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属灵文章

暴风雨前夕

　　1955年夏，全国开始「肃反」，王明道先生和他领导的基督徒会堂成为三自会主要的攻击对象。王明道先生奋起为真道争辩，先后写出了《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和《真理呢，毒素呢？》两篇文字，最后在1955年6月发表了《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三自会发动群众对王明道先生进行控诉揭发，基督徒会堂的信徒也在这场运动中成了「肃反」的重点，工作岗位的领导要他们站出来，交代王明道先生的问题，企图将信徒各个击破，从中找出破口，孤立王明道。

　　当时王明道先生在讲台上为真理而战，站在最前线，竭力为真道争辩，王太太在台下却做着王明道先生在讲台上做不来的工作。王太太与圣徒谈话中，常常用圣经的话来鼓励年轻的弟兄姊妹，用她自己谱的经文诗歌来勉励他们，为面对批判斗争的人及时送上所需用的圣灵宝剑。其中最有针对性的诗歌是源于路加福音21章14-15节：

　　「你们要立定心志，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敌不住，驳不倒，敌不住驳不倒的。」

　　还有一节经文诗歌是源于林后4章7-9节：

　　「你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是出于神（重句），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

　　这些经文诗歌给了弟兄姊妹极大的鼓舞和力量，因着他们背熟了这些诗歌，便能在患难逼迫中，勇敢无畏地捍卫真理。学校里有些年轻的姊妹，在斗争会上勇敢地说出「头可断，血可流，信仰不能批判」的豪言壮语，以致政府认为，各大院校里基督徒会堂的信徒在斗争会上所说的话都像统一了口径似的，幕后肯定有主使。他们哪里知道，这乃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他们都同感一灵，当然都说出同样的话语了。

第一次被捕

　　王太太已经有了为真理受苦的思想准备，在1955年8月7日深夜将近零时，公安人员爬墙进入基督徒会堂，王太太忽然听见房顶上有声音，要出去看看，刚走到小客厅门口，公安人员正要进来，碰见她就把她铐了起来。她当时显得很镇静，因她知道这件事早晚要发生。跟着公安人员进入王先生的屋里，王先生一看见公安人员手里拿着手枪对准他，显得有点慌张。因为王先生当时觉得，他们大概不敢抓他，所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从这件事上来看，王太太的确是柔中有刚的人。随后，他们也把王太太一同带走了。

　　他们带王太太走的时候，她当时只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和衬裙，脚上穿的是一双新布鞋，是一位姊妹亲手做了送给她的。当时天正下雨，她舍不得弄脏这双鞋，就脱下来夹在腋下，公安人员给她一把雨伞，她就光着脚，趟着雨水走了。

　　王明道先生和王太太被捕后，被关在北京草岚子胡同13号看守所。它的前身是国民党的刑警队，专关共产党人的地方；日伪时代是日本宪兵队专关抗日分子的处所；解放后便用来关押反革命分子。基督徒为了信仰被捕后也被关在这里，列在政治罪犯之中，这实在有点可笑。但现实确实如此。我们的主昔日怎样被犹太的祭司们「列在罪犯之中」，今日祂的门徒又岂能例外呢？

　　王太太最初被关在甲号监舍内的单间，她对面的两个监房是大号，每间关十几人，里面关着一位弟兄。一次，她对面监房内的犯人在斗争这位弟兄，要他交代问题。一般都是审讯员审问犯人，但有的犯人不怕审讯员，可以一问三不答，政府拿他没办法。于是，政府将特权下放到犯人中，让犯人斗犯人，用以夷治夷的方法，也是给他们立功的机会。这事交由号内的组长主持，发动众犯人向不交代的犯人斗争，方法有文的、也有武的，都由管理员示意组长执行。这位弟兄当时拒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坚持是信仰问题，于是遭到小组的犯人围斗。他们用「摇煤球」的方法来整这位弟兄，就是大伙围成一圈，被斗的人坐在当中，四面的人用拳头抵住他的头部，用力推压。弟兄受不了了，在炕上猛地站起来大声喊叫，以示反抗。王太太在对面的屋内听见了这喊声，听出是这位弟兄的声音，便写了一张条子交给管理员。条子大意是说，他们这样斗某某起不到效果，反而会引起他更不服。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他。果然，这条子送出去后产生了效果。管理员进到这位弟兄所关的那个号内，叫犯人不要采取强硬的手段，要讲理，并说：「有犯人给你们提了意见，写了条子，说你们这样干不成。」他们这才停止了对弟兄的围斗。后来，这弟兄被释放出来，去看望王太太时，谈起了狱中这件事。王太太告诉他说：「我当时听见你大喊大叫，不忍听任他们这样折磨你，所以写了一张条子给管理员。」通过这件事，便可以看出她爱弟兄的心是多么的真挚迫切。她自己可以默默忍受许多的苦待，一声不发，可是若弟兄受无理的迫害，她就要仗义执言，甚至不顾自己的安危。

第一次获释

　　1956年9月30日，王太太从草岚子看守所获释。王先生是9月29日比她早一天释放的，获释的条件是答应政府出狱后带领教会参加三自会。并安排王先生于9月30日在青年会做检讨。他刚做完检讨，那边看守所就把王太太放出来了。这也是交换条件之一，王先生若不做公开的检讨，就不放王太太出来。政府深知王先生很爱他的妻子，知道他必会就范。

　　当王太太被放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她雇了一辆三轮车将他们二人的行李拉回家，王太太一进门，就直奔小会堂去弹琴，弹的是《基督徒诗歌》的第一首：

　　赞美上主我愿声高，声由心起直达云霄。
　　默思主性细察主工，赞美为始欢喜为终。

　　她在监里一直想唱这首诗歌，但始终憋着，不能出声歌唱。所以她暗地下了决心，一旦回家，就要弹唱这首诗歌，真是一个乐观的人。

　　王明道先生释放出来后，政府等待着他实践诺言、参加三自会。但王明道先生怎能参加呢？他在看守所承认的种种「罪状」，都是因为受不了同监的两人日夜轮番的恐吓、虐待、殴打，因软弱惧怕，就违心地「认了罪」。政府要的就是他认罪，不管是真是假，只要王明道答应参加三自会，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但王先生出来后，除了在青年会作了那份假检讨外，以后就什么都没有做。他在会堂住了六个来月，干脆搬回甘雨胡同自己的家，不再和基督徒会堂有任何接触。政府方面还是耐心的等着，希望王先生能完全地转变过来，参加三自会。但是王先生清楚地知道，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所以他就一直地在回避。宗教事务处多次约请王先生，都是只请他一人。但每次他们请王先生到颐和园玩，王太太总是陪着他去，政府对此很不满意。他们对王太太说，我们是请他，你为什么老是陪着他呢？王太太说：「我不放心，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因为他的父亲是自杀死的，所以我怕他自杀。」王太太说这话是很有智慧的，因为王先生在第一次被捕以后，精神便瓦解了，那时确实可能走上他父亲曾走过的路，王太太的这个想法未尝没有道理。但这里面还有更深的含义，就是怕王太太不在身边的时候，他们会用恐吓的方法逼王先生参加三自会。所以王太太形影不离地老跟着王先生，以便在王先生关键时刻把握不住的时候，及时地拉他一把。王太太是个非常有智慧有胆识的女子，看事情看得很深远。所以，每当三自会或宗教事务处约请王先生去游玩，王太太必定在场，使他们对王先生预订进行的劝诱无从下手。因此，他们对王太太这样的做法十分反感，但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第二次入狱

　　王先生并没有按照当初对政府的承诺去参加三自会，政府岂能放过他们？等了一年，看他们实在不走这条路，政府就又下令逮捕他们。

　　1958年4月29日晚10时许，公安人员进入他们家，再度把他们夫妇逮捕走，先带走王先生，然后才把王太太也铐走。当时王太太的妈妈和儿子天铎都在家，他们眼看着自己的亲人又被抓走，心里是什么滋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太太进监后，第一次提讯时，那些过去负责与他们联络的干部便气冲冲地用手指着她说：「你这不识抬举的，你把教会弄得乌烟瘴气，你为什么说他父亲是自杀的。」王太太说：「他父亲本来就是自杀的。」因为王太太在监外时，曾拿这句话来搪塞他们，不让王先生独自一人外出，一定要陪着，致使他们不能对王先生进行个别的威胁劝诱，叫他们立下功劳，所以他们对王太太特别愤恨。由此看来，如果不是王太太常在王先生身边，王先生真可能会因为受不了他们的威迫劝诱，而持守不住。

　　王太太第二次被捕，还是被送到草岚子看守所。1959年11月，草岚子看守所的犯人都被迁到德胜门外功德林。1960年2月，又由功德林迁到半步桥看守所。1963年9月，王太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王明道先生则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北京狱中

　　判刑后，王太太仍留在北京市自新路半步桥看守所，直到1965年，调到北京通县小五金厂劳改。

　　她在半步桥看守所的时候，每周末政府组织犯人在院子里看电影，春夏天还可以，冬天就冻得受不了，可又不能不去看。王太太衣服不够，囚衣的对襟处钻风，特别冷，王太太就想法在出去看电影前，拿上一些草纸，看电影时塞在胸口前保暖。

　　1966年夏，她从通县小五金厂调到北京市第一监狱里的袜厂劳改，在那里有三年之久。

　　1962年，王太太儿子天铎结婚后的第三年，天铎夫妇利用暑假从上海到北京看望在狱中的父母，王太太和王先生当时都关在自新路半步桥看守所。这次是她儿子和儿媳第一次探监。这次接见是经过特殊允准的，不是每月一次按常规和犯人们的集体接见。

　　天铎夫妇进入监狱后，来到监狱的大院里，院子里没有桌子，没有椅子，他们就站着等候他们的父母出来。不久，管理员领着王明道先生走了过来。王明道先生见到儿子天铎，感情很是冲动，双手紧紧抱着儿子的头，凄然泪下。说他自己还好，只是惦记着王太太，不知道她的身体可好？王太太二十多岁生过严重的肺病，因此身体一直比较虚弱，想到她也在受苦，王先生更是放不下心。又惦记着岳母，便问岳母在上海生活的情况如何。王明道先生一向非常孝敬他岳母，并把老人看作是自己的母亲一样。由于感情冲动，他几乎没有注意到与儿子同来、过门不久的新儿媳妇。但是他儿媳妇很能理解公公的心情，知道他多年见不到一个亲人是什么滋味。多年后，王明道先生常喜欢对别人说：「我这个儿媳妇好，能在那样的环境条件下到监狱里看望作为罪人的公公，这不是一般妇道人家能做到的。」接见限定的时间到了，管理人员便把王明道先生带了回去。

　　又过了一会，一位女管理员带着王太太来了。王太太穿的还是家里带来的家常衣服，虽然破旧，但洗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她见到儿子天铎时很平静，并热情地跟儿媳妇打招呼说：「1950年我陪天铎到上海去工作报到时，到过你们家，见过你的父母和你。」又说，在监狱里听到他们结婚的消息非常高兴。在她儿媳妇眼中，王太太对她家和她是知根知底的。她儿媳的外祖父是天津的一位牧师，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王太太又问了她妈妈和丈夫的情况。在整个探望过程中，她的神情始终镇定自若，给她儿媳妇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在河北服刑

　　1969年冬，监狱里配合当时文化大革命中的「战略大疏散」、「京城一片红」的革命口号，将一部分原籍是外省的犯人调回原籍服刑。也有一部分原是北京户籍的犯人，按当前形势的需要调离北京。王太太属于后者，便在这次大调动中调离了北京。

　　1969年冬，王太太从第一监狱调到河北省邯郸劳改农场，王太太最后服刑的地方是在河北邢台唐庄农场二大队妇女队，直至1973年4月底刑满。王明道先生则早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第一监狱调到山西省大同煤矿，以后转移到阳泉荫营煤矿劳改。

为年轻人的婚姻操心

　　王太太特别关心年轻弟兄姊妹的婚姻，到了他们的婚龄，王太太就像母亲关心自己的儿女的婚姻一样，主动为他们物色对象。一般信徒很少主动地去表达自己所喜爱的对象，都在等候神的安排，特别是姊妹们。王太太深知，弟兄姊妹若没有教会长辈的关心，为他们谋划，很容易按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他们因为年轻，没有人生的经验，又没有属灵的鉴察力，很容易在婚姻问题上跌倒，被撒旦掳去，这是很悲惨的事。由于王太太在教会中所处的地位，她的责任使她不能不为这些事操心。经她撮合的婚姻都有美满的结果，帮助解决了年轻弟兄姊妹的人生大事。

　　有一次，一位从孤儿院被领出来的姊妹，已经到了结婚年龄，领她出来的人强迫她认识一个不信主的人。王太太知道后，赶紧去打听，可是到达那里的时候，听说婚事已经定下来了。她听了这消息当时十分失望，不觉身体一软，就坐了下来，接着对那从孤儿院出来的姊妹说：「你怎么不找我？」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她关心晚辈的婚姻到什么程度。

王昭和臧尔忠

　　王昭姊妹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在婚姻上虽然有一些机会，但最终都因对方不信主而告吹了，所以她母亲托王先生、王太太给女儿找一位爱主的弟兄。后来有一天王太太和另一位长者到王昭家去，对她说，我们给你介绍臧尔忠弟兄。王昭姊妹考虑到最主要的条件，是要一个真正信主的基督徒，所以她同意了。此后她就开始跟臧尔忠弟兄有了交往。经过一段时间，事情就定了下来。双方家长在王昭家商量一个结婚的日期。王昭的父亲爱女儿的心切，了解到臧家人口多，弟弟、妹妹不少。王昭是爸爸的小女儿，她父亲那时好像不太礼貌地向对方提出了条件，说：「我的女儿不能跟婆婆生活在一起，你们家里那么多人，我女儿实在应付不了。」另外一位长者听了有点不高兴，便说：「你们托我给你女儿找对象找伴侣的，现在又忽然提出这些条件。本来他们家人口就多，如果再在外面找房子就更困难了。」话里的意思是很清楚的。那时，王昭姊妹在旁边，作为一个小女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大家都在屋里彼此对着面，场面十分尴尬。王太太既了解为父爱恤小女儿的心情，也体谅做母亲的难处。便说：「哦，我们没想到这些。那好吧，回去再跟老太太商量商量。」后来过了不久，王太太就回复他们说：「我跟老太太商量了，如果你们能找到房子，你们可以暂且自己生活，但老太太也说了：『我老了，要跟长子尔忠的。』她就是这样回答我的，你们自己考虑吧。」后来，王昭姊妹还是跟尔忠弟兄结婚了。王太太在这件事上，照顾到双方家长的难处，能体恤双方老人对儿女的心情，所以完满地促成了这一段婚姻。

姬桂棠和张友明

　　1950年，张友明弟兄从湖南长沙来到北京。他哥哥和他的嫂子、侄子也先后到达。他们弟兄俩都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在基督徒会堂聚会。

　　在张友明弟兄哥哥一家人未到之先，王太太得知他们要来的消息，便在弟兄姊妹中打听，为他们寻找住处，经多方了解，最后王太太告诉张友明弟兄，在王克尘先生的弟兄的院内有两间西屋，经过交谈定妥之后，张友明弟兄和哥哥一家便在这里住下了。

　　友明弟兄的兄嫂一家六口，加上他便成为七口之家，当时他们什么都没有。开始，他们哥俩只买了一张床和一个炉子，赖以烧饭和取暖，捡来大砖头当凳子坐。关心肢体的王太太又为他们忙开了。从弟兄姊妹家里借来了床、桌椅和衣架等，并把她儿子天铎小时候用过的一个五抽屉柜送给他们，解决了他们当时生活上的一切难题。这使得他们这个坐砖头当板凳的家，一下子变得什么也不缺了。

　　在不多几个月的交往中，王太太得知友明弟兄还未结婚，便关心起他的终身大事来，替他在姊妹中物色。最后，把在同仁医院工作的姬桂棠姊妹介绍给他。他们相识之后，蒙主带领婚事便定下来了。这件事从始至终王太太都在为他们张罗。

　　接着，王太太又在住西石槽的张婶院内为他们租下了房子。把自己家里的一个旧书架送给他们作碗柜，一张西式弧形腿的小圆桌给他们吃饭用。丝绸褶皱的灯罩，立体雕花玻璃瓶式的灯柱镶在光亮的铜坐上，非常漂亮，简直像是在给自己的女儿办嫁妆似的。

　　婚期快到之前，友明弟兄以为在会堂举行婚礼，请王先生主持证婚是理所当然的事，一点没有想到应当首先向王先生提出请求，得到王先生的同意方可。细心的王太太发现，友明弟兄尚未想到这个必须有的礼节，便在一次聚会结束后走到他身边，悄悄地将这事告诉他。友明才发觉自己的糊涂，便赶快遵照王太太的嘱咐去办。王太太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对年轻的肢体关怀备至。

　　一年之后，神赐给友明夫妇一个儿子，又是王太太为这事忙来忙去。分娩的第二天下午，她就给桂棠姊妹送去鸡汤。桂棠姊妹出院之后，王太太一直关心着她，送这个送那个。他们夫妇二人都是失去母亲的人，心想，即便他们的母亲都健在，能比王太太做的更多吗？王太太就是这样关心着在她周边所有的肢体。1990年6月，姬桂棠姊妹不幸遇车祸。众弟兄姊妹为她恳切祷告。而王先生夫妇更是十分伤痛，为她禁食祷告，痛哭流涕地向主哀求。王先生双目失明，不能持笔写信，而王太太的一只眼也仅有少许光感，却经常写信安慰友明弟兄，勉励他在主前学习顺服，相信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相信主的全能，相信主是听祷告的主。当王太太的眼睛做过手术、恢复视力之后，书写更加自由，特别来信教友明弟兄唱约伯记第一章21节：「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友明弟兄都珍视地把这些书信保存起来，留作纪念。

附：王太太给张友明弟兄的信

友明：

　　我刚下楼取信时，说是新鲜胡同，知道是你家来信，为你感谢主，得安慰，感恩。因为是主给了你安慰，且是至上的安慰。桂炎和忠忠出去为叔叔定制一把能靠头的靠背靠头的藤椅。我曾请他们趁便给你汇去200元，因为崇温夫妇也在，总有用钱的地方。主给我们的恩典丰丰富富，望不要推却。因都是天父所赐，我们并未费力！

　　桂棠实在是尽心竭力的事主爱人，不计较得失，实在走在我们的前头。前不多日子，她也自问是尽了自己所能的，希望德恩夫妇能和平共处，也是为张叔的缘故，希望他们能不负主的恩典。我也感到是已经没法再做什么了。因为德恩既自己无能，还不听劝，只随从那些不信的朋友出的坏主意。但他仍是受创伤的。再去为这事效力，我也实在是已经尽了力量，甚望德恩有所警觉。

　　我们也信一切既出于主，只要她没有痛苦也就大得安慰，我是一直不愿意去知道经过，事情经过的实情的。因为这就不会产生什么错觉，一切也可以正确对待。甚望天父一直保守你们全家人的心。因为仇敌看到我们依靠主得胜是不甘心的。它终日寻找机会，让主受羞辱。他苦害约伯，不也就想达到这个目的么？望犹大书末了的话使我们能保守自己常在主的爱中，好让主保守我们始终不失脚！

　　不多写， 祝 主佑平安！

　　景文 90.7.2

邓福珠与游约伯

　　游约伯弟兄自小父母相继离世，从小就由教会供给上学和生活所需，后来考上了北京大学。1947年，一位弟兄带领他参加北京学生会举办的培灵会，在会上他清楚得救。他身体很瘦，一天，郭晋华姊妹带给他一筐鸡蛋和奶粉等。他对郭姊妹说：「这是谁的呀？是你给我，我不要。」后来郭姊妹就告诉他说，是从家里给他送来的。他说：「我没有家。」郭姊妹所说的家，就是住在会堂里的王先生和王太太，还有当时的女传道人迟太太。

　　1951年，游约伯和邓福珠姊妹结婚的时候，王先生就做了约伯弟兄的家长，王太太是主婚人。但约伯弟兄在北京没有家，结婚后在哪儿住呢？连房子也没有。他刚毕业，那时福珠姊妹家的房子也很紧张。王太太就为他筹办了这事。借了一个姊妹梁姨的房子作他们的新房。在他们的婚姻这件事上，王先生和王太太就像父母一样替他们承办一切。跟着又为他们在锡拉胡同雨花台饭庄定了一桌酒席，招待一些主内的长辈。这一切花费都是王先生夫妇承担的。

　　约伯弟兄毕业后，因为信仰的问题，没有给他分配工作，却把他送到革命大学进行思想改造。他那时心安理得，随主引领。王先生特别安慰他说：「我们一同仰望主吧，我们为你祷告。」王太太说：「既然凡事都出于神，你就要坚信不移，你遇到的难处，神会负责给你力量。」有一段时间，约伯没有工作，住在会堂，为《灵食季刊》的出版作校对的工作。在那段时间里，他看到王先生和王太太怎样牧养教会、关心信徒。有信徒生病住院的，他们拿了食品到医院去看望，有的家庭有丧事的，他们就去替他办理丧事，有时也带约伯一起去。他在那时看到，王太太什么事都管，信徒结婚的事，甚至信徒去世买棺材的事，找墓地的事她都得操心。

　　后来，也是王太太告诉陈以和弟兄，问他们学校有没有工作，叫他给校长说说，说有一个弟兄愿愿教数、理、化。陈弟兄回学校跟校长一讲，校长就答应了。说，把他带来吧。约伯弟兄一去，校长当天就把这事定下了。那学校是北京第三十五中学。当天，校长就让会计将当月的工资发给约伯弟兄。从那时起，他就在那里工作，1956年底被调到另一学校教物理，直到1985年退休。

黄碧贞与陈乐群

　　1938年8月，黄碧贞姊妹由一位姊妹带到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听道，信了主，于1942年8月受浸归基督。她父亲原是经商的，因战事纷乱，市面萧条，无法维持全家生计，因此只身到沪以谋生路。她母亲留在北京带着三个年幼的子女，积劳成疾，三妹患了肺结核，三弟患颈部淋巴结核。三个病人摆在黄碧贞姊妹面前，没有一个本族亲朋来看望相助。她一个刚二十岁出头的弱女子，在护士学校刚毕业，工资微薄，实在难以承担这副担子。这时，王先生和王太太以及主内的肢体都关心她，有时给她们送点小米。在她母亲病重时，徐弘道先生到她家给她母亲传福音，她母亲接受了主的救恩，最后被主接回天家，年仅五十二岁。

　　她母亲去世后，王太太怕她一人照顾不了全面，就请主内一位年长姊妹回太太去帮助她。先将她小妹妹由香山慈幼院接回来，又帮助她照料生活。她母亲的丧事由王先生主持，约一百多信徒参加。她本族亲朋一个也没有来，仅家里旧日的工人来参加丧礼。她父亲从沪赶来奔丧，见了前后的情景，深受感动，认为信主的人真好，教会真好。

　　等母亲的后事料理完毕，碧贞到香山疗养院看望患肺病的三妹，不敢告知她母亲病故的事。但不到两个月，她三妹也病逝了。王太太就委托回太太陪伴她，然后就自己回家去了。碧贞就带着患病的三弟和小妹妹，他们姊弟三人相依为命生活着，她既是姐姐，又是半个母亲那样地照顾弟弟妹妹的生活和学习，有六年之久。她这一切光景，王太太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她三年服孝满后，王太太就像母亲一样，感到碧贞姊妹需要一个家，她观察弟兄中谁最合适能协助碧贞承担这副担子，因为她看到碧贞太累了。后来王太太说：「我看陈乐群和碧贞最合适。」这时候，李再生弟兄和碧贞在护士学校时的护理主任赵德贞姊妹都有同样的看法，他们分别为这事祷告。当时碧贞一点也不知道，神就一步步带领，成全了这事 。

　　他们于1946年3月15 日举行婚礼。王先生是主婚人又是证婚人。在婚后不久，他们便遇到极大的试炼。1946年6月底，他们夫妇被无理解聘，幸而他们不到一个月便重新找到工作。碧贞于1947年生下第一个孩子。由于上班地方离家太远，既要照顾孩子吃奶，又要工作，两者不能兼顾，只得辞了那份工作，在家抚养孩子。一家五口生活，这时只好由丈夫独力支持。过了十个月，正在试炼极重的时候，北京师范大学医务室一位欧阳姊妹要回粤探视，必须请人代理工作，就来会堂找王太太，说明两个月内如在粤找到工作，就不回来了，由代理人接任，否则仍回来任原职。王太太听后，就一口说出：「让碧贞去吧！」就这样，碧贞和欧阳姊妹还未见面，就到师范大学医务室工作，一直到1987年，在师范大学整整工作了四十年。

　　解放后，碧贞的丈夫因没有工作，曾到革命大学学习，后来参加「土改」。碧贞那时已在师范大学工作，在校内学习社会发展史、唯物辩证法等，思想受到冲击，一度离开神。1953年，他们夫妇停止聚会，但神却没有离弃她们。

　　经过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头脑清醒了，自觉羞愧难当，感到亏欠神的恩典和慈爱，心灵十分痛苦，灵里饥渴难名。他们需要爱，但哪里能找到主的爱呢？那时教会都被关闭了，圣经也买不到。1978年落实政策，李再生弟兄从农村返回北京，来看望他们，他们把心灵里的苦况告诉他，李再生弟兄便把他们的情况告诉了王太太。那时，王太太刚从劳改就业的农场回到上海，及时托人将自己使用多年的袖珍本《荒漠甘泉》捎给他们。他们见到了书，如见到了王太太一样，不由得热泪盈眶。想起自己夫妇二人曾是王太太所关心爱护的，如今却远离神，而王太太却一如往昔地不嫌弃他们，还是爱他们、关心他们的需要。因此，这本小小的《荒漠甘泉》滋养了他们软弱的心灵，使他们重新站立起来，不但再没有跌倒，而且也帮助别人重新回转。

梁爱莲与陈荷生

　　梁爱莲姊妹的婚事，也是由王太太撮合的。她丈夫陈荷生是上海人，陈荷生的弟弟在上海一间教会当牧师，当时陈荷生在一家航空公司工作，后来调到北京。临行前，他弟弟告诉哥哥说：「你要是上北京去，要到王明道先生那里聚会。」所以他一到北京，就在王先生那里聚会。

　　1932年，梁爱莲到王先生家里，拿着一把莲蓬给王先生的儿子天铎，王太太问她：「干嘛你给天铎买这个，不买点花儿。」她说：「我是喜欢荷花，但荷花很快就会凋残的，可是莲蓬呢，小孩子能吃里面那个籽，所以特别买来给天铎的。」随后她又说：「荷花我是最爱的。」王太太一听说荷花，刚好那天陈荷生先生也到他们家里来，她一想，「荷生」不就是荷花吗？而她叫爱莲，不就是爱荷花结的莲子吗？王太太就因此给他们牵线了，以后便常有来往，虽然没有举行婚礼，但就算是订下来了。

　　抗日战争爆发，荷生工作的航空公司迁到云南河口，挨近越南边境。他也跟着调去了。梁爱莲听王太太这样说：「这怎么办呢？一个在北京工作，一个在河口，在尽南边挨着越南去了，这怎么办呢？」王太太就发愁，也经常为这件事祷告。

　　可巧，有一位在协和医院工作的林小姐，她妹夫在香港九龙，她妹妹带着一群孩子，要上九龙找她丈夫去。王太太看这是个好机会，爱莲要是去河口跟陈荷生结婚，要走很长的路，又不能坐火车，也不能坐飞机，只能走海道。她便对爱莲说：「得了，你去辞职吧，跟林小姐一起去吧。」爱莲说「协和医院有个规定，若要辞职，必须在两个月前提出来。」王太太说：「你就去说吧，若神的旨意叫你走，没准就许可你走呢！」所以爱莲就跟医院说了，她把要离开医院，到云南去结婚的理由跟院方说了，马上去的理由，是因为林小姐的妹妹带着孩子要去九龙找她丈夫，她和她一道走，互相有个照应。后来院方竟然批准了。王太太和王先生一路安排她们从海路走，由天津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坐船到越南，再转乘火车到老街，爱莲和荷生这才正式地结了婚。他们的婚事从双方开始认识到结为夫妇，都是王太太一手替他们想办法，筹划一切，为他们想的十分周到。

　　梁爱莲姊妹每提到她的婚事便说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王太太的爱心有多大。她对谁都是这样。你从来看不到她脸上有点烦啊，不高兴的样子。你什么时候见到她，她总是笑眯眯的，尽管她受的苦也不少。她要是不信主，恐怕早就跟王先生离婚了。她婆婆跟大姑子对她那样不好，她还是没有愁容，永远是笑脸迎人。她眼睛瞎了以后，还给我的女儿织过几件毛衣，我女儿穿的毛裤还是她织的呢。」

　　爱莲姊妹还回忆起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北京城里粮食供应非常短缺。大部分人都得吃杂合面，当然人都喜欢吃白面和小米面，可是在战争期间，没有那么多的白面供应。这种杂合面是由玉米、高粱米等粗粮混合而成的，磨得很粗，很难下咽。每次主日聚会后，留在食堂吃饭的信徒不少，王太太为了让大家吃得好一点，便拟出一张菜单，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这一顿吃什么，下一顿吃什么。虽然都是些窝窝头、丝糕那样的粗粮，不像白面馒头那么好吃。但每次都改变花样，换换口味，还腌上一大缸咸菜，给大家作下饭之用，也就不觉得那么的难吃了。基督徒会堂在经济上并不是很丰裕，但是由于爱心的连结，虽然吃的是粗粮，大家也觉得甘香。

　　受过王太太恩惠的信徒，岂止是上述的几位呢？

爱心服事

　　基督徒会堂的院子里有一栋小楼，楼下是一个小会堂，用来作小型聚会用，楼上有一个小客厅和两间小房间。小房间楼梯下的小间里，有许多的褥子和被子，预备晚上聚会后，离家太远、不便回家的弟兄姊妹在会堂留宿之用。弟兄住在楼下，姊妹住在楼上。白天楼下聚会坐的长椅，到晚上将两张对拼起来就是一张床。而冬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所铺的长棉垫，两张叠起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当褥子用。

　　1949年解放后，公安局进行户口登记政策。只要有客人来家里住，就得报户口，否则就违反户口法，所以会堂就预备了两本户口簿。每次来的人都得报户口，实在是件麻烦的事，有时候还要承担风险。但王明道夫妇不理会这些，只是凭着爱心接待路过的弟兄姊妹，和一些住在城外、晚上聚会赶不及回家去的青年学生或弟兄姊妹。

　　他们夫妇都住在会堂里，弟兄姊妹也都把会堂当作自己的家，这不单是提摩太前书3:15所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属灵的家，对基督徒会堂来说，也是众信徒的家。年轻的信徒们把他们夫妇看作是自己的亲人一般，他们亲切地把王先生、王太太称为叔叔和婶儿，把他们俩当作严父慈母般看待。传道人和信徒间的关系，不仅是教导与受教的关系，而且是更深一层的骨肉之亲的关系。他们夫妇也把年轻的信徒们当作自己的子女般爱护关心。关心的事奉，主要由王太太来承担。她做在信徒身上的爱心工作，真是说不完、道不尽。当年受过她恩惠的年轻人，如今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他们回忆往事，仍然历历在目，可见王太太爱心工作的果效是多么的深了。

拉结姊妹的见证

　　拉结姊妹曾受过王太太的恩惠，她回忆当年在迦南孤儿院的境况时说：

　　「我从小就在迦南孤儿院长大，我们孤儿院的院长是美国人，当时我们都叫她妈妈。妈妈经常到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聚会，那时候我们孤儿院孩子多，经济比较困难，净找史家胡同来募捐，这是我到八、九岁时才知道的。婶儿到孤儿院来，我当时不认识她，因为每天都有挺多人来孤儿院参观，我那时贪玩，没有注意这些事。有一次妈妈跟我说，婶儿想要我做她的闺女，妈妈舍不得给。原来孤儿院每星期天都让大男孩到史家胡同聚会，我们年级小的不让去。后来孤儿院成立了董事会，王克尘先生当董事长，婶儿是董事之一。我那时知道他们经常捐献衣服、毛毯给我们。后来，孤儿院搬到在乾面胡同那里的美国学校，我那时也长大了一点，就可以在礼拜天到史家胡同聚会，在聚会里我们是属于年纪小的，就坐在讲台前面。只要会堂晚上有聚会，我们若没有什么事，妈妈就让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去参加，婶儿教我们唱《基督徒诗歌》。

　　 「1950年，我们的外国妈妈回国去了，婶儿他们去接管孤儿院。我们那时都大了，婶儿怕我们受苦，在妈妈离开前就给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分配了工作。我们妈妈临离开那一天，大清早就来到孤儿院。婶儿让我们上课，不让我们送行，怕我们见到妈妈要离去感情上受不了。所以她一方面是来给妈妈送行，一方面是看着我们，看我们平安无事才走。妈妈回国以后，孤儿院也停办了，我们孤儿院的人仍然经常上史家胡同聚会，大家也借此可以见见面。叔叔和婶儿被捕后，我们都分散了。

　　「我退休后，1986年听美琴姊妹说婶儿回来了，住在上海，我听了十分高兴，巴不得马上就去看她。1987年我到上海看婶儿，刚一进去，婶儿就先摸着我的头，那时婶儿因为白内障双目失明，然后跟我说：『人家说我长得特别像妈妈，我妈妈死的时候我一点没有哭，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将来我们在天上还可以见面。』她说这话，我也有同感。因为我的那位外国妈妈走了以后，我也这么想。我说，虽然暂时见不着了，但是我死了以后，我们还会见得着的。婶儿这话给我印象特别深。

　　「我在婶儿那儿呆了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婶儿问到我孤儿院的情况，问我孤儿院每一个人的情况。我说，人都分散在各省、各地。临走的时候，她问我，『你们当中谁最困难，生活上比较苦？』我说，据我听说，只有美德比较苦。婶儿就给了我二百块钱，让我给美德，还让我给张庆生叔叔，和一位姓王的带钱。我回来的时候把钱都带给他们了。我去的时候拿了五百块钱是要给婶儿的，因为我住在婶儿那里，怕难为她，也不知道她的生活情况。我跟婶儿说，我拿了五百块钱给你。她却说：『你别给，我现在挺富裕，神为我预备得挺好。』

　　「……

　　「1986年，我到教会去聚会，实在灵里得不到帮助。于是我给婶儿写信，问她该怎么办，因为我那时谁的家都不认识。婶儿就介绍我到袁相忱先生家聚会，后来袁先生家聚会人多，他们又搬到比较远的地方，这样我又给婶儿写信，她又介绍我到李再生先生那里，也就是黄小同姊妹（注：黄炎培次女，1913-1996年，燕京大学肄业，在北京80中学担任英语教师）家聚会，直到现在。在我还没有找到能仁胡同李再生先生家前，婶儿的信已经寄到了李再生先生那里，她实在是对我负责。

　　「婶儿知道我是个孤儿，认识的人少，她在双目失明情况下给我写了很多信。还让我到陈作民和顾玉珍两位长辈家，让他们也帮助我，使我心灵上能多得到力量。我和他们一起唱歌、读经、祷告，直到这两位长辈被神接去。」

陈美玉姊妹的见证

　　陈美玉的父亲，就是王明道所著《五十年来》中提到的陈子诰先生。陈先生于1932年去世，遗下妻子带着四个小孩和一位年近七十岁的老奶奶。1933年，王明道先生去沧州探望他们一家人。那时美玉的大姐刚小学毕业，王先生提议让她到北京上学，从家里只须带学费和饭费，平时的零用钱由王先生供给。这样，美玉的大姐便来到北京，在贝满中学上学。贝满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初中入学考试要考英文，而沧州的小学没有英文这门课，于是王太太就成了她的英文入门老师。她从字母学起，字母会了再学单词和简单的文法、会话。结果经过考试，居然被录取了，开学后便住校了。学校在灯市口，离甘雨胡同王先生家很近。星期六在校吃完午饭，就回王先生家，吃过晚饭才返校。

　　美玉的姐姐初中二年级那年，她母亲病逝，王太太便去学校找她，告诉她母亲病重，让她回家看看。王太太给她买了火车票，预备了路上吃的食品和水果，在车厢内还托付了坐在身边的一位妇女。王太太用英语告诉那妇女，说美玉母亲去世了。美玉的姐姐当时听懂了，可没有哭。王太太下车后，她忍不住流下泪来，身边的妇女不停地安慰她。王太太对她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

　　1939年，美玉的姐姐高中毕业了，没再升学，留在校内图书馆工作。她决心把在沧州的弟弟妹妹和老奶奶接来北京，靠自己一点微薄的收入维持家里几个人的生活。1941年，美玉和老奶奶刚到北京的时候住在王先生家里。那时王先生刚好在外工作，他们就住进王先生的房子。王太太常向老奶奶嘘寒问暖。王先生从南方回来，她们才找房子搬出。后来，美玉的二姐和哥哥也从天津来到北京，全家人才得以团聚。美玉姊妹每想到她们一家人能在北京工作生活，全是主的恩典，也是因王先生夫妇的关怀。

　　1987年，王太太眼睛已经失明，还给美玉写信，问候她和她姐姐。1991年，王太太写信提醒她：「家里要和睦，你和你丈夫都退休了吧，你们也都过了六十，想不会像青年夫妇那样争个脸，希望多靠主过平安快乐的生活。日子过得特别快，转眼就过去，就得准备进入那永远的家乡。」在另一封信里，也嘱咐她教育好第三代。信里说：「日子过得真快，你们都当上了外公、外婆、孩子长大了，千万别惯着。合理的教导，要有规矩，要有赏罚。一个孩子很容易惯得不像样，长大了很难克服就苦了。」王太太还在信上劝她：「要在小事上忠心，家里事不能不作，心别烦，因为我们一切都有天父看着。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一切都是我们的试验熬炼。在任何事上是否能因倚靠信赖而不焦急，主也籍此要我们认识我们的爱心、忍耐、宽容，到底到什么程度。有的时候为别人太焦急，不耐烦，不能原谅，好像考试很难在这些事上合格。过去我这样想，年轻时候当媳妇，胆子小，怕闯祸，有时就多压制自己。更好的就学习多忍耐，自己不能学习得胜就只好学习谦卑。 」

　　从以上的见证，可以看到王太太对美玉姊妹身上的爱心，就像对自己的女儿那样，从年幼到年老发白，还是不息地爱护和关怀。

徐玉和姊妹的见证

　　1944年春天，王太太接待了一位无父无母的女青年徐玉和。她九岁就没有了母亲，十几岁又没有了父亲。后来在保定护士学校学习，在毕业考试时，食指疼痛，后来经检查，查出是患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她只有一个姐姐，做挑花的工作来维持生活，住在租来的小房子里。房东怕玉和死在那里，又怕她们付不起房租，就叫她俩搬家。她们搬到姐姐工厂的一间小屋里。后来王太太去那儿看见了，就把玉和接到自己住处的一间小书房，给她放了一张床。

　　之后，王太太对在医院当护士的一位姊妹说：「请你们医院的大夫给她治病吧！」玉和患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下肢已经不会动了。医院的院长是田凤鸾，她是基督徒会堂的信徒，医院是她自己开的，她接玉和到她医院去住了一个月。一个月的期限到了，院长让护士告诉玉和再住两个月。快到期了，又告诉她再住三个月。后来田大夫祷告主，说：「若是我女儿有了病，我叫她住哪儿去？」于是干脆让那护士告诉徐玉和说：「有我医院在，就有你住的。」这样，玉和姊妹就以田大夫的医院为家了。

李英敏姊妹的见证

　　李英敏的父亲李广泰是做钢笔生意的，1950年因生意失败，被迫破产还债。在她父亲被扣留在法院期间，家里一切全部被查封，一家人没有了生活来源，家境非常困难。王太太经常托别人给她家送粮食、送熟食。李姊妹的弟弟妹妹那时年纪都很小，王太太便托刘朱兰芳妹妹给她家送些食品。

　　50年代初，由于家境困苦，英敏要升高中，无钱交学费，她妈妈就想让英敏去工作，便和王太太商量这事。王先生和王太太都说：「哪能不让孩子上学。」于是王太太给了她妈妈五元钱，缴了上高中的学费，英敏上了崇慈女中。她上完了高中，又考上了大专。于1956年大专毕业，分配到卫生系统工作。退休前评上了高级讲师，生活得很好。

　　李英敏姊妹每提起她上中学的事，便感慨地说：「若不是王大妈，我哪能有今天？我们全家弟兄姊妹都蒙神恩待，很幸福。这是我们全家弟兄姊妹终生难忘的。」

　　英敏姊妹是在1947年7月30日重生得救的。当时是刘美贞姊妹带她到张爱贞老师家，由张爱贞老师带她认罪悔改。当天晚上又到史家胡同聚会，王先生那晚讲的正是主钉十字架为世人赎罪的道理。她那时跑到台前跪下，由王先生带领到台前来的人祷告。祷告完毕，她觉得天都高了，房屋那么宽大，走路都快乐。没过两天，王太太对刘朱兰芳姊妹说，迦南孤儿院有北京基督徒学生会的灵修会，由王先生领会。英敏和刘美贞听了都很愿意去。有的肢体说：「那些都是大学生，她们太小。」更指着李英敏说：「尤其是她，太小了！」那时候英敏才十四岁。王先生说：「去吧，去吧，报名吧！」后来，王太太给她们找来大学灵修会的联系人，由刘朱兰芳亲自给她和美贞报上名。英敏回家向父亲说了，他父亲一点都不反对，很支持她去，还给了她奉献的钱。就这样，她和刘美贞参加了大学生的灵修会。

　　那次灵修会有规定，进入饭厅必须佩戴名条，以便彼此相认识，李英敏姊妹因王先生未佩戴名条，不许他进入饭厅。王先生为她这样负责，不讲情面、办事忠心的精神，特别在大会里表扬了她。还送给她一本《真伪福音辨》以资奖励。这件事在王先生的著作里曾提到过，不过没有点出她的名字罢了。

路平弟兄的见证

　　路平弟兄是一个孤儿，他在北京受到王太太的关怀，令他毕生难忘。以下是他回忆起王太太做的几件爱心的事：

做棉垫子

　　北京冬天寒冷，会堂又比较大，虽然生了暖气，但在礼拜时坐上两个小时，还是令人感到冷得坐不住。王太太就发动弟兄姊妹做棉垫。一般做垫子多是正方形的，王太太设计做成长方形的。聚会时坐在棉垫上，就不觉得冷了。那时候晚上经常有人住在会堂里，把四个垫子并起来就是一床褥子了。

婴儿把叔叔的床尿湿了

　　有几个星期天，有位姊妹抱着婴儿来聚会。这婴儿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王太太就让这位姊妹把婴儿放在她的床上睡。这婴儿尿了床，王先生平时是很讲究卫生的，有时脾气也急躁，见床上湿了一片就发火，大声斥责。这时王太太就立刻阻止他，说，「床单脏了还可以洗，你伤了这位姊妹的心怎么挽救呢？」王太太看到王先生发脾气、或处理问题不当时，常是马上批评或劝阻，也不管周围有没有他们这些年轻人。事实上，她也把这些年轻人看成是她的儿女一样，所以从不避讳，大概也是有意在及时教育他们。这样的事情，他们看过多次了。

陪病人吃饭

　　有一次，从农村来了位患子宫癌的姊妹，她的病已到晚期了，身上散发着极难闻的臭味。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一同围着那方桌坐着，可是那臭味实在使人难以忍受，再香的饭菜也难以下咽。有几个人就端着饭碗离开了饭桌。王太太是挨着这位姊妹坐的，她一直陪着这位患病的姊妹把饭吃完了。

一个奇特的邮包

　　1949年，路平弟兄和世珍姊妹结婚后，就到苏州某中学去工作。第二年，有一天他们接到王太太寄来一个邮包。摸一摸，软软的，知道是衣服。王太太寄衣服给他们干什么呢？打开一看，是初生婴儿穿的单衣、夹衣、棉衣、还有小棉袄，都是新做的，非常好看。原来，王太太知道世珍姊妹再过几个月就要分娩，在百忙中抽空做好寄来。世珍的母亲还没来得及做，王太太早早就寄来了。

绣上名字的褥单

　　《五十年来》一书里提到王太太时，王先生是这样写的：「我喜欢凡事整齐有序，她却在许多事上漫不经心。」其实，王太太在关心别人时心很细。王太太知道路平读大学时经济困难，只要看有他穿着合适的衣服，就给他。看他头发长了，王太太就亲自给他理发。有一天，王太太给他一床褥单。他回到学校打开一看，在这褥单的一个角上用线绣上了路平的名字。路平从小就失去了母亲，王太太却让他尝到了母爱的滋味。

两件毛衣

　　王太太的勤劳是人所共知的。她从不让自己两手闲着。跟人谈话时，也总在一边谈一边织毛衣。路平在大学读书时，有一天王太太把他叫住，说：「来，穿上试试合适不。」他拿到手里一看，是一件纯毛、驼色的上衣。那时（1948年）他二十五岁，有生以来，从没有人给他织过毛衣。上小学时，他姐姐只给他织过一件毛背心。有意思的是，王太太在织时也没有跟他说，而是织好了、缝上扣子，突然交给他，而且大小正合适。这说明她的爱心是多么的细致。

　　自从1955年路平和王先生夫妇分别后，直到1984年他才看到王先生、王太太，他们那时已定居在上海了。路平利用学校放暑假，前往上海看二位老人。他到了武康路，看到二位老人眼睛都失明了，王太太说还有一点光感。路平见了分别三十年，时常想念的王先生夫妇，恍如隔世，感慨万千。这时，王太太又给他一件蓝色毛衣，这是她老人家在失明的情况下织的。她三十年没有看到路平，不知道他当时六十一岁的身材比年轻时胖多了，王太太又看不见尺寸，只能凭虎口来量，所以织得大小肥瘦不太合适。但对路平来说，却觉得它比任何毛衣都更宝贵。从1984年起，每到冬天他都一直穿着它。王太太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还给长龄、世珍各织了一件毛衣。一定还有他不知道的许多人，都得过婶儿给他们织的毛衣。

　　路平每当回忆这些往事，便泪眼朦胧。说：「王太太是按经上的教训，一生尽力做了爱人如己的榜样。众肢体又都爱她，天父更爱她。」

林弟兄的见证

　　一位从南方调到北京工作的林弟兄，住在机关单位的宿舍。冬天他穿了一件绸子面的丝棉袄，这绸子衣领脏了不好洗。王太太看在眼里。有一天她看到林弟兄，就把他叫住，带他到小会堂楼上，叫他把棉衣脱下来。她拿了一块白布量了领子的尺寸，不到十分钟就缝了两条衬领，一条作备用，钉上子母扣。说：「以后衬领脏了，可以拆下来洗，这就不怕弄脏领子。」林弟兄说，这种细致的关怀，只有母亲对自己的儿女才能做到，实在叫人感到亲切和温暖。

　　1955年，林弟兄因信仰问题和王太太先后被捕。1957年释放出来，被机关开除，没有工作。当时王先生刚从会堂搬到甘雨胡同不久，家里正在装修，刷灰油漆。林弟兄有时候到王先生家里，帮他们干点零活。王太太那时教他唱自编的经文诗歌，像马太福音6章19-21「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还有别的经文诗歌。

　　后来，会堂的一位长者时昌黎先生愿意接待林弟兄，到他海淀的别墅里住。林弟兄有时候进城，到甘雨胡同王先生那里，王太太对林弟兄说：「以后你可要自己过日子了。」意思是说林弟兄从此要自己独立生活了。林弟兄每次进城看望王先生和王太太，离开的时候，王太太总把一些日用品如毛巾、香皂之类塞进他的挂包里，让他感到有人在关心他，他并不是孤单无援的。这给林弟兄很大的信心和鼓舞。

　　1979年末，林弟兄从劳改农场请假到北京，住在一位王弟兄家里。当时得知王太太已回到上海，王弟兄叫他女儿到上海看望王太太，也叫林弟兄一同去。林弟兄当时碍于自己身份的问题，也没有工作证，恐怕路上惹麻烦，就没有同去。王弟兄的女儿到上海后，将北京肢体的情况告诉王太太。王太太特别详细询问了林弟兄的身体健康情况后，然后赶织了一条毛线裤，托王弟兄的女儿带回北京给林弟兄。林弟兄接到那条毛线裤，一穿上十分合适。猜想必是王太太昼夜赶织的，因为王弟兄的女儿在上海停留不过十来天。那时林弟兄已不是昔日的年轻人，而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种肢体的关心爱护，只有亲妈妈才能做到。

　　1981年，林弟兄回到香港家里。王太太不时托出国路经香港的弟兄姊妹带些外币给弟兄存着。有时，王太太去信叫林弟兄替她买毛线、西药带给他。最初，林弟兄以为是她自用的，可是次数一多，才知道她是买来织毛衣给需要的肢体；而西药都不是她自用的，也是给肢体买的，因为国内买不到这些药品。有一次，她知道有一位弟兄去了加拿大后，生活上有困难，就托林弟兄先后代她汇了两次钱给他。有时侯，她写信叫林弟兄在香港买了王先生的著作，代她寄给海外需要的肢体。这些钱都是海外的肢体到上海看望她时给她的奉献，她都转手帮助给有需要的人。她没有把这些钱用在自己的身上。国内的肢体从她得到的帮助更是不少。这种宽广的爱心，实在令人感动。

　　1986年秋，林弟兄第一次从香港到上海看望王先生夫妇。一进屋，王太太知道林弟兄来了，便叫林弟兄走近她面前。因她眼睛失明，看不见人，便用双手抚摩林弟兄的头，就像慈母辨认久别重逢的儿子一样，令林弟兄感到亲切和温暖。此情此景，唯有亲母子才会出现。然而被基督宝血所买赎，藉圣灵而重生的人，这种血缘比骨肉之亲还亲哩。

　　1990年冬，林弟兄又去上海看望他们二老。在武康路他们的家住了几天。一天，王太太叫住林弟兄，拿了一件织好的毛线外套叫他试穿。事前，林弟兄一点都不知道是给他自己织的，因为自她眼睛失明后，就手不停地在织毛衣，也不知她是给谁织的。林弟兄试穿后，觉得袖长了一点，王太太马上就动手改。林弟兄接过这件毛线外套，就当作是母亲给自己织的，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一点都不客气地接受了。这可以看出王太太与信徒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亲密无间了。

　　1992年初，林弟兄再到上海看望王太太，那时王先生已不在了。晚上抵达上海，因在机场等候进市区的车耽误了时间，到武康路已是快十点了。王太太平日都在九点前睡觉，那时却和钱姐在客厅里，一直等候林弟兄到来，就像慈母等待从远方回家的孩子，预备了热鲜奶，安排了住房，房间早用电热炉烤暖。这样的接待，只有自己家里人才能享受到，是真正的温情，只有被基督的爱所激动的人才能自然的流露出这种爱来。一位西国弟兄对王太太有这样的认识，他说，在他一生所遇见的许多人中，没有见过像王太太这样有爱心的妇人。其实，岂止是他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呢。

完美搭档

　　王太太对丈夫的爱，绝不仅是夫妻之间的爱，而是在神里的更深沉的爱。也因为爱的深，因此这种爱也是严格的。她从不掩饰她丈夫的不足之处。有时当着众弟兄姊妹的面，对他说过了头的话也及时指出纠正。

　　王先生有时候在处理一些问题时，难免会讲错一些话，王太太在旁边总是当面提醒纠正。这样做虽然令王先生在众人面前感到难堪，但王太太认为：「你是神的仆人，很多时候是代表神来说话，所以你说的话句句都要合乎圣经真理，要准确。你既然在众人面前说错了话，就得当着众人面前收回。我这样提醒你，岂不是让你在众人面前可以收回说错的话吗？」这样做，尽管使王先生心里觉得不太舒服，但是仔细想想，王太太做的实在有道理。

　　王太太深深懂得丈夫所肩负的圣工的重要性，因此对他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很仔细，他们在上海居住的时候，弟兄姊妹送来王先生爱吃的东西，像土豆片、干酪等，虽然王太太也爱吃，但她很少吃，总是尽着王先生吃，使他能增添体力，更好事奉主。

　　王太太不大注重形式上的事，却注重生活实践，平时很少看见她坐下来灵修，或跪下来祷告。但她在生活中处处都彰显着基督的爱，过着舍己的人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她真的做到了这一点。虽然她没有每天早上跪在床前，但什么事都带到神面前，常有一颗祷告的心，对重大测不透的事她不敢轻易去做。王先生却常常早晚跪在床前作很长的祷告，直到他年迈，跪下之后就站不起来了，才没有再坚持跪下祷告。

　　王太太若是遇到不高兴的事，从不向别人发泄，也不发脾气，她会独自去弹琴，弹到高兴她才出来。

　　王太太有一个特点，她虽然受了很多的苦，却不爱讲所受的苦，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所以很难从她那里知道关于她在监狱里受苦的经历。

　　她要求虽然很严，但说得不是很多，不会常常说：「应该这样，或应该那样」。儿女若做错了事，她就狠狠地批评他们。她儿子天铎就有这感觉，他小时候很少挨说，但要是有一件事做错了，妈妈就狠狠地批评他，对他要求是很严的。

　　王太太在信徒的心目中，正如一位弟兄所说：「她是一位完美的女性。她坚强而不乏温柔，随和而不乏主见，对所有的人都给予一样的体贴，一样的关怀，时时显出一颗慈母的心。对每个人都是那么耐心，那么尊重，无处不让人觉得她和蔼可亲。」

　　在王先生、王太太晚年，不少弟兄姊妹为了他们能有更好的身体，更多地为主作工，有时候有人寄钱来，这事多半是蔚芷到邮局办理的。可是蔚芷去取了钱回来，妈妈又交给她二百或三百块钱，加上取出的钱转寄给某位更困难的弟兄姊妹。邮局的人开玩笑地对蔚芷说：「你们这样做，我们就不愁没有工作做了。」

　　王太太晚年在上海，若有人到她家，不是看到她在织毛衣，就是看到她在忙着写回信。她的眼睛虽因白内障是昏暗的、模糊的，但是她心中是明亮的、清澈的；人虽坐在家中，但还时时刻刻关心着远方的弟兄姊妹。正因为这样，许多素不相识的人不远千里，来到上海，看王先生和王太太，在那间充满温馨的和爱的小屋里倾诉衷肠。

　　王太太能有这样强大的凝聚力，是她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点点滴滴积聚而来的。她并不是因为想要得到回报而关心这个，关心那个，而是真心想要帮助他们。她的奉献是无私的，真诚的。因着她在这些平凡的小事上所行的，她的形像变得崇高了。她虽走完了一生，但她的言行却仍旧在那里发光。她的行为使人愿意信主，也羡慕作她这样的人。

　　她不论断人，相反，只要是说到别人，总是说他们的好处。比方说，你对某人有看法，不喜欢他，就很容易说这个人的坏话。说他一点都不能帮助我，或是他一点都不能体贴别人。可是王太太从来不这样看人。如果，你说那个人怎样怎样的不好，她不会跟着你说。她总是倒过来说，说他也许有他的困难，他的难处，这次他不帮忙你，是不是他身体不好啊？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忙啊？或者他碰到什么不愉快的事啦，以致他的情绪很不好？所以他那天对你的态度也不好？她会站在那个人的立场上替他辩解，替人家设想。她儿子说，「我妈妈喜欢帮外人说话。」这话一点不假。

　　王太太常说，当你想不通别人为什么这样做时，你就换一个位置，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可能你很快就会明白他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了。她对别人的过失，总是抱着体恤的心为人家开脱，为人家辩护。因为她对人特别的包容，所以她能顾念别人的软弱，当人家在软弱中跌倒了，甚至犯了罪，她仍然对这样的人充满了爱，还是去包容、顾惜，所以她儿子天铎说过：「我妈妈老是为人家辩护，明明是人家错了，她还觉得这个地方他是做错了，可是别的地方他是对的。」因为她看人，是看他整个的一生，看他对神的心志，不是只在一件事情上去判定一个人。当然，王太太从神那里领受的是这一点，王先生从神那里领受的又是另一点。王先生就像先知耶利米，斥责罪恶，心里容纳不下一点罪恶。一点点罪恶，就像有沙子在眼睛里一样。王太太却相反，虽然她也恨恶罪恶，但她是一个非常能包容人的人，极容易去宽恕别人，不记念人家的恶。

使人和睦

　　王太太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熄灭争竞，使人和睦。她并不是你好我好的那种和稀泥的人，而是指出人的错处，也肯定人的优点。她按「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原则来做，也这样引导周围的人，使不少肢体之间、婆媳之间、姑嫂妯娌之间熄了战火，和睦相处。她每当说到各种有困难的人，所说都不外乎他们身上各种优点、长处和难处，并对这些人寄予很大的同情和怜爱的心，同时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上给予他们帮助。

　　王太太的一个侄女在结婚前，婆婆便因为主受苦而离开了家。她只知道婆婆信主，但对婆婆许多事情都不了解。王太太就把她婆婆是如何听道悔改，并认真地向人赔罪的事例，以及她婆婆在生活中怎样能吃苦等等都告诉她侄女。因此，她在婆婆离家十几年后，便接婆婆回家来住。她能有如此敬爱她婆婆的心，与王太太对她的教导有很大关系。她婆婆在回家八年后去世了，侄女在婆婆的遗物中，见到王太太寄给她婆婆的一封信，信中有几句话提到自己：「……谢谢天父赐你一个同心的孩子，虽然性情脾气不一定如意，但她有一颗向着主的心，我相信一定使你高兴的……」。接着又告诉婆婆她侄女当时在沪替婆婆做的一些事情。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太太看人，是先看人和神的关系。

　　1949年春，李仁贞姊妹的女儿病逝，王先生夫妇去帮助处理善后的事。棺木送来的时候，发现质料与所定的不同，李姊妹便质问店里来的人，王先生也心里不平，眼看将要酿成一场争执。王太太急忙劝解，王先生才心意回转，避免了一场争执。事后，王先生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感慨说：「妻贤夫祸少，旨哉言也。」

扶持软弱

　　一位青年弟兄曾因过去软弱犯罪，致使会堂内一部分青年信徒轻看鄙视他，甚至孤立他。而王太太却以爱心同情他，鼓励他重新站立起来。人所厌弃的人，王太太却本着基督的爱反多接近他。那年，也就是1953年夏天，黄昏的时候，在会堂的院子里总能看见王太太和那位弟兄坐在小板凳上谈话，使这位被人另眼相看的弟兄，终于能抬起头来仰望主。

　　1955年，在北京基督徒会堂所经历的大争战中，有部分信徒因承受不住极大的压力和试探，以至软弱跌倒、离开了主，做了些不该做的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之后，大家对这些信徒有所防备，不再跟他们来往。二十多年后，王太太回到上海，除了为这些人祈祷外，也劝告弟兄姊妹要相信主是听祷告的，「总有一天他（她）会归回羊圈的。」

　　她对上述的人，不仅替他们代祷，还用爱心的行动去关心他们的冷暖。虽然自己眼目失明、行动不便，还为他们编织毛衣，毛裤，托人捎给他们；关心他们生活上的缺乏，在经济上帮助他们；托人带口信问候他们。和一般人对待软弱跌倒的人不一样，王太太对这些人没有论断、抱怨和责难，只有祝福、代求与爱护。她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使人从中受激励，使跌倒的人归回。

　　一位弟兄有一次到上海，王太太说：「我们里头有一位大哥，你得为他祷告。」她特别颂念雅各书一段话：「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她不但关心这位大哥的灵性，也关心他生活上的需要，为他织毛衣，而且在经济上帮助他。因为大家常为他祷告，最近听说这位大哥也在众人面前作见证，痛哭懊悔，求主宽恕。王太太在这项挽回跌倒的信徒的工作上，不仅是嘴上念圣经，鼓励弟兄姊妹为这些人祷告，也是真实地这样去做。

　　1978年10月下旬，王太太去南京看望生老太太，住在她家。住下来以后，得知毕咏琴要从四川到南京，也要住在生老太太家，王太太便立刻回上海，不愿见她的面。尽管毕咏琴过去和王先生夫妇间的关系很密切，但在末后的一段路程上却投靠了三自，不再是同路人。虽然王太太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但对背道的「巴兰」式人物，却采取回避的态度。通过这件「小」事，看出王太太不是无原则的包容和爱，因为她站在神的一边，不愿在毕小姐的恶行上有分（见约翰二书11节）。她是一个对神忠心的人，爱神所爱，恶神所恶，爱憎分明。

有勇有谋

　　神把这样一位妻子赐给祂的仆人王明道先生，使王先生在一生的事奉中得极大的帮助。在许多重要的事上，在成败攸关的节骨眼上，正当王先生犹豫的时候，王太太就提出中肯、决定性的意见。这不是一般家庭主妇所能做到的，而她的智慧就在这时候充分地表现出来。

　　当撒旦对神的仆人猛烈攻击，将种种的意念放进王先生的心中，致使王先生很难决定取舍的时候，神就感动王太太说出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话来，使问题豁然开朗，以致事态不能随着撒旦所设计的方向去走，而完全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下面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

　　在《五十年来》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记载，但没有说得这样详细。1943年日本人河野静士要劝诱王先生参加由日本人操纵的「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王先生断然拒绝了。那时有一位信徒出于善意劝王先生说：「还是参加的好，不要触怒日本军人，那是很危险的事。因为日本军部屠杀一个中国人就像我们弄死一只蚂蚁那样容易呢。」那个人劝王先生主动找河野静士谈一谈，免得彼此之间造成误会。王先生说：「我不是蚂蚁，我是永生神的仆人！」当时王先生很刚强，这时候尽管王先生非常有胆量的回答那人，但事后他却有点胆怯软弱了。他想找一个会日语的信徒陪他去找河野谈谈，他把这个意思跟王太太商量。王太太说：「你完全没有必要主动去找他，你去找他就是表明你胆怯。这就像下棋一样的，他们邀请我们参加，我们不参加，我们就回复他们了。他们走了第一步棋，邀请我们参加，我们回了一步棋谢绝了。现在轮到他们走，他们若再走一步，我们再走一步。」

　　王太太说：「你没有等他们再走一步棋，便要着急去看他，这表明你心中胆怯了。」

　　王先生觉得王太太说的有道理，就没有去见那位河野静士。此时神已经在中间有特别的拦阻。本来有一位懂日语的姊妹经常去看他们，王先生把握不住，心里想如果那位姊妹来了就跟她去。结果那位姊妹在那天就没有来，所以他就去不成了。神特别在那天拦阻那位姊妹来。如果不是神的拦阻和王太太在旁边的规劝，若王先生果真去看那位河野静士，事情就会朝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情况就很难预料了。

　　王太太在那个关键性的时刻，能及时地提醒丈夫，表明了她的胆识不亚于男子。当王先生为不参加「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心中争战最激烈的时候，王太太就问他：「你心里是不是做好了准备？被日本人逮捕进去，被日本人处死，你心里有没有这准备？如果你心里没有这样的准备，我希望你不要硬干下去。」王先生很清楚地回答说：「我已经有了这样的准备。」她就说：「你心里既有了准备，有神的带领，你就勇敢往前走罢。」这样的话不是一般女子所能说出来的，一般女子多半是劝告：「唉，你不如去吧，不要跟他们硬碰啊。」王太太这时候能讲出这样的话，那是神在她心里特别的作工，她的确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女子。

　　王太太平日很少看报，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很少关注。因此王先生经常说她「孤陋寡闻」。但是王太太在处理关键危急的事情上，却能显出她的智慧和才能来。

　　1948年，张锡焕弟兄要去美国，在北京领导学生聚会的弟兄姊妹就缺了一个重要同工。王先生他们又要去上海，张弟兄的意思是要把北京基督徒学生会跟上海基督教学生联合会联在一起，把北京基督徒学生会挂在基督教学生联合会的名下。那时，王太太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说：「当初是神实在的引导你们，单独的事奉神，你们还当走这一条路，不要把自己挂在什么组织的名下。」他们就听取了王太太的意见，没有与上海基督教学生联合会联合。那时领导上海基督教学联的是赵君影先生。虽然王太太跟上海基督教学联的人很熟，但是她觉得，北京学生会当初既是神的引导，由弟兄姊妹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独立的团契，不必要挂在哪一个组织的名下，还是单独仰望神好。王太太这段话，对他们后来的事奉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上海基督教学联跟海外基督教学联是有联系的，后来上海基督教学联出了事，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却没有牵连进去。从这件事看出，王太太对事物的看法和判断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与其说是她有深谋远见，不如说是因为她向着神的心单纯。

　　1955年夏天，王先生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时代信息》。王太太觉得这书名不妥。王先生认为既已付印，无法更改，并且也想不出更适宜的书名来，心中就为此烦恼不安。第二天，王先生再思想书名时，祈祷后，觉得这书名很好，不应有畏惧的心。王太太对王先生说：「如果你决定用这书名，我也不惧怕，不过这书名就像把刀把子交在别人手里罢了。」这件事，不但可以看出王太太的思虑周密，也看到她愿意与丈夫共进退。

绝不失信

　　王明道夫妇绝不轻看对孩子的允诺。有一天他们二人出去办事，告诉儿子天铎说：「回来时给你买香蕉。」二人回来走到家门口时才发现没有给孩子买香蕉，一个人就在门前等着，另一个人再去东安市场去买，二人其后才回家。一般人觉得，这些小事对孩子何必那样认真。但他们却不这样看，不管对什么人都不能失信，连对孩子也不例外。

不可或缺

　　王太太在神家中的事奉，是和王先生互相配搭。她平素在基督徒会堂里，就是一个助手，聚会的时候只负责弹琴。她除了在妇女会上说几句话，从来不站在讲台上说话。她在台下所做的工作，是王先生在台上工作的延续，她用她的爱心服事圣徒，把他们凝聚在基督里。信徒们都敬爱王先生，亲爱王太太。他们两人在神的家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不能说谁重谁轻，缺了其中一个，事奉的工作就不完全。王先生若缺少了王太太，就正如贾玉铭牧师对他当年抱独身思想所提的意见：「你在教会中只能做一半的工作。」果然是这样，如今这另「一半」的工作是由王太太来承担，以致使神所托付给王先生的工作得以圆满完成。

　　几十年来，王太太在会堂的主日聚会中司琴，王先生开始讲道，她便退出。等到王先生讲完道，祷告的时候，她再轻轻进来弹琴，从不显露自己。

　　王先生晚年的时候常常说，王太太能够随时规劝他，在他的事奉中包含了他妻子的一份。他妻子的事工中，也有王先生的那一份。不能把他们两个人的工作孤立起来、分割开来看。而王太太对丈夫的帮助，有许多是在关键的事情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神的安排

　　刘景文做姑娘的时候，特别怕提结婚这件事，觉得这是一件十分害羞的事。她有一个要好的朋友：李宝善。刘景文里面有一个心愿，她要是结婚，一定要让宝善先结婚，因为她俩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像亲姐妹一样，而且都是从江阴过来的。若是自己比宝善先结婚，她觉得挺难为情的。果然，在她与王明道结婚的前几个月，李宝善结了婚，刘景文当时还做她的傧相呢。

　　1928年8月8日，刘景文女士和王明道先生在杭州天水桥礼拜堂举行婚礼。刘景文的父亲是这个礼拜堂的牧师。那天结婚的共有两对新人。首先进行的是刘景文的哥哥刘崇恩先生的结婚仪式。结束后，参加婚礼的人以为婚礼已毕，正要准备散去的时候，他父亲刘德森牧师接着很风趣地宣布说：「你们再等一等，接着还有一对。」那后出来的一对，就是王明道先生和刘景文女士，刘景文由她哥哥刘崇恩扶着出来，举行婚礼。

　　刘景文和王明道从认识到订婚最后结婚，共经过两年七个月。1925年6月，王明道到杭州认识了刘德森牧师，被邀在刘牧师的礼拜堂讲道，前后三次住在刘牧师家里。最后一次是同年11月，在杭州信一堂全城各教会联合的聚会中讲道。有一次聚会，司琴的姊妹因事没有到，临时请刘景文司琴。这时，王明道与刘景文虽已有二十几天的相识，但在王明道的眼中，她只不过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所以没有注意到她。但在这次聚会中，王明道发觉她不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而是一个大人，因为她身材较高，装束也和成年人相同。王明道三次住在刘牧师的家，觉得这个家庭是一个充满和谐愉快的家，他想，神为他预备的伴侣或者就是在这里了。为了这事，王明道经过二十多天恳切祈祷、反复思想之后，便征求主内一位长者、李宝善姊妹的姑母的指导，她是圣经学校校长，过几天，从这位长者得知，刘牧师夫妇对这事并未置可否。至于刘景文呢，当她母亲问到她的意见时，她回答说：「天父看怎样好，就怎样罢。」 从1925年11月底至1926年4月末，双方对议婚的事都没有做出决定，只等候神显明祂的旨意。直到1926年11月24日，才在杭州订婚，1928年8月8日结婚。

　　他们结婚的时候，王明道先生刚过二十八周岁，刘景文女士不足二十周岁。他们从提亲到订婚，经过一年，从订婚到结婚，又有一年零八个月。

　　他们对婚姻的态度很谨慎，在订婚前，没有像现在青年男女那样交过朋友，也从来没有单独谈过话，平时谈话总是和刘景文的父母在一处。订婚以后，才彼此通信。

　　他们生活在一个封建残余和新思想的夹缝年代，正像王先生所说的，他们的婚姻既是新式的，也是旧式的，没有像现代青年人经过谈恋爱的阶段，所以说是半新半旧。他们也是半新半旧的人。新思想也接受了，西方文化也接受了，但中国的儒家文化在他们的思想上仍然是十分牢固的。因此，他们的行事为人基本上是本着圣经的教导，但在待人接物，处世的许多方面都是按照儒家的精神来处理问题。

　　虽然他们接受西方的文化，但却没有全盘地接受，只要是不违背圣经原则的，他们便接受，否则便拒绝。

　　例如，对西方人跳交际舞这件事，他们是持反对态度的。刘景文虽然非常喜欢音乐，但从不跳舞，也不喜欢跳舞。王明道则是坚决反对跳舞。他说，一个男子搂着一个女子在跳舞，你说他的思想能够清洁到没有一点点的邪念吗？

　　他们夫妇二人觉得人都是软弱的，很容易在一些事情上跌倒，所以与其在这些事情上面胜不过试探，不如远离试探。王明道为这个问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远避试探》。所以刘景文尽管非常喜欢音乐，还能弹一手非常好的钢琴，但是她从不跳舞。

　　虽然刘景文的家庭环境不算好，但比起王明道的家庭环境就要好得多了，因为王明道的母亲是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自己又没有谋生的技能，靠着很微薄的一点房产艰难地过日子。而刘景文家庭虽然不算是富裕，但父亲能有固定的工作，母亲也能操劳帮补家计，家庭生活过得和谐愉快。

　　他们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王明道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方式中长大，虽然也在教会学校念书，但受到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要比刘景文深。而刘景文的家庭接触西方文化的影响要比王先生多，她父母非常敬虔，所以在儿女婚姻上是仰望神的带领，没有世俗的要求，刘景文身材相貌都很好，很可以选择一个有钱有势的男子，但在婚姻上却完全倚赖神的带领。

　　刘景文的父母对儿女婚姻的大事很慎重，他们为此特地写信到北京给诚静怡先生，了解王先生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什么都好，就是人有点固执。」刘景文的父母觉得王明道这个人的信仰很好，生活方式与一般人虽然有点不同，但没有多大关系，就放心把女儿嫁给他。

　　王明道在认识刘景文以前，没结识过别的女子。刘景文也是没有恋爱过的女子。他们的婚姻之所以能这样的长久、这样的稳固，而且活出许多美好的见证，给晚辈留下如此完美的榜样，是因着：

　　第一，他们双方都清楚神的带领，在未结婚以前对婚姻的态度和观点都非常慎重，愿意凡事都活在神的引导之中。王明道结婚的时候二十八岁，在传道时能接触到许许多多的女性。但他曾一度抱独身的思想，要像保罗一样，所以没有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另外，他特别感觉到，自己的家庭绝对容纳不了一个外人，因为他母亲把他和他姐姐看作是自己的财产，不容外人和她分享；若有其他女子进入她的家里，这个家肯定就不可能有安宁的日子。这一点，王明道心里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精神上非常痛苦，以致他不愿成家。

　　直到1925年，他到了南京，碰到一位年长的神仆贾玉铭牧师。贾牧师告诉他说，作为传道人，若不结婚，你的工作只能做一半，你只能在弟兄中间做工作，若你在姊妹中间做工作，就有可能招来非议，碰到更多的试探和引诱。在贾玉铭牧师的劝告之下，王明道才打消了独身的念头。

　　第二，他们没有随着自己的肉体喜好和欲望，愿意行在神的旨意中，让神一步一步地带领。他们的婚姻是神特别的拣选，祂为了中国教会的需要，预备了这样一对匹配的夫妇。他们结婚的这63年，真是坎坷的63年。刚结婚的头几年，刘景文作为小媳妇，在家里蒙受婆婆和大姑子的种种难为和无理对待，但都靠着主过来了。王明道的事奉工作，一年常有六个月在外面，刘景文带着一个儿子在家里操持家务，还要忍受婆婆和大姑子的恶意和无理冷待，实在不容易。

　　王明道在外面工作的时候，也遇到不少的试探。因为他讲道很有恩赐，常常吸引许多听众，所以有些女子对他也产生爱慕的心。但王明道在这些事上非常清醒，本着圣经的教导去对待，在试探还未来到之前就远远地避开了。

　　总的来说，他们的婚姻美满，除了是神的拣选之外，还加上他们在婚姻的事上严格遵照圣经原则去做。

婚后试炼

　　他们在杭州结婚以后，一同到了上海，接着又到青岛。王明道在青岛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然后从青岛回到北京。到达北京已是黄昏，回到家里，母亲和姐姐都已吃过晚饭了。按理，儿子带了新媳妇上门应该是一件喜庆的事，可是母亲和姐姐对他们非常的冷淡。只说：「我们已经吃过饭了，你们自己准备饭吧。」随后都回自己的屋里去了。这场面，实在令他们尴尬。他们屋里只有一张床，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还要自己张罗做晚饭。若是换了别的媳妇，遇见这种情形怎能受得了，面子往哪里搁呢？但此时已是王太太的刘景文却处之泰然。能包容体谅、忍受轻慢对待，从不计较人的恶。

　　王太太生活朴素，没有奢侈的向往，也没有要刻意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她的人生完全是交在神手里，让神一步一步地带领。她在她丈夫的眼中，是他的爱妻、他的诤友，也是他的助手。

　　王先生的家庭环境比较复杂。由于母亲和姐姐院子里的租户中间有不孝敬父母的儿子，顶撞婆婆的儿媳，虐待妻子的丈夫，邻舍间彼此说谎，互相争吵。一个小小的院子里住上十户人家，他母亲作为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与这些人周旋，实在不容易，常常受人欺负、生气流泪。多年来的痛苦经验，使他母亲认定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好人。她认为所有的儿子都不孝顺父母，所有的媳妇都虐待公婆。因为有「娶了媳妇不要娘」这种的成见，王先生和妻子回到北京，进了家门后所遭遇的冷待就不足为奇了。他的母亲把媳妇看作外人，存着戒心，这样，王太太作为新媳妇，在家里的处境和试炼也就可想而知了。

　　她在家中经受了种种试炼，但却从来没有发过怨言，反而常常安慰她的丈夫，劝导他。因为她知道，进入这个环境是神亲自带领的。她还不满二十周岁，陪丈夫到一个离家三千里的地方来，除了丈夫以外没有一个亲人，忽然遭遇到这种风波，按理说应当比丈夫痛苦很多。但她用一种很镇静的心情和态度来应付这一切试炼，使她的丈夫少受了许多痛苦。 她结婚后有一段很长的时期，总是和丈夫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不知道大姑子什么时候会忽然生气起来。他们十分谨慎，不敢多说话，怕不晓得会因着哪一句引起误会。他们有时候从外面回家，一进胡同口，心情就紧张起来。这种生活，不是过来人真不知其中的滋味。

　　丈夫出远门的时候，她在家中受了什么委屈，在丈夫回来之后，也从来不对他诉苦。有时王先生听到姐姐无理的话语，心中忍受不住，她就说：「我们不要怪罪姐姐。她并不是明知道我没有错处，故意同我作难。在她眼中，看着我实在不好，当然难怪她要对我不满意。如果我处在她的地位，我也会生气的。世界上无缘无故欺负人的，实在没有几个。」 有时候，听到大姑子生气，在院里大声说话，她在外院就自己小声唱赞美诗，免得自己听见不适宜的话，不能得胜、以致被激动。她从来不与大姑子顶嘴。她说：「如果我同姐姐冲突起来，将来怎样再相处呢？既然大家还必须一同过日子，就不要逞一时的快意，以致伤了和气。」

　　王太太最初受这些难堪的时候，心中自然也感觉不舒服，也曾流过不少眼泪，但她始终深信凡所遭遇的，没有一样不是经过慈爱的父神的允许才临到她的。祂既然许可祂的孩子受苦，一定因为有许多功课是她必须学习的。所以她靠着主能克制自己，不敢任性发作。经过长时间的磨练以后，她对自己有了更深的认识，对神的心意也就更多明白一些。

　　王先生在《五十年来》一书中，曾经提到过他们家中所遭遇最严重的两次试炼。从那两件事看来，像这样无理的待遇任谁也受不了，但我们看见王太太就是这样默默地忍受，一句也不为自己争辩。

互相磨合

　　王先生在《五十年来》第七章中忆述了他和妻子的婚后生活，既有两个人性情不同产生的摩擦，也有王太太的爱心忍耐、体恤别人的美德。让王先生自己来说出他妻子的长处和优缺点，是最恰当的，比我们只从外面观察要中肯有力得多。

　　熟悉王先生和王太太的，不论是他们同辈的或是晚辈，都知道他们二位的性格迥然不同，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所以在被捕前的二十多年里，他们经历了切磋适应。但在关键的时刻，我们却看到神所安排的这一对夫妇，已经被磨合为大卫手中的「光滑的石子」、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

合一器皿

　　王明道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传道人，也有耶利米先知一样的风格，斥责罪恶时痛快淋漓。他尽自己的职守、嫉恶如仇，在教会中大声疾呼，痛斥社会上、教会内的一切败坏。然而王太太却是温柔体贴，能包容别人。神在王先生身上显出公义，在王太太身上显出慈爱，把这两个不同性格、不同风格的人结合在一起，做成了祂手中合一的器皿，显明了神的完全。

　　他们夫妻之间并非没有争吵。由于两人的性格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所受的文化教育也有差异，因此在许多事上都看法不尽相同，所以在生活中常有摩擦、甚至争吵。在争吵的时候，有一次王先生就说：「我们过不了啦！」意思是说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老是这样吵不行。王太太就非常严肃地说：「你不能这样说，不许这样说。」在很多的事情上，人若逞一时的意气、没有及时煞住，就会给撒旦留出破口。很多夫妻讲话轻率、意气用事，常常说「过不下去了」、「我们离婚吧」，以后这个家庭就真的这样分裂了。所以王先生一讲：「我们过不下去了。」虽然当时他绝对没有想要离婚，但王太太连这样一个苗头都不容许在他们夫妇中间出现。——「不许这样说。」——是不给撒旦留地步的一个休止符。

　　他们俩晚年住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儿媳蔚芷回到平江路家中，正遇上王先生与太太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的事在怄气。王先生愁容满面，坐在椅子上，王太太筋疲力尽地躺在床上。王先生还在高声说：「我顾不了你了，我一定要去上诉。」蔚芷见到这一情景，知道一时半刻解不开这个疙瘩。由于对他们之间的感情了解很深，蔚芷就开了个玩笑，取来白纸一张、笔一枝，交到王先生手中说：「爸爸，你既然不管妈妈了，就请你写一纸休书，写好后，我马上带着休书和妈妈到我娘家里去住。」这一次，王先生笑了，说：「妈妈是不会离开我跟你走的。」

　　王先生在他《五十年来》一书中说，我们在生活上都有摩擦，但我们心中没有阻隔，说过就算了。这也是他们婚姻真实的一个方面。

　　王太太的性格很坚强，很少看见她哭。她刑满释放后，从就业单位回上海，见到妈妈的时候也不哭。她说，她妈妈去世时她也不哭，这并不表示她不伤心，而是因为知道妈妈回天家了，所以很平安。就是王先生走的时候，她也没有哭。她想到丈夫所去的是佳美的地方，也看到丈夫临终前卧床那一段时间，这儿插一根吸痰的管子，那儿插一根胃管，又有输液的管、氧气管，很是痛苦，能够早点离开世界，也是他的福气。

　　她侄女得知姑父病逝的消息后，因家中有病人，无法前来陪姑姑，就打电话想安慰她。但还没说两句话，她侄女就泣不成声了，她反说她侄女：「你哭什么啊！他到天父那儿去了，比什么都好，好得无比。所以，有人劝我节哀，其实我没哀，心里顶平安。谢谢天父。你不用来，天这么热，这儿人手多，什么都有人照应，你好好在家照顾病人吧！我挺好的。」她侄女反而从她那里得到了安慰。

　　有时候，她也会发脾气。每当看到丈夫讲话讲得不合宜了，就要拦阻她丈夫，拦阻不住的时候，她也会发怒。有时用手捂住她丈夫的嘴，有时就拍拍他的腿，示意他说得不合宜了。

　　有人对王太太说：「你很疼你的丈夫。」她说：「我不只是因为他是我的丈夫，才对他好，更主要的因为他是神的仆人，所以我要照顾他。」 对她敬爱的丈夫的晚年软弱，她只说：「他也是人哪！」「人的软弱不一样，到了时候，神光照他！」她自始至终敬重丈夫为神的仆人，自己也是服事神的仆人。

　　他们的感情非常深厚，共同生活了63年，其间虽然有二十多年被外力分隔开，但分离后的相思之情，使他们夫妇间的感情更加浓郁了。她给丈夫写的信，他们都收集起来保存着。

　　王先生喜欢唱诗，在监狱里也不断地唱诗，神藉着诗歌给他不少的安慰和力量。他能背很多的诗歌，其中最喜欢唱的是：「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全程主领」和「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基督精兵」。在《基督徒诗歌》中，有许多首诗歌是王先生翻译的，《基督徒诗歌》五线谱本上的中文墨笔字，是王太太写的。她晚年提到这事，说整本诗歌里只发现第37首有一个音符抄写错了，一直引为憾事。其中也有许多是王太太帮助王先生翻译的。例如「全程主领」这一首诗歌，是他们1931年6月在黄县工作时翻译的。王太太那时正患肺结核，王先生不能撇下自己的妻子独自往黄县去，所以那里的肢体知道这种情况，就对王先生说：「你可以把你的夫人接来。」这是王太太唯一一次陪王先生出去工作，一般都是王先生一个人出外工作。

　　王太太在黄县停留了四个月，在一个很安静的院子里面修养，没有其他的药物治疗，在医生的指导下，只是每天做日光浴，她的肺病就钙化好起来了。就是在那里，他们第一次听到了「全程主领」这首诗歌，觉得非常好。以后，王先生就把这首诗歌翻译过来，当时因其中有一句，怎么想也想不出比较合适的译法，一拖就拖了两三年，才把它译完。王先生喜欢唱诗，王太太喜欢音乐，在《基督徒诗歌》的出版上，实在凝聚了他们两个人的智慧。因为王太太对英文诗歌不但会弹，也会唱。她觉得诗歌能感动人，可能有些诗歌是王太太建议王先生翻译的，她自己也参与了一些文字翻译工作。在王先生创办的《灵食季刊》里，有署名为「文译」的部分，都是王太太译的。如《灵食拾零》一书中的《基督是你个人救主吗》、《一个药剂师的故事》、《一个蜘蛛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