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假弟兄混进教会
一九五四年，当这场属灵的争战进一步向前发展时，不少形迹可疑的人钻进教会，并且取得了弟兄姐妹的信任。无论是在基督徒会堂的外围，或是在基督徒会堂的内部，都有这样的人物出现。
北京基督徒学生会被认为是基督徒会堂的外围组织，因为其中绝大部分青年学生都在基督徒会堂聚会。虽然名义上它并不忙于这个教会，但王先生对它确实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学生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都是学生，但其下的各组负责人就不一定如此，其中有的就是教师或国家干部。学生会的工作祷告会是它的一个重要聚会，一切大事都在那里决定。譬如说，像学生会参加不参加「三自」，就是在那个祷告会中讨论决定的。参加这个祷告会的主要是学生会的正、副主席和各组组长。在这些组长中，至少有两个来路不明的人。
一个是娄古向，四川人，在北京某大学任助教。他怎么钻到学生会去的，又怎么混进基督徒会堂的，没有人知道。大抵总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爱主，并且积极参加各项聚会。前任主席史昌林全时间服事主以后，由于住在自己家里不方便，就住在娄的家里，因而学生会的工作祷告会就常在他家里举行。哪个人发过什么言，他都知道。他在学生会担任联络组组长，主席黄少府有什么事要联络，都是请他去做，其实黄少府对此人的来历并不清楚。一九五五年教会出事后，这个人突然不见了，到他任教的大学去找他，也找不到他。多年以后有人问起这个人来，黄少府还说：「唉呀，我们太幼稚了！」其实事情是早已布置好的，等到任务一完成，他就被调走了。
另一个是过琦钰。她做过学生会的灵修组组长。学生会请传道人讲道，都是由她去请。所以她对每个传道人的情况都十分熟悉，工作祷告会里的事情更是没有她不知道的。她有很长一段时间担任灵修组组长，跟学生会副主席文贻俊在工作上有很密切的关系。可是后来文贻俊被捕了，她却没有事。不但没有事，而且还升了官。她原是药学系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药物研究所工作。教会出事以后，她被调到一个医学院，担任人事处处长，可知她对革命一定是有功。后来她向人表示说，她放弃信仰了。其实她根本就没有信仰，她的信仰是伪装的。
因为学生会和基督徒会堂关系密切，所以娄古向和过琦钰进入会堂就相当方便，因而他们能在基督徒会堂里收集情报，向政府去汇报。
在基督徒会堂内部和王先生夫妇身边，也安插了一些人，知名的是黎应福夫妇。黎原是傅作义将军的参谋长，在绥远工作时期，因释放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这些人解放后已经在公安部门工作了）而对党有功。所以解放后他就在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身边工作。黎的夫人是唱戏的，不知经谁介绍，跟萧太太学英文。通过学英文，了解有什么人跟萧太太家有来往，萧家的事都是她给汇报的。通过跟萧太太的关系，他们又打进了基督徒会堂和学生会。不但如此，他们还去香山恩典院「灵修」，住在那里了解恩典院的内情，向政府汇报。
黎应福装得很属灵，也很有追求。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夜王先生被捕后，第二天一早他就到了南河沿协和礼拜堂（学生会聚会和办公的地方），在那里「读经」、「祈祷」。其实他是在那里盯梢，看有什么人来，和讲什么话。黎应福夫妇做的是什么工作，当然就不言而喻了。
另一个可疑的人是翁立升。翁原是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以前很少听说过他这么一个人，但到一九五四至五五年时，他就出现了，周旋于北京不参加「三自」的传道人中间。他常常去王先生那里，报告一些教会的动态，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一九五五年前，他曾写过一篇文章，说他是基督徒，可是与他相识的人都说他不可靠。他不只在王先生被捕前经常去会堂，就是在王先生第一次获释后，他仍是经常去，一点也不避讳。当一些老朋友想同王先生出去走走时，翁总是跟着去。显然他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许多假弟兄都是在教会出事以后，经过再三核对才发现的。上面所讲的只是已知的那一小部分。未知的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一批人早已打进教会，在那里秘密工作了。
第十一章 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
通过全国性的控诉大会和政治学习，到一九五四年初，「三自」已经基本上掌握和巩固了它对各地教会的领导权。「三自」筹委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继之而来的是召开全国会议，成立正式的「三自」组织。
全国会议之前，北京市已经成立了「三自」分会，各教会的牧师们都在那里开会，讨论宪法的问题。市宗教事务处李处长打电话给王先生，请他礼拜六上午九时去市政府谈话。政府在这一时期对王先生的态度是争取，争取，再争取。这种做法让人看来好像有点儿委曲求全，显得太软弱。然而这是政府的策略，只要王先生答应参加「三自」，他就必然能为政府效力。
王先生按时到达宗教事务处，经过一位女职员的通报，李处长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本王先生的自传《五十年来》。他把书放在椅子上，然后开始谈话。由此王先生自然就明白李处长对他这个人已经有所了解了。王先生先问处长：
「李处长，您找我谈话，要谈什么呢？」
「没有什么一定的题目，」李处长很随便地说，「漫谈漫谈。」
王先生就谈起基督徒会堂成立的经过。谈到一个阶段之后，李处长说：
「现在北京三自会牧师们正在开会，讨论宪法问题，好不好请你也来参加？」
「我不参加。」王先生说：「我跟北京各教会领袖们的思想、信仰完全不同，我不跟他们来往。他们在一个屋子里开会，我连进都不进去。」然后他接着谈下去，一共谈了将近三个小时。电铃响了，王先生说：「李处长，我要告辞了，您该吃午饭了。」
「不忙，不忙，我们把这段话结束了。」他们又谈了大约十分钟。谈到一个地方时，李处长说：
「你劝劝你们基督徒，不要老跟别人那么格格不入，抱敌对的情绪。应该大家团结合作才是。」
「基督徒不是不愿意团结。」王先生说，「但是他们无论在哪里，都受人排挤，受人歧视，你叫他们怎么团结呢？」
「这个情况我们也知道。」李处长说，「我们要劝劝我们的干部，以后不要老存这样的态度，打击基督徒。」谈到十二点一刻，王先生才告辞出来。
当天晚上基督徒会堂有青年人的聚会，提摩太组在小会堂里开会，大概有十几个人出席。王先生把李处长同他谈话的经过讲给大家听，并说他拒绝参加三自会的宪法讨论会。学生们就更加清楚知道，基督徒会堂不会参加三自会了。
接着，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开幕了。从七月廿二日起，到八月六日止，共十六天，地点在北京灯市口公理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教会代表二百三十二位，都住在前门外的招待所，每天有好几辆大汽车负责接送。
就在这个时候，北京三自会的四位代表，包括王梓仲牧师（主席）、赵复三先生（副主席）、蒋翼振先生和殷继增先生，去基督徒会堂见王先生。那时王先生正在给一对青年人证婚。在会堂帮忙做饭的王大姐进去通报，王先生说：
「你去告诉他们，我正在开会，没有空见他们。」
过了一个多小时，证婚完了，王先生还在大堂里跟人讲话时，那四位代表又来了。这四个人中除了殷继增先生，王先生还能谈得来以外，其余三位都谈不来。王梓仲牧师不必说了，赵复三先生给王先生的印象也很坏，因为解放前他曾大肆吹捧美国著名现代派领袖艾迪博士。王先生对他的女同工迟太太说：
「你告诉他们，我没有什么好跟他们谈的。」就这样把客人打发走了。
过了一两天，有一个早晨王先生正在大堂里同四、五个人谈话，听见门铃声。一会儿，王大姐拿着一张名片进来说：
「外面有几位客人要见你。」王先生一看名片，上面写着五个名字：陈见真、江长川、陈崇桂、竺规身、谢永钦。他们大都是从上海来的教会代表，到北京开全国会议的。他们的平均年龄在七十岁以上，所以人们称之为「上海五老」。他们是分乘两辆小轿车来的，他们进了门，车子就停在外面等。王先生知道他们来的目的是要他参加基督教全国会议，就对迟太太说：
「你去告诉他们，我跟他们没有什么话可谈。」
过了一会儿，迟太太回来说：
「江长川说：『如果王先生不愿意见我们，我们愿意见见王太太。』」
王先生就对王太太说：「你去吧！」
王太太在会客室里见到他们。跟他们寒喧了几句之后，江长川会督说：
「日本人组织教团的时候，我们没说王先生的坏话，给他难为。」意思是说，他们并不是跟王先生作对的人。
「你们知道明道的脾气，」王太太对他们说，「他说话不给人留情。如果他见你们，说话说拧了，会叫你们难堪，那就不好了，所以还是不见的好。」
后来外头就传出话来说，「连王明道的妻子都说他脾气不好，你就知道这个人有多难对付了。」更重要的是他们走了以后，就掀起一场风波来说：「『五老』德高望重，年龄都在六、七十岁，王明道才只五十几岁，就敢说不见他们，这是多么狂傲！」因而就对王先生进行攻击，目的是要他赶快认错，承认应该接见。可是王先生认为他不见他们，有充分的理由。
在这次大会上，吴耀宗先生作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总结四年的工作成就有四项：一．中国教会及团体基本上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逐步成为中国信徒自己主持的宗教团体。二．开始肃清基督教内的帝国主义影响。三．全国信徒提高了反帝爱国的认识，参加了各项爱国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四．新中国的教会在爱国爱教的基础上呈现了新生的气氛。然后他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并且提出进一步发展三自革新运动所应进行的工作：
- 号召全国信徒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
- 号召全国信徒，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持久和平。
- 继续在全国信徒同道和教牧人员中进行爱国主义学习，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影响。
- 贯彻自治精神，促进教会内的团结。
- 研究教会自养问题，协助教会完成自养。
- 在互相尊重的原则下，研究自传工作，肃清帝国主义毒素，传扬纯正福音。
- 贯彻爱国主义精神，提倡爱国守法，纯洁教会。
这些工作几乎全是政治性的，没有一点是关乎信徒灵性方面的。
吴先生在这篇报告中特别强调团结。但他所说的团结都是在政治上的团结，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团结（即「合一」）。他说：
「四年来的经验说明了帝国主义无时不在设法毁谤与破坏我们的团结，因此我们就必须以爱教会的心，来爱护全体基督徒的团结，凡是有利于团结的事，我们总要勉力去做，凡是不利于团结的事，我们应当随时指出，并加以改正。
「为了团结，我们应当承认各教会、各宗派、各个神学观点间的区别，确立互相尊重的原则。」这些话的实质，就是要基要派（即福音派）尊重现代派（即不信派）的信仰，与他们和平共处。对于现代派那些假先知、假师傅所传讲的异端之道不能揭露，也不能批评，因为一揭露，一批评，就破坏了团结。既要和不信派搞团结，就不能坚持圣经上「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十四节）的真理。既要搞团结，就要跟假先知虚与委蛇，就不能遵行主耶稣的教导：「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太七章十五节；约贰七至十一节）。基督徒撇开圣经，撇开信仰，去跟不信派的假师傅们搞团结，其结果可想而知，必然是十分严重的。
会议中还举行了控诉大会。由于王先生拒绝接见北京和上海的两批代表，大会特地请出安息日会的单乐天牧师来控诉王明道。安息日会跟其他教会向来是格格不入的，这次大会也把他请了去，作为代表登台控诉。他说：
「我很知道王明道的事。今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是你们大家不知道的。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他给日本人献过铜。他谄媚日本人，帮助日本人。当日本人需要铜，用铜来打中国人的时候，他就领着大家给日本人献铜，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啊！」王先生明白牧师的意思是想堵住他的口，并且告诉他：「你也有把柄在我们手里。现在你若不来参加大会，我们就要追究你以往的事。」王先生没有理他。对这件事，王先生说了这么几句话：
「那不是献铜，那是征铜！北京市长命令每一家市民都要交铜。保、甲长挨家挨户地去送信，告诉人要交多少铜。大户人家、中户人家、小户人家各交多少，都有规定，少一点也不行。市民把铜送去，他们还要拿秤称，秤砣低一点都不行。交了铜以后，就发给你一张小单子，上面印着两个红字「铜品」，要市民把它贴在大门的门框上，不然还得再交。这个单子在会堂门上贴了不少日子，可能单乐天看见过。今天旧事重提，为的是要找把柄来控告我亲日、媚日。
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与会代表、《荒漠甘泉》中文本译者唐守临弟兄去看王先生。适巧他不在家，出去理发了。王太太见到他，就问他说：
「听说与会的代表们今天都去游园了，你怎么没有去？」
「琴还挂在柳树上，我哪儿有心去游园啊！」（诗一三七篇一至二节）他这句话透露了一个有生命的人的心声：中国教会已经被掳了，哪里还有心去游山玩水啊？
会议结束后，发表了一份《告全国同道书》，正式宣布把「三自」原有的名称改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并且成立了它的全国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第十二章 全国会议以后
八月五日晚上，王先生夫妇乘火车到北戴河去了。第二天一早，徐州的王恒心牧师去会堂找王先生，请他在一张反对原子战争的签名单上签名。王先生不在，迟太太接见他，告诉他王先生夫妇都到北戴河去了。于是他对迟太太说：
「那就请你代他签个名吧！」
「我不能代他签。」迟太太说，「签名要由他自己签，我代他签不合适。」
他们所以要王先生签名，是因为大会的会员名册上印有王先生的名字：「王明道 北京基督徒会堂负责人」。可是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如果王先生在上面签了名，那就可以说他去参加会议了。既然迟太太不肯签，他也只好走了。
王先生夫妇在北戴河住了十几天。回来以后看见《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美国人造谣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为什么《大公报》要在这个时候刊登这个消息呢？因为以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八月十四日到达北京访问，并将于十七日上午与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界人士举行座谈。现在刊登出来，为的是叫他们知道王明道依然健在。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陈见真主教就迫不及待地发表谈话说：「外面传说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没有这回事！我去见过他，他仍然在北京，而且很安好。」于是这件事就成了一个把柄，说王明道不肯避谣。
九月廿三日，王先生收到北京市宗教事务处的一个通知，邀请所有不参加三自会的团体，在九月三十日上午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后面的议事厅去开会。这是政府的又一次争取活动。
那天应邀赴会的教会团体计有基督徒会堂、基督徒学生会、基督徒聚会处、香山灵修院、香山恩典院、杨襄城先生的福音堂、彭鸿亮先生的东大地福音堂，以及杨牧师的美以美教会等十一个团体，共一百余人。基督徒会堂出席的人数最多，约二十人，那时的气氛已经相当紧张，基督徒会堂的一位刘姐妹，因为不是教会的执事，没有被邀参加会议。但她很爱王先生，怕王先生被逮捕，就悄悄到公园里去观看动静，直到散了会才放心地回家。
议事厅里的主席台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现任的宗教事务处处长，另一个是未来的宗教事务局局长。会议开始，首先由李处长讲话，劝大家都参加「三自」。讲完以后就问：
「大家有什么话要说，可以随意发言。」
王明道先生第一个站起来，激昂慷慨地讲了大约一个小时，述说他为什么不参加三自会。他说：「我完全不能参加三自会，因为三自会中有人连神都不相信，我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呢？」
李处长当然明白他指的是吴耀宗先生。李处长在谈话中也提到美国人造谣，说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可是王先生对此却没有避谣。王先生说：「北京城里跟我在一个地方的人造谣控诉我，我都没有办法限制他们，何况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我怎么能干涉得了他们，叫他们不造谣呢？」
王先生发言以后，还有好几位相继发言。最后李处长说：「本来我预备请大家在这儿吃午饭，因为今天下午我们还有会，所以就不能留大家了。」这是因为印度尼西来总统苏加诺当天到达北京，政府要在中山公园开欢迎大会。散会时，李处长请大家每人拿一本有关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书回去，这是政府送给赴会的人的。
会议中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当王先生激昂慷慨地讲论他不参加「三自」的理由时，一位与会的老太太主动给王先生倒一杯水传过去，放在王先生跟前。王先生正讲得口渴，拿起杯来，一饮而尽。主持会议的人聚精会神的听着，点燃了一枝香烟，夹在手指间未吸，直至燃尽。而后又点燃了一枝，还是夹在指间未吸，直到燃尽。于是有人写了一句对偶句：「一杯开水饮，两枝纸烟未吸。」用以形容主持会议的人的紧张神情和信徒对王先生的敬爱。
散会的时候已经中午十二点钟了。从香山来参加会议的人赶不回去，王先生就请他们到会堂去吃饭。他们对王先生说：「你今天在会上讲的话，等于给我们开了一次查经会。」
开过这次会以后，政府知道王先生的态度非常坚决，绝对不肯参加「三自」，就另提出一个建议，告诉这些教会的负责人说：「你们既然跟他们不一样，可以不在一起学习。好不好你们另外成立一个学习组织，由政府派人来领导你们学习？」
政府提出新的建议，不参加「三自」的团体当然要作出回应。于是彭鸿亮先生和杨襄城先生召集没有参加「三自」的人去基督徒会堂开会。通知信是由杨襄城先生出面寄发的，以后这就成了他一个很重的罪名。
那天的会议有十几个人参加，由杨襄城先生作主席。他先讲了几句话，然后各人发言，谈自己的看法，最后由王镇牧师作总结。他说：「每个人参加学习，都是以他个人（即市民）的身份参加，不以传道人的身体参加。团体也不以教会的团体参加。」这样，就把李处长的新建议给拒绝了。
争取的办法看来不行，政府就另换了一个办法：召开控诉会，对王先生进行打击，迫使他就范。
十月初，北京市掀起一个控诉王明道的运动，这是单乐天牧师在全国会议上的控诉的延伸。做法是无论哪个团体，凡是有基督徒会堂信徒的，哪怕是一个市民小组，都要展开这个运动，来控诉王明道给日本人献铜。控诉会全是由上面布置下来的，并且派有专人报告王明道献铜，而且讲的话几乎完全一样：「日本人要灭亡中国，他们没有铜，不能造子弹，王明道就给他们献铜，这说明他是亲日派、媚日派。」参加控诉会的基督徒会堂的信徒们都纷纷站起来反驳说：「这不是献铜，是征铜！就像上税一样，非交不可，不交就犯法。不是王明道一个人给日本人交铜，北京的市民，除了讨饭的和外国人以外，谁都得交铜。」
在交通大学的控诉会上，一位教授听了报告以后就站起来，对那个主持会议的秘书说：
「先生，不要再说下去了。我认识王明道，他不会给日本人献铜。他曾抗拒过日本人组织的『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怎么能说他谄媚日本人？你们控诉他，太没道理。」
「我也不晓得这些事的详情。」秘书说，「上面叫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
协和医院也开控诉会，医生、护士、教授都参加了。孙振陆弟兄站起来说：「你们说王明道给日本人献铜，谄媚日本人？王明道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在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始终不肯参加日本人组织的那个『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怎么能说他媚日呢？」孙弟兄很有口才，说话也很有力，对协和的控诉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他发言之后不久，就被调离北京，到长春第二军医大学去了。
此外在道济医院、市民小组，都有人站出来为王先生说话。在西城，还有李再生先生和另一位信徒到市政府去，说：
「搞出这么一个控诉会，说王明道先生给日本人献铜，没有这个事儿。这是征铜！我们都交过铜，只要是住在北京市的市民，哪家都得交铜，怎么能说是王明道先生『献』铜呢？他不只没有献过铜，而且始终不肯参加日本人搞的伪组织。」
控诉会的目的原是要对王先生施加压力，迫使他参加三自会，谁知基督徒会堂的信徒们都敢于站起来反驳，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就不了了之了。
打击的办法仍旧没有奏效，政府就再变更策略：团结已经参加「三自」的，争取除基督徒会堂外那些可以争取，以孤立王明道，使他感到大势已去，不得不来参加。
一九五五年一月下旬，北京市宗教事务处李处长发出请贴，给全市各教会团体负责人，邀请他们在一月廿六日到新桥饭店去聚餐，但基督徒会堂负责人王明道和他的同工石天民没有被邀请。令人不解的是，王先生的同工、基督徒会堂南城布道所负责人杨润民却被邀请了。这里有一段故事，道出那个原因：
一九五四年，北京市民政局向全市各市民团体发出通知，要求他们填写团体之名称、地址、产业、领导人及其成员等等。因为圣经里讲教会只有两种职称，即监督（或称长老）和执事，王先生在填写「教会领导人」时，就只填了这两种人。在「监督」一栏里他填了两个人，即王明道和石天民；在「执事」一栏里却填了十一个人，其中之一就是杨润民。杨先生看了以后很生气，就说：「这是王明道想要开除我，不叫我在基督徒会堂里工作。」于是他跑到宽街基督徒聚会处去讲，后来这个消息传到宗教事务处李处长的耳中。处长以为杨润民跟王明道之间有矛盾，所以这次邀请各教会团体负责人聚会时，就特地邀请了杨润民，而没邀请王明道。其实李处长不晓得，基督徒会堂里反对「三自」最厉害的人，第一个是王明道，第二个就是杨润民。杨先生收到请贴后不但没有去赴宴，而且连个回答也没有，可知他的态度多么强硬。他说：「我才不回答呢！宗教事务处请教会的人吃饭，没存好心，就是想消灭教会。」
不参加「三自」的传道人出席这次聚会的，只有杨襄城先生一个人。基督徒聚会处的人虽说准备去的，但实际没有去。很有趣的是，聚餐的时候李处长说：「现在大家吃饭前要谢恩。」可是谢恩的时候，只有三自会的牧师们留在那里，政府的人都退出去了，等谢过恩再回来，令人啼笑皆非。
当天晚上，基督徒会堂有个特别聚会。王先生在会上重点叙述一九五四年灵战的经过，虽然出席者只有廿五人，但包含的地区却相当广泛，有来自酒泉的，天水的，上海的，洛阳的，天津的，哈尔滨的，保定的，昌黎的，赤峰的和太原的。王先生从一九五零年的基督教访问团讲起，一直讲到一九五四年终。这个见证被带到各地去，使多人得到坚固和帮助，对教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基督、使命与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