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属灵文章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创廿15）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二18）

　　神造亚当以后，把整个的世界都给了他，使他享受，同时也把一些事工交托了他，要他去作那事工就是「修理看守」他所住的伊甸园。不久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接着祂说祂要作一件事，「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于是亚当的妻子夏娃便被造出来了。亚当不但有了伴侣，而且有了同工，来帮助他作神所交托他的那一切工作。

　　神为祂所爱、所使用的亚当预备了配偶帮助他，神也为一切祂所爱、所使用的人有同样的预备。如果他们自己不忙乱奔跑，不随从自己的私意去选择，只是谦卑安静，存着信靠和顺服的心，把他们的需要交托给神，容神随祂自己的美旨引导成全，他们就必看见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配偶真是他们的好伴侣、好同工。不幸许多人因为急于自己选择，因为存了自己的私意，愿意照着自己所喜爱的去行，当时以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最理想的配偶，他们以自己的选择代替了神的选择，以自己的私意代替了神的旨意，结果不但失去了神所预备要赐给他们的福分和成功，并且招来无限的痛苦和失败。

　　一个圣徒择偶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但这一件事除了专诚仰望神、祈求神的引导以外，实在没有其他安全可靠的方法，使你不遭遇失败。神本来为每一个属祂的人有极良好、极适宜的安排，只要他们不任意而行，以致破坏神为他们所安排的计划，他们一定会蒙福的。可惜许多信徒因为贪财、好色，破坏了神的计划；许多信徒因为羡慕虚荣，破坏了神的计划；也有一些人因为不安静等候，破坏了神的计划；又有一些人因为逞一时的血气，破坏了神的计划。他们这样破坏了神的计划，并不是使神受损失，受损失的乃是他们自己。他们不但因此失去许多的福分，而且还要遭遇许多痛苦。这是何等可惜的事呢！

　　有些人以为理想的配偶该是性情相同的，这种见解并不完全正确。神所配合的夫妇常是性情不同的，因为他们的性情不同，所以便发生摩擦，神就藉着这种摩擦磨掉了他们的棱角，使他们成为「光滑的石子」，可以放在神的袋中供祂使用，正像大卫在溪中所挑选的五块「光滑的石子」一样。（见撒上十七40）。

　　不过理想的配偶也必须有相同的事，那就是必须有相同的信仰和心志。如果神使你遇见了一个对象，在信主和爱主这两件事上与你相同，在其他的事上你就不必太过于求全，尤其不可注重财、色、虚荣，以致失去神为你所预备的佳偶。一个圣徒如果真能安静等候神，完全顺服神，一定能得着一个最良好适宜的配偶——不是他认为良好适宜的，乃是神认为良好适宜的。

　　我在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曾有一度羡慕独身的生活。一方面是因为那时度着很艰难的日子，除了每日作劳苦的工作以外，一点看不见前面有什么光明的道路，按当时的情形看来，实在以不结婚为最好；另一方面我也看到母亲与姐姐多年和姨母并邻舍中间所起的摩擦冲突，我料到如果我结了婚，家庭中一定不免要发生许多的纠纷，我实在不愿意受这些苦痛；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那时的思想多少总有一些认为独身的圣徒是特别清高属灵的。我既有了这种思想，便不免有些表示。母亲见我有独身的表示，便大大痛苦起来。本来是么，母亲守了二十多年的寡，又只有我这一个儿子，满心希望我长大起来，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现在听见我表示要守独身，一切的希望岂不要全成为泡影了么？母亲为这事难过了很久，甚至托人来劝我不要守独身。我自己呢？一方面有守独身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有求偶的心情，这两种意念在我里面冲突交战，我很久的时间不能作最后的决定。在那几年当中，两次有主里的弟兄为我介绍婚事，我都很简捷的推却了。

　　1925年的春夏之交，我在北京的工作发展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很早就认识我的女子屡次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找我谈话，问我问题，并且表示愿意热心爱主。我觉得她的热心似乎不是向着主，乃是向着我，我便留心防备着，不肯多与她接近。当她听说我要外出的时候，在一个聚会完毕以后她对我说，「我近来常听你讲道，很得帮助，现在你要出外了。我在这里孤单得很，无处再得人帮助，你在外出的时候能为我作什么呢？」我看出来她的意思是希望我能给她写信。我不肯作这样愚昧的事。我知道这样作是与她与我都没有益处的，我便回答她说，「我只能为你祷告，此外没有我能为你作的事。」我所料的不差，当我那年秋天从江南回来的时候，她家中果然托人来把她介绍给我，当时我就推却了。这件事既没有成功，她也再不来参加聚会、表示爱主了。

　　1925年5月下旬，我到南京去访问几位很久藉着通信认识的圣徒。在那里我同神的一位老仆人谈话，征求他对我的婚姻有什么意见。他认为独身和结婚各有利弊。但归纳起来，他认为一个年老的传道人独身还没有不可，一个青年的男传道人若是独身，作起工来，处处是困难，事事不方便。我反复思想，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从那时开始放弃守独身的主张了。

（注：根据《六十三年》记载，这位老仆人是贾玉铭牧师，他对王明道说，若是独身，「你在教会中只能做一半的工作。」）

　　那次在南京停留了十四天。未往南京以前，我原没有想到杭州去。但在我未离开南京以先我想南京到杭州不过只有一天的路程，我自幼就常听说杭州的西湖风景非常美丽，因此想顺便到杭州去游览一下。有一位姊妹听说我要到杭州去，便介绍我到她的姑母那里去，另有一位姊妹介绍我到她所熟识的一位弟兄那里去。我在6月16日到了杭州，就到那位弟兄那里去，请他为我寻觅一处适宜的旅舍，承他坚留我住在他家。我因为南京的另一位姊妹曾写信给她的姑母介绍我，感到有前去拜谒的必要，因此在22日便到下城天水桥礼拜堂，拜谒这位老人李静谦女士。承李女士介绍，我会晤了那个礼拜堂的牧师刘德森先生夫妇。26日刘先生来看我，约我到他的礼拜堂讲道。我允诺了，便在28日（星期日一早晨到那里，在午前和午后的聚会中讲了两次道。会毕，那里的信徒们约我接连开几天会，因此次日又去讲道。刘先生因为我住的地方离他那里很远，便嘱我迁到他家中来住，以免每日往返奔波。30日我迁到他家，接着又讲了三天的道。7月3日离了杭州，往嘉兴去开会十天。14日由嘉兴往上海，预备等船往福州去。不料在旅馆中竟患起病来。夜间头痛发热，难过得很，不但没有人照应，而且旅馆的客人夜间打牌吵嚷，令人不能得少许的睡眠。我在上海既没有熟识的朋友可投奔，只好赶快回家。但上海到北京需要两三日的行程，在南京还需要渡江换车。我已经病得不能支持，实在不能跋涉这样遥远的路途。在万分困难中，忽然想到杭州的刘先生夫妇待我那样和善慈爱，沪杭中间只有四五小时的行程，不如赶快到杭州去，因此便在17日乘沪杭路车回到杭州。到杭州休养了几天，病渐渐痊愈了。接着被邀在天水桥礼拜堂讲道十二天。8月6日离了杭州，到几个地方去，9月半回到北京。

　　9月14日回到北京，20日得杭州刘德森先生的快信，说杭州有些信徒在夏天听我讲道很得帮助，因此杭州各教会商定在10月间开七天的联合聚会，邀我去讲道。经过两天的祷告，我回信允诺他们自10月18日起在杭州开始聚会。我决定10月15日离京南下。不料到了10月间江浙两省发生战事，沪宁、沪杭两路都不通车，无法南下。24日与一位认识不久的人谈话，听见他说他的弟弟由天津乘海轮往上海，我忽然想到既有海路可走，为什么不乘船南下？那时战事已经转到津浦线上；江南的沪宁、沪杭两路已经恢复通车，一到上海，再有几个小时便到杭州了。既决定由海路南下，便在12月27日由天津乘船到上海，31日夜间到了杭州。自11月4日起，在杭州信一堂全城各教会联合的聚会中讲道七天，会中负责的人因为我与刘先生已经很熟，就托付刘先生夫妇招待我，因此我便第三次住在刘先生家中。

（注：根据《六十三年》记载，刘德森牧师生活清苦，凭信心生活，没有固定收入，每月只有七元，又有五个孩子，需要由刘师母张美云到富人家的田里去捡遗下的稻禾，加工缝制鸭绒被以补贴家用。）

　　杭州的聚会是11月4日开始的。次日晚间聚会的时候，弹琴的一位太太因为有事没有到会，临时请刘先生的女儿景文小姐代替。我同刘小姐虽然已经有过二十几天的认识，但我听说她只有十六七岁，并没有注意她，看她不过是一个孩子。我一向认为年岁相同男女才可以结婚，纵使相差，也不能超过一两岁。我们二人的年岁既相差八九年，自然不会想到婚姻的问题上去。当我看见她坐在那里弹琴的时候，忽然发现她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她身量高大，装束也和成年人相同，梳了一个圆头，穿了宽大的袷袄和裙子，她乃是一个大人。（她那时正在学校教书）她虽然在圣公会所办的冯氏女校共有十年之久，也一直是在圣公会的信一堂聚会，但从来没有在那个礼拜堂中弹过琴。那是第一次，也是末一次。就是那一次的弹琴，使我开始看见一件以前未曾看见的事——她是大人，不是孩子。

（注：根据《六十三年》记载，刘景文于1919年入Mary Vaughan High School免费就读，受到良好的教育，英语很好，英文名Deborah。刘景文在冯氏女校学习弹钢琴。校中只有一架钢琴，要弹的人多，她每天只能练习两个小时，虽然没有充裕的时间练琴，但琴艺非常出色。基督徒会堂建成之前，她用纸条贴在桌子上，画上琴键当琴弹。基督徒会堂建成后，她担任司琴，与王先生共同编成了《基督徒诗歌》。晚年出狱后，尽管有二十多年没有碰过钢琴，又双目失明，但还能非常熟练地演奏百首以上的赞美诗，并能随意变调。狱中的特殊经历，使她深深地明白只有将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里，遇到特殊环境时，神就能将经上的话启示我们帮助我们。鉴于一些信徒上了年纪，不容易背熟圣经上的话，她就将一些重要的经节配在熟悉的赞美诗曲调中，在聚会时教弟兄姊妹歌唱。1984年到1992年，她编出了一百多首这样的经文诗歌。）

　　我前后三次住在刘先生的家中，蒙他们夫妇的关心爱护，已经感到一种属灵的温暖。我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父亲。我的母亲疼爱我，我和姐姐的感情也很良好，但我在家庭中根本呼吸不着属灵的空气。母亲和姐姐对那与我们同住一院的姨母感情相当不佳，对邻舍也是彼此猜疑争吵。我在家中每天所见所闻的事都使我疾首痛心。没有平安，没有快乐，没有和谐，没有体谅。母亲只知道爱她的两个孩子。姐姐只知道爱母亲和弟弟。我除了爱母亲和姐姐以外，还愿意爱在我旁边的人。但母亲和姐姐认为其他的人根本就不可爱。从我悔改得救以后，在家中所见所闻多是使我痛苦难过的事。当我在刘先生家中住了几次以后，觉得这个家是一个充满和谐愉快的家。当我发现刘小姐不是孩子乃是大人的那一天，我想到神为我所预备的伴侣或者就是在这里了。三天以后，我在日记中写了以下的一段话：

　　「父乎，如斯人可为予之终身伴侣，系出于父意者，则祈父自己成就父之美旨于仆身。非然者，则祈父速除去予出于一己之爱情；以父之旨总无误，而于一己则多愚昧错误也。毕生大事，父乎，祈尔使我不至陷于失望及陷阱中！」（1925年11月8日日记）。

　　11月12日离杭州往崇德县工作，16日到嘉兴，这几天内，心里反复思想这件事，那天日记中记着说：

　　「性情、知识、体健、环境，四者均佳，所不深知者，信仰及心志如何耳！惟就近日所见，似亦十分饥渴羡慕圣道；如此一端并无差错，则斯人足为予侣矣。且也，幼年即能如此慕道，倘受良好之圣道训练，正可为忠心之神仆。苟如是，则足矣！足矣！父乎，尔旨若何？祈明以示我。虽然慎之，勿奔走太急，而致行于父前也。父乎，为此事祈教我，导我，使我不蹈错误。」（1925年11月16日日记）。

　　11月25日再回到杭州，自27日起，应冯氏女校的邀请，在该校讲道九天。11月27日与28日日记中有以下的两段记载：

　　「青年信徒选择配偶之条件，信仰与德行为第一重要，学识，才能次之，体健又次之，其他不足论也。至若以相貌、财产相号召，视此为去取者，则流于纵欲及贪财之大罪，既背神旨，自有灾害，或祸起萧墙，或以生殉情。贻多少异日之祸变及苦痛失望者，无不由于选择婚姻惟视财色为从违，有以致之也。殷鉴不远，青年信徒当何以慎之哉！」（1925年11月27日日记）。

　　「父乎，仍祈尔导仆，勿行错路，勿入迷途。为仆之婚事，祈父将父之美旨清楚向仆显明，勿容仆稍蹈错误，致贻异日之后悔。祈父尽除仆肉体之蒙蔽，俾仆得洞悉父旨。仆心诚愿。」（11月28日日记）。

　　那二十几天中为这事恳切祈祷，反复思想，惟恐走错了一步，招来毕生的痛苦与失败。我真希奇，许多青年人竟敢对异性人一见倾心，来往几次，就贸然谈爱情、提婚事，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啊！

　　11月29日经过了几次的祈祷，晚间同一位老年圣徒谈到这件事（注：根据《六十三年》记载，这位老圣徒是圣经学校校长李静谦女士，刘景文的好朋友李宝善姊妹的姑母），求她的指导，征求她的意见。她应许为这件事祈祷，以后再看能不能作什么。过了几天，我从她知道刘先生夫妇对这件事没有允诺，也没有拒绝，他们认为这件事需要慎重考虑。至于景文小姐呢，当她的母亲讯问她的意见的时候，她回答说，「天父看怎样好，就怎样罢。」

　　从1925年11月底，一直到1926年4月末，我被邀往江浙两省一些地方工作，中间休息的时候便回到杭州。我们双方对议婚的事都没有作任何决定，只等候神向我们显明祂的旨意，一方面也可以彼此多有一些认识。但我的母亲和姐姐对这事是怎样看法，我还不知道。因为我恐怕信中说不明白，以致发生误会，所以预备回到北京同母亲和姐姐当面谈论这件事，也借这次的面谈看看神的旨意如何。母亲以前曾多次说过，如果我要结婚，必须娶一个北京的女子，而且是要她自己看见过的。母亲有一种偏见，认为除了北京人以外，其他各处的人都不好，至于南方人更不必提了。我们院中曾住过几家南方人，母亲常称他们为「南蛮子」。按事实看，我同刘小姐议婚的事，十之八九是要遭母亲反对的。但我信如果这件事确是出于神的意思，神能转变母亲的心，使她赞同。如果神以为不好，我也求祂藉着母亲的反对阻止这件事。母亲从我未落生就居了孀，为我辛苦了二十几年，把我抚育成人。我应当孝敬她、顺从她。我决定不要因为婚事使母亲伤心。如果母亲有一些表示不赞同，我就决意把这事放下，不再进行。刘先生夫妇也很赞同我这种决定。他们也常劝我好好孝敬母亲。

　　1926年5月10日我回到北京家中，12日我同母亲和姐姐谈到与刘小姐议婚的事，她们没有一句表示不赞同的话，并且认为我所观察的绝不会错误。我向神所要的这最后一个证据，现在也清清楚楚的得着。这时我确知这件事是出于神的美旨了。

　　在家中住了二十一天，6月1日又乘船南下，赴绍兴工作，以后接连在江浙两省一些地方讲道。11月24日在杭州与景文小姐订婚。次日离杭外出到两处工作。12月27日回到北京。1927年在东北各地工作多日。从那次离了杭州，有十七个月多没有再到江南去。一直到1928年6月13日才又回到杭州。7月到福建泉州去作工，23日再到杭州。8月8日上午11时15分在杭州天水桥礼拜堂与景文小姐结婚，由内地会任芝卿老先生证婚。任先生是岳父的老师，是一位敬虔可爱的老人。他读创世记二章和二十四章，从亚当、夏娃，并以撒、利百加两对夫妇的事迹中取出教训来。老先生作很长的训言。我站在堂中虽然因为天气炎热汗涔涔下，却领受了许多的教训和勉励。那天的日记中写了以下的一篇祷告文：

　　「在天之恩父钦，小子以恳挚之心灵向父奉献感谢及呼吁。感谢父恩，赐小子以此良侣。小子深觉此事之成就，自始至终皆有父之美旨存乎其中。更谢父恩，今日以父之宝训借尔仆之口训导提撕小子，使小子知己身责任之重要，前途之远大，俾小子知所警惕，知所奋勉。小子自知已往之种种失败、种种弱点。既沐父恩，敢求赦免已往一切；更将父之新恩赐、新灵力，与父所赐之良偶一同加诸小子。求父以己之大能大力导引小子登得胜之途，亦如此导引父所赐之良侣使吾二人今后同心一志，爱父事主，共行天程，共作圣工。已往之失败，求父使之再不见于今后。求父以父圣洁之爱紧系吾二人于父之道中，使毕生不偏离左右，保守吾二人日进完全，将来亦能欢立于吾主之荣耀中，斯为小子之心所诚愿。」（1928年8月8日日记）。

　　我同妻在订婚以前虽然有了一年多的认识，我们却从来没有像现代的青年男女那样交过朋友。只有几次她问过我关于真理的问题，此外我们两个人就从来没有单独谈过话，平常谈话总是和她的父母在一处。直到1926年冬订婚以后，我离了杭州到北方来，我们才彼此通信。有人问到我们的婚姻是新式的、还是旧式的？我只好回答说，「不新不旧、又新又旧、半新半旧。」

　　结婚的前几天，承一位外出避暑的老年圣徒把她的房子借给我们住。刘先生住的房子在东边。中间是礼拜堂，和一个圣经女校，再往西就是这座楼房了。因此结婚的那天没有用任何种车辆，出了礼拜堂穿过两层院门，就到我们住的房子了。岳母在我们结婚的那一天送给我们每人一部圣经，里面各写了一节经训，送给我的是提前四章16节，送给妻的是提前四章12节。我是1900年7月25日生的，妻是1909年3月29日生的。我比她年长8年8个月零4天。结婚的那日，我才过28周岁，妻不足20周岁。我们从提婚到订婚，经过1年，从订婚到结婚，又有1年零8个月。我的朋友石天民在我结婚的日子送给我们一寸对联：「蒙神恩永结良侣；顺主命广传福音。」

　　我和妻婚事的成就，处处看见神奇妙的安排。我到杭州以后，如果不去拜访李静谦女士，根本就不会认识刘先生夫妇。以后到上海，如果不在旅馆里患病，也不会再回杭州。那一次的访问和那一次的患病都出于神的美旨。母亲和姐姐允许我们的婚事更是一件奇妙的事。按母亲以前对我的婚事的主张，她是不会允许这门婚事的。再看我结婚以后母亲和姐姐对我们夫妻的态度，也不会想到订婚以前能得着她们的同意。我深信她们那时的允诺是出于神，好使这件事得以成就，她们的后来的不满意也是出于神，好使我们夫妇二人在试炼中学习当学的功课。我是一个北京人，神却很奇妙的把我领到江南，使我在那里遇到祂为我所预备的配偶，祂的作为是何等奇妙啊！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二十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五个饼，两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可六34-44）

　　主耶稣不是不知道门徒没有这样多的食物可以分给好几千人吃。祂更知道只有祂显大能才能使这许多人饱足。但祂愿意祂的门徒在这伟大荣耀的工作上有分，所以祂在未曾行这一件神迹以前，先吩咐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有没有食物给这些人吃呢？有，他们所有的那五个饼，两条鱼虽然很少，绝不够那许多人吃的，但他们只要把这些交在主的手中，祂便可以用这微小的奉献成就伟大的事工。果然，当他们把那五个饼，两条鱼献给主以后，这伟大的神迹便出现了，五千个人都吃饱了，以后还剩下十二篮子的零碎。

　　当我在二十一岁的春天蒙了神特别的光照以后，便为神的道大发热心，心中迫切，愿意把自己所得的恩惠告诉别人。有几次阅读了几种教会方面的刊物，看见一些离经叛道的文字，心中焦急，如同火烧，恨不能立时写一些证道的文章发表出来，警告信徒防备这些错误的道理，但那时苦于有心无力，只好徒唤奈何！1924年蒙神的恩待，经济方面稍有一点力量，便出版了四种六十四开版的小册子，1925年又出版了几种。这是我着手作文字工作的开始。

　　我从1923年开始订阅南京出版的灵光报，（双月刊，1927年停刊），欣喜中国教会有这样一种属灵的刊物。1925年在灵光报投了几次稿，都承该社刊登。不料那年6月初因为在南京遭遇误会，夏季往灵光报社所投的稿子被退了回来。当时觉得很懊丧，后来才明白这件事有神的美意在其中，因为若不是这样，我就不会感觉有自己办刊物的必要。

　　1925年的后半年与1926年留在江浙两省工作，屡次有信徒们要求我把所讲的道油印出来，使大家能保存或分送。当时因为时间有限，只好推却。后来想到如果能出一种刊物，把所讲的道刊印出来，供各地信徒阅读，岂不比零星油印好得多么？起初还不敢想出版定期刊物。但有一次我想到因为我的惰性很深，如果不出定期的刊物，便很容易得拖且拖，以致所成无几。那天在日记中写了以下的一段：

　　「今夕思及，予苟无一定之工作督促于前，实不易殷勤作工。况就各种情形及需要观之，实有发刊一种定期出版物之必要。如能刊行一种季刊，当不能怠惰苟安，亦可多进行著作之工，助益他人，俾可稍结善果。明岁之春，正此工作创始之良机。如为父旨，祈父成全。」（1926年10月15日日记，时在杭州）。

　　过了十三天得了刊物的名称，那天的日记中有以下的几句话：

　　「今日午后思及发刊季刊事，为此祈祷，得一名为《灵食季刊》。不悉其是否合用？又得数题，为首次发刊之稿。为此工作当再多求父示。」（1926年10月28日日记，时在苏州）。

　　《灵食季刊》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根据主耶稣的那一句话：「你们给他们吃吧」。我到处看见许多人缺乏属灵的食物，正如那五千多人缺乏肉体的食物一般。我在灵里听见主的命令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不敢推却这种使命，我也喜欢接受这个委托。我愿意把我这五个饼，两条鱼奉献在主的手中，随祂使用，容祂分给这大群饥饿的人们。我的主真信实慈爱，祂收纳了这微小的奉献，在这二十几年当中，把这点属灵的食物不只分给五千人，五万人，而且分给更多的人，就连我这奉献礼物的人也因此得了意外的恩惠和造就。

　　1926年12月下旬由江浙回到北京。1927年1月准备开始发刊灵食，为这事考虑祈祷多次，虽然很清楚知道这是重要而且亟需的工作，但仍恐怕走得太急，以致把这件事弄得有始无终，虎头蛇尾，因此谨慎了再谨慎。有一天在日记中记了这几句话：

　　「为发刊灵食季刊一事，思之数月，颇觉其重要且急不容缓。虽有种种视为困难之事，如为神旨，则不难一一得胜。迄今既不能知否合神旨，则将祈父之成就，苟非父旨者，祈父在予未着手于此项工作之前加以阻拦，不使进行。」（1927年1月10日日记。）

　　1月12日到北京邮务管理局询问杂志挂号事，才知道必须先在警察厅立案，领得执照以后，才能在邮局挂号，往警察厅去的时候，因为早就听人说向政府接洽事项非常麻烦，所以心中疑虑，不知道要经过多少手续。不料进行的时候还不像我所想的那样困难。当我听到办刊物，需要取铺保的消息以后，有一位圣徒自动去为我找保。1月17日觅妥印刷局，19日同印刷局接洽妥当一切事宜，只等警察厅批准，就可以出版了。

　　当我起初筹备出版灵食的时候，自己奉献了一百五十圆，作这种文字的工作，因此在警察厅呈报的时候所填的资本是一百五十圆。1月29日警察厅派人来调查，并且说出版刊物资本至少必须有二百圆，因此再奉献五十圆。在等候警察厅批示的期间，就预备一切需用的物品。那年2月中旬本来已经允诺了东北几处的约请，去到那些地方工作，但因为等候批示，延迟了一些时候。后来因为警察厅方面久无信息，不能再等，便在2月24日离京出关，往东北几处工作。

　　东北这次的行程需要到十几处，为期两个多月。3月8日在沈阳的时候得着北京的信，知道灵食季刊出版的事已经警察厅批准，并且已经领得出版执照。因为初次发刊，北京只有老友石天民负责，他又在一个学校任教职，只能分一部分时间照料社中的事务。对于出版、印刷，我们都是没有经验的人。因此在3月25日由锦县乘京奉路车返京，留京六天，办理社中事务，校阅排就的样张，4月1日再出关工作。4月下旬第一册灵食季刊印好寄发。从那时起，这微小的刊物便问世了。

　　灵食季刊第一册出版的时候没有刊登任何题字和祝词，只有我自己写了一篇发刊语说：

　　「神所创造的人类是有生命的，能进步的，但他们所以能保守他们的生命，实现他们的进步，乃是靠着营养他们身体的食物。自小而大、自幼而壮，是藉着食物；由弱转强、由病转健、也是藉着食物。食物充足，人的身体就强健发长；食物缺乏，人的身体就衰弱死亡。因此神在未创造人类以前便先预备了许多供人类需用的食物。祂对祂所创造的人类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蔬菜，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不幸人类因悖逆神命以致与神隔绝，受了咒诅，他们的生命被夺去；地上的食物虽然依旧年年长出，供世人的需用，然而只能贡献给世人少许的好处，却不能帮助他们脱离神的咒诅和死亡。从前惟一的需要，现在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和功用。孤苦无依的世人是何等的可怜呢！

　　「感谢神，祂的慈爱总不改变，祂向世人所发的怜悯永久如一；祂在起初怎样为那未曾犯罪的人类预备食物，使他们保全生命；祂在以后也照样为这已经堕落的人类预备食物，使他们得回生命（赛五五3；约六63）。祂更为一切已经得回生命的人预备食物，使他们逐渐更新进步，达于完全（彼前二1-2）。起初所预备的食物是属物质的，以后所预备的食物是属灵的。属物质的食物可以供给亚当的后裔肉体上的需要，属灵的食物可以补足基督的门徒心灵中的缺乏。属物质的食物只能帮助旧人发育长大，但终不免于衰残死亡；属灵的食物却可成全新人强健完备，将来能够得着永存的基业。

　　「可叹！可叹！神为世人所预备的食物虽是这样充足完备，但还有极多的人一点未曾得着。自然有一些人是不肯领受，但还有许多人实在是未曾知道，或是未曾明晓它的紧要，这等人是何等可怜呢！还有许多人已经因听而信，蒙了拯救，但他们却知足了、止步了，以为诞生后的小孩子已经是一个人，可以不必再作什么了。那知诞生后的小孩子若没有奶吃，必定疾病缠身，骨瘦如柴，保生且不能，更如何能长大成人？一个信徒因信得了救恩以后，不再追求神的道作他发育长大的养料，岂不也是这样可怜！还有许多人已经多年作了信徒，也爱慕属灵的奶，但是多年如一日，总是知道保守一点浅近的道理，仅仅的能维持他们的生命，却不曾寻求那更富于养料的干粮，使他们的新人有更多的进步和发育，因此他们虽不至十分瘦弱枯槁，但也总不能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到神要他们到的那最好的地步。这种人虽然比以前的两种人略好一些，但也不能不算为可怜。

　　「当日耶稣在旷野看见许多的人，就对门徒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太十五32）。那些跟随耶稣听道的群众缺少属物质的食物，主耶稣尚且怜悯他们，何况今日这数目更多的群众缺乏了这更紧要属灵的食物，主耶稣岂不更要向他们发哀怜么？当日主耶稣曾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太十四16）。这样的声音今日也照样的送入我们的耳中。

　　「『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食物（汉译本作粮，改译食物最切）给他们呢？』（路十二42）。每逢念到这里，便不能不感叹今日称为管家的虽多，然而能按时分食物的人却是十分稀少。哲学理论、长篇演说、提高人格、改良社会、服务模范、牺牲精神，这些东西为增进世上的一些利益或者略微有些用处，但对于人的心灵不过是糠秕尘沙，如何能养育那些可怜的饥人，使他们强健长进呢？可惜到处教会的讲台上和教会机关的出版物中，大多数都是这些无关轻重的东西。那真能拯救罪囚、养育新人的灵食却是不可多闻多见。还有比这种情形更令人痛心的，就是许多教会中不信的领袖竟公然以毒物当作饼饵，到处送给人吃。他们说，『基督教的要道只是服务牺牲。耶稣乃是最高的人格模范，是黑暗社会的改造者。世界会渐渐藉着人的智慧力量改造成为天国。基督由童女诞生与祂的赎罪、复活、再来，都是渺茫的神话。圣经不过是希伯来民族的宗教史，并不足全信。』这种种谬妄的恶酵竟发展得极速。多少软弱的信徒已经大受其害尚不自觉。这是何等令人疾首痛心的事！

　　「发刊一种定期刊物以救济这种饥荒，是编者数年来所常希望的。到去秋因着所见闻的许多景况，倍觉这种工作的急需。为这事祈祷了几个月的长久，蒙神成全，到今春能创刊这个微小的灵食季刊。惟愿神看顾这幼稚的刊物，使它能日渐强壮活泼，多服事一些需要灵食的朋友们；使每一个读者都因着它得以多看见神的荣耀，多接受神的恩惠，多知道神的旨意，多顺服神的命令，多认识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多儆醒预备等候祂从天上回来，并能在那时候欢喜立在祂的面前，得蒙祂的悦纳。这便是编者在神面前的祈祷与希望了。 　　　　　一九二七，三，四，奉天法库。」

　　我开始出版灵食季刊的时候，就是想藉着这微小的刊物，将我自己从神所领受并神要藉着我传述给众人的信息发表出来，因此不收任何投稿。但我的老友石天民常译述一些与信徒有帮助的文字，曾有若干次采登过一些，近二、三年来也接连刊登他所翻译的与儿童很有益的一本书。我自己也曾译过四本Mr.G．H. Knight所写的书，连续着在灵食中刊登；其中有两本已经出版单行本，一本是《隐密处的灵交》，另一本是《在密云黑暗的日子》。另外两本还未能印成单行本。此外我有时也译述一点零碎的东西刊在灵食里。但灵食的稿子最大部份是我自己写的。

　　这二十几年来每期稿子内容的分配，都有一部份讲论圣经中的要道，另一部份讲论基督徒的生活。我也特别注重阐解一些假师傅所讲背道的教训，并斥责教会与世界中的种种罪恶。我所写的稿子与我所讲的道大致相同。我在各地讲道的时候不喜欢有人记录我所讲的，因为很少有人能记录得合适。记录得不完全还是小事，常有人所记的与讲道的人所讲的有很多的出入，有时甚至有极大的错误。我有几次看见别的刊物上刊载我讲道的记录与我所讲的有许多不符的地方。也有人把所记录的稿子寄给我，要我校正，有几次我感觉到他们所记录的意思和文字改不胜改。因为看见这种种的情形，我更感觉到自己写稿子的重要了。

　　从第三册起，每期刊登新译的诗歌两首，只有字，却没有谱。从第九册起每期改登一首诗歌，却加上诗谱，因为那年夏天我在杭州结婚，秋季妻和我一同北上，她为我画诗谱。从那时直到今日，每期总刊登一首自己新译的诗。后来把这些诗歌集合在一处，又从别的诗本里采取了一小部分加在里面，出版了「基督徒诗歌」。

　　最初的几年，每期我都是把篇幅较长的文字登在前面；有一次一位圣徒对我建议把短些的登在前面。他说，「有人初次阅读灵食季刊，如果一开始就看见长篇，或是因为他的时间不足，或是他尚未对灵食发生兴趣，很容易不等看完一篇便放下，以致不想再看。但如果把短篇放在前面，几分钟的时间便可以看完一篇。使那些时间不足的人也能在极短的时候得着一些帮助，又能使初阅的人感觉有兴趣。」我认为他所说的有理，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因此从第七年夏季起，我便开始这样作了。

　　从第一年到第二十年，每年四期的字数都在十万到十二万之间，自第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这三年间，每年四期的字数总在十四万到十六万之间。从第一年到第十七年夏季都是印四号字，每面十三行，每行三十五个字。到第十七年秋季，因为承印的印书局停业，改换另一家印书局承印，这家没有适宜的四号字，又因为纸价日见昂贵，不得已改印五号字，每面十五行，每行五十字。到第十八年冬季，因为纸价奇涨，每面由十五行增加到二十行。印四号字的时候每面可印四百五十五个字。到这时每面可印一千个字。一样的内容，纸张却可以节省到一半以上。从第一年到第十七年夏，除了第十年冬季因为十周年纪念，出了九十二面以外，最多每期不过七十几面。第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若仍印四号字，每期就有八十面以上了。

　　从灵食出版以后，屡次得着阅者的来信，请求把它改为月刊或双月刊，但我始终不敢接受这个请求。在我开始要办刊物的时候，所以不出月刊，却出季刊，就是想到恐怕力量不足，不能持久。我以前曾因为不知量力，以致作事有始无终，并且时常看见别人遭这种失败，也受了警戒。果然在灵食出版几年以后，便知道未曾出月刊实在是作对了。因为我的工作不止是办刊物，既有常去各地讲道的工作，又有北京自己照顾的教会。文字的工作乃是三样工作中的一样。就是只出季刊，每年也必须写十几万字的稿子，再加上自己校阅，就需要相当多的时日。二十多年的经验使我感觉到我的力量仅仅够出季刊用的，如果起初不出季刊，却出月刊，也许灵食季刊的寿命不到一两年便夭折了。

　　从1928年起，开始把灵食季刊里比较重要的题目选出来，印成单行本。从那时到今日所出的书共有三十种，另外还有基督徒诗歌。出版的次序是这样：

　　1928年出版的有《耶稣是谁？》与《复活的基督》。
　　1929年出版的有《基督再来》与《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
　　1930年出版的有《角声》与《隐密处的灵交》。
　　1933年出版的有《我为什么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基督徒的言语》、《现代教会的危险》、《人能建设天国么？》
　　1934年出版的是《圣经光亮中的灵恩运动》。
　　1935年出版的有《信徒针砭》、《重生真义》、《谨防魔鬼的诡计》、《写给受苦的圣徒》。
　　1936出版的有《信徒处世常识》、《真伪福音辨》、《普世人类都是神的儿子么？》、《世上最高的梯子》、《恩赐赏赐与奖赏》、《基督果真复活了么？》、《创世记第五章中的福音》。
　　1940年出版的是《灵食寓言集》。
　　1941年出版的是《在密云黑暗的日子》。
　　1943年出版的是《基督徒与婚姻》。
　　1944年出版的是《感恩的人》。
　　1946年出版的是《金钱不能买的几样东西》。
　　1947年出版的是《在火窖与狮穴中》。
　　1948年出版的有《写给青年的基督徒」与《基督徒必须守安息日么？》

　　这三十种出版物里出版三次的有《信徒处世常识》、《隐密处的灵交》、《重生意义》、《现代教会的危险》、《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出版二次的有《角声》、《信徒针砭》、《我为什么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谨防魔鬼的诡计》、《耶稣是谁？》 《基督徒的言语》、《感恩的人》、《圣经光亮中的灵恩运动》。

　　《基督徒诗歌》也在1936年、1939年、1946年，先后出版了三次。第一版只有三十首，第二版增至六十首，第三版增至一百零一首。其他各书都只出版了一次，内中有的已经售罄，还有的所余无几，急需再版。

　　灵食季刊是我自己经营的，但社中的经济是独立的。除了资本金二百圆是我奉献的以外，这二十几年来，我不往里面放钱，也不从其中支钱。在中日战事发生以前，售出的书刊都有相当多的利润，这种利润除奉献一部分赠送几位仰望神供给的传道人以外，都用来印书，所以十年间能出版二十几种书。中日战事发生后的头一两年，因为物价波动得不太剧烈，还不感到什么困难，后来币值惨跌，物价暴涨，渐渐入不敷出了。不得已将刊费略微提高一些，但还不及一般物价上涨的程度。到1943年秋改印五号字，以便节省一些纸张。中日战事的最后两三年，和中日战事结束以后的三四年间，物价涨得惊人，刊费虽然也增加，但是总赶不上一般物价。第一个缘故是恐怕增加订户的负担。第二个缘故是灵食每三个月才出版一次，刊费不能随着一般物价常常增加。还有一层困难，就是刊费常是零碎收入的，收进来的时候买不了什么东西，又没有闲时间常去讯问物价，购买纸张，及至集成稍大的数目，抽时间去买纸的时候，物价已经涨上去很多了。譬如说，报纸价格在二千圆一令的时候，收进来几百圆，过几天又收进几百圆，二三十天之久才收进二千圆。但到款足二千圆的时候，报纸已经涨到四千圆一令了；再过半个月又收进一千多圆，及至能买进一令纸的时候，纸价已是四千五百元一令了。有几次物价波动得最剧烈，几天之内物价就上涨一倍，在那个时期中，收支相差得简直无法设想。幸好在中日战事发生以前印了不少的书，就将售卖那些书所得的款补贴在灵食季刊里，才勉强维持下来。所存的书越卖越少。有力量的时候可以再版，没有力量就只好等待了。

　　近几年来因为物价不断的动荡，刊费若再像以前几个月增加一次，就不能再维持下去，因此增价的日期便缩短了些。可是无论如何，总不能随着一般物价那样过几日便涨一次。总计一年之中最多不过增加几次。还有一种大困难就是大部分的订户都是外埠的。大多数的订户不容易想到我们买纸和付印费是需要随着物价增加的。例如有人在12月底收到冬季的灵食季刊，看见上面所印的刊费，如果他一收到冬季灵食就赶快寄款续订，那自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他迟延两三个月才想起续订来，这时他仍照两三个月以前的定价将刊费汇来。在这个时期中，如果物价有很大的变动，款汇到的时候不用提印刷费，就连纸价都不够了。在无可奈何之中，我们只好照新改的定价通知他下欠若干。有的人赶快补还，他需要前后寄两封信，汇两次款，在邮汇费方面必须受一倍的损失。还有人收到通知以后不再补寄欠款，那样我们只好受损失了。这些人不一定都是有意不再补寄，其中可能有一大部分是遗忘或忽略。有这种种的困难，在这十几年中维持这个刊物未曾停顿，并且还要出版一些书，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也有一小部分订户不给我们这种难处，他们在寄款的时候总是多寄一些，并说明如果不够当再补寄，如果有余请寄某某几本书籍。这种订户无形中给了我们不少的帮助。此外偶然也有一两位寄一些捐赠的款来，帮助印刷的费用，不过这是很不常见的事。

　　中国教会方面的刊物有一些是仰赖外国差会的供给，这样的刊物办起来容易，纵使没有多少订户，或是没有多少订户付款，也没有问题。这些刊物定价也可以低廉，其中有的定价比成本还要低得多。信徒们看惯了这些刊物，再看灵食就不免感觉定价太高。但这些刊物是经不起时局变动的。什么时候外国差会的款项一停，刊物立时就会停顿。灵食季刊没有外国差会的供给，也没有任何团体或个人作后援，只是二十三年前二百圆的资本，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当然和许多受外国差会支援的刊物不能相提并论。若不是神随时看顾，并赐给我智慧办理这个刊物，我真不能想像怎么能出版到二十几年之久。

　　阅者也许愿意知道灵食社中除了编者还有什么职员。我在这里也顺便提一下。最初的二年我不在北京的时候，有老友石天民经手收发的事，我回到北京便自己动手。从第三年起，妻帮助收发的事。我们几个人都是不支薪金的。后来有几年又有别位弟兄帮一些忙。从1939年冬季以后，曾有几度请过帮忙的人，支付少许的津贴。因为中日战事发生后社中的事务不多，只要一个人每日用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办清了。如果请一个专人，不但经济方面不够开支，也没有那样多的工作。找不着人的时候，我便仍然自己下手。收费、包书、跑邮局，我已经作得十分纯熟。至于排版校对的工作，九十几期灵食季刊，三十种书，一种诗歌，每一版都经过我自己几遍的校对。（至少三遍，多的时候到过七遍。）我总愿意凡经我手所作的事都能尽美尽善。说来也真希奇，那样聚精会神，详细校对，印出来以后每册至少仍会有一两个错字，总不能作得完美无疵，真是一件憾事！

　　我个人这二十几年的工作有趣极了！预备出版灵食的时候，伏在案上写稿子；印刷局排好版送来样张的时候，就作校对员；没有人帮忙收发的时候，我就自己开收据、写发单、包书、跑邮局。早餐以前打扫屋子，拂拭桌案，吃过早餐以后，有时自己到市上去买菜。收到信件需要答复的时候，便拿起笔来为回信。聚会以前帮助工友清理会堂和庭院。（近来已有一些圣徒参加这项工作了）。开会的时候登台讲道，会毕以后同人谈话。夏天讲完一次道，衣服被汗浸透，脱下来自己去浣洗，有时还帮忙作饭。有圣徒患病或遭遇试炼，便跑去看望。信徒来求指导，便与他们谈话。社会中常有一个人兼几样职，兼几份薪的事。我兼着好几样职，不但不兼薪，而且不支一份薪金，我的神却照祂荣耀的丰富，供给我一切的需用，使我什么都不缺乏。我极忙碌，我却极快乐。生活一天，便作一天工。如果神能藉着我所作的工得着荣耀，人能藉着我所作的工得着益处，我在将来见主的时候也能被祂称为良善忠心的仆人，还有什么酬劳比这个更好更大呢？

　　这里我也顺便提一下灵食季刊每年出版的册数：从第一年到第十一年（1927至1937）每年都是印二千册。第十二年（1938）因为中日战起，交通梗阻，订户大减，只印一千二百册。第十三年与第十四年（1939至1940）印一千四百册。第十五年（1941）印二千册。第十六年至第十八年（1942至1944）都是印一千二百册。第十九年（1945）印一千册。第二十年（1946）印一千二百册。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年（1947至1948）都印一千五百册。第二十三年（1949）印一千三百册。除了本年售出去的以外，便把余下来的装订成合订本。常有人写信来，说愿意出高价，征求早年的合订本，事实却办不到了。

　　出版的那三十种书呢，中日战事发生以前，因为经济方面的力量充足，工料又都低廉，所以每版最少印二千册，销路多的书就印三千册。《信徒处世常识》有一版印过五千册。近些年来受经济力量的限制，每版最多只能印二千册，有时只能印一千五百册。明知道印的册数越少，出版的成本越高，但因为还需要顾到出版其他的书籍，便不能多印了。

　　灵食季刊和各种书籍行销的地区，我在这里也应当说一下。每期印行的册数虽然不多，行销的地区却相当的广大。全国二十八个省分，每省都有它的行踪。连青海、西康、新疆等比较遥远偏僻的省分，也曾有少数的订户。除了国内以外，也曾有一些寄到香港，还有少量的灵食寄到南洋、日本、菲律宾、欧洲、美洲等等遥远的地区，不过数目都是极少的。

　　我个人因为写灵食季刊的稿子所得属灵的益处真是多极了。越写从神得的教训、安慰、鼓舞，能力越增加。并且不断的写，也不断从神得着新的信息。如果在二十几年以前，有人要求我写二百几十万字的稿子，我真不敢想像怎么能写得出来。可是这二十几年以来，就这样每年写下去，到今日真写出来了。写责备人的话语的时候，自己便受了责备；写劝勉人的教训的时候，自己便得了劝勉；写安慰人的信息的时候，自己便得了安慰。作工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总是得着很多的造就，在讲道的时候是如此，在写稿子的时候也是如此。无怪乎主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

　　除了属灵的益处以外，在文字方面也因着写稿子逐渐有一些进步。现在拿起二十年以前的灵食季刊来，就发现文字方面有不少错误或幼稚的地方；有的地方文字的结构欠佳，有的地方使用的词句舛误。译述的时候有许多句子就不是流利的中国话，还有许多类似的字，从前不很会分辨、常常用错。但在写稿和校对的时候，一遇见稍有疑义的字，便翻开字典来检查，结果发现许多平日用错或不能分辨的字，现在却能分得清清楚楚了。还有许多词句或典故，平日虽然也知道，但常是模模糊糊，不求甚解，到写稿子的时候，便不能再这样作了。必须展开辞书，或是在某书里详细考究它的出处。因为以前写稿子的时候发生过一些不经心而产生的错误，回顾一下，不禁感觉羞愧，因此今日写稿子的时候总不肯再轻易用字，或草率措词，以免再招异日的愧悔。

　　已往许多失败的经验使我深深受了警戒，今日凡不确实明白的道理我就不讲，不确实知道的事情我就不说，不确实明白的词句我就不用，不确实了解的典故我就不引。我愿意我所说的话、所用的字、所写的文章、所作的事情、所定的道路，都十分正确，都能作别人的模范。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但我的心中确是悬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也确实的知道神就是要我们有这样的人生。

　　灵食季刊出版二十三年来的历史中还有值得记念的两件事，我也必须在这里叙述一下：

　　当1939年8月上旬（日军占领华北的第3年，灵食季刊出版第十三年），我从香港作工回来，看见日本军报道部的一纸通令，大意说，凡在本市出版的各种报章杂志，于接到通令后，必须按期刊登日军部所拟的四条标语，如敢故违，定行从严处办。这一张通令送到的时候我正在南方。我回来以后，这里一位同工的弟兄把它交给我，并且述说他的意见。他说这种标语我们自然不能刊登，但不登又不免遭遇危险，日本军的命令又有谁敢违抗？我决定不能违背真理去刊登这种羞辱神的标语，但我实在没有勇气不刊登这种标语而仍照常出版。我同几位圣徒讨论这件事，他们一致的主张将灵食季刊自动停刊，这样既不违背真理，又可避免危害。我在软弱的时候自然很容易接受这种劝告，于是我开始准备停刊。因为那年才出版了春夏二季，秋季还未出版，订户都是订阅全年的，如果半途停刊，必须退回下半年的刊费。于是我便预备印送停刊通知，告诉订户如果愿意退费，我们就照半年的刊费退还邮票，如果愿意要书，我们就照价寄书。当我这样准备的时候，我的心中十分痛苦不安。因为自从发刊灵食，到那时已经有十二年半之久，我看这个刊物像我的一个儿子一样。辛辛苦苦，惨淡经营，每期自己写稿，自己校对，还有时自己寄发。我也听见许多阅者述说因着读这刊物得着帮助，又常接到订户的来信，提到因着读灵食所受的造就。现在忽然停了刊，无异乎夭折了一个儿子，心中感到无限的酸辛。

　　8月14日晚间我在屋中祷告，忽然心中受了圣灵的责备。我问我自己说，「灵食季刊起初发刊的时候，不是顶清楚的由于神的引导而创始的么？出版了十二年之久，不是有许多人因它得了帮助么？今日谁使你停刊？神未曾叫你停刊，只因日本军报道部的一纸通令便自动的停刊，这岂不是临阵脱逃么？如果刊登那些标语等于向撒但举起白旗投降，但不刊登而自动停刊，这种临阵脱逃的行为又比举起白旗投降好多少呢？不能停刊！不可停刊！不用问将来要遇见什么危害，不刊登那些标语，仍然照常出版。」我在祷告以后，里面得了力量与信心。我准备就这样去作。我料想不刊登日本军部的标语而依然出版，一定要发生事故，因为那时每期刊物出版后都必须送交若干册给官方。当日本军报道部看见刊物上没有他们命登的标语，一定会赫然震怒，认为我违抗命令，思想不良；往轻里说，勒令停刊，往重里说，也许把我逮捕了去，加以种种罪名。但我决定不顾这一切硬干下去。我决定被他们强迫停刊、却不自动停刊。我决定宁可遭遇危害，不放弃神交托给我的工作。我认为神选召我、使用我，就是要我在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向祂尽忠。俗语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就是神用我的时候。我绝不临阵脱逃。我在次日同几位圣徒谈到我所下的决心，没有人肯赞一词。他们不愿意拦阻我，但他们也不肯表示赞同。后来我把这个意思对妻说了，她问我说，「你有没有想到你可能被他们逮捕、拷问、或拘禁？如果你没有准备你的心，我怕你到那时候担当不了。但如果你已经准备，就可以放胆作去。」我当时回答她说，「我已经准备了。」她说，「那样，你就可以照看神所指示你的作下去。」感谢神，我就那样作了，灵食季刊照常出版，日本军部命登的标语连一条也没有刊登。出版以后还照常送交他们看，他们竟没有处办我，没我勒令我停刊，没有传我问一句话。日本军占领华北八年，灵食季刊没有染上一块污点，我也没有因此受到丝毫的伤害，这真是神特别的恩待和保守，也是灵食季刊出版史中可记念的一页。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事爆发。第二年1月13日见报载警察局通令本市十种英美系杂志停刊，把灵食也列在里面。我不信灵食季刊会在里面，因为灵食从创刊就是我个人主办，个人经营，与任何外国人都没有关系。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说灵食是英美系的刊物。可是翌日上午警察竟送信来，通知我到内一分局去。我到了那里，一位分局员拿出局令来给我看，灵食确是被列在十种英美系刊物里面。我向他说明灵食季刊与任何外国人没有关系。他告诉我说这是局令，他没有办法。15日，我写了一篇七百多字的呈文送到警察局，同他们分辩，他们不给我批示。我再到警察局接洽，同他们详细说明灵食季刊从创刊直到今日的经过。他们最后对我说他们不敢负责任，叫我到日本宪兵队去接洽。1月22日我到日本宪兵队去，见了一位铃木曹长，同他说明事情的经过。他进去回话三四次之多。最后他说凡是完全由中国人经营、与英美人无关的事业，他们概不过问。我再回到警察局，把向日本宪兵队接洽的经过告诉他们，他们又与日本宪兵队用电话联络以后，才告诉我说没有事了。九天的奔走这时才得了结果，我回到家里竟流下泪来。十二岁半的灵食几乎夭折，蒙神的怜悯才得保全。不料十五年整的时候又几乎停了刊。感谢神，祂又一次保全了这个刊物。

　　从这一切的经过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圣徒只要向神忠心，仰望神，信靠神，顺服神，神一定要向他显出大能、慈爱和信实。从来没有一个信靠神、顺服神的人最后感到羞愧。我在二十几年事奉神的经验里多次证明这个真理。我求神保守我，使我在未来的岁月中仍然向祂尽忠，直到我站在祂荣耀里的那个日子。

1950年4月1日

　　1942年我们的教会经过一次严重的考验。1941年12月8日，日本与英美两国交战，那日上午，北京各英美差会所设立的礼拜堂都被封闭。14日（星期日）全城大多数的礼拜堂都不能照常聚会，这是从1900年义和团乱事后第一次各大礼拜堂停止礼拜。各教会的领袖们在那时都十分焦急，他们集议怎样维持工作，因此便成立了一个「北京基督教维持会」，发公函给全市各教会。我在12月17日也接到了一封信，信内说，

　　「启者，今拟于月之十八日（星期四）午后新三时，假东堂子胡同内务总署大礼堂，特开北京基督教维持会，讨论进行一切事宜。千祈届时惠临为荷。专此顺颂

　　台祺 北京基督教维持会谨启 十二月十五日」

　　我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便感觉到各教会这种作法与古时以色列人下埃及求帮助的事完全相同。他们一向日方求援助，便给了日方利用的机会。他们实在应当只仰望神，而不请求世人的协助。因为无论什么事、一向人求帮助，对方如果提出什么条件来便不能不允诺。不过我与各教会的领袖素日没有来往，他们所定的路又与我所定的不同，我也无从帮助他们。我们的教会既未曾和西国差会有连系，又未曾受日方的干涉和封闭，自然更没有谈到「维持」的必要，所以根本用不着出席。以后虽然零星听见一点「基督教维持会」开会的消息，也未曾多加注意。及至次年（1942）1月16日下午，忽然有一位青年会的干事到我这里来，述说各教会已经组织了一个「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他受该会会长的委托，劝我们加入该会，并说如果不加入，恐怕以后教会会发生困难。当时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答复，只告诉他说晚间再给他回信。这天晚间我同妻，并两位教会中的同工，和另一位弟兄，谈论这事，我们大家一同跪下祷告。不到几分钟，我忽然想到经上的话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14）。我不再求告了，我只感恩赞美，因为我已经明白了应当怎样应付这一件事。神不叫我和不信的同负一轭。许多教会里有很多未曾真实悔改信主的教友，还有许多未曾真实悔改信主的传道人，神不容许我和他们同负一轭。许多教会中的领袖所讲的道不但不造就人，而且败坏人的信心；许多教会中充满了背道的事，与世界连合，成了各样污秽可憎的雀鸟的巢穴；神不容许我和他们同负一轭。我又清楚看出来这次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有政治的背景，受日方的操纵，神更不容许我和他们同负一轭。及至我们祷告完毕，我问他们四个人的意思。那日晚间我们五个人异口同声的说「不参加」。于是当晚我们便答复那位和我们接洽的人，告诉他我们决定不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次日我的一位同工（那日晚间前往答复的那一位）告诉我说，根据昨晚的谈话，对方表示似乎是说加入联合促进会是必须的。（那就是说，无论是否愿意加入，也必须加入。不容许人随意选择，不然，便不能再存在。）那时我深觉得我和我的几位同工正像一只轮船上的船长与大副、二副，这只轮船遇见了狂风巨浪，全船（全教会）的安危都系在我们几个人的身上，我们的责任真重大无比，偶一错误，就会使全船沉入海底。十八日我自己又见了那位同我们接洽的人，告诉他说，我们的教会决定不参加联合促进会。

　　三月上旬我到天津去作工的时候，得一位同工的信说，那位先前来与我们接洽的人又来和他谈话，还是劝诱我们参加，他回答说，「王先生不在家，我不能作主。」3月7日我由津归来，恰好有一位由安徽来到北京的姊妹来看我，谈话中知道她当校长的那个女学校被日方接收，日方劝诱她仍当校长，帮助他们办学。她回答说她不能与不信的人合作，日方屡次利诱威胁，她始终拒绝不肯合作，最後他们传她到宪兵队去，她还是坚持到底，未曾屈服，他们竟没有向她再作甚麽。我听了她的见证，更激发我的信心和决志，我想她是个女子，还能这样向神尽忠，勇敢不屈，我是一个男子，又领导着一个教会，且蒙了神重大的委托，如何能屈服在恶势力之下？我们那天的谈话使我得了不少的坚固，我更决心无论如何不参加联合促进会。

　　4月18日我到西城去参加马路加先生的丧事聚会，在会中遇见日本牧师织田金雄，会后他竭力劝我加入联合促进会，并说兴亚院联络部的调查官武田熙很想与我见面谈话。他又说，「联合促进会亟需要像你这样意志坚强的人参加。」我回答他说，「正是因为我意志坚强，所以才绝不参加。」那天我们两个人站在大街上谈话有几十分钟之久。4月29日我在会堂讲道，题目是「经过火窖与狮穴的四位圣徒」。那些日子我深感觉已经有危险摆在我的面前，我讲这个题目一面是勉励别人，一面是勉励自己。

　　4月30日的晚间我从外面回来，进晚餐的时侯，妻交给我一封信，是联合促进会寄来的。信内说，

　　「敬启者，我基督教各宗派、各公会，因时局之演变，为促成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之实际精神起见，组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总会已于4月18日正式成立，本市按章应设分会。贵堂既在分会区域内，有参加之必要。特请派遣代表，于5月1日上午新十时出席，共讨进行，聚会地点假米市中华基督教会。此上

　　基督徒会堂

　　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北京分会启」

　　以前约三个多月虽然联合促进会也曾屡次劝诱，总是托人来谈谈，这时候书面的通知来了，并说明「有参加之必要」。我们也必须给他们一个正式书面的答复，这时不免正式交锋了。那天晚间九时半，在别人都睡了以后，我独自坐在会堂的南面台阶上思想这件事。那天是阴历3月16日，月光把全院照得极明亮。我回想已往十几年之久，神怎样引导我，从我家中三两个人的小聚会开始。逐渐发展而增到几十人，一二百人，后来怎样在前炒面胡同租房聚会，再後怎样在这冒购地建堂，聚会的人增到四五百人。今日有了这样适宜的会堂，不再感到以前人多地窄、聚会艰难的苦况。我又想到近几年教会蒙神眷顾，各方面都有相当的进步，全教会和几位同工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可是今日已经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头。参加这个巴比伦式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是违背神的旨意，不参加势必受日方的干涉，遭遇封闭，我个人也难免遭遇危险。我也想到了我那年迈的母亲，如果听见我被逮捕，她一定要焦急惊恐，不知会发生什么变故。我清楚知道在日本军部的威势之下如果有人表示不肯服从，结果是绝无幸理。我又想到他们也许占了这座会堂作某种用途，几百个信徒再不能每周在这里快乐聚会、一同敬拜神。牧人被捕，羊群也就分散。想到这些事，我的心中起了极大的战争，我不能再想下去，也不忍再想下去。我也曾想到如果要避免这种种凄惨的结果，只有降服，只有加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但那样作，我必须与那些我素日所斥责的人们坐在一处，彼此虚与委蛇，作着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的讨论与合作，我必须与一些「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人作同工，我必须与别人一样，心中以为非、口里却要说是，我必须认黑作白，指鹿为马，我必须把我的信仰和主张都收在柜子里，终日去敷衍那些支配者、操纵者，我必须把我从前所写的那些刊物书籍都付之一炬，因为在那些刊物书籍中，我严格主张不畏强权、不顾情面、不随声附和、不人云亦云，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我严格主张教会不能与世俗合流，神的工人不能受不信的人的支配，我严格主张笃信救恩的教会不能与不信派掌权的教会联合，神的真工人不能与假先知、假师傅合作。我又想到如果我加入了「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我势必推翻了我以前将近二十年来在国内各地所作的见证，那样不知道将要有多少信徒因我而跌倒，神的名因着我要受多大的羞辱！我不能这样作，我不忍这样作，我不敢出卖我多年所事奉的主，我不甘心作犹大的门徒。我在月光下思想了一些时候，就走进小会堂内去跪下祷告，祷告以后，再到月光下去思想，思想以后，又到小会堂中去祷告，这样往返有好几次。我平日自己祷告很少发出声音，那夜却是大声祷告，以致楼上睡眠的同工都清楚听见。我那夜明白了我的主在客西马尼园中祷告的滋味。直到后半夜二时我才上床就寝。感谢神，那夜祂扶助了我，坚固了我，赐给我信心和勇气，使我决定心志不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那夜只睡了四个小时的觉，梦中仍是接连不断的梦见那些事。次日清早，我写了一封信，交工友送交联合促进会，信上说：

　　「来函敬悉，承嘱参加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一事，恕难照办。查贵会之设立原系以促进从前有西差会之教会使之自立、自养、自传为宗旨，敝会堂自创立迄今，向系自立、自养、自传，自无参加贵会之必要，再者，贵会系由若干信仰不同之教会所组成，敝会堂为保守纯一之信仰起见，碍难与信仰不同之教会联合。所嘱派遣代表参加聚会一事，不克从命，幸希鉴谅为盼。此复

　　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北京市分会大鉴

　　基督徒会堂敬复。五月一日。」

　　那天午间有一位信徒来看我，他是代表本市一个教会去参加联合促进会的聚会的。他告诉我说，他们正在会场的时候，工友将我的信送进去，大家看过后，认为像我这样倔强的人，谁也无法劝导，只好交给日本人办理。以后日本人河野静士进来，他们便把那信交给他，他看过以后便收在衣袋中，散会以后那位河野先生向北走去，那位信徒揣测他大约是到日军司令部去。那位信徒劝我赶快挽救这种严重的局面，切不可触怒日本军人，因为那是万分危险的事。他劝我赶快加入联合促进会，事情还可转圜。我回答他说，我已经定了心志，绝不参加。我感谢他的善意，但我不能接受他的劝告。他看我心意坚定，便说，「各人有各人的恩赐，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你既下了决心，我自然不再劝你加入，不过你不妨与那位河野先生见面谈谈，免得发生其他误会。」他又把河野的地址与电话号码留给我。他走了以后，我想，见见河野与他谈谈，免得发生别的误会，倒也可以，因此我定意下午找一位会日语的信徒陪我去见河野。我与妻商议，她认为联合促进会来了信，我们已经回了信，那就已经够了，如果我去见河野便是多走了一步，也是有惧怕日本人的意思，与我平日所讲不当怕人的教训是相悖的，因此她不赞成我去见河野。妻坚决阻止我去，我也略略改变了意思。那天是星期五，晚间有查经班，有一位通日语的信徒每次必来聚会，那天我心中想，如果她来，我就去一下，如果她不来，就是神的阻止。感谢神，祂那天特别阻止了那位信徒，使她没有来聚会，因此去见河野的事就作罢了。

　　6月24日晚间，有一位常在这里聚会的弟兄来同我谈话。他说他得了信息，此地政府当局受日方的命令，决定封闭不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的教会。他说，「全城的教会差不多都已经参加，你为什么坚决不肯参加？」他认为我是固持己见。他认为这个礼拜堂被封闭是一件太可惜的事。他说他自从来到北京，曾到过多处礼拜堂，要寻找一个属灵的家，末了找到这里。如果这个会堂被封闭，他便没有可去聚会的地方。所以他劝我急速加入，好避免不幸的结局。我那天留他长谈，我把不能参加的理由详细向他讲述。他明白了以后便说，「你既有这样充足的理由，就坚持到底罢。」在那个时期中我又屡次听见各种可怖的风声，我料想我们的会堂早晚要被封闭。同时我们教会中也有一部分信徒不赞成我这样作。他们只看见会堂被封闭是一件不幸的事，却不明白参加联合促进会是一件违背神的事。6月28日午后圣徒聚会的时候，我对他们解释按着真理我们不能参加的原因。我告诉他们我们宁可被封闭，也绝不参加。那时候每次聚会都可能是我们的会堂中最末后的一次聚会。有一次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位日本牧师声言，如果有什么教会不加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便是「重庆系」。我想这个罪名确是一个洗刷不干净的罪名。日本与英美交战，称英美教会为敌系教会，我们的教会既不是英美人所创办，又不受英美差会的资助，当然无法称我们为英美系了。但我是中国人，他们说我是「重庆系」这可怎么洗刷呢？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料想危险就在眼前，自然不免有些担心，但因为已经决定了心志，除了有时有些畏惧以外，心中倒也没有什么战争。那些日子风声越来越紧，甚至有一部分常来聚会的人都畏缩不敢来。其中有一个人亲口说，他所以不来聚会，是怕被日方关上会堂大门，把他逮捕了去。说起来真可笑，日方捕他作什么呢？那时候真可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许多人为我担心为我害怕，也有几位信徒听见这事从远方寄信来，劝我逃避危险，参加联合促进会。我每次得一封这样的信，就觉得这是一次「彼得式的劝告」，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感谢神，祂保守我，使我丝毫没有怀疑祂的指示，也没有摇动一点起初的决心。更感谢神，祂开我的眼睛，叫我看见「惧怕危险」便是许多很好的圣徒犯罪堕落的原因。祂使我看见扫罗王从最好的地步堕落到最可怜的地步，起始就是因为他看见非利士人众多，心中恐惧，便不等候撒母耳来到,就擅自献祭，因此违背了神。(撒上十三1-15)。我那时深知道如果我因为惧怕日方的危害，因而加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我便会像扫罗那样被神弃绝，被神废掉，再不配作祂的仆人，再不能作祂的仆人，那时我将要陷入最可怜的境地。我既从扫罗王身上得了教训，便在8月3日至16日所开的夏季讲道会中讲了扫罗一生的事迹。

　　8、9月间「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又在演变了。日本国内的教会已经改为「日本基督教团」。日方也命「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改组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起初联合促进会的人员认为「教团」这个名称既不是圣经中的名称，又明显是受日方的操纵，因而表示不赞同，但因为日方必要贯彻既定的政策，联合促进会中又没有威武不能屈的人物，便也就承认了。因此于9月8日「内务总署」召集教会领袖于灯市口妇女圣道学校举行第三次基督教讲习会，并筹备教团的成立，会期三日。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料想基督徒会堂被封闭的日子临近了，便特别勉励圣徒刚强勇敢，作主精兵，千万不要屈服于恶势力之下。

　　最后的战争终于临到了：10月9日午后6时，日人河野静士偕同一个中国翻译员到基督徒会堂来访我，告诉我说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调查官武田熙要见我谈话，问我能否在次日早晨九点钟到该部去。我知道最后的战争就在目前，我前面的工作和基督徒会堂的前途都系于这一次的谈话。我不能退避，也不愿退避，我当时答应说，「明天可以去」。我在5月1日没有去找河野，河野到底在五个多月以后找我来了。次日（1942年10月10日）的早晨有几位圣徒到会堂来特别为我祷告。9时前我骑脚踏车出发。在路上我口中唱着「站起进攻为耶稣」那首诗的前两节——

　　站起进攻为耶稣 作其圣架精兵
　　高举其纛极尊贵 不可使之伤倾
　　交战必胜而又胜 有主率领其军
　　直到仇敌皆败负 基督为万民君

　　站起进攻为耶稣 踊跃听其角声
　　而今主显大荣耀 速当上阵前行
　　仇敌虽多且凶猛 主兵更当尽忠
　　越遇艰难及危险 越敢奋力进攻

　　我一面骑着车向前进，一面口中唱着这首诗。我兴奋极了。我觉得好像率领着千百名军兵去冲锋陷阵。及至到了兴亚院华北连络部会见了武田熙，他首先说了一些景仰的话语，以后他对我说，「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在15日就要正式成立，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希望你能出来领导一下。」我当时对他说，「武田先生，有两件事我愿意你知道：第一件是我个人除了我自己的教会以外绝不参加任何团体、任何组织；第二件是我所照顾的教会绝不与任何团体、任何组织联合。」我当时并略略对他述说了一些我的信仰、我的主张、我的使命，并我绝不参加教团的原因。他见我的表示非常坚决，便对我说，「政府决定叫各教会都合一，这件事是势在必行的。」我回答说，「我为顺服我所事奉的神，为持守我所信的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所发违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经准备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绝不改变我今日的主张。叫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教团，是绝对办不到的。」他对我说，「请你再考虑一下好不好?」我回答说，「我已经考虑了几个月之久，现在不需要再考虑了。」他接连好几次请我再考虑，我也接连几次回答他说，再没有考虑的余地。我知道这样回答他是太硬，是太不留情面，但我不能说谎。我确是已经下了决心，不想再去考虑。如果我答应他再考虑，便是说谎。我不敢这样得罪神，我也不愿意给他留一个再劝诱我的机会。我必须趁着我刚强的时候把退路截断。封闭就封闭，逮捕就逮捕。趁着今日刚强的时候不得胜，将来一时软弱，就难免失败。我们两个人谈话已在一小时左右，我们双方的谈判已告决裂。我对他说，「武田先生，若没有什么别的事，我就告辞了。」我立起来，他也立起来，同我很恳挚的握手。我当时不明白这种亲善的表示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他是因我的谈话受感，而对我表示钦佩，或是他表面对我表示好感，以后再通知宪兵队逮捕我，处办我？无论如何，这次谈话蒙神的保守，我是得到胜利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上下午都有聚会，我想这日的聚会也许就是我们末后一日的聚会。因为我既然有那样坚决的表示，他们对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教团的事是绝望了，同时日方绝不能不贯彻他们既定的政策。基督徒会堂被封闭，按当时的情形看来是绝对不能避免的。又过了4日（10月15日）「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在中南海怀仁堂开成立大会。那天最值得人注意的事有四件：一、是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成立大会不是开在全市几十个礼拜堂中的任何一个堂内，乃是开在历来中国政府及日本统治下的华北政权每次举行大典或召开大会的怀仁堂内；二、是在那次成立大会中有华北日本军政界的首脑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要人出席致词；三、是成立大会的秩序单上的第五项是「为友邦大东亚战争阵殁将士静默」 （当日开会的秩序单上是这样印的。但教团成立周年纪念册上将「为友邦大东亚战争阵殁将士」十二个字删去，只印「静默」两个字。）四、是那日全市的通衢中贴了许多「新民会」庆祝「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成立的标语。就不用提教团成立的经过和内幕，只看这四件事，一个人若不是痴子，他总会明白「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背景是怎样的了。到这时候我们中间从前一部分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参加教团的人渐渐的同情我了。

　　教团成立后，关于我们基督徒会堂的消息转趋沉寂。我那时不知道前途如何演变，只是每日都准备着遇见不幸的事。我那时想到唐朝安禄山作乱的时候，许多地方的官吏都望风奔窜，河南北诸郡尽属于贼。真源县令张巡起兵于雍邱，后来睢阳被贼将尹子奇率大军围攻，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求救，张巡引兵三千进入睢阳，与许远一同守城的还有张巡的部将南霄云、雷万春，都与张巡同心协力坚守睢阳，一直到城中食尽，将士病不能战，城陷被杀。可是因着这几个将帅的忠勇，保全了江睢富庶之区。我对我的几个同工讲论这几个人的故事，勉励他们作今日教会中的「睢阳勇士」。我劝勉他们在这整个的教会都被撒但蹂躏的时期，无论如何总要为我们的主保守这一小块干净地土，纵使像张巡、南霄云、雷万春那样以身殉城，也不要向撒但屈服请降。感谢神，这块干净土是保守住了，我们却未曾像那几位将帅以身殉城。睢阳城终于失陷了，基督徒会堂却是屹立未动。这是神的保守、神的大能。

　　11月10日的午间，本段派出所警察送信来叫我即刻到日本宪兵队去。我因为从日军占领北京后，日本宪兵队从来没有传过我一次，这次忽然传我到队揣想必是为教团的事。我料想日方必是藉着宪兵队的威势劝诱我恐吓我，如果这次还不屈服，就先把我押下以后再对付我。我一点不会想到还有别的原因。因此赶快拿了我的皮包装上我的圣经、眼镜盒、毛巾、牙刷和一双毛袜，又多穿了两件衣服，预备被他们扣下。无论如何我仍是绝不参加教团。我不但在神面前应许祂要顺服到底，我也在众圣徒面前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我有一日屈服，领我们的教会参加华北中华基督教团，你们就都即刻离弃我，再不要听我讲道，你们就称我为加略人犹大。」（这话是在10月25日下午5时圣徒聚会中说的。）我已经破了釜，我已经沉了舟，我已经堵塞了我的退路。那日我临出门的时候对妻说，「如果到日暮我还不回来，便是被宪兵队押下了。无论如何绝不屈服。」我早就想到有一天宪兵队要拘捕我，我曾对我的几个同工们说，「如果我被宪兵队拘押，你们中间谁也不可为营救我而允诺参加教团。若是你们这样作了，我出来以后不但不感激你们，还要怪罪你们，并且我们还要自动的关门停工，因为我们已经失了节。」那天我没有对妻多说什么话。她送我到门口的时候，我连头都没有回便走了。到了宪兵队，看见有几个别的教会的「牧师」在那里，我讯问他们是为什么来的，才知道是宪兵队把他们传来办理移交英美差会房产的事。后来向宪兵队的人问明，知道他们所找来的都是英美两国差会所设立的教会的牧师，并没有我的事，不过是因为派出所弄错了，才把我传去，我便回来了。虽是一场虚惊，但回头一想，确是很有意味。感谢神，随时赐给我需用的力量，没有使祂的名受到羞辱。

　　从10月10日武田熙找我谈话以后，日方与教团方面都未再来找我。起初几个月我还准备随时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及至1942年过去，我看再没有任何新的事态发生，才料想他们是不再过问我了。1943年11月我到青岛去领会，听一位弟兄告诉我说，武田熙某次到青岛的时候，青岛教团分会的同人宴请他。在席上有某君问他说「武田先生，华北各教会不是都必须加入基督教团么？怎么王明道主持的教会不加入呢？」武田熙回答他说，「我曾与王先生会谈过，他不加入的理由很充足，他的态度也异常坚决。我们无法勉强他们加入。」某君再往下问说，「如果别的教会也像他们那样不加入，教团不是就散了么？」武田回答说，「别的教会也不能这样作。」听见这番谈话，再证以1942年冬在北京间接听人传述武田先生所说与我谈话所得的印像，我明白那次他对我所表示的亲善不是恶意，乃是诚意。感谢神，那天赐给我需用的勇气和信心，并在我身上成就了祂的应许「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太十18-20）神的话是那样真实可靠，投靠祂的人真是有福的。

　　今日回想那一场恶战因着神的保守得到了光荣的胜利，实在当欣幸感恩，可是在那时候确是十分的艰苦。在日方军部的势力之下，谁敢略有反抗？还记得那时有一位朋友来劝我说，「明道，我劝你还是学聪明些。到不得已的时候再牺牲也值得，现在还不是牺牲的时候。」我说，「这还不是牺牲的时候，什么时候才是呢？」他又对我说，「你不知道日本军部屠杀一个中国人就像我们弄死一个蚂蚁那样容易么？」我听他所说的这句话，当时心中确是有片刻的畏惧。不久我回答他说，「你说的是，但我不是一个蚂蚁，我是至高神的仆人。神不许可，任何人不能加害于我。」在那一年当中，信心有时坚固，也有时软弱。每逢听见一些险恶的风声，心中便涌起一片畏惧的波浪。我自己生性就胆怯懦弱。父亲是在义和团之乱被围的时候因惧怕而自杀的。我是他的儿子，我在这点上很像父亲。这次得着了光荣的胜利，是神的大能在我的身上彰显出来。我没有可夸的，我只夸神的作为、神的信实和神在信靠祂的人身上所显的大能、大力。我的胆量虽小，我所事奉的神却大得无比。有些人说我大胆无惧，他们说得不对。我一点不胆大，我更不是不惧怕。我惧怕得很。不过我怕得比一般人合适一些，我怕对了地方，我怕我得罪了神。我确实的知道，如果我得罪了世上所有的人，他们都起来加害于我，只要神略一伸手，我便可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但如果我得罪了神，以致祂向我发怒，降祸于我，纵使世上所有的人都想救我，也无济于事。我不是不惧怕，我乃是怕那位当怕的神，却没有怕那些不当怕的人。

　　这场属灵的恶战最艰苦的一点，并不是他的险恶剧烈，乃是时间长久。如果战争的时间只有一天或几天，那就容易得多。纵使它只有一两个月也还好受。可是它的时间自从一月延到年底。这样久的时间，每日在惊风骇浪中度生活。准备着遭封闭，却未封闭；准备着被逮捕，却未逮捕；可是随时又有被封闭、遭逮捕的可能。撒但在这悠久的时日中，便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那种滋味、那种痛苦只有过来人才能明白。我是一个人，我有人的心思，人的感觉，人的爱好，人的畏惧。我愿意度着平安的日子，我惧怕身体的痛苦祸患，我知道日本宪兵队的残暴，我晓得囹圄中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我家中有年近八十高龄的老母，我不愿意她担惊受怕。但为神的真理、神的荣耀、神的教会和我所事奉的主、所见证的道，我又不能向撒但高扯白旗，去作神的旨意并我的良心所不许可我作的事。我感谢神，祂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祂率领我在基督里夸胜。我又感谢神，祂使我的同工和我的妻子都与我同心，没有一个人掣我的肘，他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回想1942年全年的岁月，无异乎在火窖中行走了三百几十日。感谢神，在火窖中行走的不是只有我们几个人，还有一位「相貌好像神子」的与我们一同行走，所以「火无力伤我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神今日仍是我们的神，但以理的神今日仍是我们的神。神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自从经过了那一次的战争以后，我的信心和勇气都增加了不少。在那样危险的境地中，神都保守了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那一次宝贵的经验在近几年来使我得了不少的帮助。

　　从这些年工作的经验中，我明白了牧养教会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许多信徒聚集在一处，各人的性情不同、知识不同、见解不同、背景不同，基督徒虽然有了基督的新生命，但各人还都有肉体和肉体里面的坏东西。不遇见什么事或不长久相处，还不感到什么困难。一遇见事情或相处的日子一久，种种的纠纷便相继发生了。有些人粗心大意，有些人精细谨慎；有些人心小量窄，有些人慷慨豪爽，有些人诡诈阴险，有些人正直忠诚；有些人多猜多疑，有些人心地坦白；有些人视财如命，有些人挥金似土，有些人胆小如鼠，有些人勇猛似虎，有些人事事想从别人得利，有些人处处愿意帮助别人。而且有长处的人也都有短处，总没有一个人只有长处，没有短处。把这许多人集合在一处，日久天长不发生磨擦冲突，真是不可能的事。牧养教会的人需要照顾、领导这些人，也需要包容、疼爱这些人。当他们彼此中间发生磨擦冲突的时候，需要为他们调解，稍不谨慎，便会把事看错，把话说错，以致使事态越发恶化。就是说的话都十分公正、下的判断都十分确当，两方面因为都看见自己的理，却没有看见对方的理，便很容易认为他有所偏袒，因而对他发生误会。牧养教会的人本是为爱主和爱群羊的缘故才肯费心、费力、费时光、费唇舌，去为他们调解。谁想到竟因此招来误会，如果不存着慈母的心肠，谁愿意再过问他们的事呢？还有许多时候存着爱心帮助人、栽培人、规劝人，那得帮助的人不但不知道感激报答，稍不如意竟会看那帮助他们的人为仇敌，给他许多打击和痛苦。作父母的只有几个儿女，便常感受这种痛苦。一个牧养教会的人要照顾几十、几百个信徒，他所要遇见的打击和痛苦要有多少呢？

　　牧养教会的人还有一种困难，就是他们按着神使他们看见的真理，决定一件事情，进行一种工作，他们既知道那是合理的，当然要尽心竭力的去作。有些信徒没有看见他们所看见的，便认为他们作的不对，其中有些人在他们的背后批评论断，也有些人在他们面前提出建议。他们既清楚明白是应当作的，自然不能听了别人的建议便改变方针。这样一来，那些人便认为他们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于是便批评反对。在这种情形之下，牧养教会的人要想向神尽忠，便不免遭一些信徒的反对；要想避免这种反对，就不能向神尽忠。那些战兢恐惧、小心翼翼、时时看众人的面色行事、只求众人的欢心、根本不想到向神尽忠的传道人，自然遇不见这种难处，但他们也作不好神交托他们的事工。我还记得1942年拒绝参加「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那个时期，我们中间就有一部分信徒不赞同我的主张，因为他们没有看见我所看见的。他们认为参加那个组织既不是必须敬拜假神，又不是必须丢弃信仰，那有什么不可的呢？他们只看见工作，没有看见神向我们所要的忠贞和顺服。那时有些人在我背后表示不满意，也有少数的人来劝我参加，我只有毅然决然的谢绝了这种建议。当时确是有些人不对我表同情，认为我是刚愎自用，独断独行。在一个长时期以后，他们才明白他们那时的见解是错误的。

　　在接纳信徒这一件事上，我也常遭一部分信徒的误会。许多信徒认为他们费心费力领了几个人信主，应当快些允许他们受浸。他们却不晓得有些人口中表示信主，心中并未曾真实信主。他们中间有些人是为希冀得世上的利益而表示信主的，有些人是为想讨上司或主人的欢心而表示信主的，有些人是为追求信主的异性而表示信主的，有些人是敷衍信主的亲友的面子而表示信主的，还有些人是糊糊涂涂、盲听盲从而表示信主的。我在多年以前也像他们一样，认为一个人口中表示信主便是真信了主。多年痛苦的经验使我明白了，口中表示信主的人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未曾真心信主的。如果把这些人都接纳到教会里来，便是给教会种下了祸害的种子，教会焉能不腐败呢？十几年前有一位热心有余、见识不足的信徒，很努力劝人信主，也努力劝人受浸。她领了不少人来请求受浸。但我同那些人谈话以后，发现其中大多数的人根本没有信仰和生命，还有一些人完全是因为情面难却，不得不敷衍她，所以随着她的领导来请求受浸。当然我不能允许他们受浸。那位圣徒难受极了。她想她费那样多的时光和力气领了一些人来，我竟不肯接纳他们，那真是不可容忍的事。她把那些人带到另一个教会里去，他们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中受了浸。她自然也就喜欢留在那个教会中。就是在今日我们中间仍有一些信徒因为我在接纳信徒这件事上特别慎重，心中仍然不太满意，我却清楚知道要保守教会不致腐化，这是一件极不可忽略的事。

　　我不轻易请人讲道，也是常遭人误会的一个原因。我们会堂中的讲台，除了我的几个同工以外，只有极少数别处的工人会被邀登台讲过道。此外无论是本城的，或是从外边来的，我们都十分谨慎，不敢轻易邀请。因为如果请他们来讲道，却不深知道他们的信仰，倘若他们讲出不合真理的话来，是半途阻止他们呢？还是容他们讲完呢？我既把他们请来，当然不应当半途阻止他们，给他们难堪，但如果容他们讲完，势必使听的人受到损害。到那时岂不是进退两难？最安全的道路就是在未曾十分清楚知道这个人的信仰以前，绝不请他登台讲道。另一个缘故是有些传道的人虽然会讲道，但他们的生活和品德却卑鄙污浊。若不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是不容易被人知道的。如果贸然请他们讲道，有一天他们的劣迹显露出来，不仅是玷污了圣洁尊贵的讲台，而且会使许多人受到坏的影响。我从经验中看见有不少会讲道的人确是心中充满了诡诈、贪婪、淫乱、嫉妒、骄傲、自私。他们会利用登台讲道的机会彰显自己，欺骗听众，诱惑人跟随他们，勾引无知的妇女，在教会中散布分争，有一天教会受了大害，请他们讲道的人不能不负责任。许多信徒就是因为教会请了这样的人讲道，后来受了他们的害，因此我不能不特别谨慎。但多数的信徒不只没有这种经验，而且不容易信那些会讲道的人能有这种邪恶的生活。他们以为一个人讲道讲得好，便是神忠心的仆人，就希望我快请他到我们这里来讲道。我因为慎重起见，当然不肯轻易邀请他们，这便不免招人不满意，甚至会招来误会、批评、与论断。我一点不怪罪他们。二十几年以前我也和他们一样，听一个人讲道讲得好，便认为他是神忠心的仆人，便敬爱他，接待他。如果我在那时照顾一个教会，我一定会请他来讲道。但这二十几年间我从经验里深深明白了主耶稣警告门徒的话：「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黎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阿，主阿，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么？』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太七15-23）我为这件事曾受过不少的误会。但在那些人的劣迹显露出来以后，误会我的那些信徒才承认我所作的确实是对了。

　　不热心的信徒对教会的事工漠不关心。热心的信徒对教会十分关心，因此他们总希望他们所提的意见都被采纳。如果他们的希望不能实现，他们便感到痛苦。牧养教会的人应当嘉许他们的热诚，但又不可完全采纳他们的意见。这一定会使他们受打击、遭失望，还会使他们对牧养教会的人不满意。但神的仆人若想对神尽忠，就再不能顾到这些困难。

　　在讲道这一件事上也有同样的困难。注重某一方面真理的人便总希望能当听他所注重的道理，正好像喜欢吃鸡、鸭、鱼、肉的人巴不得每顿饭都吃鸡、鸭、鱼、肉，喜欢吃青菜、萝卜的人巴不得每顿饭都吃青菜、萝卜一样。明智的父母绝不能因为子女喜欢吃什么，便每餐都给他那种东西吃，那样会毁坏他们的健康，妨碍他们的发育；总要将各样的食品调换着给子女吃，使他们的身体得到各种的营养。一个向神尽忠而且真爱群羊的牧人，也当这样不照着信徒们所喜爱的，却照着信徒实际的需要，按着时候分「食物」给他们吃。那些偏重某一方面真理的信徒自然会对他们不满意，向他们发出怨言来。

　　牧养教会的人应当怎样应付这些困难呢？第一，应当决定心志，只求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向神尽忠；第二，应当存着父母疼爱儿女的心对待自己所牧养的群羊；第三，应当把自己的得失、荣辱、利害、损益，一概置之度外；第四，应当存心谦卑，虚怀若谷，乐意采纳一切良好的建议和规劝；第五，应当不顾情面，不怕反对，勇敢贯彻自己从神所得的指示，不怕受人误会批评。有了这几样，便不愁不能作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工人了。作一个忠心事奉神的人困难实在很多，受的苦痛也不少，但他在神面前所得的福分和赏赐，足能补偿他所受的损失而且有余，他又何必畏缩退避呢？

　　神给我一样特别的恩典，是大多数牧养教会的人所得不着的，就是二十几年来我到过几百处教会，在那些地方看见了许多的事，因而得了许多经验。我看见了许多教会的长处，也看见了许多教会的短处。我看见了许多教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也看见了许多教会是怎样败落下去的。我看见了许多传道的人怎样成功，也看见了许多传道的人怎样失败。我看见了许多忠厚的人怎样受人欺骗，我也看见了许多诡诈的人怎样欺骗别人。我看见了许多敬虔的人暂时受了别人的误会和攻击，后来却因此蒙了神极丰盛的恩惠，也看见了许多狡猾的人暂时得了势力与亨通，后来却因此招来极惨痛的结局。我看见了一些教会中的领袖存心谦卑，虚怀若谷，因而被神所重用，也看见了许多教会的领袖好大喜功骄傲狂妄，因而被神所废弃。我看见了有些为神作工的人因为刚强勇敢，便战胜了仇敌的威胁与恐吓，因而立了战功，也看见了许多为神作工的人因为胆怯畏惧，便屈服在强权势力之下，因而遭了失败。我看见了清廉圣洁的传道人被神高举，得人敬爱，也看见了贪污淫荡的传道人受神咒诅，被人厌恶。我以那些好的作为自己的模范，以那些坏的作为自己的鉴戒。这种丰富的经验和阅历，是株守一隅的传道人所无从得着的。神使我有广大的机会能够得着，这是祂特别的恩惠，也是我特享的权利。

　　从1925年春在甘雨胡同二十九号我的家中开始有几个人聚会，到今日已经将近二十五年。这二十五年中从几处家庭中的聚会渐渐进展而租房，再进展而建堂，从几个人聚会增加到七八百人，从两个同心的圣徒——我和我的老友石天民——增加到几百位圣徒（包括留在北京和已经外出的）。这不但不是出于我的计划，而且是我从前想都未曾想到的。这都是神的作为，只有祂当受赞美和尊崇。我不希望作大事，我只希望在今日这真道不明、人欲横流的世界上能活出神所要的人生来，能证明神的道，能在神面前尽忠，能在我的岗位上荣耀神，能随处播散基督的香气。我不希望建立一个大的教会，我只希望在今日这教会与世界同化的景况中，能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教会，使圣徒和世人能知道教会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团体。今日世界上需要有一些「模范的圣徒」，也需要有一些「模范的教会」。我求神使我能作这种圣徒，我求神使我所牧养的教会能作这种教会。

1949年12月28日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主的教会，就是祂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徒二十28）（本节中「主」字有古卷作「神」字。）

　　这几句话是保罗在米利都对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所说的。他要他们知道他们作全群的监督固然是被使徒设立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圣灵设立了他们，使他们牧养全教会。因此他提醒他们，使他们明白他们的责任是何等重大，他们的使命是何等宝贵！所以他们必须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从这里我们看出来牧养教会的人如果只被人「封立」，却未会被圣灵设立，根本就不能作全群的监督。人可以派人作社会中各机关各团体的职员或首长，但若没有圣灵的引导和印证，人就不能立任何人作教会的领袖。今日教会中的主教、会督、会长、长老、牧师、执事，数目诚然不少，但被圣灵所立的有多少？完全是由人所立的又有多少？圣灵不会立未曾悔改信主的人作全群的监督，不会立没有好品行的人作全群的监督，更不会立「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人作全群的监督。我们固然不能知道今日各教会的领袖有多少是被圣灵所立的，有多少不是被圣灵所立的，但我们若观察一下今日各教会的领袖的信仰、生命、心志、品行、道德、工作，便可以知道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绝不是圣灵所立的，今日教会腐败到这种地步，原因虽然很多，但教会中的领袖大多数不是圣灵所设立的，实在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任何团体中间若没有良好的领袖，就绝不会有什么良好的成绩；教会中缺少了忠心服侍神的领袖，教会也要大受亏损。凡敬畏神的圣徒对今日的教会都感到痛心失望，都承认需要一种彻底的改革，但如果不多有被圣灵所立作全群监督的圣徒兴起，教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复兴。我们为今日的教会祷告的时候有许多应当呼求的，其中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求神的灵更多的设立祂所拣选的人作全群的监督。

　　我在被神差遣选召的时候很清楚的知道祂要我为祂作工，但祂要我作工的方式和道路，我却一点都不知道。当我在二十岁决志接受神的差遣的时候，我还以为神要我在我本来所在的教会中作工，我也预备接受那个教会的资助入神学院读神学。及至二十一岁蒙了神特别的光照以后，读神学的计划就根本打消了，但我还以为神是用我改革旧日腐败的教会。过了两三年，我渐渐发觉改革旧日腐败的教会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那样的教会中真实悔改信主有生命的人数目少得可怜，作领袖的人中又多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人。同这些人谈改革教会，无异乎「与虎谋皮」。因此我便少到任何旧日的聚会中去，只是自己在家中查考圣经，有机会和人谈道查经，就作些个人的工作。那时我丝毫没有意思要开始作一番新的工作，连想都未曾想过。

　　北京基督徒会堂的建立真是完全由神一步一步引导的。在上一章里面我曾略略提过怎样从在我家中几个人的小聚会逐渐发展，到1933年春借隆福寺街社交堂的房子聚会。当我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想到借地聚会不是长久之计，但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正在那时候，老友石天民和一位两年前在病中蒙神呼召的弟兄一同寻觅居住的房子。他们看中了一所房子，但他们两家用不了那么多的房屋。这才想到何不留下院中北面约五间大房作聚会的用途。经过了几度的磋商和祷告，我们决定就这样作。房子有了，聚会用的椅子和讲桌却一件也没有，每月还要付出一笔房租。以前在圣徒家中聚会的时候，各家都有自己的桌椅家具，又不需要出房租，因此没有什么开支。借社交堂聚会的时候，因为每次聚会付与该堂两圆钱的杂费，所以我们便放一个「献金箱」在堂门里面，从箱中取出的款就作付杂费的用途。将房子租妥以后，我们请一位弟兄到木器铺估价，打算定制一百条长椅子，每条可坐三个人，再定制一个小讲桌。又计算把五间通连的房子的木隔板拆开，把房子里面裱糊一下。这几项用费和第一个月的房租加在一处，需要四百五十圆上下。估计完毕，我便在聚会中报告，请赴会的信徒在三个星期日的聚会中把乐意为这项用途奉献的钱带来，放在献金箱内。每次会毕以后，由我们所托付的五位圣徒开箱，将款取出保管。我们定规如果三个星期以后所收到的献金能达到我们所估计的数目，我们便照数制作那些椅子，如果款少就少作椅子。绝不请人垫钱，不募捐，也不借款。三个星期以后，我们数算了三次的献金，已经超过五百圆。很快的便置办了一切需用的家俱。1933年4月23日在新租的前炒面胡同甲二十三号的房子里起始聚会。从这时候我们才有了比较适宜的聚会房子。五间北房，拥挤着可以容一百八十到二百人。院中还可以坐一百人上下，连东、西、南房三家圣徒自租的住房里也坐二三十个人，总数可以容三百多人。那年6月10日，第一批受浸约六位圣徒在西郊颐和园墙外的河里受浸。7月31日起开夏季讲道会十三天。从那年起，每年夏季我们都开十几天的讲道聚会。那时候我每年都出外作工几次，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不在北京。北京的工作由老友石天民和另外两位弟兄负责。

　　才迁到前炒面胡同的时候，我们因为有了比较适宜的房子聚会，快乐得很。但不久又感到困难了。因为一到冬天院里太冷，不能久坐，屋子里又容不下那么多的人，无可奈何，只好报告请穿厚衣服的人坐在外面，让那些穿得少的人坐在屋里。有些人真可爱，他们来得早，已经坐在屋子里了，但一听我报告，立时便出去坐在院子里，让座给穿衣服少的人。1934年2月14日起，利用春节大家都放假的机会，开春季布道会八天。在院中搭了一座席棚，像人家中办喜事的时候所搭的一样。在棚里用砖搭成两个炉子，聚会的时候生火取暖。可是席棚内究竟不能像屋里一样暖和，只是比在露天暖一些就是了。在前炒面胡同聚会共四年三个月零八天。每年春季开布道会都是这样搭席棚，砌火炉。一到天暖的时候，我们便把窗子取下，使屋内院中都通连起来，这样，院中的人不但听得见讲道，而且看得见讲道的人，讲道的人也可以看得见院中坐着的人。一到天冷的时候，再把窗子安好。

　　1934年8月1日起，开第二次夏令讲道会十四天，每晚七时半开会。8月8日那天晚间，我正要讲道的时候，忽然落下大雨来。院中坐着的人都起来避雨，但屋内已经坐满了人，一小部分人挤到屋内站着，另一些人避入东、西、南三面，三家圣徒的住屋里面，剩下的一部分人站在屋檐下，淋得衣履皆湿。经过那次困难以后，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宜长久聚会，我们需要有一座更适用的房子，于是我开始祷告，求神给我们预备一个适宜的地方。不久神把一个意思放在我心中，要买一块地皮，建筑一座礼拜堂。经过几日的祷告，又与几位同心的圣徒谈论以后，便另外预备了一个建堂献金箱，报告会众，凡乐意为购地建堂献金的，请在每次聚会的时候把献金放在那个箱子里。我们又推举五位圣徒保管这笔献金，每次取出登账以后，便存在银行里，等到够用的时候进行购地建堂。自1934年8月12日起开始为建堂献金，到那年年终，收到建堂献金四百七十八圆七角八分。1935年全年，收到建堂献金一千二百二十三圆五角七分。到1936年春季我们手中已经有了两千多圆，因此便开始物色地皮。3月间看到史家胡同四十二号的一所房子面积共一亩一分八厘三毫一丝七忽，有十六间房子，索价四干二百圆。我一看见这所房子，心中就有一个意思说，「这个地方最好，就买这所房子。」但有别位信徒主张多看几处，或者还能遇到更价廉的房子，不料费了许多时光和力气，看了几处，再没有比这所房子更适宜的。我们定规买房子的时候决定几个原则：第一，不在用假神名字的街道上购地建堂，就如土地庙、观音寺、老君堂、玉皇阁、大佛寺、斗母官、关帝庙，等等的街巷；第二，需要在市中心区，好使全城各角落的信徒都不至走太多的路；第三，需要在临近大街而且容易找到的地方，一方面使初来的人不至费事寻觅，另一方面在雨雪之后，路途泥泞的时候赴会的人不至太感困难。史家胡同四十二号的地址在这三点上都是最理想的，因此我们在三月底便决定购买这所房子。四月间与旧业主定妥订立契约，但这时候我们手中的钱不过只有三千圆左右。可是同时发现旧业主的契纸不完备，需要一个时期办理清楚。当旧业主把一切手续办完以后，我们手中所收的献金已经足够付房款的用途了。同年10月又自财政局购得门前空地一段，计一分四厘二毫五丝九忽，总面积便有一亩三分多了。

　　当我们准备购地建堂的时候，便想到在政府立案的事了。因为教会购地应当用团体的名义订立契约，而且将来礼拜堂落成，也需要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好几百个人常在一处聚会，也需要在政府立案。经过多日的祈祷和考虑，我选择了「基督徒会堂」这个名称。聚会的人是基督徒，称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为「基督徒会堂」实在是很适宜。这个名词译成英文是The Christian Tabernacle。前几年我看见一本书里有一段话，说犹太人聚会的地方称为「会堂」，今日我们若称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为「基督徒会堂」，便是与犹太教发生了关系。那本书的著者是主张用「基督徒聚会处」的。其实新约中所说的会堂在希腊文里是Synagoge，杨氏经文汇编Robert Young’s Concordance解释它的意思说，「多人聚会的地方。」「Place where people are led together」， 英文圣经就照原文的音将这个字译作 「Synagogue」，至于中文的圣经更没有用希腊字的译音，乃是用一个极易明了的中国名词，尤其没有说这个名词是只有犹太人可以专用的。怎么基督徒就不可用呢？如果说用「会堂」便是与犹太教发生关系，那么中国军政机关里有些部门常用「处」字，称「基督徒聚会处」难道不怕和军政机关发生关系么？何况我们并不是单称「会堂」，乃是称「基督徒会堂」呢？除了那本书的著者以外，大约任何人看见「基督徒会堂」这个名称，也绝不会想到我们与犹太人有什么关系罢。

　　1936年春季我们进行呈报立案的事。2月8日得着公安局的批示，准许备案。3月5日又得着社会局的批示，准许立案。3月21日我们在聚会的房子的大门外面悬挂了一面白地黑字的横匾，上面是「基督徒会堂」五个大字。我们立案、购地都用这个名称。从那年起，我们就正式用这个名称称我们聚会的地方。（录注：50年代前没有基督教××会）。

　　1937年春季，我们手中已经又有几千圆的献金，便预备建筑会堂。有一位工程师估计一座可容四五百人的会堂需要两万多圆。我们那时就没有敢想能有一座像样子的礼拜堂，只希望能有一座较为牢固的棚子，在聚会的时候不受到风雨的侵袭，我们便很知足了。但神的恩惠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在那年春夏之交，竟以六千七百九十二圆，建筑了一座七十英尺长、四十英尺宽、十八英尺高、（室内从天花板到地面）石板顶的礼拜堂。5月初兴工，7月底竣工。在兴工以前有一位患病卧床多年的姊妹邀我到她的家中谈话，讯问我会堂冬季取暖的设备可不可安装暖气管。她说装置煤炉既不美观，又多灰尘，而且占据不少座位。她又说如果我不反对安装暖气管，她喜欢奉献全部暖气工程。我们从前想都没有敢想到安装暖气管这件事，神竟给我们这种出乎意外的设备。祂的恩典是何等丰盛啊！

　　1937年7月底，史家胡同四十二号新堂的工程竣工，8月1日上午十时十五分举行奉献新堂聚会，到会的在五百人左右，从那天接连开夏季讲道会十八天。那个时期正值中日战事发生，7月28日夜间中国军队撤退，8月8日正午日军入城。因为人心恐慌，城中许多事业都陷于半停顿状态之中，所以夏季讲道会较往年的日期增加了几天。这时因为有了可容四五百人的会堂，聚会的人不再受烈日暴晒，寒风剌骨的困苦，而且不必再顾虑来人无处可坐，大家的心都感到特别快慰。 新会堂是落成了，但我们仍需要一间小会堂，作儿童会集会的用途，还需要一间会客室并几间小屋。但会堂落成以后，所存的款已经没有多少，所以我们便再等候神的预备。到1938年夏，才开始建筑院内南面的小楼。计下面小会堂一小间，可以容一百人，小屋两间，楼上客厅一大间，小屋四间，院内平房三间，男女厕所各一间。8月7日将小楼奉献给神。到1938年底，院内全部工程竣事。

　　这次从1934年8月12日开始为购地建堂献金，到1938年12月25日止，4年零5个月，共收到献金一万九千零六十四圆一角七分。加上五年在银行存款的利息四百六十圆零九角八分，再加上出卖院内的几株大树和拆除的房屋旧料所得的款二百六十四圆八角，一共收入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九圆九角五分。支出的部分连购地建堂、置买家俱木器，一共用去一万九千七百五十八圆二角一分。到一切账目都结清以后，还余存三十一圆七角四分。这一切的用款大部分是由圣徒在赴会的时候投到献金箱内的，还有一部分是圣徒交来或是外埠的圣徒汇寄来的，这种献金我们都给他们收据。从开始预备购地建堂，我就谆谆嘱咐圣徒绝不可为这件事向任何人劝募款项，因为那是不荣耀神的事。

　　现在我要谈一谈会堂内部的设备了。堂内四面除了左右两面各有两个门和五扇窗子以外只有雪白的墙。我们不悬挂任何字画。我们愿意圣徒进到堂内没有任何东西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好使他们专心敬拜神，我们的会堂里面和外面没有一个十字架，因为那是罗马教会的标志。在会堂的东南角的外面有一块白色的房角石，上面刻看四句话，表示我们的信仰和我们所注重的要道，后面又刻了建堂的年份。房角石上这样写着：

　　祂为我们的罪受害
　　祂从死人里复活了
　　祂已经被举到天上
　　祂还要再来接我们
　　一九三七年夏建

　　因为要节省地方，我们的讲台设置得很小，只有不足十二英尺长，不足七英尺宽，仅足放一个讲桌，两三张小椅，和一块黑板。讲台前面是一个浸池，讲台两旁设有两副幔帐，有人受浸的时候可以临时拉上，供换衣服的用途。在建堂和安排堂内设备的时候，我们注意三件事——简单、清洁、庄严。堂内的讲台讲桌和椅子都是深灰色的，为要使人看了神经宁静。会堂的门窗里面一律漆成白色，和墙一样；外面一律漆成灰色。堂内只有一架钢琴是紫色的，那是会堂落成一年以后一位女圣徒所奉献的。

　　我们会堂内每周的聚会往这十几年中有过几度微小的变迁。剩下是每星期日清晨有查经班，上午十时半有敬拜和讲道的聚会，同时在小会堂有儿童聚会，这样把小孩子和成年人分开，既可以使成年人的聚会安静，不受搅扰，又可以使小孩子们领受一些适宜的教导和栽培。下午有圣徒的聚会，会中分领主的晚餐。这个聚会我们只允许被接纳的圣徒参加。此外每周还有一次祈祷会、一次讲道会、一次姊妹的聚会。每年春节开几天的布道会。每年纪念主被卖到记念主复活开几天的会。每年夏季开十几天的夏季讲道会。这种一连若干日的聚会收效最大。此外还有一些家庭聚会。

　　我们每年记念主耶稣受难与复活，不照着罗马教会所规定的遗传，是照着每年犹太人逾越节的正日子。春分后的第一个月望是犹太人的正月十五日。因此前二日的晚间便是纪念耶稣被卖的日子，我们那天晚间有特别聚会，在月光之下分领主的晚餐。次日（月望前一日）记念主被钉，从那天日落时算起，过了三日三夜，我们便记念主复活了。

　　我们不庆祝「圣诞节」，因为这不但不是圣经上的真理，而且是罗马教会把古代欧洲人拜假神的日期和习俗改头换面所制造出来的。我们要使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完全与圣经中的真理相符合，不减去什么，也不加上什么。

　　我们对接纳圣徒采取严格的办法：在未曾清楚知道一个人有真实悔改、信主、得救的经验以前，我们绝不允许他受浸。我们不注重考问什么道理，只注重悔改、信主、得救、重生的经验，这种经验是藉着他们生活的改变证明出来的。我们接纳圣徒是根据「宁缺勿滥」的原则。有些人我们能在一个短的时期中认出他们是已经真诚悔改信主的人，便早些为他们施浸；有些人比较难认识，我们便请他们等候。有些人等候到一年、二年、三年之久，方能受浸。又有些人因为很久不能受浸，便发怨言，甚至发怒，再不来聚会，我们很庆幸没有给他们施浸，因为这样的人如果加入了教会，一定不是教会的益处。有些人很久不能受浸，仍是谦谦卑卑、殷殷勤勤的来聚会，一点不发怒，一点不出怨言，他们认为不能受浸必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这种人受浸以后多半是很好的圣徒。

　　有不了解我们的人毁谤我们，说我们拉别的教会的信徒加入我们的教会。实际上我们不但不去拉他们，就是他们自己来请求加入我们的教会，也是极不容易得着我们允许的。经验告诉我们，许多信徒离开他们本来的教会去加入别的教会，并不都是为爱主、为爱真理而作的。有些人在自己的教会中惹了祸，犯了罪，受了斥责，或是受了别人的排挤，没有反抗的力量，或是争名夺利达不到目的，或是同教会中某些人闹意见，以致再不能在原处立足，因而气忿忿的离开了那个教会。他们不甘心受羞辱、遭损失，总想报复一下，他们自己却没有力量能作什么。这种人最喜欢去加入另一个教会，以便藉着这个教会的力量去攻击他所离开的教会。北京有一句俗话说，「官报私仇」，用在这种人身上最合适。这种人攻击他们所离开的教会，表面上说是为真理，实际上却是为报仇泄忿。教会若接纳了这种人，简直是自取败亡！因为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所以特别小心，不肯轻易接纳别的教会的信徒。我这许多年来亲眼看见许多新兴起的教会批评老的教会不好，竭力拖拉老教会的信徒加入他们的教会，当时确是兴旺热闹了一大阵；可是不出十年、二十年，他们的教会竟弄得比他们所批评的老教会更腐败、更黑暗。我看见这种现象，深深的受了警戒，我绝不愿意蹈这种复辙。我不愿意建造草、木、禾秸的工程，从外面看起来伟大，却经不住火的试验。我愿意建造金、银、宝石的工程，虽然微小，却能长存。接纳三个「真实信主的圣徒」，强如接纳三百个、三千个「没有生命的教友」。我们既不想藉着人数众多得名、获利、或增加自己的势力，又何必拉人加入我们的教会呢？不过我知道有许多自命为热心的传道人确实有这种行为，那些不深认识我的人把我和这些人同列，我又焉能怪他们呢？

　　从一九三三年直到现今十七年之久在这里受浸的一共不过只有五百七十多人。有许多新兴起的教会，一两年之内就能有这样多的人受浸加入教会。在这里受浸的每次只有几个人，有时只有一两个人，多的时候十几个人，最多的一次是二十个人。我每逢看见有些教会一次就接纳几十个人、甚至一二百人加入教会，便替他们担忧。从前在我们这里受浸还比较容易，近些年来我从痛苦的经验中得了教训，越来越加谨慎了。

　　根据圣经中的真理，我们只为人施浸，在任何情况之下不用其他的方式代替。圣经中绝对没有为人在头上洒水的事。希腊字baptizo是「浸在水中」的意思。约翰是在约但河中为人施浸，耶稣是在约但河里受了浸；腓力是与埃提阿伯的太监一同下到水里去为他施浸。罗马书六章中的前几节述说受浸的要义，是表明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只有浸在水里能表示埋葬，洒水在头上是不能表明这个真理的。如果有人在病榻上悔改信主，他的痛已经危急，没有痊愈的希望，他问到受浸的事，我们就告诉他说，「你既有受浸的心，便已经蒙神悦纳了。你今天不是不想受浸，乃是不能受浸。当你决定要受浸的时候，神便已经看你顺服了。」我们不信必须受浸才能得救。受浸与得救没有关系。受浸是得救以后必须走的一步顺服的路。

　　我们的教会里不用「牧师」的称呼，因为圣经里没有这种称呼。以弗所书四章11节中的「牧师」原文是poimen中文当译作「牧羊的人」，或「牧人」。这个字在新约中一共提了十八次。除了这一处以外，中文都是译作「牧羊的人」， 「牧人」。当然这里也应当译作「牧人」，不当把「牧人」改为「牧师」。「牧人」是五种恩赐中的一种，不是职分，更不是头衔。不幸，福音传到中国来以后，教会中竟产出这样一个不合经训的称呼来，许多人爱它，许多人追求它，连一些爱慕真理的人也舍不得丢掉它。我不去反对别的教会用这个名称，但我们因为愿意使我们的教会完全合乎圣经，所以绝不用这个名称。但这不是说我们的教会中没有属灵的职分。我们教会里有圣经中所说的职分——监督与执事。一切为神的工作劳苦的工人是执事；负全责治理教会的人是教会的监督。我承认圣灵立我作全群的监督，我却不要这种称呼和头衔。我是教会中的监督，我却不许人用一种特别的头衔称呼我。教会中的监督和执事与一般圣徒不应当在名称上分别出来，使圣徒感觉有职分的人比一般圣徒高出一等，以致形成教会中的阶级。我喜欢人用称呼普通圣徒的名称来称呼我「王先生」，我尤其喜欢比我年长的圣徒喊我「明道」。在我们中间许多比我年轻的圣徒呼我「明道兄」，许多青年圣徒呼我「伯父」或「叔父」。这种称呼使我感到特别亲切，使我和他们都觉得已经成为一家中的人了。

　　我们的教会里没有受薪金的工人。圣徒记念为神的工作劳苦的人，他们便把他们的奉献随着圣灵的引导送给神的工人。他们是奉献给神的，神的工人也是从神手中领受的。在我们的会堂每一个门内放有一个献金箱。每次聚会的时候圣徒把他们的献金带来放在箱内。如果是为神的工人用的，就用信封封好，外面写明受款的人的姓名，管理献金的圣徒开箱的时候就把这些信封送交给受款人。凡不写明用途的献金都充作会堂的杂用，就如电灯费、电话费、自来水费、修理费、煤火费等等。我们教会中的一切经济收入只从这几个献金箱里取。我一向坚决反对募捐，因为那是羞辱神、伤害人的行为。我们也没有月捐、季捐、年捐等等的办法。我们也不在开会的时候用口袋收钱，那种办法使不信的人误会，以为听道需要交费。又使没有力量的圣徒作难。把献金箱放在门内，愿意奉献的随意投入箱内，不愿奉献和无力奉献的就不必勉强。这实在是最好的办法。我们不用「捐钱」这个名称。因为拿钱帮助人叫作「捐」，神不需要我们拿钱济助祂，自然我们不应当说给祂捐钱。我们只应当存着谦恭诚实的心把我们的金钱奉献给祂，所以应当称作献金。十几年前我没有留意到这一点的时候，曾有一个时期在献金箱上写过「献捐箱」三个字，但后来我发现这个名称不适宜，便改作「献金」了。今日我们称一切奉献给神的金钱都叫作「献金」；至于送给人的财物就称「馈赠」，便不能用「献金」这个名词了。

　　我们聚会的时候讲道的人不穿特制的礼服。穿特制的礼服登台讲道是罗马教会的样式。使徒在世传道的时候绝不会穿特制的礼服。基督徒不必在服装上故意与别人不同，传道人也不应当在服装上与一般信徒有差异。最特别最美丽的礼服是高尚的生活和圣洁的品德。基督徒在世人中间应当穿这种特别的服装，传道人更应当在这些事上作众信徒的榜样。一个生活圣洁、品德高尚的传道人穿了普通的衣服登台讲道，足能使人对他起敬起畏，远胜过身上穿了庄严的礼服、品德却卑鄙污浊的传道人。我们也不赞成圣徒身上佩带小十字架，那也是罗马教会的作风。

　　我们的会堂里没有唱诗班。我们不愿意让不敬虔的人在众人的前面歌诗赞美神。不敬虔的人不会赞美神，也不配赞美神，神更不悦纳他们的歌声。当然我们可以只选择敬虔的圣徒参加唱诗班，不过敬虔的圣徒中间善于歌唱的不多，若想罗致会唱歌的人才，就必须放宽范围，不能严格的注意信仰与德行，不然，就只好不组织唱诗班。我们选择了后者。

　　我们在教会选择负工作责任的圣徒，第一注重信仰与德行；至于恩赐与能力，知识与学问，都放在其次；对于金钱和财产，根本就不去注意它。我看见许多教会选择负工作责任的信徒，最注重的就是他们的财产与金钱。只要一个信徒有金钱，便推崇他，高举他，请他负责任，选他为领袖，最终的目的就是请他为教会拿出钱来。教会一走这条路，便要遭遇属灵的败亡，便要腐败堕落。这种作法与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相同。我常常看见这种可哭可痛的现象，因此特别防备这种危险。按正理说，那些在社会中有金钱、有地位的人信主以后，不但不可立时在教会中负责任，而且应当受神特别的对付，因为他们一向就在社会中因着他们有金钱和地位受众人的推崇尊敬，以致养成了一种骄傲自大的心情，这种心情在神面前是最要不得的东西。这种人信主以后，在教会中纵使没有人推崇尊敬他们，他们尚且不免觉得自己比别人尊高，因此怀有一种优越感，若再受到众信徒的抬举尊崇，那就更要骄傲了。治理教会的人对待这种有金钱、有地位的信徒应当与对待其他的信徒完全一样，使他们知道，他们在神面前一点不比别人更强。日久天长，他们那种骄傲自大的心情渐渐消失，自己谦卑下来，然后才可以在教会中负责任。不幸大多数的教会一看见有金钱有地位的人信主，立时向他们百般献媚，竭力逢迎，在教会中给他们特殊的地位和尊荣，好借此敛取他们的金钱，获得他们的援助，并使他们因着在教会中所得的尊荣不舍得离开教会。试看今日大多数教会中的长老、执事、董事、委员、有几个不是在世界上有金钱和地位的人？我亲眼看见许多品格卑鄙、声名狼藉的人在一些教会中受人的恭维推崇，作着教会中的领袖，操着教会中的大权，坐着教会中的前几把交椅。论信仰、论品德、论学识，他们哪一样都不比别人更强，他们惟一的特点就是在世上有金钱和地位。这种教会焉能不腐败？焉能不成为魔鬼的巢穴？

　　因着我们的教会不推崇在世上有金钱，有地位的信徒，所以失去不少人。有时候有这种人信了主以后，希望在教会中受信徒们特别的重看，却得不着，以致心中感觉不太满意。他们到别的教会中去聚几次会，立时得着那里的人的尊敬推崇，他们便不再回来了。还有从外埠来的信徒到我们这里来，有些人素日在他们本教会中一向是受人的尊敬推崇，他们满心希望到我们这里也要受到那样的待遇，不料到这里以后竟得不着一点特别的优待，及至他们到别的教会去几次，别的教会的传道人一发现他们是在世上有金钱和地位的人，立时便如获异宝一般的请他们演讲，请他们作见证，请他们承担教会中的职分。因为有这种情形，当然他们不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因此这十几年来虽然也曾有一些在世上有金钱和地位的人到我们这里来聚会，可是很少能长久留在这里的。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我们教会的损失、其实这正是我们教会的利益。因为喜爱虚荣的人留在教会中，会给教会带来无穷的祸患。

　　我教导圣徒注重信仰，我同样教导圣徒注重生活。我对圣徒讲解圣经中的要道，我同样对圣徒讲解圣经中的教训。因为各地教会中有许多信徒很明白圣经中的要道，在生活中却多有骄傲、好名、虚伪、说谎、贪婪、污秽、嫉妒、仇恨、毁谤、谗言、失信、背约、自私、自利、结党、分争、舞弊、营私、不孝、不忠，等等的罪恶，因此我便特别注重基督徒的生活。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圣徒，要在生活中表彰神，荣耀神，要藉着圣洁的人生和高尚的品德见证基督的救恩。有些人批评我注重行为、不注重信心和恩典。他们批评得不对。我十分注重信心和恩典，正是因为我注重信心和恩典，所以我才注重行为。正如经上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彼后一5-7）。又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弗四1）。我不希奇许多传道的人不注重生活与行为，他们自己的人生使他们不能讲生活与行为，也使他们不敢讲这些。我感谢神，这些教训确实没有白讲，有些圣徒因着常听这种教训，在生活上实在有了美好的见证。这种教训不只帮助了许多圣徒，也深深的帮助了我。我从十四岁悔改信主以后，就十分注重基督徒的德行；我从起初作工，就注重讲基督徒的德行，像注重讲基督徒的信仰一样。我现在还是这样，我也觉得我需要注重这个，直到我在主面前交账的日子。一个没有好品德的人根本就不配为神作工，一个为神作工的人若不教导信徒注重品德，他的工作就绝不会稳固坚实。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十分注重基督徒的生活，使徒们所写的书信也是这样谆谆的教导教会，今日为神作工的人岂可忽略这件事呢？

　　我在十四岁信主以后，受一位益友的督责管教，得了极大的益处，建立了一生作人的基础，因此我现今也是这样对待神所交付我、使我照顾的这些圣徒。我每逢看见圣徒作了不合真理的事，说了不合真理的话，就绝不轻轻放过，一定要指责他的过失，劝他悔改。不但在大事上这样，就连微小的罪我也不愿意放过。因为我深深知道许多极大的罪都是由微小的罪所引起来的。我也深知在教会中作领袖的人最要紧的责任，就是引导圣徒远离罪恶，走圣洁公义的道路，这比给他们一些圣经中的知识更为重要。在教会中作领袖的人如果看见圣徒犯罪，却不责备警戒他们，他就在他们的罪恶上有分。我不敢辜负神的托付，我更不愿意在别人的罪上有分。

　　因着我在讲道的时候注重基督徒的生活，对于犯了罪的圣徒又加以指责劝戒，不少的圣徒确是在生活上有了良好的见证，同时我自己也因此得了极大的益处。因为我越教导别人，劝戒别人，自己也就越需要谨慎检点。不这样，我便没有权柄、也没有颜面再去教导别人，劝戒别人。我每逢读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中对教会所说的话：「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证。」——便满心羡慕，愿意勉励作一个这样的传道人。我也深知道这样的传道人才能有权柄、有能力，才能作圣徒的模范。没有高尚的人生的传道人无论怎样能讲道、能号召、能活动、能交际，他们的工作只能有短时期的兴旺发达，绝不能存留得长久。因为那些因他们的工作得了帮助的人有一天发现他们的品行与真理不合，便被他们绊倒；换一句话说，就是他们自己拆毁了自己所建造的工程。

　　因为我不容忍罪恶，我得了许多朋友，也树了许多仇敌。那些接受我的劝戒的人因为得了我的帮助，便用真挚的心爱我，但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便惧怕我，恨恶我。我们中间的圣徒如果犯了罪，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认罪悔改，再一条便是远远的离开我们，不用等到我们赶逐他，他自己就把自己赶出去了。

　　关于牧养教会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就是在教会中作领袖的对于正与邪、是与非、务必认得清楚，看得明白，并且绝不有丝毫的妥协让步。一切合乎真理的都积极的去作，一切违反真理的都严厉的拒绝。为贯彻这种主张，必须不怕一切的误会、反对、攻击、逼迫。什么时候教会的领袖顾全情面，怕得罪人，怕受误会和反对，怕遭逼迫和危险，因而与不合真理的事妥协，对背道的事让步屈服，他们一定要失去能力和权柄，教会也就要开始堕落腐化。神的工人对付教会内部的问题，或应付教会外面的困难，都必须有这种坚决勇敢的精神。要作神忠心的仆人不但不可顾惜财利，也不可顾惜名誉甚至不可顾惜性命，不然，就必要因此胆怯懦弱，畏首畏尾，与撒但妥协，同罪恶屈服。教会的领袖必须敬虔，也必须勇敢。教会的领袖如同军队里的元帅，元帅如果畏缩胆怯，临阵脱逃，或是倒戈降敌，全军绝不会有胜利奏凯的希望。我是一个生性怯儒的人，但神的话临到了我，祂的能力复庇了我，使我在这点上没有辜负祂的托付与期望。祂的作为真是奇妙，祂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我牧养教会一向就主张不徇情面。有人向我请求什么事，能允诺的便允诺，不能允诺的便推却。「人情」，「面子」，在我们这里没有立足之地。如果有一对夫妻来请求受浸，我发现他们二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受浸，我只能允诺那一个人，却不能因为他们二人是夫妻的缘故便同时允诺。如果有朋友二人同时来求我作保证人，其中只有一个是我深认识的，我便只允许保证他一个人，却不能因为「情面难却」便为那个不深认识的人作保。如果有一对未婚夫妇来请我为他们证婚，在这两个人中有一个是我认为不可为他（或她）证婚的，我绝不看一方的情面便答应这件事。我坚决主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太五37）。若要我对一件事心中反对、口里却表示赞成，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事。神绝不允许祂的仆人去敷衍人，去讨人的喜欢。真理是不能打折扣的。教会的领袖一顾「人情」与「面子」，纵使不完全违背真理，也需要将真理打一个七折八扣，教会又焉能不腐败呢！

1935年的工作

　　1935年1月21日到26日被约到西郊海淀讲道六天。2月4日在北京开布道会七天。2月16日离北京赴山西，17日起在太谷工作十天，在清源工作八天，3月8日回到北京。21日又离京往济南，自22日起在东关讲道八天。30日往安徽宿县，在宿工作八天。4月8日过徐州往开封，自9日起在开封尹任先先生家中开家庭布道会十天。4月19日乘陇海路车往西安，先在东关讲道九天，后在城内端履门街讲道八天。会期间有两三天的休息，往游临潼县的华清宫遗址，在华清池温泉沐浴，凭吊秦始皇陵。陵像一座小山，在全国各地最大的坟，要算这座始皇陵了。但它的上面不但没有石碑，就连一小块竖立的木牌也找不到。如果没有人指示，任何人绝不会想到那是并吞六国、统一天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的秦始皇的陵墓。世上的荣华富贵不过如此，人怎么竟不觉悟呢？又有一天到咸阳游周文王陵、武王陵、康王陵、周公墓、又看见一些高大的汉陵。也曾游慈恩寺大雁塔、荐福寺小雁塔、城南草堂、碑林、汉儒董仲舒墓等等古迹。5月9日晚离西安，次日回到开封，工作六天。17日到济南，在齐鲁大学学生中间讲道两天。20日到山海关内昌黎县工作四天，25日返北京。27日往天津，在南开大学学生中间工作四天。6月20日又到天津工作四天。

　　6月26日广西宣道会的黄原素先生来北京，住在我家中。29日我们一同往北戴河，在灵修会中讲道十天。会毕原素兄南下，我出关往营口去，在那里工作七天。7月21日晨回到北京，从当日起开夏令讲道会十二天。8月1日会毕，5日南下，乘京浦通车到南京，溯长江西上往九江，10日到牯岭，开布道会九天。20日离牯岭，经原路北返，23日到北京。27日往大同工作七天，会毕停留一天，游云岗石窟，参观北魏造像。9月5日回北京。

　　9月20日离北京，次日到洛阳，在信义会讲道八天。会毕休息一天，游洛阳南伊阙，参观山旁北魏石刻，又游汉寿亭侯（关羽）墓，次日上午游佛教入华后所建的第一座庙白马寺，寺在洛阳城东。下午乘车东行，10月2日到商邱，自当日起讲道八天。以后到开封，在内地会讲道七天，21日到郾城开会九天。10月30日由郾城乘汽车到周家口，当晚讲道一次，次日乘汽车行二百八十里到安徽阜阳，在阜阳讲道九天。11月11日离阜阳乘汽车往蚌埠，本希望当日下午到蚌埠，不料才走了一半路，到蒙城下起大雨来，道路泥泞，汽车不能开行。因为天色阴沉，汽车可能等候几天之久，不得已雇了一只帆船，顺着涡河往前航行。早晨开船，天黑便停在市集附近。正好遇着逆风，船夫拉纤，一小时只走五六里路。走了两天半，才到了怀远，换乘小轮到蚌埠，乘津浦车到浦口。15日由南京乘江南铁路火车往芜湖，在芜工作六天半。22日乘湘和轮西上，次日到九江。24日乘南浔路火车往南昌，在南昌两处礼拜堂讲道九天。12月3日回到九江，乘轮西行，次日到汉口。因为下午没有会，到汉阳一游，5日起在格非堂讲道八天。13日乘京汉路车北上，次日回到北京。这次外出共八十五天，到了四省八个城市。

　　1935年全年共外出工作六次，离北京约八个月之久。所到的省分有山西、山东、安徽、河南、陕西、河北、辽宁、江西、湖北。

1936年的工作

　　1936年1月26日至2月2日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八天。2月7日赴绥远省萨拉齐，在那里讲道八天。17日到包头工作四天，22日返北京。这年春季，北京聚会的地方定名为基督徒会堂，在市政府公安局备案，又在社会局立了案，又进行购地建堂的事，因此必须多留在北京。所以对外面各处领会的邀请大多数只好函辞。4月24日外出，乘京汉路车南下，当晚在邯郸下车住一夜，次日早晨进邯郸城一游，看蔺相如回车巷，巷有两条。一巷外墙上镶有石碑一块，是明朝万历年间立的，上面刻着「蔺相如回车巷」六个字。当天乘汽车往大名，住一夜，26日往濮阳，自当日起讲道八天。5月3日下午起行，当晚到道口讲道一次。次日经新乡南下，又次日到信阳，在义光女子中学讲道九天。13日下午离信阳，乘京汉车北上，次日到北京。5月内北京基督徒会堂买妥史家胡同四十二、四十三号的房子。23日到天津，参加24日基督徒圣会所献堂典礼，并继续在那里讲道七天。

　　6月21日乘京沪通车往上海，24日由上海搭海亨轮往汕头，27日到汕头。从当日起在那里工作十天，每日上午过海到角石开会，下午回汕头讲道。7月6日离汕乘小轮往香港，次日抵港，乘广九路车到广州，当晚换乘小船西行，8日晨到南海县境内的官山墟，在希伯仑会讲道七天。会期的末了得机会一游白云洞，十丈飞瀑，确是奇景，又曾一度登西樵山。15日夜间身体觉得不舒适，起来又觉得头痛，当日早晨乘小轮返回广州。这次到广州是应港粤培灵会的邀请，要在广州、香港两处各讲道八天。不料到了广州就患起病来。16、17两日已经不思饮食，屡次呕吐。17日体温高至一百零二度二，夜间不能睡眠，但仍支持着讲道两日。到18日病更重，19日入关相和医院住一天。20日又讲道一次。21日入两广浸会医院住两天，病更转重。我那时想到应当趁着还可以勉强起床的时候赶快回北京调养，因此在23日下午由两位弟兄陪同乘轮船由广州到香港，预备到香港的次日就乘加拿大皇后轮往上海。不料到香港的那夜，体温上升到一百零三度，次日不能起床。到这时候知道实在不能支持旅行，只好安下心来在香港一位圣徒家中调养。26日承一位弟兄介绍一位中医来看。服了一剂药，当晚体温便下降到九十九度多，次日退至九十八度六。已经不思饮食十一天之久，这时忽然转变欢喜吃东西了。次日再服中药一剂，没见什么功效。到28日病更见轻，食欲大见增进。从31日起开始在香港培灵会讲道。第一天去讲道，由别人扶上汽车，到会堂再由人扶下汽车，扶到台上，两腿软弱得几乎不能站立。但到了讲道的时候竟不觉得有病。一共继续讲道八天，中间还到广州去了半日。8月7日乘俄罗斯皇后号轮船北上。9日到上海，10日到杭州。11日由杭州往南京，12日离南京乘轮船西上，14日到九江，往牯岭。当登山的时候，因为轿夫爬山很费力，只顾体恤他们，竟忘记了自已患病才痊愈不久，下了轿子，一气步行登了九百二十七层石阶，因为过度疲劳，到了山上当晚竟又患起病来。从那天起勉强讲了五天道，到第六天，体温升到一百零一度半，已经不能起床，但因为找不到代替我讲道的人，所以我决定请人把我抬到讲堂，讲完道再抬回宿舍。次日又是这样抬去抬回。到第八天体温增高到一百零二度半，再不能坐起来自然更不能讲道了。十天的灵修会只领了七天。24日下山，经九江到汉口，换乘京汉路车北上。一路发热，热得昏昏沉沉。从牯岭到汉口有几位信徒沿途照应。从汉口登车北上便只有我一个人，勉强支持着到了北京。

　　27日夜间到北京，这里的圣徒们得着汉口的电报，到车站把我扶到汽车上。一到家中卧在床上，便有半个多月不能起来，直到9月中旬才见好转。9月20日到会堂参加聚会。21日到香山小住十天，到10月里才开始工作。这次病见好以后，因为下地走路太早，两条腿时常感觉疼痛。大家都劝我穿厚裤子，使腿温暖。10月半有几位圣徒要求受浸。因为季节已近深秋，越往后越冷，他们又不愿意等到明年春天受浸。那时我们因为还在租房聚会，堂里没有浸池，需要到河里去。我因为腿痛，不敢下到寒冷的河水里去。但经过祷告以后，我在10月17日放胆下到河里去，为七位信徒施浸。说也希奇，在深秋寒冷的河水中站了十几分钟之久，我的腿痛不但未曾转重，从那一天起竟完全得了痊愈。

　　11月6日乘京汉路车往安阳，（彰德），在那里讲道八天。16日离安阳到石家庄，次日乘正太路车到太原，先在南关讲道八天，后到城内讲道六天。会期中承二位弟兄邀请游晋祠。12月1日夜离太原，次日晚回到北京。这一年北京「基督徒会堂」在市政府社会局立了案，并购妥地址，预备建筑会堂，所以外出的时间较前减少。全年一共外出五次，离北京四个月有半，所到的省分有绥远、河北、河南、广东、江西、山西。夏秋患病两次，卧床和调养占去了约有2个月之久。

1937年的工作

　　1937年1月24日离北京南下，次日赴济南，在齐鲁大学与浸信会各讲道一次。26日离济，次日到上海，28日到松江，从29日起在监理会女传道会年会中讲道七天。2月5日到杭州住一天。6日到上海，被布道团坚留讲道四次。7日夜离上海北返，9日到北京。12日起开春季布道聚会十天，以后筹划建堂的事，事工就更见繁忙。

　　4月5日乘京浦车南下，次日到泰安，工作六天。自13日起在济南浸信会讲道六天。自21日起在潍县开会五天。26日由潍返济，当夜南下过徐州，次日在陇海路柳河站下车，乘汽车往鲁西曹县，在那里工作七天。5月4日晚回到柳河车站，乘陇海路车西行，次日晚到西安。7日上午在西关协同会讲道两次，下午四时二十五分乘欧亚航空公司十九号巨型机飞往兰州，飞三小时零十分到兰。先在兰州内地会讲道六天，14日乘货运汽车往临眺。15日起在临洮工作八天。24日骑马北上，二百一十里路共走了两整天，到兰州以后已经疲乏不堪了。27日乘飞机回西安，讲道七天。6月4日乘车到郑州，换京汉车北上，次日夜间到北京。这次外出整两个月。

　　回到北京以后，看见基督徒会堂的新建筑已经进行到三分之一左右。6月28日往天津，在圣会所讲道六天。7月2日夜车返北京。这时候会堂的建筑工程已经将近完成，7月底竣了工。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28日近郊有激烈的战事，当夜二十九军撤退。8月1日新堂奉献聚会，到会的人有五百左右，接连开了十八天的会。因为那时华北华中各地都有战事，交通也都隔绝，所以后半年的约会都只得作罢，就留在北京工作直到年终。在战事的时期人心都惶恐不安，所以神将我留在北京也是有祂的美意。1937年前半年外出三次，共在外面2个月又22天，计到江苏、山东、甘肃、陕西四省。后半年全留在北京。

　　中日间的战事发生以后，各地的交通不像以前那样便利，因此外面的工作也就受了限制。日军占领区和自由区交界的地带都遭到封锁。虽然也有许多人用种种方法通过封锁线，我却不能因为要去作神的工而说谎，因此只在占领区内的一些地方工作。

1938-1948年的工作

　　1938年1月31日起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七天。2月14日起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一天。4月26日起在唐山丰滦中学讲道八天。5月4日起在昌黎城内福音堂讲道七天。11日返回北京。6月28日起在天津仓门口中华基督教会讲道七天。7月25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十四天。8月7日基督徒会堂院内的小楼建筑完毕举行奉献。18日到北戴河海滨小住两周。9月、10月留北京工作。11月9日赴济南，自10日起在商埠浸信会讲道七天。17日往济宁，当日起在城内浸信会开会七天。24日返北京。12月2日往绥远省萨拉齐，自4日起在萨县内地会讲道六天。自11日起在在归绥旧城内地会讲道六天。自18日起在包头内地会开会六天。25日返北京。1938年外出工作五次，在外共七十三天，计到河北、山东、绥远三省。

　　1939年1月9日再往西北，自10日起在绥远省卓资山工作七天。自18日起在山西大同领会十天。28日回到北京。2月19日起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七天。27日起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天。4月5日离北京往青岛，自7日起在崇德、文德两个中学校布道十天，又在浸信会讲道七天，21日回京。5月2日偕妻到张家口，自3日起在美普会开会八天。12日返北京。妻因为患病体弱，在5月29日被几位姊妹接到会堂小住。6月10日我应香港浸信会的邀请，赴港工作。11日由天津乘盛京轮南下，15日抵沪，20日乘法国邮船阿岛斯号往香港，22日抵港。休息两天，以后在坚道浸信会讲道六天。7月1日至10日在九龙山林道浸信会新堂讲道十日，自11日至21日在九龙城浸信会讲道十一天。22日再返坚道浸信会讲道五天。30日离港，乘柯立芝总统号轮船北上，8月1日到上海，3日离上海，乘裕生轮北返。8日到津，换车返北京。自8月14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十四天。10月8日往上海工作，妻因为患病已有好几个月，趁机会回南休养，当日乘火车到塘沽候船。那时因为津浦线很久不通车，南北来往的旅客都必须走海路，所以轮船上拥挤异常，加以天津水灾很大，旅客都必须在塘沽上下船。偕妻到了塘沽以后，住在小旅馆里，因为候船的旅客太多，所以请旅馆的人为我们在院中搭了一个床铺。那时正在大水之后，遍地都潮湿异常，又赶上秋季天寒，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所盖的被子都被露水沾湿，这样一连睡了三夜。11日到码头候了一天船，仍是不能上去，当晚再回到旅馆来。第五天登了驳船，但因为风大不能离津，又在小船上露天睡了一夜。13日未明，登顺天轮，开行南下，途中风浪很大，妻与我都晕船，呕吐多次。16日下午到上海，自17日到24日在全沪各教会培灵会讲道八天。会期中的前几日腹泻甚重，每日两次聚会又紧紧接连，下午五时一次聚会，晚间八时又开第二次会。这样八天过去，身体便疲劳不堪。接着在中华神学院与上海圣经学校讲道。在圣经学校只有六天，在中华神学院工作一共四十多天。12月9日独自乘船北返，13日到北京。因着秋季在塘沽候船受寒，到上海后又带病工作，体健就渐不佳，回到北京便患起腰痛来。计1939年外出作工六次，在外六个月有零。到绥远、山西、河北、山东、察哈尔、江苏、和香港。

　　1940年1月腰痛更重起来。承几位圣徒的催促，到医院检查照像，竟查不出来是什么病。1月19日经几位圣徒恳切敦劝，由家中移至会堂院内楼上休息，除讲道外，暂时放下一切其他的工作。2月9日起开春季布道会十天。从上海回北京后，因病半年未曾外出，在北京除了每周讲道和写春夏两季灵食季刊稿以外，也未多作其他事工。休息了几个月，腰痛虽然渐渐痊愈，但从那时候起便留下了这种病根，到今日不曾完全去掉，每逢疲劳的时候便感觉腰痛，就在平日也不能屈身过久。6月20日离北京往山东峄县，次日到峄，讲道八天。29日离峄县，经临城、蚌埠、往怀远。自30日到7月7日在怀远开会八天。自9日起在宿县领会六天。15日北上，次日到北京。7月29日起开夏季讲道会，8月9日出山海关往东北工作。那时候日方对出关的旅客限制得极严，出关以前必须领得入境证。当我去办理领证手续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如果出关的理由是去讲道，一定不会得到许可，他劝我托词省亲。我回答他说，我出关是去作神的工，如果神要我去，任何人不能阻挡，如果神不要我去，我去又作什么呢？若是我在未作神的工以前先说谎言，神焉能使用我呢？我毫不踌躇的在申请书上出关事由一栏内填了「布道」两个字。过几日竟毫不费力的领到了证明。11日清晨到哈尔滨，自那天起在哈尔滨浸信会讲道八天。自21日起在齐齐哈尔开会七天。30日过长春讲道两次，次日到吉林省城。9月1日起在吉林工作八天。以后经过长春、沈阳、往热河省北票。自11日起在北票讲道七天。自19日起在朝阳讲道七天。26日入关回到北京。11月2日往山东省三处工作。自3日起在济南浸信会领会八天，自12日起在济宁浸信会工作七天，自20日起在济宁长老会讲道七天。27日离济宁往青岛，自29日起在崇德、文德两校开布道会七天，自12月6日起在浸信会讲道七天。13日回到北京。计1940年外出工作三次，在外共三个月有半，到山东、安徽、吉林、黑龙江、热河五省。

　　1941年2月3日起，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八天，在维斯理堂讲道十天。这一年的春季腰痛又转重，4月下旬又患牙疾，有两个臼齿牙龈生脓，体健不佳，但因为山东几处的约会已经到期，不能迟延，因此带病起行。于4月26日离北京往青岛，再换乘汽车往平度。自28日起在平度讲道七天。5月5日离平度经莱阳、烟台、到黄县。因为讲道后继以长途旅行，到黄后牙痛转剧，既不能照常吃饭，又不能好好睡眠，自7日起勉强在黄县讲道八天。17日起在莱阳工作七天。24日回到青岛，自25日起在同善会讲道七天，自6月1日起在浸信会开会七天，这时牙疾更重，只得支持着工作。7日夜车离青岛，8日晨就开始在济南浸信会讲道。11日上午会毕腹泻甚剧，晚六时许体温增高到一百零一度四，不能再去讲道，夜间腹泻不止。次日一天腹泻二十馀次。14日勉强起身，乘火车返北京。这次外出是带病起行，在外边五十天中没有一处不是带病工作，病势越来越重。回来休息几天，腹泻痊愈，体温也转为正常。27日拔除左边上下大臼齿各一枚。7月14日偕妻赴西郊香山小住十几天。在山时又患耳疾，左耳内部肿痛出脓，到8月上旬渐痊。自8月3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十八天。9月27日往唐山，自28日起在丰滦中学开布道会八天。10月7日起在山海关讲道十天。17、18两日在秦皇岛讲道三次，下午离秦返北京。27日往天津，在基督徒圣会所领会十三天。会后返京。11月14日离北京，乘京汉路车赴磁县，换乘汽车往河南临漳县，自15日起在临漳讲道十一天。26日回到磁县讲道两天，28日返京。12月8日太平洋战事爆发。1941年外出工作五次，在外共3个月又26天。

　　1942年2月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以后往天津，自25日起在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天。5月5日又到天津，在仓门口中华基督教会工作十天。19日往磁县，自20日起在磁县工作九天。自30日起在河南临漳县柳园集讲道十一天。6月10日返磁，11日到北京。返京不久患痢疾很重，经过几日才渐渐痊愈。6月29日骑脚踏车出外，在雨中滑倒，跌伤左臂，经过两三个月才完全痊愈。7月4日赴鲁东，自5日起在胶县浸信会工作八日。自13日起在高密浸信会讲道七天。19日晚往青岛小住，休息三天。23日返北京。8月3日到16日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十四天。10月14日往济南，自15日起在南关中华基督教会讲道八天，23日返北京。1942年只外出五次，共在外2个月10天。

　　1943年2月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九天，后往天津，自2月16日起在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一天。3月至6月完全留北京工作。7月10日往徐州，自11日起在徐工作十天，21日到宿县小住两日。24日到南京，自25日起在汉中堂讲道六天。31日到上海，在灵粮堂夏令会中讲道十天。8月13日赴杭州小住，17日返上海。自18日起在清心堂退修会讲道三天。自21日起在上海基督徒布道团主办的聚会中讲道八天，地址是在天安堂。29日离上海过南京，31日到北京。10月17日晚得宿县电报，老友生熙安先生逝世，19日南下往宿，21日参加丧事聚会，被邀讲道。生兄遗体当日安葬。24日北返。11月12日离北京，次日到青岛，自14日起在同善会讲道七天，以后又在浸信会讲道十天。12月2日返回北京。计1943年共外出工作三次，在外2个月又20几天。

　　1944年北京春季布道会毕后，便往天津去，自2月6日起在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四天。3月5日起又在天津仓门口教会讲道十天。5月6日往济南，自7日起在南关中华基督教会工作七天，自14日起在浸信会讲道八天。22日往青州，自23日起在青州开会七天。30日往青岛，自6月1日起在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工作。13日回到北京。7月10日起开夏季讲道会十四天。8月18日赴西郊香山问宋尚节先生病，不料他正在那天清晨因病逝世。迟到半日未能见面，真是憾事！当天下午五时入殓，被邀主领聚会。22日与城内圣徒数十人同往香山，参加宋君丧事聚会，并被邀讲道。9月间写了一篇纪念宋君的文字，在那年秋季的灵食内发表，题目是「宋尚节先生去世了」。8月26日到天津工作三天。9月26日又赴天津参加宋尚节先生追思会，并讲道三天。1944年除数次到天津外，只往山东三处工作，全年外出只2月有余。

　　1945年全年只在3月1日至11日到天津圣会所讲道十一天。从1月起体健就感到不佳。3、4两个月间接连着患伤风、泄泻、以后食欲减退，不思饮食，睡眠不佳，身体无力。4月末右耳与右眼作痛，牙肉肿涨，头部神经作痛，颈部淋巴腺发炎。5月16日病渐转重，卧床休息。25日更重，体温上达一百零二度二。从5月16日到6月12日共发热二十七天之久，有九天温度在一百零四度以上。自6月12日热退以后体温特别低下。17日低到九十五度五，而且增加了呕吐，又大量出汗，身体软弱到极点。呕吐得无可再吐，竟吐出绿水来。那天病势十分严重。晚间用盐水注入大肠，排下粪便不少。从次日起，病日见好转。7、8两个月休息调养，9月间开始工作。这次病中屡次与魔鬼交战。妻告诉我说，6月2日的夜间，我在睡梦中喊着说，「基督胜利！基督胜利！撒但攻击！撒但攻击！战！战！战！」在病重和转好的时候，曾多次遭遇魔鬼的攻击。病后身体经过好几个月才渐渐复原，一直就不能担负太重的工作，停留在北京直到年终。中日两国八年多的战争，在这年的秋季宣告结束。

　　1946年春季，体健已经差不多复原，但因为病后下床过早，膝部作痛，到今日还未痊愈。1945年冬，得着四川境内好几处的来信，希望我能到那一带地方去为神传述一些信息，我在心中也得着这种引导。当我将这个意思发表了以后，北京的圣徒也很愿意我去。3月17日乘飞机西行，当晚到达重庆。20日乘汽车西行，次日午前到成都。自22日起在城内燕京大学主领布道会七天，自29日起在南门外华西坝为那里几个大学的学生开布道会七天，4月5日起在城内陕西街恩溢堂对成都信徒讲道七天。三周的工作异常忙碌，身体疲劳得很。在成都一共停留了二十一天，中间未曾有一日的休息，会毕便在12日乘机回到重庆。在南山休息了几天，17日乘汽车到嘉陵江畔的北碚去，从那天到22日，在北碚讲道六天。23日晨搭小轮船沿嘉陵江下驶，回到重庆，自当晚起在南山黄桷桠开会六天。28日下午乘车往山洞，在那里讲道六天。后三天每日上午到歌乐山去讲道。5月5日起在沙坪坝重庆区基督徒学生夏令会中讲道六天。11日乘汽车回重庆。自12日到19日在城内戴家巷和九块桥两处讲道八天。22日乘飞机往贵阳。本预备在那里留一个星期，但因为每周一次的客运班机一再停飞，所以在贵阳共住了22天。6月11日乘邮车北行，15日上午2时15分到了重庆。19日至29日在重庆南岸仁济医院讲道十一天。7月1日乘飞机往昆明。自3日到21日在武成路和金碧路两处礼拜堂讲道十八天。23日乘飞机离昆明回重庆，路上遇见最恶劣的气侯。25日起又在仁济医院讲道四天。30日晨离重庆乘飞机往上海，晨7时55分起飞，下午3时50分到达上海。后又因为等候购买飞机票，停留18天之久。8月1日至10日在灵粮堂夏令会中讲道十天，每日晚间一次。3日至7日每日下午在守真堂讲道。18日晨离沪北飞，下午回到北京。这次赴西南本打算勾留两个月，不料因为交通不便，西南方的呼声又多而且迫，竟在川、云、贵、三省停留了134天，连停留在上海的时日在内，离北京共5个月零1天。这是1926年以后第一次在外面停留这样长久，也是二十几年来最远的一次旅行。回到北京，正逢姐姐患肠胃病，23日以后母亲也患了病。母亲的痛渐渐痊愈，姐姐却在9月1日因病重逝世。母亲因为老年丧女，心中异常悲痛，加以年高体弱，不能离开我，因此，我便暂不能远出工作，只留在北京，除了工作以外便照应服侍母亲。

　　1947年因为需要照应母亲的缘故，远处一切的约请都一一推却。1948年北京春季布道会毕后，于2月17日往天津，在圣会所讲道十天。5月4日应西安十四个教会的邀请，离北京乘飞机往西安，自5日起在西安为全城信徒开会十五天。22日飞回北京。6月12日又乘飞机往南京，自13日起在慈悲社灵恩堂讲道八天。自23日起到29日每日上午在黄泥岗，晚间在城中会堂讲道。30日到7月4日在镇江大西路礼拜堂讲道。5日返南京，6日往芜湖，在南京区基督徒学生夏令会中工作六天。13日离芜湖，过南京，往上海，到江湾，在基督徒学生夏令短期圣经班中讲道十二天。29日由上海乘飞机北返。8月15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半月。26日晨12时13分在主内相交23年半之久的潘老太太因病逝世，我被邀往入殓、发丧、与下葬三次聚会中讲道。这位敬虔的老年人不但与我已往的工作有着很深的关系，而且在我的心灵和人生中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这话用在这位老人身上正合适。1948年全年外出共有两个半月。这一年北京的工作特别忙碌，聚会的人数也空前的众多。到12月间城郊发生战事的时候，人们的心中更是惊恐不安，需要坚固和安慰。从那时候到今日不但少有机会外出工作，这里圣徒各方面的需要也实在使我暂时不能多离开北京。

工作的回顾

　　历年来我到各地教会去讲道，有一件很困难的事，那就是因为邀请的地方太多，我的时间却很有限。每年出版四册灵食季刊，大部份的稿子是在各地工作的时候抽暇写的，可是出版的期间我总要设法赶回北京，以便自己照料排版校对。北京基督徒会堂的工作虽然有几位同工分担，可是我总不能离开太久。有这两种关系，我每年出外的时期平均也不过只能有半年。假使在一处讲道七八天，加上旅行的时间，一个月也不过只能到三个地方，六个月最多不能超过二十个地方。可是在七七事变以前所接到邀请讲道的信，每年平均有七八十封。那就是说每四处约会中只能允诺一处。有许多人以为我去的地方是按着邀请约次序，如同医院诊视病人照着挂号约次序一样。事实并不是这样。无论什么地方来信，当时能去，便允诺，不能去，便推辞，一概不预先挂号。缘故是各处教会的情形常有改变。今年这个教会亟需要邀我去讲道，也许明年不再有这种需要。也有的时候某甲在某处教会负责，十分欢迎我去，但过了一年两年换了某乙在那里负责，他根本是一个反对我的人，当然不欢迎我去了。又有时一处教会春季希望我去领会，但到了冬季竟改换了一种情形，不适于聚会。如果我给他们依着次序挂上号，到了我有时间能去的时候再给他们去信，那不是使人作难么？到那时请我去开会呢，他们不需要、不适宜、或是根本不愿意；如果不请我去呢，他们又早已请定了我，难于回答我说不要我去。在这种情形中，不但令人作难，甚至逼得人说谎。这就如同有人约我吃饭一样：主人说，「如果你现在不能来，以后什么时候能来就请给我一个信。」我如果当时不能去，绝不允诺他这种请求。如果我在三个月以后给他一封信，说我某日可以去他家吃饭，正好他家中不便于请客吃饭，我的信不但使他作难，也使我成为一个讨人厌的人了。曾有一处教会多次写信邀我去，总得不着机会，后来他们听见我到了离那里不远的地方，拍了一封电报给我，又派了两个代表来邀我。但那时工作都已经定妥，实在没有方法分身。他们两个人当面恳切请求我在以后安排行程的时候把他们放在里面，并且说无论什么时候都与他们适宜。我因为多次推却他们的邀请，早已心中不忍，这次他们又这样迫切请求，便破例允诺了他们。谁想到过了几个月我给他们去信的时候，他们竟给我回信说，那里方才聚完了会，不需要再聚会。有了这次经验以后，我就再也不破例给任何教会以优待。他们来信的时候，我能去就答应去，不能去就作罢。有些地方的教会不明白这种情形，他们以为来过一次信就算挂上了号。他们并没有好好看一看我的信上面的话。及至等了多时，看见我去了许多地方，竟没有到他们那里去，便对我发生误会，甚至发出怨言来。有些教会来信得不着允诺，过些日子再来信；再得不着允诺，过些日子再来信。他们既然这样迫切恳挚，迟早会遇见一个机会。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些地方我屡次去，也有些地方虽然给我来过信，但始终没有去过。不知道详情的人也许以为我待那个教会薄，待那个教会厚。其实我的心是愿意帮助各处的信徒，但我不应当忘记我所站的地位：在我自己的家中我是主人，但到了别人的家中我是成了客人。作客人的若忘记了自己的地位，不但失了圣徒的体统，甚至还不如世上一个有见识的人。我怎能作这种愚事呢？

　　或者有人问我在这二十几年间到各地工作一共有多少人归向了基督，接受了救恩？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因为我在各处讲道只是将神的话传给听众，以后让神的灵藉着祂的话在人心中作祂自己的工作。我总不统计一次聚会以后有多少人信主得救，我也无法统计。因为外面有表示均不一定都是真悔改信主的，真悔改信主的又未必都在外面作什么表示。虽然有时我也给听众一个机会，使凡愿意悔改信主的站起来，或在会毕后留下，但我不能说那些人都是真实悔改信主得了救的。我所经验的事实告诉我，那些站起来或会毕留下的人中有一些根本什么也不明白，不过是看见别人站起来，他也站起来，看见别人留下，他又留下。又有一些人不过是听了道觉得很好，愿意追求，根本还谈不到悔改信主。还有一些糊涂热心的信徒，每次在听道以后听见讲道的人招呼人举手，他们便举手，招呼人站起来，他们便站起来，请人到台前来祷告认罪，他们便到台前祷告认罪，请人在会后留下，他们也就留下。讲一次道，他们便认一次罪；开一次会，他们便信一次主；传一次福音，他们便得一次救。他们的罪似乎永远认不清，他们得救的问题似乎永远解决不了，实际是他们听道始终没有听明白。此外还有一些人表示悔改信主乃是另有希图：或是希望讨信主的上司和主人的欢心，或是希望从教会得周济，或是希图与信主的异性人结婚，或是希图在教会里出出风头。如果你把以上的这几种人都算在悔改信主得了救的人里面，岂不成为大笑话了么？可是有许多传道的人就把这些人统统算为得救的人，因此他们就报告说，在某某地方开会几天，有几百几十几个人信主得救。许多信徒听了这种报告，也就真信有那么多的人得了救。还有一些传道的人用各种人为的方法使人表示悔改信主，他们也自认为这就是得救的人数加增。我每逢看见这种情形便为他们叹息，我也曾屡次藉着口和笔指正这种错误的作法。圣经上明明的警戒传道的人不要建筑草木禾秸的工程，许多传道的人偏偏去走这条路，这是何等使人伤痛的事啊！我也不是说传道的人作工以后绝对不可提到工作的效果，如果有需要，也只能说「表示悔改信主的」有多少人。至于得救的究竟有多少人，那只有神知道了。

　　回忆已往这二十四年当中，神所交付我的工作是那样繁多而且重要。在这种世界与教会同样的黑暗与腐败的景况之下，要忠诚为神传话，真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何况我从幼年就是顾面子、爱名誉的人。按我的肉体说，我不愿意树一个仇敌，不愿意听见一个人辱骂我、毁谤我。我愿意人人都尊敬我、喜爱我、与我作朋友。我愿意到处受人的欢迎和称赞。我现今却必须为向神尽忠的缘故忍受许多人的笑骂、侮辱、毁谤、攻击，这实在是我的肉体所不愿意忍受的。但神不容许我顾惜我自己的面子和名誉，祂的呼召与使命催逼了我，祂的恩惠与能力也复庇了我。我因此便大胆无畏的替祂传述了祂要我传的信息。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在我足迹所到的地方得了许多朋友，也树了不少仇敌。感谢神，祂应许先知耶利米的话在我的身上也是同样的真实：「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我遭遇人们的反对，除了为斥责世界和教会的罪恶，并反对假先知和不信派所讲的那些背道的教训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反对一切不合圣经真理的那些教会中的遗传。有些信徒和传道人确实是笃信圣经中一切的要道，可是他们在圣经的真理以外还接受一些历代教会中的遗传。他们把这些「人的遗传」和圣经中的真理混杂在一处，把这些「人的遗传」和圣经中的真理同样的看为天经地义。从罗马教会兴起以后，便有许多不合圣经的道理、仪式、节日、制度被带到教会里来。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教会改革，诚然弃掉了不少罗马教会的遗传，但仍有不少被保存在新兴的教会里面。我个人所以未曾接受这些遗传的缘故，就是我学习真道的时候不但未曾入神学，也未曾读什么神学的书籍。只是反复诵读一部新旧约圣经。虽然我从前多多少少在礼拜堂中也听过一些传道人所讲的，但我把那些完全从我的心中丢掉，重新专一在圣经中学习。凡是圣经中所讲的我都接受，凡是圣经中所没有的，我一点也不要它们。我的信仰和我所传的信息都是要完全回到圣经里去。不论多少人从圣经中减去一些真理，也不论多少人在圣经以外加添一些遗传，我总要信圣经里所有的，不能少也不能多。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不免招来一些保守遗传的信徒的误会和反对，但我不畏惧这些。当我二十岁的夏天决志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任凭祂使用的那个时期，我丢掉了我的旧名，换了这个新名——「明道」，就是表示我愿意神在这个真道不明的时代用我证明祂的真道。只要神能藉着我证明了祂的真道，我自己受什么误会、毁谤、攻击、损失，我都毫不计较。我也知道若是我不顾一切，完全本着神所交付我的使命和祂所赐给我的这一部宝贵的圣经去传、去讲、去行，一定要遭遇很多的误会、反对、笑骂、攻击，这些年工作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事。

　　有一个时期魔鬼把一种恶念放在我心里：我想我已经走过全国大多数的省分，对几千几万人讲过道，全国各处也有许多基督徒读过我所写的书，有成千累万的人认识我，其中也有许多人景仰我，敬爱我。我想我何必再坚持已往的主张，以致招惹另外一些人的笑骂、反对和攻击？我想我只要把那些触犯人的言语收敛起来，不再讲那些被人目为迷信的道理，也不再严词斥责一切的罪恶和背道的事，便可消弥了那些反对我的人对我所起的恶感。这样一来，我不但可以保持住已经得着的名誉尊荣，而且还可以得着更大更多的尊荣，并且再不受人的误会、攻击和反对，我岂不是可以成为教会中一个最伟大尊高的人物了么？感谢神，当我一起这个念头的时候，祂立时就使我明白这是魔鬼对我所施的诱惑。魔鬼藉着虚荣要引诱我背叛神，要将我掳去，使我陷在罪里，并破坏神的工作。神也使我想起经上的话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这样。」（路六26）我不甘心作魔鬼的俘虏，我更不愿意背叛神。我拒绝了魔鬼的诱惑。我愿意向神尽忠到底。我必须继续忠心为神传话，继续作说凶言的先知，继续忍受古时先知们所忍受过的逼迫攻击；我的神也必使我继续作今日世界和教会中的坚城、铁柱、铜墙，祂也必继续成就祂的应许在我的身上，那个应许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我更盼望我有一天站在我的主面前的时候能听见祂对我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不是比在今日得着世上最大的名誉更尊荣、更合算么？

1949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