似乎从来就未想过卓越非凡与臭名昭著有何区别），他自认为自己此别人知道的多，较之使徒更好。当约翰写信给教会之时，丢特腓正是负责人，他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在约翰身上。难道他们未曾听闻有关约翰的事？他们不但自己不接纳约翰，而且对那些要接纳约翰或是约翰所派遣而来的人，采取逐出教会的方式（约翰三书9-11节）。丢特腓采用铁腕治理的政策。

　　这种情形司空见惯。然而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选派、甄选或是让神自己来挑选（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名词）。一种情形是选出一个众人都喜欢的人来主持一个聚会，这种类似君主的主教制度，似乎在教会历史上相当早就开始采用，它的目的是来抵抗那些自立为王的错误。然而，这种由他人选举出来的专制与自立为王的专制，两者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当然，这是议论性的一点。

　　当人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找捷径之时，悲剧就不可避免了，因为属血气的方法总是比属灵的方法便捷得多。属灵秩序的维持是需要不断地对着主的旨意顺服，这也是一个教会可以健康地成长的唯一的道路。以人的方式来对抗某一种形式的错误，最终都会给教会带来属灵的饥馑。

伊格那丢提倡的专制式主教制及其后果

　　最早有关专制式主教（The Monarchical Bishop）的记载是在伊格那丢（Ignatius）的著作中。其实伊格那丢自己也可算是安提阿的主教。主后115年，当他往罗马受死的途中，他写了几封信给各地的人。在信中他强调主教职位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在教会中有一位主教是不可缺的，并且主教应拥有绝对的权柄。唯有他可以主持浸礼以及主的桌子（圣餐）甚至爱宴也需要他在场。伊格那丢这样毫不妥协地一个劲地为主教的地位辩护，可以想像，一定有人强烈反对这种制度。大力提倡主教制度的并非只有他一人，不过在当时这种情况还不普遍。然而到了第二世纪中叶，伊格那丢的提议就被广为接纳了。

　　由众长老带领管理的局面，一直延续至少到伊格那丢殉道那年。不久坡旅甲（Polycarp）写信给在腓立比的会众，他是写给众长老而非给某位主教的。坡旅甲自己做了士每拿的主教，正如伊格那丢是安提阿的主教。他们二人均认识一些使徒。坡旅甲曾受教于约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具有卓越能力的人，他对主献身并且与写圣经的人有接触，竟会对于一个没有圣经依据的职位如此地热衷！他再一次显出当仁不让，为了宣传和辩护真理所进发的热情，很可能会使他堕入采用方便人的手段、而忽略了属天的秩序。坡旅甲这位年长并且受人尊敬的主仆，在主后156年因信仰在士每拿殉道。

　　当然，早期的专制式主教与今日管理大教区的主教并不一样。他与现今的牧师或是教士较相近。否则主教就不可能如同伊格那丢所说的那样，每一次主领圣餐，当年也没有主教的继承问题。甚至于后来主教这种制度流行以后，也没有今日使徒世袭的观念。爱任纽（Irenaeus）在第二世纪末了的著作中，仅仅提到在一个地区众位主教的一脉相承。如今在圣公会或是主教系统的人，以为从使徒开始，就代代相传使徒的所有权柄，这种观念则是在很久以后的教会历史中才形成的。

　　这种专制式的主教制度的建立，很快就在教会中形成了两种阶级的人，并且也产生了其它邪恶。神职人员（Clergy）与平信徒（Laity），这两个阶级的分野在历代都十分明显。神职人员（Clergy）这个字是由希腊文（Kleiron）演化出来的。这个字是彼得在写《彼得前书》之时使用的「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彼前5:3）。这里「所托付」在英文钦定版中译成「产业」。很明显，彼得对着长老们「不可辖制神的产业，或是不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劝勉均是指全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一个用来表示全教会整体合一的字，居然会演变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专指一批在教会中有特权的人，实在是不可思议。

　　毫无疑问，伊格那丢所企盼建立一套坚强的神职系统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主要是担心教会将被当时许多异端所污染。虽然他的动机很好，可惜方法错误，结果反被他反对的势力所利用。

　　希腊哲学迷离的推测，给许多人带来心中的不满，因此很多人转去寻找心灵的平安。我们说过，这是大批外邦敬畏神的人拥入犹太人的教堂的主要原因。在这批人当中，有许多后来成了第一批接受福音的人。其它一些希腊的思想也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因此一些异端或是神秘宗教也随之产生。战后日本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况出现。随着天皇的崩溃，许多幻想亦随之破灭，于是人们就去寻找一些「新宗教」。尽管其中大多是集各类不同宗教于一处的大杂烩，却也给人带来了一些心灵的安慰和平安。希腊的异端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颇受人们的青睐。他们认定，宗教仪式必须藉着一些特别设立的祭司，才能带给人们祝福。

　　对来自异教的影响，只要他们没有离开属天的样式，基督教一向是相当的开放。伊格那丢所热切鼓励的那些事，却出奇地与当时流行的异端奥秘派的口味非常地相似。这也是为什么当那些异教徒们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以致伊格那丢以及他的跟从者所有提倡的牧师制度，就有了不同的意义。正因为这是一群特殊的人物，他们自然就会被人们认为具有特殊的能力，他们所主持的浸礼，以及主的桌子，也就被认为靠着他们的能力而变得特殊。圣灵的能力早已远离，仪式却取代了祂的地位。浸礼居然被认为是神迹式的使人重生的方法。主的桌子、饼和酒也因着牧师主教的能力，奇迹式地变成了主的肉和基督的血，仿佛神职人员具有魔力，他们可以把神圣的恩典分赐给人们。这些迷信皆来自异教的风俗，因为在新约圣经中，从来没有任何暗示说浸礼或是主的桌子，必须由一群圣品阶级的人来主持，更没有任何的教导说这些仪式会与什么神迹有关。

　　腐败从此进入教会。在第二世纪就开始教导藉浸礼重生，不久以后就开始了为婴儿施浸，这些都是圣经里没有教导的。特土良（Tertullian）在主后197年撰文，除了谴责婴儿受浸外，亦同样谴责为死人施浸。这见解是他首先提出的。

神所允许的逼迫维持了早期教会的见证

　　但基督的作为并没有失去，酵一旦进入教会的交通之中，就开始了他内部的工作，直到「全团都发起来」。这样一个腐败的教会从外表看，好像是福音的结果，虽然拒绝住在基督里的生命在不断地增加，神却能保守一些那些不受异教污染的子民，在历世以来维持着见证的火炬。当我们随着这些见证人的脚步，我们就会发现这批见证人，常和有组织的基督教机构相去甚远。神的灵工作的历史并非一般所谓教会历史。所谓的教会历史，通常都不过是一些可悲的冥顽的争执和自私的阴谋。然而圣灵的运动和属地组织的历史，二者又是如此的交织在一起，有时甚至无法分割。

　　在前三个世纪中，虽然教会中也有一股使教会失去生命的暗流，但是因为信徒在那段时间必须承受持续不断的残酷迫害，这种迫害使得那股暗流缓慢下来。主后64年，尼禄皇帝在位之时就开始了首次暴力迫害。那一次的迫害遍及整个帝国，并且这种攻击常常是系统性的。以后的年月里，情况有时十分严重，有时也稍微宽松，这完全是看哪一个皇帝在位。到了第四世纪初期，君士坦丁大帝在位之前，教会仍被认为是非法组织，随时可能遭到极为骇人听闻的残酷刑罚。许多基督徒受酷刑甚至丧命，财产被没收，而且当局曾多次试图彻底销毁圣经。

　　在此，我们不必偏离本题去述说许多信徒受苦的惨痛经历。主后64年，藉着罗马的一场大火灾，尼禄皇帝开始了一场大迫害。当时传说尼禄皇帝自己纵火烧城，后来为了平息民怒，就将基督徒当做替罪羔羊。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尼禄皇帝是否真如传说所言是纵火的罪犯，但是他确实是以凶残出名。他确也不是一位受欢迎的皇帝，但他却能够利用人性的弱点，让罗马的公民藉着恶毒的谎言，进行一场兽性的屠杀。彼得和保罗都在这次的逼迫中殉道。尼禄皇帝至终也在主后68年因罗马议会判他有罪而自尽。

　　正如以前日本的天皇被认为是神明一样，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是被认为具有神性。在历史上许多殉道者也就是因这个缘故而被杀害。没有一个基督徒肯称呼皇帝为「主」，更不肯向他烧香敬拜。所以许多皇帝就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试验：不拜者死。

　　在早期殉道者的行列中，其中有一位闻名遐迩的坡旅甲。他是使徒约翰的门生，后来成了士每拿教会的主教（牧师），并在主后156年殉道。他在信心上的坚持，历世以来成了许多人的挑战。临刑前，他仍有机会可以否认他的信仰而得以保全性命。亚细亚区的议长亲自请求这位神的老仆人向皇帝致敬，劝他只要否认基督，就可得自由。坡旅甲说出了令人难忘的一段话：「我服事祂86年，祂从来未亏待我，我岂能亵渎我的救主和君王呢？」言毕从容就义。坡旅甲的死却使得在亚细亚一带的基督徒，在一段时间里免受迫害。人们看见一个这样圣洁的人因着他的信实而被害，对他均表同情，从而反对如此有组织地屠杀基督徒。教会也就暂时得从恐惧和破坏中稍有喘息。

　　迫害的浪潮恰如潮水般随着时间或是消退或是上涨，但很明显，让步的是罗马帝国而非教会。无论官方的态度如何，一般人对基督徒的生活都有一份向往。虽然基督徒不可以公开地表白他们的信仰，他们持续不变的生活方式，却逐渐地纠正了许多人因听信流言蜚语对基督徒所产生的偏见。当平静的年月开始时，许多人加入教会，实际上基督徒已深入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当下一波迫害开始之时，他们已缺少普通民众，甚至官方人士中对迫害的支持者亦日益减少。当然并不是整个罗马帝国，任何地区的基督徒都有较多的自由。比如在前四个世纪，在巴勒斯坦和埃及一带，一直有着非常残酷的迫害。但是总的看来，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的严重程度日益减少。

　　主后202年，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在位，他降旨严禁人们信奉犹太教或基督教，从此开始了新的一轮迫害。这是罗马政府首次正式以法律形式宣告信靠基督是违法的。在罗马官方心目中，基督教很早就被排除在犹太教以外成为非立案的宗教，所以从法律角度而言，基督教早就被定罪，但是202年的宣告则是使信靠基督本身成为罪行。

　　半世纪的平静以后，德西乌斯（Decius）短期执政之时，教会再一次遭受迫害。因为罗马皇帝北面受哥特（Goths）、东面遭萨珊（Sassanids）的攻击。德西乌斯决定号召全国百姓再一次向国家设立的宗教效忠。他下令全面消灭基督教，全国可以同心向国家设立的神明献心。在这次考验下，一些基督徒退缩了，也有一些基督徒坚定地持守信仰，这是第一次当政府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地方上的恶人没有趁火打劫，甚至有一些异教徒反而帮助一些基督徒逃避迫害。多年来异教徒对基督徒的误解和仇视终于化解，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

　　到了主后303年戴克理先（Diocletian）在位之时，其对基督徒以暴力式的迫害成为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由于基督徒的人数大增，罗马皇帝担心，如果再不处理，以后恐怕无法控制。在这种心态下，罗马皇帝下旨，全面拆毁基督徒聚会的地方，焚毁圣经，逮捕所有的神职人员，凡是不向政府所订的神明效忠的人一律处死。各地对此命令执行的情形并不一致。但是此次不但普通百姓、就连政府官员也开始同情基督徒。到了主后311年，伽列里乌斯（Galerius）皇帝终于下令取消对基督徒的迫害，从此罗马皇帝逼迫基督教的历史宣告结束。罗马政府最终还是失败。

　　在这几个世纪的试炼中，教会的整体标准是什么？有些被基督徒吸引的人士并未真正经历重生，所以当试炼来临之时，这些人便跌倒了。也有些人是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候才跌倒的，可是在整体上，基督徒的见证是未被动摇的。许多基督徒在患难中的持守感化了许多反对者的心。

　　大约在第二世纪中叶，有一个匿名的作者写信给丢格那妥（Diognetius），信中他谈到基督徒社区中的生活。他的话可以算是整个罗马帝国最后对基督徒评价的一个总结。他说：「基督徒展示给我们一个奇妙的生活方式。他们虽然是在自己的故乡，却仿佛是异乡客旅，忍受异乡人一切的难处；任何一个外地，对他们而言却又好像是家乡一般，正如任何一个家乡又好像是外地一样。他们在地度日却是属天的公民。他们遵守地上的法律，同时他们的生活又超越法律。虽然曾受众人责骂，他们仍爱众人。」殉道者的热血浇灌了福音的种子，圣灵的果子成了教会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