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属灵文章

第二十三章　深陷泥沼

　　经过几十次的审讯，到一九五六年春，王先生已经向政府承认了至少十二条罪状。在这许多的罪状中，除了反对三自会是事实以外，其余的全是谎言。「反对三自会」是他一进监就承认了的。「包庇反革命」是在审讯员的启发下交代的，本来不能构成他的犯罪，只是因为脑子一时没转过弯来也承认了。另外两样罪名—离间教徒与非教徒的关系和鼓励信徒与政府对立，是因为李处长否认曾经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他也只好承认那是自己的罪。

　　接下来，他又承认了「破坏三反运动」的罪。本来他是非常拥护三反运动的，只是因为在三反运动中确有说谎和欺骗的事，他曾向人说过这些事，就成了诬蔑三反运动。基督徒会堂有个信徒，从来没有贪污过一分钱，却被说成是个大贪污犯，关在一个极其窄小的房间里，只能坐着，不能躺下，日子一长都坐出痔疮来了。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住，就承认自己贪污了一个很大的数字，并且答应退款。出来以后，他不知如何是好，乃去请教王先生。承告以实事求是，向政府坦白翻案，他就这样作了。结果也没事，说明他确实没有贪污。王先生把这事讲给一些信徒听，大家纷纷议论，都说不该这样无故折磨的。这就构成了王先生诬蔑三反运动的罪。他还承认「破坏抗美援朝」和「破坏兵役法」的罪。抗美援朝时期，教会有个青年人问王先生：

　　「基督徒是否可以参军？」

　　王先生说：「基督徒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有的认为可以当兵，保卫国家；有的认为既是基督徒，主说过『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那就不可拿刀去伤害别人，所以这些人就宁可坐监，也不当兵。我是主张基督徒不能参加战争。」这些话解放前他也讲过，但现在就是不能讲。他既然讲过这样的话，就得承认破坏抗美援朝和破坏兵役法。

　　还有，他承认「对吴耀宗先生进行人身攻击」和「反对基督徒自己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是罪。在他所写的为真道争辩的文章中曾提及吴先生是现代派（即不信派），是假先知，这就构成了人身攻击的罪。至于说三自爱国运动是基督徒自己发起的，王先生说那根本不符合事实，因为吴耀宗先生逝世后，上海曾给他开过一个追悼会。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张承宗先生致悼词时清清楚楚地说，吴耀宗先生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和教育下发起了三自运动。所以这个运动不是中国基督徒自己发起的，而是吴耀宗先生发起的，但这个话就是不能说。一说，就犯了「反对基督徒自己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的罪。甚至王先生在一九五一年所写的《基督徒与离婚》一书，因为书中说「基督徒不可离婚」，就构成了「破坏新婚姻法」的罪。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许多根本不是罪的罪名，他都一一扣在自己头上。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陷下去，愈陷愈深，怎么也起不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布置了一次特别审讯，叫他把自己交代的假罪行全部供认一遍，藉以提高他认罪的觉悟，并且教育那些敬爱王先生的人。

　　那天审讯室里阴森森的。从王先生念罪状时那个颤抖的声音，可知他内心是惊恐万状的，因为从他交代的十二条罪状看，解放以来的历次革命运动，几乎没有一个他不反对的，简直是「罪大恶极，反动透顶」。这样的人该受什么惩处，他自己当然很清楚。所以他心里惧怕，是可以想像的。

　　这次审讯，政府暗中录了音。审讯以后，就把录音带送到北京各个城区去，放给基督徒会堂的王明道骨干分子们听，然后叫大家发言，进行讨论。在西城区的讨论中，黄小同姐妹（注：黄炎培次女，1913-1996年，燕京大学肄业，在北京80中学担任英语教师）站起来说：「过去王明道是神忠心的仆人，他讲道完全按照圣经。如果他真的承认这十二条罪状，那他就不再是神忠心的仆人了。」别人听了，都希奇她怎么那么大胆，敢这样讲话。那是主加给她力量，她什么都不怕，她已经打好了小包袱，天天在家等着逮捕。好些天晚上睡觉，她都不脱衣服，准备随时跟着警察走。但神不允许的事，就是临不到她。

　　那天她发言之后，在场的负责人说：「我们欢迎黄小同先生讲心里话。」会后，共产党西城区委派了三个干部到她学校里去跟她谈话，劝她和王明道划清界限。一位干部说：

　　「王明道是反革命分子，你必须跟他划清界限。」

　　「不，」她强调说，「王明道是神忠心的仆人！」

　　「政府已经定他为反革命分子，你必须同他划清界限。」另一位干部说。

　　「一个人好不好，」她反驳说，「你要去问那些与他常在一起的人。我家就住在基督徒会堂的对面，基督徒会堂的每个聚会我都参加。还常同王先生谈话，他总是耐性地听。我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一一给我解答，而且态度是那么温柔，那么有耐心。我在街道做宣传工作时，曾有两次想批判信仰，都因听他讲道，信心又恢复了。他真是主忠心的仆人！」

　　他们三个人轮流地劝她，可是没能说服她。她是一个反对三自会非常激烈的人，一九五五年王先生夫妇进监后，基督徒会堂参加了三自会，她就写信声明退出该教会，因为她认为教会参加三自会，就沾染了污秽，就是淫妇。从这里我们看见，尽管王先生跌倒了，信徒们却因他所传讲的道站立得稳。他们跟从的不是王明道这个人，而是他所传讲的真理。

　　那次审讯过后，政府叫王先生写了一份材料：《立功赎罪计划》。那份材料交上去以后，政府认为逮捕王明道的使命已经完成，就准备释放他了。王明道先生出狱的日子指日可待。

第二十四章　释放王明道

　　王先生答应演戏传道以后，政府就开始考虑什么时候释放王明道了。但对王先生来讲，什么都是未知数：出监以后怎么办？是不是参加三自？不参加一定还得进监，参加了又怎么办？更重要的，王太太的意见如何？能不能和他意见一致，同走这条路？这都是他脑子里考虑的问题。到了五月份，审讯员授意叫他给王太太写封信，由他们转过去，他就写了这么一封信，大意说：「我已经向政府承认了我破坏三自爱国运动和诬蔑政府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希望你也有转变。」

　　王先生此时处于一个软弱和徬徨的状态，殷切希望从王太太得到一些帮助。可是她没有回信，当然叫他很失望。

　　八月廿七日，虽然尚未正式宣布，可事实上政府已经决定释放他们了。监狱的医生把王先生叫到院子里，对他说：

　　「从今天起，你可改吃病号饭。」

　　「我没有生病，为什么吃病号饭？」王先生不解地问。

　　「叫你吃，你就吃，不用问为什么。」

　　病号饭只吃米饭和馒头，不吃窝窝头，有时还吃大包子。这一下，生活上可真是一步登天了。

　　大约也在此时，政府给王太太换了房间，每天改吃特食，并且还给她订了一份报纸。监里的大夫对她说：

　　「你可以开条子，买些对你身体有帮助的东西。」于是她就开了一张条子，要买点铁蚕豆和葵瓜子。大夫看了她的条子说：

　　「这怎么行？你不会买些饼干、奶粉、苹果、梨……么？我可以给你买去。」她原没有想到还可以买这些东西。既然可以，她就照大夫所说的写上去了。

　　从前在家里时，王太太是不看报的，现在专门给她订了一份报，她就天天看报消遣。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就是在这时背熟的。还有，简体字刚刚发表出来，她就从第一个字抄到最末后一个字，一笔一划地写了两遍，她的书法在监狱里也进步了不少。当时她并不知道政府就要释放她，所以有时还检查检查自己的思想，看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没有？其实人家并没有要求她，只是她自己想到什么就写写罢了。

　　过了半个多月，到九月十四日，审讯员又提审王先生，对他说：

　　「你和刘景文都交代得很好，明天你们可以见见面。」他听了这话，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他又能见到老伴了，惧的是这就证明要释放他了。放了以后怎么办？他已经答应出监以后参加三自会。如果不参加，肯定还得进监。他一想到再进监，就十分害怕。

　　十五日，管理员把他喊到会客室，一会儿把王太太也带进来了，对他们说：

　　「你们两个人把罪行都交代了，政府对你们宽大，过几天你们就可以出去了。你们在这里见见，彼此谈谈，看出去以后做什么？」

　　两人见了面，说不出来是哭还是笑。王先生坐在椅子上，拉着她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王太太一见到他，就看见他脸上那个苦啊，苦的没法说，世上就没见过这么苦的人。她觉得他的思想就像树枝子相互叉住了一样，怎么也解不开。过了一会儿，王先生说：

　　「我对神的信仰出了问题了，我已经答应政府参加三自会了。」

　　「我们没有神怎么活着？参加三自，你这个性格不行的，你参加不了的。」王太太深深知道他这个人是没有办法参加「三自」的。

　　「那有什么办法？人家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

　　他们不敢多谈什么，怕被人听见，话就停到这里了。谈完以后，管理员把王太太喊去，问他们谈话的情况：

　　「怎么样？你们谈得怎么样？」

　　「他跟我说，他的信仰不行了，他还要参加『三自』。」王太太说，「我们一直是信靠主的，不信告主怎么能行啊？」

　　「他要参加『三自』了。」管理员说。

　　「他参加不了的，没有办法参加。」王太太说，「人家都能敷衍敷衍，试试看，他这个人的性格不行的。这可麻烦了！」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管理员紧跟着说。

　　「他怎么还能讲道呢？」王太太坚持说，「自己对神都信不及了，怎么能告诉人说神是千真万确的？」

　　「你们诗篇上不是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吗？这也可以讲嘛！」

　　「怎么能讲这个呀？」王太太惊讶地说，「共产党是不信神的，还能讲这个？」

　　「那有什么不能讲的？这是你们的信仰嘛！可以讲的。」管理员说。

　　共产党深深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信仰，他讲什么都不起作用。只要一个人讲道里面没有圣灵的工作，共产党很放心，你只管讲好了，讲什么都没关系。他们谈完以后，她就回屋里去了。

　　过了两三天，王先生夫妇又有一次会面。王太太知道政府没有叫王先生开条子买东西，就把她买的奶粉装了一小茶杯带去。李所长怕里面藏了什么东西，还倒出来检查了一番，见没有什么，就交给他了。

　　他们二人正谈着的时候，管理员进来说：

　　「张荷静来看你们了。」

　　一会儿迟太太（张荷静）走进来，拉着王先生的手，坐在他的旁边，王先生哭了。过了一会儿，王先生问到她的女儿：

　　「菊华好吗？」

　　「菊华好。」

　　王先生一只手拉着王太太，一只手拉着迟太太，彼此谈了一些时候。迟太太临走前问他说：

　　「你要不要什么东西？」

　　王先生因为一年多来天天吃窝窝头，别的东西什么也吃不着，就说：「你到饽饽铺里（老北京称中国糕饼店为饽饽铺）给我买些点心来，也买几斤水果。」

　　迟太太走了之后不久，一位干部进来说：「刚才来的那位女客，叫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

　　又过了几天，审讯员提审王先生。对他说：「你和刘景文交代得都很好，政府放你们出监。」就在这个时候，监外也放出风来，说要释放王明道。宗教事务局局长还特地把北京市的牧师们请到局里去，对他们说：

　　「政府要释放王明道，你们有什么意见？」

　　「我们拥护政府的措施，欢迎他出来。」没有一个人反对。

　　九月廿八日，就是王先生出监的前一天，管理员把他叫到院子里，对他说，「不给你插门了，你随便上院子里去活动活动，看看花去。」并且把他进监时戴的手表也还给了他。然后又派一个理发的人来给他理发和刮胡子，做好出监前的准备工作。

　　这天下午，公安局的张主任到草岚子胡同看守所来，在大客厅里同王先生见面。王先生当时心情很紧张，张主任问：

　　「你有精神病吗？」

　　「我本来没有，」他回答说，「现在精神不太正常。」

　　张主任很和气，叫一个干部倒了一碗热茶送到他跟前。政府干部们对王先生始终很好，希望他出来领导三自会。

　　当天晚上，有两个干部来叫王先生到新监东边的会客室去，写个简单的认罪材料。后来他知道，这两个干部一个叫李光，另一个卷头发的不知叫什么名字。他们跟他谈，叫他写。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前后若干次。他们先是叫他写：

　　「我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然后又说，「不必写太多，就写『我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好了。」下面叫他写：「经过政府和同道的帮助，我思想上有了进步。」

　　「我坐监一年多，」王先生说，「没有见过一个同道，怎么能说『经过同道的帮助』呢？」

　　「你这样写好，这么写对你有利。」

　　王先生向来是只问是非，不问利害。这时候他只好听命，照样写上去了。接着又把他的罪行一样一样地写上去。最后他们叫他写：

　　「我还犯了许多的罪，今天来不及一一述说。」

　　「我犯过的罪都已经写在这里了。」王先生说。

　　「你这样写对你有利。」李光说，「将来如果有人再提出别的罪来，我们政府就说，他已经交代过了。」

　　那篇检讨从头到尾全是谎言，都是李光教他写的。改一次不行，还要改，从晚上九点多，一直写到夜里十二点。写完之后，他们看看时间已过午夜，就叫草岚子的工作人员到外边买了几份烧饼夹肉回来，也给王先生一份，王先生说不吃，他们说：「不用客气，太晚了，半夜里了。该饿了，吃吧！」王先生就吃了，到十二点过后才回到监房去。

　　第二天天刚亮，王先生就起床了，因为他们说今天要放他出去。八时许他洗完了脸，还没来得及收拾东西，那两位干部又来了，问他说：

　　「东西都收拾好了没有？」

　　「我刚起来，现在正在收拾，还没有收拾好呢！」

　　「你不用收拾了，就放在那儿吧！我们替你收拾。你的东西等刘景文回去时给你带回去。你就跟我们走吧！」

　　二人陪他出了新监，到外头院子。有一辆小轿车正停在那里，他们叫他上车。他一上去就问：

　　「审讯员不是说叫我们夫妻一同出监吗？为什么只我一个人走呢？」

　　其中一人说：「她还有手续没办完，一定叫你们回家过节（指十一国庆节）。」上了车，他们叫他坐在当中，两个人一个坐在他的左边，一个坐在他右边，然后车就开出去了。

　　草岚子胡同一出去，就是刘兰塑胡同。出了刘兰塑胡同，就是西安门大街。再出西安门，就是西四牌楼了。到了西四，往南拐再往西，这时就看见一幢房子。其中一人说：「这是政协礼堂。早先叫顺承王府，张学良从前就住在这里，现在把它改建成政协礼堂了。」王先生领会那个意思，是说他不久就要到这里来开会了。

　　以后又往南，再往西，到了一个地方，叫屯绢胡同，这里离西单已经不远了。从东口进去没多远，到路南的一个门口，车就停下来了。进了大门，才晓得那是公安局的一个办事的地方。门口不挂牌子，外人不知道那是什么机关。张主任一见到王先生就说：

　　「加拿大报纸上登载你和刘景文被捕的事，说刘景文死在监里了，你判了十五年徒刑。现在你们这一出来，谣言自然就熄灭了。」然后他指着两位干部里的一位说：

　　「他叫李光，以后你有什么事，找他接洽。」接着又对王先生说：「我叫他们二人陪你到市政府去见宗教事务局长。你同局长谈话时，他们二人就开车走了。谈完话以后，你就自己雇个车回史家胡同吧！」

　　到了宗教事务局，局长对他说：「今天下午两点钟，你到煤渣胡同一号，去见王梓仲牧师①。」

　　王先生心里想：「王梓仲是个不信派。我去见他，而且是以一个犯人的身份去，我有什么脸见他啊？可是局长叫去，怎敢不去呢？」从那里出来以后，他就雇了一辆三轮车回史家胡同去了。

　　从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夜被捕，到一九五六年九月廿九日出监返来，一共是四百十九天。

　　基督徒会堂现在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原样。公安局的人几天前都撤走了，冯起回来仍旧做看门的，帮王先生烧饭的王大姐也回来了。那天是冯起给开的门，他一看见王先生就说：

　　「你回来了！我们早就听说你快出来了。」

　　王先生走进去，到了他原来住的屋子里。就看见王大姐。她说：

　　「我们老早听说你快出来了。李局长给三自会的牧师们作报告，说要释放你，问他们有什么意见？大家都说同意政府的决策。」以后王大姐又告诉他说，迟太太上她女儿那里去了。她叫冯起去给送个信儿，迟太太很快就来了，三个人一起吃的午饭。那时他心里痛苦极了，饭吃到嘴里，却不知道吃的是什么。

　　下午两点钟，王先生遵照局长的命令去见王梓仲牧师。到了煤渣胡同，王牧师已经在那里了。见了面，王牧师跟他拉拉手说：「哦，你出来了，很高兴。明天下午两点钟你到青年会去，念你写的那个检讨。」王先生心里说：「哎呀！我的神啊！我最反对青年会，他叫我到青年会去念！」实在不是个滋味儿。他曾发表过《现代基督教青年会的罪恶》一文反对青年会，并且从那里起，他就决定再不进青年会的门，无论在北京或是上海，都是这样。现在偏偏叫他到那里去，他心里十分作难，可又不敢不去，因为王主席的命令跟局长的命令一样，都是官事。不去，还得进监，只好硬着头皮去。

　　那天晚上，好几位信徒来看王先生，其中有一位就是顶爱他们夫妇的刘姐妹。她告诉王先生说：「你说话可要小心啊，现在人都变了。」王先生这才警觉到所处的环境复杂。她虽然没有提名，但王先生明白她所指的是谁。

　　被捕前王先生夫妇原住在楼下小会客室的套间里。回来时，原来卧室的东西都改了样，堆在一起了。所以就把王先生的铺盖搬到楼上大客厅去，又从迟太太屋里搬过一张大铁床来，铺得整整齐齐的。大客厅的门上还贴了一个红纸剪成的大双喜字。院子里摆着好几盆花，都是从别处借来的，表示欢迎王明道先生归来。

　　当天晚上，他一个人睡在那里，内心是羞愧难当，外面是进退维谷。此时之窘迫，可谓达于极点了。

• ①王梓仲原是公理会牧师，抗战期间作了日本扶持的『华北中华基督教团』负责人，1950年与吴耀宗等人成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人，并担任北京三自会主席，被袁相忱讥为『三朝元老』。这位先后依附美国人、日本人和共产党的『三朝元老』，在1957年到1958年的社会主义学习中，仍被定为右派分子。

第二十五章　悲惨的一日

　　九月三十日是礼拜日，上午快到十点半时，迟太太上楼去看王先生，对他说：

　　「聚会的人来了，你下去吧！」

　　「我不去。」王先生觉得自己没脸去见那些聚会的人，所以不肯下去。不久，大会堂里唱起诗来，他还是没有下去。一直到会都完了，迟太太又来告诉他说：

　　「你下去吧，外面有好些人等着你呢！」他这才下楼，在院子里见到徐信一老先生，他喊了一声「徐老师」！跟他拉拉手，就赶紧回楼上去了。跟其他的人，都没有说话。

　　下午二时许，迟太太又来对王先生说：「高老太太来了，她陪你上青年会去。」他就跟着她去了。

　　到了青年会，他们没走正门，是从南边的旁门进去的。上楼一进门就是一零三室，王梓仲牧师已经在那里等着呢！他领他们到一个连面胡子老头儿的面前，王先生看着有些面熟，但是想不起到底是谁了。高老太太说：「这是陈崇桂牧师。」其实王先生早就认识他，而且还在他家里住过十八天。但是现在因为他留了胡子，就认不出来了。经过介绍，王先生跟他拉拉手，但没说话。

　　跟着就开会了，到会的有一百多人，王梓仲牧师做主席。他先讲了几句话：「王明道先生回来了，现在他已经转变，赞成三自会，并且愿意参加了。我们大家欢迎他！」于是大家鼓掌。其实他哪里转变了？他只是外面变，里面一点没有变，他恨恶三自会仍旧像恨恶蛇蝎一样，并且仍然相信三自会的目的就是要从教会内部把中国教会彻底消灭掉。他的检讨是制造出来的，是假的，不是真的。

　　掌声过后，王先生站起来，双手捧着那张纸，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地念那份检讨。这份检讨本来没有写题目，后来在《天风》周刊上发表时，编者给加了一个题目：《我的检讨》。

　　他念那篇检讨时就跟上刑一样，低着头，手直哆嗦。过去他无论是讲道，或是对人讲话，从来不写稿子，也从不低着头，总是仰着脸。但那天他抬不起头来，因为他觉得没脸见人。

　　念完了，王梓仲牧师带头给他鼓掌，大家也都鼓起掌来，他却羞愧得无地自容。这时，曾经控诉他给日本人献铜的单乐天牧师，兴高采烈、满面笑容地跑到前面来跟王先生会面，喜见王明道向三自会低头。原基督徒会堂的信徒田凤銮大夫走过去，搂着王先生说：「王先生，你可真进步了，现在你到青年会来念检讨了。」她这番夸奖，比打他两个嘴巴还要叫他难受。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下午的这一幕，王先生认为是世界上最惨的一幕，比杀他头还要惨。

　　散会以后，王先生从青年会出来，毕咏琴小姐（注：北京香山灵修院院长，原本反对三自，王明道被捕后投靠三自，翌年把香山灵修院并入三自办的燕京协和神学院）一直追着他，对他说：

　　「明道兄，你赶快去报名参加三自会的学习。」

　　王先生说：「我命都顾不来呢，还参加三自会的学习？我不去！」

　　毕小姐仍旧跟着他。他说他要到甘雨胡同去看看，她也跟着到了甘雨胡同。王先生进去一看，院里的东房和西房都贴着封条，只有田稼丰先生住的那三间房子没贴封条。外院那两间书房也没贴封条，因为有公安局的两位干部住在那里，一直到王先生出监前几天才走。看过以后，他就回史家胡同去了。

　　毕小姐还是跟着他走。他们快要进史家胡同口的时候，遇见一个年轻人。他拉着王先生的手说：

　　「王先生，您出来了，很好！但是我们希望您出来了没有变。要是变了的话，我们宁愿您死在监牢里。」

　　王先生心里说：「阿们！对！对！我若是变了，还不如死在监牢里。」

　　毕小姐拉着他，叫他快走，说：「这个年轻人是谁呀？他怎么说这种反动的话啊？」

　　到了会堂，院子里已经有好些人等着他。那时夏天搭的凉棚还没有拆，天气不冷也不热，他们就坐在院子里谈。四点钟左右来了另一个年轻人。他参加过下午那个检讨会，轻轻地对王先生说：「我跟您上楼说几句话。」他们就上楼去了。他问王先生：

　　「您刚才念的那个检讨是您自己写的吗？」

　　王先生怎敢说不是？若说不是，马上可以把他再逮进去。所以他回答说：「字是我写的。」

　　这个年轻人就明白了，字是王先生写的，可意思不是王先生的意思，是公安局干部叫他写出来的。

　　时间的安排是如此的巧妙，王先生刚念完检讨，王太太就出了监门。她是天快黑的时候出来的，雇了一辆三轮车把他们两人的东西都拉回来了。当时天还下着小雨，东西都淋湿了。她一进门，就直奔小会堂去弹琴，唱一首赞美诗：

　　「赞美上主我愿声高，声由心起直达云霄。

　　默思主性细察主工，赞美为始欢喜为终。」

　　这首诗是她在监里时一直想唱的，但始终憋着不能放声歌唱。所以她暗暗下了决心，一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弹琴唱这首诗歌赞美神。她一直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弹完这首诗以后，她就上楼了，他们二人才能在一起自由谈话。王先生心里是又惭愧，又惧怕。惭愧的是自己失败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脸见人；惧怕的是处在这种境地，一不小心还得再进草岚子。

　　这天晚上，又有好几位姐妹上楼去看王先生，对他说：「王先生，今后可不要随便说话，现在人都变了。」想起昨晚刘姐妹对他说的话，他就越发小心。从这以后，他无论跟谁也不敢随便说什么话了。

　　生活在这样的境况中，无异置身人间地狱。

第二十一章　基督徒会堂被掳

　　八月七日夜，北京基督徒会堂经历了一次大变动。住在那里的传道人和信徒全部被捕入狱，北京市公安人员进驻其中，成为那里的主人。平常进出的侧门紧紧关闭，不许信徒们进去，只有临街的大门，聚会时还照常开放。到了这个时候，教会已经名存实亡，基督徒会堂被掳了。

　　公安人员进驻以后，大会堂朝后院的一排玻璃窗，全部用牛皮纸糊得严严的，不许人往里面窥探。政府公安人员在里面进行彻底的搜查，甚至连小会堂后面男女厕所的水泥地都敲开，还把抽水马桶也挖出来检查，唯恐里面藏有枪枝弹药，或是谍报装置，结果一无所获。不过他们也发现了一些东西，虽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却也与王先生的声誉有关。他们在小会堂楼上的办公室里发现一双小箱子，箱子没有上锁，里面有好几万块钱。这笔钱是生懿新姐妹的叔叔汇到王先生的《灵食季刊》银行帐户上，为他儿子和女儿读书用的。王先生把这笔钱取出来以后交给生姐妹，她就放在一个小箱子里，搁在小会堂的楼上了。此外在王先生的《灵食季刊》银行帐户上还有过一个大笔款项的进出，这笔钱是东北任振方老先生去兰州做生意赚的，汇到那个银行帐户上，预备在北京买房子的。这两笔钱被发现以后，就传出话来说，王明道有大笔存款。以致后来杨绍唐牧师还在《天风》周刊上发表谈话说：

　　「以往我对于王明道也是很钦佩的，……但，现在从被揭发的材料来看，他反对新中国，反对人民政府的法令和措施，即使在生活方面，也并非诚实无伪。他曾对信徒们讲到他自己的生活是靠着信心的，银行内没有存款，但，现在知道他存的钱竟有数万元之多。」这些话王先生后来看见了，心里非常难过，因为连老朋友也不相信他，反而相信那些揭发和控诉的材料。公安人员驻扎在基督徒会堂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期间，王先生私人装的电话他们照样打，王先生订的报纸杂志他们照样看，费用则是从各处寄给王先生的汇款中支付。他们把这些都花光了，还宣扬他有大笔存款，他感到很委屈。

　　八月八日一早，王先生被捕的消息就传开了。尤一波弟兄原订八日上午在南河沿协和礼堂与黄少府、史昌林两位弟兄会面，讨论有关当年夏季学生灵修会的事。他到了那里，见没有人，就在里面等。过不多时，住在协和礼堂后院的学生会辅导员寇淑珍姐妹进来了，对他说：

　　「昨夜王先生被捕了。」

　　「有这事吗？」尤问。

　　「是的。」

　　这时尤弟兄发现原傅作义将军的参谋长黎应福先生（他原是公安部的地下工作者）在那里，坐在礼拜堂的一个角落里读经祷告。他立刻警惕起来，随即离开那里往史家胡同去。到了会堂一看，前后门都关了，他就去灯市口高老太太家。她见到他，就把她从女儿王洁泉太太（住在基督徒会堂旁边）那里听来的消息告诉了他，劝他不要再到会堂去；并说李殿安弟兄到会堂去，被公安人员盘问了好半天才放出来。尤弟兄离开高老太太家，又去麻线胡同董姐那里。董姐对他说：

　　「我们祷告吧！现在牧人被击打，羊群都分散了。」

　　他们一同祷告，然后他就出来。一出来，发现后面有人跟着他。这人三十来岁，挎着一个菜篮，像是卖糖果的。他回忆起好几次他上陈以和弟兄家去时，都遇见这个人在门口站着。那天他一出来，又看见他，知道自己被盯上了。于是骑上自行车，哪儿也不去了，直奔回家。

　　回到家里，他对妻子说：「我恐怕回不来了。你若是找不到我，就上李老先生家里去问。」随后他把一本圣经和牙刷、牙膏、肥皂等放在书包里就走了。他先到李再生先生家，然后他们分头通知西城的一些弟兄姐妹，到演乐胡同李老先生家会齐，再一同到会堂去开礼拜一晚上的祷告会，迫切为王先生祷告。

　　天下着飘泼大雨，大家都是打着伞去的。到了会堂门口，看见路面上的水已经没过了大门的台阶。大门开着，里面的电灯通明，也不知是谁开的，他们都进去了。

　　那天晚上参加祷告会的有几十个人，有的并不是基督徒会堂的信徒。李再生先生主领聚会，他站起来说：

　　「今天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所信的是神。神不许可的事，绝对临不到我们，神既许可临到我们，我们只有祷告我们的主，没有任何可说的。我要求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相信祂，别的都不要。神的仆人被捕了，那是神所许可的，我们今天所当做的就是祷告。」

　　祷告完了，李先生说：「我们最好派一个代表去问问，他们究竟为什么逮捕王先生？」于是选出尤一波弟兄为代表，陈以和弟兄愿意和他同去，他们二人就从前门出去，绕到后院的侧门去敲门，一位公安人员开了门，问他们：

　　「什么事？」

　　「到底王明道被捕是为什么缘故？」尤弟兄问，「他犯的什么法？你得跟我们说说。」

　　「你还不知道？」那个公安人员狠狠地反问他。「你们该知道，我们逮捕他就是因为他搞反革命活动。」

　　「什么反革命活动？」

　　那人没有回答，反而问他说：「你跟他什么关系？」

　　「我们就是这个教会的信徒，他是我们的传道人啊！」尤弟兄理直气壮地说。

　　「你甭问，你们还不知道吗？」

　　「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来问的，」尤弟兄说，「我是弟兄姐妹们派为代表来问你们的。」

　　门里面有一个人对跟他讲话的那人说：「甭理他！甭理他！」说着就把那人拉进去，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他们回到大会堂，雨一直在下，聚会的人都陆续散去，最后就剩下了他们二人和章纪勇、施亚军两位弟兄了，他们准备在那里过夜。过了一会儿，大约十点多钟，一个穿便衣的进来看了看，见他们在那里说话就走了。又过一会儿，一部吉普车载着两个警察开到大会堂门口，他们走进来问：

　　「你们在这里干吗？」

　　「我们聚会。」

　　「聚什么会？」

　　「我们为王明道先生祷告。」

　　「来，来，来！我是干面胡同派出所的。这里属这个派出所，你们几个都来。」

　　他们都去了。一到派出所，他们就被分开了，一人一个房间单独问话，叫他们交代问题，讲过去都干过什么。尤弟兄说：

　　「我没干什么，我是来北京上学的。……」

　　「还有呢！怎么不交代？」

　　「没有了。」

　　「你不老实！」

　　「你问我的历史问题，我都说了。」

　　「你若是抗拒，就要从严。」

　　过了一会儿，听见外面有吉普车响的声音，逮捕证送来了。一个走进来，把他和陈以和从南屋带到北屋，向他们宣布逮捕。他们签了字，戴上手铐，就被推上吉普车，送到草岚子胡同看守所去了。章纪勇和施亚军没有被捕，章交给群众管制。

　　八月九日，天津市的安梦华先生去北京看望王先生。他不知道北京所发生的事，下了火车就迳去基督徒会堂。一敲门，公安人员问他：

　　「你找谁呀？」

　　「我找王明道先生。」

　　「进来吧！」他们开了门让他进去，他一进去就给扣起来了。押了几天，后来把他解到天津去，判刑十年。

　　王先生的被捕深深刺痛了孩童的心。隔壁六岁的小惠仁，从小就常跟爸爸妈妈到会堂去玩，听王大爷给他们讲故事。当他知道大爷被捕，再也看不见大爷了，就站在他们家门外的小胡同口，对着会堂哭。他大声地哭，哭得很伤心，一连哭了好几天，谁也劝不住他。

　　北京教会的圣徒王善堂老大夫在王先生被捕前曾许过愿：「王先生若是被捕的话，我们一块儿去，因为我们都一样。」王先生被捕后，他未能实现自己的诺言，就决心留起胡子来，并说：「王明道什么时候放出来，我什么时候再刮脸。」这是羊和牧人生命上的联系。

　　王先生很欣赏天津的元宵，每逢他去天津的时候，甄品道先生都要请他吃元宵。有时甄先生到北京来，也带些元宵来，大家一起吃。自从王先生进监，甄先生就再也不吃元宵了。有朋友请他吃，他说：「谢谢你，我不吃。我吃了心里难受。」

　　一九五五年王先生被捕后甄先生第一次去北京时，火车一拐过东便门，列车员就报告说：「各位旅客请注意，再过一段时间就到了伟大的首都北京了，很快你们就可以到家里跟你们的亲人团聚了。」听到这话，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家没有了，我上哪儿去啊？从前每次下了火车，就直奔会堂去，因为那是我的家。现在呢？……」他禁不住泪如泉涌。

　　从天真烂漫的孩子的哭声，到白发苍苍的老人的决心，我们看到了群羊对牧人的深厚情谊。神仆人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八月十日（礼拜三）的晚上，基督徒会堂唯一没有被捕的传道人杨润民先生去找李再生先生。到了房门口，把他喊出去，在院子里偷偷的对他说：

　　「今天我来有点事跟你说，明天早晨八点钟，你跟我到宗教事务处去一趟。」

　　「为什么宗教事务处找我呀？」李先生不解地问，「我既不是基督徒会堂的传道人，又不是基督徒会堂的执事，我是一个普通的信徒，我不去。」

　　「处长让你陪我一块儿去。」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你告诉他，我既不是基督徒会堂的传道人，又不是基督徒会堂的执事，我不去，如果处长一定要我去，我告诉你，让他把小汽车开来。」李先生在八日晚主领那次祷告会的事可能给处长晓得了。杨是宗教事务处安排的王明道继承人，所以叫他来找李先生。既被拒绝，他只好走了。

　　八月十四日，王先生被捕后的第一个主日，人来的还是不少，大会堂里全坐满了。人们骑的脚踏车原来都放在会堂的后院里，现在后院进不去了，只好放在大门外。李再生先生和王宝方弟兄两人在门口看车。

　　那天杨润民先生上台了，他报告说：「上个星期天，王明道先生夫妇都被捕了。」话音刚落，全场大部分的人都哭了，有的人忍不住，就跑到东边的小胡同里放声大哭。大会堂朝着后院的一排窗户糊着牛皮纸，在阳光的照射下，人们能从里面看见公安人员的身影。他们在从牛皮纸的隙缝往里边看，想看看都有些什么人来聚会。

　　那天杨先生的讲题是：《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引的圣经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对于这天的讲道，大家反应不一。有人觉得还挺得安慰，有人听他讲「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认为他的意思是：你们信王明道，也当信我杨润民。

　　散会以后，秩序都乱了，各人走各人的。不少人流着眼泪离去。从那以后，许多人都不来了。

　　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第二十二章　一个投案请求逮捕的人

　　八月八日晚上的祷告会完了以后，李再生先生回到家里，他的太太对他说：

　　「人家都进去了，你怎么还在外面呆着呀！」

　　「这个我没有办法。我想不在外头呆着，也进不去呀！」

　　从此她就老跟他叨唠：「你看，人家都进去了，就你在外头装蒜。你怕什么呀？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家里眯着。」

　　李先生说：「好，那我就进去。」然后对小儿子说，「今天晚上我也不给你做饭了，咱们爷俩到『沙锅居』吃一顿，吃完了你回家，爸爸上派出所去，就不回来了。」

　　那天是派出所冯所长接待他。所长说：

　　「你有什么事？」

　　「我们北京市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听说吗？」李先生说，「王明道被捕了！王明道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是什么样的。我就不等了，自己来了，你们看着把我安排安排吧！」

　　「好！」所长说，「李再生，你真是主动啊！我告诉你，我们认为你是爱国的基督徒。你要让我们安排你也可以，你得承认你诬蔑宪法。宪法上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嘛，如果你承认你诬蔑宪法，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安排你。」

　　「那个我不承认。」

　　「不承认，你就回去吧！」

　　八月十三日（礼拜六），他妻子的工作单位北大医学院派人来问他：

　　「你李再生究竟跟王明道是个什么关系？」

　　「就是信仰关系！」他说，「除了这个关系以外，什么别的关系也没有。」

　　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他去做礼拜，晚上就被捕了。人家来逮捕他的时候，他心里不知从哪儿来的那股乐，总是乐。把他押上汽车他乐，把他拉到草岚子胡同看守所他还是乐。他们训斥他：「你严肃点！」他控制不住自己，就是乐，而且乐个不停。最后他们对他说：「去！蹲在那个旮旯，脸冲墙！」他就蹲在那里。这时他才想起来人所说的「蹲监狱」，原来一进监狱，就得先蹲着，这倒怪逗乐儿的。过了一些时候，他们看他不笑了，这才喊他：「起来！」然后摘下他的手铐，把他送到丁监去。

　　夜里他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想：「这倒怪有意思的。这会我就到家了，这就行了。」他们说他调皮，其实不是调皮，他这个人的性情就是这样。譬如说，人家不许犯人趴在监号门上从小窗口往外看，他不自觉地就去看，一看，外边的警卫就喊：「下来，站着！」罚他脸冲墙站着。为这样的事他挨过好几次罚。

　　监号里的组长问梁立志的事：

　　「你知道梁立志枪毙了？」

　　「知道。」

　　「他怎么被枪毙了？」

　　「因为他信耶稣呗！」

　　「他是特务。」

　　「他那会儿是特务，后来不干了。上国民党党部送钥匙，还是我给送去的。」

　　那个组长听了就不说什么了。后来他心情稍微舒畅些，就想：「你们这群人能跟我相比？我是因为信耶稣进来的，我没有犯罪。」

　　在审讯室，审讯员问他说：

　　「你反对三自爱国运动？」

　　「我反对。」

　　「你知道反对三自爱国运动是什么罪吗？」

　　「反对三自爱国运动，有什么罪？」

　　「没罪？反对三自爱国运动就是反革命！」

　　反对三自爱国运动就是反革命，就是犯罪。这是审讯员亲口说的，是他亲耳听见，亲身经历的。监号里的组长也是这样说，并且拿出圣经来念给他听：「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

　　「你说得对呀！」李先生说，「但是有一件事，就是违背我的信仰我不干。」他们很生气，但也无话可说。

　　李先生没有念过多少书，说起话来就像个大老粗。但他是粗中有细，细中有粗。抗战时期，他在冀东是个大商人，开很多的店，也很有钱。他就用他的店铺掩护共产党的地下党，也用钱支持他们，因此他是一个对党有功的人。后来他信了主，把生意都收拾掉，来到北京，认识了王明道先生，从此就在他面前受教。李先生烧得一手好菜，常到会堂去，住在那里给王先生烧饭。解放后人家叫他出来做官，主不许，他就甘心在会堂里做些卑微的事，他是最接近王先生的人之一。

　　犯人每次提审时，都有一个解放军在后面跟着。他们对他很客气，因为他身体不好，所以允许他慢慢地走。他回到监号里就说：

　　「嗳，我这个甜爸爸啊，越养越娇。现在你看，我出去怕狗咬了我，后头还跟着一个背盒子炮的。」

　　他们听了就斥责他：「你怎么这样诬蔑政府呀！」可他们并没有对他怎么样，因为他实在没有什么犯罪之可言。

　　吃饭的时候，他要闭上眼睛谢恩，他们不许，他就绝食。过了两天，管理员来跟他说：

　　「这个不行，你不能违反制度。该吃饭就得吃饭，有问题解决问题。关于谢饭 这个问题，不闭眼睛不是照样可以谢吗？何必非搞形式主义不可呢？」从这时候起，他就睁着眼睛谢饭。

　　审讯员审讯犯人，总是动不动就拍桌子、瞪眼睛：「枪毙你！」他也不害怕。他向主说：「主啊，是的。材料就是这么多，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要枪毙就枪毙吧！」

　　有一天监号里的犯人逼着他骂共产党，并说不骂共产党不是真坦白。逼紧了，他就跟他们发火：「我在外边或许会骂共产党，到了里边还来骂共产党？你们是这样，我可不是这样。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这时他把他跟地下党的关系拿出来，当然他们要向上反映了。后来被他救过的那个地下党员到监狱去，隔着窗子看他，看清楚了，证明是他，政府就准备释放他。

　　八月三十一日晚上，就是他入监刚半个多月的时候，他们就想释放他，叫他出去给政府作见证，讲政府的宽大政策。他非常清楚他们的意思，但他不肯，因为他想出去还不如死在里面的好。

　　他原是一个有肺病的人，入监后又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说死就能死。他们把他调到肺病人的监号去，那里有两间屋子，住六个人，床铺也不用叠，成天就那么靠在床上，倒顶舒服的，而且吃病号饭，不吃窝窝头。连家里送的荤菜、沙锅，都准许端进去。就这样他在里边呆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第二年七月初，管理员喊他到办公室去说：

　　「你准备准备，今天下午放你回家。」当时他里面有一个意思：「神不让我出去，我出不去。」他不知道这是圣灵告诉他的，回到监房，就跟没事一样，果然那天下午没有放他出去。到了中旬，管理员又把他找了去，问他说：

　　「上次说放你出去，没有放你，你有什么想法？」

　　「我没有什么想法。」他说，「我在这里多呆一天，必有一天的好处。」

　　「上次我们手续没办好，把事情耽误了。今天下午放你出去。」

　　「好！」他就回监号了。里面还是那个意思：「神不让我出去，我还是出不去。」果然那天还是没有放他出去。

　　到了下旬，他有个想法：「我要是在七月廿五日出去，那多好啊！」七月廿五日是王明道先生的生日，是个纪念日。有了这个意思以后，他就盼着这天出去。到了那天，从早晨等到下午三点半，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他想：「算了，没指望了。」到了四点来钟，当啷一声门打开了：

　　「李再生，收拾东西！」他还以为要调号呢，管理员又叮嘱了一句，「把东西都收拾好，不要遗漏什么啊！」他把东西收拾了一个大包袱，往肩上一背，就出了监房。到了办公室，他们给他理发，还用刀子刮脸。管理员说：

　　「嗨，李再生，你胖了，你知道吗？」

　　「那，咋不胖啊？」他说，「不胖，对不起政府嘛！我一天到晚尽吃好的，吃了没事干，那，还能不胖？」

　　「好了，」管理员说，「你总算不错，胖子，你回去吧！」

　　「那我就谢谢了。」他说完了，背起包袱就走。出了大门，他放声歌唱：「昔日所唱诗歌我愿仍高唱，荣耀归神，哈利路亚！……」一边走，一边唱，一直唱到北大医院门口，雇了个三轮车，把他拉到家里。

　　一到家里，就倒土扫街，什么活儿都干。一个姓李的街坊对他说：

　　「我坐了三个月的监，回来躺了半年。你坐了一年的监，回来若无其事。」

　　「那怎么说呢？」他说，「我再想找这样的好事都没有了：吃饭不花饭钱，住店不花店钱，还有公费医疗。你们哪，真是想不开。跟你说实在的，我还没呆够呢！」

　　回来以后，事情倒是不胜其烦。今天来个电话，找他去问问这个；明天又来电话，找他去问问那个。有一天他嫌烦了，把小包一背，就上监狱去了。到了门口，他就想要进去，门警拦住他说：

　　「你干什么？」

　　「我要回来，在里头呆着啊！」他说，「我在外头呆着不如在里头轻省。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这儿一趟那儿一趟，叫我干这干那，我没工夫，我不干。」

　　老管理员出来说：「嗳，现在你没条件了。」

　　「不行，我没呆够，我要回来。」

　　从那以后，再没有人来找他的麻烦了。

第十七章　王明道先生被捕了

　　八月七日晚间祷告会散了以后，王先生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见写字台上放着好几封信，就坐下来在南窗前的灯下看信。因为天气特别热，他就脱了小褂，赤背坐在那里，王太太也站在他身后看信。这时已经十二点钟了，王太太忽然听见房顶上有声音；就对王先生说，「我去看看。」她刚走到小客厅门口，政府的公安人员正要进来，一碰见她，马上把她铐起来，叫她坐在小客厅的沙发上，不许动，也不许出声。这时王先生还在聚精会神地看信，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外面所发生的事。突然他听见后面有人大吼一声：

　　「不许动！」

　　他站起来回头一看，只见在离他四、五尺远的地方，一个公安人员手里举着一把手枪，指头扳着枪栓对准他，就像马上要开枪似的。他心中一惊，登时两腿发软，往床上一坐。另外一个公安人员手里拿着逮捕证走过来,叫他在上面签字，然后把他铐起来，问他说：

　　「街门的钥匙在哪里？」王先生这才知道他们不是从门进来的，而是跳墙进来的，就回答说：

　　「在门房看门的人那里。」

　　那人听了这话就出去了。另外一个人见王先生赤着背，带着手铐没法穿衣服，就拿起他的小褂往他头上一搭，结果碰掉了他的眼镜，就这样把他从房间带到院子里。一会儿从街门进来三十多个人，有拿枪的，有徒手的，还有几个女公安人员，都站在他的四围。王先生是深度近视眼，不戴眼镜，一尺以外的东西都看不清楚，所以他从里屋出来，经过小客厅时，没有看到王太太，心里很是不安。到了院子里，他看见本地段派出所的户籍警站在旁边，就问他说：

　　「我妻子在哪里？」

　　「她也被捕了。」

　　王先生一听说妻子被捕，心里就慌乱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她会被捕，因为他认为反对三自会的是他，而不是她；而且即使反对三自会，那也不构成犯罪。所以他对周围的公安人员说：

　　「我是守法的公民，你们为什么逮捕我？」

　　两个公安人员立时捂住他的嘴，推他往门口走，他感到很气愤。出于生来那个倔强的性格，他就喊：「逮人了，救命啊！」故意叫人听见，知道这里发生不法的事了。以示抗议。这是公安人员执行逮捕任务时禁忌的事，所以话刚出口，他们马上用小褂整个蒙住他的头，把他推上汽车开走了。

　　就在这时，北京城的上空乌去密布，雷电交加，滂沱大雨裂天而降。雨一直下到八日夜，几乎没停，这是北京市八月罕见的现象。更不寻常的是，北京郊区竟全然无雨，直到八日清晨才下了点儿蒙蒙细雨。天也为神儿女们遭遇的表示了忿怒和悲哀。

　　王先生被带走之后，紧跟着把王太太也带走了。她当时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和衬裙，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脚上穿的一双新布鞋，是一位姐妹亲手做了送给她的。她见外面大雨倾盆，舍不得这双新鞋，就把鞋子脱下来，放在胳肢窝里。公安人员送给她一把雨伞，她就光着脚丫，淌着雨水走出去了。

　　除了王先生夫妇外，当天夜里被捕的还有教会同工石天民、迟张荷静；执事张丽峰；青年人史昌林、章师训、凌云峰等；以及在东大地布道所被捕的彭鸿亮，在西城麻线胡同教会被捕的王长新，在香山被捕的陈善理，在长春被捕的孙振陆，和在广州被捕的凌向高等。加上七日白天在北医和协和两校批斗大会上被捕的在内，第一批被捕的大约有二十人。

　　北京城里一片阴森恐怖。

第十八章　开始作囚犯

　　捕人的汽车开到一个地方就停了。他们把小褂从王先生头上拿下来，他才看见那是草岚子胡同看守所。进监以后；他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里面只有一张能睡四、五个人的木板炕。

　　当天夜里，他被喊到审讯室去。他还不知道那是审讯室，也不知道问他话的人是审讯员。他一进去就问那人说：

　　「我妻子也被捕了吗？」

　　「捕的是你，捕她干什么？」这是审讯员向他说的第一句谎言。那天夜里没有谈别的，只问了一些他个人的事，就如他的工作和家庭成员等等。他觉得这属于个人隐私，别人不得过问，所以就对审讯员说：

　　「我个人的事，没有告诉你的必要。」

　　「你现在不是公民，」审讯员严厉的说，「你是我们逮捕来的犯人！我们问你什么，你就得回答什么。」这时他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公民的身份，就按照所问的讲了一些。

　　从审讯室回到监房，他躺在炕上，直到天亮不能入睡。他心里想：「我为什么被捕？我犯过什么罪？我没有犯过一条国法，没有偷过一样东西，也没有做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我被捕没有别的原因，完全是为了反对三自会。」于是他想，「如果我说三自会是正确的，是合理，他们就会放我出去了。」所以第二天早晨提审的时候，他一到审讯室就向审讯员说：

　　「我反对三自会，三自会是政府支持的，我反对三自会就是反对共产党。」此外他还说了一句谎言：「三自会是正确的，是合理的。」他以为这么一说，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他错了，说了第一句谎言，就得说第二句，第三句，第五句，第十句，第一百句……，而且越说越多，从这里起，他就开始说起谎来。

　　审讯员一听这话，觉得正是施加压力的好机会，于是把眼睛一瞪说：

　　「你还不交代你的问题！」

　　「叫我交代什么呀？」王先生不明白他的意思。

　　「你不是反对三自会吗？」审讯员问他

　　「反对三自会是信仰问题，与犯罪没有关系。」王先生说，「反对三自会，并没有犯一条国法啊！」

　　审讯员严厉地说：「反对三自会，就是犯罪！」

　　这句话可把给吓糊涂了，于是他就把反对三自会当成罪状，承认自己犯了罪。接着，审讯员问他：

　　「你们教会里都有哪些人工作？」

　　他说了好几个人，可就忘了梁立志，因为解放后梁在基督徒会堂仅仅工作了三个月就走了。审讯员追着问：

　　「还有吗？」

　　他想了想说：「没有了。」

　　审讯员看他想不起来，就提醒他说：「冀东的。」

　　一说冀东的，他立时就想起来了，说「梁立志！」

　　「你说说梁立志是怎么一回事？」

　　他就把梁立志先生的事讲了一番：

　　「起初他到我那儿去订《灵食季刊》，告诉我说他在丰润县美以美会工作。过了好多年，到日本快投降的时候，一天夜里他又到我那里去。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从西安来。我问他怎么上西安去了？西安是自由区，北京是日本人占领地，他怎么能从西安来呢？他说他不满意老家那个环境，去西安找一个朋友，在那里加入了国民党，成为战干团的成员。我说：『你怎么可以加入国民党，做这种事？国民党是非官、非民、非军、非警，什么也不是，但什么都管。你应当赶快去脱离啊！』讲到十一点，我催他走，他说旅馆都住满了，没有地方可去，请求在我那里借住一夜，否则只有露宿街头。我因为怕他给日本人弄死，留他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打发他走了。日本投降后，他又来了，说河北省党部派他去昌黎县当国民党的书记长。」这时审讯员插进来说：

　　「你知道县书记长是干什么的吗？那是国民党的重要干部！」

　　「他没有当成啊！」王先生说，「他们已经派了一个书记长去了。后来他脱离了国民党，要求在我们那儿工作，我因为正需要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就把他留下了，而且给他报了户口。」

　　「你藏匿国民党特务！」审讯员严厉地说。

　　「我们户口本上有他的名字，怎么叫藏匿呢？」王先生说，「而且解放后反动党团登记时，他返回原藉去自首了。」

　　审讯员严肃的说：「他是书记长，是大反动派，你留着他，你敢保证他在你那里没有做过党部的活动吗？」

　　王先生说：「我不敢。」后来他想他应该说「我敢」，因为北京市公安局保证他没有容留梁立志在那里干政治活动。如果有的话，一定会把他传去问话，或者带到昌黎县去对质。梁立志先生从被捕到枪决，北京市公安局始终没有找王先生谈过一次话，这就证明梁立志没有在他那里干过什么政治活动。只是因为那天他整夜未睡，又被那枝手枪吓糊涂了，脑子一时没转过来，所以不敢说「我敢」。就是因为他不敢保证，所以他包藏国民党特务梁立志的罪名就成立了。到此为止，他已经承认了两项他根本没有犯过的罪。

　　王太太进监后，也立即提审。她到了审讯室，就坐在那里用两只手搓肢，因为她的脚还是湿的。审讯员问她：

　　「你为什么不交代？你害怕？」

　　「我不害怕。」

　　「那，你是诡辩。」

　　「我也不诡辩。」

　　「你不老实。」

　　「我没有不老实。」

　　她头上的发针因为进监时被收去了，两根小辫子就垂下来。发梢尖尖的，她不由自主地用手不停地绕她的发梢。

　　「你别玩那个！」审讯员说，「你上这儿干吗来了？」

　　「我是反革命。」

　　「反革命！什么事？」

　　「梁立志是国民党员，」王太太说，「我们劝他脱党，他脱了党，就把党员证扔在炉子里烧了。从那以后，他就一直跟我们在一起。解放后过了三个月，他回原籍去自首。这三个月住在我们那里，不就是包庇反革命吗？」她这是想给自己加上个罪名。

　　开头两次提审，审讯室门口有三个站岗的，那样子真是又怪又可怕。她想：「这些人怎么长得这么怪啊？」

　　审讯员问她：「你害怕不害怕？」

　　王太太说：「我不害怕。」

　　提审常常在夜里，刚刚躺下，铁门咔嚓一声开了：「提审！」每次她从监房出来，总是一边走，一边求天父给她当说的话。走到审讯室门口要喊一声：「报告！」这时她就求天父预备她的心，带领她说该说的话。有一次审讯员问她：

　　「王明道讲道，你讲不讲道？」

　　「我不会讲道，不过有的时候在我们妇女聚会里我也讲。」

　　「你怎么讲？你讲给我听听。」

　　在她被捕之前，她们妇女聚会正好查罗马书第二章，她就把这段话讲给审讯员听：「圣经上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常会批评别人，可自己多少时候还就犯这个毛病。不说别人的错时，自己还在犯;正说人家错时,自己倒犯起来了。」说了这话以后，她想：

　　「哎唷，坏了，他可能想我在假借机会说他了。」还好，审讯员没说什么。

　　对王太太的审讯没有接触到什么实质问题，政府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王先生身上，因为他们想只要王先生转变过来，王太太就跟着过来了，其实他们估计错了。

第十九章　在审讯中

　　到了九月，天渐渐凉了。王太太夜里没有被子盖，白天身上穿的仍旧是那件短袖衬衣和衬裙，而且仍旧光着脚，没有袜子穿。她向政府要求取衣服，政府答应了，就叫她开条子。开完以后，管理员对她说：「你给王明道也开一张，取他日常需要的东西。」她就又开了一张，取他的被子、褥子、衣服等，还给他要了一副眼镜，因为王先生被捕时戴的那副眼镜掉在地上摔坏了，现在要的这副原是备用的。王先生是高度近视眼，不戴眼镜跟人家讲话，连对方的脸都看不清，更不用说脸上的表情了。所以被捕后这一个月来，他感到非常不方便。

　　东西取来之后，管理员把王先生的那份直接送到他监房里去，并且对他说：「你老婆给你送东西来了！」老婆送东西来，当然说明老婆在家喽，王先生当时就信她还在家里。管理员所以这么说，是为了跟审讯员在审讯室所说的话一致：「捕的是你，捕她干什么？」显然，他们二人所说的跟派出所那位户藉警所说的互相矛盾。

　　九月下旬，审讯员对王先生说：

　　「你写写刘景文的材料。」

　　王先生心里想，「她有什么材料可写的啊？」但又不能不写，于是就写了一句：「她也反对共产党。」他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他一进监，他们就说他反对共产党，所以他想每个进监的人必定都是反对共产党的。这时他对王太太的被捕与否，开始有些怀疑了。到了十月初，管理员给他送来一双冬天穿的旧皮鞋和一条新棉裤。放在炕上，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旧皮鞋是他每年冬天都穿的，那条新棉裤却是从未见过，他想一定是他被捕后，王太太在家里给他缝的。现在必是她也被捕了，同工迟太太给她送东西的时候，也把这两样东西给他带来了。从这以后，他就认定王太太也在监里。其实无论是迟太太或是王太太，她们都和他在同一天夜里被捕了。

　　审讯室的审讯员和监房的管理员是密切联系着的，而且同监犯人的所作所为，也多少都有管理员的授意或暗示的。他们掌握了王先生胆小的特点，从审讯室到监房都采取同一策略，就是千方百计地恐吓他。审讯员不好随便说的话，常常藉着监房犯人的口讲出来。而且他们说话的口径十分相似，以致王先生都分不清什么是政府的政策，什么是犯人的胡说。

　　在审讯室，审讯员向王先生交代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监房的犯人跟着就说：「你认的罪越多，出去的越快。把自己说的越坏，越说明你老实。……」而且还说：「你不认罪，审讯员一翻脸就把你拉出去枪毙，叫你死得很惨。……」他们就是这样昼夜地逼他、恐吓他，使他整天生活在恐惧中。

　　共产党有一整套很强的政治逻辑。你不接受则已，一旦接受了，就得跟着它往前跑。政治学习的目的就是帮助你接受这一套逻辑，并且把它贯彻到你的思想和行动中去。监号里的政治学习是在更加强大的压力下进行的，作为一个犯人，你只有唯唯诺诺，没有别的出路。

　　审讯一直进行下去，对王先生的审讯总计有几十次之多。一般地说，审讯员并不直接教给你讲什么和交代什么，而是诱导你往那条路上走，让你从自己口里，讲出政府要你讲的话来，并且按照政府的意思把问题交代出来。事实上你不这样交代也不行。

　　九月初旬，审讯员启发王先生交代一个问题，就是「在教徒与非教徒、以及教徒与政府之间制造对立。」王先生说：

　　「李处长跟我谈话时，劝我们基督徒不要老跟不信主的人那么格格不入。我说：『这不能怪基督徒啊，因为他们到处受人歧视。』李处长说，『这事我们也知道，以后我们要教导这些人不要歧视基督徒。』」

　　过了些日子，审讯员对王先生说：

　　「我见过李处长了，他没有说过那个话。」

　　李处长明明说过，哪年、哪月、哪个时间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审讯员竟说没有那么一回事！这可把王先生气昏了，他随即喊了一声：「天哪！」因为几天前审讯员跟他说过，「这里是法庭，不许你再提『神』字。」于是他就不敢再提「神」了。但他喊天，还是指着主神的。这件事又把他逼到一个地步，必得承认那是他自己的罪行。

　　在审讯室，只许你说政府要你说的话，不许你说真理，与政府意图相抵触。有一次审讯时，审判员提到控诉的问题，王先生说：

　　「圣经上从来就没有过控诉的事。」

　　审讯员没有办法反驳他，就诉诸恐吓：

　　「你还是保持你那个立场！？」

　　这句话的份量相当重，他害怕了，唯恐审讯员一变脸，就把他拉出去枪毙，于是认错说：

　　「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我说的话可能有些是不合适的。」

　　审讯员为了压他赶快交代问题，就尽量说些恐吓的话。他为了得释放，就一步步退却，把自己置于完全被动的地步。

　　王先生的失败始于八月七日之夜。七日的白天他还是那样刚强，那样勇敢，怎么一夜之间竟会失败下去，而且失败得这样惨，简直判若两人呢？一九九零年当他被问及此事时，他很坦白地说：

　　「解放后不久我曾去天津，看见在一片砖墙上用白漆写的四个大字——『宗教自由』。我说这就是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告诉全国信徒说：『不要害怕，信仰自由。』我很相信这话。从那时起，我就一直相信共产党不会干涉人的信仰，所以我才发表了那么多为信仰争辩的文章。

　　「我的失败也和一九四二年那场灵战的胜利有关。我想日本人那么厉害，势力那么大，我都始终没有屈服，我还怕什么？《东莱博议》上说：『天下之事胜于惧，而败于忽。惧者福之源也，忽者祸之门也。』我失败就失败在『忽』和『不惧』上。为什么呢？因为我跟日本人战斗了八年都没有失败，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忘记了我还是个人，我还有肉体呢！有人问我是日本人可怕，还是共产党可怕？我说：『还是日本人可怕，因为他们不会说中国话。共产党是中国人，我能跟他们讲理。』谁知共产党不跟我讲理，用一枝手枪就把我吓糊涂了。」

第二十章　与罪犯同处

　　王先生进监时，头两天关在一个单人房间里，第三天就调到一个三人房间，跟另外两个犯人住在一起。这两个犯人一个叫蒙光华，另一个叫黄克道。蒙是给日本人当皇协军的，帮助日本人打中国人。黄克道始终没有暴露过他的身份，谁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听他的口音知道他是东北人，而且他还认识潘阳教会的一些人。至于他为什么被捕？没有人敢问他，因为他很厉害，他一瞪眼睛连蒙光华都害怕。他的名字跟王先生的名字也实在凑巧，一个叫黄克道，一个叫王明道。顾名思义，黄克道是来克服王明道的。王先生怀疑他是政府公安人员，装作犯人来诱他的口供。四个多月之久，王先生就在这两个犯人的手下受尽了折磨和痛苦。

　　王先生刚调到那个三人房间，就问蒙光华说：

　　「这是在哪里？」

　　「这是在郊外。」蒙回答说。

　　王先生知道郊外没有天主堂，可是他却听见天主堂的钟声，他想郊外怎么听得见天主堂打钟的声音呢？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就在西什库天主堂附近。

　　黄、蒙二人看出王先生胆小的弱点，就故意吓唬他。蒙光华对王先生说：

　　「你可得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若是抗拒的话，审讯员一翻脸，马上就进来两个人，把你的手往后一背，拉出去枪毙。」他还告诉王先生说，「有一种子弹，叫『四七子弹』，打到脑子里，活是活不成了，可死也一时死不了，得在血泊里痛苦地翻滚几个钟头，才能慢慢地死去。」王先生信以为真，觉得那太可怕了，比五马车裂的情况还要难受。其实哪里有这么回事？都是他们编造出来，故意吓唬他的。

　　晚上他们三人睡在一个炕上。王先生睡在中间，他们二人睡在他的两边。好几次黄克道睡到半夜，「啪，啪，啪」地狠命打王先生的嘴巴和脸。他被打醒了，就质问他：

　　「你为什么打我？」

　　「我做梦了，我梦见打人了。」其实他不是做梦，而是故意的。这种行为虽然不能说是政府人员授意的，但至少是默许的，因为不论做什么事，只要能起到一个作用，叫人交代问题，都是政府欢迎的。

　　王先生跟这两个犯人在一起时，整天就是听他们骂他。蒙光华的口里尽是说些污秽、淫乱的话。姓蒙的说，姓黄的听。有时两个人就唱：「叹人生啊，叹人生啊！」王先生实在难以忍受，心里痛苦极了。

　　有一天早晨，这两个人突然向王先生发了一个问题：

　　「你除了刘景文（即王太太）以外，还跟别的女人发生过关系没有？」

　　「没有。」

　　「你不可能没有。你传道三十年，到过二十几个省份，听你讲道的人成千上万，不可能没有年轻的女子追逐你。你一定有，不可能没跟别的女人发生过关系。你说吧，说了对你有好处。」他们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神父，交代了他同他生母发生关系，几天以后就出监了。他们劝他：

　　「你快交代吧，交代了对你有好处！」他们就是有这种办法来套供。然后又说：「我们不是为了自己。你出监又不能把我们带出去，我们是看你太痛苦了。你若交代了，几天以后就能出去。」

　　「没有，叫我怎么交代呢？」王先生说，「要交代，就必得讲出那个对象来。我诬赖人，人家能答应我吗？不要跟我拼命吗？中国女人最注重贞洁，我说她跟王明道发生过关系，她岂不能到监里来打我嘴巴？」

　　两个犯人每天从早到晚就是跟他谈这个问题，谈了很长一段时间，看他实在没有，才不再谈下去。

　　他们为什么那样积极地追问这种事呢？王先生第一次获释以后，从《天风》周刊发表的材料里晓得，当时教会一位很有名望的人，被捕后交代了他在这方面所犯的罪。他比王先生小两岁，他们想他能犯这种罪，为什么王明道不能？所以就天天逼着问他，想在这方面抓他的把柄。但王先生确实没有犯过这种罪，他们也只好作罢了。

　　王先生年轻时也确曾遇见过这样的试探，但感谢神，都得胜了。他特地讲了他的经历，勉励一切做主工的青年人，谨防魔鬼的陷阱。他说：

　　「第一次试探是：我在广州领会时，有一位传道的姐妹陪着几位年轻姐妹来看我。她介绍其中一位，说她新近死了丈夫。第二天这位姐妹在我吃饭的时候，拎着提盒送两样菜来给我吃，并且坐在那里跟我闲谈。过了几天，她又拎着提盒送两样菜来说：

　　「『请你尝尝我们广州人的口味！』

　　「『谢谢你，请你拿回去吧！』我说，『我这里的菜饭足够吃的。我告诉你：下次再来见我时，千万不要自己来，要找几位姐妹与你同来。你要谈什么，先把它写出来，不能随便谈，因为那没有意思。』

　　「当时我住的地方是个很大的院子，只有我和一个看门的住在那里。看门的在门房睡，我住在后面一座楼上，没有第三个人。我要是在那里犯罪，容易极了。可是感谢神，他保守我始终没有起那种恶念。

　　「第二次试探是：有一年夏天，我到蚌埠去领会。客栈的伙计拿着灯笼接客，上面写着：『某某客栈。』我叫了一个伙计，请他给我找一个单人房间。

　　「他把我送到那里时，门口站着一个女的。我对那个女人说：

　　「『请你出去好不好？我要关门。』

　　「『这么热的天，干吗关门？』她不肯走。

　　「『我不要人站在这儿，请你走吧！』我就把她赶走了。

　　「第三次试探是：有一回我在香港讲道，一位弟兄开车去接我，把我送到一个最大的酒店，是基督徒办的，那里不许伙计给客人叫娼妓。伙计不去叫，但娼妓自己来，这是他们商议好了的。那位弟兄把我送到三层楼上的一个房间后，就带我去澡房洗澡。我进去以后，就把门从里边锁上了。有一个女的，穿得很漂亮，先在我的房门口吹口琴，然后又跟到洗澡房，一直等到我洗完澡出来，她还在吹。我看见她了，却没有理她。回到房间以后，她又跟到我的房门口吹。没办法，我只好把灯关掉。她看看没有希望，这才走了。

　　「感谢神，这三次试探，他都保守了我，使我没有沾染污秽。」

　　一九五六年元旦，王先生进监快要五个月时，黄克道说：

　　「今天是元旦，我们大家来谈谈各人的思想。」

　　王先生说：「我进监四、五个月了，天天祷告神救我出去，可是到现在也没有效验。」

　　黄、蒙二人对他说：「好了，你信仰动摇了，你快写写你信仰摇动的经过吧！你这样一写，过不了几天就会提审。」

　　材料交上去以后，果然很快就提审了。从进监起，到那天为止，四个多月来审讯员审他时，总是叫他站着。可是那天不同了，审讯员叫他拉过一张椅子来，跟审讯员靠着炉子坐在一起。那时正是小寒时节，天气很冷。审讯员说：

　　「我看见你写的材料，我很高兴，我知道你的信仰已经摇动了。现在我对你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想杀了你；另一个意思，我看你是个人才，想叫你为政府做些工作。」

　　「我信仰已经摇动了，」王先生说，「还能为政府做什么工作呢？」

　　「还传道啊！」

　　「我信仰都摇动了，怎么能传道呢？」

　　「没关系啊，你可以用演戏的方法传道嘛！梅兰芳演杨贵妃时，明明是姓梅，上了台就姓杨了。明明是男的，上了台就变成女的了。」

　　「这个我可做不到。」王先生说，「演戏就得说谎，我一说谎，我就痛苦万分。」

　　「你痛苦是因为你不习惯说谎。你多说几句谎，就习惯了。」

　　审讯员看他不肯答应，就说：「你去吧！」

　　回到了监号，黄、蒙二人问他审讯的经过，他不肯说。过了一天，他才把经过的情况讲出来。黄克道听了以后就对他说：

　　「政府叫你演戏传道，你就演呗！」

　　「我不能演戏。」王先生说，「演戏就得伪装，伪装就得说谎。我一说谎，心里就痛苦。」

　　「你心里痛苦是因为你不习惯说谎。」黄克道劝他，「你多说几句，就不痛苦了。」

　　王先生接受不了，却又不敢反驳，因为他已经完全被他们掐在手里了。

　　由于不答应演戏传道，他回监房以后就好些日子不提审了。他心里挂念妻子：她是个南方人，只能吃米饭，不能吃窝窝头。在家里连吃饺子都吃不饱，必须吃碗米饭才行。在监里这样一天两顿窝窝头，怎么能活得下去？他担心她过不多久，就得饿死在监里。于是他写材料说，愿意接受审讯员的意思，用演戏的方法传道，结果没过几天就又提审了。

　　审讯员说：「很好，你演戏吧！」

　　怎么演呢？他一向是不看戏的。演戏就必得伪装，他怎么办得到呢？提审的时候，审讯员对他态度很好，因为觉得他是跟政府走一条路子了。其实他自己明白，他所以写材料说自己信仰摇动了，是因为他觉得神对他不公义、不慈爱，没有听他的祷告。至于他的思想，仍旧是原封未动：他并不怀疑神的存在，甚至当他嘴里说神是虚无缥渺的时候，心里仍旧笃信神是真实的，因为几十年的经历证明，神是千真万确的。

　　一月下旬，黄克道调走了。蒙光华见黄克道到吃饭的时候还没回来，就对王先生说：

　　「黄克道大概是枪毙了，你看，他到吃饭的时候还不回来。你可要小心，下次该轮到你了，你也快要死了。」

　　王先生听了，心里十分紧张。蒙又问王先生是在几号审讯室受审？王先生告诉了他，他就说：

　　「你犯过大罪！你杀过人吧？你赶快承认吧！」

　　「我哪里杀过人啊？」王先生说，「我连鸡都不敢杀，还敢杀人？」

　　五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就是这样翻来覆去地折腾他，吓得他连话都不敢说。

　　黄克道走了以后，就剩下他和蒙光华两个人了。因为没有第三者在，蒙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欺凌他。有一天蒙动手打他，把他打倒在地上。王先生说：

　　「你打我，我报告管理员。」

　　蒙就躺在地上，说：「你打我了，把我打倒了。你报告，我就说你把我打倒了。」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无赖。

　　王先生和这两个犯人同处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前后打过他好多次，黑夜白日受他们的摆布、恐吓和欺凌，终日心惊胆战，以致后来精神都有些失常。直到第二年七月初，蒙光华也调走了。这才结束了那段可怕的岁月。后来王先生被调到丁监，那里比原来的新监条件好得多了。

第十五章　风声越来越紧

　　双方论战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王先生在一九五四年冬季《灵食季刊》发表的那两篇文章《真理呢，毒素呢？》和《顺从人呢，顺从神呢？》，回答了「三自」诸先生发表的言论，并且击中了他们的要害。他对全国教会的影响日益扩大，从一九五四年夏到一九五五年春，全国各地不断有教会和个人，因着王先生的见证，认识了「三自」的本质，并且退出「三自」。单就一九五四年而论，全国会议之后就有许多信徒和传道人，从各地（包括东北和西北地区以及广东、上海、南京等省市）来问王先生有关「三自」的问题。有的是亲自上门来访的，也有的是写信来的，王先生一一作答，把「三自」的真相告诉他们，并且把吴耀宗先生一九四五年发表的《神在哪里？》这篇文章念给来访的人听，他们就明白「三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的回去以后就退出了「三自」。一九五五年全国各地退出「三自」的计有：青岛青年学生团契在年初退出了「三自」；二月中旬到三月下旬，长春市的西三道街教会、浸信会和三道沙子教会相继退出「三自」；北京市基督徒聚会处也在此时正式声明退出「三自」，同时还邀请王先生在四月四至五日去该教会给青年圣徒讲道数次，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四月初旬，南京教会掀起了一个反王明道运动，但以失败而告终。同时，上海又有油印刊物出版，主张退出「三自」。五月初，上海三自会正式成立时，该市最大的教会——基督徒聚会处没有参加。五月下旬，西安市基督徒聚会处退出「三自」；六月初旬，呼和浩特市基督徒聚会处退出「三自」。在中国的大地上，从北到南，由西到东，不断有退出「三自」的事发生。

　　对于这些退出的事，「三自」当然感到很气愤，除了连篇累牍的笔伐之外，还加以口诛：二月下旬，上海「三自」召开大会，控诉王明道；五月初旬，上海三自会正式成立时，该市教会除基督徒聚会处外，几乎被一网打尽；同月，西安三自会开会七天，专门控诉王明道。这一系列的事对王先生都是冲击，但他并没有动摇。

　　尽管「三自」写了那么多文章，做了那么多工作，信徒只要一听见王先生所讲的真理，因为有圣灵做工，很快就清楚了。政府如果不加干预，「三自」肯定即将趋于崩溃。为支持「三自」免于失败的命运，五月十八日政府毅然采取严厉措施，在天津逮捕了徐弘道先生。徐先生原是王先生基督徒会堂的同工，后来被天津圣会所请去做牧师。他也像王先生一样，拒绝参加「三自」。天津市有一座三层大楼，原是内地会撤离时留下来的，政府示意徐弘道可以接收，正如北京市有一座外国人遗留下来的礼拜堂，政府曾示意王明道可以接收一样。王先生拒绝了，但徐先生却接收了。这件事引起天津各教会牧师的嫉妒，纷纷起来攻击他，并且喊出一个口号：「信仰有自由，爱国没自由。」他甚为惧怕，就离开了天津圣会所，搬到北京去住，随即被西城麻线胡同教会请去做牧师。他刚一上任，就请王先生去讲道，更加引起别人对他的忿恨，当他还在天津圣会所时，因为他的教会和北京基督徒会堂以及北京基督徒聚会处过往甚密，就被认为是联合起来抵挡共产党。徐先生在这个时候应邀回天津领会，结果就在那里被捕了。

　　徐弘道先生被捕后，又有风声传来说，外地不参加「三自」的信徒陆续有被捕的。看来这是大圈套小圈，只是北京还没有动。

　　徐先生的被捕虽然使王先生感到愤慨，但实际上对他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为第一，他十分相信政府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第二，他从未接受过任何外国津贴。在他看来，徐的被捕主要是因为他接收了内地会的财产。其实王先生想错了，政府此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向他发出一个严肃的警告：「我们可以逮捕徐弘道，也照样可以逮捕你。」目的是促使他悬崖勒马，及早回头。

　　六月下旬，王先生在夏季《灵食季刊》上发表了《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态度之明确，立场之坚定，一望便知这里再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政府的努力全部落空了，下面的一步就是逮捕王明道，并且为逮捕作好舆论准备工作。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一日《天风》周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加强团结，明辨是非》。这篇社论首先提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目的。它说：

　　「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团结所有信徒，肃清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基督教内所散布的邪恶影响，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建立我们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接着它谈到对于那些还没有参加的人的态度说：

　　「对于少数还没有参加的人，仍然是敞着大门，不断伸出友好的手，用爱心和耐心指引他们，希望总有一天大家开诚相见，欣然共处。」然后笔锋一转，就把矛头直接指向王明道先生：

　　「当然，我们也早已料到，有个别像王明道先生那样坚持错误、以『不变应万变』来破坏三自爱国运动的人，纵然把道理都说尽了，也是不会有丝毫感动的。恰恰相反，我们越是胜利，他就越要破坏；因为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本来就是『冰炭不能并立』的！对新中国的现实，他们没有人民的感情，心里却像灌满了铅，日益阴暗沉重；这种出于政治上仇恨的『本能』，就必然用尽一切方法来破坏基督教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今天，基督教团结的基础是反帝爱国，……如果抽去反帝爱国的共同基础，而就在新中国的『此时此地』挑起所谓『基要派』和『现代派』的争战，王明道先生到底是何用心呢？这难道还不是『为了某种了不得的原因不肯团结而夸大信仰上的分歧』么？难道说，我们真的需要把反帝爱国大团结的前提撇开不谈，而引起一场『基要派』和『现代派』的混战么？如果这样，岂不是正中了帝国主义分裂我们的阴谋诡计，而干出『亲痛仇快』的罪恶勾当么？不管是谁，如果这样存心并见之于言行，那就是中国人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他『应当小心神公义的审判』和广大信徒群众的斥责。」最后社论郑重声明，并且发出号召说：

　　「我们为了反帝爱国！这就是我们与王明道先生假借信仰作口实而进行破坏反帝爱国的原则分歧！……我们必须从反帝爱国的政治原则来同王明道先生划清是非界限，一切爱国爱教的基督徒都应当积极投入这个斗争。」

　　作为神的仆人，王先生说：「我们是为了信仰！」作为反对神的人的仆人，「三自」说：「我们是为了反帝爱国（即为了正当）！」各有各的主人要服事，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世的，确是「冰炭不能并立」。既然王先生已经成了「人民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自必为中国国法所不容，他的下场如何，当然就是「三自」所说的「公义的审判」了。

　　「社论」是一个信号：王明道先生被捕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除了这篇文章以外，同期《天风》还发表了一篇「短评」，题目是《批评与团结》。在这一时期的《天风》周刊上又陆续发表了秦牧、丁灵生、江文汉、汪维藩、孙鹏翕、郁罕、叶保罗和崔宪详等诸先生的文章，点名批判王明道。

　　七月下旬，北京开始动手了。首先是在各大专院校开展运动，要求凡是基督徒会堂聚会的学生们都站出来，交代王明道的事。如果抗拒，那就逮捕。北京人民大学研究生吴德详是天津人，来京后因常去王先生那里聚会，校方要他交代，他不肯，就对他施加压力。七月廿四日，他因精神支持不住跳楼自杀，送到中直医院，很快就死了。之后，北京市各机关团体和学校也都要求他们单位里去基督徒会堂的人，交代王明道的事。

　　八月二日，北京医学院开大会，要柳月青、史尚豪交代王明道。柳是福建人，来北医读书，曾向王先生申请受浸。两个人都因拒绝交代，在大会上被当场宣布逮捕。

　　王先生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教会外面，他面临的是「三自」领袖们群起而攻之；在教会内部，有人因受压迫过重而自杀，有人因坚持真理而被捕，有人因软弱而放弃信仰，更有人为名利而卖主卖友。此时王先生是外有争战，内有忧患，压力之大是空前的。这场争战从一九五一年起，至今已持续了四年之久，如今又面临孤军作战，他无论是精神上或体力上，都已经感到疲惫不堪了。

　　给他刺激最大的，莫过于他的老友、天津的李伯蘅大夫。李在解放前原是一位热心爱主爱人的基督徒，与王先生的关系十分密切。解放后他在峰峰煤矿工作时，为一碗「红豆汤」（创廿五章廿七至三十四节）竟出卖了儿子的名分，而且以后见人就劝人放弃信仰，绊倒了很多的人。他与王先生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但在八月三日，正当王先生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候，他突然出现了。一见面就问王先生说：

　　「你还那么迷信吗？」

　　「伯蘅，」王先生惊讶地说，「你怎么说这话啊？你怎么说我迷信呢？」

　　他声明他已经放弃了信仰，并对王先生说，「你们不必为我祷告。」他还劝王先生在当今反对神的时代，不能再证明神的存在；又说讲道要迎合人的心理，讲人喜欢听的等等。过了一会儿，王太太走进来，跟他只讲了几句话，他就勃然大怒，对王先生说：「你还那么迷信，我们没话说了。我走！我走！」说完就拂袖而去。

　　李伯蘅大夫这次来访，给王先生刺激很大，王先生在他当天的日记里详细记载了这件事：

　　「李伯蘅来访，言返京奔父丧。劝予勿触人之怒，谓室外黑板上写的圣经，于今日反对神之时代，仍证神之存在殊不当。又谓讲道只当讲人乐听者。又谓予不签名（反原子弹）事非是。又谓一切为了政治。讯以基督徒一切当为何事？八时三十分，妻入室，与伊谈数语，伊拂然惊，大怒而去，挽之不得。予殊不悉伊之改变一至于此也，心中受刺激甚深。」

　　李的言行实在亏负主恩。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仍被投入监狱。一天他在狱中口渴，想要喝水，大家叫他把头伸出来，他就把头伸出铁栏杆外。因为他的头大，耳朵被铁条卡住缩不回去，被人用棍子活活打死了。神是轻慢不得的。既尝过主恩的滋味，却又卖主，结局何等悲惨。

　　王先生当日深受刺激，夜不能睡。过夜一时才入睡，四时半突然惊醒，心中充满恐惧，他预感到他要被捕了。

　　八月四日清晨消息传来：「黄禹先昨夜在寓所被捕。」正吃早餐时，有四个检查卫生的人进来，到处查看。实际是观察地形，作好逮捕前的准备工作。

　　八月七日（星期日），北京医学院和协和医学院搞运动，不放假。当日下午，两校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应届主席、副主席以及上届主席均在大会上被当场宣布逮捕。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雷厉风行的大逮捕迫在眉睫了。

第十六章　基督徒会堂的最后一日

　　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星期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它标志着基督徒会堂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的结束。从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献堂之日起，到这时为止，已经整整十八年了。这个教会历尽沧桑，如今已经光荣地完成了她的使命，她的牧人王明道先生也结束了他作为时代先知的传道之工。

　　最近以来有不少迹象表明，很快就要出事了。首先，王先生看见《天风》上刊载一篇文章，内中有一句话说了四、五遍之多：「王明道先生，你的政治立场错了！」公开提名警告，说明他们已经不客气了。另一件事是过了几天，一位从冀东来的木匠给他送来一张传单，题目是：《加强团结，明辨是非》。其中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团结起来，反对那些反动的东西。最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数日前老友李伯蘅大夫的来访。看他那个惊恐万状的神情，王先生意识到自己的被捕就在目前了。

　　七日一大早，会堂看门的冯起弟兄端来了一盆荷花，说这是马利亚的香膏，献给王先生，为浇奠用的。从这些话看来，好像他知道马上就要出事似的。最近一个时期，这个弟兄情绪很不稳定，一会儿顶高兴，一会儿顶忧愁、又顶生气，弄不清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在会堂里一直是个有问题的人物，对王先生有不满。他出身于警察，说起来是个政治上有历史问题的人，很容易被收买，有人猜测他老早就在暗中为政府工作了。尽管如此，他毕竟在会堂呆了这么多年，与王先生多少也总有些感情，看见王先生大难临头，可能出于良心的驱使，做了这么一件事。

　　十时半上午礼拜开始之前，一个姓李的女学生来对王先生说：

　　「大爷，大爷。今天我来聚会的时候，有人跟着我。」

　　「你甭害怕，」王先生安慰她说，「有神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但他心里已经有点感觉，可能　　要出事了。那天礼拜聚会的人数特别多，大会堂里坐满了，院子里还坐了有二、三百人，总共大约七、八百人。王先生那天的讲题是《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严厉责备犹大的门徒造谣诬蔑，陷害忠心事奉神的人，讲道十分有力。

　　刚一散会，就有人来告诉王先生说：

　　「今天聚会来了好多我们不认识的人，面目很生。」

　　吃过午饭，王先生躺下休息了一会儿。起来以后，隔壁一个女孩子来对王先生说：

　　「伯父，我看见有几个人在会堂外头看你的地形，好像要爬上墙似的。」王先生听了有些害怕，想夜里可能他们会跳墙进来。

　　下午，教会的擘饼聚会来了大约二百人。临散会时，王先生想可能这是最后一次的聚会，就叫章纪勇和章师训两位弟兄去甘雨胡同家中，拿了二百本他的自传《五十年来》，送给来聚会的人每人一本。

　　晚上还有一个小型的祷告会，参加者除了王先生和他的同工以外，还有史昌林、章师训、王笃恩等几位青年弟兄姐妹共十余人。他们祷告的时候，来逮捕他的公安人员实际已经等在墙外，可是他因为身体过度疲劳竟睡着了，就像在客西马尼园中的那几个门徒一样，「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等他醒来时，已经十点半钟，于是他说：「我们该散会了。」祷告会就是这样结束的。

　　* * * * * *

　　王先生对待今天这场属灵的争战和他对待一九四二年那场争战，有很大的不同。回顾一下他在一九四二年那场灵战的经过（详见《五十年来》第五章第一四四至一五三页），对我们每个属神的人都会是有益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与美英两国交战，那日上午，北京各英美差会所设立的礼拜堂都被封闭。各教会的领袖们在那时都十分焦急，他们集议怎样维持工作，因此便成立了一个『北京基督教维持会』。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下午，忽然有一位青年会的干事，到我这里来述说各教会已经组织了一个『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他受该会会长的委托，劝我们加入该会；并说如果不加入，恐怕以后教会会发生困难。当时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答复，只告诉他说晚间再给他回答。这天晚间我同妻并两位教会中的同工和另一位弟兄谈论这事，我们一同跪下祷告。不到几分钟，我忽然想到经上的话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十四节）我不再求告了，我只感恩赞美，因为我已经明白了应当怎样应付这一件事。」

　　那次灵战临到时，他不是胸有成竹，而是先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求问。不单是自己祷告，而且和教会同工一起跪下来祷告。这是那次争战得胜的原因之一。从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每逢教会切切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发命令，显大能，使他的教会得着胜利。在一九四二年的那次灵战中，他祷告了不到几分钟，就有神的话临到他，使他明白当怎样应付那一件事。但这一次的争战他既没有那样的经历，更没有神特别的话语和能力赐给他，他只是按照他认为对的去做了。他所倚靠的乃是一九四二年那次得胜的经验，以致失去了单纯信靠神的心。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在那次灵战里，除了上述经历以外，他还经历过主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

　　「四月三十日的晚间我从外面回来，进晚餐的时候，妻交给我一封信，是联合促进会寄来的。信内说：

　　『敬启者，我基督教各宗派、各公会，因时局之演变，为促成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之实际精神起见，组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总会已于四月十八日正式成立，本市按章应设分会。贵堂既在分会区域内，有参加之必要。特请派遣代表，于五月一日上午新十时出席，共讨进行。聚会地点假米市中华基督教会。此上基督徒会堂

　　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北京分会启』

　　「以前的三个多月虽然联合促进会也曾屡次劝诱，总是托人来谈谈。这时候书面的通知来了，并说『有参加之必要』。我们也必须给他们一个正式书面的答复，这时不免正式交锋了。那天晚间九时半，在别人都睡了以后，我独自坐在会堂的南面台阶上思想这件事：参加这个巴比伦式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是违背神的旨意，不参加势必受日方的干涉，遭遇封闭，我个人也难免遭遇危险。我也想到了我那年迈的母亲，如果听见我被逮捕，她一定要焦急惊恐，不知会发生什么变故。

　　「我在月光下思想了一些时候，就走进小会堂内去跪下祷告。祷告以后，再到月光下去思想；思想以后，又到小会堂中去祷告，这样往返有好几次。我平日自己祷告很少发出声音，那夜却大声祷告，以致楼上睡眠的同工都清楚听见。我那夜明白了我的主在客西马尼园中祷告的滋味。直到后半夜二时我才上床就寝。感谢神，那夜祂扶助了我，坚固了我，赐给我信心和勇气，使我决定心志不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那夜只睡了四个小时的觉，梦中仍是接连不断的梦见那些事。次日清早，我写了一封信，交工友送交联合促进会。」

　　主在客西马尼园时，他心里「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祷告了，回到门徒那里，然后又去祷告，这样往返有三次之多，因而有被捉拿后在公会前和彼拉多庭前的得胜。王先生也是那样，在月光下思想，走进小会堂祷告，然后回到月光下思想，往返有几次之多，所以有他日后会见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调查官武田熙先生时的胜利。可是这一次不同了，他不只没有主在客西马尼园中那样的祷告，而且在紧要的关头睡着了。事实证明，当日他所传的道自始至终都是真理，直到今天仍然为人所持守，而且服膺弗违；他也仍是那么热心，那么勇敢，但是他里面却少了神所赐的那个属灵的力量。失败寓于得胜之中，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敬虔事奉神的人引以为戒的。

第十三章　为真道争辩

　　一九五一年春北京会议之后，一个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最初还仅限于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传教士侵略中国，包括他们在各大公会、基督教团体和出版机构的活动，后来就慢慢转移到圣经上来，说帝国主义利用属灵派（即笃信圣经的人）歪曲圣经，散布帝国主义思想毒素，离间信徒与政府间的关系，破坏三自运动。

　　在控诉属灵派歪曲圣经时，一般地说，他们不明说圣经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而是说有人利用圣经散布帝国主义思想毒素，破坏政府政策法令，破坏信徒大团结，和破坏祖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一下，看这段（节）圣经与当前的政治是否吻合。如果不合，就不能讲，也不能信。所以「控诉」实际是一种遏制的手段，通过这个办法把信徒和传道人的思想和灵性完全禁闭在政治的范畴里。其结果是读圣经的人不敢随着圣经的引导读了，讲圣经的人也不敢随着圣灵的引导讲了，神的教会自然而然就变得有名无实、徒有其表了。

　　到一九五四年为止，控诉的材料在基督教刊物中已经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姑自《天风》周刊中刊登的《控诉揭发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材料中，略举几例如下：

　　圣经上说，「不要爱世界」（约壹二章十五节）；又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么？所以凡想要与世俗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雅四章四节）。控诉的人说，这两节圣经会「使青年信徒觉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与世俗同流合污』。……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毒辣地欺骗人，歪曲地引证了圣经话语，竟把人引到不辨是非善恶、蛮不讲理的地步上去。」

　　圣经上讲到世界末日「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彼后三章十至十二节）。控诉的人说：「王明道反革命集团强调『凡是人手所造的都要毁灭』。因而使人悲观厌世，使人想『共产主义再美好，世界末日一到，还不全完！』当然再无心参加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了。这是多么狠毒的居心！」

　　圣经称现今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太十二章三十九节），并说魔鬼管辖的这个世界是「幽暗世界」（弗六章十二节）。控诉的人说：「王明道反革命集团还有一个强词夺理的论点，就是他们硬说今天的中国的社会是『黑暗』的。这是明明不合乎事实的。今日的中国社会正在向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大道前进。……王明道反革命集团硬要说今天的社会是『黑暗』的，甚至还歪曲地引用圣经，将历史分为金、银、铜、铁、泥几个时代，而且一代不如一代。……这不是在讲圣经，而是在散布反革命毒素。」

　　更有甚者，圣经上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十四节）；又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太七章十五节）。这两节圣经，「三自」的领袖们公开反对。他们说：「有人强调有神无神的分别，又强调『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这是帝国主义所散播的毒素。」

　　一九五四年夏基督教全国会议前后，「三自」的领袖们更在他们的发言和文章中告诫大家说：

　　「帝国主义所散布的思想毒素，掩盖了福音的真光，是与福音的真道绝对不相容的。我们深信神对今日的中国教会有特别的托付，就是肃清帝国主义的毒素，传扬纯正的福音。」

　　「过去基督教被人利用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以致荒谬的、判道离经的思想竟作为『神学』传布，纯正的信仰被歪曲了。今后我们不但要肃清毒素，而且还要积极的发扬耶稣基督拯救的真理。……」

　　「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曾利用传教的机会，歪曲圣经，在中国信徒中无孔不入的散布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要中国信徒变成帝国主义的思想俘虏。」

　　「关于教会的前途，则大都觉得教会内部既是一塌糊涂，教会与教外群众的关系又总是搞不好，乃普遍存着悲观情绪。我们觉得问题虽然庞杂繁复，基本上究其根源，则都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毒素损害了中国教会，损害了中国教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损害了中国教会同人的头脑与心灵，以致他们陷落在迷乱中还不自知。」

　　「帝国主义者为了利用传教的事业，进行他们侵略的阴谋，就存心设法歪曲了基督的面貌，企图把真实的基督送进『坟墓』，假借传扬基督的名字，散布着有害的毒素。」

　　看了这些控诉的材料和文章之后，许多爱慕真理的信徒都陷入极端的苦闷，不清楚他们所信的哪些是「圣经的真理」？哪些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就在这个时候，王明道先生挺身而出，针对问题的要害，于一九五四年冬写了《真理呢，毒素呢？》一文，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在这篇文章里，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三自」领袖们的用心和目的说：「他们所说的『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不是别的，正是圣经中的真理。」他们所以不敢清楚的讲出「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都是些什么，是因为他们害怕这样做，信徒们立时就可以认出他们的真面目来。对此王先生提出证据说：

　　「这些狡猾的人虽然竭力隐藏，但还是在不知不觉之中露出了他们内心所隐藏的东西。他们说，『有人强调有神与无神的分别，又强调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这是帝国主义所散布的毒素，为要离间信徒和广大的人民，使他们不能彼此团结，又有人排斥在教会中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信徒，这也是帝国主义所散播的毒素，为要使教会不能合一，以便利帝国主义分子的控制。』这些话还不够使我们认识他们所说的『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是什么吗？」

　　然后王先生引出林后六章十四至十八节；弗五章六至十节；太七章十五至廿节；林后十一章十二至十五节；彼后二章一至三节；约贰七至十一节等处经文来说明有神的人和没有神的人中间有着多么大的区别；同时叫我们知道，防备假先知、远离假先知、拒绝假先知乃是圣经中极清楚的教训。紧接着王先生说：

　　「也许有人要问我说，『根据这些教训，我们是不是应当到处和不信的人对立，不与他们合作，反对他们，厌弃他们呢？』我们的回答是『不应当』。我们不应当与任何人对立，也不应当不与别人合作，更不应当厌弃别人，反对别人。要我们在不信的人中彰显他的美德，见证他的救恩，传扬他的福章，尽我们的本分，服事一切在我们旁边的人。他吩咐我们『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加六章十节）。这节经文中的『众人』就是指着一切在我们旁边的人，连拜假神的人和不信有神的都在其中。 神也教训我们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十二章十八节）。神既吩咐我们『尽力与众人和睦』，如何能要我们和别人对立，不与别人合作，反对别人，厌弃别人呢？

　　「必有人问说，『神既不要我们和不信的人对立，为什么对我们说这些话呢？』当知道神对我们说这些话，是要我们认清我们和世人的分别，一方面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来，另一方面防备魔鬼藉着不信的人向我们进行各种的试探，并在这些试探临到的时候知道怎样抵挡。有时魔鬼藉着那些卧在他手下的人向我们施行凶猛的攻击，也有时他吩咐他们软化我们，诱惑我们，把许多利益尊荣摆在我们面前，又有时他吩咐他们对我们表示友谊或爱情，好藉此同化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和他们中间所有的分别，不在我们和他们中间保持相当的距离，我们便不免遭遇失败，甚至完全被掳了。」

　　最后他揭穿那些歪曲圣经真理，称它为「帝国主义思想毒素」之人的目的说：

　　「我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他们为反对神的人效力，要从教会里面来消灭基督的福音。反对神的人从一千多年历史的事实上获得了教训，知道基督的福音和教会断不是用武力可以消灭的。不但这样，而且福音和教会越受到外界的打击，越发达，越坚强。……他们说，宗教断不是使用行政力量可以消灭的；他们又说，若使用行政力量来消灭宗教，适足以帮助它发展。他们说，他们要『进行各种方式的反宗教宣传，进行各种通俗科学知识的宣传，提高人民的觉悟和认识，最后彻底消灭宗教的残余。』让我清楚告诉你们吧，这些加略人犹大的门徒这样把圣经中的真理称为『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就是这种『反基督教宣传』中的一环。不过他们不是站在教会外面反，乃是混迹在教会里面反。这种『反基督教宣传』比在教会外面反更容易收效，因为他们不是以仇敌的面貌出现，而是以朋友、家人的面貌出现。……这种『反基督教宣传』进行既容易，收效又宏大，反对神的人焉能不衷心欢迎呢？

　　「反对神的人不怕那种只有形式却没有信仰和生命的教会。这种教会在世界上毫无影响，毫无功能。这种教会既不能使人得生命和能力，也碰不痛世上的任何人。相反的，这种教会存在世界上，还可以给世界增加一样点缀品，使世界更热闹些，更好看些。反对神的人不怕这种教会，也不恨这种教会。他们希望教会都变成这种样式；到那时，礼拜堂和宗教仪式仍然存在，基督的教会和福音却是已经消灭了。

　　「这些犹大的门徒竭力宣传『肃清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同时又不说明这些毒素都是什么，正是为要使信徒对圣经中的每一样真理都不敢笃信，恐怕接受了『毒素』；又使讲道的人对圣经中的每一样真理都不敢讲，恐怕散布了『毒素』。日久天长，讲的人没有可讲，信的人也没有可信的，结果便把圣经中的真理都『肃清』了，教会信仰也就完全破产了。

　　「也许有人要问说，『这些人既不说明《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都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又提出前面所说的那两点来呢？』那就是因为这两点是要消灭福音和教会最要紧的两件事。『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这是神给他的孩子们的一道坚固的围墙，为要保守他们不受仇敌的损害。只要我们不拆毁这道围墙，我们便总是安全的。……不信的人想要同化我们，诱惑我们放弃信仰，叫我们离开神，第一步就是先愚弄我们，使我们将我们和他们中间的界限化除，使我们不再觉得我们和他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人，不再觉得他们是在那里千方百计的要引诱我们离开神。……反对神的人无法叫我们不听神的这段教训，犹大的门徒为帮助他们，便起来欺骗信徒说，这段教训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

　　「防备假先知、远离假先知，也是神为我们的安全而赐给我们的警告。假先知最怕我们防备他们，远离他们，因此他们便高唱『合而为一』、『彼此尊重』、『互相包容』、『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等等的口号。如果我们本着圣经，教导信徒防备他们，远离他们，不与他们相交，他们便说这种教训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他们想藉着这种说法恐吓我们，使我们不敢再讲这些教训，这样他们便可在教会中为所欲为了。

　　「反对神的人在教会外面竭力要使我们远离神，假先知们在教会里面也设法要使我们远离神。如果我们听从神的教训，持守神的真理，一方面与不信的人保持相当的距离，另一方面拒绝假先知，远离假先知，他们对我们便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虽然不敢明说圣经中别的真理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但这两样真理他们却不得不说了。」

第十四章　双方的论战

　　《真理呢，毒素呢？》一文的发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三自」的领袖们一个又一个地出来反击，有的是对圣经提出新释，作为理论的根据；有的则是从政治上扣帽子，以达到威慑的目的。

　　第一个出来应战的秦牧先生。他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的正意与曲解》。他根据政治的要求对林后六章十四至十八节作了新的解释，用来说明反帝爱国运动的正确性。虽然他也效法王先生，在文章中引用了许多圣经并逐一解释，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引的这些圣经和所作的解释，与「同负一轭」的正意都是毫不相干的。最后他作出结论说：

　　「首先，根据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信与不信不要同负一轭是教训我们不在罪恶的事上有分，而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乃是正义的事业。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制造国际紧张局势，扩大侵略战争，是罪恶的活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这些罪恶活动乃是正义的举动。基督徒参加这个正义的事业是可以的，也是应当的。

　　「其次，根据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信与不信不要同负一轭是教训我们忠心保守信仰的纯洁。而反帝爱国运动并不是某一种信仰的结合，因此并无妨碍信仰的可能。不但如此，通过反帝爱国运动，我们更认识了帝国主义不但用军事、政治、经济的手段侵略我国，而且还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曲解圣经来散布思想毒素；因而使我们起来肃清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恢复我们的信仰的纯洁。因此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不但不妨碍我们的信仰，而且还能纯洁我们的信仰。基督徒拒绝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并没有圣经的根据，而是出于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

　　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是使信徒背离这圣经的正意，放胆去搞「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王明道先生看了以后，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的日记里说：「读《天风》上秦牧一篇歪曲圣经文章，与众讨论。」因为文章内容牵强附会，不值一驳，王先生没有公开反驳它。

　　第二个出来应战的是丁光训先生。丁先生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廿八日的《天风》周刊上发表了他的一篇谈话摘要。他说：

　　「我很高兴，能有这发言的机会。我愿意就『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和『我们中国基督徒反帝爱国大团结』这两个问题谈一谈。

　　「作为一个牧师，我最愿意做的就是多讲些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道理。可是，今天世界上发生了一些事情，连牧师也不能安心做牧养的工作了。这是什么事呢？就是有些人不喜欢新中国，不喜欢我们为自己建造一个比较好一些的生活……他们挥舞着原子弹要我们重新向他们跪下来。这是任何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所受不了的。」

　　他谈完第一个问题之后，就把矛头直接指向王明道先生说：

　　「现在我要就我们之间的团结问题说几句话。

　　「就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们的这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必须加紧利用基督教的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巴不得我们不团结的时候，也就是全国人民期望我们基督徒进一步加紧团结以反对帝国主义阴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少数人正在制造分裂；在帝国主义正要我们分裂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分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说，团结的阻碍是信仰问题，不少信徒受了蒙蔽，果然以为这里面有什么信仰问题。我很怀疑，到底是信仰上有着某种了不得的不同而不能团结呢？还是为某种了不得的原因不肯团结，而夸大信仰上的分歧？

　　「究竟我们的基本信仰有什么不同？……当然各派在信仰上、生活上、组织上各有特点，但这只能说明基督教的丰富，这只能引起我们的感谢，哪里能作为分裂的藉口呢？……我亲身体验到：三自爱国运动尊重各教会在信仰方面的特点，互相尊重的原则足够保证维持信仰，也不必因参加这项运动而作一点一撇的修改的。」最后丁先生说：

　　「更加叫人痛心的是：今天，有人竟然随意把『不信派』的帽子对别人乱扣。这是什么行径呢？我们说话应当在神面前负责任。既然人是因信基督而得救的，基督已经为他死了，我们不称他为弟兄，我们反称别人为『不信派』，这就是在神面前控告人，咒诅人，叫神不救他们，定他们的罪，排斥他们于天国之外。我们是谁，敢在神面前这样妄作见证，诬陷别人？我们能负得了这责任吗？」①

　　过了大约一个半月，崔宪详先生也在《天风》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一定要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团结》。他说：

　　「这个团结最大的特色就是以互相尊重信仰为原则。我们都知道，基督教内虽有许多不同的神学派别，然而我们的信仰基本上却是相同的；所以要互相尊重，是因为在基督徒当中，对于这种相同信仰的认识、体会和经验是多少有些轻重，深浅，重此重彼的分别。换句话说，就是各宗派、各团体的信仰是在『大同』之中存在着『小异』。」

　　接着，他又针对王先生文章中所提出的「既然这样恨恶『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又这样大声疾呼要肃清『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为什么不清楚指明究竟哪些道理是『帝国主义思想毒素』呢？」这一个问题作了回答，并加以批判：

　　「这等人对于三自爱国运动根本就不曾正确的注意过。在大控诉时期，许多人的控诉中都具体指出了他们所觉悟到的帝国主义思想毒素。在全国各地的学习班中，也有许多同道说明在他们信仰中所渗（原文）杂的帝国主义思想毒素。这些材料在基督教的刊物中不断的有所披露。只要人肯注意是不会看不到的。倘若是看到了，而仍然说出以上的话来，那必是『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

　　「正像发现细菌而加以消灭是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发掘思想毒素而加以肃清是有益于人的灵性健康的。照样，否认细菌的存在而任其繁殖是有害于人的身体健康，否认信仰中渗（原文）杂有帝国主义思想毒素的存在而任其流传，也是有害于人的灵性健康的。

　　「还有人以捕风捉影的讽刺、影射、暗示，来攻击积极推动三自爱国运动的人们，说他们信仰不纯，说他们动机不好等等到……你所反对的到底是三自爱国的运动呢？还是这个运动当中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呢？假设你不反对这个运动，为什么不以有『纯正』信仰、『清高』生活和『纯洁』动机者的身份出来参加运动，纠正他人的错误，补充他人的缺点和软弱呢？你之所以不肯这样做，岂不证明你是以攻击个人为手段，来破坏这个运动么？」②

　　过了一个礼拜，汪维藩先生也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他先叙述了他一九四七年蒙恩后的一段经历。他说他起初很单纯，可是后来慢慢地听说教会里有一些人虽然也称基督徒，却是不信宝血、不信道成肉身、不信复活、不信神迹、不信圣经的。从此，在他脑子里面开始虚构了一个派别，属于这个派别的人是不信这样、不信那样的。他说他一九五一年到杭州中国神学院去读书，就是带着这样的思想去的。最后，他转学到金陵协和神学院。他说：

　　「特别是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将近三年的生活，我始终没有遇到往日所虚构起来的那一个『不信派』。几年来正像是做了一场恶梦，而今在梦醒之后，又回到了初蒙恩时的那一种单纯的情况之中 我们中间虽有些不同，但这些只是大同中的小异。这一些小异的存在不但不会妨碍信仰，反而使大同更为充实，更为丰富。」

　　参加论战的，除了以上几位之外，还有鲍哲庆、张光旭、陈见真、孙鹏翕等诸位先生。声势之大，可谓空前。

　　王明道先生成了众矢之的。所有那些攻击他的文章都归根结底到一点，即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是一个正义的运动，理所当然要受到全国教会和信徒的热烈欢迎。任何人反对这一运动，都是抱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即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王先生根据上面文章中所提的，在一九五五年夏季《灵食季刊》上发表了他不朽的名著：《我们是为了信仰》。

　　以往的时候，双方的论战虽然已经开始，但还没有达到点名的地步。现在不同了，因为他们都说教会在信仰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只不过是大同中有小异，王先生不得不指出来，三自爱国运动的主席吴耀宗先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派（即不信派），并且引出吴先生自己的著作来，说明基要派（即福音派）和现代派不是在大同中有小异，而是两个水火不能相容的根本对立的信仰。然后他再就崔宪详先生、丁光训先生和汪维藩先生文章中所提的一一进行反驳。首先他引出吴耀宗先生著《黑暗与光明》一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基要派与现代派中间的分歧。吴先生说：

　　「第一次大战结束后的十年间，是世界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空前繁荣的时期。资本主义的繁荣，是由于科学的发明，技术的进步，生产的突进，生活的提高，而这一切的成就又都由于人类理性和思想的发展。人可以用理智去认识世界，增加他的幸福，解决他的问题。这一信念，被用到基督教思想里去的时候，就变成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所要反对的是基要主义，前者代表进步思想，而后者则代表保守思想，在基督教的教义中，这两派思想所争执的，主要有五点：

　　「第一点是关系圣经的本身。基要派认为圣经的一字一句，都是神所默示的，而因此就不会有任何的错误。现代派却根据圣经批评的方法，认为圣经的写成，虽然是由于神的启示，但我们却不能根据字面去解释圣经……圣经不是一本一字不错的科学和历史的教科书，而只是信仰和生活的一个可靠的指导。圣经所包括的时间达一千年之久，在这个长时期中，如果说传说和记录，一点没有错误，那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个争论当中，创世记中人种由来的说法，更成为辩论的焦点。基要派认为人是神『超自然』创造的结果，而现代派则接受了天演论的说法，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自然演进而成的——甚至可能由猿猴演变而成的。

　　「现代派和基要派所争执的第二个题目是耶稣降生的问题。基要派认为耶稣的降生是超自然的——是由童贞女怀孕而生的，而现代派则认为童贞女生耶稣这个故事，只能把它当一个宣言看。

　　「现代派和基要派所争执的第三个问题是赎罪问题。基要派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替人赎罪的挽回祭，它把神对人的忿怒，变成神对人的饶恕。这是十七世纪宗教革命的一个基本信仰。但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者，却认为十字架只是显示了神慈爱的能力，我们因为这个爱，就能与神成为一体。我们并不必相信一个忿怒的神，要求一种救赎的代价。

　　「现代派和基要派争执的第四点是复活的问题。使徒信经上说：『我相信身体复活。』使徒信经是第三世纪的作品，那时候的基督徒，大概和埃及人一样，认为没有身体的复活，灵性的复活就不可能。基要派相信耶稣的肉体复活是必需的，否则耶稣就没有胜过死亡。现代主义者并不否认复活，但他们认为复活不一定是肉体的复活…… 现代主义者认为是否相信肉体复活，是与整个基督教信仰没有多大关系的。

　　「两派争执的最后一点是关于耶稣的再来。同保罗和古代的基督徒一样，基要派相信耶稣马上就要驾着云彩，以肉身再度降临世界，而现代主义者则认为耶稣再来的说法，只是一个诗意的象征。」

　　吴先生所讲的这段话不是道途听说的。他在美国读过三年多的神学和哲学，他所入的神学院是属于『现代派』的（见《黑暗与光明》一书第七十八页）。从他自己的介绍里我们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我们所相信的基本要道，现代派可以说一样也不信。

　　王先生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告诉我们说：「近二、三十年来，在我国一些大都市的教会里面，都发生过这种基要派与现代派的冲突，虽然不太激烈，多多少少也不是没有的。前燕京宗教学院院长赵紫辰君所写的《耶稣传》，就是一本中国现代派典型的著作。上海青年协会书局所出版的关于基督教书藉，绝大部分是现代派所写的。」

　　谈过现代派的真相以后，王先生接着谈到崔宪详先生的文章《一定要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团结》。他说：

　　「崔君所说『基督教内虽有许多不同的神学派别，然而我们的信仰基本上却是相同的，所以要互相尊重。』又说，『各宗派、各团体的信仰是在大同之中存在着小异』。那么所谓互相尊重信仰，就是『互相尊重这种大同之中的小异。大同之中必有异，但小异无碍于大同。』我不知道崔君所说『我们的信仰基本上是相同的』和『在大同之中存在着小异』是否也包括着『基要派』和『现代派』……崔君是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干事。他绝不可能不知道基要派和现代派在基本信仰上是完全不同的。也绝不可能不知道基要派和现代派的信仰不是大同之中存着小异，乃是冰炭不能并立。如果崔君知道基要派和现代派的信仰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他所说的这句话就不是实话。如果崔君认为基要派和现代派的信仰根本是相同的，是大同中存在着小异，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崔君是属于现代派的，而且在这一点上，他不及吴耀宗诚实。」

　　然后王先生又提到丁光训先生在《天风》周刊上发表的那篇发言摘要。他引了该发言的第二部分那一段话说：

　　「丁君在这一段话的开头发了一个问题说，『就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们的这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必须加紧利用基督教的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巴不得我们不团结的时候，也就是全国人民期望我们基督徒进一步加紧团结，以反帝国主义阴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少数人正在制造分裂；在帝国主义正要我们分裂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分裂，这是怎样一回事呢？』

　　「好阴险的存心！好恶毒的诬陷！把信仰的分歧完全撇开不提。单刀直入，一下子就把『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帝国主义加紧利用基督教』两件事扣在那些为要保持信仰的纯洁而坚决不肯和『不信派』合作的人身上。『有少数人正在制造分裂』。『分裂』岂是『制造』出来的呢？分裂岂是从现在起始的呢？远在二十五年以前，我就大声疾呼，警告真信主的人和不信派分离。」王先生引出了一九三零年一月廿三日他所写的《合一呢，分离呢？》，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他写的《谨防假师傅》，和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他写的《给今日教会的一个严重的警告》这几篇文章中的话，说明他在二十五年前就坚决呼喊分离：不是要真信主的彼此分离，乃是要信主的人和不信派分离。然后他接着说：

　　「丁君说，『在帝国主义正要我们分裂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分裂，这是怎样一回事呢？』丁君似乎已经发现了什么证据，证实了『帝国主义』和『我们有了分裂』有着某种关系。但丁君又不明说他得了什么证据，却用一句问话，来使读者自己去揣测。好在无论揣测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来，丁君都可以不必负任何责任，因为丁君并没有明说『是怎样一回事』。

　　「吴耀宗君告诉我们说，美国的基要派和现代派中间曾发生过争论，『而最热烈的是一九二二年。在基要派中最特出的人物是纽约的曼宁主教，而现代派的健将则是纽约协和神学教授富司迪博士。』（见吴耀宗著《黑暗与光明》一书第一八九至一九一页）。不知道丁君曾否调查过他们中间的这种争论是否被『帝国主义所利用』？是否『帝国主义要他们分裂？」接下去，他谈到丁光训先生的论点，说我们之间的基本信仰没有什么不同。王先生说：

　　「丁君是金陵协和神学院的院长，绝不可能不知道基要派与现代派在基本的信仰上有着多么重大的差异，但他居然说出，『究竟我们的基本信仰有什么不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丁君并没有『夸大信仰上的分歧』，却是『抹煞』了信仰上的分歧。他所以抹煞了信仰上的分歧，明显是为要使人认为那些为信仰不肯团结的人并不是为了信仰，而是被帝国主义所利用，然后把一个政治上的罪名加给那些人。」在提到丁光训先生所说的『我们是相信同一位天父，同一本圣经，同蒙一位基督的救赎，同蒙一位圣灵的带领』时，王先生说：

　　「这几句话用在真实信基督的人身上诚然是对的，但对现代派就不能应用这句话了。现代派不信圣经上关于神造人的记载，不信圣经上关于童女生耶稣的记载，不信圣经上关于耶稣替人赎罪的道理，不信圣经上所记耶稣身体复活的事实，不信圣经上所记耶稣再来的应许。将圣经中这些要道都推翻了以后，我不晓得他们所信的圣经上的道理还剩下多少？说这班人与我们『相信同一本圣经』，这句话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对丁光训先生在发言中所提的『有人随意把不信派的帽子对别人乱扣』这一问题，王先生说：

　　「我郑重告诉丁君，『不信派』这个名词不是一顶帽子，它是指着一种人说的。这种人自称是基督徒，但他们不信圣经中那些需要用信心接受的真理，不信人是神直接创造的，不信耶稣是藉童女降生的，不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人赎罪，不信耶稣身体复活，不信耶稣再来；他们不明说不信，却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掩饰他们的不信，到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还可以说他们完全信这些道理。但『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他们既然不信，总不能长久遮掩得住他们的真相。既然实际有这一种人，谁是这种人，谁自然就是『不信派』，这岂是『随意乱扣帽子』的事呢？」最后，王先生就丁先生在发言中所引的一段圣经上的话「神已经接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发表意见说：

　　「这实在是一段很宝贵的教训，可惜这段经文的前后还有一些话未曾被丁君完全引出来：『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在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这样看来，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罗十四章一至十二节）

　　「读过这一段经文以后，我们清楚看见保罗写这一段话是因为当日罗马的教会中有人为食物和日子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这段话是对这些信徒写的。这些人都是真信耶稣的人。他们不像不信派那样，不信耶稣是由童女所生，不信耶稣替人赎罪，不信耶稣身体复活，不信耶稣再来。罗马的这些信徒都是有信仰的人，而且都是有相同的信仰，他们只是在食物和日子这些事上有不同的看法而已。因此，保罗劝他们不要彼此轻看，彼此论断。若把这段经文用在那些抵挡真道的假弟兄和假先知身上，便完全错误了。

　　「论到这班人，我们所应当引用的圣经不是罗马书十四章，乃是约翰贰书：『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恶行上有分。』」（约贰九至十一节）

　　最后，王先生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中里也提到汪维藩先生在《天风》周刊上发表的文章《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在引述了汪先生的这篇见证之后，他说：

　　「这一段话真令人惊奇万分！……三十多年来，稍明白一些教会情形的人都知道基要派与现代派的分歧。怎么到今日又变成了『虚构起来的』一件事呢？汪君在金陵协和神学院读书将近三年，难道没有看过该院刊行的《金陵协和神学志》么？如果汪君没有看过，好不好让我介绍给他一点资料？

　　「《金陵协和神学志》创刊号有该院副总务长韩彼得君的一篇《金陵协和神学院介绍》，内中有几句话说：『我们的神学院是由十一个单位联合起来的，各单位所代表的宗派关系、神学观点和历史传统是有些不同的，因此在各地同工同道的怀念中对这[信仰问题]是比较关心的……虽然我们之间在神学观点上是有[现代派]和[基要派]（或称属灵派）之分别，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所信的实在是保罗所说的「一主、一信、一洗、一神]……为了贯彻互相尊重的原则，……教务处规定神学和圣经范围内的若干课程各按[现代]或[基要]的观点分班上课。这样就保证了神学观点上的互相尊重和教学上的自由。』

　　「该创刊号内又有该院教授臧安堂君的一篇《十个月来『协和』生活的一点体会》。其中有几句话说：『金陵协和神学院是过去由十五个大公会在中国或独办或合办的十一个神学院（内三个圣经学院）协和而成。大家所承接的教会传统，所习惯的宗教生活，有着相当的差别。有的在崇拜仪式上比较保守，在神学思想上反比较维新。有的在崇拜仪式上注重简化、活泼，但在神学思想上反而极为保守。有的被称为基要派、属灵派，有的被称为现代派、维新派。』

　　「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副总务长和教授都毫不隐讳的承认了该院内『现代派』和『基要派』的分别，而且教务处规定神学圣经范围内的若干课程各按『现代』或『基要』的观点分班上课。像这样分班上课的学习制度足证明了这两种观点中间是有着怎样的距离！而汪君今天竟会认为这个『派别』是他『脑子里面虚构起来的』，这不是一件怪事么？

　　「汪君说：『我们中间虽有些不同，但这只是大同中的小异。这一些小异的存在不但不会妨碍信仰，反而使大同更为充实，更为丰富。』这几句话怎样与崔宪详君所说的话那么相似呢？有人信人是神造的，又有人信是『由于自然演进而成的——甚至可能由猿猴演变而成的』；有人信耶稣是由童女马利亚生的，又有人说这不过是『一个寓言』；有人信耶稣死是替人赎罪，又有人否认赎罪的道理；有人信身体复活，又有人说是否相信复活『是与整个基督教信仰没有多大关系的』；有人信耶稣的再来，又有人认为耶稣再来的说法，只是『一个诗意的象征』。这都不过是『大同中的小异』！『这些小异的存在不但不会妨碍信仰，反而使大同更为充实、更为丰富。』这种用『小异』所充实、所丰富的『大同』若更『充实』一些，更『丰富』一些，基督徒的信仰就完全消灭了。」最后王先生郑重宣布他的立场说：

　　「我在这里要郑重说明：我们不但不和这班『不信派』有任何联合，或参加他们的任何组织，就是和一切真实信主、忠诚事奉神的人也只能有灵里的合一，而不应当有任何组织形式的联合，因为我们从圣经中找不着这样的真理和教训。我们在信仰上的态度是：凡是圣经中的真理，我们都接受、都持守；圣经中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完全拒绝。为向我们的神尽忠，我们不惜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歪曲和诬陷是吓不倒我们的。

　　「人的嘴长在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愿意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不过事实永远是事实，不但神看得清楚，属神的人也看得清楚。无论别人怎样歪曲、怎样诬陷，

　　我们是为了信仰！」

　　* * * * *

　　古时的以色列民偏离正道时，神总是差遣他的先知到他们那里去，将神的话传给他们，叫他们悔改，离弃罪恶归向神。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当主的真道被掩蔽，主的教会暗淡无光时，神也照样兴起了王明道先生，作为时代的先知，大声疾呼地责备罪恶，劝勉信徒离弃罪恶归向神，过圣洁的生活，行神所喜悦的；同时又毫不留情地责备假先知，指出他们的错谬，并且警戒信徒防备他们，远离他们，以免陷在他们的谬误里，贻害终身。

　　《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发表后，王先生作为时代先知的使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神要他说的话他都说了，神要他讲的真理他都讲了，神要他发的警告他都发了。凡与信徒有益的，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他不愧为一位时代的先知，忠心的完成了神所交付他的一切任务。从此以后，他不需要再讲更多的话，写更多的书，因为他所做的已经够了。神要把他隐藏起来，修理造就他，使他作好准备，迎见他的神。

• ①见一九五五年三月廿八日《天风》第十二期。
• ②见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天风》第十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