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属灵文章

1925-1926年的工作

　　1925与1926年共三次在江浙工作。时间都相当长久。因为那时北京还没有固定的工作。几处家庭聚会都是当我回来便开会，当我出门便停止。灵食季刊也尚未出版。家庭中的情形也不妨碍我的远行。母亲方过六十岁，身体健好。姐姐在一个学校教书。从1925年9月起，有几位圣徒为我家中雇用了一个女仆，代替我服侍母亲。这一切情形都使我可以放心在外面工作。及至1927年出版了灵食季刊，我便不再能太久停留在外面。到了1930年的秋天，北京的聚会改为长久性的以后，北京的工作更增多、也更重要，我每年出外的时间就不容易超过半年了。

　　1925与1926年三次江南的停留，除了作工以外，也学习了许多。我幼年的时候没有受过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信主以后靠着神的恩典在品德上虽然略有进步，在处世作人上知道的事情却实在很少。旅行的时候住在旅舍。被邀请讲道的时候受教会的招待，大多数是住在圣徒家中。会见各种不同的人，遇见各种不同的难题。许多的时候真不知道怎样应付。因此常常觉得无所措手足。幸蒙神的恩典使我处处学习，事事留心。一年半之间在各方面总算有少许的进步。就是根据这种学习来的经验，后来写成了那一册「信徒处世常识」。因此这一年多的时间实在是少半作工，多半学习。感谢神，祂教导我学习了许多宝贵的功课，不但自己得了好处，也能帮助许多别的人。

　　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在讲道上有了进步。我在家中一面作工、一面读圣经的时候，只是注意查考圣经中每卷每章中的话语。有的时候遇见一两节不能明白的经文，一时得不着解释，心中便感到很大的苦闷，甚至因此再不能往下读。我那时认为将来为神作工必须明白全部圣经，必须会讲解全部圣经，因此特别注重圣经中的知识。及至开始作工以后，我看见了群众的需要，也看见了教会的情形，更看见了许多传道的人所分给群众的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我的思想便逐渐在那里变化。我渐渐了解群众最需要的并不是圣经中的知识，乃是需要藉着神的话发生信心，以后再藉着神的话活出圣洁、敬虔、像基督的那种生活来。如果这两件事不能作到，纵使讲道的人把全部圣经都讲得清清楚楚，听道的人也把全部圣经都听得明明白白，也不过是造就出来一群法利赛式的基督徒而已。我那时开始明白一个合用的传道人必须先在圣经上立下坚固的基础，追求一种敬虔圣洁的生活，以后再用心读书，读事，读人；多知道世上一切的罪恶不义，多明白人心的诡诈邪恶，多了解人类的痛苦与需要，多查考社会中的世故和人情，多留意宇宙间种种的现象并事物；这样他才能随时随地照着各人的需要，给他们最适宜的帮助。有了这种觉悟以后，我便多注重斥责世界上和教会中的罪恶，多注重讲到向神悔改、信靠耶稣，也多注重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我清楚明白了一个基督徒无论怎样热心祈祷、用功读经、殷勤聚会、奔跑传道，如果他不能活出像基督的生活来，他不但不能荣耀神，而且还要使神受羞辱。我感谢神，祂使我看见许多信徒确是因着领受这些生活中的教训在德行上有了进步。

　　当我二十一岁在家中开始受磨炼、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一度把许多的书都捆起来预备焚烧。那时我认为除了圣经以外什么书都不必读。过了些时候我感觉到有些与信徒的信仰和德行有益处的书可以读。及至我开始到各地作工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若想要帮助人，领导人，必须先知道他们的需要，知道他们的背景，知道他们的苦痛，知道如何帮助他们解决人生中一切的难题。要明白这一切的事，实在不只需要多读书，还需要明白各样的事，也需要认识各样的人。因此我便提倡「读书，读事，读人；」所以我这二十几年来总是存着一个学习的心去作工。直到今天，我还觉得不明白的事很多，应当学习的事也不少。我从来没有在任何神学院读过书，而我却一直在神所立的神学院中学习，到现在还未曾毕业。我上面说，作工的头两年是一面学习，一面作工，实际上直到今日还是半学习，半作工，不过在头两年中所学习的特别多些就是了。

1927-28年的工作

　　1927年，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年春季开始出版灵食季刊，外面的工作也特别繁忙起来。2月下旬应国内布道会东三省协进部的邀请，往东北十几个地方讲道。2月24日离了北京。乘京奉路车东行，这是我第一次出山海关到东北去。先在开原工作四天，以后在法库四天，沈阳东关六天，新民三天，北镇三天，锦县三天。因为出版第一册灵食季刊，有许多事需要自己经手，所以在3月26日回北京，停留了几天，付印了第一册灵食以后，在4月1日再出关往东北，在营口工作四天，在大连五天，金州五天，旅顺五天，海城四天，辽阳六天。这次原定的行程本来还有南满一处，北满两处，布道会协进部忽然决定下余的三处聚会不开，所以到此截止。5月2日回到沈阳小住三天。5日应营口教会的邀请到那里讲道二十一天。27日回到北京。这次到东北共计在十二个城市工作，除了大连、金川、旅顺三处是信义会以外，其他约九处都是长老会。东北的教会一向是关闭的，大多数在真理上都不清楚，对于救恩的福音更不了解。教会中热诚信主、忠心传道的工人数目很少。各教会、学校、医院等等的事业虽然不少，真正属灵的工作却是少得可怜。在几个地方同一些信徒和传道人谈谈，令人感觉教会荒凉得可怕，使人不敢信那是基督的教会。我作完了工离开东北以后，教会里面对我起了种种不同的反响，有人说听我讲道得了极大的帮助，也有人说我讲道好批评人，好骂人。有些人盼望我再往东北去，也有些人坚决反对再请我去讲道。无论如何，死气沉沉的教会从那时确是被搅动起来了。

　　6、7两个月停留在北京。我家中和潘宅两处的聚会还是照常。每周在潘宅聚会两次，在我家一次。8月9日应邸如春女士的邀请，到北戴河海滨小住半个月。9月15日第二次赴东北工作。这次是应东北长老会的邀请，到九处讲道。计在吉林八天，长春六天，榆树县七天，营口八天，法库九天，新民八天，北镇县六天，锦县八天，沈阳西关八天。九处安排的会都完毕了以后，又被沈阳东关邀往讲道八天，再后应凤城信义会的邀请，到那里作工八天。末后又往新民两天，并在沈阳东关留七天，于次年1月13日回到北京。这次几处的工作比第一次出关在各地讲道的时间长得多，所以能在每次聚会中把圣经中重要的真理多讲一些。因着这些日子的工作，东北的教会很显见的起了极大的变动。以前是大家都在那里不冷不热、糊糊涂涂的过日子。传道人没有重要的真理和信息讲给众人，一般「教友」们也混混沌沌的到时候「作作礼拜」。谁也不去过问还有什么罪应当承认悔改？谁也不用心想一想基督究竟与他们有什么关系？能为他们作什么？谁也不注意他们所信的究竟是什么？及至神的角声一吹响，有些人醒过来了。他们开始看见了自己的罪恶和败坏，开始认识了基督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开始真实归向了祂，信靠了祂，得着了祂所赐的新生命，同时另外一些人没有这种觉悟和认识，没有这种悔改和转变；于是这两种人便很自然的分别出来。在不明白真理的人看来，素日平静无事的教会忽然起了风波，认为我是给教会惹起了纷扰；然而那些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的人却承认这是神在祂的教会中动了善工。1927年是东北教会转变的一年。那年夏天长老会关东大会中曾为邀我到东北讲道的事起过剧烈的争辩。有不少传道人反对我，主张再不可请我去讲道，也有人认为亟需要邀我再去。结果后者得了胜利，所以我才有那年秋季第二次东北之行。感谢神，拣选我，使用我，使我能在这宝贵重大的工作中有分。

　　1928年2月1日应保定西关长老会的约请前往讲道。那天距我被赶逐离开那里已经有七年零二十六天之久。那天我到那里看见一切的情形都与七年以前相差无几，而且那天满地的白雪也与七年前我离开保定的时候相同，独有我内心的情形与我整个的人生与七年前离保定的时候相比，无异换了一个世界。此外还有一点大不相同的，就是七年前被人驱逐、惭愧伤心的离开了那里，那天却被迎接来到那里讲道。因此一到那里心中便发生无限的感慨与谢恩。那时我觉得我所遭遇的有几点很像古时约瑟所遭遇的。神的作为是何等奇妙啊！那次在保定工作八天，以后回到北京。2月17日到溪县工作四天，因患腹泻返回北京。自3月上旬患病，10日卧床不能起来，以后一日比一日转重，到4月中旬方痊愈。5月在北京工作很忙。

　　6月1日应沈阳东关教会联祷团之邀，离京出关，自3日至9日在该处讲道七天，9日晚离沈搭南满路车南下。11日自大连搭海轮往上海，13日过上海，当晚到杭州，在杭小住十几日。7月1日由上海搭海轮往厦门，转往泉州，自6日至15日在闽南为各教会领袖与传道人所开的大会中讲道十天。13日晚餐毕方出食堂，被在院中踢球的一个学生无意中一球踢中腹部，多日以后才得痊愈，因此泉州会毕后原定厦门的工作便不能履约了。17日离泉州过厦门小住，19日晚乘海轮北上，22日到上海，23日到杭州。

　　8月8日在杭州与刘景文小姐结婚。自13日到23日在杭州度市街长老会讲道十四天。31日偕妻离杭到上海，小住数日。9月9日与妻搭轮船往青岛，自13日起在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和济宁路浸信会堂讲道二十一天。10月7日至12日在胶州工作六天。15日偕妻乘海轮离青岛，18日返抵北京。自从与妻回到北京以后，家中便开始发生我绝未曾意料到的苦痛，我尝到了我以前没有尝过的滋味。如果在以前有人告诉我，说我的家中会发生误会分争，我一定会回答他说，在我的家庭中绝不会有这种事。这一切经过我预备以后另写，所以在这里不详细叙述。这长时期的试炼帮助我又明白了许多事理，也增加了我许多经验。

　　1929年1月18日再被邀往保定讲道，在西关长老会六天，又被邀到南关公理会工作六天。2月2日返北京。8日离北京往沈阳，在东关教会讲道八天。以后到大孤山信义会工作三天，到安东信义会工作十天，过凤城留一天，后往营口讲道六天，3月14日回到北京。4月20日再离北京赴东北，在绥中工作三天，锦州七天，兴城四天，沙后所一天。5月9日起在吉林工作七天，以后到盖平工作六天，过营口留半天，25日回到北京。

　　6月27日南下往安徽怀远，自30日至7月7日在夏令灵修会中讲道。8日乘小轮溯淮河上航，到寿县工作五天，17日返回北京。当7月11日我正在寿县工作的时候，小儿天铎生在北京道济医院。8月12日又到沈阳东关讲道半月，以后到大石桥工作八天。9月7日至15日在信义会大会中讲道九天。（地址在凤城县）。19日回到北京。

　　10月1日离京，经津浦、胶济二路往高密。自10月3日起在一高密瑞华浸信会工作十二天，在胶州工作九天。在铺集瑞华浸会年会讲道两天。自30日在青岛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讲道十四天，以后到胶州大辛踵（村名）工作四天，再后往平度工作七天，即墨六天，潍县六天。12月15日回到北京。计1929年共外出工作六次，全年在外约8个月左右。这一年内在外面工作所到的省分是河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五省。

1930年的工作

　　1930年1月7日偕妻与幼儿南下省视岳父母，乘火车经青岛，换船往上海，转往杭州，14日到杭。去岁整年疲劳，到此略得休息。2月1日离杭，过上海、南京，往安徽宿县，4日到宿，工作六天，以后往徐州工作九天，22日返抵上海，在上海两处广东礼拜堂讲道共九天，得机会与真光杂志主编张亦镜先生来往多次。张先生在教会文字工作上曾有过特别的贡献，尤其是在为真理争辩这一点上。我读过他的著作，但不认得他。他在1929年读了灵食季刊，便写信给我，我们就开始有了信函的往来，到这时候彼此才有了观面的交通。不幸这第一次的交通也成了我们在地上最后的交通，因为张先生不久得了病，以后越来越重，回到两广休养，最后病重逝世，我们二人便再没有见面。3月4日由沪返杭，13日偕妻与幼子离杭到沪往苏州。18日离沪乘轮船北上，22日回到北京。

　　4月8日晨离北京东行，9日晚到哈尔滨，在哈讲道八天，以后到黑龙江绥化工作八天，望奎六天。5月6日回哈尔滨小住三天。9日离哈，本预备前往扶馀工作，及至夜间在陶赖昭下火车以后，因为冰雪溶化，汽车停开，不得已改往吉林，在吉工作十二天。27日离吉，次日到沈，当晚与翌晨讲道两次，29日离沈，次日返抵北京。

　　6月10日离京，乘京绥路车往晋北大同，在大同内地会讲道七天。19日乘长途汽车南下，过雁门关。当汽车行近雁门关时，远远看见残破不整的长城。入雁门关，群峰拱立，中间一条窄路，地势绝险。汽车盘旋在山道中，越走越高。到了极高的山顶上，举目远眺，景象万千。到太和岭略停，以后逐渐下行，晚七时到太原。20日由太原到平遥，住两日。23日乘汽车南行，当晚宿霍县，次日到临汾，住两天。28日到新绛，住五天，讲道数次。7月2日乘骡车往城西数十里外山上八宝宫，开传道人夏令灵修会七日，每日在会中讲道。10日离山返新绛，当晚到侯马候车，11日乘汽车往洪洞，在洪洞讲道6日。21日返北京。

　　北京的家庭聚会从1927年秋我第二次往东北工作以后便停止下来。因为我家中地方狭小，容不下那么多的人，潘老太太也迁移了住所，不便于聚会。因此到1930年夏季，北京的家庭聚会停顿已经将近三年之久。从我自山西回来，因为看见各方面的需要便决定在热天的期间先在家中院子里开几次会。聚会的时候把家中所有的椅于都拿出来仍不够座，只好连支搭床铺的板凳也都用上，就是这样，还是有人坐在地上。这样的会一共开了九次，我便外出作工，会又停顿下来。9月15日离京往西北，次日到归绥，在那里开会十一天，28日回到北京。10月1日，与那年春季开始认识的葛嘉先生（Mr. A. Kok）谈话，他听见我家中聚会地址狭窄的情形，便提议请我们到他所租的房子里聚会。我因为与他们夫妇相识已经有九个月之久，知道他们的信仰和人生都与我很相合，经过祷告以后，便接受了他的建议。在10月12日（星期日）下午三时在小报房胡同四号开了第一次的会，那天到会的约有一百五十人。10月19日开过第二次的会以后，我便又外出了。

　　10月20日出关往四平街。预备四平街会毕以后再住别处去。不料方开会两三天，身体便软弱患病，虽然支持着工作下去，但病一日比一日重起来，勉强工作了七天。29日离四平街，次日回到北京。经过了十几日的调治休息，渐渐的痊愈起来，便暂时留在北京工作。11月19日又增加了每星期三的查经班，从这时起每周便有两次定期的聚会。这两次的聚会都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基督徒会堂落成。12月23日往张家口，在协力公会讲道五天，29日返北京。

　　1930年全年外出工作五次，离北京约有6个月之久。所到的省分是安徽、江苏、吉林、黑龙江、山西、绥远、辽宁、察哈尔。

1931年的工作

　　1931年1月13日离北京出关，往吉林省西部扶馀县，15日晚在大风雪中乘长途汽车由陶赖昭到扶，在那里工作十天。以后到哈尔滨工作十二天，到吉林工作十一天，到沈阳工作十一天。3月6日回到北京。

　　3月27日往济南，在济工作六天，以后与齐鲁大学几十位信主的同学往兴隆山聚退修会五天。4月8日返京。那些日子妻身体软弱患病，经医生诊查，系肺部不健，肋膜有水，在这时家中又发生误会。妻的痛转重不能作适宜的疗养，我的心苦痛得不能形容，但因为外面的约会已经到期，不能不前往工作，只得忍着心出行了。

　　5月1日离北京，次日夜间到青岛，在上海路礼拜堂讲道八天。11日经潍县乘汽车往黄县，在黄工作七天。19日晚赴烟台，转往东北，被烟台教会坚留讲道四次。21日乘小轮渡渤海，次日到大连，换乘南满路车北上，经长春、哈尔滨，于24日晨二时到齐齐哈尔，在齐工作十一天。6月4日离齐，乘洮昂路车经洮南、通辽、打虎山，换北宁路车入关，6日到北京。

　　6月27日再往山东，这时因为妻的痛更重，亟需休养。黄县的几位圣徒愿意接她到那里休息，所以送她到黄县小住。先到天津，乘小轮到烟台，再乘汽车转往黄县，30日到黄。我自己在7月2日离黄，经潍县、济南、蚌埠、往怀远，5日到怀。次日开始在那里夏令会中讲道，会共七天。会期中淮河水涨，先上岸，继增高，再后城也被浸入水中，教会的礼拜堂、医院、学校、都在城西的西门冈山上，所以还没有妨碍。每天都看见大批城乡的居民逃到山上来避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水灾的惨状。13日乘帆船离开西门冈。来的时候乘的是汽车，走的时候还是原来的路，却改乘帆船，可以想见水势的浩大。沿途看见房屋树木都浸在水中，深的地方到一丈多。当日下午由蚌埠乘火车北上，因为途中有几日的空闲，顺便到曲阜一游。14日晨在曲阜站下车，换轿车行十八里进城。先游城中孔庙，看见了孔子手植的桧树、孔宅故井、藏经鲁壁，大成殿，大成殿前的石柱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又参观了碑林。以后又游半毁于炮火的颜庙。最后出北门游孔林、孔墓。次日北上过泰安，在浸信会讲道三次，复乘车过济南，东行经潍县，回黄县，因为沿途劳累，天气炎热，病了几天。

　　从7月21日起，在黄县工作了十几天。8月7日离黄往烟台，在烟台讲道十五天。25日乘小轮到天津，换车返京。在京停留了一个半月。10月10日再往山东。由天津乘轮船往烟台，13日到蓬莱，自当日起在那里工作八天。21日回到黄县，小住两日，24日往掖县工作八天。31日妻携小儿由黄来掖。11月2日偕妻与子离掖县，乘汽车赴潍县，换胶济车到益都，住一夜，次日讲道两次，下午便离益都到济南，在商埠中华基督教会工作八天。11月13日离济南住滕县，在华北神学院工作十一天。25日离滕，过武进，小住二日。28日与妻携子到杭州岳父家。这时候妻的病因着在黄县几个月的休养已经见好了不少，就决定暂不北返，在杭多休养一些日子。这时候我因着多日的疲劳患起扁桃腺炎来，病了半个多月才转好。12月18日只身离杭，到沪小住三日，21日乘车北上，23日到北京。计1931年全年外出五次。在外约有8个月之久。所到的省分有吉林、辽宁、山东、黑龙江、安徽、浙江。这一年中妻患重病，在家庭中忍受看严重的试炼，我的心中也受到相当的痛苦。幸而妻的痛到年底已经转好。

1932年的工作

　　1932年1月在北京除了每周家庭聚会以外，还被邀在亚斯利堂讲道一周，在道济医院讲道一周。2月8日离北京到鲁西济宁，在浸信会工作八天。20日到海州，在海州工作十一天。3月6日起在扬州工作十二天。21日返京，在京只停留了十几天。4月8日又离京经济南、潍县往黄县，自12日起在华北浸信会神学院作短期讲课十六天。30日往烟台，讲道三天。5月6日乘汽车往潍县，换乘火车往济南，南下往南京，换乘长江轮船西上，10日到汉口。11日上午因为候车得半日暇时，到武昌，登蛇山，游黄鹤楼。下午乘粤汉路车南下往长沙。次晨过汨罗江时，想起三闾大夫屈原的故事。十时到长沙。在长沙一共停留十七天，每日午前先后在长沙圣经学校、循道会、长老会、内地会等处讲道。每日午后在东牌楼循道会对全城信徒讲道。会期中间休息一天，游岳麓山。30日离长沙返汉口，次日乘京汉路车北上，6月3日到北京。

　　6月17日离北京，次日到郑州，19日在郑讲道毕，乘陇海路车到开封，工作七天。28日离开封，往尉氏县乡间张市镇。路过历史名地、中国四大镇之一的朱仙镇。镇已凋敝不堪，徒有其名，镇内尚有岳庙，建筑壮丽。在张市讲道六天，7月3日晚返开封。次日往郑州，在郑州讲道七天。12日北上，次日到北京。

　　8月7日离北京往牯岭，乘京汉路车，到邯郸站的时候因为路轨被水冲毁，原车折回北京。次日改道津浦线南下。10日由南京搭江轮西行，12日到九江，登庐山，到牯岭灵修会所。自当晚起在灵修会讲道十天。23日会毕由原路北返，26日到北京。

　　9月下旬应广州浸信会的邀请，南下赴粤工作。21日乘京沪通车往上海，24日到杭州。会见一别九个多月的妻与子，在杭小住二日。28日由上海搭乘芝巴达号轮船往香港。30日船到台湾基隆港上货。因为上海有虎疫，搭客不准登岸，只得在船上远眺山港美景。10月3日到香港。当日乘港九路车往广州。在广州停留一个月零六天。先后在培正中学、培道女中、水母湾兴华教会、浸信会广肇联合灵修会、东山浸信会、八约礼拜堂、河南堑口浸信会、培贤女子神道学校，基督徒灵修院等处工作，11月9日离广州往香港，在坚道浸信会讲道九天，最后两天患头晕病很重。19日离香港搭轮船往澳门，在澳门浸信会讲道三天。澳门地方不大，但有五多：赌局多，烟馆多，当铺多，妓楼多，白鸽票店多。真可说是诸罪丛薮，众恶聚处。市内有两处有历史价值的地方：一处是十七世纪初年所建筑的一座罗马教堂的遗迹。这座大教堂在多年以前被火焚毁，但正面的墙壁和刻像仍然完好，墙壁顶上竖立着的一个十字架也没有损坏。柱石上刻有1602字样。可知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另一处是新教教会第一位到中国来的传道士马礼逊先生的坟墓，墓在基督教坟场（Protestant Church and Cemetery）园中 。墓上只有很简单的一块石碑 ，上面用英文刻着「罗伯特马礼逊，第一位到中国的新教宣教士 Robert Morrison,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to China」字样。22日返香港，次日乘法国邮船Aramis回上海，26日到沪。28日回到杭州，在杭小住半月。12月13日偕妻与子离杭过沪北上，16日抵京。从妻离京到黄县与杭州养病，到回北京，已经将近一年半之久了。妻的体健已经大见好转，我自己这半年多却屡次患头晕，经医生诊查，说是血压过低，又患贫血。12月下旬左眼患虹膜炎，几乎失了明，到次年1月下旬才完全痊愈。

　　计1932年全年外出共五次，在外有七个半月。所到的省分有山东、江苏、湖南、河南、江西、广东、浙江几省。这一年的9月中旬老友陈子诰先生因脑溢血在天津逝世。我与陈兄相交有十六、七年之久。我们最初相识的时候我不过只有十五、六岁。他看我是一个热心有希望的青年，我敬重他的道德学识。我们虽然平日相离几百里路，很少有机会见面，在灵中却是知心的好友。当我为要受浸在保定被逐出校以后，他是第一个了解我的人，也是第一个向人为我作见证的人。可惜在他逝世以前的几年信心不坚，工作也失去了目标和能力，心中多有怀疑和苦痛。当他逝世以前不多些日子曾两次到北京，亲口告诉我这些事。我也恳切劝告他应当向神求复兴，不可再这样拖延下去。7月底他还在我家住了三天。9月13日晚间九时半，他离开我家中的时候还说希望不久见面，谁想到就那样别离了。当我10月4日在广州工作的时候才得着他去世的消息，那一夜就没有睡多少时候，以后接连看几天精神不能正常，一方面想念老友，另一方面因为在他刚逝世以后竟没有得着半点消息，以致未能前往送殡，引为一件极大的憾事。在主里彼此知心、能够互相扶助的好友是神珍贵的恩赐，忽然失去了一个，焉能不心中痛苦呢？

1933年的工作

　　1933年的春季，北京的工作有了新的开展。因为我在广东的时候，宋尚节先生来北京讲道，有许多人悔改信主，也有许多信徒得了复兴。他在临走以前介绍信徒到我们的地方来聚会。及至我从广东回来以后，便发现我们聚会的地方已经感觉太小。不久借到隆福寺街五号社交堂的房子，从2月19日移到那里聚会。4月23日又移到新租的前炒面胡同甲二十三号的房子里聚会。那所房子后院是五间北房，拆通了可以坐到将近二百人，院子里还可以容纳一百人上下。聚会既有了较为宽大合适的地方，到会的人数也增加到三百人左右。每周聚会次数也由二次增至四次。

　　4月1日到7日在济南齐鲁大学学生中间作工七天，以后回北京。5月3日又离北京南行，过南京、镇江、往江苏泰县作工八天，在扬州讲道七天，在镇江领会七天，6月1日回到北京。10日我们中间第一次受浸的六位圣徒在西郊颐和园外的河中受浸。6月16日再外出往河南郑州，在浸信会工作八天。26日离郑东行，经徐州、蚌埠，往怀远，在学生夏令会中讲道七天。后往宿县，在宿工作六天。7月10日离宿县北上，11日到沧县，拜谒老友陈子诰兄的老母亲，次日去看子诰兄的坟墓，并在沧讲道一次，当晚到天津小住两天，14日返抵北京。7月30日到8月13日在北京开第一次夏令讲道会半个月。此后每年夏季都有十天或半个月的聚会。

　　这年春季有一个可笑的谣传，说我在南京一个礼拜堂中讲道的时候忽然患病，跌在讲台上便断了气。这个谣传似乎是从山东起始，往北过了渤海，传到辽宁、吉林、黑龙江，往南传到河南、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华中的各省。有许多人从各处写信来讯问这件事。有一些人写信给灵食季刊社，又有一些人写信给我的妻子，讯问我健康的情形如何，请给他们一封回信。有些人在信中说听见我去世的消息，讯问是否真确。一位弟兄从沈阳拍电报给北京一位弟兄，电文说，「王明道死，确否？电复。」有一位弟兄寄来一张支票给我的妻子，作为给我治丧的赙仪。有一位弟兄写信来安慰我的母亲，并且请她把我去世的详情写给他，因为他们预备在哈尔滨给我开追悼会。烟台一位姊妹写信给北京一位姊妹，说她听说我跌死在讲台上，请她来到我家打听这件事。过了一两天，她又来第二封信，述说她先听见的是谣传，后来听见了真情，乃是跌在讲台上昏了过去，不久又苏醒过来了。一位弟兄听见这个消息，把我从前送给他的像片挂在墙上，看着像片哭。一位姊妹赶快搜集旧存的灵食季刊和我给她的几封信，把它们收藏起来说，「好好收着这些东西罢，今后再听不见王明道讲道了。」又有一对夫妇听见这个消息一天没有好好吃饭。这几件事都是后来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亲自告诉我的。还有许多人为我的母亲和我的妻子祷告，求神安慰她们。另有几位圣徒在那里筹划怎样赡养我的老母、寡妻、和幼子。这一年中所听见的可笑的消息多极了。没有人能在生前知道他死后的情形。那一年我竟有这样一个好机会能知道一些，这真是很难得的经验，也更使我知道事奉神真是上算的事 。

　　8月23日应美以美会妇女传道会的邀请到天津讲道五天。9月2日岳父母由杭州来北京，小住十八天，20日南返。北京的工作自从移到新租的房子里聚会，便日见繁忙起来。10月应东北信义会的邀请，往普兰店信义会大会讲道。九日离北京到塘沽，十日由塘乘轮船东行，次日清晨到大连。11日往普兰店，当日开始讲道一共八天。19日到金州讲道三天，以后到大连三天，旅顺三天。28日到营口讲道六天。11月4日到沈阳工作八天，离沈后到吉林讲道六天。以后过长春、沈阳，稍作勾留；24日回到北京。12月1日又往山东，经济南到青州，在青州工作十天。回来的时候到济南，与齐鲁大学信主的几十位同学聚会一日。14日到北京。

　　1933年一共外出工作六次，在外面有四个半月。所到的省分有山东、江苏、河南、安徽、河北、辽宁、吉林。本年中北京的工作移到自租的房子里聚会，开始有人受浸，工作也特别进展。因此也就使外出工作的机会减少了。

1934年的工作

　　1934年北京的工作更加繁忙。2月下旬应上海清心堂的邀请，23日南下，从25日起在清心堂讲道十二天。会毕到杭州小住四天，3月16日回北京。31日往济南，自4月1日起在南关讲道九天，以后到周村工作九天。20日到泰安，休息了几天，23日登东岳泰山游览。从25日起在泰安讲道九天。5月6日起在潍县讲道九天。15日返济南讲道两次。18日回到北京。由济南回北京路过天津的时候，有天津基督徒布道团的负责人十几位到车站接洽，要求从速到津开会。因此回北京的次日便又往天津，在天津讲道十四天。这十四天的会因为布道团没有固定的地方，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开的。6月4日回到北京。

　　6月21日乘京汉路车往河北顺德工作八天，自7月1日起在山西平定讲道八天，10日回北京。14日又往天津工作两天，17日到北戴河海滨。因为多日工作疲劳，许多圣徒劝我休息几天，才勉强挪出几天的时间。在那里住了十天，每日与几位素识的圣徒谈谈话，读读经，学游泳对体健确是有不少补益。27日回到天津，讲了一次道，次日回北京。

　　8月1日在北京开第二次夏令讲道会十四天。15日偕妻往上海，因为岳父患胃癌，病重需作手术治疗，恐怕有危险，来信希望妻去看视。17日到上海，岳父在红十字会医院割治，已经瘦弱不堪，十分痛苦。8月20日在浸会庄夏令会中讲道十天。25日岳父由全家护送回杭州。31日起在守真堂讲道十天。岳父于9月4日在杭州逝世。我当日赶到，次日亲视入殓。但因为上海的会不能中止，所以在岳父入殓以后又赶回上海领会。那时回想我在九年多以前在这个地方认识了这位敬虔可爱的老人，心中便发生无限的感慨！回上海的时候本预备再返杭州送殡，但因为工作的紧急和会众的需要，竟不能不忍痛留沪继续开会，以致不能亲身送这位老人入土。为在神的工作上尽忠，便不能尽孝。其实如果这位老人在世的时候，我若拿这种困难去向他请教，他一定会告诉我说，「只管继续讲道，不必回来照料我的后事。」想到这里，我就心中稍得宽慰，不觉得是什么重大的遗憾了！守真堂会毕，于9月11日返杭，到岳父的墓地看视，想到老人待我的慈爱，我不能不哭泣了。12日到海宁观潮，以后又在杭州住了几天。19日与妻北上，过济南下车讲道两天，25日到天津住两天，27日到北京。29日再往天津工作五天，10月4日回北京。

　　10月14日又离北京南下，17日由上海乘杰斐孙总统号轮船往香港，20日到港，当日乘广九路车到广州，在东山浸信会堂讲道十二天。11月2日乘江轮溯西江西行，次日到广西梧州，自4日到13日在梧州工作十天。14日有桂林浸信会的包君从桂林开汽车来接我到那里去。领完早会便起行，过勾漏山，看见极美丽的山景。当晚住在贵县，次日晚住在柳州。第三日过阳朔县，看见更美丽的山景。广大的原野中矗立着无数挺拔陡峭的山峰，具有种种不同的形状。最奇特的是那些山峰大部分都是岩石构成，有的直立像柱子，有的上面微尖像竹笋，有的像兽蹲伏，有的像人站立，与我们平日在各处所看见的山岭大不相同。这些山虽然大部分是岩石构成，可是上面却长满了茂草与树木，乘汽车驶行在这个地方，宛如身在画中，真令人流连不忍离去。三天的旅行过江达十次左右。江上没有桥，汽车需要上渡船，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每次渡江要费一二小时之久。16日晚间天已大黑才到达桂林。三天一共走了一千五百多里。

　　自11月17日起在桂林讲道十天。自梧州到桂林往返需要六天的行程，开汽车接我的人需要走两个往返，共十二天的行程，六千里的长途，还要消耗大量汽油，为这十天的讲道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住在交通便利的城市中的信徒常得机会听道，也许从来不会想到这是神多么大的恩惠！在桂林的时候每日讲道两次。休息的时间承那里弟兄们的厚意，邀请游览独秀峰、叠彩山、象鼻山、七星岩山洞，洞既大又深，两个向导拿着火炬领路，洞里遍布石钟乳，结成各种奇形怪状，不亲自游过的实在不容易想像这种瑰丽的美景。走四十多分钟才从洞的另一端出来。又游览桂山、隐山六洞、伏波山、象山、水月洞、虞山、韶音洞。「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确实一点不错。杭州有一座「飞来峰」，就使游西湖的人啧啧称道，广西境内不知道有多少「飞来峰」呢！

　　27日离桂林，当晚住柳州。次日到贵县，包君得家中电报，促他急返桂林。我于29日改乘长途客车前行，当晚到郁林，住在郁林酒店。（两广称旅馆写酒店，并不是卖酒的店铺。）不料这个旅馆竟是一所半娼寮、半旅馆的营业。这一晚的停留实在苦不可言。30日启行，途中汽车过桥遇险，因为工人正在修桥，看见汽车来到，便把木板浮摆在桥上，汽车把木板震起来，车的一个后轮掉在桥孔里，撞伤一个旅客的面部，我的左耳只受了一点轻伤，晚间平安到了梧州。12月1日在梧州讲道两天，下午乘江轮东下，翌晨到三水，换乘广三路火车到广州，再换广九路车，下午四时许到香港。晚七时半在香港浸信会讲道，以后继续讲道十一天，再后又在九龙诸圣堂讲道两天。十六日乘法国邮船Ander Lebon号北上，19日到上海，去杭州住一日，以后北上，24日到北京。这次外出一共七十多天，往返约二万里路。两广的天气还是像北方夏秋之交，遍地是绿草红花，穿的最多的时候不过是一层袷衣。一到北方已经是草木枯凋、一片黄沙、冰雪遍地、棉衣不暖了。

　　1934年全年一共外出七次，在外边有七个半月。所到的省分有江苏、山东、河北、山西、广东、广西。这一年头晕的痛渐渐痊愈，却又换了胃痛的病。一年之内接连犯了好几次。吃的东西稍不适宜，便胃痛发作，有时痛得忍受不住，在床上辊来辗去。

　　「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一7-8）

　　「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一17-19）

　　坚城、铁柱、铜墙，都是坚硬的东西。都是人力所难摧毁的东西。一个人若往这几样东西上撞，只有他自己受损伤，他却损伤不了这些东西。神立耶利米作先知，吩咐他去为神传话，去责备犹大人的罪恶，在那些怙恶不悛的犹大人看来，耶利米明明是与他们为敌，与他们作对。这些人不只是平民，而且有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这些人是有权柄的、有地位的、有势力的。耶利米与他们反对，从人眼中看来，无异乎以卵击石，自取祸败。但因为神差遣了他，使他作坚城、铁柱、铜墙，所以他们要攻击他，却不能胜他。他们攻击他，正像以血肉之躯去撞坚城、铁柱、铜墙一样，因为神对耶利米说，「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听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这几句话，我们可以说耶利米就是神的代表、神的使者和神的口。神自己不到民众那里去，祂差遣耶利米去作祂的代表，作祂的使者。神自己不发声对民众说话，祂立耶利米作祂的口，替祂说话。悖逆的百姓不乐意听神的话，因此他们要攻击耶利米。但神既设立他作神的使者和神的口，神自然要保守他，拯救他。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耶利米虽然几次面临危险，到底没有遭遇仇敌的毒手。作神的先知是最荣耀的事，也是最艰难危险的事，同时又是最安全稳妥的事。为神拣选、被神设立、作祂的代表和祂的口的人有福了。

　　我感谢神，祂把祂交付耶利米的使命交付了我。祂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吩咐我去说祂要我说的话。祂看见了教会的腐败黑暗与世界上的情形相差无几，祂便差遣我去向世人发呼声，也差遣我向教会发呼声。祂吩咐我把世界与教会中的黑暗、腐败、邪恶、不义都宣布出来，并且招呼他们急速悔改。祂也使我从各方面看见了世界与教会中的种种罪恶和那些可僧可耻的事。当我要去替祂说话以前，我感到恐惧胆怯。我知道若是毫不留情的责备罪恶，势必招来恶人的反对攻击。当我这样作的时候，也果真遭遇了这种攻击。我也有多次胆怯畏缩，想要闭口不言，但我忍受不住。我经验过了耶利米的苦处：「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祂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二十8-9）说了便遭遇人的反对讥笑，不说心中又忍受不了。结果还是必须去说。感谢神，祂使我越说胆量越大，勇气越增，能力也越加添。祂使我成为「坚城、铁柱、铜墙。」祂对耶利米所说的话，「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安慰了我，也坚固了我。就凭着神的这些应许，我放胆斥责了世界的种种罪恶和教会中许多背道的事。不论是世上有金钱势力的人，或是教会中有声望地位的人，我都毫无顾忌的责备他们，劝他们悔改，劝他们离弃他们所行的恶道，劝他们归向神。

　　今日的教会中不但充满了许多罪恶和背道的事，而且教会的领袖对这些事都是讳莫如深。教会的领袖们对他们同人的恶行也照多年官场中「官官相护」的作风，彼此代为遮盖掩饰。如果有不信的人指责教会中的罪恶，传道的人便说那个人抵挡真道，与神为敌。如果有信徒指责教会中的罪恶，传道的人便说这个信徒骄傲自大，批评论断弟兄，失去了爱心。教会中有罪恶还不是最可悲的事，最可悲的事便是教会中的领袖对于他们本身和教会的罪恶不但不承认悔改，而且文过饰非，乃为遮盖。在这种情形当中，忽然有人起来放胆直言，大声疾呼，把一般教会的领袖们所不愿说、不肯说、不敢说的那些教会中的腐败黑暗和传道人与信徒的劣迹恶行都宣布出来，焉能不招来他们的仇视和反对呢？

　　按人事说，一个人若这样毫不留情的斥责教会的罪恶，一定要到处遭遇排斥和反对了。不过神要使用一个人，给他开了门，便没有人能关。加以教会虽然腐败，但多数的教会中仍有敬畏神的人和为教会的罪恶叹息痛心的人。因为有这两个缘故，我所传的信息虽然惹恼了许多怙恶不悛的传道人和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但工作的门仍是到处大大敞开。二十四年之久，神引领我走过全国二十八省中的二十四省，在三十多个不同的宗派中讲过道。我每次被邀到一个教会中讲道，都准备只去这一次。那就是说，不论听众喜欢听或不喜欢听，我必须把神要我传的警告和祂所要我说的话都告诉他们。如果惹起他们的怒气，他们必定不再给我去第二次。当然我不是故意去惹他们的怒气。神绝不喜悦我们存着挑战的心去攻击别人。我所以这样毫不留情的斥责罪恶和背道的事，是因为我看见这些事便疾首痛心，不能忍受；另一个缘故是因为神的使命临到了我。我深知道如果我不这样去讲，我便有祸了。我宁可遭遇人的反对攻击，也不愿意招来神的震怒。说来也真希奇，我到许多地方去讲道，本来就预备只去一次，不料他们竟请我去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第五次。这证明了各地教会中还有不少敬畏神的人乐意去领受神的呼声。当然也有一些教会听我讲了一次道以后便起了极大的反感，看我好似毒蛇瘟疫一般。他们对我所下的评语不外乎「骄傲自大，是己非人。」或说我「喜好批评论断，揭发别人的短处。」最普遍的评语就是「王明道一讲道就骂人。」其实他们所说的骂人，就是说我责备许多人的罪恶和不义。如果我们展开圣经去读，我们便发现古代的先知都曾这样责备过人，而且他们责备的比我更加严厉。就是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也曾这样毫不留情的斥责人的罪恶，我们若仔细读一遍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便知道我所说的是真实的了。

　　有一些为神作工的人本身是敬虔的人。他们看见了世界上和教会中间那许多的罪恶，也感到疾首痛心，他们却不敢直言无隐的把这些罪恶都说出来，他们更不敢责备这些犯罪的人。原因就是他们怕得罪人，怕触犯人。也就是因为他们怕得罪人，所以他们才得不着人。只有那些不怕得罪人的人才真能得人。我们毫不留情的用爱心责备人，那些人若不肯接受，必定要因此恨恶我们，仇视我们，与我们为敌。但那些人受了我们的责备，若在神面前痛心悔改，他们必定十分感激我们，敬爱我们，成为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我感谢神，因着这二十多年的工作，我在北京和各省得了一些真挚亲爱的朋友，也树了不少对我咬牙切齿的仇敌，那些人不惜用最恶劣的言语批评我，毁谤我，攻击我，正像那些爱我的人不惜为我舍弃一切一样。我在两次患重病的时期中，看见许多圣徒那样对我关心，听见我的痛减轻一些，就喜得眉飞色舞，听见我的痛转重一些，就愁得短叹长吁。有些圣徒清早起来，就急忙跑来讯问一下我的痛状，然后回去作他们的事工。他们尽他们所有的力量帮助我，想使我快些痊愈。只要我说出一样想要吃的东西，他们不惜跑多远的路，出多大的代价，去给我买了来。记得有一次我在济南患极重的泻泄。有人送给我两瓶崂山矿水，我在病中喝了觉得很好。一位弟兄听说这个消息以后，赶快去买。他走过了许多商店以后，才从一家买到他们所仅有的六瓶。六瓶矿水不是什么大不得了的东西，那位弟兄的热情和真挚的爱却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我的经验告诉我说，只有用诚心待人、敢向人进责备规劝的诤言的人才能得着真实的朋友。作神家中忠心的仆人，作勇敢为神说话的先知，虽然不免受许多痛苦、逼迫、误会、毁谤，但他们从神所得的赏赐却比这些更多。除了在天上他们要得大赏赐以外，在世上他们也要得着许多真诚爱他们的人。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话，「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太十九29）。神的仆人若怕得罪人，不敢把神要他们说的话都说出来，不但群众要受损失，连他们自己也要受极大的损失。

　　今日世上那些不信的人需要听神的警告和呼召，今日的教会也同样的需要。神给我一种使命，吩咐我对教会外面的人传福音，领他们信主；祂也给我一种使命，吩咐我招呼教会里面的人悔改离开恶道。今日大多数的教会实在是可怜到了极点。许多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礼拜堂在那里矗立着。里面有着良好的设备、舒适的座位、悠扬的琴声、音调和谐的唱诗班、钢制的十字架、雪白的蜡烛，「牧师」穿了黑色的礼服，佩着美丽的长带子，念着精装的公祷书，作着词句优美的「说教」，「教友」们肃敬立着唱诗，安静坐着听讲，伸出手来把钞票放在捐钱口袋里面。这些在神的眼中看来，却像一个失去蛋黄和蛋白的蛋壳一样。有人喜欢吃生鸡蛋，他们用针在鸡蛋的两端扎两个小孔，留一个孔进空气，把嘴对看另一个孔用力吮吸，直到蛋黄和蛋白都吸尽，以后把这个空了的蛋壳再放在盘子里。从外面看来，仍是一个完整的鸡蛋，实际却是只剩下了一个毫无用处的蛋壳。今日世上许多的教会也是如此。只有神的眼睛和那些明白神的心意的人的眼睛能看明白今日教会的空虚。教会只有外面的那些东西，但神向教会所要的圣洁、公义、诚实、慈爱、信心、盼望，都早已宣告破产。教会中的领袖为虚荣服务，教会中的工人为薪金传道。大多数的「教友」加入教会，若不是因为别有希图，便是随声附和。传道人为要多收教友，好增加教会的捐款和名册上的人数，不惜大量的收容各色各样的人加入教会，并不详细查考他们的信仰如何，生命如何，品德如何。在这种情形之下，教会中便充满了虚伪、欺诈、谎言、假面、贪婪、私弊、倾轧、排挤、仇恨、嫉妒、结党、分争、淫乱、污秽、以及种种可憎可耻的事。世界上种种的罪恶，教会中不但样样都有，而且还另外加上两样大罪，就是明知故犯和假冒为善。许多不信的人就因为看见教会中这一切的罪恶，不但不能信主，而且还亵渎神的名。许多幼稚软弱的信徒就因为发现教会中这一切腐败和黑暗，以致绊跌仆倒，失去信心。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因为看见圣殿中有卖牛、羊、鸽子的，和兑换银钱的，便大发义怒，用绳子作鞭子把牛羊赶出殿去，又推翻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如果祂今日再来到地上的教会中，我不知道祂所发的怒气比那时要加几倍！

　　不用提一般的信徒，只看看那些传道人罢。好的固然不能说没有，但大多数都是以传道为养生的工具，以玛门代替了神；看见财物便把信仰和真理完全丢在背后；为得财物不惜说谎，不惜欺骗，不惜舞弊，不惜营私；为得财物与同人争吵凶殴，与亲友法庭相见，不但不顾神，不顾信仰，不顾良心，就连脸面也不顾；在富贵的人面前胁肩谄笑，丑态百出，不惜奴颜婢膝，摇尾乞怜。每逢有一两位在社会中有地位、有金钱的人到教会里来，那些传道的人对这些人所表现的态度，真令人为他们羞得面红耳赤，他们自己却在那里得意洋洋。再看许多传道的人奔走于贵人的门前，匍匐在富者的阶下，谄媚官僚，巴结财主；甲有了钱财势力就捧甲，乙得了地位尊荣就捧乙，丙上了台再向丙献殷勤，丁走了好运再去高举丁。近些年来国内有一些贪污腐化到极点的官僚，只因为他们有金钱势力，又在教会里受过一次洗，便被教会看作稀世之珍，请他们作董事，请他们题字，请他们演讲，同他们募捐。旁观的人已经因此把教会看得一文不值，当事的人却以为这是无上的光荣。传道的人不顾节操廉耻到这种地步，焉能不使神受极大的羞辱呢？

　　我们常听见不信的人称传道人为「洋和尚」。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侮辱传道人的话。但如果我们详细观察一下许多传道人的生活和工作，便觉得这种说法并不是毫无理由的。许多传道人没有奉神的差遣，没有从神来的使命，不能大声疾呼、招呼犯罪的人离开他们的罪恶，叫他们逃避神的震怒，不能把福音传给人，不能把人心灵中所需要的东西分给他们，不能把人从黑暗痛苦中救拔出来，不能使痛苦的人得解救，不能使伤心的人得安慰，不能把人当走的正路指示他们，不能作众人的导师，不能作群羊的牧者，只是敷衍了事，主领几次聚会，讲一些不关痛痒的道理，到时候从教会支取一些月薪，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与和尚在佛堂里敲敲木鱼，宣宣佛号，从施主手中得些布施，到办丧事的人家中念念经，超度一下「亡魂」，以后取得一笔念经费去维持生活，有什么分别？如果传道的人不能对人类、对教会有真实的贡献，只是藉着传道去维持生活，这种人不但不能称为神的仆人，而且适足以称为社会中的蠹虫。世界上有他们也不多什么，没有他们也不少什么。我们希望这种传道人快些辞去传道的工，去找个职业作，还不失为一个在世上有用处的人。如果他们再这样弄下去，被不信的人称为「洋和尚」倒是小事，在神的面前要受神的斥责，那才是一件严重的事呢！

　　在西国人主持的教会中另有一种可哭的现象。西国传道人既掌握着经济的全权，许多人便竭力迎合他们的心理，借此可得一些好处。中国传道人只要能讨得西国传道人的欢心，便不愁保不住自己的地盘。说来也真希奇，越是假冒为善、口是心非、擅长谄媚逢迎的小人，越能博得西国人的欢心。那些梗直忠实、不曾逢迎、不屑于献媚乞怜的正人，最不易得西国人的任用。结果是什么呢？有品格、有节操的人不是被排挤下去，便是洁身远引。教会中所留下的只是一些奸妄小人。他们一面在西国人面前曲意奉承，一面在信徒面前作威作福。这般人在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已经弄得信用破产，人格扫地，正像社会中那些贪污的官吏一样。但西国人都一意信任他们，倚重他们，看他们为最忠实的同工。若有人对西国人进些规劝提醒的话，西国人立时便说这个人是嫉妒他们，给他们说坏话。有些西国人受着这种小人的玩弄，到死都不醒悟。在我国内西国人主持的教会里多数都有这种情形。

　　在教会中作领袖的人既是这样腐败邪恶，一般信徒们自然更难希望比他们好多少。这种情形不止几处教会，不止几个地方的教会，也不止几个宗派，全国的教会中多数都是这种情形。我是从小就在教会的环境里长起来的，又在教会的学校里读了十年书，我认识了北京各教会里面不少的传道人和「教友」，我更深知道北京各教会的情形。从我在二十多年前开始到各地教会中去作工以后，我更看见了全国各处教会的情形。如果我把我所见所闻各处教会里的丑恶的事实记述下来，可以印成一本小书。在神面前我不敢说一句谎言。这些情形不用说一个敬畏神的人看不下去，就连不信主的人当中那些比较有品格、有道德的人看见，也会疾首痛心的。教会在世上的见证是这样不良，我们怎能希望福音广传呢？

　　教会腐败到这种地步，原因固然不止一个，但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教会中有许多未曾信主的人被接纳进来。以我这二十多年在全国各处详细观察的结果，我敢确实的说全国的「基督徒」中真实悔改信主得了生命的人绝没有一半。如果能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我就认为是不少了。当然这是一个平均的数目。有些教会的根基立得好，传道的人也忠心，这种教会中真实信主的分子自然就比较多。若是教会的根基立得不好，传道人不忠心，那个教会里的假信徒自然就特别多。说起来真可叹，有些教会里面虽然有许多「教友」，但真实信主有生命的信徒少得令人不能相信。我说的并不是推测的话，乃是我多次亲自证实过的。这种教会根本就不是教会，不过是伪善份子的集团罢了。这种教会不可救药，属神的人只有从其中出来。

　　我们若详细分析一下各处基督徒加入教会的动机和经过，便知道情形复杂得很。福音传开了，各地都有少数因听道受感、悔改信主的人，但同时还有更多的人因为别的动机而加入教会。其中有些人是为希冀得着金钱的济助、或其他物质方面的好处。有些人是为在教会或教会附设的事业里谋得饭碗，或是为要保持自己在教会中已经获得的地盘。有些人是为要同信主的异性人结婚。有些人是为要讨信主的上司或主人的欢心。有些人是为要作教会中的买卖，有些人是为要敷衍信主的亲友的面子。有些人是为要获得教会里的资助好去读书。有些人是为要托信主的亲友寻觅职业。有些人是为要从基督徒得些周济。有些人是为要在教会里交交朋友，出出风头，在唱诗班里唱唱诗，在圣乐队里奏奏乐。还有些人是因为顺从父母的命令，虽然自己不信，但不愿意违背双亲的心意。还有些人在无知无识、还作小孩子的时候就被父母抱到礼拜堂里受了洗。另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加入了教会。平常我们听见人说全国有几十万基督徒，上文所说的这种种的人实在占了大多数。调查表里的数目只是在教会里受洗和受浸的人的数目，并不是基督徒的数目。只有诚心悔改、信主耶稣、得了新生命的人才是真基督徒，其他加入教会的人只好称为「教友」而已。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知道全国有多少基督徒，不但准确的数目没有人知道，就连大概的数目也没有人知道。因为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今日不只需要对教会外面的人传福音，领他们信主，我们照样需要对教会里面的许多人传福音，领他们信主。对教会外面的人传福音怎样常遭遇反对和逼迫，对教会里面的人传福音也照样会常遭遇反对和逼迫。

　　许多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加入了教会的人都是基督徒，不过有热心与不热心的分别而已。其实主要的分别还不是热心与不热心，乃是真信了主没有。不热心的信徒还有办法，至于那些根本未曾信主的「教友」，如果他们不肯悔改信主，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些人不热心也许害处还小一些，如果他们未曾真实悔改信主，却发了热心，那一定会演出许多可怕的现象，使教会腐败的速度加快一些。如果这种人作了教会的领袖，担负了传道的工作，他们一定成了假先知、假师傅、混乱了神的福音，毁坏了整个的教会，使神的名受了极大的羞辱。今日中国的教会就是如此。（其实全世界的教会又何尝不如此，不过我们处在中国，只论中国的教会而已。）因此我认为许多「教友」和「传道人」需要和不信主的人同样的认罪悔改、信靠基督。只有这样作，教会的前途才有希望，教会的景况才能改善。但这种办法正是许多「传道人」和「教友」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说这话是侮辱他们，诽谤他们。他们不但不悔改，而且根本不承认他们的罪。他们说他们在「受洗入教」的时候就已经信了主。他们说他们没有犯什么罪。纵使你指出他们的罪恶来，他们也会像扫罗那样遮盖掩饰，往别人身上推诿。如果教会的领袖是这种人，你便不用希望这个教会再能改善，就只有离开那里了。

　　今日许多离经叛道的教训流行在教会中，主要的原因也在这里。教会中既然有许多不信主的传道人，他们还有什么道可传呢？愚笨一些的只好传一些他们自己所不信的道理，聪明一些的便把圣经中许多的真理和事实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去曲解谬讲。他们说，神不过是宇宙中的大智慧、大能力，是世界上的真、善、美；耶稣不过是世界上最完美、最高尚、最理想的人物；耶稣所行的奇事不过是门徒在祂死后，为要将祂的道理传开，不得不假设的一些记载；耶稣的死乃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最高表现；耶稣的复活乃是祂的「精神不死，感力常存；」耶稣再来掌权乃是象征着普世上的人类都信服了祂；天国降临乃是我们在地上用基督的教训来建设理想的社会。他们当中最狡猾的人把信徒所信仰的圣经真理和这些曲解圣经的说法都学上一套，见了真信主的人便讲前者，见了假信和不信的人便讲后者。因为教会中有许多不信主的「教友」和「传道人」，所以才出现这种背道的教训；因为有这种背道的教训，不信主的「教友」也就越发增加。在这种情形之下，教会腐化的速度便一日比一日增加了。

　　教会既充满了罪恶，又加上这种背道的教训，我的责任便更加重了。一方面要攻击罪恶，一方面还要攻击这种背道的教训。攻击后者要惹起撒都该式的「不信派」的反对，攻击前者要招来法利赛式的「伪善派」的恶感。「不信派」说我「迷信」，那些「伪善派」又说我「骂人」。因此我便成为这些人的箭靶子了。我不怪他们与我反对，因为我先与他们反对，正如耶利米「与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一样。但我一点不因此畏惧退缩，因为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安慰了我，也坚固了我。祂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当1921至1924年间，我在家中一面作劳苦的工作、一面读圣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神要怎样用我为祂作工。那几年间虽然也曾有几次到外面几处教会作了一点工，都不过是很短的一个时期，以后仍返到家中来学习。我没有想到会被邀到各省教会中去工作，我也没有想到要建造一个会堂，我更没有什么一定的工作计划。那时我只是认为应当殷勤忠心作那摆在前面的小本分罢了。那时我明白了一个真理：「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十六10）。因此我在家中无论作什么卑微的工作，我都竭力作得尽美尽善。我打扫屋子的时候，总要打扫得十分干净，不容屋子里再有丝毫的尘垢。我做饭的时候总要作得十分可口，不容菜饭有一点滋味失调。我洗濯盘碗衣服的时候总要洗得十分清洁，不容上面再遗留少许的污秽。写一封信总要写得整整齐齐，小而至于贴一枚邮票，也要贴得端端正正。那时我并没有要做大工的希望。（在我十四岁到二十岁的时期曾有过，但在二十一至二十四岁之间，这种高大的心志已经完全被神消除了。）我也不知道将来神有什么工作要交托我。出乎我意料之外，1925年的一年内，工作的门竟大大敞开，北京的工作在一个短时期中发展到应接不暇，不久外面又敞开了工作的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5年：敞开了工作的门

　　1925年1月和2月上旬，在我家中每周有两次聚会。一次在星期三，一次在星期六。聚会人数多的时候到十个人，少的时候仅两个人。2月10日我被一位姊妹邀到全城各教会妇女联合会去讲道。那个会是每月一次，轮流在各会堂开会。那次轮到鼓楼西长老会。到会的人有几十位。我那天讲的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至八节，真葡萄树的比喻。会毕有一位容貌快乐和善的老太到前面来同我谈话，询问我的姓名住址，又问我在哪一个教会讲道。我回答她说我在自己家里讲道。她说她听我讲道很受感动，承认我是神所召选的人。及至她听说我是王子厚先生的儿子。她说她认识我的父亲，不过在义和团乱事平定以后她再没有听说我们全家的消息。她说她非常快乐能见看我。这位老太太就是潘维周夫人郑素英女士。那时候北京各教会的领袖们多数都看我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惟有她独具只眼，认识我是神所特选的人，这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安慰和勉励。从这时起，她时常向她所认识的信徒介绍我，她既是全城各教会所钦佩敬重的人，当然她的介绍很有力量。从那时我家中聚会的人就逐渐增加。2月中下旬增到十三四个人。3月初增到二十几个人。我所住的一间半小房子已经感觉狭小。那时潘老太太又邀我从3月6日起每星期五在她家中领一次会。4月初参加我们聚会的一位于老太太提议，说她家中有宽敞的房屋可以容纳许多人，邀我每隔一周星期日下午在她家中讲道一次。我答应了。第一次的会是在4月5日开的，到会约有七十多人。她家的会一共开了四次，每次到会的人都拥挤得很。那时本市有好几处教会也邀我讲道，平均差不多每日都有聚会。我那时在城内各处奔跑颇觉劳累。4月24日有几位圣徒送给我一辆脚踏车，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便利，使我可以节省体力又节省时间。5月下旬因为将有南京之行，于21日、22日两天在潘宅开两次特别聚会，第一次到会的人将近一百，次日超过一百人。5月27日离北京南下往南京。

　　这里我叙述一下我赴南京的动机与经过。在1921与1922那两年间我的心非常火热，同时也自视很高。那时似乎觉得国内信主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热心爱主、更明白真理。及至1923年，我经人的介绍，开始订阅南京出版的灵光报以后，才知道国内还有其他热心爱主的圣徒，以前狭窄的心胸才开始扩大，这也是因为以前我在北京很难得遇见敬虔的圣徒的缘故。从1924年起，我就希望有一天能到南京与那里的几位圣徒有一些属灵的交通。1925年春季开始在灵光报投稿，并与该报负责的两三位圣徒通信。有一次与那里两位圣徒在信中提到这个意思，他们来信欢迎我去。因此在5月27日的早晨搭乘京浦通车南下，次日晚十时到浦口过江，十一时乘了一辆马车进南京城。当我坐在马车中的时候，我忽然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幼稚的孩童，渴望多受神的教训和造就。

　　到了南京以后，在几天之内见到了好几位久想晤面的圣徒，心中得了不少的安慰和勉励，同时也被邀在两处礼拜堂和两个学校讲道多次。6月1日在一个聚会中因为我不肯有一点敷衍模糊，一定要十分真诚的表示自己的信仰，遭遇一位老年信徒的误会和攻击，因此又引起其他信徒的误会，使我的心中受了极重的打击，当时真感觉痛苦到极点。以后才明白这件事实在是神特别的恩典，因为一个青年人刚一出来作工的时候，如果一切的事都顺利亨通，没有打击和患难，他便会骄傲狂妄，自高自大，而且把一切的事都看得十分容易，再不知道天有多么高，地有多么厚，他便很容易陷在魔鬼的网罗里，从一个很高的地步跌落下来，直跌得头破血出，骨断筋折。我到南京以后，很受一些圣徒的重看尊敬，不知不觉心志就有些高大起来。正在这时候，神就藉着别人的误会重重的击打了我一下。如果没有那一次打击，一直就那样下去，真难设想后来会堕落到什么地步了！我真感谢神，因为祂选召我，也修理我，祂使用我，也管教我。「耶和华阿，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诗九十四12）

　　在南京一共停留了十四天。因为从南京到杭州不过只有一天的路程，又因为我从作学生的时候就常听说杭州西湖的风景是多么美丽，因此想趁便到杭州游览一下。在离南京以前有一位信主的姊妹托我中途在沪杭路上的嘉兴下车小住，以便与她那不信主的丈夫谈话，我答应了，因此预备先到嘉兴，后到杭州。6月12日上午七时四十分乘沪宁路车东行。第一次在江南旅行，沿途美丽的风景使人心旷神怡。下午四点多钟到了上海北站。我买的是南京嘉兴的通票，因此出了这个站台便直奔那个站台。不料因为南京来的车慢了十几分，及至我走进那个站台，由上海到嘉兴的沪杭路区间车已经开行。我那时没有多少乘车的经验，不知道火车开行了是不能被旅客喊住的，又因为情形紧迫，心中焦急，也顾不得思想，便一面自己扛着行李追赶火车，一面大喊「站住，站住。」说也奇怪，那位站长看见我这种情形，竟把手中的红旗一挥，火车就慢慢的停下来，站长对我喊着说，「快上，快上。」我就一跃跳上了火车。到今日想起来还觉得好笑。火车开动以后是绝不曾为迟到的客人停下的。如果今日我遇见这种情形，我绝不向已经开动了的火车喊「站住」，当然我也绝不能上车。我想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也是这样。我们信，我们求，连那些不可能的事也能成就。但我们不敢信、不敢求的时候，便总不能得着了。

　　那天下午七时到了嘉兴，在那里住了三天。16日离了嘉兴，乘火车往杭州去。先去看一位主里的弟兄。本想到旅舍小住几日，承他挽留我住在他那里。次日往游西湖。22日去拜访一位主内的长者李静谦女士。承她介绍会见了天水桥礼拜堂的牧师刘德森先生夫妇。26日刘先生来看我，邀我到他的礼拜堂讲道，我允诺了，便在28日到那里领午前和午后的聚会。会毕那里的一些信徒约我接连开几天会，因此次日又去讲道。会毕刘先生约我到他家中小住，又接连讲道三天。7月3日再往嘉兴，在那里讲道十天。14日由嘉兴往上海，预备往福州去看一位通信许久尚未晤面的弟兄，不料在旅舍中竟患起病来。在极痛苦当中，想到北上返京路途太远，病体恐不能支持。忽然想到杭州刘先生夫妇待我是那样和善慈爱，不如赶快回杭州去，因此便在17日乘沪杭车回到杭州。到杭以后过了几天，病痊愈了，自22日起至8月2日在天水桥礼拜堂讲道十二天。8月6日离杭至上海小住，15日乘宁兴轮往福州，这是我第一次乘海轮旅行。17日到罗星塔住四日，在福州住一日，22日搭乘原轮北返，24日到上海。28日离上海经镇江，改乘内河小轮北上淮安，应该处教会的邀请前往讲道。次日到淮安，自30日至9月7日共开会九天。9月7日午乘小轮返镇江，过南京，乘津浦路车北上。11日到德州小住三天。14日乘车返北京。这次外出共三个月又十八天。

　　回到北京的第六天得杭州的信，邀我在10月间到杭，领一周各教会的联合聚会，经过两日的祷告，复函允诺10月18日在杭聚会。自23日起恢复北京三处的家庭聚会。每周三次，星期日在于家，星期三在我家中，星期五在潘家。本打算在10月15日南下赴杭，但那时候因为江浙二省发生战事，北京到杭州的铁路已不通车，无法南下。21日起家庭聚会再开。24日一位相识的人劝我乘海轮南下，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于27日赴天津，次日乘新铭轮南下。31日到上海，随即乘晚车赴杭。自11月4日起在信一堂开全城各教会联合聚会七天，12日起在崇德县工作一天。16日赴嘉兴工作六天。25日返杭州。27日起在冯氏女校（刘景文母校）讲道九天。12月7日往诸暨。自9日起在诸暨讲道八天。17日离诸暨，次日返抵杭州。从那日到年终都在杭州停留。 1926年1月4日应常州两个教会的邀请，在那里开会共十三天。自20日至24日在苏州监理会女传道会讲道五天。26日往上海，在圣保罗堂与天安堂讲道共十天。2月8日返杭州小住半月。23日赴上海，应沪北堂的邀请，自24日在美华书馆礼拜堂讲道十七天。3月13日返杭州，小住休息。18日离杭往南京工作。自21日至4月4日，对南京各教会信徒讲道半月，除每日两次聚会以外，又应几个学校的邀请，每日上午前往讲道。身体过于疲乏，末后几天力量不足，胸部作痛，最后一天病转重，竟不能领末后一次的聚会。4月5日被一位老年的圣徒接到家中休息了几天。12日离南京过上海，返杭州小住半月。29日到沪，预备北上，因为津浦路已经久不通车，5月4日搭华山丸轮船北上。6日船泊青岛，游青岛名胜。8日下午到天津，10日返抵北京。此次外出共6个月又14天。

　　从5月10日回到家中以后，再开家庭聚会，每星期六在我家中聚会，每星期五与星期日在潘家聚会。只开了十一次会，因为早已应许6月间到绍兴去开会，因此在6月初又南下了。

　　6月1日离北京到天津。3日乘通州轮南下，6日到上海，当晚赴杭州。8日乘汽车赴绍兴，自9日起在内地会与圣公会讲道共十二天。21日上午游大禹陵，下午启行回杭州。22日往松江，工作两天。次日往上海，自23日至30日在内地会讲道八天。7月2日返杭州，自7月7日至16日在天水桥夏令会中讲道十天。21日应一位圣徒的邀请，离杭州往莫干山小住十八天。在山写成「基督的新妇」一书。8月9日下山返杭州，10日离杭往江阴，自11日至18日在江阴讲道，20日离江阴到常州小住六日，26日到上海，27日返杭，小住九天。9月6日往上海，在闸北堂讲道十六天，后又在几处礼拜堂与一个学校讲道并写成「受苦有益」一本小书。10月5日由上海返杭州，在杭住二十二天，在几处礼拜堂和学校工作。10月27日往苏州，在两处学校讲道七天。11月3日离苏州到上海，在三处礼拜堂讲道若干次。16日往嘉兴工作五天。22日返杭。24日在杭州与刘德森先生的次女景文小姐订婚。25日往常州工作七天。12月3日到上海，4日返杭州。13日离杭往苏州，在浸会堂讲道七天。21日往上海，23日离沪，乘沪宁车过南京，换乘津浦车北上。27日回到北京。这次外出一共6个月又26天。

 

　　在我们受完浸回到天和客栈以后，朱先生便带领着我们求圣灵了。这求圣灵的道理是五旬节派最注重的。五旬节派在中国境内的教会以前有五旬节会、使徒信心会、神的教会、上帝教会。今日大部分都改称为神召会。他们认为说方言是信徒受圣灵惟一的凭据，凡没有说过方言的就没有得着圣灵。朱先生是在北京城内一个很小的五旬节派的教会里面工作。他本来是一位小煤商，以后因为热心主工，便丢弃了商业，作传道的工作。他是一个诚实敬虔的圣徒，很熟悉圣经，但是不很明白圣经中整个的真理，也极缺乏普通的常识。他认为一个信徒必须在祷告的时候从口中发出一些人所不明白的声音来，才算得着了圣灵。他称这种声音为方言。至于这种声音或多或少都没有关系，纵使只有很少的几声，也足可证明是领受了圣灵。我们受浸约次日（7日），他在上午十时就到客栈里来，为我们求圣灵。祷告了许久总得不着。他忽然想起来未曾给我们详细讲解十条诫命。于是便逐条为我们讲解，并劝我们遵守。（这种教训与加拉太书三章2节的真理完全相反。但我那时一点也不明白，只是听人讲什么，便接受什么。）以后又领着我们祷告。他教我们都一同出声音祷告，他教我们不住的喊叫「哈利路亚」，并且催我们紧紧接连着喊「哈利路亚」。直到一个人的嘴唇所发的声音混乱得不能分辨字音，他便说那是说了方言。那天下午三点多钟五个学生都说了「方言」，只丢下了我一个人没有说。8日恳切祈祷了一天，仍是没有说。到9日的下午三时，我们几个人又跪在客栈的小屋内祷告，我的舌头发了一些不能分辨的声音，朱先生便说我是说了方言，得了圣灵。那时我也认为我是说了方言，得了圣灵。但实际上我那时在心灵中并没有得着任何变化，任何感觉。我真实有特别的变化、特别的能力，还是在我11月21日认罪以后到被逐出校那一个时期中。如果说我是在那天舌头发出不能分辨的声音的时候是被圣灵充满，倒不如说我是在彻底认罪、完全顺服、舍弃一切、甘心遵从神的命令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了更适宜些。我再回想朱先生同我们祷告的时候教我们只喊「哈利路亚」，而且接连不断的喊这几个字，简直是用人工制造方言。当然以朱先生那样诚实敬虔的一个人绝不是存心欺骗我们，不过他自己也是被愚弄的一个，他那样缺乏常识也是他吃亏的一个缘故。大约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几个学生在受浸约次日，祷告不久便说了「方言」，（？）但我却延迟到两天以后才发了极少的几声不明白的声音。

　　我们师生六人既都发出了不明白的声音，朱先生便认为我们都得了圣灵，我们自己也认为「大功告成」，便在10日晨各返家乡。8日早晨，北上的两个学生已经起行返里。10日上午，三个南下的学生也登程回家。我在上午十时十分乘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北上。最后同我分手的仍是那位因为要同我共患难而自动退学的学生石天民。那日天色阴晦，树枝上、电线上都挂了极厚的白霜，气候寒冷得很。汽笛一鸣，我便与这旅居一年有半的保定作别了。

　　当我在归途中的时候，满心以为我这样为道牺牲，回到家中一定会得母亲和姐姐的夸奖嘉许。不料我所揣想的竟完全错误。母亲一听我述说我离校受浸的经过，竟大大的责备我，怪罪我不该因为受浸舍弃了一切。姐姐从学校回来听说我的经历，也大大的失望惊诧。不多几月以后，风声传了出去，一切认识我的人都开始误会我，有人说我患了精神病，有人说我受了迷惑。其实大家所注重的那一点还不是受浸不受浸，乃是说我不应当牺牲了地位和前途。有好几个人说，「别人为求教会资助读书而受洗，为求在教会中谋职业而信主；你本来有职业，而且教会还允诺将来资助你入学，如今都因为信仰牺牲了这一切。这不是颠狂是什么呢？」我告诉他们说，「古时有许多信徒为信仰舍去家产，舍去性命，都不退缩，以我与他们相比，这还是最小的牺牲呢。」他们说，「那些人都是迷信，现代的世界不当再有这种迷信的人了。」我一听这些话，才开始明白这些人虽然在名义上是基督徒，实际他们却不真信基督。这时我的眼睛开始明亮，会分辨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了。

　　从离保定回到家中以后，试炼一日比一日重。母亲和姐姐都不了解我。认识我的人也都讥议讪笑我。关心我的人为我叹息。除了我离开保定的经过引起他们的惊奇以外，我那时候的态度言谈也特别使他们诧异。因为我的心热烈异常，我属灵的知识却十分缺乏，所以言谈举止都多有偏激的地方。我承认我那时所受的逼迫和误会一面是因为我的信仰和我跟随主的缘故，还有一面是因为我那 些幼稚偏激的态度所招来的。我看看今日这些跟随主的人，有先进的圣徒引导他们，使他们知道当 怎样信主，当怎样生活，当怎样处世，再想想我那时候是那样披草莱，斩荆棘，在无路可走的地方踏出一条路来，虽然到底也走上了正轨，吃的苦头却不知有多少，真不能不为现今这些信主的人庆幸。

　　我在这种四面受敌的景况中实在是苦得无法形容。我当时想如果能寻到一个职业，必能减少家庭中的痛苦和亲友间的误会。但谁肯为一个患精神病的人介绍职业呢？又有什么地方肯用患精神病的人作事呢？母亲逼着我去作事，不然，便教我到伦敦会我母校的校长那里去认错，承认我不应当受浸，请求他们继续资助我入学读书。第一条路我虽然想走，却走不通。第二条路虽然走得通，我却不能走，因为我受浸的事并没有错，当然不能认错。母亲却认为那实在是错。我们母子二人所认识的既然不同，当然就要发生纠纷。我作小孩子的时候确是不体恤母亲，不孝敬母亲，但从我十四岁得救以后，我便想尽力孝敬母亲，使母亲得些安慰和快乐。如今同母亲为信仰而发生纠纷，不但母亲难过，我也难过。母亲难过不是为她自己，实在是为我。我难过是为自己，也是为母亲。不慈的母亲和不孝的儿子中间发生纠纷，那种痛苦还轻些。慈母和孝子中间发生纠纷，真是最令人痛心的事。我的母亲确是一个慈母。我自己虽然够不上孝子，但我实在想竭力作一个孝子。可是这时竟因为信仰惹起这种纠纷，这是多么不幸的事呢！

　　我在那个时期不愿意走出大门，因为一出大门，只要遇见相识的人便会遭遇难堪，可是闲居在家里也是痛苦得很。全家只有三个人，（母亲、姐姐和我），却有两个人不了解我。此外还有我的一个姨母也住在我们院中，她对我更不能了解，母亲因她所说的话也就更加痛苦。1月18日夜间，我梦见母亲把我逐出大门外面，吩咐我离开家然后把门关上。我站在门外大声呼叫，请求母亲给我两件衣服和棉被。母亲却拒绝不给我。我在门外大哭起来，直到醒过来还是哭泣不止。事实上我那慈爱的母亲绝不会作这种事，可是从这种梦景中也就可以想到我那时心中的苦况了。

　　有一天我实在太痛苦了。我起了背叛神的心。我想我为顺服神以致落到这样困苦的地步神竟不为我开出路，让我继续着这样受苦；神真是不公义，不信实，不慈爱。我不能再事奉这样的一位神。我不否认神的存在，但我定意离弃祂，不再亲近祂，更不再事奉祂。我定意重新奔我自己的前程。那时真是危险极了。如果我那天离弃了神，我想不过几年，我会很痛苦的离开世界。感谢神，祂行奇事，显大能，在那最危险紧急的关头，祂使我读到哥林多前书十章13节的话：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在那种紧急的关头，实在没有任何一段经文比那节经文更能帮助我、安慰我。我以为试探太重，使我再不能忍受，但这段经文告诉我说，我所受的试探是我所能受的。我以为神不信实，但这段经文告诉我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受试探过于我所能受的。往下它还告诉我，在受试探的时候，神必给我开一条出路，使我能忍受得住。我为什么还向神发怨言呢？这节经文提醒了我，也安慰了我。我重新回到神的怀抱中来。

　　还有一次特别的经验：一天清早母亲对我说，「明道，我昨天晚间为你祷告求神使你醒悟。我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说，『四十昼夜在旷野』。我想你现在是受了魔鬼的迷惑，你必须赶快醒悟。」我一听母亲所说的话，认为这个声音确实是为我发的，正是为要提醒我，使我知道我现在是受魔鬼的试探，我必须藉着神的话战胜祂。我想到主耶稣战胜魔鬼的试探是藉着神的话，我便特别用心查考圣经、诵读圣经。那些日子我常常一个人坐在一间小棚子里。（这小棚子本来是冬天养花用的，后来加上门窗，就算是一间屋子，我那时就一个人住在里面。）我在那里祷告，看圣经，有时禁食祷告。说来也真希奇，已往六年之久每日都看圣经，但是里面关乎生命的要道就好像蒙着一层纸一样，始终不曾了解。这时忽然心门大开，知道基督能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信祂的人；祂有生命，祂也能使信祂的人有生命；祂复活了，祂也能照样使信祂的人复活；祂已经战胜了死亡，祂也把这种胜利赐给信祂的人。我从前最怕的就是死，现今基督已为我战胜了死亡，把永生赐给了我。我是多么幸福啊！

　　明白了生命的道理以后，立时便觉得死亡不足畏惧，世福不足恋慕。从前所渴慕、所追求的名誉虚荣，都渺小得不值一顾，同时也就把那些成大业、作伟人的念头完全抛弃，愿意随从神的安排；无论神吩咐我作大工成小事，都乐意忠心去作。更愿意把一切都甘心奉献，甘心舍弃。那时有两段日记记了这种觉悟：

　　「余今实未能确信永生之道，致视死为畏途，所努力追求者，仍不过今世之正义成功也。保罗云，『吾人若只于今生有指望，则较众人尤为可悯。』旨哉此言也！世事幻梦，永生是望；余今日思之考之，更将求父启余。」（1921年1月19日日记。）

　　「今日始悟前者所立之志，成大业、为伟人享大名者皆为全盘错误；此犹世事实不合于父旨。今在基督内所望者非此等事，以此等皆为虚幻必毁灭者，今日之望，永生而已。循此而行，乃尽弃从前所恋，而完全顺从于天父前，尽父所与之分而已。与余之细称，则虽执洒扫之役且甘心；与余以重任，则拯千万人于灭亡亦勉为。将听父用余，而余不敢用父。金钱、名誉、衣食、娱乐，更当为父而全舍也。」（1921年2月10日日记。）

　　我从十四岁信主以后，每日都读圣经，我也笃信圣经，但我始终不十分明白生命的道理。我信耶稣替我受死赎罪，也信耶稣复活了；但耶稣复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却不很清楚明白。我对于信徒来生的希望只是模模糊糊的知道信的人死后灵魂可以到天堂去，至于这件事是否十分真确我便没有把握了。就因为我的信仰是这样模糊，所以我便不能有一个坚确伟大的希望，自然也就舍不掉这世界上的虚荣和名誉。但在那几十天的时间中，我清楚明白了我的主不但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罪，而且祂的身体确实是在三日后复活，出离了坟墓，四十日以后又升到天上。我更开始看见一件我从前未曾注意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将来还要照祂所应许的话从天上回来接祂的门徒，那时候那些睡（死）了的圣徒都要从坟墓里复活，得着荣耀不死的身体，被主接去，同时那些还活着的圣徒不经过死，也要改变、成为荣耀不死的身体，和那些复活的圣徒一同被接到主那里去，永远与祂同在。其实这些真理一向都是清清楚楚的记在圣经里，这本圣经在我的手中已经有多年。我不记得有没有读过这些记载，我只知道我对这些事没有任何印象。就好像这些经文的上面都盖上了一层纸，这时候忽然有一只手把这层纸揭去了一样。有一位属灵的著作者设了一个很适宜的比喻，他说 ，「神的一些应许正像用隐墨水所写的一样，只有放在苦难的火焰上去烤的时候，它们才能显露出来。」就是那几个月中间所经过的苦难的火，把这些宝贵的应许对着我烤出来了。

　　我既知道了这些应许，便立时把从前所恋慕追求的一些世上的虚荣名誉看作粪土。我也明白了要去作神的工并不需要入神学，最要紧的乃是用工夫去读圣经，并且要受神的训练和造就。因此我便把以前打算入大学、入神学、及到英国去留学的计划完全放弃。我只求神给我一个较长的时间，把圣经多读几遍。感谢神，不久祂便给了我一个良好的机会。

　　我有一个表兄，那时在陆军第十三师的军医院里作军医长。他们的军医院在西苑，他住家就在颐和园北墙外大有庄内。有一天他来看我的母亲，他对我的母亲说，「姑母，我听说我的表弟患了精神病，这真是一件极可惜的事。不过这种病也不是没有希望好的。要紧的是使他心中快乐。你们千万不可斥责他、反对他。要顺着他的心理，说他喜欢听的话，慢慢他的神经会复原的。」他又说，「我可以请表弟到我家中去住些日子，我们夫妻二人可以慢慢劝导他。」以后他来对我说，「表弟，我知道你素日最喜欢游山玩水。我住在万寿山旁边、山明水秀的地方，好不好请你到我家中来住一些日子，游玩游玩？你愿意念圣经，就在我那里念。」我听他说的这些话，认为是神给我开了道路，便接受他的邀请，在3月16日离家到他那里去。到那里以后，表兄与表嫂都劝我不可不顾世界的享受，他们的意思是要用委婉的方法使我离弃我的信仰和我所事奉的主。我却劝他们快些悔改信主。结果两方面都没有成功，我未曾接受他们的劝告，他们也没有接受我的劝告。谈了几次以后，我们便不再谈了。

　　大有庄真是一个好地方。站在庄外就可以看见西山，出了庄口向南走不远，就是松树畦，那里有几百株松柏树，还有一道长的土冈，往西一直通到青龙桥街，冈上也长着不少松柏树。走过青龙桥街便是青龙桥了。桥的下边是一道河，从南往北流过去，河水清得可以见底。顺着河往上走，便是颐和园的后门。过了青龙桥往西南走，便是静明园，园里便是西郊胜境之一的玉泉山了。从青龙桥街往北走，便可上到一座小山上面，山上有一块长圆的巨石，形似一只卧虎，所以那座小山名叫卧虎山。（另一个说法是说，那座山的形状好似卧虎，未知二说孰是。）出大有庄向东南走，经过一条极清澈的小溪，再向正南，便是颐和园的正门。

　　我到大有庄的日子已经将近春分，正是草木萌芽春暖花开的日子。我每日清早起来，便拿一本圣经走到卧虎山上跪在巨石旁边祷告，以后就坐在巨石上读圣经。日间就走到河边，坐在石头上读圣经；读得疲倦了，就欣赏河内游泳的小鱼。日落的时候，就坐在河边眺望远山的晚景。也有时走到附近的莹地内，去读经默想。天气好的时候就上到较高的红山顶上去唱诗祈祷。有时遇见乡人就同他们讲福音。我那时读经的方法有两种：一个方法是把一卷书从头至尾细读一遍；另一个方法是查考一些重要的题目。从3月16日到大有庄，至6月21日返城内，其间回家六次。实际住在乡间共有62天，那62天如同入了一次短期圣经学校。在真理上总算有了相当的进益。

　　5月28日曾得老友陈子诰先生自沧县来信，大意说，他听人传说我患了精神病，他对这种传说半信半疑，要我给他回信，详细报告一下我的近况，我因为素日敬重他的信心、见识和人品，又因为手中还有十几圆钱的积蓄，便有意到沧县去同他谈谈。因此就在6月27日离北京，经天津往沧县。次日同他作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对我说，他确实知道我不但没有患精神病，而且是蒙了神的大恩。7月3日他嘱我在沧县城内礼拜堂讲一次道。那是我蒙召以后第一次在礼拜堂中讲道。那天的讲题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七月五日离沧县回到北京。七日的旅行，使我得了很大的安慰和勉励：得安慰，是因为我几年来敬重的良友承认我确是蒙了神的特恩；得勉励，是因为在沧县的那一次讲道实在感觉到神的同在、满有能力和权柄。这次的经验使我对神的选召和使命更加确信不疑了。

　　9月19日得陈子诰先生来信，大意说，夏天我那次在沧县讲一次道，很多人受了感动，现在沧县的中西同工都愿意邀我到沧县再作几天工。23日又来了一封信，仍是催我前去。我在祷告以后，接受了他的邀请，便在9月30日离京赴沧，先后在沧县、盐山县、和献县的乡间，作工三个多月。到了1月下旬，因为信仰，与教会的西国领袖发生冲突，便在1922年1月26日离开沧县，回到北京家中。这三个多月作工的经验使我知道神不但选召了我，而且赐给我恩赐和能力为祂作工。当时我揣想祂不久一定要交给我许多工作。不料神却把我关在家中，除了家中的琐事以外，什么事工都不给我作。这使我感到极大的痛苦和失望。

　　我不明白神为什么选召了我却不使用我，我尤其不明白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种最令我难堪的环境中。我已经是二十二岁的人，不能供养母亲，还要在家中吃母亲的饭，这实在是我不应当作、而且不忍作的事。我尽力想减轻母亲的担负，但我没有路可走。当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藉着得奖金供给自己入学的费用。当我在预科一年级的时候，伦敦会资助我读书。当我教书的时候，我可以藉着收入的薪金维持自己的生活。姐姐在一个学校里教书，可以维持她自己的生活。家中十来间房子出租所得的十几圆租金，就归母亲自己使用。母亲不但不要我们的钱，而且还拿她收入的房租给我们用。我们也尽力为母亲买些吃的东西或用的东西。我们母子三人都过着独立的生活，同时也都彼此相顾相爱。可是这时我却成了母亲和姐姐的重担。自然母亲和姐姐甘心给我饭吃，不过我却不能这样忍心长久累着她们。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我只有在家中作各样劳苦的工作，服事母亲和姐姐，减轻她们一部份担子。因此我每天早晨起来洒扫院于和屋子，到街上去买菜回来烧饭，吃完饭，刷锅碗，洗衣服，补袜子。母亲看见我作这些事，心中实在不忍，便催我赶快去寻觅职业，增加家中的收入，好雇一个女仆来作这些家务。有时我软弱下来，想找一点事作，却找不着。有时别人来给我介绍职业，我又坚决不肯去就，只等候去作传道的工作。作这些家中的琐事日子一久，心中便不免烦躁起来。我怪罪神为什么这样待我。我似乎对神说，「从前我定志作政治家的时候，你一定召我去传道。如今我接受了你的呼召愿意去传道，你又使我整日作这些劳苦卑微的琐事。你为什么这样苦待我，难为我？」我向神讲理。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待我。有时我苦痛得不愿意活下去。也有时我一面操作，一面生气，甚至把东西摔在地上。有一天我读出埃及记，看到摩西被神带领到米甸旷野、牧羊四十年的事迹，我忽然明白过来，知道人生中许多最宝贵的功课是从苦难卑微的事工里学出来的。明白这个真理以后，我便死心塌地、殷勤忠心的去作这一切家中的琐事。扫地、擦桌、烧饭、刷碗、洗衣服、补袜子，我都尽心竭力的去作，而且要作得尽美尽善。我那时明白作这些琐事与传神的道是同样的重要，也有同样的价值。又知道如果这些琐事作不好，将来传道的工作也一定作不好。到了最后我竟学习到一种地步，认为如果神使我一生就作这种卑微的琐事，我也从心里说「阿们」。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立志作大政治家。到二十岁决心顺服神要去传道的时候，我希望作大布道家。及至我在家中作了三四年劳苦的工作、被神完全征服了以后，我连作一个苦工头目的野心都没有了。感谢神，到了这个程度，祂才开始把祂的工作交给我。

　　1922年1月26日由沧县回到北京以后，那一年就一直困处在家中那间小棚子里，每日除了作这些家庭中的琐事以外，便抽些时间研读圣经。1923年的前半年仍是这样。1923年7月31日离北京，乘京汉路车到元氏县，下车转往我的一个学生的故里赞皇县城的内地会主领八天的聚会。14日会毕，经过元氏、正定两县，往行唐县，预备到同我共过患难的朋友石天民家中去，不料19日到了行唐县城内就开始患病。休养了几天，越来越重，便在25日带病返京。到京以后病更转重，直到9月下旬才痊愈。以后仍继续留在家中，一面作工，一面读经，一直到年终。

　　1924年3月4日经人介绍，被邀偕同本城各教会约三十多位中西传道人赴南苑军队中布道六天。那是我第一次与各教会的中西传道人共处。所见所闻的事，实在令人疾首痛心。虽然那些传道人中也有很少数的几位给我的印象还算不错，可是大多数的人实在不配称为基督的仆人。六天布道的结果，据说有二十多人受洗。我从各方面观察，发现那些报名受洗的人中间，真诚悔改信主的实在是少得可怜。当他们大家热烈筹备要在11日举行施洗盛典的那一天清晨，我因为不忍目睹那一种可哭的情形，便乘进城的大汽车返城了。那几天工作的经过，使我更认识了中国教会的腐败、虚空、贫穷、可怜，也更激发了我为神作工的热诚。

　　6月3日离北京外出工作，先后在天津西董家庄、沧县、萧张镇等处讲道。7月2日离了萧张，经过德县往济南去，看望一位通信数月、彼此渴望见面的弟兄，在他那里住了十二天，双方都得了很大的安慰和勉励。7月15日由济南到天津工作数日。24日又赴沧县小住六天，31日回到北京。8月30日离北京赴德县，在公理会与伦敦会合开的教会领袖聚会中讲道。听见一个不信基督的传道人大讲混乱圣经真道、败坏听众信心的言论，心中激愤不安，经过长时间恳切的祷告以后，放胆在聚会中把他所讲的一切错误都一一指正出来，因此惹了那些与他同类的人的怒气，以致他们向我大肆辱骂和攻击。这是我公开与教会中的恶势力宣战的第一次。感谢神，祂率领我在基督里得了胜利。9月2日再到沧县工作十几天，18日回到北京。

　　这次从外面回来以后，仍然留在家中，一面作工，一面读经。正在这时候，家中外院住的一家邻舍迁走，空出两间房子来，我因为这时自己有一点收入，可以补助家中一些用度，便同母亲商议，把这两间房子让给我用。因为那些时候常有人到我这里来谈道查经，我本来住的一间棚子太狭少，不敷应用。母亲答应了我，便在10月4日从一间小棚子里迁到两间屋子里。从前在小棚子里住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常到我这里来查经，后来又有一位少年人参加。到这时候房子的容量加大，可以容纳较多的人，10月18日开始在新房子里聚会，便有三个人参加。25日的聚会有五个人参加，以后每星期六聚会一次，到的人有时更多，有时较少。从12月24日起，又增加每星期三的查经会，第一次三个人参加，第二次六个人到会。我在北京传道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1924年中也开始写几种小册子印刷分赠。那一年中出版约有四种：计有「一件极重要的事」、「恶世中的呼声」、「基督徒与偶像」、「基督的十字架」都是六十四开本的。这是文字工作的开始。 1925年的春季，工作大大展开，这些事我要留在下一章里述说。这里我要述说一些1921至1924年间我在信仰上的转变。当我从保定被逐回到北京以后就到为我施浸的朱先生所在的那个聚会去。那个教会以前叫「信心会」，那时已经改名为「神的教会」。那里的领袖是一位挪威国的老人，是作工程的。那里聚会的人数，多的时候有二十几位。他们没有礼拜堂，只是在那位老人的会客室中聚会。那位老人不会讲什么，每次聚会总是说，「我们要遵守祂的诫命，不离开罪不能见主，人不圣洁不能得救。」这位老年人像其他五旬节派的传道人一样的主张不说方言便是没有受圣灵。他也主张守第七日的安息日，他却接受新西兰一个信徒所讲的，说在亚洲的第一日实在是第七日，因此在亚洲各国家中的信徒应当以星期日为第七日的安息日，欧美各国的安息日却是星期六。他不信人一经悔改信主使可得救。他认为世上没有那样容易的事。他主张一个人信主以后必须追求圣洁，直到他完全离开了罪，才可以得救。他教训人离罪的方法更可笑了。他把新约里所记的种种罪恶列出一张表来，一共八十三样，把这张表挂在屋子里，教人每天念这些罪恶的名字；他说，这样作慢慢就能离开它们，成为圣洁。此外他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道理，他却讲不明白。跟随他的那一小群信徒差不多都是没有什么知识的人，有的人只能念圣经，有的人连字也不认识。我才一到他那里的时候，因为什么都是新鲜的，倒也有一度对他们很倾心，但日子一久，我这颗饥渴的心便感觉不能满足了。讲不圣洁不能得救的人所有的人生并不圣洁，那些说方言的人所说的方言渐渐也使我发生了怀疑。守安息日的事也不过是讲讲而已，实际就没有几个人真能彻底的去守。至于那些奇奇怪怪的道理，更不是我所能接受的了。

　　我虽然对这个老人和他所讲的道理不能满意，有一点，我却与他的见解相同，就是那种「不圣洁不能得救的道理」在我认为是十分合理的。我从十四岁信主以后，便有一种强烈恨恶罪恶、羡慕圣洁的心志。我每逢自己犯了罪以后，便痛悔自责；每逢看见别人犯罪，也疾首痛心。我看见教会中充满了各样罪恶，就义愤填胸。我不信这些终日活在罪恶中的信徒们能得救。我恨罪，因此我断定，不离开罪、不成为圣洁的人绝不能得救。我既有这种信仰，心中便常不得平安，因为我发觉我还没有完全离开罪，我还不够圣洁，当然我不敢说自己准能得救。我信主耶稣能赐给人永生，我盼望主来接信祂的人，但我自己究竟能否得救？我却没有把握。那时候如果有一个信徒说他已经得了救，我一定斥责他为大胆狂妄。我既没有得救的把握，当然常常战兢恐惧，恐怕一生信主结果仍是被主弃绝。我那时候不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只是在西乃山下面战栗徘徊。

　　那位挪威老年人所住的院子里还住着一位瑞典国的老年人，名叫毕胜道。他常常讲因信得救的真理。他和那位挪威老人所讲的道完全是相反的。他住一间小屋，穿着很不整齐的衣服，吃很苦的中国饭。他是一个很贫穷的外国人，而且常患着病。我因为看他年老无依，常去看望他，希望给他一点安慰，他就顺便对我讲一些因信得救的真理。我起初不能接受，但他所引证的一些经文渐渐在我心中作起工来。到1923年的春季，我的思想开始改变。那年2月27日在日记中写了一篇祷告文说：

　　「在天之恩父钦，仆今深知世人于尔前无一义者，更无一事可以自夸。本诸罪罚皆当死亡。惟尔施恩宏溥，遣尔于耶稣代赎人罪，使凡信之者皆得白白称义。仆今后不复追求赖行称义，惟愿完全接纳吾主耶稣之宝血，赖吾主为仆之救赎者。仆又愿以被赎之身心完全奉献于父前。仆既为重价所赎者，则此后之生皆不复为己而生，乃愿完全为父及吾主耶稣而生。今祈父赐特恩，赐圣灵充满仆衷，使仆今后完全接纳吾主耶稣于仆内行作万事，一生所夸惟吾主之十架。更祈尽去仆之骄傲错误，使仆毕生行于光中。愿父旨成于仆身，父名在仆得荣。皆奉吾主耶稣之名。阿门。」（1923年2月27日日记。）

　　对因信称义的真理彻底明了的那一天，日记中有以下的记载：

　　「我罪污如何洗去？ 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我心病如何能愈？ 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奇哉恩波浩荡！此外活泉无望。 我心得洗雪亮， 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心得洁并非在己， 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罪得赦别无可倚， 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我无法可掩疵玷， 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我无德可以上献， 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哪是我盼望平安？ 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得称义蒙主喜欢， 惟因耶稣所流宝血。
　　「暮于室中歌耶稣宝血一诗，心甚有感。歌之数遍，又歌耶稣受死之诗数首。十架之工斯际于予心乃十分清淅。顿觉千钧重担乃于十字架前完全脱落。快愉莫名，高声祈祷，颂美神恩。」（1923年3月9日日记。）

　　完全明了这因信称义的真理以后，在信仰上可说又有了一个大的转变。幸而神在以前没有为我大开工作的门，否则把道理讲错了，可怎么收回呢？从那时以后，我便不再多与那位讲律法的老人来往，同那位帮助我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的老人来往却渐渐多了起来。那年六月间他介绍一些英文的阐道小册子给我，嘱我译成华文，并代那些出版小册子的圣徒们每月转给我十几圆钱的馈赠。我帮忙这种工作有二十三个月之久。直到1925年4月底才放下。毕君也在那年11月间因病去世。

　　我因为守安息日的缘故，听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是守安息日的，便引他们为同志，在1922年的春夏二季中到那里去聚过几次会。可是去了几次以后，所得着的不过是失望，因为他们除了几样特殊的讲法以外，并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能满足我心灵中的需要，因此以后也就不去了。我从1921年直到1926年都主张守安息日。但后来我发现使徒在书信中竟没有一次教训外邦的教会守安息日，我开始对这种主张发生疑问。经过一个很长时期的祈祷与查经，我明白了神并未曾吩咐外邦的圣徒必须守安息日，至于称第一日为「基督徒的安息日」更是人的遗传。关于安息日的问题，我曾印了一本小书，名字是「基督徒必须守安息日么？」在这里我就不再多叙了。

　　关于说方言的事，当我受浸以后约有一年多之久，我接受五旬节派的道理，并且也那样传讲，就是说，「一个信徒受圣灵必须说方言，因为说方言是受圣灵惟一的凭据；凡没有说过方言的信徒就未曾受圣灵。」有些人作见证说，在他们说方言的时候怎样得着极大的力量，怎样自己约束不了他们自己的舌头，好像有一种能力支配着他们的舌头，因此说出他们自己所不明白的言语来。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我发过一些自己所不明白的声音，原因还是由于上文所说不住的喊叫「哈利路亚」那种祷告。到今日我认为那是一种机械式的方言。起初我还没有什么疑问，到后来看见听见许多人说那一类的方言，渐渐引起我的疑问。有些人说方言的时候只有一两个单纯的音调，就如有人只说「吧、吧、吧、吧」；有人只说「搭、搭、搭、搭」；有人只说「各地、各地、各地、各地」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总是这个声音。请问这如何能叫方言呢？就是天使说话也不能用一两个音表达许多意思阿！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自己祷告的时候从来不会说方言，他们在那些不注重方言的聚会里也从来不能说方言，只有到了注重方言的聚会里才能说方言呢？更有一件使我感觉奇怪的事，就是许多人的行为、生活非常不好，可是他们祷告的时候仍然说方言。1921和1922两年间，我看见一个青年人，他的性情凶暴残忍像一头野兽。他虐待他的母亲和妻子的情形令人看了皆裂发指。他还有种种的恶行，使人无法承认他是基督徒。可是他一跪下就能说方言，而且他所说的还不只是几个单纯的音，他所说的真像一种语言一样。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又看见许多真诚信主、热心事奉神的圣徒，其中有的人生活敬虔，满有主耶稣的香气，也有的人为主作工大有能力和权柄，但他们却未曾说过方言，难道他们没有圣灵么？我再查考圣经，便发现每一个基督徒在真心悔改信主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有神的应许为这事作见证，比人所不明白的那种声音更为可靠。因着这一切的真理和事实，使我放弃了我在受浸以后所接受的那种教训。

　　我在那几年留在家里读圣经的时候，完全把我从前在教会里所听见过的道理抛开，只是查考圣经。凡是圣经里所有的，我都接受；凡是在圣经里面不能找出来的，我都抛弃不顾。凡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我没有一样不信，同时我也不愿意信一样圣经里所没有的道理。我不曾读过圣经注释。我最不欣赏那种书籍。我今日讲道和治理教会都以圣经为惟一的准则。我不愿意接受一点教会的遗传和人所制定的规则，我更不能与任何背道犯罪的事妥协，我也绝不对抵挡神的人让步。我因此离开了我从前所隶属的教会，我也与上文所说的那个教会断绝了关系。我在那时还不知道神怎样用我为祂作工，更一点没有意思要起始一个新的工作。不料神竟一步一步的引领我走到今日这个地步。祂的作为真是奇妙！连我自己回想起来，也不能不感觉惊奇呢！

　　追述一下二十多年以前的经历，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在那个时候却是饱尝了无限的辛酸，吃尽了诸般的苦味。有些时候真觉得度日如年，有些时候苦得甚至想要求死。逼迫、反对、笑骂、侮辱、误会、伤心，种种的滋味都一一的尝了再尝。谁想到那一切都成了今日的益处呢？以前我只是念诗篇上的话，现今我经验过了这些话：

　　「神阿，祢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祢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祢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祢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诗六十六10-12）

1948年12月3日

　　「神啊，祢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祢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祢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祢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诗六十六10-12）

　　受试验和熬炼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银子在火中被熬炼的时候，因为它没有知觉，当然不知道痛苦。人受熬炼的时候便痛苦万分了。但不经过那种熬炼，便不能成为像纯洁的银子那样清高的人生。神怎样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呢？祂「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又「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这三件事没有一样是容易受的。我们都知道当雀鸟落在捕鸟人的网罗中的时候是什么滋味。它们不但立时失去了自由，而且受到捕鸟的人的支配，它们不但再不能自由飞翔，就是想随时走几步也办不到。它们被人捉住，被人拘禁在笼中。它们的祸福安危完全操在人的手中。它们恐惧战兢，它们啼叫哀鸣。神就是这样试验我们，熬炼我们。我们又知道背负重担的时候是什么滋味。重担把一个人压得呼吸困难，压得筋酸骨痛，压得无力走路，压得不能动转。他满心希望有人来解救他一下，满心希望卸下那百斤重的担子。神就是这样试验我们，熬炼我们。至于有人坐车轧我们的头，那更不是我们所能设想的事了。我们的头不是钢制的，也不是铁打的，被人坐车轧在上面如何能受得住？但神若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祂就必定会保守我们，使我们的头不致被人轧碎，甚至连破都不会破。虽然如此，痛苦和羞辱却是不能免的。如果有人用手打我们的头，用脚踢我们的头，我们除了感到痛苦以外，一定会觉得羞愧难当。有人坐车轧我们的头，那更是无可比拟的羞辱。使一个人趴在路上，让别人坐车从他的头上轧过，这比韩信胯下受辱真强不了多少，至于那是怎样痛苦，就更难想像了。神使我们被试验、受熬炼到这种地步真可说是无以复加。但我们不必灰心失望，不必怨天尤人。祂使我们经过这一切苦楚，不是要使我们受损失，乃是要使我们蒙福祉。祂使我们受尽「苦中苦」，不但要使我们因此尝到「甜上甜」，而且要使我们因此成为「人上人」。写诗的人述说完了以上的几种苦况以后，便接着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经过水火不但是最痛苦的事，也是最危险的事。但因为经过水火是出于神的旨意，便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结果不但未曾遭遇危险祸害，而且要因此「到丰富之地」。受这种试验和熬炼的时候实在是极不好受，但如果我们知道那种试验和熬炼要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福气，便能快乐着忍受了。写诗的人为要帮助那些正受试验和熬炼的人们，便把他自己的经验叙述出来。我希望我这段见证也能给许多在试验和熬炼中的圣徒带来一些安慰和勉励。现在让我述说一下神怎样使我经过水火，然后到丰富之地。

　　前一章我提到1920年的秋季再回到保定烈士田学校继续教读的事。在未曾由北京赴保定的前几日，因为看见母亲和姐姐都离神很远，心里愁苦得很。虽然很久就想帮助她们，但竟什么都作不了。到9月7日的晚间，因为次日就要离家往保定去，心中极为难过，便在我自己的屋子里哭泣。正在哭的时候，姐姐进来了。她看见我哭，便也哭了。我对她述说，我因为看见母亲和姐姐都离神极远，所以心中难过，并且劝勉她一些话。姐姐承认自己的罪，并且用诚恳的话告诉我说她愿意悔改，拉着我的手哭泣了许久。我那时心中高兴得不能用言语形容。

　　次日（9月8日）乘早车往保定，继续在烈士田学校任教职。10日耳内肿痛，以后一日比一日更重，到18日痛得不能再忍，只好请假离保返京调养。在京停留十六日，与姐姐谈道，加以劝导。姐姐有很好的表示和觉悟。这件事使我的心中得了极大的安慰和喜乐。10月4日离京返保，次日销假上课。上学期我曾在校中进行创办学校基督教青年会，这个学期筹备开正式成立大会。从外表上说，这个学期中似乎有非常的成就，但自己的内心即是空虚软弱到极点。心中常抱悲观，工作也感觉无力。此外还有一件事也使我心中愁苦，就是我双目近视的程度日见增加，心中总惧怕一直增加下去，前途将不堪设想。本来我在十四岁的时候，因为双目近视，就配了近视眼镜。到十八岁那年，因为近视的程度加深，又换了镜片。一年后近视又加深，换第三次镜片。我心中思念，如果就这样快的加深下去，再过几年，虽然不至完全失明，离瞎也就不算太远了。

　　但那时候最使我痛苦的就是自己的心灵贫乏，作工无力。看见教会的黑暗腐败，也不免令人灰心丧气，同时也常因此更觉得使命紧要，责任重大。在那时的日记中记着说：

　　「今日之教会为何等之教会？今日之信徒为何等之信徒？罪恶丛薮，魔鬼奴役而已！圣洁乎？早偏染污秽矣！嗟夫！嗟夫！世界此后果将无真理矣乎？果将无正义矣乎？吾绝对信神之公义永远存在；是则世界绝不能长久隶于魔权之下。吾深知神必正选召可蒙召之人，出而为真理与罪恶战争也。生乎？死乎？吾无所惧。吾将应召而前往矣！」（1920年11月6日日记。）

　　「余自知将来作改革之工，必遇众多且甚巨之困难。故欲成功，乃多有忍耐受迫之能力。感谢神，使余今在校中又能习此课程。」（1920年11月14日日记。）

　　「吾主耶稣以三十年之预备，至德行身心完备之境。及其出也，秉圣灵之感力，承天父之美旨，讲道而有权，驱鬼而奏效，奋斗三年，卒奠天国不拔之基。今日神仍时时召人赓续此业，惜世竟无人愿牺牲其所恋慕，用此修养之工，成父旨而救迷人！余也何德，竟获父召。预备前程，共当以耶稣修养之功为模范乎？勉之哉！父佑尔矣。」（1920年11月19日日记。）

　　1月20日我所创立的烈士田学校基督教青年会成立。我以创办人兼会长的地位主席开会。除本校师生以外，到会有来宾四十多位。有南关一位牧师、西关一位牧师、城市青年会一位干事演讲。下午二时五十分开会，五时毕会。我那一日从早到晚，无片刻暇，东奔西走，力尽筋疲。那天的日记中写着几句话说：

　　「凡余本圣灵指引所为之事，皆使余于事过境迁之后恒有快乐。而余顺情欲所为之事，皆使余于事后生种种之悔恨苦恼。感谢神，借此诲余至深。」（1920年11月20日日记。）

　　11月21日晚间我同校中新来的一位同人谈话。他和我谈到罪的问题。我心中十分恼怒。我想，像我这样好的一个基督徒还有什么罪。我承认我年幼的时候犯过许多的罪。但我这时候已经成为一个极高尚优美的基督徒。我不需要人再同我谈到罪的问题。那位同人看明白了我的意思，他便同我谈到种种隐藏的罪，也谈到神眼中最可憎的一样大罪，就是骄傲。他说，「有些信徒很热心，也很殷勤作工，但他们并不是要借此荣耀神，乃是荣耀自己。」他这些话刺透了我的心，也正说到我的病源和病状。那天我听他谈话，先是忿怒渐渐我钦佩他的高论，最后我深深受了感动。约在十点钟的时候，我从他的宿舍里走出来，回到自己的宿舍里，跪在床前，在神面前承认懊悔自己一切的罪恶。起来以后，写了一篇祷告文。到午夜将近一时方才就睡。那篇祷文说：

　　「在天之恩父钦，仆诚罪人。仆虽蒙父之选召，且沐父之厚恩，然抚衷一思既往，殆全为罪所缚束，作魔鬼之奴役。仆心不诚，仆目不洁，仆身遍染污秽罪恶。仆未爱人，仆未靠父，仆只为一自私之人。仆身负罪担至重，厄仆将死；仆乃自命为义人，仆犹终日碌碌，以求满足肉体之欲望，以求此世虚浮之幸福，以求人之赞誉。凡此皆为父所深憎，仆竟一一躬蹈。仆今懦弱无力，仆所望者惟望天父之援手。仆今诚恳以自己之身心完全奉献于天父之前，并将一切罪恶在父面前吐露。先求父以吾主基督之宝血涤仆一切罪染，再求父下赐父之灵感于仆心中；使仆今后自绝于罪如死，此后生活皆秉圣灵而生，凡蒙父悦者皆当勉行，否则概行弃掉；且助仆战胜魔鬼之凶焰，助仆圣洁，助仆完全，助仆爱人，助仆爱父，助仆有决心，助仆有毅力；使仆今后之生活非一己之生活，乃在父中之生活；使仆不为己生，乃为父生，乃为人生。更求父以父之灵感提携训诲，凡父行于仆身者仆无不甘心乐受。仆愿今后或生或死全为服属天父之人。惟祈父以灵迪仆导仆，今日如此，永远如此。仆心所愿。」（1920年11月21日夜11时37分写。）

　　那天晚间我也把我在自己身上所看见的一切罪恶都写在那篇祷告文后面：

　　「我心我目污秽不洁。
　　「我嫉人恨人。
　　「我爱自己千百倍于爱人。
　　「我在人前之祈祷多虚伪而不真实。
　　「我虚伪。
　　「我捐纳尽为弋人之称誉。
　　「我祈祷为自己太多，为人太少。
　　「我努力所成之工大半为求人之赞誉。
　　「我聚会、祈祷、礼拜，多无诚心。
　　「我骄傲自恃，且轻藐他人。
　　「我不公正。
　　「我言语虚伪、自夸、放荡。
　　「我爱世俗过于爱真理。」

　　当那时候我信主已经六年半有奇。在那六年多的时期中间，因看神多方的恩待，已经有相当的进步。我每日必定祈祷读经。我勉力参加礼拜堂中一切的聚会。我奉献我每月入款的十分之一为神的工作使用。我谨慎我的口不说污秽的话。我竭力追求敦品励行，不苟言笑。我没有一样不良的嗜好。我在财物上十分清廉。我没有同任何异性人发生过不正当的关系。我极忠心于我的职务。我体恤我的母亲。我和我的姐姐相敬相爱。我热诚为学生们服务，帮助他们。我领了不少学生加入教会。那时候认识我的人除了有部分嫉妒我的人以外，大多数都尊敬我，信任我。我母校的校长在他写给别人的信中称我为 a promising student，（一个有希望的学生）。我执教的学校校长当我教书满了一年以后对我说，若不是你入学读书，千万不要应别处的邀请，一定要回到我们学校来，我们十分的需要你。」这一切的事都使我自豪自庆，使我志得意满，使我自视为天之骄子，人中俊杰。

　　我以自己与教会中的信徒、领袖、长老、牧师相比，觉得我比他们强得很多。因为我清楚知道有许多信徒和教会的领袖品格卑鄙得很。从外面的一切来说，不但在信徒中少有像我这样好的人，就连教会的领袖中间像我这样清高的人也实在不可多得。我拿自己和别人比较，觉得我自己好得无比。但那天晚间，情形即完全改变了。那时候，一切的人都在我眼前消失了，只有我自己赤裸裸的站在神的面前，祂的荣光照亮了我的眼睛。我看见了我里面所有的一切污秽邪恶。我开始承认别人所犯的种种罪恶在我心中，一样都不缺少：只是别人的罪恶显露在外面，我的罪恶隐藏在心里而已。我那时开始明白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撒上上六7）。我在神面前惭愧得无地自容。我在神面前战兢恐惧。我越祷告，越觉得自己卑微、污秽、邪恶、可憎。我那天跪在床前祷告并没有出声音，也没有流眼泪，但我在神面前自卑直到尘埃。从那天的经验里我明白了，无论多么好的人一被神的灵光所照，立时会觉得自己污秽邪恶到极点。我那时觉得如果不是藉着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那一切的罪，我便丝毫没有希望能进到神的面前。那天我在神面前重新奉献，愿意以后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愿意一生忠诚事奉神。

　　我祷告以后又写完了那篇祷告文，将近夜间一点钟，我才上床就寝。从那天以后，我的人生逐渐发现奇异的改变。我开始觉悟，以前认为好的事在神面前竟有许多是可憎的，是错误的。有一篇日记可以作一个例子：

　　「救人之工原不必假助于物质，更何有于金钱？即使有需金钱之处，所作之工只须合乎父旨，父必预备一切。余今远父而行已道，为名而创办青年会，实非必要之事，亦未取决于父旨。今乃又以无益之铺张，致耗巨款，既负债矣，自不能不图偿还，故今乃大行募捐。此时觉深受圣灵之责，心甚后悔，然错已铸成，予余以莫大之教训。前路若何？余求父示而已。」（1920年12月9日日记。）

　　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曾经参加学校青年会的工作，好几次为会务向人募捐。因为常听见看见募捐的事，竟以为是很合理的。到了1920年11月20日开烈士田学校青年会成立大会的时候，我们向校方借款，购买了一大批食品，招待赴会的来宾与校中的教员和学生。成立会开完以后，便同着几位学校青年会的职员到教会中一些人家去募捐，用以偿还那天所借的款项。那时忽然蒙圣灵的教导，发现这样募捐是不合理的事，并且发现创立学校青年会虽然也有为帮助学生的意思，但为求自己的名誉荣耀也实在是我心中一个重要的动机。这时深深为这件事自责，但又不能将青年会解散，以致弄得骑虎难下。因此才写了这一段日记。

　　那年12月初，在保定有一个谣传，说驻保的一部分军队将要哗变抢劫。又传说那些军人抢劫的主要的对象中有一个就是西关的福音园。（福音园是保定长老会的大院子，里面有大礼拜堂，男女学校，男女医院，和几座西人居住的楼房。）这个消息一传开，全教会都大起恐慌。西国人找出几支大枪来又从男医院中选出几位护士和护生，从男学校里选出几个年长的学生，教导他们练习打枪，预备在福音园遭受攻击的时候抗拒那些变兵。我那时候蒙圣灵的感动，想起圣经中所说「凡动刀的心死在刀下」的教训，深觉得基督徒绝不可用刀枪杀人。又想起主耶稣的教训说，「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便起来反对这练习打枪的事。我主张传道的人根本就不应当预备这种杀人的器械。在全教会那主张练枪自卫的时候，我一发表这种主张，立时便惹起多人的反对，那些提议练枪自卫的西国人尤其不服。我本着圣经同他们辩论，有非常大的能力，他们竟不能驳倒我。

　　此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当「圣诞节」前许多日子，教会筹备开庆祝会我参加唱诗班。班中共八个人。四音合唱，每一音有两个人。唱正品副品的是女校的教员和女医院的护士，唱上品下品的是男校的教员和男医院的护士。我唱的是上品。经过了多日的练习以后，我们预备二十五日上午在礼拜堂的聚会中唱过以后，下午在城内淮军公所开一个大规模的庆祝会。我从前参加唱诗班，无论什么性质的聚会都肯出席，但这时我忽然醒悟过来，知道唱赞美诗是为歌颂神，如何能到一个普通演剧集会的场所、为娱世人的耳朵而演唱？那与作优伶唱戏有什么分别。我有了这种觉悟以后，便决意退出唱诗班，不参加淮军公所的集会。可是八个人中忽然减去一个人，势必使那次的演唱受到影响。这件事使全班的人都不快活，尤其是西国琴师更大不高兴。那时心中起了一场剧烈的交战。感谢神，祂率领我得了胜，那一日的下午我不顾一切人的反对，竟没有参加那次集会。

　　当12月20日至25日的那几天，全教会都在那里忙碌预备庆祝「圣诞节」，我的心中却有着剧烈的战争。有两段日记叙述了那种情形：

　　「嗟！嗟！务此何为？东奔西走，席不暇暖，而所为者世俗耳，物质耳。歌以求悦人之耳，饰以求炫人之目，聚会点缀亦不过以求人之欢心。一生之光阴即使皆耗于此，又何尝能救一人之灵魂？此于天父前殆懒惰之恶仆耳！明道乎，知，起，行！」（1920年12月23日日记。）

　　「余今后知凡属于世俗者，其中果无快乐之可言也。自朝至暮，碌碌曾无少暇，然又何曾荣耀天父，帮助人类？所为者盖虚幻而已！匪独虚幻，且又有若干之苦恼也！今后于此等父所不悦之事当无复为之矣。」（1920年12月24日日记。）

　　过了两天，在日记中又写着说：

　　「数日来，余觉心中有非常之能力及感动，发奇伟之思想，悟经中之真理，有阐道之能力，觉心灵中之能力大见增加。今晚思之，殆有真实之信徒为余代祷乎。」（1920年12月26日日记）。

　　从11月21日晚间我与一位同事谈话得着帮助以后，我便常到他屋子里谈话。这位同事以前曾在某处长老会受过洗，以后在北京信心会又受了浸。他同我谈到他的经历，引起了我极大的惊异。我从小就常随着母亲到礼拜堂聚会，以后又接连着约有十年之久在教会学校读书，再后又在教会学校教书一年多。在这极长的时期中，我只知道受洗是撒一点水在头上。我看见过许多人这样受洗。我从来就未曾听说过在水里受浸这件事。因此我一听见这件事，便觉得十分惊奇。我问他为什么要在水里受浸。他告诉我说主耶稣和门徒都曾这样作了。我回到自己的宿舍用心查考圣经，便发现不但圣经里是这样记载着，而且我也曾多次读过这种记载。可是奇怪得很，那么许多年就从没有想到过「圣经里所记的受洗是在水里，为什么现今教会里受洗都是撒一点水在头上？」这一个问题。从有了这一番新的觉悟以后，便感觉到自己应当照圣经上的方式在水里受一次浸。同时我又想起当我十四岁那一年在伦敦会的礼拜堂里受洗的时候还说过一次谎。当我与十几个同学站在礼拜堂的台前要受洗的时候，我们的牧师在我们面前读了一遍使徒信经，然后问我们是否信这些事。我们当然点头说「信」。其实我们根本不明白他所念的那些话都是什么意思，他也从来没有为我们讲解过。我一想起那段经过，越使我感觉到虽然按着教会的规矩说，我是已经受了洗；但按神的真理说来，我实在是没有受过洗。我经过了几天的祈祷和查经，决定要在水里受一次浸。我既有了这种觉悟和心志，当然要同学生们谈起。这样一来，便惹起长老会当局的反对。有两位长老在早礼拜的时候讲了许多的话，驳斥我的主张。其中一位说，「圣经固然是我们应当信的，但我们信它的时候必须挑选那些好的去信。有些不好的却不可信。好比我们吃鱼，只能挑它的肉吃，绝不能连骨带刺都吃下去。」他又说，「信道固然要紧，但我们既活在世界上，就应当看世上的事比信道更要紧。人在世界上就不能完全。」另外一位在讲道的时候说，「耶稣受洗确是在约但河里，但那并不是祂全身都下到水里去，乃是耶稣半身站在水中，施洗的约翰用手捧一把水撒在祂的头上。」他又引出证据来证明这件事说。「某处天主教堂有一张古画，画着耶稣立在河里，约翰用手捧水撒在祂的头上。」他们想这样讲可以消除我要受浸的意思。谁想到这种错误的讲解反倒更坚固了我受浸的决心。因为这些讲法不但不能证明受浸是不对的，反倒适足以证明受浸是毫无错误的真理。

　　几次与我谈道、给我不少属灵的指导的那位同事，因为他的见证，在12月20日被学校驱逐出校，离保定赴北京。我送他到车站登车，心中非常钦佩他那种为道受逼迫不肯屈服的精神。当我与他握别的时候，我告诉他说，「我也准备牺牲」。我也请他替我介绍一个人为我施浸。29日他所介绍的朱鼎臣先生由北京到保定与我见了面。我便准备不久到河里去受浸。

　　1921年1月2日，我把我要受浸的决心告诉了校中的主任教员王君，又告诉他说有几个学生也要与我一同去受浸。王君劝我千万不要受人的迷惑。我一时软弱，竟疑惑起来，又恐怕失了地位，非常失意的从他的屋子里走出来。我去找到三个我最器重的学生，和他们一同祈祷谈话，心志又坚定起来。那天晚间十点钟，校长与王君来我的屋子里与我谈话，告诉我说，如果我受浸，便请我立时离校，愿意受浸的学生也必须退学。校长又告诉我说，学校实在不舍得我走。他劝我再好好考虑两天，然后决定。如果我能回心转意，不去受浸，他们十分欢迎我继续在校中教读。但如果我坚持要去受浸，那便只有立时离校了。我们三个人谈话直到夜间十二点钟。次日我在日记中写着说：

　　「甚矣此试炼之不易受也！既信又疑。意既决，又趋趄不前。愿牺牲，又顾惜地位，且惧前途之难行。继又思之，诸事托父，余又何虑。且背十字架而从主，又为理之所当。若手扶犁而后顾，又焉能入神之国，转思去后声名则狼籍，前途又不堪，入学之望亦归泡影，生计亦将不可问。又思凡事皆在父之手中，旧人既与基督同死，新人将在主而生，又何庸顾虑自己之前途哉？且基督明言为义受迫者有福，为人诬毁又何虑哉？凡余所行果皆合于父旨者，则行可矣，复何疑为？父乎，祈尔助仆顺服至终，仆愿以一己完全奉献。」（1921年1月3日日记。）

　　那时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照着所看见的真理毅然决定的去受浸。这样一作，立时就要遭遇三种困难：第一是当时就失业；第二是名誉受损失，我向来是顾脸面，爱名誉的，如今在一个学期的中间被人辞退，真是一件耻辱的事；第三是前途要遭遇毁坏。我已经得到母校校长的允诺由伦敦会资助我入大学，入神学。校长又对我说，如果他能作得到，还希望将来送我到英国去留学。但如果我受了浸，在伦敦会那方面看，我便成了一个叛徒，当然他们不会再资助我读书。以我家庭中的情形来说，如果自费读书，连一年也办不到，更不用说十年八年了。这三个困难一个比一个严重。我实在不敢再往下想我受了浸以后的前途是多么黑暗，多么可怕了！

　　第二条路就好走极了。只要打消受浸的意思，这三种困难立时便可以完全消失。我可以照常留在校中教书，将来又可以照着我所希望的，由伦敦会资助我入大学，入神学，还可能到英国去深造。不过我已经明白了受浸的真理，若不照着去行，便是不顺服神。我那时刚刚在神面前认过罪，并且应许神要完全奉献，完全顺服。现在这一条命令摆在面前，正是要试验我肯不肯顺服，能不能顺服。我如何能因为有那几种顾虑便退缩不前呢？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形中，我正像蚂蚁在热锅上一样，真不知道如何走才好。

　　忽然一个意思来到我的心中说，「受浸既是合乎圣经，当然要去作。不过时间不妨延缓几年。等到我从英国留学回来，在教会中任了要职，那时有了地位，有了权柄，有了声望，再要受浸又有谁能拦阻我。那时不但我自己可以受浸，还可以领许多人受浸，岂不是两全其美么？」一想到这里，我的心中得了短时间的平安。可是不多时以后，另外一个思想又来到心中，说，「神所要的就是顺命。『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如今我既知道受浸是圣经中的真理，却因为逃避困难不敢去作，便是悖逆神。一个悖逆神的人还谈什么读神学？还谈什么为神作工？这样一件摆在面前的本分，都因为逃避苦难不敢去作，如何能希望被神使用？」一想到这里心中又不安起来，觉得还是必须立时受浸，绝不可迟延。这两个意思在我心中交战，就如同两个人角力一般。最后我觉得仍是必须顺服神的命令，不能再计较自己的利害、损益、安危、荣辱。三日、四日这两天度过了一次大战争的生活。

　　1月4日下午日头将落的时候，校长到我的屋子里来，讯问我到底如何决定。我述说了我的心志。他拿出一包钱，送给我作返京的路费，请我当时出校。我告诉他当时不能出校。因为保定到北京每日的三次火车都已经开过去了，就是我迁到客栈里去住，这样短的时间，我也来不及清理我的东西并交代校中的事务。我告诉他说当晚出校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最后他允许我次日出校，但请我应许他那天晚间不要让学生们到我的屋子里来。他的意思是怕我鼓动学生也去受浸，我对他说我可以应许他不招请学生来，但如果他们要来看我，同我话别，我却不能阻拦他们、不许他们进来。 那日晚间，学生们已经听见校长逐我出校的消息，他们踵趾相接的到我的屋子里来。我同他们讲道，勉励他们。那时我觉得我充满了能力。几日间的惧怕忧虑完全消失。我同他们读圣经上的话：「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十六25 ）我对他们说，「学生们，我今日为主耶稣舍弃的不过是少许的好处，我的主必要补还我许多倍。」我说这话的时候并不知道祂要补还我什么，也不知道祂要怎样补还我。感谢神，祂竟使那天的话成为预言并且完全应验了。那天晚间我把前两三日从茶食店里买来的云片糕取了出来，分给学生们吃，作为临别的纪念。延到子夜一时方才就寝。

　　次日早晨在早礼拜的时间，校长报告说，校方因为王明道先生要受浸，已经请他离校，如果学生中间也有要去受浸的人，就可以立时退学。当时有五个学生声明退学。其中四个决定受浸，另外一个学生并没有想受浸，不过他觉得和我一年多的时间同心走天路，现在我被驱逐出校，他如果还留在那里，似乎对不住我。他为安慰我、对我表同情的缘故，便自动退了学。这个学生就是与我相交二十九年之久，现在仍然与我一同事奉神的石天民先生。

　　对于长老会驱逐我出校的事，我一点不怪责他们。他们为他们自己的教会打算实在不能不使我去职。除了为受浸以外，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些信心会的传道人和信徒曾有一度在长老会乡间的几处教会中惹起过扰乱和纠纷，使那里的教会受了许多损害。保定长老会因为要为我施浸的那位朱先生正是信心会的传道人，当然怀了极大的戒心。这也是他们不能不逐我出校的一个原因。 我们六个人在5日下午二时二十分携带行李离了学校进到城里，住在西街天和客栈。那时候我的心中又起了疑惑和惧怕的意念，忐忑不安，痛苦万状。次日下午一时与朱鼎臣先生偕同五个学生一同出了保定西门，要找一块有水的地方受浸。及至出到城外，我们便遭遇困难了。因为那天正是小寒，而且在五六天以前下了两天大雪。（12月30日降雪约半尺厚，31日又降雪。）遍地都是皎洁的白雪，河里都结了极厚的冰。我们无法找到小许的水。可是我们不失望。我们信神必给我们预备适宜的水可以受浸。我们便沿着护城河向南走。果然不久看见河上有一座桥，桥的下面有一道水闸，上面的水从闸上流到闸下，像一个小瀑布的形状。下面的水因为不断受到冲激，不能凝结成冰，便成为一个小水池子的样式。当时我们便停在那个水池旁，站在雪地上祷告，以后朱先生下到水里去，我和四个学生也脱下棉衣，穿着单衣下到水里去。那个不想受浸、不过因为同我共患难而退学的学生石天民，一看见我们下到水里，忽然也决定受浸，同我们五个人一齐下到水中。我还记得我从水中一上来，我的长发立时变为冰棍，我身上的单衣服才一脱下，就变成像薄板一样坚硬。那天我有一篇祷告文记在日记中：

　　「天父钦，仆今遵父之旨，效吾主基督之范，受浸归入吾主之死；亦愿偕吾主而复生。仆更诚信仆之旧人已完全没于此水中，仆罪得赦，仆心获安，仆之身体灵魂已为吾主宝血所买赎；仆之身心一切非复己有，乃全归于天父。今后惟当顺服至死。愿天父之恩旨成于仆身。仆心诚愿。 」（1921年1月6日日记。）

　　「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 （耶一4-5）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祂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祂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惟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 （加一15-17）

　　是不是所有被神使用为祂传话的人都是神从他们在母腹中的时候分别出来的？我们不敢回答。但这里有一位先知和一位使徒确是这样被神分别出来的。耶利米听见神这样告诉他，保罗清楚的晓得他是神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想想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便知道神拣选耶利米不但是指他在母腹中的时候，而且是在他尚未成胎以前。神这样重看祂的先知，设立祂的先知，差遣祂的先知，作神的先知是何等荣耀，何等有福的事啊！

　　正是因为耶利米知道他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先知，所以他才那样勇敢刚强，把神要他讲的话都放胆讲了出来，威吓胁迫都不足使他畏惧退缩；他不怕众百姓，也不怕民中的首领和祭司，甚至不怕犹太的君王。也正是因为保罗知道他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使徒，所以他才那样「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先作使徒的。」正是因为他知道他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使徒，所以他才能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么？我若仍旧讨的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加一10）。虽然我不敢说神的工人是否都从母腹里被分别出来，我却敢说神的工人都必须先受神的差遣，以后才能为神作工。因为我看见经上的话明明的说，『然而人未曾信祂，怎能求祂呢？未曾听见祂，怎能信祂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罗十14-15）

　　耶利米和保罗都知道神把他们从母腹中分别出来。我回想这半生的经过，也清楚晓得我今天作神的仆人不但清清楚楚的奉了神的差遣，而且神也曾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我越回想这四十几年的经过，越知道这件事是真确无疑的。我从年幼身体就很软弱，很少有一年不患病。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很少有一个学期不请病假，从小到十八岁，极重的病生过四五次。当我三四岁的时候，患过一次极重的痢疾，在伦敦会的医院住了一些日子。最后医生告诉我的母亲说，「这个孩子已经没有指望了。」我的外祖母和母亲都主张立时把我接回家去。她们的意思是说，既不能好，就让我死在家里，绝不让我死在医院里。我还模糊记得外祖母抱着我坐轿车回家的情形。说也希奇，回到家中以后竟慢慢好转过来。八九岁的时候又患过一次大病。起初是头的半部肿了起来，以后越肿越大，一直到皮都肿得发亮，难过极了。去过几次医院，医生竟束手无策，最后他们留我住医院。母亲本不愿意她的孩子住医院，但因为没有办法，只得依从医生的话，陪着我住在医院中。虽然住了医院，病势仍不见转好。大家都惧怕起来。母亲特别怕这个病会害了我的性命。说也希奇，有一天忽然从一边的耳朵里流出大量的脓来，从那时候肿就渐渐的消失，病就渐渐的转好，再过了些日子就出院回了家。十五岁的时候又患了一次大病，多日不能吃东西，发极高的热，有几天发热到不省人事。母亲并没有医学常识，也不知道该作什么，只是看守着我。说也希奇，病就那样重起来，后来也就那样好起来。十八岁那年所患的病更严重了，神却一次又一次的行了奇事，保全了我的性命。现在回想起来，若不是神奇妙的保守，那几次病中的任何一次也可以使我丧了性命。何况我自幼家境贫寒，营养不足，每次患病的时候母亲除了焦急以外，什么医药护理的常识都没有呢！以我那样软弱的体格，处那样贫困的家境，再患了那样严重的疾病，若不是有神特别的选召和保守，我真不知道怎么能活到今天。

　　若看我幼年的时候身体那样软弱多病，绝不信我能担当今日那样繁重的工作。许多人看我常常每日讲道两次，每次连领诗带讲道总在两个小时左右，而且能接连十天半月，绝不会料到我在幼年是那样软弱多病的。连我白己也惊奇我怎么能有这样充足的精神和力气。这只能承认是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选召和使命。此外还有一件事，也是神特别的恩赐，就是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从我国的北部到南部，东部到西部，无论怎样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水土，不同的饮食，我的体健都不受什么影响。我曾在严冬到过零度下三四十度的东北北部，我也曾在盛暑到过天气最热的闽粤。我能吃北方的面粉，我也能吃南方的大米，我还能吃关外的高梁米饭。我喜欢吃中餐，我也吃得惯西餐。软水和硬水，淡水和咸水，都不影响我的肠胃。至于旅行的时候，除了乘船航海、遇见风浪的时候我感觉晕船以外，其他别的交通工具我都不感觉什么不便。许多人一到外乡就不服水土。还有许多北方人吃不惯大米，许多南方人吃不惯面粉与杂粮。又有许多人视舟车旅行为畏途。许多人新换地方睡不好觉。如果我有这些情形中的任何一样，在神的工作上就不免受到相当的影响。

　　神使我生长在北京，说了满口的标准国语，也是祂特别的预备。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国语能通行各地，为各地的人所容易听懂。这一件事与传道的工作实在有极大的关系。有些人说我口才好，他们说得不对。我并不是有口才的人。常和我在一处的人能证明我平常说话的时候并不流利爽快，甚至有时还有少许的口吃。我最不会为人排难解纷。如果教我去作这种事，我会因着我所说的不适宜的话使他们的纠纷更加扩大。我平常说话除了口齿清楚、声音宏亮以外，别的并没有什么特长，惟独到了讲道的时候，就如同改换了一副唇舌一般。我在这件事上明白恩赐和口才是不同的两种东西。这种恩赐当然也是随着神的选召而来的。

　　我不是一个长于文学的人，诗、词、歌、赋，我一种也没有学过，一种也不会作。神却使我能用浅近的文字把祂的道证明出来。许多人常说到「腹稿」。意思是没有下笔写文稿以先，在心中已经起了一篇稿子。我从来不会起「腹稿」。只是在心有所感的时候拿起笔来写下去，随写意思就随着出来。我讲道也是如此。我很少在讲道以前用几小时坐在那里，翻开几本书，拿着一枝笔、一个本子，预备一篇讲章，然后在开会的时候到讲台上去讲。我讲道的时候常是先从神得着一个信息，带着这个信息到讲台上去，用平日所熟悉的经言和平日所谙达的事理，把这个信息传给听众。我并不是故意自谦，我说的是真话，如果神把祂给我的恩赐拿去，我立时就成为一个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的人。

　　再说我年幼的时候所处的环境是那样恶劣污浊，所接触的人是那样卑鄙邪荡，又没有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再加上寡母那样放任宠爱，无论是谁，也不会不成为一个坏到极处的人。（这些事我在上一章中已经详细说过不少了。）神竟行奇妙的事，把我从罪恶的深坑里救拔出来，用祂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一切的污秽，藉祂的灵重生了我，使我成了祂的一个儿子，又选召我，使我为祂作工，并且立我作今日世界上和教会中的一个守望的人，吩咐我为祂的福音劳苦，为祂的真理作战，把祂的真道证明出来。想到这一切，真使我不能对祂的选召有丝毫的怀疑，也不敢在祂的面前有少许的怠惰。

　　神开始呼召我是在我十五岁那一年。那时我正怀着极大的野心，抱着极高的志愿，想要作一个大的政治家。当我十四岁那年秋季的一个晚间，我同领我信主的那个同学在校院中散步谈话。他忽然问我立志将来作什么事业？我那时年岁很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回答不上来。我告诉他我并没有什么志向，将来走到哪里就算那里。他告诉我说那样不行。他说一个青年人必须有志向。他把先哲的教训讲给我说，「为学莫先于立志」， 「有志者事竟成」。他既勉励我立志，我当然要听从，于是我开始思想这个问题。当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又想到人生的归宿了。我的朋友教导我敬畏神，也引领我信耶稣，但他却没有帮助我清楚明白神的救恩和来生的应许，因此我仍是度着没有来生希望的生活。我怕死，我不愿意想到死。但当我想到未来的事业的时候，又不能不想到身后的事了。我切望能得着一条不死的道路。但这条路却找不到，那样我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了。我定意要在未死以前干一番大事业，好在我去世以后留下大名，正如俗语所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我既下了这种决心，便开始思想作什么事业可以得最大的名誉。最后我决定要作一个良好的政治家，因为我从历史和新闻纸上都看出来，大政治家所得的名誉是远超过作其他各种事业的人的。

　　过了不久，我忽然想到我没有作政治家的可能性，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一个高亲贵友可以把我拉上政治舞台。凭我一介寒士，如何能有作大政治家的希望呢？一想到这里，我的大志又受了极大的打击。可是不久我读到了美国著名的总统林肯的传记，知道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出身也像我一样的寒微。他在青年的时代作过店伙，驶过渡船；愿意读书却无力购买，借了别人的书来，藉着取暖的火当作灯光去读。那样的一个苦孩子最后竟成了历史上一个极伟大的人物。我当时就想「林肯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那个穷孩子能作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我怎么就不能呢？从那时起，林肯就成为我心中所崇拜的英雄。我也买了一张林肯的像片挂在墙上。我自命为将来东方的林肯。我又买了不少中外大政治家的像片，把它们贴在一张大纸上，挂在我床旁的墙上。我自信只要我不早死，我一定能作中国的林肯。那时候我用功读书，热心信主，敦品励行，事事都是为要达到我将来作大政治家的目的。

　　我开始立志要作政治家是我十四岁那年秋季的事。第二年的前半年间，在我心里开始感觉有神的呼召，要我为祂作传道的工作。这种呼召一临到，立时招来我的反抗。我想我既要作大政治家，如何能去传道呢？作大政治家是最荣誉的事，传道是最卑微的事。要我舍弃作大政治家的心愿，去作传道的事工，那真无异乎下乔木而入幽谷。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无论如何不愿意传道，就是我看见大多数的传道人都是一些不成材的人。有些给西人教官话的先生，教了几年华语，渐渐就传了道。还有给外国传道人作饭的，打杂的，洗衣服的，看堂的，因为常听道，学会念几段圣经，唱几首赞美诗，讲几句半通不通的道理，慢慢也传了道。又有些在教会学校中读书，三年留两次级的学生，学医不成，入师范也够不上，只好入学道院读两年圣经，以后到教会里传道。我自视并不是这种不成材的学生。我从入学，每次考试必定名列前茅。我在高小和中学读书的那几年，常是藉着得奖金读书，母亲只给我一些钱买书和零用就行了。我想以我这种天资明敏可成大器的人才，去作传道的工作，岂不是大材小用么？使我与那些我所鄙视的人并列，实在是我所不甘心的事。因为有了这种种的思想，我便坚决的拒绝神的呼召。

　　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很热心信主的青年。我每日早晨起来以后，和晚间就睡以前，必定祷告。我每日至少必定读一次圣经。就是在每学期大考的时候，我也不间断祈祷和读经的功夫。我参加礼拜堂中的每一个聚会。那时候教会的学校都是强迫学生赴礼拜堂聚会。所以学校开学的时候，每次聚会，礼拜堂中大多数的位子都是坐了学生。但一到暑假和寒假，学生们都像雀鸟逃出樊笼一样，谁也不肯再到礼拜堂中来聚会。因此礼拜堂中的位子一到假期大多数便都空闲了起来。我却在暑假、寒假中照样参加礼拜堂中所有的聚会，并且是「风雨无阻」。虽然我在每次聚会中并不能得着多少好处，但我认为一个好基督徒绝不可不参加礼拜堂中的聚会。我也参加本校学生青年会的聚会和工作。那时我在学校中可称是最热心的基督徒。可是越热心，我里面越清楚听见神的呼召，祂一定要我去为祂传道，我却坚决的推辞。那时我向神祷告说，如果神有一百条命令，九十九条我都愿意遵行，只有这一条我实在无法顺从。要我舍弃作大政治家的野心，去作那被人轻看的传道工作，无论如何我是不能顺从的。

　　从十五岁到十八岁的春季，三年多的时间我和神相争。神一定呼召我事奉祂，我坚决要作大政治家。这种战争使我心中痛苦得不能形容。我不让步，神更不让步。有些时候我不思想我的前途，心中便得着暂时的平安。但每一想起来，心中便发生极大的战斗。一次在校中有几天特别的讲道，一位热心的传道人讲到青年基督徒应当立志传道。我是最喜欢聚会的学生，那一次我却惧怕起来。只因为那时候全校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参加聚会，又因为我是校中最热心的学生，也绝不能不去参加。如果不是这样，我真要想法子逃席了。两三次的讲道使我心中的战争又剧烈起来。那三年多的时期中，心中经过了许多次剧烈的战争，苦痛得不能形容。

　　十八岁的夏季我应当从中学毕业。（那时还是旧制的中学，一共四年。）我想入大学的时候必须选择所要学的科目。我再不能迟延。我必须决定我的前途。因此在那年的春天，我决定仍照我几年来所抱的志愿，准备作政治家。我预备从中学毕业后入大学攻读政治。我服膺「人定胜天」那一句话。我认定只要我决志作大政治家，便一定能作到。我用我一向倔强的作风来对付神。我作了一件「以卵击石」的愚事。

　　那年（1918）3月中旬生了一次大病。先是身体乏力，头觉晕眩，后来发热卧床，不思饮食。这场病经过一个多月才好起来。5月7日病痊返回学校。20日又患病，勉强支持了两三天，后来再不能支持，便在23日再回家养病。病情是一日比一日沉重。但因为争取虚荣的缘故，抱病参加6月3日至7日的直晋两省教会中学联合考试。那时已经卧病十几日之久，实在连起床都办不到，却冒着性命的危险，从东城家中乘人力车到西城校中去赴考。五天的考试，只考了两天便再不能起床，病也因此更加严重起来。当我的病最严重的时候，我的心恐惧起来。我恐怕我的病再不能痊愈。我怕死，但我那时离死期已经不远。我恐惧，我失望。我懊悔不应当抗拒神的呼召。我想作大政治家的野心到这时候不得不放弃了。我知道我抗拒不了神。我明白「人定胜天」是一句狂人的妄语。我那时在万分痛苦与绝望中向神发出无声的祷告说，如果我的病不能痊愈，我承认我应该死；但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再不敢抗拒神了。那时我的病已经严重到极点，吃了许多药都丝毫没有效用。一位伦敦会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的姐姐说我的病已经没有盼望了。不料神行了大事，当我那无声的祷告达到祂耳中的时候，祂很奇妙的医治了我的沉疴。神藉着这两次的大病征服了我，消灭了我作政治家的野心。到6月下旬，病好了起来。6月27日学校开毕业会。校方因为我的成绩一向优良，允许我和别人一样毕业。中学四年的学业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大病方痊，身体非常的软弱。认识我的人大多数都劝我好好休息一年。但我不愿意慢了学业，坚决继续读书，因此在9月中旬便继续着入了学。

　　当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北京一带只有两个教会立的大学，一个是北通县的协和大学，另一个是北京城内的汇文大学。汇文是美以美会单独设立的，协和却是长老会、公理会、伦敦会几个公会合办的。我是伦敦会的学生，从萃文中学毕业以后，应当升入协和大学。可是正在那年的秋季，几个教会已经决定开始把两个大学合办，地址不在通县，却在北京。通县协和大学的旧址改为璐河中学。那时中学是四年制，大学部是六年制。一二两年称为预科，三年至六年称为本科。我从中学毕业，当然是先入预科。

　　新的大学成立了，本科校址在东城盔甲厂，预科就在原来的汇文校址。最奇特的事就是新的大学英文名字叫作Peking University，（汇文大学原来的英文名字，）中文的名字尚未定出，半年多之久就没有校名。预科既在汇文校址，而且与美以美会的汇文中学在一处，美以美会便把两班预科的学生都算作汇文学校的学生。我们协和的预科生当然不甘心被人唤作汇文的学生。我们便声述我们并不是汇文的学生，乃是新合办的大学的学生。

　　1919年的2月间，协和与汇文两校的学生为校名大起争执。汇文的学生坚持用汇文大学的名称。协和的学生认为两校是合办性质，并不是协和合并在汇文里面，绝对不能承认汇文这个校名。到4月11日，我听说决定将两个名称并用，称为「协和汇文大学」。不料几天以后汇文方面又生波折。5月8日我们听说汇文的学生结队抬了「汇文大学校」的匾去挂在本科的校门上面，因此协和的校友那天晚间在东城青年会开同学会，到会的有协和的肄业生与毕业生多人，大家的主张极不一致。我那时是预科一年级的学生，班次最低，年岁也最幼，却发言到四五次之多。那天的会议中，毕业的校友多主张让步息争，容汇文的学生暂时悬挂几十日汇文的匾额，到暑假时再斟酌适宜的新名，结果到底通过了这项决议。

　　大学既悬了汇文大学的匾，汇文中学便改称崇文学校，而且把我们一、二、两年级预科的学生都算在崇文学校里面。那时正是五四运动的那一年。学生们提倡抵制日货，维持国货。5月12日，学校的早礼拜完毕的时候，崇文学校国货维持会选举职员。我们协和方面的几十个学生当时不能走出，便坐在讲堂里看他们的举动。不料我们中间有一个同学被选，他竟不敢推辞，我当时便鄙视他胆怯。接着我也被选了。我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便立时站起来说，「我不是崇文学校的学生，我是在这里寄读的。你们没有权柄选我作崇文学校的职员。」当时惹起崇文学校学生的忿怒，会毕以后他们便辱骂我，攻击我。我决定无论遭遇什么窘迫危害，绝不能屈服在强权之下。不料我这种忠诚不仅触犯了崇文的学生，就连协和方面的校友也有许多人认为我多事，对我表示不满意。我当时竟弄得腹背受敌。但我定意无论如何绝不妥协。我宁可退学，也绝不向若强权低头。我定意坚决反抗这种不合理的举动。当日下午我往西城见我母校（萃文）的金校长请求他替我筹划。十四日我再偕同两位萃文的同学往见金校长讯问。他告诉我们说要等到下星期一董事部决定。我们只好回去再忍耐些时候。

　　5月19日，各校为国事开始罢课。那一学期就没有再上课。6月3日学校提前放了暑假，我们也就都离校返家。二日得着消息说，协和方面预科一年级的学生，秋季将转到济南齐鲁大学读书。我心中作难起来。因为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母亲和我且是相依为命。那些年在北京上学，住校的时候最少每周必须回家一次。母亲需要常看见我，我也需要常看见母亲。如果到济南去，最少需要半年才能回来一次。母亲不能离开我这样久，我也不能这样久离开母亲。特别是母亲那些时候身体不好，前一年的秋季有好几次患病。还记得前一年（1918）的9月30日是一个星期一，那时校中每星期一放半日的假，住校的学生可以自由外出。我在午间十二时半由校回家，才到家门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及至进门以后看见母亲病趴在床上。我当时心中难过极了，急忙打电话请姐姐回家。因为按校规我当日晚间必须回校，只得请姐姐在家住一夜服侍母亲。次日正值孔子诞辰，学校放假一日，我便回家侍候母亲。到晚间因为姐姐已经回校，我也必须返校，但又不能把患病的母亲独自留在家中，左右为难，急得哭泣，很久，挨到八时半方才返校，并且告诉母亲，无论如何明日必定回家看视。次日身体虽在课室里，心即回到家中，一直思想不知母亲的病到了什么地步。别的同学听讲功课，我却低着头哭泣。后来向学校当局请假，请求许可我每日下课以后回家服侍母亲。校方很慷慨的给了我四天的假。我真如同奉到恩赦一般，一下课便急忙奔回家中。接连着几日，每天下课便回家服侍母亲。我四日的假满了，母亲的病也好了。不料又过了几天，母亲和姐姐都患了病。一家只我们母子三人，我如何能安下心去在校读书。但再告假回家，又觉得实在不好再开口。勉强忍到晚饭的时候，实在不能再忍下去。这时不但请假没有把握能否得到允许，并且也没有地方去请假。在万分无奈的时候，竟大着胆于私自走出了校门，回到家中，去服侍母亲和姐姐。我从悔改信主以后，从来不肯犯一次校规，那几天竟接连着有三次下午私自出校，直到母亲和姐姐都痊愈了。不料因为那些时候心中焦急，身体疲劳，吃不饱，睡不安，每日以泪洗面，心身都受了打击，到母亲和姐姐都好了以后，不满三天，我又病倒了十几天之久，请假回到家中调养。那时候母亲再服侍我。母亲既离不了我，我也离不了母亲。我如何能到千里以外的济南去读书呢？

　　六月至八月间度过了极辛酸的几十天。这时候大学本科的门前已经挂起了「燕京大学」的匾额。我想越过预科二年，考入本科一年级。我去讯问我母校的金校长，可否许我考试一下。金校长嘱我去见本科的科长，同他商量。不料我去了许多次，始终见不着科长一面。写了信去，也得不到片言只字的答复。我那时候已经不敢希望能得到许可，我只希望科长给我一个回答，说一个「可」或「不可」，好使我死了心。不料竟连一两个字的回答都得不到。我苦痛，我激忿。我没有料到远涉重洋奉基督的名来服役中国教会的西国宣教士竟这样对待一个渴望上进的青年基督徒学生！

　　考入本科的希望已经完全没有了。到遥远的济南去，又不忍得离开母亲。我本不舍得耽误一年的光阴，不料现在入学的事情已经完全绝了望。这时候我苦痛得想要求死。我几乎得了精神病。在8月20日那天我在日记中写了一篇悲叹的话：

　　「怀志不遇，屈原有离骚之赋；积郁莫明，阮籍为穷途之哭。志者不遇，百世恒同；事与愿违，古今何异。予学昧蹲鸱，才同芥骆；自问何幸，竟获睹人生真际；匪敢自饰，亦略窥圣贤门径。艰阻困厄，沧桑数历，险诈奇幻，世变饱经。每自顾昂藏七尺，辄不忘万里鹏程。 帝恩隆眷，幸未陨越；魔诱屡至，岂敢或忽。方期猛进长趋，遽料阻难横起；正欲努力奋斗，何意逆境中阻。只身难跨二舟，去取讵能两顾？踌躇三月，徘徊九旬。既不能伤亲心，又实难舍前路。孰轻？孰重？何去？何从？终则取难舍易，遂至履险去夷；势既由不获已，情又何求人知。境可悲矣！心更痛哉！而今而后，如我何人？悠悠苍天惟独叹！自策自励，匿述销声；孜孜潜进以待时。洒泪独泣，望九天霾云变色！．抚衷自痛，悲一身良遇皆失！壮志难驯，贾生徒殁；苦心不显，屈子竟沉！奈何天里，胡竟绝夫有志者？无情世上，悲境偏逢苦心人！抚今思昔，怆然欲绝！瞻前顾后，抑郁兴悲！呜呼！已矣！苦衷人不意今逢厄运！噫嘻！悲哉！黑云中何日重睹光明？往事勿计，来日何堪？郁郁往迹何意竟成今日之恨？茫茫前路，敢云不效穷途之哭！甘耶？苦耶？匪余敢计；成乎？败乎？任其所之竭思尽虑，以求余力之所至；引领宁望，惟希帝旨之云成。」（1919年8月20日日记）。

　　感谢神，在最黑暗痛苦的时日当中，祂用祂的话安慰了我。22日早晨读经得着经训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罗十四8）23日早晨读经得着神的应许说，「我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恤你。」（赛五十四8）「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赛五十四10）。

　　入学的门是关闭了，只好暂时找一点事作，以后再等候机会升学。按我的本领和名誉说来，是不愁找不到事作的。（那时认识我的人大多数都看重我）。说来也希奇，无论怎样托人，竟找不着一个位置。转瞬已经到了8月底，前途竟看不见一点曙光，我悲哀，我失望。我痛苦到了极点。8月26日晚间，我到我的朋友家中去。（这位就是起初领我信主的朋友）。他劝我不要这样难过，又劝我出外换换环境，到通县去游玩两日，因为那时直晋两省基督教教育会正在那里开会，在那里可以会到不少熟识的人。我因为既不能入学，又找不到事作，觉得不愿意见人，所以就不想去。但他竭力劝我去一次，我就答应了，便在次日往通县去，只在那里停留了一天半。他们次日下午散会，我也和大家一同返回北京。不料因着这一日半的游玩，竟得到一条出路。事实的经过是这样！：

　　我在通县的时候，一位相识三四年的朋友听说我还没有找到事作，便替我介绍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地址是在离北京约三百里路的保定，工作是教初等小学学生，待遇是每月薪金十二圆，未结婚的人却只能领八成，就是九圆六角。我当时因为这个工作各方面都对我不适宜，因此便推却了。但那位朋友对我说，「你不如考虑一下，再作答复。今天是28日。他们可以等你到月底。最晚请你在31日给他们一个答复。」我允诺下来，但我考虑了几天，始终认为这个工作无法接受。我既不能到一千里以外的济南去读书，又如何能到三百里以外的保定去教读呢？教初等小学也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我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曾尽义务帮忙教过萃文初等小学的学生。如今我是一个读过一年大学的学生，且是一个成绩优良、心怀壮志、想作大事业的青年，如何能低头到这种地步，去教初等小学呢？第三，他们的待遇也实在苦得很，十二圆钱还要打八折。九圆六角钱可够作什么用的呢？如果我去，至少我必须每月回一次家看看母亲，一次往返的路费需用四圆钱，每月的饭食也需用四圆钱，下余的一圆六角钱，只够理发、洗浴、买块肥皂、寄几封信的用途。不用说不能有一点积蓄，就连买几本书、做一件衣服的钱都没有，这比留在自己家里实在强不了多少。我无论怎样考虑，也认为无法接受这个工作，因此我在8月31日的晚间写了一封回信，告诉他们说我不能去，然后拿着这封信到街上去付邮。

　　当我走到街上信筒旁边把信送到信筒的入口处，信的大半已塞入筒口中，但还未曾撒手的时候，我藉着路旁的灯光看了一下信筒上的收信时刻，我看见上面的字写着说，「下次再开，上午七点。」我心中想道，「应许人至晚31日答复，不料到底这封信在31日未曾赶上邮班。日期是已经误了，与其让它在邮筒里放一整夜，不如先把它拿到家中去，明晨再送。」想到这里，我便把这封一大半已经塞入信筒口中的信又抽了回来，无精打彩的走回家去。那一夜愁苦叹息。自己心里思想道，「我的境遇怎么竟这样不幸呢？入学的门关闭了，想找事又找不到。好容易遇到这仅有的一个机会，又是这样各方面都不适宜。神这样待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次日早晨我的心意忽然转变过来。我定意走这一条我所不愿意走的路。我想，到保定去总比困处在家中还好一些。我撕了昨晚所写的信，另外写了一封信寄到保定去，接受他们的邀请。

　　9月11日早晨离了北京，乘京汉路车到保定去。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北京到远方去。起身以前，母亲因为我离家远出，流下泪来，我自然也哭了。午间到了保定，下了火车，和接我的人一同到了西关福音园烈士田学校内。当我进到那个院子的时候，看见那小的院落、小的房屋、乡间装束的小学生，样样都使我心中懊丧。我感觉无限的凄凉。我见了校长以后，他告诉我说，因为介绍人提到我的经历和学识，他决定拨一位教高小的教员去教初小，改请我教高小和中学一年级学生的功课。因为那时候校中方才增设中学一年级，所以中一是全校中最高的一班。此外他也对我破格优待，薪金不打八折，却十足的付给我十二圆钱。这两件事的改变，使我心中得了不少的安慰。特别是他请我教中学一年级和高小的功课这件事，鼓起我很大的勇气来。次日上课，讲完功课以后，便以道勉励学生。那天的日记上我写了几句话：

　　「生平之志，助人向善耳。今以立志修身之道为各班学生言之，俱表乐受之意。使予而能导此数十青年，俱在此极短时间之内化为高尚有志之青年，余之此行不虚矣。」（1919年9月12日日记）

　　当我在校读书的时候，阅读谢庐隐（洪赉）先生传略，心中便十分羡慕谢先生的人品道德。我看到他在苏州博习书院和上海中西书院任教职的事，如何训导学生，关心学生，又如何与学生交往，以德行感化学生，心中就想到如果我有一天作了教员，也要效法谢先生的榜样。及至我在保定任了教职，便效法谢先生那样在课堂里、在私人谈话中，常常以敬神作人的大道教导学生。最先是讲完功课就对学生们讲道。那时候我讲的道与今日大不相同。我不明白救恩和生命的道，只是教导学生敬神、爱人、立志、进德而已。虽然那样，因为我是出于诚意和热心，所以也很能使学生受感动。后来我觉得不如每日单有一个聚会，使那些愿意听道的学生自动参加，因此便和几个学生商议，每晚成立一个祷告会。

　　11月12日晚8时20分，这个聚会开始了。从那时候起，除了教会或学校晚间有会、或有特别事项以外我们每晚都有聚会。我有时对学生们讲祈祷读经，有时讲立志进德，有时讲认罪悔改，有时讲处世作人，有时讲服务牺牲，有时讲卫生保身，有时讲孝亲敬老，有时讲诚实圣洁，有时讲齐家救国，有时讲舍己爱人，有时讲贤哲格言，有时讲名人传记。我那时候就是不会讲生命的道理。并不是我不信，乃是不清楚了解。我信耶稣为我赎罪代死，也知道不藉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神面前去。对于来生的道理我不十分明白，所以我也就不能讲。我信全部圣经，我也信它里面一切的记载都是真实的。可是除了圣经中那些宝贵的教训以外，我没有对其他的记载发生太多的兴趣。我信耶稣复活，但我却不明白祂的身体是否复活了。我信圣经里所记载主耶稣和先知、使徒们所行的神迹，但有人用捏造的话语来曲解这些事迹，我也听不出来是不对的。我只记得在中学的时候听一位明老太太对我们讲过一次主耶稣再来的应许，那时我也确信。不过以后就再没有多听人讲过，我也再没有留意。

　　我在校中除了授课以外，竭力在各方面领导学生，栽培学生。有一些学生很受感动，接受了我所给他们的指导，可是在同人中间我却遭到攻击。第一个原因是我和他们同处不来。每天我们五位教员在一间小屋里吃饭，他们四个人谈话中间总是喜欢说些淫词妄语、不干不净的话。我听见的时候觉得实在刺耳。但他们都是旧有的教员，我却是新来的人，而且年岁比他们小得多，当然我无法干涉他们。我只能在他们说那些污秽言语的时候，不作一声，低头吃自己的饭。因为我听不惯那些话，心中既不舒服，面部也一定会有不愉快的表情，于是便招来他们的厌恶和歧视。有一次我实在不能再听下去，便忿然离席而出，这更招来他们的恶感。我在日记中记着那天的情形，有这一段记载：

　　「星光皎洁，银河在天；院宇寂静，万籁无声。一斗室中，灯光明亮，一少年方与生徒十一人谈讲贞洁问题，迫切恳挚，言之娓娓；谓欲胜污秽之罪染，最大之力源即得自圣洁之上帝。此言者盖彼诚恳叮嘱众生之一语也。少年以晚餐时闻同人之污秽淫语而忿然出，故斯时心中之痛恨污秽，宛如冰不容火。校中就眠铃既鸣，彼乃徘徊院中，观各室中学生之作日记者，则嘱毕事熄灯。少顷，返彼所居之斗室中方就椅而坐，瞥见桌上方来之家信，乃启而读之，则慈母所书告平安之信，嘱自行谨慎，爱护身体。少年反复读之，心中攸易一种感想。视时表，已将十时，乃挥笔作记。少年者谁？日记之记者也。」（1919年11月21日日记。）

　　又过了一些日子，我实在不能再和他们一同吃饭，我便提议我自己在宿舍中单独吃饭。我有一个很充足的理由提出这个意见，因为我那时期正实行素食。（我实行素食有一年半之久）。他们每餐总要吃些肉，我却一点肉都不入口。每次吃饭我总请厨役为我单预备素菜。当我实在不能再听他们那些淫词妄语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我们既不吃一样的饭，就没有在一处共餐的必要，不如我自己在宿舍里单吃好了。」

　　同人们对我起恶感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嫉妒。一般作教员的只是每日教自己所当教的几门功课，对学校和学生其他的事向来是不闻不问的。校中的事都由一位主任教员管理，最大的事由校长主持。（学校那时没有校长，暂时由一位老年的西国牧师代理。）校中的秩序和清洁、学生中间的纠纷和事务，若不是那位主任教员分派别的教员作，是绝没有人肯过问的。我在那时心中火热得很，不问有没有人分派我作，只要看见有可作的事，便挺身去作。这样一来，主任教员得了一个有力的助手，当然非常高兴。但其他几位教员讥诮我，说我卖弄殷勤，讨好校长。他们自已不过问功课以外的事，也不许别人过问。我只为学校和学生设想，未曾想到招来他们的嫉妒。他们对我常和学生往来、领学生聚会，更是不免发生误会。他们不明白我愿意以道栽培学生的心意。他们以为我是要拉拢学生，建树自己的势力，因此多方攻击，肆意诬蔑，常给我一些难堪。我有时也不免因此灰心难过，但一看见学生们那样乐意受教，心中便得了安慰。

　　11月30日是一个星期日。午饭后看见两个学生起了冲突，要去见那位主任教员。恰好他不在校，我便把他们叫到我的屋子里来，讯问是什么事情。那个小学生说，「他打了我」。那个大学生说，「他骂了我」。我让他们都坐下。我开始劝导他们，并为他们说了一个很感动人的故事。（那个故事曾深深感动过我）。我一面说，一面看他们的脸，发现他们实在受了感动。及至我讲完以后，请也们再说他们的事。不料那个小学生竟先站起来说，「先生，今天的事是我的错处。因为我先骂他，所以他才打了我。」那个大学生也站起来说，「先生，错处在我。无论如何，我比他大，我不应当打他。」我一看他们都认了错，便劝他们握手和好。两个人哭着吵着进到我的屋里，一小时后竟笑着说着走出去了。并且那个小学生就从那一天起，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变。 我因着几个月来在学生中间工作，思想起了极大的变动。我从前渴慕作大政治家，虽然因着十八岁的重病，不得已放弃了那种野心，但我并未曾甘心接受神的呼召。这时候我却开始看见传道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多么伟大。我心中想，就是作一国的总统，也不能使人这样从心里改变，弃恶向善。但现今我在这些学生中间作了几个月谈道的工作，就有不少青年人的生活有了奇异的改变，这种工作是何等有价值呢？以前几年之久抗拒神的呼召，但在教读的几个月中，心思竟渐渐转移过来，开始羡慕为神作工了。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愿意为神作工，就是在大学预科那一年，屡次看见教会中种种背道的事：说谎作伪、利己损人、恃强凌弱、谄富轻贫、我虞尔诈、斗角勾心。我开始发现，社会中种种的罪恶在教会中也是无一不有。在保定教书的几个月中，也看见了一些使人痛心的事。我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是在伦敦会的范围内，在大学预科的一年所见闻的多是美以美会中的情形，到保定教书又是在长老会里面。这时我的眼界比从前宽了不少，同时也越多看见各教会的黑暗腐败。因此屡屡感觉到教会实在需要一种改革，而且这改革教会的使命就在我的肩头上。这种感觉也使我渐渐转变，愿意终身为神作工。

　　到了1920年的春夏之交，我的心已经完全转变过来：无条件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愿意接受神的呼叫。回想在中学读书的时期，三年多之久抗拒神的呼叫；在大学预科的一年内，作政治家的野心是放弃了，但仍是不甘心完全接受神的呼召。及至在保定教了一年书之后，因着神在各方面所给我的训练、光照、呼声、觉悟，才整个的顺服。也就在那年夏天正式改了名字，不再叫「永盛」。而改叫「明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祂的真道。」这里的「明」字是证明的意思，不是明白的意思。这个名字虽然是我在二十岁的夏季所改的，这个心志在我里面即已经存得很久了。当我十九岁春季在预科一年级的时候，日记中屡次记了这种感想，现在把它们录在下面：

　　「学当自不欺暗室始。慎独之功既纯，然后见道愈真，行道愈笃；入圣入贤，明道新民，基于是矣。可不勉哉！」（1919年3月21日日记）。
　　「世衰道微，人心日危，举世污浊；明道新民，当匪异人任。」（1919年3月21日日记）。
　　「我生之志向无他，惟欲明道耳。」（1919年3月28日日记）。
　　「明道，明道；明道之责，匪异人任。」（1919年6月13日日记）。

　　在那个时期还有一段感怀记在日记中：

　　「民德堕落，人心日下。今日世界所亟需者，一有德、有力、有志之人心改革家也。昨课英史时，闻徐师之言曰，『今日中国所急需者，一卫斯理约翰其人也，然其人为谁乎？此班内或有其人也。』吁，有其人乎？有其人乎？吾思之，吾重思之，曰，『有』。」（1919年5月11日日记）。

　　既决意完全接受神的呼召，便预备继续入大学读书，以后再入神学。我母校的校长英国人金修真先生，曾有一次同我提到，在他回国的时候如果有机会，也许能为我筹一笔款，将来送我到英国去留学。我那时兴奋极了。我计划再读四年大学，三年大学神科，再到英国去读三年神学。十年以后，我便可以作一个大牧师，作一个大布道家。哪知道神的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五十五8-9）祂看见我选择的道路不是祂要我走的。祂预备使我走一条更美的道路，就继续在我身上进行祂的美旨。6月间因为本年入学仍有问题，经过多日的祷告，决定答应烈士田学校的邀请，继续教读一年，到明年秋季再入学读书，因此当年九月八日又离京赴保。不料就在这一个学期未毕的时候，神就在我的身上作了一件奇妙的事，不但完全改变了我的道路，也完全改变了我的思想、信仰与人生。这一切的经过要留在下一章再说了。

1948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