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见证的火炬》

亨利八世的虚假改革

　　悲剧一直在缠绕着教会的脚步，但是建立在基督耶稣这磐石上的教会，原本就是设计用来对抗大灾难的。在英国，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君王亨利八世，他的天赋及私欲的追求，给教会造成了许多悲剧。当马丁·路德的作品传到英国时，这些在英国罗马教里的领袖们就感受到极大的危机，大主教吴斯理（Wolsey）觉得，除非能够采取什么特别的手段，否则教皇在英国的权威将会被大大削弱。所以他就鼓励亨利八世——这位很有才气的君王，埋头进入图书馆里，重新发挥他年轻时对学术的热忱。到了1521年，亨利就写出了一份反对路德的文件，这份文件赢得了教皇利奥十世（Leo X）的赞美，被封为「护卫信仰」的勇士。当他得到这一份殊荣，他就要证明他配得这样伟大的头衔，因此便决定要清除在英国各样所谓的异端。就在他成为「护卫信仰」的勇士的第九天，他就命令他的部下与在林肯（Lincoln）的主教合作，开始严格地对付那些彼此鼓励读神话的信徒。这些信徒有许多是罗拉德运动（Lollard movement）所剩下的果子，他们大多是很单纯的人，然而这时却遭到无情的对付。有些人在死亡威胁之下，就招供出他们的亲人或是其他基督徒朋友。他们如果不批斗别人，他们自己就会遭到羞辱。在这样的试炼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很英雄式地坚持原则。可是，我们之中谁有资格去论断他们呢？有些人遭受到极为痛苦的折磨，并且殉道。

　　约在主后1528年，也就是在逼迫以后没有几年的功夫，圣灵在埃克萨斯（Essex）召集一些信徒依照圣经聚会。其中有人是出身贵族，有人是神职人员的家属，然而他们的聚会是单单因在基督里的关系。故此，人们称他们为「在基督里的弟兄」。这些群体有最为著名的一些敬虔的人，如科弗代尔（Coverdale）和拉蒂默（Latimer），他们后来都成了英国教会的主教。他们的服事使得多人蒙福。不过这些聚会不久以后，就有多人被捕。其它的人也就四散。主的子民的见证也就是这样，在一个地方被压下去，却又会在其它的地方再显出来。

　　按着圣经跟随神的信徒，他们的遭遇随着亨利国王的改变而改变。主后1534年，国会通过著名的至高法案，英国终于把教皇的统治赶出了英国，国王成了英国教会的领袖。这跟亨利自己在宗教上的认知并没有什么关系。亨利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他和教廷的关系纯粹是建立在自私的动机上。这个改变在实质上称不上是改革，因为教会基本上是和以前一样，只不过以前是教皇为首，而今则是国王领头罢了。然而，确实有一段时间允许圣经公开发行。这位国王，他把任何不肯接受他为教会元首的人都处以极刑，正如他以前把任何不承认教皇为教会元首的人处死一样。亨利这样做，有他自己政治上的理由，他希望人们认为虽然他不同意教皇，可是他所做的都是一个好罗马教徒。所以他再一次坚定许多罗马教会的教导，像圣体变质论（译注：这一论调的基本点是，如果你真的有信心，饼和杯则在祝祷后真的变成主的身体和血。）。他并且下令，任何人不得拒绝接受英国教会的信条，否则便予处刑，直至最高的火刑。除了特殊身份的人外，一般的大众不允许阅读圣经。这些恶毒的法律一直延续到亨利在主后1547年死时，还没有改变。

门诺强调使徒式的聚会和灵里的自由，最终却沦为宗派

　　明斯特的悲剧对于弟兄们在德国的见证有很大的打击。但是主还是有祂的余民来持续教会的见证。神自己有祂自己所拣选的器皿，祂能够使用这些器皿来服事祂的子民。门诺·西蒙斯（Menno Symon）于主后1492年生于荷兰，后来，他在信徒中成了一个著名的教师。当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他被按立成为罗马教会的教士。虽然是一个神父，他却不知道圣经，当他望弥撒的时候，他就想知道，这饼和酒是否真的会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他决定要把新约完全读一遍。当他读过之后，他便立刻悟出主的桌子真正的意义。当他听到有一个人因为重新再受浸而被处死之时，他又回到圣经。他在圣经中找不到给婴儿施浸的训谕。

　　门诺·西蒙斯不是别人向他传道，也不是受到那些他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弟兄会影响，而是圣经的力量从开始就在他灵魂中投下了亮光，尽管在这段时间他还是过着自我中心的生活，追求自我的满足和享受。当明斯特那些先知的影响力波及荷兰时，他在讲道中言词激烈地指出他们的错误，然而他发现，他的讲道并没有产生什么深远的果效。虽然人们称赞他正统的教导，可是明斯特那些邪恶的道理还是吸引入走火入魔、进入极端里面。他发现，那些称赞他的人，并不是什么对属灵有兴趣的人，更严重的是，他发现他自己的生活是何等地缺乏属灵的能力。他无法传讲他所非难的明斯特教义。在极大的痛苦之中，他转向基督寻找恩典和洁净，他在十字架下找到了他的需要。从此，他的讲道就有了新的感动力和权威。他传讲悔改的道、以及只有藉着信靠基督而得的新生命，他并且勇敢地讲到神给他明白受浸和饼杯的意义。他积极地寻找那些经历到圣灵重生的人，与他们一同交通。

　　在他有了属灵经历一年之后，门诺遇见几位敬虔的人，他们对于四散的信徒的需要很有负担，那些信徒是与世界和宗派分别出来的，他们只愿意按照神的话语所有的亮光来聚会。他们对真理有极大的饥渴。他们恳求门诺把自己投入这样的服事之中。门诺觉得这是神的呼召，于是他在主后1537年便离开罗马教会，把他的年日投入到各处信徒的聚会中进行服事。离开罗马教会，就是意味着从此告别他曾经享受过的各样被人欢迎的日子，而且开始被人称为是重浸派的邪说。豪华的生活、物质的安全感都不再拥有，常常伴随着他的却是被捕入狱的危险。但是，他的服事却为基督结下了丰盛的果子。他全身投入坚固信徒，召集他们，在信心上建立他们，因为有许多信徒因被逼迫而流散了。最后，他成了通缉犯，如果有人通报他的行踪，就可以得到重赏；反之，如果有人给他提供食宿，就要被处死。主后1543年，他从荷兰逃亡到弗雷森堡（Fresenburg），这是一位友好的德国贵族的管区，是许多受迫害信徒的避难所。门诺在那里继续他的服事，并且开始写作。他的作品流传甚广，对于那些毁谤弟兄们的谣言起了很大的澄清作用。主后1559年，他在弗雷森堡去世。

　　那些受到门诺影响的会众，就被称为门诺会，以人名来称呼一个群体，这是当时很普遍的作法。但是这名字并不是他们自己所愿意的。今日的门诺会就是从中产生了。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十六世纪那种简单使徒式的聚会和灵里的自由，也逐渐被宗派的灵所取代了。

罗耀拉和耶稣会对罗马教会的表面改革

　　在同一时期，反对神话语的力量也是加倍地厉害。正当神兴起那些能在福音上站立得稳的人的同时，有人也处心积虑地要把罗马教会失去的人找回来。

　　虽然我们对罗耀拉（Ignatius Loyola）工作的果效会很伤心，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改革期间，他是扮演了一个极为出色的角色。主后1491年，罗耀拉出生于西班牙北方的一个贵族家庭，是斐迪南王宫廷里的一员。后来，他在西班牙陆军担任军职，并以极度的勇敢而著名。在三十岁的时候，他在战场上负伤，被迫结束他的军旅生涯。在他缓慢的康复期间，他研读主的生平，涉猎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以及奥秘派的作品。他极度盼望能除去他身上所犯的罪。他向神呼求寻找救赎之道。在一段极大的内心挣扎之后，他发现了解脱之法。以前他是西班牙国王的军人，现在他决定要做圣母的军人。伤还没有完全恢复，他就迫不及待赶到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的修道院去，在那里，他把他的武器都挂放在圣母的祭坛上，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圣母和基督。他从蒙撒勒特经过非常困苦的旅程，来到在曼雷萨（Manresa）的道明会修道院，在那里，他要求自己严谨地刻苦己心，这些操练为他日后所写「属灵的操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罗耀拉自己要求自己绝对严格地自我省察，每一分钟都要审察态度、心思意念和行为，并且追求透过这些达到属灵感觉的经历。从他这一切的经验中，就发展出日后耶稣会（Jesuit）的严格规矩，而耶稣会就成了反抗改革最有效的武器。

　　耶稣会的操练，要求将个人的意志完全降服在群体的目的之下。这其实是罗马教会信仰的延伸，以加强母会的权力。耶稣会的每一个会员都有一位领袖（听忏悔者），他必需发誓对领袖绝对地顺服，除非领袖的要求是犯罪性质的。他对领袖应该毫无保留，就连内心深处的想法都要对领袖坦白，从而领袖可以带领他进入严厉的属灵操练以及争战之中。领袖的头目就是「将军」，在他的属下中亦需指派一人来监督他。每一个人都由他的领袖根据他的才干加以严格训练，分配做特别的工作。这样的训练一方面可以使每个人的呼召充分地发挥，另一方面又可以建立规矩，正如罗耀拉称之为耶稣的规矩，其实已经是一套非常惊人的系统。

　　罗耀拉对着奥秘派的追求，一开始使得神职人员非常怀疑，因为奥秘派注重个人直接与神交通，而不需要透过神父，这是不合乎罗马教会的看法的。他曾多次因此被捕，然而每次他都能向当局表明他的忠贞，从而得到释放。事实上，他所带领的系统，根本上是违反奥秘派的教导，在耶稣会里，每一个人都必须完全降服在他的领袖的权威之下，这样的制度不能鼓励人直接去越过他的上司，和神有直接的交流。

　　耶稣会是在主后1534年在巴黎开始的，因为罗耀拉本身缺乏学术上的教育，他深信为了成全神给他的呼召，他必须具有一个良好的教育，因此他回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开始了他的基础教育。主后1528年，当加尔文离开巴黎大学之时，也就是罗耀拉进入巴黎大学之际。他在那里找到六位和他一样献身的朋友，于是他们就在主后1534年开始，宣誓成立了耶稣会。六年后，耶稣会取得教皇的认可，罗耀拉是第一任的将军，他一直在位，直至主后1556年他去世。

　　耶稣会的工作发展得十分迅速，它不只阻拦了更正教的发展，并且还收复了一些失去的地区。他们藉着优秀的学校、海外的宣教以及讲道，热心地推展各样的工作。耶稣会的故意论把罪的本质淡化：他们主张，只有当一个人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清楚地知道这是罪，仍故意定意去做，这种行为才是真正的罪。这个教导使人在一些清楚明白的事情上有余地被欺骗（译注：以主观的感觉是否是罪取代神客观的绝对标准）。耶稣会的策略，在罗马教会内也引起许多的争议，许多时候，他们的影响力控制了整个的国家，所以几乎每一个罗马教会的国家都曾经下令禁止耶稣会的活动。最后到了十八世纪，教皇亲自下令全面禁止耶稣会的工作。耶稣会就潜入地下工作了四十年，直到主后1814年庇护七世教皇（Pius VII）下诏，才重新恢复他们的地位。

　　当初在巴黎和罗耀拉一同发起耶稣会的成员之中，有一个名叫方济·沙勿略（Francis Xavier）的，他被派到东方担任宣教士。他在宣教上所表现出的精力，值得我们提一下他的事工。他在印度和日本工作了十年，自称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信教，其实他的工作都是很表面的，而且他和外邦人遗传风俗的妥协，简直无可救药。但是方济·沙勿略的热心和自我牺牲，是要让许多人感到羞愧。我们有更有价值的目标去献身努力，但却不及他的热心。

　　主后1545年，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召开了天特（Trent）会议，因为各方面都盼望罗马教会能有一些改革。当时的皇帝查理五世也向教皇施加压力，因为他希望或许这样，可以使得他国内的路德派能与罗马教会重新和好。天特会议在主后1545年到1563年之间曾多次召开，特别到了后期，这些会议几乎都是受耶稣会的控制。他们对于基督教的观点坚决不让步。虽然呼求一些外表的改革，可是在罗马教会基本的教义上是丝毫不放松。他们坚持，只有拉丁文版的圣经才是正统的圣经，也只有罗马教会才有权解释圣经。遗传和圣经同样都是真理的来源，虽然没有给遗传一个清楚的定义，并且再一次强调教皇至高无上的权柄。每一次，当神拣选了一些器皿，好在一群单纯信靠神话语、又按照圣经形式聚会的人中间来栽培他们的信心时，同时，另一次恶者所设计用来破坏合乎圣经的教会表现的计谋，也是积极进行之中。

血腥玛丽的镇压使罗马教会失去英国民心

　　在英国，自亨利八世死后的六年期间，政治气候是倾向改革开放，辖制的法令都被取消，许多曾经逃避迫害的人也回到自己的家乡，最引人注目的是，官方教会也明文规定神职人员一年至少要讲四次道，并且要求神职人员检点自己的生活，不可以花天酒地、利用人同情心所捐献的款项来发财。至少在道德上，这些都是来得太迟的改革。

　　令人遗憾的是，主后1553年，当玛丽（Mary）登基之后，形势对基督教的发展就大为不利了。玛丽是一个狂热的罗马教会信徒，她一心想要完全削减任何改革的事物，任何讲道或是出版都要先经过她的审查，基督教中的领袖像瑞德利（Ridley）、拉蒂默（Latimer）、科弗代尔（Coverdale）、克兰麦（Cranmer）以及其它人士都被捕入狱。玛丽并且和她的丈夫一起跪在教皇的代表面前，代表全国接受教皇至高无上的权柄，这是罗马再一次的大胜利。自此，又一场血腥的大迫害拉开了序幕，玛丽皇后也得到了「血腥玛丽」的称呼。这场血腥镇压直到主后1558年她死时，还没有停止。世界上的人都忘不了瑞德利和拉蒂默两位殉道者，他们因为拒绝接收圣体变质说而被处死。当他们两位一同面对死亡的时候，拉蒂默对瑞德利所说的话仿佛预言一样，他说：「瑞德利老师，不要怕，要像个男子汉。藉着神的恩典，我们今日将会成为英国的火炬，是没有人能够使我们熄灭。」

　　玛丽的残暴，使一般的人民对于罗马教会的印象转坏，远远超过以前那些改革派的宣传。人民看到许多伟大而又善良的人，只是因为对一些真理持不同看法就被活活烧死。这造成举国民心尽失。幸好后来登基的女王伊丽莎白（Elizabeth）是一个比较包容的人。

伊丽莎白与英国清教徒的冲突

　　伊丽莎白也是环境造成她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因为罗马教会不承认她父亲亨利八世和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所以伊丽莎白只好投入基督教的阵营。直到如今，我们仍无法知晓她是否真的对宗教感兴趣。当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在位的时候，她外表上只是罗马教会信徒。直到她登上王位之后，她才得到真正的解脱和快乐。自此，逼迫停止，流亡的人开始返回故乡。主后1559年通过了两个法案，一个是无上法案，它宣告女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另一个法案便是合一法案，它要求所有敬拜聚会都要按照英国官方教会的样板，其实那一套仪式是颇富有罗马教会的味道。这个法案引起了那些清教徒的领袖极度的反感。清教徒这个名称，是指受到法国胡格诺派（Hugenots）影响，而持有像在瑞士、法国一带改革派的信仰的那些人。他们认为教会应该按照新约圣经的形式，任何在圣经中没有的榜样，例如跪下来领饼杯，都是他们所不接受的。他们恐怕会陷入罗马教敬拜圣物的错误之中。清教徒在全国许多方面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大多数都是博学之士。

　　因为清教徒在各地的势力，使得伊丽莎白不能完全按照她的方式来行。她也知道，清教徒是她最可靠的伙伴。有些好的顾问建议她帮助胡格诺派、以及在苏格兰的改革运动。其实她自己对于日内瓦的神学并无好感，并且她对于在苏格兰带领圣经运动的约翰·诺克斯也是从内心的不欣赏。但是很幸运，她这样的大环境，给愿意按照圣经聚集在主前的人一个新的机会。虽然还是有一些限制，并且也给他们预备了抵抗未来新的一种较少血腥的暴君制度——牧师制度或主教制度（Episcopalianism）。

　　这段时期，在官方教会之外，开始了许多的聚会，一些敬虔的人和清教徒的传道人聚在一起研读并且传讲圣经。伊丽莎白决意要反对这些会众，她命令坎特伯雷的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埃德蒙·格林达尔（Edmund Grindal）去逼迫他们。格林达尔自己是同情清教徒的，因为良心的缘故，他拒绝执行女王的命令，后来就失去了他的地位。女王决定，既然她是英国教会的领袖，她就直接采取行动来对付清教徒。有些清教徒的传道人被处绞刑，这引起了人民对她的强烈不满。难道人们与神的关系一直都要受到政府的干预吗？有一些敬虔的清教徒，他们是反对和官方的教会分离的，多少受到加尔文官方教会观念的影响，他们甘心忍耐当时的教会，因为官方教会的规章一直在改善，可能将来不久改成合乎加尔文官方教会的政策。这是他们的理由。可是另外有些人，他们感到无限期地等待下去、而不先去寻找顺服神的话，是不合理的，因为官方教会的观念根本不合乎圣经。

反对官方教会的英国独立教会

　　独立教会（Independents）在伦敦以及英国一些地区出现，是在十六世纪的末期，后来因为罗伯特·勃朗（Robert Browne）的影响，独立教会才大量出现。勃朗是剑桥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了一个对官方教会忠贞的清教徒。在他大约三十岁的时候，他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主后1581年，他和另外一个朋友决定在诺维奇（Norwich）市开始一个新的聚会。可是因为他的讲道，不久以后，他和他大部分的会友都受到政府的逼迫。他们逃到荷兰的米德尔堡（Middleburg）。勃朗在那里继续他的服事，并且写出一些作品。他定那些留在官方教会里的人的罪，并且把他从圣经中领略到的圣经原则讲明出来。主后1583年，有两个人因为分发他的作品而被捕，并被处以绞刑。勃朗说明教会就是一些与基督有关系的人聚集在一起，每一个聚会都是独立的，他们自行设立他们的领袖，他们虽然独立，却与所有重生的信徒有着属灵的联系。他回到英国以后，却受不了官方教会多方面的逼迫，最后在1585年就回到了官方教会，且留在那里直到主后1633年他死亡为止。

　　在独立教会中另有两位出色的领袖，一个是亨利·巴罗（Henry Barrowe），另一个是约翰·格林伍德（John Greenwood）。巴罗是一个律师，格林伍德是位神职人员，他们两人均认定，一个人如果认识了圣经的教导，而且保持良心平安，就一定要脱离官方教会。他们和一些在伦敦的信徒，根据基督的生命在一起聚会。这些敬虔的人忍受无休止的迫害，很多人被捕入狱，甚至死在狱中。巴罗和格林伍德均被捕入狱，主后1593年被处绞刑。

推动清教徒移民潮的斯弥特和罗宾逊

　　十七世纪初叶，在干根斯堡（Gainsborough）一带有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聚会，神给他们许多的祝福，不久他们在附近的司寇比（Scrooby）有了第二个聚会。这两个教会均是由约翰·斯弥特（John Smyth）和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带领。他们两人原来都是官方教会中清教徒背景的传道人，因为认识了圣经对教会的教导，而离开官方教会。

　　伊丽莎白统治的末期，对宗教统一的执行不是那么注重，可是到了主后1603年，当詹姆士一世（James I）上台后，形势开始骤转直下。主后1607年，在干根斯堡和司寇比的信徒在忍受许多逼迫之后，就决定逃到荷兰去，在阿姆斯特丹，这个教会成了不幸的争议中心，后来导致分裂。约翰·罗宾逊以及一些其它的人对于这样的事情极为痛心，于是他们就决定再移民到莱顿（Leyden）去。他们在那里的聚会很蒙主的祝福。罗宾逊是一个满了恩惠和异象的人，后来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的一些信徒有机会再回到英国。就在伦敦建立不同的独立教会，这些教会后来分为两派，一派称为「一般浸信会」，他们抱持亚米念的神学观念；另一派则被称为「特殊浸信会」，他们抱持加尔文的神学立场。这在教会历史上只是一个新的发展，新的宗派开始因为教义而结合在一起，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是当初在莱顿的这一批清教徒，他们后来写下了英国和美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页。这些客旅在主后1620年，乘搭「五月花」号渡轮来到美国大陆新世界。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清教徒移民潮。第一批清教徒在他们的长老威廉·布鲁斯特（William Brewster）带领下，来到新英格兰的普里茅斯（Plymouth），开始建立第一个殖民地。在这里，人们可以按照神在圣经中教导人的方式，来自由地敬拜上帝。约翰·罗宾逊留在莱顿传讲圣经，这样的教导成为教会生活的根基。他曾这样说过：

　　「我在神和众天使面前呼吁，你们不可跟随我、超过你们跟随主耶稣基督。如果神使用其他的仆人向你们宣讲真理，请你们如同接受我的教导一样地去接受别的仆人所有的教导。我深信，神在圣经中还有许多的真理要告诉我们。我对改革教会的情形相当的痛心，因为这些教会都不能越过神所给他们仆人所看见的。路德会的人不能越过路德所看见的，神所启示给加尔文的那一部份，对于路德的人而言，他们是宁死也不接受的。同样，加尔文派也死守着神伟大仆人所遗留的，可是伟大仆人是不会看到神的完全，这实在是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

　　约翰·罗宾逊说到教会生活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教会必须有能力和自由、不断地去追求对圣经有更多的认识。他同时也指出，宗派的门户之见也都是由于人们只坚持圣经真理的一部分。一个宗派看到一些真理，他们的工作可能是好的，但是因为他们无法看到真理的全部，他们也不愿意去寻找真理的其它部份，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弱点和限制。没有一个教会能够完全明白真理的全部，只有在永世中我们才能得着完全。但是，教会要知道自己的有限，不断地追求更多的认识主自己。教会属灵上的成长，是教会生命最重要的因素。

改革以前的宗派思想：以人代替基督来建立教会

　　当反对统一教会日渐发展的时候，也就是不同国家的基督徒团体反对官方教会，而出来另外聚会的时候。宗派的思想也同时随之发展。虽然我们可以说派别在教会最早期就有了，可是到了十七世纪，宗派的形式和早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能够了解它发展的理由。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过教会属灵运动的历史，有两件事乃是值得我们再三强调的。第一，教会的根基，乃在那些藉着圣灵重生的工作而悔改依靠基督的人，领受了新的生命后彼此的交接。第二，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属灵生命的发展都必需根据神向人透过圣经所说的话。神的话就是教会生存和成长的食物，神的话也是神在祂子民中彰显祂自己的方式。透过神的话，基督的生命和主权就成了新约教会两大标志。当这两样被其它的任何人或事限制的时候，教会就逐渐离开圣经的原则，最终进入迷惑的光景中。

　　在教会中，对基督为主最大的威胁，就是对人的忠诚。很可能是一个伟大属灵的人，但是只要是人，就可能夺取人们原来只应给神的顺服和依靠。在改革运动之中，先是罗马皇帝、后是罗马教会给教会的迫害，就保守了教会免除这一方面的危险。神的子民竭力争取看圣经的权力、和罗马教会尽力防止人们看圣经，说明圣经对于神子民的聚会是何等的重要。不仅是所有伟大属灵的领袖都强调这一点，而且每当他们鼓励人读圣经，就使他们自己成为被逼迫的对象。往往是今天教导圣经，明天入狱，后天被处火刑。如果教会那时依靠人的领导，教会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漫长的世纪中，教会经历了许多残暴的迫害，教会能够更多地直接从主的话语中，藉着不同的仆人来学习认识主，教会的存在就更坚固。无论是路德派或是慈运理派，属灵运动的衰退都是当教会强大到一个地步，可以自己应付外来的逼迫，他们就开始对于人的忠贞、越过藉着圣经直接对主的忠贞。

改革以后的宗派思想：以教义代替基督来建立教会

　　印刷术的发明，启蒙运动和改革运动，在一般人的心中带出了新的、更深入的神学觉醒。改革运动带进了小册子的时代。每一个关于真理新的一方面的探讨，都可以成为一本新册子的主题。这些研究的出版，对于人们属灵思想起了很大的影响。不见得这些影响都是负面的，也有健康和正面的影响。但是，正如任何新的进步和新的事物，都会免不了有些内在的危机。并不是新的东西有什么不好，而是他们可能占了过分重要的地位。例如一个小孩有了一个新的玩具，他可能就不想吃饭或是读书，而只想玩玩具。一个人有了一部汽车，可能变成车子的奴隶，甚至连一步路也不想自己走，结果他的健康反而受损。在属灵的世界里，我们是很容易以眼见来取代信心的。以我们所明白一点关乎主的方式，取代主自己，换一句话说，我们以教义来建立教会，而不再以基督来建立教会。在改革运动以后，这种危险更为巨大。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可以把基督教的真理系统化，或是把某一些真理过分地强调。

亚米念派和加尔文派的争论

　　现在，可能是一个好的时机来谈一谈雅各布斯·亚米念（Jacobus Arminius）这位德国伟大的神学家，他的名字成了一派反对约翰·加尔文系统神学的代表。加尔文派和亚米念派之间各种不同形式的争论一直至今日，仍是许多分裂纠纷的源头。亚米念生于主后1560年，他在莱顿大学受教育，最后成为神学教授。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众人都承认他温柔的品格，他的个性不喜爱争战，但是他的信仰却把他引进一场思想的大战中，他因此感到十分的沮丧。

　　加尔文和亚米念思想中的问题，就是出在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上。虽然这并不是个新的问题，许多世纪以前，奥古斯丁和伯拉纠就为此大有辩论（参第六章），但这个问题对每一个伟大的头脑却都是一个挑战。亚米念自己原是受到加尔文的影响，他被要求写一篇文章，为加尔文的立场进行辩护。为了写这样的文章，他有机会再把圣经好好地重读一遍，他所得到的结论，就是他所以为对的看法，是无法从圣经中找到维护的根据。加尔文认为基督仅为选民死，亚米念则认为基督是为所有的人而死，只是单单相信的人才能享受基督代死的好处。亚米念不接受绝对的预定论，他主张神的预定是基于神的预知。亚米念否定加尔文所提出不可抗拒的恩典这种观念，他教导虽然在救恩这件事上需要恩典的工作，因为人自己无法做任何良善的事；但是人可以拒绝恩典，其实就是有人接受了恩典，也有可能无法保持、而失去所得着的。亚米念自己并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可惜他的看法以及加尔文的看法，都被他们的跟随者发展到极端。如果他们两人今日还活着的话，很可能加尔文不是今日的加尔文派的人，亚米念也不会是今日的亚米念派。

宗派主义：信徒的聚会从根据与基督的关系，变成根据对教义的认同

　　我们看见，逼迫并不因改革运动而消逝，也不是说更正教会的系统就会比罗马教会系统在对付异己的态度上会有更多的包容。许多年以后，人们才接受宗教自由乃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的观念。只要反对者仍然受到处罚，大众人民对于这种处罚的反感就会日益加增，整个的形势就会更多同情独立教会的成立。虽然有苦难和逼迫，反对官方统一的运动也就有着力点来发展。当教会从官方教会的辖制下得到新的自由的同时，教会也进入教义上的争论之中。加尔文和亚米念等人的著作更是火上添油。这种发展就形成了一些基督徒因认同某一种教义而聚集在一起。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最早期的独立教会，他们的根基则稳固得多。他们基本上反对官方教会，因为官方教会不允许教会单纯地以属灵的合一相聚。他们认为，信徒和基督的关系使得他们相聚在一起。至于对于属灵事物的看法、在属灵交通上，乃是次要。可惜这种秩序改变了。教会乃是根据相同教义的认同而聚会，只要教义上有分歧，教会就会分裂，这样的做法一定导致属灵生活的衰弱，宗派主义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教会的立场就失去了。不过，主永远都有办法另外选召一些余民，来维护主的见证。

被罗马教会和更正教会排斥的重浸派

　　正当改革运动努力在基督教的世界上留下他们的记录，有许多小群的信徒与这一伟大的运动远离，去追求他们生活的见证、以及对基督的献身。这些人和罗马毫无关系，他们正如早期的信徒一样，有单纯的见证，遵守神的话语。许多世纪以来，罗马教廷的逼迫以及异端裁判所残忍的迫害，使这些忠心的信徒像流星一样消殒。然而，随着改革运动的普及，这些信徒又可以再一次由地下化暗为明。因此，在第十六世纪初，我们发现除了罗马教会和更正教会以外，另有一股独立的宗教生活形成。他们远离政治的迫害，因而能够独立地思考神的话语，能够自由地面对真理。这些信徒自称为基督徒、或是弟兄会，他们只给在基督里因信而经历重生的人施浸，许多人因此给他们取名为「重浸派」（Anabaptists），这是因为弟兄会不承认一个人在婴孩时所受的洗，所以当一个人清楚得救以后，有了重生的经历，就再施浸一次，这在更正教会以及罗马教会的眼中，乃是重新施浸的罪，所以称他们为重浸派。

高举圣经权威的慈运理逼迫回归圣经教训的格列伯和曼兹

　　弟兄会的会众在苏黎世一带非常活跃。他们中间有两位主要的领袖，就是康拉德·格列伯（Conrad Grebel）和费利克斯·曼兹（Felix Manz）。他们两人均出自名门，在学术界地位崇高。康拉德曾经一度和慈运理是好朋友，但是他们后来在苏黎世这个慈运理的工作中心，产生了极大的冲突。康拉德和费利克斯均认为慈运理对于回复圣经教训的实行不够积极，慈运理有关官方教会的看法与圣经不一，并且他完全拒绝接受圣经有关浸礼方面属灵的教训。到了主后1525年，这两人确信圣经只允许给圣徒施浸，这就引起了很大的争执。政府当局要求他们和慈运理进行辩论，当然，这样的辩论是毫无果效的。于是政府就发布了一项命令：任何人如果尚未给他们的小孩施浸，需要立即执行，并且禁止弟兄会给成人施浸。对于康拉德和费利克斯而言，这个命令不过是人要违背神的话语而已，所以他们拒绝顺从，仍然勇敢地传讲圣经的教导。人们涌入他们的聚会所去听他们的教导，许多人虽然在外界威胁下还是接受浸礼。第二年，苏黎世政府下令：任何人不得给人施浸、也不许接受浸礼，否则一律溺死。于是一场恐怖的迫害就此拉开序幕，并且一直波及至苏黎世以外的地区。然而，教会仍然在不断成长。主后1526年，康拉德病逝，费利克斯不幸被捕并被处于溺刑，壮烈为主殉道。

　　这样一位愿意按照神的话语来应用在生活上的人，遭受到如此残酷的迫害，对此慈运理居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实在是可悲，虽然慈运理自己还是一个高举圣经权威的人。他极力地反对弟兄们，然而，他却无法赢得他们同意他的看法。

更正教会迫害不肯妥协圣经原则的胡伯迈尔

　　胡伯迈尔（Balthasar Hubmaier）曾经一度是约翰·埃克（John Eck）的好友，原本是一个支持罗马教廷、及反对路德的一位学者，并且是一位能力出众的传道人。主后1519年，他开始在瑞士北方瓦勒斯胡特（Waldshut）一带服事。在那一段日子中，他经历了属灵的巨大改变。在那里，他深受路德作品的影响，从此加入改革的行列。主后1523年，他前往苏黎世参加第二次公开大辩论，探讨改革的程度。也就是在那次的聚会中，慈运理以及他的同工主张禁止使用任何的图像，并且反对有关弥撒的教义。胡伯迈尔成功地将改革推到了更深的层次。虽然圣经的权柄是要求大幅度的改革，可是当时的领袖还是认为，应该小心行事，这也是慈运理的看法。胡伯迈尔以及其它的同工却认为，圣经原则的运行是不能妥协的，他们日渐认为慈运理这一群同工太过保守，并且遵循遗传。后来当胡伯迈尔考察圣经以后，他对婴儿施浸的作法产生了怀疑，就此他与慈运理进行了讨论。根据胡伯迈尔的见证，慈运理当时也同意他的看法，可是后来慈运理还是反对给信徒施浸，并且参与了那场惨烈的迫害。

　　在瓦勒斯胡特，许多信徒聚集在胡伯迈尔的家中研读圣经，不久，聚会规模便达到相当的程度，这说明最高的主权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分散在各地的教会乃是一群口里相信、生活上有见证、在基督生命里有份的信徒的相聚。胡伯迈尔尔反对教会与政府有任何瓜葛，他相信地上的政权也是神所允许的，所以信徒因着敬畏神，也当顺服地上政府的权柄。但是在教会中，神的治理不应与当地政府有任何的瓜葛，因为政府乃是由人来管理不完善的属地事务。不但是胡伯迈尔能够讲解神的话语，神也赐下属灵的恩赐予其他的弟兄们，一同来建造日益增多的信徒。

　　胡伯迈尔四处旅行。瓦勒斯胡特不幸卷入瓦特·泰勒农民起义（Peasants’ Revolt），属灵的工作受到伤害，而且瓦勒斯胡特城亦陷入罗马教会的管辖之下。幸好巴塞尔一带的属灵工作继续进行，藉着那里的服事影响了德国许多的地区。

　　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也会发现，瓦特·泰勒农民起义这段混乱的历史，也影响了信徒聚会的扩大。我们在前文中曾谈及，路德迫切地呼吁各地分封的诸侯们以军事来镇压暴动。在那次行动中，许多无辜的生命被各地政府军夺去，路德一派从此失去民心，路德的运动从此也就被大众认为是跟当权派与贵族勾结的行为。那些灵里饥渴的人就去寻找对属灵事物有兴趣的人，而不是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参与政治活动的人的身上。这些灵性饥渴的人，时常会在一群被称为重浸派的基督徒中间找到属灵的带领。

　　胡伯迈尔恒常地被迫从一城逃至另外一城。无论他到哪里，都在那里传讲神的话语，并且带来极大属灵的祝福。成千上万的人受浸，信徒们简朴地聚在一起，按照圣经的方式来敬拜神。有一次在苏黎世，胡伯迈尔遭到慈运理一党的逮捕。在严刑之下，他在一些看法上作了让步，事后，他极为痛苦地悔改，求主的宽赦及恢复。后来他逃到摩拉维亚（Moravia），在那里藉着讲道和文字工作，将亮光带给许多人。因着福音的广传，基督徒的聚会人数日益加增，这不但让罗马教会紧张，也使更正教会担心，于是他们便开始使用许多手段来对付这些聚会。主后1527年，胡伯迈尔被捕，并被押解到维也纳，在那里当众被活活烧死。几天后，他的妻子也被人从多瑙河上的一座桥上推入河中活活被淹死。

追求圣洁生活的登克从未陷入苦毒的灵中

　　博学多才的汉斯·登克（Hans Denck）是另一位在十六世纪初与弟兄会在一起、且是有恩赐的人。主后1523年，他约二十五岁，就被任命为纽伦堡（Nuremberg）一所重要的大学的负责人。在那里，路德运动是由一位名叫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Andreas Osiander）的人领导，当时路德运动已经相当成功。然而登克非常惊讶地发现，虽然罗马教会许多的错误均已除去，而且路德强调因信称义得救的教导亦被确认，可是一般人们的道德却还是不见有什么改进，他们看不见圣洁的生活。他所面临的难题，也是路德运动中一些有影响的人所关注的。

　　马丁·路德正确且毫不妥协地强调单单依靠信心是救恩的基础，可是他却不能充分地平衡这个荣耀真理，而忽略了人必须顺服神的旨意，并且信心的证据就是好的行为。这教导的偏差就导致路德运动一开始确是盼望有透亮的福音，然而结果却变为另一种的形式主义。信心变成了在心思中对于一些信条的认同。路德的一个朋友菲利普·墨兰顿（Philip Melanchthon）最后也清楚地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产生了和路德不同的看法。然而因为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路德对于墨兰顿的爱心、以及墨兰顿的机智和温柔，使得他们并没有反目成仇。在路德的跟随者之间，这个问题后来还是引起纷争。奥西安德后来明白，一个不圣洁的生活乃是与因信称义完全地矛盾。在他晚年的服事中，他清楚地表达了他的看法。很可惜的是，当登克把他从主那里领受的光与奥西安德分享的时候，由于奥西安德自己尚未明白，于是他就认定登克是错误的，而且把登克从纽伦堡赶走。

　　正如其他不与当时宗教世界同流合污、而要专一跟随基督的人一样，登克无论走到哪里，在那里都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和诽谤。他在奥格斯堡（Augsburg）的工作可能是最有成果的，在奥格斯堡，当时路德派、慈运理派、以及罗马教会三派正在相争。登克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些不但在口头上承认主、并且在生活上也愿意跟随主的人。后来他们知道在奥格斯堡已经有了弟兄会的聚会，登克在弟兄会中间感受到了亲密的灵。在他去拜访胡伯迈尔以后，他更确信受浸的真理，于是他就留在那里建立主的子民。信徒的聚会迅速地成长，可能一部分也是因为另外三派之间的争执而加入聚会，那些曾经经历过基督恩惠的人，都渴望能来到主的身旁，来享受内心的平安。

　　可是登克无法在奥格斯堡常驻，因为一直有逼迫在跟随着他。然而无论他走到那里，他都能寻到一些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并且也能够与那些人一同服事。主后1527年，他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登克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就是他能对圣经有任何真实的领悟，都必须是完全依靠圣灵的帮助。他虽然在理性上欣赏神的话语，但是他深知只有全心仰望基督、并且顺服神的旨意，神的话语才会变成属灵生活和成长的凭据。圣经的要求在他自己的生活上充分地反映出来。当他在讲道或是用写作来维护真理的时候，他从未陷入苦毒的灵中，尽管在当时苦毒的灵是处处可见（其实苦毒的灵是违反真理的）。路德和慈运理为了忠于基督的缘故，便去伤害与他们看法相左的人，登克却在各样苦难的环境下竭力克制人性的弱点，不因别人不公义的挑战而显出他的愤怒。他定意靠着神给他的恩典，他永不愿与任何一位在基督里的弟兄结仇。

萨特勒（Michael Sattler）

　　萨特勒之所以著名，是因着主后1527年的巴登（Baden）弟兄们所召集的一个大会上所写的几份讨论信仰的文件。前面我们已经提及，简单的弟兄会或是「重浸派」（这是人们对他们的称呼）并不是什么基督徒会众的组织系统。藉着不同人的服事，不同的方式自然就产生一些不同的聚会，但是，这些聚会因着对基督的信仰而有的属灵生命，成了他们中间共同的凝聚力。所以很明显，在这些团体之间有不同之处。虽然在与基督相交、忠于祂的话语这个基本上是合一的，但是要订出一套严谨的教义来描述一般的「弟兄会」却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所提到那七份文件，倒也不失为一种对于他们信仰的解说，它本身并没有限制的性质，也不能说同意这七方面的人就是一个派系。这七份文件的中心就是：

　　1）只有经历基督重生工作的人才应该受浸。

　　2）教会的地方表达是一群这样的重生之人，他们的日常生活与他们所宣称的信仰相一致。他们的团契通过共同参与主的晚餐来象征，在其中他们纪念基督的救赎工作。

　　3）教会内部必须执行纪律，最终的纪律措施是开除教籍。

　　4）主之子民的生活远离世界的罪恶，远离肉体的情欲以及任何会使信仰妥协之事。这包括远离罗马教会、路德派和慈运理派的礼仪。

　　5）地方教会的负责同工应由当地教会设立，这些同工负责藉着教导和宣讲神的话来建立信徒。

　　6）信徒无论是自卫还是应政府之征召参战，均不该诉诸武力。

　　7）信徒不应起誓，也不应诉诸法律。

　　今日在许多不同的信徒中间，对于这些信念大部份都被视作正常的基督徒行为的指南。其实这些信念不过是当人们接受圣经为一切的标准以后，希望他们的生活能配合他们的信仰、所找出的一些原则。但是在十六世纪的宗教世界里，甚至在军事性的更正教里，这些信念还是被一般人认为是荒谬的异端，并且对于持这些看法的人加以暴力的残害和无情的迫害。

　　萨特勒原来是一个修道士。但是，当他因与基督的交通而进入新的生命之时，他就变成了一个在许多不同弟兄们中间热心传讲神话语的人。因着这个缘故，他也遭到其它同做门徒的人一样的命运。在巴登大会过后不久，他就在内卡河畔罗滕堡（Rottenburg）被捕，并被处以火刑。不久，他的妻子也被判决处于溺刑。

　　并不只是弟兄会的领袖才遭受如此的苦难。许多勇于跟随真理的人也是遭受到同样的迫害。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极刑，更多的人遭到毒打、羞辱、折磨，被逐出家园。主后1529年，查理五世皇帝下诏，凡是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人，如果再一次受浸、或是为他人受浸，均要从严处置。父母如果不带子女去官方受浸，也要受到同样的处罚。如果有人想保护任何人免于官方的处罚，也将受到严厉的处置。在这种情形下，至少有一位分封的诸侯敢抗拒这样的政策，也有少数的法官，他们拒绝因着人民的信仰而加以判罪。更有一些人，他们虽然不同意弟兄会的信仰，却有勇气在法庭上为弟兄会远比宗派中人士高尚的生活及完善人格作见证，并且反对那些对于信仰本身不了解的法官以信仰的原因加罪于这些品格高尚的人身上的做法。然而残杀还是不止。见证的光也不停地燃烧，没有任何人能削减神的见证。

重浸派的狂热跟随者和明斯特惨案

　　我们不必惊讶有一些极端分子，他们要和弟兄会认同；令人遗憾的是，人们一向是以以偏盖全的方式去判定整个重浸运动。我们不应看到少数的害群之马，就认为那是一般信徒的样板。我们应该记得，在早期的教会，也有行邪术的西门（徒八章）是被吸引加入了教会。我们不能因为有西门这样的人，就定当时教会的罪。当时对无辜人士的残暴行径，甚至在一般民众的心中都激起了非常强烈的愤怒。有一些人并没有弟兄会的属灵经历，他们却以公义之名拔刀相助。另外一些人则因为大迫害似乎吞食了众教会，而认为末日将要来临。这种末日情怀，给那些假先知制造了一个绝佳良机，也给那些心情苦闷的人造成了更多的迷惘。至于这些人是否真的与弟兄会有任何关系，就无关重要了。反正都可以被称为重浸派，就是应受诅咒为异端，判处火刑，并且进入地狱永火就是了。如果说谁有资格来察验一下这些令人兴奋的传道人是否给人带来悲惨的影响，那就只有那些敬虔的弟兄会中的领袖莫属了，很可惜的是，当最需要他们的神圣分辨能力的时候，他们都已为他们的信仰而殉道了。

　　梅尔吉奥·霍夫曼（Melchior Hoffmann）是热忱、有煽动性的传道人，他自称圣灵启示与他，新耶路撒冷将要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建立。当他在斯特拉斯堡传道的时候，就被捕入狱，后来死在狱中。尽管像这一类的异象预言在被证明是错误时，民众仍有兴趣。霍夫曼的教导特别在荷兰一带吸引了不少的信徒。其中有两个特别出名，一个是面包师扬·马蒂斯（Jan Matthys），一个是裁缝师扬·博克尔逊（Jan Bockelson）。博克尔逊一般被称为莱顿的约翰（John of Leyden）。马蒂斯与和霍夫曼一样，都自称是先知，但是他不肯等候神以和平的手段带来新的世纪。

　　主后1534年，扬·马蒂斯和莱顿的约翰一同回到了明斯特（Munster），他们宣称因为斯特拉斯堡人的不信，神已经弃绝了他们。神要在明斯特建立新耶路撒冷。当时在明斯特有一位名叫伯恩哈德·罗斯曼（Bernard Rothmann）的传道人，有许多的人跟随他。他对罗马教会许多的错误坦率地作批判，激起了大众对罗马教会不满情绪的高涨。罗马教会的主教就以武力来镇压这些人。政府方面，当时治理的诸侯菲利普反对用武力干预，因此他就插手，并且宣告明斯特是一个福音城。这样的宣告造成大批的难民涌入明斯特。这些难民中有一些是真诚的信徒，为了逃避迫害，也有一些就是不满现状的人，再有就是一些危险的狂热分子。这些难民都是身无分文的。罗斯曼就以身作则，以他的仁慈和慷慨带领许多人接待帮助这些难民。这群人中间就有马蒂斯和莱顿的约翰。不久，这些极端分子就自行成立议会，并且由马提斯来领导。同时在明斯特的主教也积极地整军以待，整个局势十分紧张。

　　狂热的带领是会令人走火入魔的。他们居然进行清算「非信徒」。他们强迫人们或是受浸或是离开这个城市，否则便加以杀害。就在这个时候，马蒂斯宣称又领受了新的启示，于是就带领了一些跟随他的人去攻击驻扎在城外的军队。结果马蒂斯战死在沙场上。正当混乱之际，莱顿的约翰起来接替领导的地位，成了新的独裁。经过一连串的新的「神圣启示」，他们强迫实行共产主义，后来甚至推行多妻制度。这在道德水平高的城市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感。莱顿的约翰接收了马蒂斯的妻子，就立即自封为国王和王后。罗马教会的军队不断地攻击这座城市。虽然城内的人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大势已去。当罗马教会的军队破城之日，也就是大屠杀开始，这里无一人能够幸免。领袖们都是被公开地折磨后然后处死的，莱顿的约翰就在他登基的地方被处死。

　　其实弟兄会那些敬虔、追求和平的群体与明斯特的先知们毫无关联，那些群体的生活见证福音的大能，可是当时罗马教会以及各宗派，对于任何不属于宗派的人都是采取赶尽杀绝的政策，所以只要是不在宗派里的人，都被扣上一项「重浸派」的帽子加以丑化。明斯特惨案（The Munster Tragedy）从人来说，其实是基督教会的一场悲剧。

三大改革运动的衰败

　　在这两章的内容中，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功课呢？我们看到三个伟大运动的兴起与衰败。路德派和慈运理派依然维持他们的规模，但是他们属灵的能力却是快速地消逝。至于那群被人称为「重浸派」的基督徒——如果我们算他们也是一个运动——在十六世纪初曾在德国快速地传扬，造成路德派很大的警报，不久也是消声匿迹。基督住在人们的内心而形成了教会，无论开始的时候是何等的坚固，教会中属人的部分就使得许多原来由圣灵开始的工作，过不了多久就落到属血气的光景之中，所留下的不过是一个属人的组织而已，已经不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了。

路德运动的教训：信心离不开圣洁

　　路德运动早期便陷入属灵的失败，期间所产生的悲剧，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教训，那就是善行必须与信心调和。圣经从来没有说信心仅是简单冷漠地相信一个教义，而对每日的生活毫无影响。雅各书就是强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教会的根基并不是信心，教会的根基乃是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乃是信心在每日与神与人相交中所产生的影响；属灵的生命，就是因着信靠基督而有的新造生命。

　　在路德的运动中，信心与行为分开，就造成了基督教蜕化为一种简单的形式。当我们看到当初这批改教的人如此强烈地反对罗马教的礼仪、强调救恩是单单依靠信心，反倒使得他们又回到依靠宗教仪式的里面时，这就提醒我们，必须记得信心是离不开圣洁的。古往今来，我们看到许多基督徒的群体重蹈覆辙，特别是今日的福音派更是如此。要求人们踏出信心的脚步「决志」，在传福音的时候确为重要；但是，「决志」绝对不保证一定是有重生的信心。如果教会仅依据他是否曾经一次「决志」、而去判定一个人是否是基督的信徒，那么教会很快就会步入形式主义。若说信心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圣洁。

路德派和慈运理派的教训：苦毒的狭窄和不能包容的心态

　　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回顾以往的教会历史时，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宗教在以往的日子缺乏包容性。我们也许能够明白，这种情况若是出自于一些对神没有深刻认识的人，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属灵的经历是相当的肤浅；然而，我们却很难理解为什么像路德这样的人，他曾经经历到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产生奇妙的大改变，却还是对于那些不同意他看法的人也是如此苦毒。

　　圣经鼓励我们「为真道竭力争辩」（犹大书第三节）。在今天这种凡事包容的日子里，好像任何的邪说或宗教的迷信，都可算是信心，每一件事都是以不伤害他人的感情为原则，我们必须承认，犹大书的劝告几乎已被人完全遗忘。然而在神的话语中，绝对不允许我们以身体上的暴力、或是属肉体的仇恨，去对待与我们持不同看法的人。在改革期间，许多热心于神的儿女却彼此伤害。看起来好像一个重生的人不可能会去做这样令人伤心的事情，可是这些可悲的事实，乃是强烈地给我们显明：就是一个重生的人，也可能落到极为丑恶、又不属灵的思想和行为之中，特别是当他自以为他所做的是维护正确的信仰之时。这是非常矛盾的。一些在别的方面都很属灵的人，常常会陷入这种最不属灵的光景之中。我们现在并非来诊断这种问题，但愿我们能多多注意我们自己的生活，会否犯同样的错误。

　　路德派和慈运理派在属灵上衰退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苦毒的狭窄、而且又不能包容的心态，使得他们不能彼此学习、或是向他人学习。他们都把自己困在一个特别严谨的真理的观念中，关闭与众圣徒切实交通的大门。当他们更忙着定弟兄会是那一个「宗派」之罪时，他们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宗派的奴隶。正是因为弟兄会的心扉是敞开的，愿意接受所有经历基督重生生命能力的人，他们就免于成为一个宗派。宗派的根源并不是罪，乃是狭窄的不包容。正是这些在基督里的弟兄，他们一方面坚持对主的信仰，以及在生活中表现出圣洁的见证，他们另一方面却明白，许多的争执只有靠着众圣徒「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弗 4:13）以后，才有可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信徒之间这种狭窄的不包容的心，落在魔鬼的手中，便变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武器，来分裂并且摧毁教会的见证。

重浸派的教训：极端主义和假冒的灵恩

　　弟兄会的见证因着极端主义、伪装的预言恩赐、以及神圣启示（译注：就像现代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而日渐消退。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真正属灵的启示和看见，是必须建立在对神话语的认识上。如果教会的传道人不再能以一个奉献给神的头脑，殷勤地、并且是透过祷告来传讲神的话语以建立基督身体之时，那就是教会大开门户、迎接那些出于肉体的「启示」之日。这些灵恩的追求，本身可能是绝对真诚的事物，可是它的来源是魂，那就是属地的、而非属天的。这种外表灵恩的追求，能给人带来假冒的、情绪上的兴奋，甚至带人进入所谓敬拜的高潮。相反，那种单调粉饰太平的聚会，也会令人进入昏昏欲睡之中。灵恩兴奋派指责传统派没有属灵的生气，而传统派则反唇相讥，说灵恩兴奋派是情绪发泄，其实这两派都会给教会真正的见证带来最终的死亡，因为离开了神活泼的话语，就没有任何的见证可言。弟兄会（或是重浸派）极易陷入这类危险之中，这也是因为他们受到许多的迫害，他们中间一些好的教师都已经殉道，所以他们容易受到像明斯特那样的一批假先知藉着表示一点同情就被欺骗。如果我们注意到一个在这些先知身上的特点，或许能得到一些帮助，这就是这些先知都是非常热忱的人，都深信神特别呼召自己，并且都是极度火热的人，然而却在理性上有所缺欠。当然，并不是说神只能使用那些像俄利根、丁道尔或是加尔文那批理性很强的人；在历史上，我们看到许多的例子，一些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人，却在圣灵的手中大有功用。但是，不可忽略那些人都是对圣经忠贞的人，而且他们的心思也都让神的话语所充满、所管理的。

　　情感冲动的灵，或是想要逃避辛苦努力研究神的话以求得明白的灵，这两种心态都会导致人们追求灵恩的启示。我们在二十世纪的今日，也不难明白当教会陷入冰冷的唯理主义、不依靠圣灵而显得死气沉沉的一类光景之中时，会有人对灵恩有特别的兴趣。但神的方式永远是平衡的。圣经和圣灵的能力两者缺一不可：因为只有透过圣经，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圣灵，也只有透过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明白圣经；只有我们明白了圣经，我们才能更多地明白基督的心意。

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回归圣经

　　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改革运动的本身。首先要澄清的是，改革运动的中心意义集中在《圣经》这本书，而不在一个或几位人物。我们一般谈到的改革运动，是指把基督教世界分成两半，一半是罗马教会，另一半则是更正教会（就是新教或称狭义基督教）。可是我们所关心的历史却是另一回事，乃是指属灵的教会在历世历代中虽有不同的争论和腐败，并且遭到神职制度以及宗教系统的迫害，却依然能够为主做见证的记载。其实大部分改革运动所做的，还不过是一些外面的改革，然而改革运动也确实在基督教世界一些地区，带出了一套崭新的环境以及宗教观。如果我们忽略这个事实的话，我们就无法了解教会属灵运动的发展背景，以及从改革运动以来所面对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改革运动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面貌。在一些国家里，罗马教会可憎的恶行给除去了，可是古老的表面依然存在。在另一些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则回到圣经给每一个人领受神恩惠的自由，甚至恢复一些早期教会的特点，即在生命中的交通。改革运动的各个不同层面，跟这个运动的一些主要人物很有关系。

马丁·路德在德国引爆改革运动

　　主后1483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生于一个矿工的家庭。虽然他的家里一贫如洗，然而路德的父亲却执意希望儿子日后能成为律师。主后1501年，路德进入埃尔福特（Erfurt）大学。路德年轻的时候就对属灵事物有一份执着的追求。对罪的强烈感受，以及渴望得到内心的平安，终于催促路德毅然放弃原来事业的目标，转而进入在埃尔福特的奥古斯丁修道院。藉着执着且虔诚的忏悔、禁食以及祷告，他渴望能得到救赎。德国的奥古斯丁派，代表修道士中间比较好的一群，他们颇受人们敬重。他们注重传道，在其间也有一些人有属灵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其中一位就是约翰·施陶皮茨（John Staupitz）主教。他在巡视各修道院的时候，发现马丁·路德为求得救赎，正在深入地进行属灵的操练。于是，施陶皮茨就建议路德去阅读圣经，并向他指出：只有藉着基督，人才有可能得到救赎，并得与神交通。当马丁路德读到保罗写的罗马书的时候，圣灵的光照进他的心中，他从此得以与神和好，因信而称义。

　　路德得救的经历，藉着研读圣经愈加坚固。他的恩赐在他的讲道上面更加显明。他个人的经历不可避免地引领他，再一次思想这些在他生活四周的传统信仰、宗教组织以及教皇制度。反思的结果，更使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事物的错误，而这时他正在威登堡（Wittenberg）大学教圣经。有不少人支持他的想法。

　　主后1517年，路德遇上一绝佳良机来表达他的信仰。教皇利奥十世（Leo X）急需大笔的金钱来修建圣彼得教堂以及满足他个人极为奢华的生活。他发现，出售赎罪券可以大量地增加他的收入。在道明会（Dominican）中一位名叫铁支勒（Tetzel）的修士，此人是一个贩卖赎罪券的高手，他在威登堡一带使用一些顺口的歌谣和低俗的笑话来促销这些赎罪券：「只要钱在箱中响，炼狱锁钥不久也来响当当。」这类做法充分地暴露了整个宗教界的错误。因为路德自己对神圣恩典有着切身的经历，他对这种亵渎神的做法实在是忍无可忍。当他无法说服宗教领袖采取任何行动之后，就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钉了九十五条声明。这一声明，打开了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在罗马教会压迫之下的一切不满的闸门。路德宣称，赎罪券不但不会消除人的罪恶感，反而更无法逃避神的惩罚。真正地悔改，才是获得神赦免的唯一出路。对一个蒙恩得赦的人，赎罪券是毫无价值的。路德的许多朋友把这些声明复印分发到德国各地，终于有人敢挺身而出，道出一些许多人不敢说的真话了。

　　主后1518年，教皇要召见路德于罗马，然而路德的朋友一致极力反对他前往，因为他们知道，路德此行必定会被定罪。教皇只好要求在德国的特使来处理此事。路德在奥格斯堡（Augsburg）与特使会面。特使要求路德撤回有关教皇无权出售赎罪券、只有基督才能赦罪的声明。对此无理要求，路德理所当然严词拒绝。为防遭暗算，路德随后退回威登堡。本来路德并无意反对教皇的超越地位，然而，当他开始研究教皇制度的渊源时，他很快就发现教皇制度的基础十分薄弱。第九世纪中叶，有一份教皇手谕集被公诸于世，据说那是出于第七世纪有名的圣职人员塞尔维尔的依西多禄（Isidore of Seville）的手笔。这份文件记载着从第一世纪以来支持教皇和大公会议的许多所谓的决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御赐教产谕。君士坦丁要求全国教会都臣服于西尔维斯特（Sylvester）教皇以及他的继承人，其主权甚至远达整个西罗马帝国。这整个阴谋，其实就是使用一份最有技巧的伪造文件，可是人们却信以为真。直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唤醒了研究的精神后，才揭发出这个大骗局。整个罗马在教会和帝国中的权力，以及整套的神职制度都是建立在这份假文件上。

　　路德此时又遇上了一位名叫腓力·墨兰顿（Philip Melanchthon）的人，此人日后成了他亲密无间的朋友及极其得力的支持者。墨兰顿于1518年赴威登堡担任希腊文教授。他是一位极羞怯内向的人，然而却是一位极出色的学者。从他到威登堡开始，他卓越的天才源源不断地给予路德极大的帮助。很难想像这两个个性完全相反的人，一个是干劲十足、火暴脾气的路德，一位是智慧沉着、冷静果断的墨兰顿，能结合成强大的力量和惊人的效果。

　　主后1519年，在莱比鍚（Leipzig）安排了一场辩论，由天主教中最有辩才的约翰·埃克（John Eck）和路德在威登堡的一位同事安鲁·卡尔施塔特（Andrew Karlstadt）参加。路德在一些学生和墨兰顿的保护下也出席了这场辩论。埃克头脑敏捷，力逼准备欠佳的卡尔施塔特，埃克最后以下面几个问题，把路德也逼上了不归之路。

　　路德是否不承认教皇的无上权力？

　　是的。

　　所以他同意约翰·胡斯的论点，就是那被教皇和君士坦丁堡议会定为异端而被处死的人的观点？

　　是的。

　　因此在路德的眼中，教会议会在处理约翰·胡斯事件上犯了错误？也就是说教会议会并非不会犯错误吗？

　　路德多年来一直期望能避免直接地否认教皇和教会会议的权柄，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只好进行了不可挽回的宣告。从此，他就不再受罗马教会制度暴政的管辖，而得以自由地顺服主基督，并以神的话为他唯一的权柄与引导。

　　正当罗马教会教廷在烈怒中咆哮地指称路德为异端，并且积极准备一份开除的诏书时，路德却专心地把他所坚信的真理一一整理并出版。这些文件以后震动了整个欧洲。他有三份文件最为著名，即《致德国贵族书》（An Address to the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论基督徒的自由》（On Christian Liberty）以及《教会被掳于巴比伦》（The Babylonish Captivity of the Church）。在这些文件中，他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了罗马的教义及其弊病。他疾呼必须大幅度地进行改革，提倡高举圣经的权威，因信称义及信徒皆祭司等真理。罗马教皇的定罪诏书来到，不过这次的异端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范，被烧掉的不是异端，反而是别的东西。在威登堡郊区，路德带领了一批同情分子，把教皇的诏书，以及教廷一切错误的信条一并付诸一炬。威登堡的平民及大学生均极力拥护这次焚烧行动，对此，政府机构亦未采取任何行动。不只是路德，可以说这是大部份德国人民一同对教皇的叛逆。

　　就在此时，查理五世（Charles V）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的宝座，成为当时最有权力的皇帝。他是一个对罗马教会忠心耿耿的人，然而，他的权力在德国还是受到当地诸侯们的限制。其中一位就是萨克森（Saxony，另译撒克逊）的腓特烈亲王（Frederick The Wise），他是一个精明的政客，主张地方自治。查理左右为难，一方面罗马教会向他施压，迫他履行他的职责，按照教廷的裁定来处置路德；可是在另一方面，当时他正准备和法国作战，查理不愿意得罪德国，因为德国的大多数人民是支持路德的。主后1521年，沃木斯（Worms）的主教会晤路德，对他横蛮无理地加以指责，并要求路德立即撤回他所写的一切东西。对此路德的回答则与一世纪以前的约翰·胡斯的回答完全一样：任何与神的话违背的东西，他才愿意撤回。于是，路德被腓特烈的手下逮捕、并软禁于瓦尔特堡（Wartburg）城堡中。然而在那一年多的软禁期间，路德却把新约圣经翻译成德文。

　　当路德被软禁于瓦尔特堡的期间，在威登堡的改革运动就由卡尔施塔特来代领。在众多人的帮助之下，这位新的领袖人物大力扫除了一切与罗马有关的事物，他们的热情使得整个社区都沸腾起来，城市的父老纷纷请求路德回来。路德回来以后，藉着他的讲道，八天之内，整个城市就恢复了平日的平静。

　　另一次变乱则对改革运动造成很大的伤害。主后1524至1525年间，圣彼得发生了一次瓦特·泰勒农民起义（The Peasant’s Revolt）。其实这次起义与路德以及他的同事没有丝毫关联，但是他们却被指控为起义的策划者。路德是第一个去寻求谈判解决争端的人。后来谈判破裂，路德又被激进分子激怒，于是他请求政府出面平乱，结果导致许多人流血丧生。路德这一次愚笨的决定，使得许多原来支持改革运动的人转而弃他而去。

　　主后1526年，查理皇帝召开第一次施派尔议会（Diet of Speier），要求处置路德一伙，然而议会反而颁布公告，予各州的政府自由决定他们管辖地区的宗教事务。主后1529年，在第二次的施派尔议会上，大多数罗马教会信徒决定：从今以后德国各州在信仰上应保持现状，那些已经改为路德派的，可以允许维持不变，但是必须允许人民在那些州内有罗马教会的仪式，对于当时还是属于罗马教会的各州，则不许改变。然而当中有一少数人竭力反对这一决定，并要求对此进行更正。更正教（Protestant）的名称便由此而来。德国从此一分为二，一是更正教会，另一则是罗马教会。更正教会与罗马教会之间常有争执，甚至还动干戈。

马丁·路德的有限与路德会的软弱

　　当我们了解路德运动的背景后，我们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到，路德因着从圣经中得到了人单单因信基督就能得救的启示，就在他自己的人生中带来极大的冲击。同时为了要恢复圣经所教导的教会观，就要强调个人与基督的关系为基础，许多的障碍都必须克服。然而，路德是否真的看见，如果在个人的救恩上是要接受圣经的权威，那么在教会生活上是否也必须遵照圣经的权威呢？如果他看见了，他是否有勇气遵照圣经的教导直到最终目标？

　　因着路德的运动而掀起人们对罗马教会的反叛浪潮，并非单单是属灵而引发的。罗马教廷在许多方面大肆侵占人民的财物，所以在德国的改革运动不单单是为宗教的原因，也有社会和政治的因素。许多跟随路德的人，确信罗马教会在许多属灵的事情上欺骗了他们，而路德所教导的才是正确。可是无法验证，大部分的人是否曾经有与路德本人同样的属灵经历。事实上，我们可以确知他们没有。路德在自己的著作中曾这样记载：「那些从开始就跟我们在一起，并且喜爱我们教导的人的数目，至少是目前人数的十倍，可是现在只有少数的人依然站立得稳。」

　　我们曾经看见路德在早期寻找属灵真理的过程中，深受弟兄会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他身上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当他与罗马教廷进行严厉的冲突，路德本人原有的谦卑，不久就变成了他自己所极力反对的狂暴的独断教条主义。当然，也许若非如此就不可能有改革运动。单靠像伊拉斯谟所说让大家保持冷静和节制，慢慢地来寻找改善的方式是行不通的。然而，能带领改革运动的勇敢，也同样地把路德卷入政治上的争执，使得他不能集中精力专注于属灵的目标。他所设立的路德教会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他从圣经得来的观念和他与那些对他忠贞的地方人士进行妥协的产品。而且路德会本身，也从罗马教廷承接了许多的错误。路德会渐渐步入与新约的教会大相迳庭之道，甚至路德本人也承认，路德会中充满了敬虔和不敬虔的人，而且又与政府混在一起，并且也开始建立了神职系统，这与他们原来所反对的罗马系统已经相去不远。

　　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在主后1526年路德写出这么一段话：「福音正确的秩序无法在各种人群中显明出来，但是在那些认真的基督徒中间，也就是那些口里承认福音的人，他们必须在一个地方聚会，一同祷告，一同读经，给人施浸，领用圣餐，并实行其它基督徒的善行。因着这样的聚会，就可以把信徒和非信徒分别出来，并可以按照基督在马太十八章十五节，的教训或是纠正，或是恢复，或是分别为圣。他们也可以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一至十二节中所教导的那样，甘心地奉献自己，无私地帮助贫苦的人们。这里并不需要什么特别好的歌声，简单的浸礼和圣歌，而都是在爱中按照圣经而行。可是我却无法设立这样的聚会，将来时机成熟，我将会尽力而为。目前我能做的只是呼召、操练、传道，直到基督徒们自己看见圣经的教导，能够热心于这样的带领，并坚持下去。」由此可见，路德对于教会本质的了解，远远超过他在实际行动中所表现的。如果路德当初采取另外一条路线，情形将会如何，也确难预测。不过他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教会，因为大部份还是由民间人士控制，这就无可避免地使得教会日渐软弱。

慈运理在瑞士的改革

　　瑞士原本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然而瑞士一直亦是欧洲最自由的一部分，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种自由的气氛下，改革运动迅速发展，瑞士的改革运动无疑成为整个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先锋。

　　主后1484年，乌瑞奇·慈运理（Ulrich Zwingli）出生瑞士的维尔德豪斯（Wildhaus）。他在维也纳大学以及巴塞尔（Basel）大学均十分出众，后来被任命为格拉鲁斯（Glarus）的教士，以后又成了苏黎世（Zurich）教会的领袖。他在早年曾经和被人们称为重浸派（Anabaptists）的弟兄会的会众接触过。弟兄会中有一位著名的领袖格列伯（Conrad Grebel），曾经与慈运理是好朋友。但是在苏黎世的弟兄会相当多，所以慈运理和那些渴望在自己的生活、以及教会敬拜上都能按照圣经而行的人多有往来。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本人对于受浸也有许多的探讨。在后来的改革运动中，他的教导的基石，就是圣经在基督徒生活准则上应享有最高的权威。尽管他自己是否完全接纳他所教导的信仰所带来的影响，仍是一个疑问，然而毫无疑问，他较路德在按照神的话语而行上激进得多。并不是路德对圣经的尊重有什么问题，但是因着他自己得救的强烈经历，使得他在自己心中产生了把圣经摆在经历以下的阴影，以主观的经历主导了神客观话语的教导，致使路德比较容易接纳那些圣经中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可是慈运理却坚持只有圣经中明文教导的事，才可在教会中施行。

　　主后1522年，慈运理从苏黎世开始他的改革运动。他激烈地批判罗马教会的迷信，并且公开地对此进行辩论。当地的政府坚决支持他的主张，并建立了独立教会，按照他所教导的来运作，由人民来管理他们自己的教会。慈运理坚持，教会的实行必须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使得在瑞士的改革比在路德领导下的改革运动还要激烈。祭司袍、偶像、圣物、弥撒、祭司制度、中央集权制度，完全都被清扫一空，唯有传讲神的话语成为中心。

　　然而慈运理也有他另外一面的问题。他不但是一位改革者，也是一个爱国者和热心的政治家。他坚决反对他的同胞去加入外籍雇佣兵，他属灵的目光和政治上对国家的认同，至终导致更正教和罗马教会的战争。主后1531年，他战死沙场。慈运理早年与弟兄会的接触，或许使他对教会本质的认识有所帮助，这也是为什么很难理解他会接纳一个官方的教会。当教会的会员是以国籍和国家的法律来管理的时候，这还是新约圣经中所教导的教会吗？在圣经中就是由一群当地的人、因着基督的属灵而结合，这种地方教会的观念和官方教会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

慈运理的错误和不包容

　　慈运理关于基督徒社区成为当地的政府、并以圣经来治理，这一套理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基督徒的社区和教会是不相同的。圣经中的教会是一群从世界中被呼召出来的余民，为着主自己作见证的。把教会变成基督徒社区来治理的政治，是圣经中所没有记载的，在教会历史上没有这一先例。慈运理以及后来的加尔文提出一个有形的教会和无形的教会这种理论，即真正的教会是看不见的，而地上看得见的教会则是基督徒世界所组成的教会来代表。这种说法，导致教会不过变成一个理论，在神的话中则变得毫无意义。（编注：关于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理论，与主耶稣关于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是一致的。）

　　我们以后还要再来探讨这种观念对于其他独立的基督徒团体的影响。因为慈运理主张政府应该是由教会来管理，政府自然就有义务使用它的权力来对付任何与它所认可的教会不一的教会。所以改革家本身就成了罗马教会的延续，即以宗教来迫害他人的宗教自由，反对人自由地按照神的话语来敬拜及见证神。

　　这种互不包容的灵，使路德与慈运理在对于主的晚餐上所持的不同看法更为明显。路德认为「这是我的身体」必须按字面接纳，尽管路德不同意罗马教会的变质论（Transubstantiation）看法，他以为基督是物质实体性地存在于饼杯之间，就是或其后人所说的同质论（Consubstmtiation）；慈运理则持守目前的福音派普遍的看法，就是酒和饼均仅为一种记号。这两派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以一种苦毒的灵来进行争论，罗马教会则在旁边幸灾乐祸地欣赏基督教的分裂。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改革

　　主后1509年，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出生于皮卡第（Picardy）的诺阳（Noyon）城，他的家庭颇受人尊敬，而且在当地很有声望。他的父亲期望他能成为神父，所以送他去巴黎大学。后来他去奥尔良（Orleans）攻读法律。他在两个大学里都非常出众。他在古典以及法律方面所受的教育，为他日后奠下了深厚坚实的基础，以后当他的兴趣转到神学方面，这些才干更加发挥出来。

　　约在主后1532至1533年间，加尔文有了重生的经历，从此，他的一生就有了巨大的改变。他开始对圣经的权威性有了重大的亲身体会，研读神的话语就成了他最渴望的事情。返回巴黎后，他找到一群信徒，他们常在一起研读圣经并祷告。这一恩典对于他日后属灵的事业有着相当重大的影响。这个团契中有一些相当出色的人物，纳瓦拉（Navarre）的女皇玛格丽特（Margaret）也是其中的一员。这个团契最早是在大约四十年前，当博学多才的李佛瑞（Le Fevre）来到索邦（Sorbonne）教神学的时候所开始的。李佛瑞自己是因着阅读圣经，才在基督里找到了平安，所以他就聚集了一些人来一同分享主的话语。他教导有关救赎是单单凭着信心，这此路德和慈运理都要早。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教训，使徒们就是这样地教导，只是因为教会一直教训得救是靠着遵循教会的圣礼，以致于当人们听到这个好消息时，还以为是什么新的教训。藉着李佛瑞的服事，威廉·法雷尔（William Farel）重生得救，他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福音传道者，并且就是他在主后1536年，说服约翰·加尔文留在日内瓦。主后1521年，由于外面的压迫太大，这个团契的一些主要弟兄，包括李佛瑞和法雷尔都被迫逃亡在外。但是团契还是在断续地聚会。当加尔文加入这个团契时，其中一位负责带领的弟兄就是巴黎大学的校长尼克拉斯·古普（Nicolas Cop）。主后1533年，古普发表了一篇谈话，他强调福音的观点，并且极力呼吁改革。当局认为加尔文就是这篇讲话的起草人而对他进行通缉，加尔文因此被迫离开巴黎，逃亡到巴塞尔的更正教中间。

　　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在位之时，为着政治的缘故，他宣称法国的更正教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所以需要政治的力量加以于管制，以维持法治和社会秩序。加尔文觉得他必须出来为这些被诬告的同胞申辩。主后1536年，他发表了《基督教要义》，有系统地把改革宗的神学表达出来，清楚地让人知晓这绝非任何新潮或是异端的教义，只不过是回归到早期教会的信仰和实践。文件第一次发表之时，他才二十六岁。后来他又不断地加以修改补充，直到主后1559年完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要义。改革运动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文献可以和加尔文的要义相媲美。直到如今，这一文件在许多方面仍是有相当的价值。因着这一份著作，加尔文在许多其它的国家中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更正教中间，加尔文仿佛成了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主后1536年，加尔文路经日内瓦，遇见了威廉·法雷尔。法雷尔极力劝他留下。经过一段内心的挣扎，他相信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就同意留下。他余生除了有三年被放逐之外，均在瑞士度过。

　　日内瓦在名义上成了更正教的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寻求政治的自由，并不是在那里的人民对属灵有什么饥渴。其实，那城的人以放荡的生活方式而闻名。加尔文确定能在一个地方政府所控制的教会中进行改革，他相信地方政府也是由神设立的机构，但是教会必须在他的责任范围里保持独立。教会有权力开除那些不服管教的人。加尔文甚至起草了一份教规，要求每一个公民遵守。这件事引起当地人们强烈的反感。他们把加尔文和法雷尔一同驱逐出境。加尔文来到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在那里渡过了三年。日内瓦的情况愈来愈乱，所以人民又想请加尔文回来重建秩序。因此加尔文这次回来，就有了很强固的地位，他可以开始推动他所欲进行的改革。主后1541年，通过了教会章程来治理教会。在加尔文的制度中长老是中心。当时长老们以及牧师组成宗教法庭，处理有关信仰上的事务，包括把人开除出教会的事，也是他们的定规。如果有需要的话，宗教法庭会要求地方政府来强制执行一些处罚。

加尔文的弱点和优点

　　无可置疑的是，加尔文处理教会规章的本身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他本来希望教会的成员来选择他们自己的领袖，他并不同意地方政府有那么多的权力，可是因为加尔文本人对于教会和基督徒社区的分野并不是那么清楚，这就难怪他时常弄不清什么程度是在教会的范围之内的权柄。他不但允许、甚至鼓励地方官员插手管理他们原来根本无权过问有关的教会事务。有关塞尔韦特惨案（The Cruel Case of Servetus）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例子，清楚地披露了加尔文在这方面的错误。塞尔韦特（Servetus）是西班牙的一个医生，他强烈反对加尔文的神学。主后1553年，他在日内瓦被捕，受审之后，被定罪为异端而惨遭烧死。其实，这是加尔文与他自己进行的一场真实的考验。加尔文觉得地方政府有权过问教义上的争执，被教会开除还不足以处罚持不同教义的人。这种对异议者非置于死地不可的做法，注定了独裁的悲剧必然要发生。（编注：加尔文对塞尔韦特事件究竟要负多大责任，在其他历史著作中有不同的理解。）

　　当然，加尔文的教导中也有正面可取之处。他的一些好的贡献也是影响深远。日内瓦后来成为世界各国受迫害人逃亡的天堂，像在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John Knox），他就是深受神给加尔文之亮光的帮助。诺克斯是一个具有坚定品格的属灵伟人，神使用他改变了整个国家，很多人不能与他相提并论。当然，苏格兰当时也是预备好了要进入革新。从消极一方面来看，当时的罗马教会神职人员酒色放荡，已经成为公众的羞耻；从积极方面来看，在苏格兰从古老的凯尔特教会（Celtic）也还留下少数非常宝贵的遗传（参阅第九章英国的基督教），而且威克里夫的一些苏格兰学生也从牛津带来一些宝贵的祝福，加上诺克斯忠心地把他从神话语中所学到的教会生活的原则应用出来，在传扬神纯正福音上有无可估量的益处，并带下极大的复兴。

　　加尔文的神学有一点是他自己特别着重的，乃是依据信徒生命的律来行事。他坚决地主张救恩绝不是如罗马教会所教导的那样积善才能获得，救恩只有藉着信心方可获得。救恩虽然不是藉着善行而获得，可是救恩却会导致善行。一个信徒生活中有善行，就证明他与基督有了重要的关系。一个信徒每天的生活，须遵照圣经上神的律法的教导。加尔文非常注重一个人的品格，同时也非常看重教育，约翰·诺克斯就是受加尔文的影响而在苏格兰推动教育，这就是为什么日后苏格兰的牧师和宣教士较其它国家有高水准的教育之原因。这个良好品格和良好头脑并重的教导，是本乎圣经的一个平衡的看法。这个教导训练出了许多的属灵人，对于圣经有了正确的认识。今日世界各地的信徒都应该为神感谢他们。

　　加尔文系统最大的弱点，就是教会和政府相联结。在官方的教会中，每一个成员无可避免地最后退化成为只知道一个信条，而把圣经中教会的基本都失去了的人。如果只想以思想的统一来维持教会的合一，而不注重以拥有属灵生命为合一的根基，教会则已失去教会真正的面目了。加尔文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来维持教会教义的纯正，然而，绝不可能会有一个非基督徒的权力机构会努力支持一个机构、而不会加以控制。当这种控制的影响力愈来愈大的时候，对政府是更容易管制，而对教会而言，就是属灵的自杀。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在改革运动期间，政府大多还都是由教内人士组成，所以当年的改革领袖在那种环境中，没有看清楚圣经的教导，也是情有可原的。他不像近代的政府那样——大多已经是反对基督教的世俗政府。不过我们后来会看出，神还是保留一些人努力保守教会，使之避免与政治有任何的瓜葛。

改革运动并不完美，但却激起人们对圣经的尊重、自由寻求神的心意

　　改革运动最大的成就，乃是给人自由去认识神的话语，并且认定圣经必须在基督徒的思想和生活中居首位。即使路德、慈运理、加尔文或是其它人，在实行圣经原则应用在教会生活上并不成功，但是他们激起人们对圣经的尊敬，以及人们自由寻求神的心意，这使以后的人们能够更清楚地走在神为人拣选的道路上。

罗马教会内部的反对声：帕多瓦的马西略

　　在罗马教会中，对那些滥用教会权柄、以及非常邪恶的作为，也引起反对的声音。其中最出名的是帕多瓦的马西略（Marsilius of Padua），他曾任巴黎大学的校长，他本身的专业是医生。主后1324年，他发表了一篇「保卫者」的文章，在其中有许多激进的看法，教皇革利免四世（Clement VI）甚至说，他从来没有读过更糟的异端论点。马西略宣称信仰和行为的最高标准是圣经。教会是所有信徒的聚会，而不是由教皇、主教以及神职人员所控制的神圣组织。所以教会神职人员没有权力决定基督教的真理，或是要求人服从他们的规则。事实上，这些职位都是出自人意。彼得在众使徒中并未具有什么特殊的地位，圣经中根本找不到神职人员的根据，教会中最后的权威应该是由信徒大会所决定。

　　如果不是有皇帝的保护，马西略在主后1342年去世之前，恐怕早就殉道了。

威克里夫：强调只有圣经拥有绝对权威

　　在十四世纪的三十年代，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出生于靠近里士满（Richmond）的约克郡（Yorkshire），他在牛津大学有杰出的表现，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在其时代无出其右。他年轻的时候就深被圣经的能力所吸引，后来在大学教神学的年间，他的勇气以及透亮的品德，给他许多同事信仰的机会。他毫无惧怕地指出，罗马的神职人员已经远离神的话，他呼吁在教会中恢复圣经应有的地位。

　　主后1374年，威克里夫做了拉特沃思（Lutterworth）的院长，有机会向更多的人传讲神的话语。他教导信仰的源头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教皇和其它任何人一样，都必须服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像这样的说法在人们中传开的时候，自然就构成对罗马教会整个地位的威胁。主后1377年，威克里夫被控告是异端，但是因为他曾经帮助政府抗拒罗马教廷对政府权力的侵犯，以及他在人民中间的声望，使得这项指控不能成立。

　　威克里夫更加努力地服事。他用拉丁文和英文写了许多福音单张，最重要的是，他完成了第一本英文圣经的翻译，因为他一直就盼望能将神的话翻译成一般人民所能明白的语言。我们并不能确定以他名义翻译的作品，其中有多少是他自己的成果，不过勿容置疑地，这一切都是由于他对神的爱慕和他属灵见解的影响，才有可能完成这些巨著。威克里夫对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并不是很专精，但是他却是极为出色的拉丁文学者。在主后1382年到1384年间所完成的英文圣经是由拉丁文版翻译的。这份工作广受人们的接纳，圣灵也以新的方式使用这份工作。

　　威克里夫自己因着翻译圣经，而与神的话语有更亲密的接触。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有着更成熟的反思。他原本一直接纳饼酒变质化的教义（Transubstantiation），但是到主后1381年，他写了单张指出，这种的教义是违背圣经，而且是一种亵渎的欺骗。

　　威克里夫最重要的教导，乃是他强调只有圣经有绝对的权威，对圣经的解释不是任何人或组织的特权，凡是心存谦卑，爱主的信徒都可以蒙圣灵的光照来了解圣经。威克里夫认为，救恩乃是藉着信心，而圣化的行为乃是信心的证据。他并没有将信心与行为一分为二，反而如同使徒雅各一样，强调行为是信心的表现。虽然威克里夫到死，在名义上还是罗马教会的祭司，他从来未认为教会是以教皇为首的神圣大公组织。他确信教会是所有蒙召信徒的集合，只有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教会在地上可见的组织中，圣经只认可设立长老和执事，所有的信徒都有权力直接藉着基督的恩典来亲近神，所有信徒都是祭司。

　　威克里夫认为，一个人最大的特权就是传讲神的话。他打发一些贫穷的传道者到村落去传讲神的福音。这些传道人两袖清风，以他们简朴的生活，向人见证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后来一些仇敌就叫他们这些传道人为罗拉德派（Lollards），就是「多嘴」的意思。这一批罗拉德派无论是在贫穷或富足人、受过教育或是无知的人中间，都透过圣灵，把神话语的真理带到人们饥渴的心灵去。他们的传道并不着重对罗马教会的错误作批判，而是正面地传扬能带来自由与生命的恩惠福音。他们认定自己的服事是完全依靠圣经本身的权威，而神就藉着祂的话建立、成全每一个肯听从的人。虽然在许多地方，阅读英文圣经是要判死刑的，一些以圣经为中心的人还是聚集在一起，这样的聚会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威克里夫死于主后1384年底，他到死时，仍是拉特沃思的院长。他之所以能够自然死亡，有一部分的功劳要归给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这位英国的国王，因为他坚持对于自己国家主权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段时期罗马教会本身有许多的困难。

　　主后1378年，在罗马教会的历史中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丑闻，教皇贵格利十一世（Gregory Xl）过世后，发生了大分裂，产生出两位教皇，即在罗马的乌尔班六世（Urban Vl）以及在亚维农（Avignon）的革利免七世（Clement VII）。两个人都自称为正统。这样的争执长达四十年之久。两位教皇各有一些国家的支持，整个罗马教会的世界是一片混乱，所以这些所谓的异端分子就得蒙保守，过一段平安的日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教会的主把祂的仆人威克里夫平安地接回天家。

　　威克里夫在属灵运动中的重要性，并不在乎他对罗马教会的态度。虽然他无惧地定罗马教会犯上许多错误的罪，但是他本身从未正式与罗马教会划清界线。他主要的贡献，乃在他强调圣经本身的超越权柄，而且教会必须顺服圣经，所以他能够挽回当时的一些教会，使之不再顺服罗马教会的迷信和堕落。在各地的教会，都是完全单一地根据圣经为原则。每次当圣经被人从神所命定的地位上移开的时候，那个教会就会开始腐败，直至死亡。在威克里夫的年间，神职人员对圣经都是相当的无知，因为教会惧怕一般人多读圣经以后，就会反对罗马教会的制度。

　　为什么对于把圣经翻译成一般大家所能明白的语言，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对呢？最主要的理由还是这样：可能对于罗马教会体系本身造成威胁。在欧洲大陆，那些瓦勒度派（The Waldense）是读一般人可以理解的圣经，所以教会对他们的恐吓就不会有效。在各地那些中央集权下所成立的教会体系，他们仍然使用拉丁文圣经，可是大部份人都不了解拉丁文，就得依靠罗马那些神职人员来解释。如果允许人们有自由去直接阅读圣经，并且依靠圣灵来向人解释，那么各地的教会就有了独立的精神、而不再接受罗马的权威。罗马教会的制度基本上反对人们直接从圣经得到帮助，这就违背了圣经中对于耶稣基督教会的呼召。只有当教会欢喜地承认圣经的权柄，才会有教会的见证。当威克里夫把英文圣经给了英国人们的时候，他就奠定了使徒时代教会见证可以出现的根基。

胡斯：改教前夕的殉道者

　　藉着英国理查二世（Richard II）和波希米亚（Bohemian）（捷克北区）安娜公主（Princess Anna）的联婚，英国和波希米亚之间就有了许多交流的管道。许多波希米亚的学生被吸引到牛津大学来深造，其中有一位就是布拉格的耶柔米（Jerome）。耶柔米受到威克里夫教导的影响，当他返回波希米亚后，就大胆地传讲「新」的教义。他对福音大能所作的见证，成了约翰·胡斯（John Huss）得着属灵生命及光照的因由。胡斯后来在波希米亚的政治和宗教界都有相当大的能力。

　　胡斯出生在一个农夫的家庭，完全凭着他自己的努力，居然成为当时欧洲极负盛名的大学校长。他那透亮的信心，加上波希米亚人的口才，使他对全国有着极大的属灵上的冲击。他也同时激起了民族的感情。在跟随胡斯的人中间，有些人是因为一些政治的因素，这些不是属灵的成份，在后来造成一些令人遗憾的发展。

　　胡斯流利的口才，对神职人员的腐败作了无畏的批判，也就无可避免地招来罗马教会的冲击。教皇宣布把他从教会中开除，并且公开地烧毁他「新」教义所持的根据——威克里夫的作品。可是波希米亚的国王却支持胡斯，而且大多数的人民也喜欢他。当时波希米亚的人民都不知所从。主后1414年，快要召开康士坦丁大会之时，教皇非常关心波希米亚的人民所受到有关威克里夫和胡斯的教导。就由神圣罗马皇帝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出面，邀请胡斯赴会，并且保证他的安全。胡斯觉得他有义务在这样一个各方领袖聚会的机会，将真理见证出来。后来他却发现上当了，他们保证的安全，就是把他下到一个地牢中。大会并且宣称他们从圣灵得到启示，对于传讲异端的人所做的承诺是不必遵守的。

　　胡斯在牢中遭受许多的迫害，可是他还是坚持按照神的话传讲真道。他坚定地忍受各样迫害而仍然对主忠贞。主后1415年，他在公开被辱后，就在木架上被活活烧死，为主而殉道。不久布拉格的耶柔米也惨遭同样的杀害。

胡斯的部分跟随者们依靠刀剑争战，失去见证

　　因着胡斯和耶柔米的遭遇，在波希米亚境内造成很大的反感。一些跟随他们的人就开始组成了一些人的党派，一个叫圣杯派（Utraquists），一个叫塔博尔派（Taborites），这两个党派都是把一些属灵的原则和属血气的方法混为一谈。圣杯派比较倾向和罗马妥协，所以就被罗马教会承认是波希米亚的国家教会。他们争取到罗马教会里所没有的一些权力，比如准许每一个信徒领用主的饼和杯以纪念主的晚餐。可是他们就从此归属罗马教会的管辖。塔博尔派的人都是以他泊（Tabor）这个城为中心，他们远比圣杯派的人忠于威克里夫和胡斯的教导，但是他们在信仰上的争战，却依靠刀剑、而不肯单单仰望属灵的兵器。他们在扬·杰式卡（John Zizka）将军的领导下，曾经打败教皇的军队，可是到了1434年，他们因为圣杯派的妥协而造成内部斗争，至终还是被教皇击溃。

胡斯的部分跟随者们依靠圣灵争战，产生联合弟兄会和摩拉维亚运动

　　除了这些令人流泪的冲击，还是有一些人，他们宁可受苦，也不愿意以血气的武器来打一场属灵的争战。他们大部分都是受胡斯影响的属灵人，有的是属于圣杯派背景，也有的是塔博尔派，还有一些是瓦勒度派的人。他们坚持无论是福音的见证，教会的规矩或是每日生活的原则，都必须根据圣经的教训为原则，这一群人中间有一位出色的领袖叫做彼得·基尔士威司基（Peter Cheltschizki），他对教会本质的认识是合乎圣经、并且非常清晰的。他追求教会能恢复到使徒的时代那种单纯的方式，每一个人与基督的关系才是聚会的基础，相聚在一起能更多加强与神以及和人之间的沟通，并且在地上表彰基督自己。大约到了十五世纪的中叶，许多这样的聚会，就被人称做联合弟兄会（United Brethren）。他们并无意成立一个新的派别、或是组织，他们认知只要是在基督里的弟兄们，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是在一个圣灵中合而为一的。然而，他们还是宣告他们须与罗马教会分别出来。

　　弟兄会的社区不但在属灵方面有进展，就是在其它方面也是建树颇多。其中才华出众的人才不少，也有一些有财富及地位的。因为弟兄们中间看重读主的话，学习和教育就成了风气。一些由弟兄会所建立的学校，在德国以及荷兰一带都很受人尊敬。他们的目标是以基督的福音为基础的教育。伊拉斯谟（Erasmus）就是在荷兰代芬特尔（Deventer）的一所弟兄会所建立的学校受教育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也对弟兄会所发表的一些文章也深表敬重。

　　到了十六世纪的初期，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说服了波希米亚的国王，使他相信弟兄会的影响力早晚会成为政府的威胁，从此又开始了一场迫害。这一次的迫害不但是由罗马教会而来，并且加上了圣杯派的人，也就火上添油。弟兄会中间也有灵性退后的。有一些人参加了更正教与罗马教会在中欧的战争，在主后1547年，更正教失败了。

　　但故事有它的另一面。历代以来，神总能够为祂的见证保守一批余民，来完成祂的旨意。因为战争和逼迫，许多忠心的信徒就四散逃往一些新的区域，为主作见证。有一些人到了波兰，他们的工作后来传遍了全波兰。另外一批余民，他们就成了后来摩拉维亚运动（Moravian Movement）属灵的先祖。

　　威克里夫和胡斯的服事，不过是永不熄灭的福音见证的延续，在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都对教皇制度的腐败日渐反感，因此对于改革就多了一份好感。就是没有先知恩赐的人也可以预测，这种不满的心理早晚要爆发，同时另一股属世的力量，也在预备改革的道路。

文艺复兴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名词原来的意思，就是「重生」，后人用来形容在十四世纪整个欧洲开始重新对艺术和古典文学有兴趣的运动。有许多的因素造成这种新的风潮，其中一个关键，就是主后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夺，大批的学者带着希腊文卷往西逃亡。欧洲原来狭窄的心思，突然在黑暗中好像遇见一个新世界。一个新的、好奇、冒险、渴望学习的世纪就开始了。这个世纪产生了米开朗基罗（Michael Angelo）、拉斐尔（Raphael）以及达芬奇（Leonardoda Vinci）等无可比拟的艺术大师，加上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新的发现更能快速传开。以前威克里夫所翻译的圣经需用手抄写，现在则可以印上成千本。

　　对希腊和拉丁古典文学以及艺术恢复兴趣，也不完全就产生了正面的影响。这股新潮打破了基督教的观念，各样异教徒的思想造成道德的全面破产。因此，文艺复兴时代不但是以文化著称，也是以淫荡出名。我们在此要专注于这种新学习的果效，它使人从罗马教会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有了自由的心思，来探讨神话语中的真正意义，并且放下不是很正确翻译的拉丁版圣经，而直接回到圣经原文中去研究。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好影响，就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弟兄会中间得着表达。藉着基督的教训，他们重新发现对美善的追寻，不只需要文化上的美丽，更需要以基督为中心的真正的美善，否则再美的文化，不过是虚有其表而已。

伊拉斯谟：出版希腊文圣经

　　在新学习的人士中，最出色的基督徒人文主义者，首推伊拉斯谟（Erasmus）。约在主后1467年，伊拉斯谟出生在鹿特丹（Rotterdam），他幼年时在代芬特尔（Deventer）受教育，培养出对学习的爱好。到了世纪的末叶，他到了英国，受到聪明过人的学者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在牛津大学讲述保罗书信的影响。科利特批判神职人员恶名昭彰的生活，并且强调圣经的权威。藉着他的影响，伊拉斯谟着手出版新约希腊文圣经，另加一些注解，并附上新翻译的拉丁文。这一项伟大的事工，使得研究圣经进深到另一个不同的境界，人们可以自己阅读这些建造教会的语句，并可以和像暴君一般控制他们的神职系统相比较。

　　伊拉斯谟鼓励将圣经译成一般人能够懂的话。他也以他天赋的聪明，讽刺罗马教会的迷信和错误。他是一个相当有洞察力的人，所以能深知罗马教会的邪恶，但是他许多的作品，还是推动在体制内的改革。他是一个被动的学者，所以虽然他批评罗马教会，可是他还是留在其中。他虽无意推动宗教改革，却对宗教改革有相当的贡献。他所出版的新约希腊文圣经，再一次强调了威克里夫以及其他弟兄会所主张的，神的话必须是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也就开了一条使人能清楚明白圣经到底说些什么的路，因此在那些奉主名聚集的子民中，带出了新鲜的表现和生命力。

　　伊拉斯谟一直希望在罗马教会的内部进行改革。这种态度在他以前一直到现在还是不断地存在。如果历史能教我们什么事，有一件就是所有庞大的机构都很不容易改变。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机构一定会越变越坏，直到把原本是属天的本质变成属人的组织。罗马教会是随着时间在变，可是并不是变回到早期教会的单纯，甚至今天所谓的基督教也不例外。大部分的基督教组织也是日渐变成不以神为主，反而以人为中心。看到约翰·胡斯的传道所兴起的众教会，后来会在多次的政治运动中自相迫害，已经失去了见证，怎不令人叹息！在每一个世纪中，神都在寻找一批单单向着祂的人，就是在今日，神仍然如此。

伊拉斯谟的学生：威廉·丁道尔翻译英文圣经

　　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是伊拉斯谟在牛津的学生，他可能是在十五世纪末出生在色文（Severn）的山区里，准确的出生资料目前已不可考查。他在牛津的时候，慕伊拉斯谟的大名，而接触到希腊文圣经。因着在这本圣经上下的功夫，不但使丁道尔经历到神话语的影响力，也立下了以后英国改教运动的基石。不久，他就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常聚在一起研读希腊文圣经。这些因为读了神话语而得到启示的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权柄，常常会使得那些神职人员坐立不安，恐怕他们的权柄受到威胁。丁道尔离开牛津到剑桥去，在那里，他同样地找到一群被圣经能力所感召的人，他们一样地饥渴要更多学习主的话，所以见证的光在剑桥也开始发亮。

　　神职人员的警觉增加了，伊拉斯谟可喜可贺的工作所带来的影响，需再用力去破坏。最可怕的反对不下于一个名叫托马斯·沃尔西（Cardinal Wolsey）的枢机主教。他是罗马教宗的使节及英国的大法官。他的名著《我与我的国王》（Egoetmeusrex），给读者看见一些有关他在国家中所享有的权力。沃尔西的野心昭然可见，想夺取圣彼得的座位。为达到此一目的，他就先要成为罗马教会传统的伟大鼓吹者，及官方教会顽强的护卫者，以对付致命的异端。而此刻应中他的目的。

　　丁道尔在神职人员的压力下离开了剑桥，逃到乡下，就在萨德伯里庄园（Sodbury Hall）有一位名叫约翰·沃尔什（John Walsh）贵族的家中，住了十八个月，他就作了他们家中小孩的家庭教师。瓦西家中时常高朋满座，因为沃尔什爵士勤于学习，并且很好客，所以座上都是当地的贵族以及一些饱学之士，在席间的谈话很自然就会谈到新的学习风潮、路德、伊拉斯谟以及圣经。丁道尔义不容辞地就扮演着一位充满热情的机敏的答辩者，他随身带着希腊文的圣经，所有的论点，都以圣经为依据。

　　沃尔什爵士和夫人对这孩子的家庭教师所持的论点，并非不表同情的。丁道尔成功地激起许多高级圣职人员的愤怒。在萨德伯里庄园的大型餐会上，这些神职人员对于圣经的无知，一次又一次地暴露出来，而这位没什么名气的学者却能够藉着神的话，清楚地攻破那些罗马教会遗传的迷信。丁道尔对于神职人员对圣经的无知深为惊讶，这也造成他决心献身要把神的话以英国人的语文翻译出来。在萨德伯里庄园，这些教士们无知的程度得以完全彰显，有些被派来给他洗脑的著名神学者，使得他说出这句不朽的名言：「神若给我年岁，不需几年，一个乡下的年轻农夫都能在圣经上比你们知道得多一点。」

　　为了完成神所给他的使命，从他三十岁开始，丁道尔被迫逃亡海外，他的余生所过的，正是流亡的日子，他开始以坚定的意志来面对难于想像的艰难和失望。他从一处逃到另一处，以免被追杀，更重要的是要确保他的手抄翻译本不至被烧毁。主后1526年，他的英文新约圣经的第一版终于问世。他的一些朋友为了让神能够透过祂的话向祂的子民沟通，就偷偷运送一些圣经到英国，其中有些人不幸被捕而丧生。伦敦的主教滕斯托尔（Tunstall）发布命令，禁止任何人持有英文新约圣经，警告人们要小心这种具传染性致命的毒草。滕斯托尔并要求学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以他精深的语文技巧来贬低丁道尔的作品，他批评丁道尔的新约圣经翻译得错误百出，一无是处。然而后世的学者还是承认，丁道尔的新约圣经翻译、以及旧约圣经翻译均是相当的有水平。丁道尔承认个人的有限，以致难免有错误，他并要求如果发现任何与原文不符的错误，均应加以改正。后来的钦订本圣经，几乎大部分都是采用丁道尔原来的翻译。

　　后来丁道尔还是被一个英国人出卖，他遭到以异端的罪名被捕及定罪。主后1536年，在靠近布鲁塞尔（Brussels）的维尔福德（Vilvorde），他被带到刑场，被绑在一个木制的十字架上，身边堆满了木柴，火焰把一个曾经承载了一个伟大灵魂的身驱烧成灰烬。威廉·丁道尔就进入了他荣耀的奖赏里。

　　丁道尔最后的一年是在欧洲大陆度过的，可是在英国各地却是风云涌起。亨利八世（Henry VIII）因着教皇的心口不一，未能如他所愿地做一些事，于是决心与罗马教会一刀两断。在主后1534年，他宣布英国国王将成为英国教会的首脑，因此英文圣经就可以不再受控制。在主后1535年，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印刷了第一本的英文新旧约圣经，当然大部分是根据丁道尔的版本。就在丁道尔殉道的时候，这份第一次自由发行的英文圣经在英国出版。主后1538年，皇家宣布在每一个教堂里都放置英文圣经，使任何一个想要读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去读。虽然丁道尔已经不在地上，无法分享这个喜讯，他在天上想必是分外高兴他一生的劳苦努力所带出的结果。

　　亨利八世被人称为英国改教之父。如果我们认为改教不过是把英国和罗马分割开来的话，那么这个称呼还说得过去。可是事实上，这位肥胖放荡的君王是一个极为自私自利的小人，为了他个人的私欲，他连自己的妻子，或任何其它的人或事物（包括更正教会和罗马教会），都可以牺牲，怎么能够称这样一个人为属灵运动之父呢？真正的属灵运动乃是藉着复活基督的大能，使重生的男女得以自由地遇见主，并在教会中向世界见证荣耀的救主。属灵的运动乃是建立在复活常存神话语的根基上，神用丁道尔在十六世纪的英语世界中，再一次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根基，好让教会得以建造。从五旬节以来，尽管仇敌努力想要摧毁它，真正的教会一直存在于世上，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有生命的教会，也同样地会面对仇敌的攻击。

神用伊斯兰教审判腐败的教会

　　在旧约时代，神偶然会用异教外邦人来审判堕落的子民。启示录第二章及第三章，神的灵向着七个教会所发出的信息警告神的子民，如果不能持守对神的忠贞，神将会把见证的灯台从他们中间挪去。在教会的历史中，有一些事件可以解释为神对着基督的名受到羞辱时所做的修正。到了第七世纪，大部分的教会都已经恶贯满盈，等待审判。

　　主后571年，穆罕默德（Muhammad）在麦加一个高贵的家庭中诞生。年轻的时候，他跟随着贸易商队足迹遍及阿拉伯半岛、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他并不欣赏当时所认识的基督教，因为混杂着迷信和偶像崇拜。他对自己的同胞崇拜多神的偶像非常不满，所以决定将生命投入改革运动。他自称神亲自给他启示，就开始写下可兰经。

　　姑且不对穆罕默德作评价，他无疑在性格上有矛盾，但在当时阿拉伯人中，确实鼓动起一份急需的改革。他宣称，神只有一位，而他自己则是神的先知。因着他对偶像崇拜以及其它罪恶的强烈批判，他和他的门徒在主后622年必须从麦加逃亡。这一年就是伊斯兰教的开始，这也是他自己事业的一大转机。主后632年过世的时候，整个的阿拉伯都在他的统治之下。

　　哈里发（Kaliphs）继承了穆罕默德，带领伊斯兰教迅速地发展。主后635年，大马色（Damascus）陷入伊斯兰教军队手中，接着基督教的几个重要据点，像耶路撒冷、安提阿以及亚历山大城也相继沦陷。成千上万的教堂不是被烧毁，就是被改建成清真寺。如同一股洪流，把整个北非的基督教完全消灭，只有很少的几个社区存留下来。凡是不肯否认基督的，一律杀无赦，而那些放弃信仰的人，在伊斯兰教军队中升官发财。横越西班牙并且进入法国，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这股洪流。直到主后732年在都尔（Tours），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的军队才进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役，侵略者遭受到严重的击溃。

　　穆罕默德死后不到一百年，从印度直到西班牙，伊斯兰教一直在扩展，而且这种征服并未结束。这一场大浩劫，对教会的影响是难以想像的，可是真正被消灭的，并不是教会属灵的运动，而是人们引以为豪的罗马教会组织、教会对人们灵魂结局的控制、以及偶像的敬拜。神使用伊斯兰教，不但审判外邦人拜偶像，神也用伊斯兰教审判基督教的偶像敬拜。

　　教会远离圣经的教训，各种偶像的敬拜盛行，到了主后726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想要改善这个问题，他下诏禁止任何偶像敬拜。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也维持这个政策，可惜遭到神职人员和一般信徒强烈的抗拒。双方拼命地争执，只能引来更多可耻的暴力，因为他们对属灵运动均无兴趣。

尊重圣经权威、鼓励简朴生活的改革者保罗派被指控为摩尼教

　　在利奥皇帝从人的这一方面下令之前，就有一些属灵的人们开始抗拒这些邪恶。在一群信徒中间，他们除了基督徒（Christians）、或是弟兄们（Brethen）以外，不喜欢有任何其他的称谓。他们坚决地反对偶像崇拜，圣物（译注：相信一些东西具有神圣的能力）以及罗马教会其他的一些错误。第七世纪中叶，他们在亚美尼亚一带颇为活跃，人们称他们为保罗派（Paulicians）。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叫他们保罗派，或许因为他们对使徒保罗以及他的书信相当尊敬。罗马教会列举保罗派许多罪状。当一个教会的生活完全违背他自称所拥有的真理，就会黑白不分。对他们而言，实际生活中的圣洁远不及教义重要。人类堕落的本身实在是可怕，怎么可能有一个自称为基督的教会，能够在许多方面行出可憎的罪行，还自以为只有他们才有从神来的特权。他们只能在口舌上说一些合乎传统的教条，就以为可以定所有人的罪，认为别人都是异端。就是这样的教会，极力地迫害那些在基督面前谦卑顺服、愿意遵行神话语的弟兄姐妹。他们完全不知道到了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在神的面前，神不会要人能背诵什么教条，祂所要的乃是顺服主的心。主说，从果子就认出他们！在黑暗时代的神职人员，似乎对圣经一无所知。

　　无论什么立场的人，都承认保罗派一般而言是尊重圣经权威、鼓励人过简朴的生活，作一个敬虔认真的人，与罗马教会那没有味道的见证是截然不同。他们的敌人做见证攻击他们，可是他们却为基督做见证。他们追求简单的、遵守使徒的教导，并且根据圣经，否认罗马教会能够代表教会。

　　当我们研究保罗派，或是历史中其他的团体，历史学者时常在采用一些记录的时候不够严谨。特别是那些记录是他们的敌人所写的。罗马教会对不肯向他们屈膝的人是严加迫害的，不但希望消灭这些叛徒，并且要把任何有关这些叛党的记录加以丑化抹黑。这就难怪大部分的文件都是充满了定罪，而没有真实的记录。在以后的世纪中，当人们试着要把圣经翻译成一般人们可以理解的文字，罗马教廷为了维持她对人的灵魂的控制，就使用了许多的手段，把译好的圣经及翻译发行的人一并焚烧，因为他们这些人犯了要把「神的话语」广传的「罪」。这正是保罗派的人所犯的一样的罪，当然也就会有同样的遭遇。

　　保罗派的人不承认有一个中央的权威，可以管辖分散在各地的聚会。地方教会只应以神为他们的元首。有一些神的工人仿佛新约时代的保罗，可以在各地走动，帮助建立各地教会的灵性。当时他们并没有一套公认的教条，因为各个聚会藉着不同的人的服事，都有它独特强调的部份。他们并不需要以教条来求合一。他们属灵的合一乃是建立在他们在基督里所有的生命为基础，这个生命能在每天日常生活中见证出来。他们极度地强调圣经的权威，尊重神的话语，作为他们属灵成长的根基和指南。

　　在第七世纪到第九世纪之间，有一本亚美尼亚文（Armenian）的书叫《真理之钥》，把当时保罗派基本的信仰和行为记录下来。作者姓名不详，自称是一位弟兄。书中特别强调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读圣经和祷告，第二就是合乎神的话的圣洁生活。罗马教会指控保罗派就是摩尼教，但是很难理解，一个如此尊重圣经的人怎么可能会接受摩尼教的观念？如果要接受摩尼教的看法，大部分的圣经都要改写了。

　　《真理之钥》反对给婴儿施浸，但是主张教会应该为信徒的孩子祷告，长老们应该鼓励父母养育教导下一代能够敬虔、认识主以及主的话。浸礼只有给那些愿意见证他们悔改和信心的人。这就和罗马教的观念相违背，罗马教认为藉着洗礼将神的救赎加给人。他们不仅对要接受洗礼的人有着圣洁的要求，对施浸的人也是相当严谨。在设立长老的记载中，作者强调必须符合圣经中所提到的各样条件，一个愿意做长老的人，必须有勇气承担长老职份所带来的危机，并且准备为主受苦。

　　保罗派吸引了那些对基督有激情爱慕的人。在他们的中间，我们看到早期教会单纯而又圣洁的生活。在他们中间那些传讲神话语的人，都是谦卑而又有像使徒一般属灵的人。为了传讲神的话，他们把生命倾倒，宁死也不否认他们的主。

保罗派殉道者康士坦丁·史瓦那

　　在那些教师之中有一位康士坦丁·史瓦那（Constantine Silvanus），有人说他是保罗派的创始人，可是有许多的见证，保罗派早在史瓦那之前就很广泛了。这些人把他的名字和保罗派的创始联在一起，只不过是显明，人们就是喜欢把每一个运动的开始归功给人，而不肯承认是圣灵的工作。

　　这位弟兄是一个具有卓越能力的人。大约在主后653年，他接待了一位亚美尼亚的旅行者。这旅行人是一个真正的基督信徒，他送给主人一份极为贵重的礼物，那就是四福音书和保罗的书信。康士坦丁藉着读神的话，就被圣灵所感动，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的生命就催促他做见证，因此就知道有一些弟兄们拒绝在组织化教会中的偶像和迷信，所以他们就在一起有交通，并且按着圣经所教导的开始在一起聚会。康士坦丁就改名史瓦那，从此就将一生投入传讲福音、并建立教会的工作上，一直到他在主后684年殉道才结束。他定居在亚美尼亚靠近吉比沙（Kibossa），从那里传扬神的话语东到幼发拉底河谷（Euphratesvalley）的各地，西至小亚细亚。神用他带领许多的罗马教会和异教徒信主。

　　主后684年，拜占庭（Byzantine）皇帝担心史瓦那的成功、以及保罗派的广传会给他带来危机，就下令禁止，从首都派一位名叫赛蒙（Simeon）的大臣到亚美尼亚，将史瓦那用石头打死。赛蒙本人在执行一连串的迫害工作之中，详细观察了保罗派的人在苦难中的表现，对他们生活的方式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后，他自己也受感动，而成为基督徒，并且加入他原本要摧毁的行列中。他回到首都以后，虽然继续服事皇帝，却仍得不到平安，就逃到吉比沙（Kibossa），开始服事更高的一位君主（上帝），并且接续他所处死之人的工作。不过他也只工作了两年，就因为皇帝下令，要全面扫除保罗派，就和其它的一些弟兄们一同被烧死。皇帝本来想藉此来强迫保罗派顺服、并加入官方组织的教会，但是他并没有成功。逼迫的火只会使得人们的信心更加坚强。更多的教师被神兴起，以取代那些殉道的人，主的工作更加兴旺。

保罗派殉道者塞尔吉乌斯

　　在保罗派的基督徒中间，另一个值得注意神的仆人就是塞尔吉乌斯（Sergius），他是第九世纪前的三十五年，在小亚细亚一带服事。正如史瓦那一样，他也是藉着读圣经而得救的。是因一位敬虔的姐妹问他为什么没读过福音书，提醒了他不只是罗马的教士可以念圣经，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读圣经。他不但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也承受了一个燃烧的呼召，去传讲能改变他自己的真理。虽然一直是一个木匠，他却时常行走各地，并且他所写的书信也在众教会之间广为流传。塞尔吉乌斯的服事带着独特的权柄，神不但用他教导信徒，并且给他排解异见的恩赐。在众教会尚未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之前，很不幸，时常会有不同看法上的分歧，塞尔吉乌斯自己后来也为主殉道。

保罗派看重自己的权利以后，就消逝了

　　第九世纪中叶，狄奥多拉（Theodora）皇帝发动了一场无情的迫害。据说在五年之间，成千上万的人在无法言述的恐怖中惨遭灭命。在保罗派中间就有一些人，他们属灵的刚强并不能抵挡当日严厉的考验。这也许是因为在超过一百年间，他们是在一些比较有同情心的皇帝统治之下，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所以就有一些人，他们看重自己的权利，甚过对基督的热忱。这永远是神的众教会一个危机：每当神的子民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权利，并以此为最重要之事的时候，很快，肉体的方法就要进来，教会就将失去它属灵的能力。这正是保罗派中一部分人的光景。当外面逼迫厉害到超过人类所能忍受的地步，有一些人不肯从上头寻找够用的恩典，反而跟随一些领袖和逼迫他们的人争战。他们和伊斯兰教合作，因为伊斯兰教当时所打的旗帜，就是消除罗马教会的偶像敬拜，寻求自由单纯的敬拜独一的神。这注定是一场必败的战争。虽然对保罗派的人而言，堕落的基督教比伊斯兰教还远离神，但是他们忘记了伊斯兰教基本上不承认圣经，而圣经才是唯一能把真神带给人的启示。保罗派的人最后就消逝在山野之中，「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

从保罗派到波格米勒派的传承

　　在第八世纪中叶，仍有少数的余民，他们成为欧洲大陆以后见证的种子。因着君士坦丁五世这位皇帝是一个坚决反对偶像敬拜的人，有一些保罗派的人就移民到君士坦丁堡以及色雷斯（Thrace）这一带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并且在巴尔干半岛建立许多教会。人们就称呼这些人为波格米勒派（Bogomils）——就是「神的朋友」的意思。生命的彰显有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生命会传承生命。教会乃是基督生命的表现，并不依靠某一个特别的领袖或是什么机构来维持她的存在。只要藉着圣灵透过神的话，在一些人中间运行，在那里就必定有身体的一部份，教会就会成长扩大。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即使在某一个地区被削减，也一定会在其他地方再生长。圣经本身就能够带领并且建立神的子民、进入真理。

　　被称为波格米勒派的基督徒聚会在当时成为罗马教会抹黑的对象。自然，人们指控这批信徒违反罗马教会的许多看法，比如教会圣物和规矩。他们并不会对圣母马利亚有任何特别的尊崇，也不会把十字架的形象加以圣化，当然更不肯承认那些腐败的教士所主持的晚餐。这也就难怪他们会受到许多凶恶的攻击。另外，他们也仿佛早期的基督徒一样，遭人诬告他们在道德上的邪恶。当年罗马皇帝大声疾呼的批评基督徒道德败坏，事实上只不过是做贼心虚的表现而已。在稍后的世纪中，罗马教会本身的邪恶败坏，也促使他们批判这些所谓的「异端」。我们对于这一类的定罪有理由保持怀疑。其实在许多地方，受到波格米勒派的影响的基督徒，人们都承认他们在生命和道德上所表现出的超高水准。他们按着福音传讲爱的恩惠，并且在他们的生活上显明基督徒的各样美德。人们只能控告这些信徒是居心不良的行善，想要骗人入教。他们也指控说，他们之所以能有这种高尚舍己的弟兄生活，是因为他们误入摩尼教，认为所谓物质都是邪恶的教训。其实不论这些基督徒圣洁生活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许多人在罗马教中找不到谦卑节制的美德，都会被这些美善所吸引。

　　虽然有许多的难处和迫害，神的工作依然扩展了许多年。到了十二世纪的末了，这个运动达到高潮。在波斯尼亚（Bosnia），当地的领袖以及一万多人都加入了波格米勒派。罗马教会就失去了对这个国家的控制。聚会的场所也不再是以往那种华丽的大型教堂，以及许许多多精巧的装饰，反而是在没有钟楼、没有任何形象或祭坛的简单场所，甚至信徒们在自己家中聚会。圣经中有关众人都是祭司的真理，再一次被认同。会众由一群长老来治理，并藉着一些服事的弟兄们的教导而得以长进。这些教师们的生命专注于话语的服事，当地信徒的十分之一奉献来支持他们的生活。根据基督爱的律法，教会中贫穷有需要的人也接受教会的帮助。

　　「神的朋友」快速地传遍各地，就造成了对罗马教会的威胁。可是罗马教会对这股温柔而有力的反对势力，似乎找不出什么有效的方法加以制止。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教皇寻求匈牙利国王的帮助，在主后1203年，他们逮捕了波斯尼亚的领袖们。这些领袖被迫同意对罗马教会顺从，再一次将罗马教的习俗带进他们的土地，并且严禁任何的「异端」。然而，大多数的信徒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臣服。他们在基督里找到了生命，满足于神的话语。他们对着神的信心并不依靠领袖们，他们拒绝服从这些约定。教皇一开始还想以和平手段挽回弟兄们，后来就开始了不断的迫害。然而，弟兄们的数目反倒日益增加。最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命令匈牙利国王进兵波斯尼亚，这场战争持续四年之久。战事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国内成了杀戮惨烈的地方，可是教会依然屹立。主后1291年又加上宗教法庭，变成了新的大恐怖，宗教法庭的官员用尽一切的迫害想要灭绝跟随基督的人，一直到十五世纪都没有间断迫害。最后，土耳其人在多次扰乱欧洲一些城堡而遭击败之后，就转到波斯尼亚，并在主后1463年占领了这块土地，这就开始了四百年之久的伊斯兰教统治。波斯尼亚人并没有任何的抵抗。或许他们认为，土耳其人不可能比宗教法庭坏到哪里去吧！可是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之下，「神的朋友」的耀目见证在波斯尼亚就逐渐消失了。

从波格米勒派到卡特里派的传承

　　有一些「异端」的教会在黑海和大西洋之间广传。一些和在巴尔干半岛诸国的信徒相似的团体，在意大利的北部以及法国的南部特别增多。他们常被人称为卡特里派（Cathars），就是清教徒（Puritans）的意思。这个名称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的。当东方的帝国开始逼迫所谓异端分子的时候，就造成相当数目的波格米勒派的人往西方逃亡。加上十字军东征，也促进东西方的人们大量的交流。信徒无论到哪里，就会发现一些灵里相通的人，并且开始在一起聚会。无论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称呼这些人什么名字，他们其实都是由藉着交通彼此造就而开始的。

　　正如在东方一样，神在西方也兴起一些教师们，他们无畏地批判教会仪式上的各样错误，藉着传讲神的话，带领弟兄们进入新的生命。在这些教师之中，有两位特别出名，一位是在布律依（Brueys）的彼得（Peter），另一位是在克吕尼（Cluny）的亨利（Henry）。亨利是彼得晚年服事的同工。彼得早年的事迹并无甚么记载，但是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他四处旅行，放胆传讲福音，直到主后1226年他被捕，在圣吉尔（St. Giles）被烧死。亨利有着天生雄辩的口才，及无惧的灵，他本人有禁欲苦行的气质及敬虔，吸引了许多人跟随他。从主后1101年，直到1147年他死时，他是无所保留地传讲真道的。历代以来似乎改不掉的一种习性，就是每当有人领受了福音的亮光，将人由传统死亡仪式的混乱中带入圣经的教导之中时，人们就要以这些人的名字来称呼一个新的宗派。人似乎永远学不会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一个属灵的运动，都远大过神在恩典中所使用的某一个人。彼得和亨利，他们的讲道服事，对着卡特里派有着很大的贡献。这些信徒在主后1167年能够召开一次特别的聚会，有许多的人能够来参加在靠近图卢兹（Toulouse）的圣腓力斯得加拉曼（St. Felixde Carmen）的聚会。甚至远至东方的君士坦丁堡的长老都来参加，实在是令人惊讶。在灵里的交通所能产生的力量，真是大过许多组织上的联系。

　　格莱福的伯尔纳铎（Bernard de Clairvaux）是一位殷勤努力致力于将基督徒带回罗马教会的人士，他出生于主后1090年，成为那个时代中极富影响力的宗教家。他口才出众，精力过人，思想敏捷，并且拥有当时罗马教会中很少有的特性，那就是品格高尚，所以，后来路德和加尔文也对他称许有嘉。甚至于今日，我们还很宝贵他所写的一些诗歌。但是他是一个极端不宽容的人，他苦毒地批评攻击那些不承认有人是他们的创始人的团体，他说那种团体中的人乃是魔鬼之灵的传人。伯尔纳一生致力于赢取那些人回归到官方教会中的工作，然而，还是在主后1153年含恨而终。

尊重圣经、独立的瓦勒度派

　　「瓦勒度派」（The Waldenses）这个名称，最初是指一批住在阿尔卑斯山南部山谷中的信徒。有人猜测这个名称是由一个里昂（Lyons）的商人名叫彼得‧瓦勒度（Peter Waldo）的名字演变而来的。彼得‧瓦勒度出生在十二世纪的早期。他当然不是瓦勒度派的创始人，他不过是在他们中间是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并且有过极为辛劳的服事，颇受人尊敬。事实上，瓦勒度派的原始记载已经无法考证了。他们自己宣称，他们的信仰是可以追溯回到使徒时代。那时的信徒，父子相传直到现在。很可能这一批信徒是在早期使徒时代结束时，逃避罗马的逼迫而移民到北方的信徒所遗留下的影响。

　　「瓦勒度派」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对圣经有着一份特别的尊重。他们日常生活以及教会生活，都是以圣经为根据。他们的会众因此保存简单的敬拜和规矩，没有罗马教会那样繁杂。这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住在与世隔绝的山上和谷中，所以他们对基督的爱慕，不会受到当时统一组织化的教会所发明出来那些不合圣经的各样仪式的影响。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其实并不是改革派，他们与罗马教派从未接触，更谈不到叛逆罗马教，这和一些因着罗马教会的腐败而脱离的改革派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已经说过，「瓦勒度派」的日常生活以及教会生活都必须完全根据圣经，知道基督藉着圣灵的内住，对他们而言是极为重要的真理。只要不违背这个基本基督徒的经历，在解释圣经方面，他们是允许相当大的自由的。救赎是靠着信心，而罗马教会无权对神恩典的门，予以开启或是关闭。救赎的证据乃在于圣洁的生活，受浸乃是对基督信心的见证，而主的晚餐则是对主的牺牲无限的怀念。长老在地方教会中负责，他们一同接受神所特别呼召出来在众教会中服事的导师，不过，「瓦勒度派」也强调教育对认识和学习主的话的重要性。对许多早期教父的作品，他们也以谨慎明辨的态度来接受，他们认知其中有属神人的亮光，他们也知道那些教父们的努力和追求受到教会体系所限制。他们永远都以神的话为最高的准则。任何人的亮光心得均须合乎圣经。

　　彼得‧瓦勒度乃是一个住在里昂（Lyons）的富商，有机会得到一本新约圣经的译本，受到圣经话语的感动，并且体会到基督的呼召，就放下他的事业来服事主。他深受主在马太福音十九章2l节所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的这段经文的感召。瓦勒度决定按照字面来顺服这段经文，他为了他的妻子和家人做好了生活上的预备，就把所有其它的产业分给了穷人，从此开始了传道的生活。有些人也来加入这个行列，他们两个两个出去，正如主当年打发门徒外出一样，宣传基督的真理。主后1179在拉特朗（Lateran）第三次会议上，请求允许传道，但是亚历山大三世教皇却考虑这些人是未受教的平信徒而不准。彼得瓦勒度蒙圣经光照，认为这是人反抗神的声音，所以他和他的同仁不肯停止传道。这就导致他们被罗马教会逐出教会。瓦勒度和瓦勒度派非常亲密，他的讲道也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的祝福，并且扩大他们的心胸。弟兄们原来都是散居在各个山谷中的，因着神使用彼得‧瓦勒度和他的同工，瓦勒度派的弟兄们负担起开始向各地传福音的责任。主后1217，瓦勒度死于波希米（Bohemia）。

瓦勒度和方济各的对比

　　如果将彼得‧瓦勒度的服事和亚西西的方济各（Francesco d’Assisi）相比较，我们能发现许多宝贵的功课。约在主后1182年，在意大利的中部，有一个服饰业的商人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吉发尼·伯那多（Giovanni Bemadone），不过，他父母给他的名字远比不上他的小名方济各那么地广为人知。主后1209年，当他读到主在马太福音第十章7至14节的教训，他经历到约二十年以前彼得‧瓦勒度的感受，所以就出去传讲悔改和国度，并且自己立誓严守最绝对的贫穷和谦卑。有人受吸引来跟随他，他就立下了一些规条，其中大部分都是主对门徒的一些命令。主后1210年蒙教皇勉强的核准，从此方济各和彼得‧瓦勒度的道路就完全不同了。

　　方济各是极为热心，对主以及完善的品格有一份狂热。身体软弱，但是为了宣教的异象，他远赴埃及和叙利亚，向穆罕默德的信徒传讲基督。他当初为门徒所订立的规条，后来经过修订，就变成了修道士们的规矩。原本着重传道，反倒被募捐所取代，原本追求的贫穷，反倒成了富足。这些规则一直腐化至成了捆绑人于罗马教会权威下。方济各生前看到这些变化，使他哀痛至深，虽然后悔，可是他依然不改对教会体系的忠贞。

　　我们很难猜测，如果方济各的规条遭到彼得‧瓦勒度一样被教皇封杀的话，事情会如何地演变。很难说方济各能否像彼得‧瓦勒度一样地能坚守自己的立场。从这两个运动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彼得‧瓦勒度的同工们对着属灵教会的见证有着重大的贡献，而方济各却成了罗马暴君控制的工具。我们不能否认，方济各和他的同仁起初也是希望能在罗马教会中发出一些复兴的属灵价值，但是，任何属灵的运动若受制于一个属世的宗教体制之下，就必定会被他原来想要改革的制度拖跨。

罗马教会镇压瓦勒度派和卡特里派、禁止平信徒接触圣经

　　罗马教会对瓦勒度派和卡特里派（或阿尔比派 Albigeness）的反应，在主后1229年图卢兹（Toulouse）会议上导致了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决策。因为瓦勒度派和卡特里派高举圣经，作为一切信仰和行为的准则，所以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就知道这是问题的核心，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平信徒有机会接触圣经。他们只允许平信徒读少数的拉丁文诗篇和一些敬拜的金句，他们更进一步禁止把圣经翻译成一般人能够明白的语言。这个决策一开始并没有彻底执行，可是却逐渐地在各地实施。主后1545年到1563年间在天特（Trent）的会议做出最后决定，只有拉丁文的圣经才是合法的圣经，并且判定，任何一个罗马教会信徒都必须毫无疑问地接纳教会对圣经的解释。

　　他们这种对拥有和阅读圣经的强烈愤怒，更提醒了我们在地方教会中，神的话必须放在何等重要的地位。从这一段的教会历史中，我们清楚地看见，若想持有使徒时代的教会见证，就必定要把圣经放在神子民中应有的地位。罗马教会努力试着把圣经从一般百姓手中夺去，改革派从未想要跟从这种错误，但是如果任何一部分的圣经被教会制度忽略，或是以新亮光为借口而不忠于圣经本身，其实也是一样的危险。直到今日，这仍然是许多教会的问题；而且一旦圣经失去它的权柄，教会本身的意义目的和生命力也都会消失。当圣经被高举的时候，在信徒中就可恢复使徒行传中那种单纯的秩序生活和权威。

　　瓦勒度派与相近的弟兄群体运用透过一个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将圣经的真理迅速广传，教会信徒的数量显着地增加。特别在十四世纪的前半叶，他们前所未有地增长，且属灵的教导甚至影响至教会圈子以外。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及科隆（Cologne）这些城市，成了他们长期生活与教导的中心。罗马教会过份的要求，以及对人民领袖的反对，无疑地帮助了许多人，使他们眼睛得开，朝真理所在的方向去看。当世俗的权威与同情并肩站在反对侵犯自由的立场时，教会就能够在一个相当和平的世代里发展及传扬生命的道。

罗马教会利用阿奎那的神学发扬中央集权的理论

　　罗马教会当局发现，透过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神学，可以完全合逻辑地发扬他中央集权的理论。托马斯·阿奎那的影响，直到现今仍相当大，他的理论也就成为罗马教会在神学方面教训的根基。他从1265年开始写一本神学的巨著，到他1274年离世的时候还未完成。他自己是一个单纯祷告的人，然而却成了极大错误的推动者，就是使得赎罪券合理化。而销售赎罪券所带来的腐败，以及道德上的邪恶，至终引发了不可避免的宗教改革。根据阿奎那的理论，基督和众圣徒成就的功劳形成了一个善果的功德库，而教会可以用这些功德库，去减轻那些悔改的罪人在今生或是炼狱中因着他们罪行所应受的苦难。不久，销售赎罪券就成了可耻的欺诈手段，骗取不论贫富的人民的钱财，来中饱教会的财库和牧师神职人员的口袋。阿奎那甚至教导，除非人顺服罗马的大主教，否则人是不可能得救的。主后1302年，教皇波尼法爵八世（Boniface VIII）更官方地确定他的教导，这就难怪一些诚实的真理追求者会起来反叛教会。当更多的男女发现藉着神的话，他们在基督里找到了平安，这些弟兄们的聚会就日益兴旺。

　　主后1229年，在图卢兹（Toulouse）会议上，通过让宗教法庭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清理「异端」程序。到了主后1348年，查理四世（Charles IV）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他是一个对教皇唯命是从的人，所以教会就采取了严厉的手段，要把基督徒的聚会完全消灭。宗教法庭就展开了以魔鬼般的效率全面迫害基督徒。许多信徒被迫加入罗马教会。不听从的人遭到各样的酷刑，甚至被烧死。到了十四世纪末期，罗马教认为她已经完全胜利。然而，在暴风雨下还是有避难之处。在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和在波希米亚的约翰‧胡斯（John Huss），他们的教导在那些国家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力。有些信徒为了能自由地敬拜神而逃往异国。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讨论这些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