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六十三年》

主持聚会

　　1991年7月2日，王先生得了多处脑血栓，并有脑衰退和动脉硬化等症状，后来又并发肺炎。7月28日上午，许多信徒围坐在王先生病榻周围举行主日聚会，就在唱诗的时候，王先生被主接去了。王太太没掉一滴眼泪，而是领着弟兄姊妹唱王先生生前喜欢的一首赞美诗。王太太决定继续照常聚会，又兼作丧事聚会，午前散会后，立即通知火葬场接走遗体火化，不再通知其他任何人，也不专门为王先生举行追思聚会，以免除国内外许多圣徒到上海奔丧的劳苦。

　　王先生被主接去后，王太太发奋地工作，谱写了不少赞美诗。她将以前为了帮助弟兄姊妹记住圣经各卷的名字和次序、以及每卷的题目编写成的诗歌，录进了磁带。王先生去世后，她在主持的主日聚会上教大家唱、教大家背，并把录好的磁带分送众弟兄姊妹，使更多人都学会唱。

　　王太太在王先生逝世后，便承担起主领每主日早上聚会的责任。虽然在他们家里聚会的只有四五十人，但他们却能把中国的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存着诚实的心来敬拜神。王太太在聚会中并不讲道，只是按着王明道先生最后的领受，来带领大家——要多多认识耶稣！并在王先生毕生的著作中寻找这一方面的信息，让神的仆人继续为主说话。

　　王先生和王太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自己几十年来所经历的种种试炼，把胜利和失败两方面的教训都与弟兄姊妹分享。这些信息非常宝贵，无论对国内或国外的基督徒，都有属灵的帮助。王太太所编的经文诗歌，就是为了让弟兄姊妹多多认识神、多多认识主耶稣基督。因为她觉得，我们信靠祂多少，顺服祂多少，与我们认识祂多少是成正比例的。虽然她不擅长讲道，但她的身教更重于言传。

　　也许王太太已经意识到王先生去世后，她身体的条件也不会让她久留在地上，所以她忍着腰痛，拼命地整理、分发王先生所写的书。有时候把分好的书一叠叠地捆好，桌子上放不下，她就跪在地板上，一叠一叠地捆，以便及时分散到各地去。

　　王太太的右眼能看见了，事奉也更忙了。她忙于编写经文诗歌的曲子，还要答复外地弟兄姊妹的来信。自从她眼睛复明后，给弟兄姊妹复信就写得更加勤快详细了。有许多弟兄姊妹在灵性上需要帮助，在生活方面需要指导，所以她特别的忙。以前因为她眼睛不好，她就手不停的编毛衣，编了许多的毛衣毛裤给她认识的信徒，许多信徒都从她手中得到了珍贵的爱心礼物。自从她眼睛复明以后，编毛衣的时间就少了，转而用更多的时间给弟兄姊妹写信，编写经文诗歌，还要接待从各地来的肢体。她在右眼复明后的八个月当中特别忙碌，这不能不说是神给中国教会的特别恩典。

　　1992年4月15日晚上，是王太太主持的最后一次聚会，也是主受难的日子。王先生纪念主的晚餐聚会，都是根据犹太人的节期结合犹太历来推算的。几十年来，无论王先生在北京，或在其他的城市，他一定要举行纪念主的晚餐聚会。王先生逝世以后，这一次纪念主的晚餐聚会是由王太太主持的。她在那一天晚上作了一段见证，说到她父亲在她十四岁的时候，到她的学校讲道。那天她父亲讲到约翰福音十九章五节，「你们看这个人……」的时候，她的父亲便哽咽了，说不出话来，眼睛满了泪水。她讲到这里的时候，眼睛也红了，她也讲不出话了。那天，是她仅有的一次十分钟的讲道，三天后就被主接走了。这篇信息使弟兄姊妹们受到深深的震动。的确，在我们的眼前需要一个受死的基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为我们的罪而死的基督，我们追上这样的一个标杆，对我们整个的人生……」这一段她父亲讲的道，这一段经节，对她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和帮助。

候主再临

　　1992年4月16日，王太太感觉软弱无力，不思饮食。17日晨呕吐，医生诊断为阑尾恶性肿瘤及肺炎。18日凌晨3时许，王太太脸色更苍白，嘴唇发紫，情况危急，再被送到医院，下午5时45分去世。王太太从发病到安息只有13小时，在病榻上受折磨的痛苦较少，这也是神特别的怜悯。

　　王太太去世后，她的亲属和主内肢体一致愿意为她举行一个丧事聚会。数百位信徒从近在本地本市，远在几千里的南方和相隔万里重洋的北美来参加追思聚会。在向遗体告别仪式上，许多信徒都痛哭失声，像丧失自己的亲人一样。是的，许多人从王太太身上领受过多少的安慰、同情、恩惠和帮助，她是年轻信徒的慈母，也是众信徒的亲爱姊妹。一位老姊妹在列队绕过王太太遗体的时候，忍不住用手轻轻地抚摩了一下她的前额，依依不舍，此情此景实在令人深深感动。这是出于由衷的爱，我参加过许多安息聚会，从未见过如此感人的场面，也未见过在追思聚会上，有如此之多的人从心里发出这样深切的哀恸。

　　王太太做完了她的工，安息了，骨灰与王先生合葬在江苏太湖附近。她的一生是舍己的一生，她爱心的工作永远留在众信徒的心中，成为他们的激励和模范。她的确是做到了王先生在《信徒处世格言》里的最后两句话：「事事为别人着想，处处求荣耀主名。」

　　王明道先生是神忠心的仆人，他责备教会的罪恶，斥责假先知的背道言行。他虽然安息了，但他那嫉恶如仇、振臂高呼的形象，仍在我们眼前，他那洪亮的、振聩发聋的声音，也仍响在我们耳边。 刘景文女士是神忠心的使女、王先生的良伴，她一生都在默默奉献自己的所有所能，一心讨主的喜悦，真正做到了爱人如己，给我们立下了榜样，正像哥林多前书13:4-8所立的标准。

　　王先生王太太这一对夫妇相依相伴、互助互济，一生殷勤事奉主，同行窄路63年。他们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也受到了众多弟兄姊妹的尊敬和爱戴。他们可以像保罗一样宣布：「那美好的仗我们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们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们守住了。」他们也必将无比欢欣地站在基督的台前，领受神所赐给他们的冠冕！

属灵榜样

　　我们从刘景文女士的一生中，看到她身上充满了因爱神而生出的爱人的心。正是基于这样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而来的爱，在她身上才产生恒久的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以致她能在各种逆境中处之泰然，她的内心从不因外界的影响而被激励。

　　王太太顺服神给她的一切安排，无论是处顺境逆境，还是处婚姻家庭，直到为主的缘故被捆锁、受迫害，即便在监狱中，她左眼因人的无知和恶意对待而耽误变瞎，她也默然不语地从主那里接受。她的一生，可以说是恒久忍耐、顺服舍己的一生。

　　王太太在家庭中，对待她的婆婆和姑姑是那样的敬重和谦卑，从没有因为对方无理、偏见、猜疑而引发不愉快的事；总是默不作声顺服神的安排，将争吵消弭于无限的包容和忍耐里。她躲避试探的办法，就是远离试探，免得听了不适宜的话不能得胜，以致被激动。她常说：「让别人的舌头夺去自己心中的喜乐平安，是一件极不合算的事。」因此，她遇事不轻易被激动，真可谓姊妹们处理家庭纷争的好榜样。

　　王太太对教会中青年的弟兄姊妹，就像慈母那样地关怀爱护他们，一个作母亲的所要做在自己孩子身上的事，她都做到了。作为一个传道人的妻子，在教会里她尽了一个管家当有的责任。王明道先生在讲台上用神的话语喂养群羊，王太太便在讲台下面照顾看好羊群。难怪年轻的弟兄姊妹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婶儿」，也有叫她做「王大妈」的。

　　在教会经历的几次大试炼中，她虽然不是站在争战的最前线，但却用她智慧的言语给王明道先生在关键的时刻提出最适宜的鼓励和忠告，作有力的后盾，使王先生在争战中能奋勇向前、毫无后顾之忧。

　　王太太临危不惧，处变不惊，表现在她两次被捕时的从容态度。因为她有一颗受苦的心志，随时准备着承受要来临的一切苦难，有一颗对神信靠顺服的心，这就是一般女子所无可比拟的。

　　王太太没有用高言大智传讲福音，却是用她的爱去感染人，叫人认识神，她是一个脚踏实地去行道的人。

　　她喜爱音乐，很具音乐的天赋，她把信徒们在信心、生活和日常工作里所遇到的种种试炼，用圣经的话编进信徒所熟悉的诗歌里，教他们唱。这样，不但容易熟记神的话，也能随时地运用神的话去抵挡魔鬼的诡计和攻击，特别对一些文化水平低的、年长的信徒帮助更大。许多信徒在大争战的日子，得力于王太太所编写的经文诗歌。

　　她为人和蔼可亲，从来不给别人难堪，她嘴里从不出怨言，更没有疾言厉色的对人。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所以，和她接触的人，都感觉自己在她眼中是被重视的，和她接近的人，无论老、幼、尊、卑，都尊敬她。

　　她是一个极平凡的人，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样式，在极平凡的事上做出了极不平凡的事。她又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在危难和困苦的环境下却以平常的心去处之。事情无论大小，情势无论缓急，她都能靠主得胜。她实在是极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位敬虔的妇人。作为信徒的属灵榜样，她实在是当之无愧。

生活就是见证

　　王太太的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健壮，十多年的劳改生涯，对她的身体更是造成了亏损，直至年老体质更弱、行动不便，左只眼全瞎，右眼因严重白内障、只有一点光感。这样的一位长者，在日常生活中受到肢体们的关怀照顾，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她尽量在生活上不给别人添麻烦、加增别人的负担，生活上能自理的，绝不假借他人之手。她总是处处替别人着想，宁愿自己多受些劳累，却让服侍她的人多得休息。你和她在一起，绝不会感到她是你的累赘，反而是你的喜乐和安慰。她眼睛虽然看不见东西，但摸索着给信徒织毛衣裤，摸索着给信徒写信，都是她当时力所能及的服事。她不单是爱人如己，而且爱人舍己，用她爱心的行动彰显她的信心，散发着基督的香气，是信徒心目中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

　　在北京有一个姊妹，因受不了外在环境的压力，精神不怎么正常，就找王太太谈话，从早上谈到下午，下午谈到晚上，今天谈，明天谈，王太太也不厌其烦的陪着她谈话。这对一般人来说是很难有这种耐性的。服侍他们的弟兄问王太太「你怎么能忍受这事呢？」她回答说：「这姊妹正需要人跟她谈话的时候，你不陪着她谈话，谁陪着她谈话呢？」

　　王太太在晚年的时候，常想到自己的亏欠。她说：「我真不讲理啊！要养孩子了，别人送我到道济医院，生了孩子，出医院，却没有跟人家结算花了多少钱。」晚年的时候，谈到她的婆婆大姑子对她无理的对待，她就说：「我总有什么地方不可爱，叫她们受不了我！」却从来不说她婆婆是多不讲理，大姑子是多难对付。

　　1989年，王太太侄女从山西来上海探望她，晚上和王太太聊天。王太太说：「天铎奶奶在我和你姑夫结婚前，从未和我见过面，也没和我相处过，就对我有意见。我想，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她，以致从结婚到家的第一天直到她去世，都一直把我当外人，怎么待她好，也不能让她高兴点儿。是不是你姑夫在我结婚前问过我要一张照片给他家，当时我手头没有自己单独照的照片，就随手拿了一张我站在草地上、抱着一个朋友的小孩的照片寄去了。或者使天铎奶奶怀疑我是寡妇，或者是二婚的，所以才孤身一人嫁到那么远去！若我当时另照一张给她，也许不致于这样。」她侄女回忆说，姑姑的这个理由对不对，她不知道，也无从考证。但从王太太对这件事的态度，便清楚地知道她在神面前常是省察自己，罪已不罪人。不管别人对她如何，总要力求讨神的喜悦，对人以爱心真诚相待，不求自己的益处；并且一直省察自己，不轻易放过一点无心之失的可能。这件事使她侄女深受感动。王太太深信将来必与荣耀的主永远同住，所以才重看将来在主前的交账，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来12:14）

　　王太太的右眼复明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有时候自己能下楼，还能在院子里扫扫地。因为这个院子是科学院的宿舍，没有专职的清洁人员。院子里有时候满了树叶，垃圾。王太太自从眼睛好了以后，就自己悄悄地拿了扫帚到外边去打扫院子，有时候捡些垃圾放在边上。服侍他们的弟兄姊妹深深知道，她不是故意做给人看，不是要街坊的称赞、叫人家说王天铎的母亲是个很好的母亲。这完全是出于她的本性，她在哪里都会这样做的。住在院子里两栋楼的人，都是在科学院工作的，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很受感动。王太太在这方面树了好的榜样，做了很好的见证。

恢复家中聚会

　　从1984年春天，在王明道先生武康路的家中恢复了聚会。王太太仍旧司琴，如同当年在北京基督徒会堂的时候一样。在她生命最后的几年中，她仍是虔敬地侍奉神和帮助众弟兄姊妹。

　　王太太在狱中特殊的经历，使她深深地明白，只有将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里，在遇到特殊环境时，神就能将经上的话启示我们帮助我们，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特别是在中国。因此，他们夫妇一向要求信徒将神的话，特别是圣经中宝贵的教训和警戒存记心中。鉴于一些信徒上了年纪，不容易背熟圣经上的话，王太太就将圣经中一些重要的经文配在熟悉的赞美诗曲调中，在聚会时教弟兄姊妹们歌唱。

　　从1984年到1992年4月她离开世界这一段时间，她竟编出了百来首这样的经文诗歌。她去世以后，她的侄女们整理她的遗稿和唱诗录音，印了一册《经文诗歌》。

　　当王太太右眼患老年性白内障，视力逐渐减弱以后，对她的侄女说：「我知道右眼若失明，就真成了瞎子了。既然天父许可的，我便从心眼里没有埋怨，只是开始注意屋中每件物品是在哪儿放着的，生活中各样的事物怎么弄的，一旦瞎了，不致于闷得慌，生活可以自理，别给人添麻烦。」她摸索着写回信给来信的人，王太太是个很聪明的人，她让人在一块铝板上挖出很多空行，把信纸放在这铝板上，她就在空行里写。这样，眼睛虽然看不见，写的字也不会串行。她写信使多人得安慰受益处，常给缺乏的人寄钱；没有客人在的时候，多半打毛衣毛裤，分送来往的信徒。每星期日的主日敬拜，她照常弹琴伴唱诗歌。在入狱和监督劳动的二十年左右，她没有机会弹琴。出来以后，却仍能弹得准确动听。若不到跟前看看，谁也觉不出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真是神的恩典、神的荣耀。

　　王太太弹琴，能随意降低调子，因诗歌上的调子对一般人常偏高，唱不上去，就降低一度半度以适应当时唱诗。她瞎着眼睛能如此弹奏自如，实在不简单。

　　王太太很喜欢弹琴。她在杭州的时候，爸爸是牧师，教会里有钢琴，所以她就有机会弹琴。从杭州嫁到北京，当时基督徒会堂还没有建起来，没有琴怎么办？她自己就拿张纸条贴在桌子上，画上了琴键，就这样当琴来弹。在监狱里，没有琴弹，回到上海以后，儿媳蔚芷就买了一架琴。她虽然入狱十几年没有摸过琴，出来以后还是马上就能弹 。后来，王太太搬到武康路，儿媳说要把钢琴搬过去给她弹，她不许搬，怕孙女小清音没得弹。蔚芷一直想再买一架琴，结果也没买成，因为那时候买琴不太容易，这是一件使蔚芷很懊悔的事。后来，天铎给她买了一架电子琴，王太太才有了弹琴的机会。

　　王太太总是利用机会和儿子一起唱诗。她说：「一个基督徒若不会唱诗，就太可惜了，少得很多福份。」王太太深爱儿子，并为他的信仰不断纪念。王太太的侄女婿说，很少见她直接训诲儿子，总是利用晚饭后儿子要走之前，由她弹琴大家一同唱《基督徒诗歌》，希望圣灵借诗歌在儿子心中作工。后来大家才明白她的心意。

　　80年代末期，在王明道夫妇家的一个主日聚会上，王先生谈到北京基督徒会堂被人占作桌球厅时，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会堂被封闭后，曾作为少年宫活动场所。改革开放后，又被用作商业性质的桌球厅，还在史家胡同西口外放置了广告牌。一位弟兄曾特地进去看过一次。那时朝北的大门已封死，只由东墙外小胡同的旁门进出。大堂内光线很暗，放置了五张球桌。当时有两三张桌子上有人打球，大都叼着烟卷，加以光线暗淡，乌烟瘴气。打球的人多以钱作赌注。

　　王先生先是听到王长新弟兄到北京进去过会堂，回来向他讲述所见过的这种情景，后来又听到另一位弟兄对会堂目前光景的描述。当天，王先生在聚会时讲到昔日基督徒会堂新堂奉献时的情景。在购地建堂前，他在讲道时听到有人在屋外向为建堂设置的奉献箱里投放银元。奉献箱的箱口是一条窄缝，银元只能诸个投入。开始投放时他没在意，后来一直一个一个地投放，大约投了几十块银元。他禁不住看了一眼，发觉是一位作保姆的女佣在投币。王先生回忆说，当时的女佣每月工资约两块银元。一位作女佣的圣徒，以如此微薄的工资，竟为购置新堂作如此的奉献；而今天这位圣徒奉献的礼拜堂，竟被用来作游戏赌博的场所，他便无法含忍怒气。聚会已经到了该散会的时间，他的情绪仍激动得无法平静下来，也不做散会祷告。这时，在他身边侍候的章弟兄在他耳边提醒他，时间已到、该结束了。但王先生仍然继续说下去。章弟兄见劝说无效，最后只好到隔壁房间请王太太过来再劝说。王太太在王先生身边说了许久，几经周折、仍然无效。这时，王太太只好请大家起立，由她作了散会前的祷告，才使聚会得以顺利结束。

　　王先生晚年的时候，因着年纪老迈和长期所受的压抑，精神受到伤害，在讲道的时候会偏离主题。尽管如此，他晚年的讲道凝聚着毕生的经验，其中包括成功和失败——特别是他的失败，这是中国教会宝贵的产业。综观他晚年的讲道，他最后的信息概括起来只有一句话：「多多认识耶稣！」

　　王太太是个非常谦卑的人，在与丈夫共同的事奉中，她始终是一个陪衬的人，是个帮手，很多次，在基督徒会堂或是王先生本人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王太太都能镇定自若、力挽狂澜，给予她丈夫至关重要的帮助。王太太的英文名字叫底波拉，在万分紧急的时候，她真的像底波拉。即使如此，她还是始终把自己放在陪衬的地位上。

神开了她右眼

　　王太太的白内障得医治，不得不说是神特别的恩典。每一步都有神的带领，也有众肢体的爱，每一步都有神的旨意、都有神的赐福，所以出乎意外的顺利。

　　王先生王太太二位老人是在几乎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在上海度过了他们的最后19年生活。众弟兄姊妹都巴不得王太太的眼睛能开刀，若能看见，照顾王先生就方便得多了。神为了祂自己名的缘故，赐下了特别的怜悯，为了以后的事预先有了准备。在王先生去世前的两个月，神奇妙地安排王太太做了左眼白内障切除手术，视力达到0.6，看见了自己的丈夫、儿孙和众肢体。

　　王太太的白内障比较严重，因为她左眼是青光眼，在监狱中就瞎了。根据一般的情况，要是得了青光眼，左右两只眼睛都会有的。所以上海的大夫都不敢给王太太动白内障的手术。以前给王先生的眼睛开刀的是王永龄大夫，是上海仁济医院眼科主任、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他给王先生的眼睛动了手术以后，也常到王先生的家来，有时候给王先生检查眼睛，同时也给王太太检查。但王大夫从未鼓动王太太，说：「你去开刀，你的白内障已经成熟了，可以开刀了。」因为王大夫没有这个把握。原因是：只要一只眼睛是青光眼，另外一只眼睛很可能也是，所以开刀成功的机会就很微小。

　　有一天，王永龄大夫又来给王太太检查了，就说：「你这个眼睛要开刀啊，除非请麦金泰尔（David J. Mclntyre）医生来开。」旁边一位弟兄就问他说：「我们不认识麦金泰尔医生，你能不能给我们联系这件事情呢？」王大夫说：「不行，因为他是第一医学院邀请来的，我们是第二医学院，不是我们邀请来的，不熟悉他的情况。」后来，这位弟兄在一本杂志上偶然看到，麦金泰尔医生曾给一位一百零三岁的中国老人开刀，也给两位中国画家动过眼睛手术，这些都是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甚至一百多岁的老人，手术都做得非常完美。这位弟兄从杂志上知道，麦金泰尔住在西雅图，有一个医疗中心，于是就透过大卫弟兄向葛培理夫人路得写信请求帮助，路得的同工钟弟兄便和麦金泰尔医疗中心联络。

　　但王太太对自己的眼睛却从来没有更多的要求。她说，每天早上起来，只要能看到窗外的光，心里就充满了感恩。因为有了光感就能辨别方向了。辨别哪是卧室，哪是客厅……所以她从来没有期望眼睛能看得更清楚。但弟兄姊妹们都在为她张罗，为她忙。有些肢体也从苏州请来大夫，给她看眼睛。有一天，服侍他们的一位弟兄对王太太说：「你不是常教导我们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吗？我说，你在这事上就让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流转，一步一步看神的带领就好了。我们不用人的办法，我们不强求这一件事。我们把它放在祷告中间，只看神的引导。若是神有为我们这样的预备，那么我们就顺服在神的引导下，一步一步地去做这件事情。」这样，他们就在海外做了一些联系的工作。

　　那时，一直服侍王先生夫妇的章弟兄的父亲正在上海治病，每天都要去医院照激光。章弟兄以前搞过激光，所以熟悉激光仪器，经常帮助护士开动机器。日子久了，跟医院的人也熟了，就问起麦金泰尔医生来上海的事情，请他们在麦金泰尔来的时候通知他一声。

　　后来，弟兄姊妹们把王太太带去医院检查，做住院登记。但他们并不知道麦金泰尔哪一天来。有一天，他们去看病，见到一位原来在北京熟悉的姊妹的女儿，给王太太的眼睛做了最后的检查，得知麦金泰尔医生恰巧来了。她说，我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以后的事就靠你们自己了。于是章弟兄就去找院长，院长室的人告诉他麦金泰尔医生所住的宾馆。章弟兄就和蔚芷一起到了东湖宾馆，没有见到麦金泰尔医生，只好将一张纸条从房门下塞进去，说明了来人是谁、患者是谁，也把联系的电话号码留给了麦金泰尔医生。

　　后来，麦金泰尔医生就打电话告诉章弟兄，说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葛培理夫人也和他谈过。不过他不能作主，还得听听中国方面同行的意见和安排。但他讲话到底是有分量的，同行都尊重他。他就约了王太太星期一去检查，检查的时候，麦金泰尔医生就对他们说，检查以后可以请中国的眼科主任签字、登记住院手续。这样，王太太就住进了医院。

　　那一次，麦金泰尔医生来上海总共要做八个手术。所以带了八套手术用的器械。他的手术包都是从美国带来的，因为担心在中国消毒不严格。做手术的共有七个病人，都是有地位的人，不是医科大学的教授，就是高干的家属，一般的老百姓很难有这样的待遇。但是神却奇妙地恩待了王太太。其中有一个女孩是浙江某市副市长的女儿，她本来是要动两只眼睛的手术，但是大夫检查的结果，却只能做一只眼睛的手术，另一只眼睛要留待下一次来再做。因此，就多出一个手术包来，这个手术包就是神特别为王太太预备的。

　　有人问章弟兄：既然葛培理太太讲过了，麦金泰尔医生这次来上海做手术，难道没有预备王太太的份吗？章弟兄回答说，麦金泰尔医生并没有预备王太太的份，因为每次他来上海，都已经与中国方面订好了多少个病人、多少次手术。若是麦金泰尔医生因着葛培理太太的情面为王太太做手术，势必就要使别的病人失去手术的机会，这不荣耀神。但我们知道，只要主许可，就没有人能拦阻这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们只求神的带领，祷告说：「我们不希望用人的方法，截掉别的病人的机会。」

　　但那位女孩的父亲对章弟兄说，经大夫检查后，发觉他女儿的先天性白内障暂时只能动一只眼睛，不能两只眼睛同时做，另外一只眼睛要等麦金泰尔医生下次来再做。这不是多出了一个器械包吗？所以王太太并没有挤掉任何病人的机会。

　　王太太的眼睛手术进行得特别顺利。手术时间只花了二十分钟。第二天纱布一揭开，王太太眼前就一片光明。她首先看到的是服侍他们的章弟兄，看到了就一直笑，笑个不停。章弟兄说：「你怎么笑？」她说：「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不像了！」因为她以前对章弟兄有一点朦胧的印象，十年前右眼还没有坏到这个地步，觉得他是一个瘦长的人。她儿子天铎去看她的时候，她也笑，因为她对儿子的印象还停留在四十多年前被捕时的样子，白白净净的书生模样，现在看到儿子是个头发稀少的老年人，所以也笑了。

　　王太太是在上海医科大学附属耳鼻喉眼科医院做的手术，眼科主任殷汝耕是副院长。为王太太主刀的是麦金泰尔医生，副手是殷汝耕大夫和麦金泰尔夫人。手术后的第二天早上，麦大夫和殷主任为王太太检查手术的效果，发现手术比预期的更好。后来，麦大夫邀请王太太和章弟兄一起拍照，说要带给葛夫人看。时隔一年以后，章弟兄收到了大卫弟兄转来的葛夫人的信，说她看到了那幅照片。

　　王太太的右眼开了不久，章弟兄就推了轮椅，带着王先生去医院看王太太，王太太第一眼看到她丈夫时，还是一直笑，她说，「老头儿瘦了！」「老而且瘦了！」在王太太的想象中，她丈夫不是那么老的。王先生那天却有点伤感，所以低下头来，不怎么言语。因为他曾对自己的眼睛抱着很高的期望，希望动了白内障手术以后，还能继续做他的文字工作。但结果却叫他深深的失望了。现在，他既为妻子的眼睛明亮而高兴，也为自己眼睛失明而伤感，所以他当时的感觉是苦乐参半。

　　王太太右眼开了之后，章弟兄推着轮椅带她出去看看，看到希尔顿饭店、贵都宾馆、上海宾馆、静安宾馆等等，王太太都感到惊奇。那么大的楼房，那么华丽的装饰。章弟兄也推她到宾馆里面的花园走走。王太太不习惯坐汽车，闻到汽油味就晕车。后来，他们推着她到医院检查眼睛，经过一些漂亮的街道，看到像澳大利亚领事馆，美国领事馆等。这一区原来是法租界，环境比较幽雅清静，比市中心商业性的宾馆还要幽雅得多，所以是陪她散步的好地方。

王太太获准回家

　　1977年秋，王太太因视力太差，经政府批准，从河北唐庄农场回到上海家中。当时她的亲家母因病去了北京，住在另一个女儿家就医，王太太的儿子、儿媳、孙女就住到儿媳殷蔚芷的娘家照顾老父亲。王太太回来了，他们就接她过来都住在建国西路581弄，以便照顾双方的老人。

　　建国西路的房子是在底层，走廊里特别暗，王太太视力又不好，几次前额撞在门上，蔚芷心里实在过意不去，觉得自己没有及时把门关好。但是王太太总是乐呵呵地说：「没碰着，不疼，不疼。」其实，从碰撞的声音来判断，就知道撞得不轻。王太太还回忆在石家庄监狱中时，一次正往大门里走，一阵狂风把大门刮了过来，她看不见，门正打在她的脸上，鼻子酸痛不止，可她还说：「总算没打出鼻血来。」北方的街门门栏都很高，她看不清，有一次绊了一跤，从门里面一直摔到门外很远的地方，她坐在地上，竟然还笑了起来，很感恩地庆幸自己没有跌断骨头。她就是这样一个乐观的人。

　　王太太在建国西路住的时候，蔚芷娘家的阿姨很势利眼，她看见王太太的穿着像个穷苦人，就欺负她，有些地方对她不很礼貌。吃饭的时候，蔚芷给她盛饭，盛多了，她吃不了，蔚芷就说：「吃不了就倒了算了。」王太太不肯，说：「我留着下一顿吃吧。」那个阿姨随即说：「那么这个剩菜也放在你碗里好了，你一块留作下顿吃好了。」王太太就说：「好的，好的，我下顿吃好了。」蔚芷看见很生气，说过那阿姨好几次。蔚芷的爸爸也看出来了，他说：「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客人，不管怎么说，她住在我们这里，就是我们的客人。」可是王太太却从来不说什么，也不介意。总是每天不声不响地、高高兴兴地安排料理自己的事，一边做事，嘴里还轻声地唱着赞美诗。

王先生被骗出狱

　　1979年年底，天铎忽然接到王先生从山西阳泉来的电报，说叫天铎去接他回沪。天铎请了假，带上爸爸的衣服就出发了。可一周后，天铎却独自回来了，说爸爸并没有打电报，说他的问题得不到平反，他就不出监，让家里人今后接到他的亲笔信再去接他。蔚芷想不通，说：「能回家，总比监里强多了。」可是王太太对儿媳说，爸爸这样做有他的道理，可能这样使他心里更得平安。

　　1979年底政府决定释放王明道，叫他儿子来接他出监。当要王明道先生在释放证上签字时，因释放证上写着：「押犯王明道，因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改判一年提前释放。」王明道就拒绝在释放证上签字，说自己并没有犯罪，是政府逮错了他，判错了他，关错了他，要政府认错才肯出监。政府哪肯认错呢，所以那次他就没有出监。政府只好想个办法骗他出离监狱，因为只要他离开监狱，他一个人无法生活，这样就得乖乖地回上海去。

　　1979年12月29日，监狱的干部把王先生调到监狱外的「三间房」的地方。对他说：「过不多日子北京法院有人来，同你谈清楚你的事情。你一出监你就恢复自由了。」王先生信以为真，以为北京法院来人便可以把他的事情谈清楚，就答应了。王先生即出离监狱，就住进「三间房」。这「三间房」是刑满释放的人暂住的地方。这样，王先生在1980年1月被骗出监狱，天铎把爸爸接回到上海。事后王先生说：「我不是放出来的，我是被骗出来的。」

　　不久，葛培理夫妇托人给他们送来一本大字的英文《圣经》（新约附诗篇），当时王明道夫妇俩视力已很差，大字的《圣经》也只是依稀能见，那时没有中文的大字圣经，他们每天读两篇英文诗歌，两章新约，一篇箴言。因为王太太有很好的音乐天赋，诗篇可唱性又很强，所以在她编的经文诗歌中，诗篇占了很大比重。例如：诗篇1:1-2，13:5-6，16:4-8，19:7-10，19:14，20:7，42:5，46:1-3，103:15-17，121:1-2，131:1-3等。都是他们夫妇爱唱的。

在平江路的日子

　　王先生出狱回到上海，与老伴住在平江路13号儿子的房子里，开始了别离二十年后的共同生活。王太太常常去她亲家那里。这时候，那个阿姨也晓得王太太情况有所改善了，生活也好了，还经常把别人送给她吃的东西给蔚芷带回家，所以对王太太的看法也就不一样了。即便如此，王太太也从来没有说过她不好，总是很原谅她，从来不责备她。

　　王先生的白内障严重的时候，许多人恳请他们去美国动手术。当时王先生也为了要写申诉，急于要治好眼睛，所以愿意去。但王太太坚决不去，两人为此意见不一。王太太不和王先生争论，只说：「你愿意去美国治眼睛，我不去，你一个人去好了，我不反对，不拦阻你。」王先生当时离不开王太太，所以，以后他也就不再为此争论了。后来，蔚芷特地请了王太太的侄女和侄女婿，一同去劝说王太太，但王太太还是不肯陪王先生去。她是为了教会和圣徒的益处不肯去，情愿与圣徒在大陆同受苦难，也不肯陪丈夫到美国治疗眼睛。因此，她们就不再劝说了。王太太说，「我们老了，不能再为圣徒做什么了，但我们在国内可以陪陪圣徒一同受苦。」因此，王先生最后只好在国内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

　　手术后，王先生也无法写字。但王太太一直不同意王先生写申诉书，也不赞成他用磁带录音，作口头申诉。王太太编的一首经文诗歌，能充分地表达她愿意顺服主的心意。歌词是：「不要自己伸冤……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12:19）王太太的侄女婿曾为在北京海淀被没收的房地产申诉，后来，他也因王太太对待申诉的态度和上面这节经文，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不再为自己申诉了。

　　虽然王太太自己不愿出国，却会为有难处的肢体多方地考虑，需要出国读书的，她会尽力帮助他们出国。

　　第一件事是他们回上海住在平江路的时候，一位邻居的女孩子当时二十多岁，几年来一直在他们身边替他们在家务上代劳，服侍他们。女孩子对王明道夫妇和教会的事十分了解，王太太恐怕将来政府要通过这女孩子了解情况，给女孩子造成压力。王太太曾对她侄女婿说：「怕这样一个女孩子承受不了这样的难处。」而这位女孩子因有耳疾，几年来想考大学都因身体的缘故未被录取。故此，王太太便出面请一位来拜访她们的美国某神学院教务长为那女孩子取得一个奖学金名额。这事很快就顺利成就了。

　　那女孩子出国的时候，她妈妈和一两位肢体，并那位美国神学院的教务长等四五个人同乘出租汽车送她去虹桥机场。当时是80年代，出租汽车很少，必须电话预定，又怕回来没有汽车，所以就订了来回程。去时，司机以为是四五个中国人送一位外国人。可是回来时，却见那位外国人仍在车上，就问送行的一位肢体说：「为什么？」他就告诉司机说，这位外国人是送中国人的。司机后来才明白，说：「我只见过中国人送外国人，却从未见过外国人送中国人。」那位肢体便告诉司机说，我们都是信耶稣的，才能这样彼此相爱。当时，那女孩子的经济情况是买不起机票的，王太太便让天铎为那女孩子买了机票。

　　另一位信主的女孩子要去美国学护士，当时买机票必须用外币或兑换券。这位女孩子的妈妈问王太太有没有这种钱，可以跟她兑换一些。当时王太太就把手中所有的兑换券都给了她，但还不够。这位妈妈走后不久，来了几位到访的客人，走时给王太太留下一些兑换券。客人走后，王太太立刻打发一位弟兄，骑自行车把兑换券给那位妈妈送去。她把自己手中所有的都给了那女孩子的妈妈，使当时在旁的肢体大受感动。

在武康路的日子

　　1983年，王明道夫妇搬到武康路，在那里住了九个年头。由于王太太眼睛和行动都不方便，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屋子里做她自己的事情，与邻居少有来往。但是邻居中间发生什么事，她都很关心。譬如说，她们隔壁的邻居是天铎在科学院的同事，那同事的儿子和父母关系不融洽，王太太就在中间凭着爱心来规劝。

　　王先生身体不好，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心愿，想让王先生在冬天的时候住进一种特殊的病房，好度过上海严寒的冬天。因为上海的冬天很寒冷，一般家里没有很好的取暖设备。但王先生不能与王太太分离，所以一定也要把王太太接到这个病房里去住。虽然弟兄姊妹已经做了安排，但是王太太却不肯去，因为病房的房租非常昂贵，而且要用外币结算，每天要付高级宾馆一样的房租，她不愿意。所以，每个冬天都还是在家里度过。

　　他们夫妇俩从狱中出来时，视力都已近乎失明，事奉和生活极不方便。王太太却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正如她自己所说，每天天一亮，她还能看见窗外朦胧的日光时，心中就满了感恩。她并不因自己眼瞎不便而烦躁，所以在祷告中从来没有说过：「主啊，求祢让我能看见。」她总是说：「主啊！我愿顺服祢的旨意，祢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

　　两个老人眼睛都是瞎的，生活上当然很不方便，特别是王先生，到了晚年的时候更需要人的帮助。神特别恩待祂的忠心仆人，使他得到弟兄姊妹无微不至和精心的照料。虽然有一位弟兄经常在王先生身边，也常有弟兄姊妹来看顾他，但总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王太太的地位。王太太每天晚上要照顾他上厕所，有时候他肚子不好，起来的次数多，她也要起来多次。上海冬天屋里没有取暖设备，半夜里很冷，她就穿着绒衣睡觉，以便很快可以起来服侍王先生，几个冬天都是如此。这样，可以让和他们同住的人夜里能休息得好。

　　有一次，王太太的侄女到上海看望两位老人，住在王太太卧房的北面小屋里。服侍他们的钱姐睡在客厅里，为了怕老人夜里有什么需要，可以听得到，她侄女临睡前，特意把房门开着。可是清早起来，却看见房门关的很紧。她跑到洗手间，看见浴盆边上放着几团洗过的旧布。钱姐早就去菜市场买菜去了，这些布是谁洗的呢？待王太太起来后，她便问王太太夜里出了什么事？王太太才说，半夜里王先生肚子不舒服，王太太就连忙起来扶王先生下床，又顾虑到王先生因为耳聋得厉害，说话声音大，怕吵醒她们，就把门关了。这时，王先生因为腹泻已经把裤子和地板都弄脏了。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一个耳聋一个眼睛失明，这时候若叫醒她们，都是很自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王太太不但没有叫醒她们，反而把房门关好，不让她们听见什么声音，让她们好好睡觉，自己却摸索着找出几块旧布，端上一盆一盆的水，先把王先生擦洗干净，好让他上床睡觉，再蹲下一把一把地擦地板。她侄女问王太太，你既看不见，怎么知道擦什么地方呢？她说，我用手到处摸，闻一闻有臭味的地方就擦，直到全擦干净。又到洗手间把弄脏的裤子洗了。她说尽量不让别人洗这些脏的东西，弄完后，天也快亮了。她侄女感到十分惭愧，虽然有心要为老人家做点什么，可是自己睡的不警醒，全都落了空。

　　王太太爱丈夫，深深地认识丈夫，知道他靠着主刚强勇敢，是神无畏的战士；也知道他的软弱，如同藤萝树下求死的以利亚。她更知道最后属灵争战的艰辛，因此，每当王先生病情转重，及至生命弥留之时，王太太总是坐在他的身旁，有力地握着他的手，反复不断地颂唱诗歌：「永远与主同住，是我诚信所愿，到时必能从死复醒，常享清福无限……」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当为后人所效法。因为，魔鬼不甘于自己的失败，每当属神的人在生命垂危之际，牠常会使用欺骗、恫吓的伎俩。因此，属神的人不但自己要警醒，也当为别人警醒，用祷告和唱诗击退魔鬼的进攻。

　　他们住在武康路的时候，王先生每天早晨知道王太太还睡着，就不去惊动她，因为王太太睡不好就会咳嗽。王先生就靠着阳光有影子的地方活动，当知道他妻子起床了，就会「文」一声的叫她。每天早上起来，总是「文啊」这样叫她，就是最后那一天，早上起来说话都不清楚了，张开眼睛还叫王太太一声：「文」。王先生十分疼爱他的太太，也很尊重她。所以王先生走在王太太的前头，是神的美意。如果王太太走在王先生的前头，王先生真不知怎么办好了。

　　当王先生身体比较健康的时候，有时天气晴朗、温度适宜，服侍他们的弟兄就陪着他们夫妇俩一起下楼去，在他们住所对面（武康路6弄）的小花园里散散步，在那里为他们拍了不少照片，成为弟兄姊妹的安慰和喜乐。后来，王先生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不太好，走路脚觉得沉重，就不大下楼了，因为下去了就不容易上来。真要下去的话，就得另外一位弟兄来，两人把王先生搀扶下去，再坐上轮椅，在街上推着走。从那以后，王先生下楼的机会就很少了。王太太偶尔也到楼下信箱取信，拿报纸，但不再去散步了。

　　王太太的眼睛复明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有时候自己能下楼，还能在院子里扫扫地。因为这个院子是科学院的宿舍，没有专职的清洁人员。院子里有时候满了树叶，垃圾。王太太自从眼睛好了以后，就自己悄悄地拿了扫帚到外边去扫院子，有时候捡些垃圾放在边上。服侍他们的弟兄姊妹深深知道，她不是故意做给人看，不是要街坊的称赞、叫人家说王天铎的母亲是个很好的母亲。这完全是出于她的本性，她在哪里都会这样做的。住在院子里两栋楼的人，都是在科学院工作的，都受过高等教育，王太太成了他们面前的见证。

成为晚辈的榜样

　　王太太一生勤俭节约。一次，蔚芷从平江路回家，带了些东西要用绳子捆在自行车上，王太太就给她一根长短正好的绳子。蔚芷接过来一看，是一根灰白色毛乎乎的绳子，原来是王太太平时梳头留下的头发，她舍不得丢掉，编起来当绳子用。

　　一次，王太太的侄女婿雅忠来住在她家，发现一个玻璃瓶里的枣生了许多虫子，虫子和虫屎已有近三分之二的瓶子了，王太太因为眼瞎看不见。他没有征求王太太同意，就把瓶子丢进了垃圾箱，回来后才告诉王太太。王太太听了，竟对他大发脾气。她侄女婿从记事时起，就在王太太身边长大，这是第一次见她对自己发脾气。他对王太太说：「姑姑，我们不是浪费的人，我们家里的枣长了虫子，也是掰开把虫屎弄掉还吃的。您这瓶枣虫子太多了，既已没了营养，若再吃生了病，可就得不偿失了。」以后，侄女婿每次去，仍然为她整理食品，过期的、坏得不严重的就带走自己吃了，或者拿去喂猪喂鸡了。王太太这样节俭，真是很少见得。

　　王太太从不吝惜给别人东西或钱财，只要听说主内的弟兄姊妹有困难，就嘱咐蔚芷给他们送衣、送物、寄钱。可是对自己却非常节俭，从不肯给自己做一件新衣服，总是穿蔚芷的旧衣服。平时一张小纸片，一小块布条，一截铁丝，一颗钉子，都舍不得扔掉。蔚芷看着心里不好受，要去给她买几件新衣，王太太知道了，就拦阻说：「我这不是穿得很好吗？」时间长了，蔚芷实在过意不去，就对王太太说：「你穿得破破烂烂的，外人看见不会说儿子不好，一定说儿媳不好，不给老人家好吃好穿。」可是王太太只是嘿嘿一笑，说：「我觉得这么穿衣服，心里踏实。」蔚芷为了让王太太多吃一点营养品，穿件像样的衣服，婆媳俩没少「顶嘴」，可是王太太从来不气恼，反而常对别人回忆她在监里收到儿子和儿媳每月寄去的食品包裹的事。别人夸她有个好儿子，经常给她寄食品，即使在1960-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也没有中断过。但王太太总是及时对他们说：「仅有好儿子、没有好儿媳，食品也是寄不来。」因此，王先生常说：「她们俩不像婆媳，倒像是母女俩。」

　　在王太太关心别人的熏陶下，她孙女清音更爱爷爷奶奶。清音在南京读大学时，每逢放假回家，先打电话告诉妈妈回家的日期、火车到上海的时间后，接着说：「我下了火车先去奶奶家，你和爸爸到奶奶家来看我。」她每次回家，到喂爷爷吃饭时，她就要自己亲自喂，不许别人动手。为了喂起来方便，她就骑在爷爷两条腿上喂。蔚芷看见，怕她压坏了爷爷，说：「你怎么骑在爷爷腿上。」她急忙说：「你没看见我是腾空骑着吗？」清音是在奶奶的帮助和二姑姑筱瑜的指导下信主的。

　　王太太的视力比王先生差，王先生当时还能看得见报上的大字，并能写信。王太太虽然视力差，但却总是不停地干活，像烧开水、洗衣服，样样都摸着干。蔚芷担心她发生意外，禁止她做烧煮的活儿。但王太太闲不住，分别给儿子、儿媳和孙女清音各织了一条毛线裤。即使在她弥留的前几天，看见蔚芷的毛线裤破了，还给她赶织了一条。每当蔚芷想到这些，心里就一阵阵地酸痛。她还给不少弟兄姊妹，特别是给那些中、老年单身的人织毛衣、毛裤。一位在沈阳的姊妹因公负伤，穿衣不便，王太太就想方设法地给她做了一件棉斗篷，并用毛线织上一条领子缝上去，使她能保暖过冬。

　　约在1989年，王太太的侄子太和与妻子不和，又有病，就到武康路来，住在王太太家的北屋。当时王先生和王太太两位老人八九十岁了，眼又看不见，还要照顾他一个七十来岁的病人。王太太的侄女婿雅忠也在上海，住在王先生家。雅忠当时心里想：这个人也太不知自爱了，你有难处，但这两位老人比你难处更大。但王太太真是有爱心，雅忠当时睡在两位老人的床脚到东墙之间约一米宽的走道地上。半夜里，太和又拉又吐，王太太摸扶着床脚的铁栏杆，从雅忠地铺边上轻轻走过，到北屋服事太和，而雅忠却睡熟了，一点也不知道，王太太也不把他叫醒起来帮忙。第二天雅忠醒来，知道了晚上发生的事，对比自己的爱心，感到十分惭愧。

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

　　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这话是十分可信的。在王太太一生坎坷的经历中，经上的话始终是她的力量和安慰。

　　在狱中，她受到无理的虐待，特别是有一个同犯抓她头发，并把她的头发成咎地揪下来，对她拳打脚踢，她就想到以赛亚书50:5-7节，经上的话给了她力量，让她知道自己也算配为主的名受辱。因此，她不仅能忍受、并能胜过，心中充满喜乐和平安，并能饶恕苦待她的人。

　　当时曾有一位天主教的修女见王太太受这样的苦，就对她说：「你心中有神，口头上对他们说没有神就可以了。」王太太当时就拒绝了这种体贴肉体的劝告，仍坚持说：「我一生的经历证明，神是确确实实的。」后来这位修女得了一种怪病——不能说话，也许这就是神的管教吧！

　　在狱中有一个年轻的女犯人，是个作恶多端的女流氓，人们给她起个外号叫「小辣椒」。这人在监狱中仍旧恶习不改，人们拿她没办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狱中配合外面的运动在犯人中间也有批斗的举动。这「小辣椒」几次带头动手殴打王太太并撕扯王太太的衣服和头发，造成王太太多日的伤痛，好几天头发都梳不通，一直到管教人员制止后，她们才停止欺侮王太太。过了几年，这「小辣椒」刑满，和一个刑满就业的男青年结了婚，分配到劳改农场的一间小屋，并生了一个孩子。王太太因年老体弱，又兼左眼失明，就被分配替「小辣椒」看孩子。这样的安排实在是出于神的手，就像一个学生面对一张试卷一样。70年代全国经济很差，狱中供应就更缺乏了。政府改变了以往不许犯人送吃的东西的规定，准许每个犯人指定直系亲属每月可以寄一斤食品给他们。当「小辣椒」的孩子哭闹时，王太太就把自己有限的糖果饼干取一些喂孩子。那孩子只有几块尿布，王太太就把自己的旧衣服撕开，给孩子当尿布，还要把哭闹的孩子哄抱到睡着。这样的爱心，只能来自我们的主爱仇敌的心。她从神手里接受了这份试卷，答的非常好，使神的名得了荣耀，满足了主的心，也叫仇敌羞愧。据说，这「小辣椒」因王太太的行动很受感动，对她的态度也有了转变。

　　在邯郸的时候，有一次王太太突然头晕目眩呕吐得厉害，连苦胆水都吐出来了，被送到监狱医务所。医生诊断为左眼患急性青光眼，开了降眼压的药水，并嘱咐必须每小时滴一次眼药水，几天后再复查。当时监狱内有规定，犯人服的药，必须交给犯人中的组长保管，犯人不得私自存放药品，以防发生意外。因此，王太太就将她的药交给她的组长了，并说明医师指示服药的要求。组长说：「一个病人不过一天点两三次眼药水，像你这种人还要一小时点一次，门儿都没有。」这样，还能说什么呢！正像保罗说的：「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林前4:12-13）几天后，王太太的左眼就因眼压过高，未得及时滴眼药，瞳仁爆破失明了。神要让祂的孩子学谦卑，虽然已经被列在罪犯之中了，可是还要比别的罪犯再降一等。王太太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只说这组长是无知加上心狠，并没有更多的抱怨。这事若换了别的人，一只眼睛因此失明了，还不闹翻了天？可是王太太却默默地接受了这原可以避免的创伤。

　　她的眼压越来越高，以致引起头部剧痛。疼的时候，她的身子都不由得蜷曲起来，大声喊叫，看见的人都很同情她。这种病只要常滴降压的药物，就能缓解。可是由于当时不能及时滴眼药，以至延误了医治。当时和她在一起劳改的姊妹们同心为她祷告，她自己仍是信心坚固。瞳仁爆破、眼压下降以后，她失明了，但头疼也没有了，就经常听见她低声吟唱《基督徒诗歌》第78首「求拉我手」。歌词是：

求拉我手，使我与主日亲近，
靠主身旁，以主为乐为望。
求拉我手，否则我即将失迷，
无主同行，转瞬我便走错。
求拉我手，因我前路甚幽暗，
不见主面，便如黑暗无光。
因藉信心，得见我主大荣耀，
我便高歌，满心喜乐洋洋。

　　1970年，全国掀起「斗私批修」运动。监狱里也不例外。这运动在监内是抓那些在改造中偷东西的，占公家的便宜的，搞包庇拉拢的「反改造」分子。那时犯人经常被调动，说走就走，行李多的就很不方便。干部要求大家精简行李，王太太因东西最多，衣服也多，她正想着该怎么办的时候，有人就喊着说：「刘景文的东西可多啦！」队长过来一看，就对她说：「刘景文啊，你东西这么多，就给你展览展览吧！」于是在一个大席棚里开她的展览会。把她所有的衣服，像旗袍、丝袜等等都挂起来，说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服装，贴上标签，标明这件是什么，那件是什么。把棉被说成是鸭绒被，极尽歪曲羞辱她。接着就开批斗会，开始有人动手打他，队长到场制止，她才算没再挨打。

　　有一位名叫常丽德的犯人，在1960年因信仰被捕，判了十三年。在监内，她放弃了信仰，对王太太批判得特别起劲，以表示自己立场改变、靠拢了政府。她在会上说：「相信耶稣是童女生的，哪有这回事？我跟我老头儿结了婚，我就不跟他一块儿，看会不会生孩子？没有这个事。」还说：「王明道在讲道时，眼睛一直盯着下面的献金箱，等聚会一完，就直奔献金箱去了。」王太太心里说：「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你还会去聚会呀？」这常丽德出监后，才恢复信仰，她出监不久，王太太也被释放了。王太太听说她家在乡下，生活得很困难，就给她寄了二十块钱，有人对王太太说：「她说那样的话，你还寄钱给她？」王太太却没有这样想，而是仍以爱心待她。到王太太离开农场，真正回到家里，常丽德便写了一封信给王太太，很恳切地承认自己放弃信仰的罪，没过多久她就离开世界了。

　　有一次，同监犯人在批斗殴打王太太的时候，王太太因为疼痛就大声喊叫，想叫守卫的人听见好出来干预，谁知他们一个也不来。因为那天各个监号内都在打人，专门打那些信神的人。政府对这些事是默许的，所以干部故意躲开，或干脆不来，让犯人互相批斗，出了事，顶多处分一两个犯人就算了事。

　　第二天仍继续批斗王太太，打她。她们因为知道她会喊叫，号内的组长就用手拼命地提她颈项后面那根筋，好让她叫不出来。这个人因贪污被判刑，使王太太吃了很多苦头。她这样做了以后不久，颈部就患痈疽，王太太却仍以爱心待她。她刑满后，因着王太太的见证信了耶稣，回北京探亲期间，还去看过基督徒会堂的信徒萧语平姊妹。萧姊妹跟她一起祷告，在灵性上很追求呢。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犯们对王太太说：「我们有一个制度，你要是说有耶稣，你就甭打饭；你要是说没有耶稣，你就可以打饭吃。」于是王太太便去找队长，问：「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制度，如果我说没有耶稣，我就可以打饭吃，如果我说有耶稣，就不让我打饭。如果政府真有这个规定，我就不打饭了。」队长对她说：「你打你的饭。」她有了队长这句话，就打她的饭，也没有什么事。可是和她一起坐监的陈善理大夫（原是北京香山恩典院的负责人），她人太老实，不问个究竟，以为这真是政府规定的制度，真的一天没有打饭吃。她本来身体有病，再不吃饭身体就更不行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太太的智慧，她能分辨哪些犯人自己出的主意，哪些是政府的政策。

　　每次王太太在挨打的时候，都一直默唱一首歌，就是她自己配上曲子的以赛亚书50:5-7：

　　「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我知道我必不至蒙羞。」

　　这是她最爱唱的一首诗歌，她在家里的时候唱，在监牢里也唱。在被辱骂挨打那些日子，她时常默默地唱这首诗歌，心里满有力量，也不惧怕。

　　政府要求并鼓励在监狱里的犯人彼此检举揭发，谁检举别人多，谁就是靠拢政府，说明谁改造的好，也就有可能被减刑或提前释放。可是王太太从来不记仇，更不会去检举别人。

　　她在服刑的期间，是不许给丈夫写信的，所以整整有十五年，他们夫妇俩互相不能通讯息，所有的讯息都是透过上海王太太的母亲和哥哥互相转告。王先生在山西写信给他的岳母，岳母把他简单的情况再告诉在河北邢台的女儿。女儿也把自己的情况告诉母亲，母亲就把情况告诉女婿。就这样，通过第三者来传递彼此在狱中的消息。

监督劳动时期

　　王太太服刑15年后，于1973年4月底刑满释放，仍留在邯郸，不能回家。因为当时的劳改政策规定：凡是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去的犯人，虽刑满也不能迁回原地，只能留在监狱外的农场住宿、劳动。每月发给一份仅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可以在劳动的农场范围内自由活动。这种人被称为「刑满释放犯」，家里人也可以随时来探望，每年可以享有一次的探亲假期请假回家；除此之外，就跟服刑犯人的处境差不了多少。王太太的儿媳蔚芷每月都给她寄点吃的，像炒面之类的，放上糖，她用开水一泡，就可以当面糊吃。

　　1973年9月中旬，王太太由邯郸调到石家庄劳改农场监督劳动，一直呆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1976年9月又调到邢台唐庄农场。1977年，因为她眼睛失明，才被获准回上海她儿子的家。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当时一般监督劳动人员多终老于劳改农场。

　　王太太在石家庄劳改农场时，一次，她侄女婿出差到石家庄，曾陪同她于一个主日坐火车去阳泉荫营，看望她丈夫王明道先生。那时是夏天。他们上了火车后，车厢的窗子开着，他们挨窗口隔着小桌子对面而坐，火车开离了监狱管制的地方，身旁也没有其他乘客，他们姑侄俩便大声唱起了《基督徒诗歌》第一首「赞美上主」。因为当时没有《基督徒诗歌》的歌本，只能靠记忆，俩人共同回忆歌词的内容，竟把六节歌词一字不差的全背下来了，王太太那高兴劲就甭说了。她侄女婿提起这事，至今记忆犹新。

赞美上主我愿声高，声由心起直达云霄，
默思主性细察主工，赞美为始欢喜为终。
如灯在天群星荧荧，主定其数主命其名，
我主智慧深逾海洋，世人心思难断测量。
至尊上主恩惠无边，手铺白云遮瞒青天，
普降甘霖滋生禾黍，点点是恩不空入土。
芳草满山嘉谷遍地，华美衣冠无此艳丽，
畜食禽粮尽出主手，虽小麻雀也不空口。
被造能力又何足云，无论是物无论是人，
心性虽灵肢体虽巧，自主看来尽属微渺。
因主最爱惟有圣民，以祂为子眷顾殷勤，
知祂敬畏知祂顺从，爱祂克肖自己形容。

　　王太太在石家庄劳改场监督劳动的时候，和张锡恩姊妹在一间南屋里同睡在一条炕上。王太太的侄女婿来看望她，带了些吃的给王太太，想给锡恩姊妹一些，锡恩姊妹不肯受，因为她当时是小组长。她们当时虽已刑满，但同案之间来往仍受监督，压力很大。王太太趁还给东屋的语衷姊妹一个带盖的大搪瓷缸子的机会，巧妙地将一斤巧克力放进缸子里，盖上盖子送过去了。那时，在监督劳动的场所，要吃点好东西是很难的。

　　王太太刑满后，知道自己的丈夫还在捆锁中，就向政府提出要求给王明道写信。后来政府许可了，她马上就给王先生写信。她做事非常地细心，把收到的炒面又给王先生寄去，还在信中叮嘱他：「要省着点吃，恐怕以后不常有的。」因为那时正当文化大革命中期，交通各方面都很混乱，情况也在不断地变化，她恐怕不能长久这样不断地带食物给自己的丈夫，所以一再地叮嘱他：「你要省着一点吃。」

　　1976年春天，王太太和另外两个犯人同室，三个人同睡在一个由砖块堆成的大炕上面。这炕一面靠墙，另三面是用砖块围成约五十公分的外壳。内中由各人拾来的碎砖块填到一定高度，再在碎砖上面填一些禾草杆，褥子就放在禾草杆上，就这样睡觉。大家一齐动手修建时，王太太因年老体弱，又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所以各自拾砖时，她只拾了够填一半高度的砖块，砖就给人抢光了。她又没有力气把砖块垒起，就在砖块的凹处铺点禾草杆，再铺上褥子，就这样睡觉。她侄女到邢台唐庄农场监外劳动营中探望她时，到院中想拾些砖给她修理修理，但院里那时正搞卫生，一块砖也没有了。她对侄女说：「你老远来呆一天就走了，干嘛把时间干了这些呢？咱们说话还来不及呢？你若真把砖铺成平的，我这么瘦，反倒硌的疼。我睡在这个凹的炕里挺好的！」她还是这样一个凡事谢恩，凡事知足的人。真是像保罗所说的：「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4:11-13）

　　同年秋天，王太太的侄女再去看望她。同室中王某某回北京探亲去了，她侄女正好能在这个空铺位上住两天。这屋里一共住了四个人，同睡一个大通铺。进门的第一个铺位是位刘某某，因和儿子多次拦路抢劫而入狱。第二个铺位是王太太睡的。第三个铺位就是回家探亲的王某某，她因与小叔子通奸、合谋害死丈夫而被判刑。第四个铺位是位张某某，她是药房的工作人员，因偷窃大量药品而入狱。

　　在服刑期间，犯人不许交头接耳，更不准谈及彼此的案情。有了事情发生，必须向政府检举汇报。犯人间也彼此不知姓名，都有指定的代号。但刑满后，这种监规就不再适用了。她们之间可以随便交谈。这时候，就有人问王太太：「为什么在服刑中，人们多次无理的待你，甚至是违反监规的，你不反抗，不举报。出来后，也不报复她，还拿自己的东西帮助这些人呢？」王太太说：「我是信耶稣的，我在信主前，和她们一样是罪人，然而主救了我，叫我明白了真理，所以我只要按圣经上神的话来行事为人。」于是，就藉着这样交谈的机会将福音传给了她们，其中王某某就这样认罪悔改了。王太太让她进一步地认识到：公安局认为是罪的，当然要接受因犯罪而应得的刑罚。但即使是在人眼中不认为是罪的思想、意念、说话和行为，在神圣洁的眼中算为有罪的，也都要向神认罪、向人赔罪，真正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接受耶稣作为她个人的救主。后来，王某某年老回北京住在儿子家时，还给王太太写信交通，末了她患了癌症，平平安安地被主接去了。王太太右边睡的是强盗刘某某，左边睡的是通奸杀人犯王某某，神的孩子睡在这样的两个人中间。按人看来，是多么叫人无法忍受的事。但完全圣洁无瑕疵的主耶稣，就是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两个强盗中间，「祂也被列在罪犯之中」（赛53:12）。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太10:24），王太太身上有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为主的缘故忍受所临到她的一切苦待，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并存怜悯的心。为此，神差她到福音传不到的地方去，使用了这件经过锤炼的器皿，做成了祂所要成就的工。

　　在监督劳动期间，有一个女犯人对王太太很不好，时常欺负她，她却从不记恨。她们使用的厕所是蹲坑，那女犯人上厕所不能蹲下，有的时候她的腿就僵在那里，半蹲半站得动不了。每当这时候，王太太总是进去，想办法把她搀扶出来。她因为蹲不下，便站着撒尿、拉屎，于是裤子上、衣服上又是屎又是尿，王太太就给她洗给她涮，别人在旁边就讥笑王太太，说：「她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待她？」

　　王太太在监督劳动的期间，曾回上海几次。每年只能请一次探亲假，每次只能请假半个月。每次回上海时，她都让儿子王天铎买塑料水桶，一买就是四五个，因为在就业队里没有这种塑料水桶。打水、提水用的都是木桶，很笨重，她也提不动。队里有很多老人，生活很困难，洗脸、洗脚都得从井里打水。所以她买了那些塑料水桶拿回去，跟她们一起共用。当政府让她离开农场、正式回家的时候，她就把这些东西都留下给别人了。那时候，塑料制品还很少，价格也很贵。一般干部一个月的工资不过几十块钱，一个好一点的塑料桶要十块至二十块左右，一次带四个五个塑料桶，还有塑料脸盆，是要很多钱的。可是她为别人着想，不辞劳苦、也不惜花费。当然，她也花不起这些钱，都是儿子为她预备的。

　　1973年秋，王太太第一次请假回上海，看望十五年未见到面的九十四岁高龄的老母亲。她儿子天铎去车站接她，却错过了，没有接着。等她儿媳下班回到家中，看见王太太正抱着周岁的孙女儿清音玩，从阳台上跑出又跑进，她和孙女都咯咯地笑个不停。

　　她儿子当时的住处只有一间房间，王太太一来便住不下了，王太太的母亲就到浦东天铎表弟家住。她们母女同住了十天以后，王太太就回石家庄去了。没想到这次相见，却成了她们母女的诀别。王太太的妈妈是在1974年1月被主接走的。

　　1975年王太太请了探亲假，在儿子天铎的陪同下，去山西荫营看望她分别了17年的丈夫王明道先生。1976年，王太太一个人又回到上海儿子家中，她们儿孙三代快快乐乐地度过一个月。她儿子又给妈妈买了些生活用品，如塑料水桶脸盆等等，王太太就回石家庄去了。

暴风雨前夕

　　1955年夏，全国开始「肃反」，王明道先生和他领导的基督徒会堂成为三自会主要的攻击对象。王明道先生奋起为真道争辩，先后写出了《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和《真理呢，毒素呢？》两篇文字，最后在1955年6月发表了《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三自会发动群众对王明道先生进行控诉揭发，基督徒会堂的信徒也在这场运动中成了「肃反」的重点，工作岗位的领导要他们站出来，交代王明道先生的问题，企图将信徒各个击破，从中找出破口，孤立王明道。

　　当时王明道先生在讲台上为真理而战，站在最前线，竭力为真道争辩，王太太在台下却做着王明道先生在讲台上做不来的工作。王太太与圣徒谈话中，常常用圣经的话来鼓励年轻的弟兄姊妹，用她自己谱的经文诗歌来勉励他们，为面对批判斗争的人及时送上所需用的圣灵宝剑。其中最有针对性的诗歌是源于路加福音21章14-15节：

　　「你们要立定心志，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敌不住，驳不倒，敌不住驳不倒的。」

　　还有一节经文诗歌是源于林后4章7-9节：

　　「你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是出于神（重句），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

　　这些经文诗歌给了弟兄姊妹极大的鼓舞和力量，因着他们背熟了这些诗歌，便能在患难逼迫中，勇敢无畏地捍卫真理。学校里有些年轻的姊妹，在斗争会上勇敢地说出「头可断，血可流，信仰不能批判」的豪言壮语，以致政府认为，各大院校里基督徒会堂的信徒在斗争会上所说的话都像统一了口径似的，幕后肯定有主使。他们哪里知道，这乃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他们都同感一灵，当然都说出同样的话语了。

第一次被捕

　　王太太已经有了为真理受苦的思想准备，在1955年8月7日深夜将近零时，公安人员爬墙进入基督徒会堂，王太太忽然听见房顶上有声音，要出去看看，刚走到小客厅门口，公安人员正要进来，碰见她就把她铐了起来。她当时显得很镇静，因她知道这件事早晚要发生。跟着公安人员进入王先生的屋里，王先生一看见公安人员手里拿着手枪对准他，显得有点慌张。因为王先生当时觉得，他们大概不敢抓他，所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从这件事上来看，王太太的确是柔中有刚的人。随后，他们也把王太太一同带走了。

　　他们带王太太走的时候，她当时只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和衬裙，脚上穿的是一双新布鞋，是一位姊妹亲手做了送给她的。当时天正下雨，她舍不得弄脏这双鞋，就脱下来夹在腋下，公安人员给她一把雨伞，她就光着脚，趟着雨水走了。

　　王明道先生和王太太被捕后，被关在北京草岚子胡同13号看守所。它的前身是国民党的刑警队，专关共产党人的地方；日伪时代是日本宪兵队专关抗日分子的处所；解放后便用来关押反革命分子。基督徒为了信仰被捕后也被关在这里，列在政治罪犯之中，这实在有点可笑。但现实确实如此。我们的主昔日怎样被犹太的祭司们「列在罪犯之中」，今日祂的门徒又岂能例外呢？

　　王太太最初被关在甲号监舍内的单间，她对面的两个监房是大号，每间关十几人，里面关着一位弟兄。一次，她对面监房内的犯人在斗争这位弟兄，要他交代问题。一般都是审讯员审问犯人，但有的犯人不怕审讯员，可以一问三不答，政府拿他没办法。于是，政府将特权下放到犯人中，让犯人斗犯人，用以夷治夷的方法，也是给他们立功的机会。这事交由号内的组长主持，发动众犯人向不交代的犯人斗争，方法有文的、也有武的，都由管理员示意组长执行。这位弟兄当时拒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坚持是信仰问题，于是遭到小组的犯人围斗。他们用「摇煤球」的方法来整这位弟兄，就是大伙围成一圈，被斗的人坐在当中，四面的人用拳头抵住他的头部，用力推压。弟兄受不了了，在炕上猛地站起来大声喊叫，以示反抗。王太太在对面的屋内听见了这喊声，听出是这位弟兄的声音，便写了一张条子交给管理员。条子大意是说，他们这样斗某某起不到效果，反而会引起他更不服。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他。果然，这条子送出去后产生了效果。管理员进到这位弟兄所关的那个号内，叫犯人不要采取强硬的手段，要讲理，并说：「有犯人给你们提了意见，写了条子，说你们这样干不成。」他们这才停止了对弟兄的围斗。后来，这弟兄被释放出来，去看望王太太时，谈起了狱中这件事。王太太告诉他说：「我当时听见你大喊大叫，不忍听任他们这样折磨你，所以写了一张条子给管理员。」通过这件事，便可以看出她爱弟兄的心是多么的真挚迫切。她自己可以默默忍受许多的苦待，一声不发，可是若弟兄受无理的迫害，她就要仗义执言，甚至不顾自己的安危。

第一次获释

　　1956年9月30日，王太太从草岚子看守所获释。王先生是9月29日比她早一天释放的，获释的条件是答应政府出狱后带领教会参加三自会。并安排王先生于9月30日在青年会做检讨。他刚做完检讨，那边看守所就把王太太放出来了。这也是交换条件之一，王先生若不做公开的检讨，就不放王太太出来。政府深知王先生很爱他的妻子，知道他必会就范。

　　当王太太被放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她雇了一辆三轮车将他们二人的行李拉回家，王太太一进门，就直奔小会堂去弹琴，弹的是《基督徒诗歌》的第一首：

　　赞美上主我愿声高，声由心起直达云霄。
　　默思主性细察主工，赞美为始欢喜为终。

　　她在监里一直想唱这首诗歌，但始终憋着，不能出声歌唱。所以她暗地下了决心，一旦回家，就要弹唱这首诗歌，真是一个乐观的人。

　　王明道先生释放出来后，政府等待着他实践诺言、参加三自会。但王明道先生怎能参加呢？他在看守所承认的种种「罪状」，都是因为受不了同监的两人日夜轮番的恐吓、虐待、殴打，因软弱惧怕，就违心地「认了罪」。政府要的就是他认罪，不管是真是假，只要王明道答应参加三自会，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但王先生出来后，除了在青年会作了那份假检讨外，以后就什么都没有做。他在会堂住了六个来月，干脆搬回甘雨胡同自己的家，不再和基督徒会堂有任何接触。政府方面还是耐心的等着，希望王先生能完全地转变过来，参加三自会。但是王先生清楚地知道，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所以他就一直地在回避。宗教事务处多次约请王先生，都是只请他一人。但每次他们请王先生到颐和园玩，王太太总是陪着他去，政府对此很不满意。他们对王太太说，我们是请他，你为什么老是陪着他呢？王太太说：「我不放心，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因为他的父亲是自杀死的，所以我怕他自杀。」王太太说这话是很有智慧的，因为王先生在第一次被捕以后，精神便瓦解了，那时确实可能走上他父亲曾走过的路，王太太的这个想法未尝没有道理。但这里面还有更深的含义，就是怕王太太不在身边的时候，他们会用恐吓的方法逼王先生参加三自会。所以王太太形影不离地老跟着王先生，以便在王先生关键时刻把握不住的时候，及时地拉他一把。王太太是个非常有智慧有胆识的女子，看事情看得很深远。所以，每当三自会或宗教事务处约请王先生去游玩，王太太必定在场，使他们对王先生预订进行的劝诱无从下手。因此，他们对王太太这样的做法十分反感，但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第二次入狱

　　王先生并没有按照当初对政府的承诺去参加三自会，政府岂能放过他们？等了一年，看他们实在不走这条路，政府就又下令逮捕他们。

　　1958年4月29日晚10时许，公安人员进入他们家，再度把他们夫妇逮捕走，先带走王先生，然后才把王太太也铐走。当时王太太的妈妈和儿子天铎都在家，他们眼看着自己的亲人又被抓走，心里是什么滋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太太进监后，第一次提讯时，那些过去负责与他们联络的干部便气冲冲地用手指着她说：「你这不识抬举的，你把教会弄得乌烟瘴气，你为什么说他父亲是自杀的。」王太太说：「他父亲本来就是自杀的。」因为王太太在监外时，曾拿这句话来搪塞他们，不让王先生独自一人外出，一定要陪着，致使他们不能对王先生进行个别的威胁劝诱，叫他们立下功劳，所以他们对王太太特别愤恨。由此看来，如果不是王太太常在王先生身边，王先生真可能会因为受不了他们的威迫劝诱，而持守不住。

　　王太太第二次被捕，还是被送到草岚子看守所。1959年11月，草岚子看守所的犯人都被迁到德胜门外功德林。1960年2月，又由功德林迁到半步桥看守所。1963年9月，王太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王明道先生则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北京狱中

　　判刑后，王太太仍留在北京市自新路半步桥看守所，直到1965年，调到北京通县小五金厂劳改。

　　她在半步桥看守所的时候，每周末政府组织犯人在院子里看电影，春夏天还可以，冬天就冻得受不了，可又不能不去看。王太太衣服不够，囚衣的对襟处钻风，特别冷，王太太就想法在出去看电影前，拿上一些草纸，看电影时塞在胸口前保暖。

　　1966年夏，她从通县小五金厂调到北京市第一监狱里的袜厂劳改，在那里有三年之久。

　　1962年，王太太儿子天铎结婚后的第三年，天铎夫妇利用暑假从上海到北京看望在狱中的父母，王太太和王先生当时都关在自新路半步桥看守所。这次是她儿子和儿媳第一次探监。这次接见是经过特殊允准的，不是每月一次按常规和犯人们的集体接见。

　　天铎夫妇进入监狱后，来到监狱的大院里，院子里没有桌子，没有椅子，他们就站着等候他们的父母出来。不久，管理员领着王明道先生走了过来。王明道先生见到儿子天铎，感情很是冲动，双手紧紧抱着儿子的头，凄然泪下。说他自己还好，只是惦记着王太太，不知道她的身体可好？王太太二十多岁生过严重的肺病，因此身体一直比较虚弱，想到她也在受苦，王先生更是放不下心。又惦记着岳母，便问岳母在上海生活的情况如何。王明道先生一向非常孝敬他岳母，并把老人看作是自己的母亲一样。由于感情冲动，他几乎没有注意到与儿子同来、过门不久的新儿媳妇。但是他儿媳妇很能理解公公的心情，知道他多年见不到一个亲人是什么滋味。多年后，王明道先生常喜欢对别人说：「我这个儿媳妇好，能在那样的环境条件下到监狱里看望作为罪人的公公，这不是一般妇道人家能做到的。」接见限定的时间到了，管理人员便把王明道先生带了回去。

　　又过了一会，一位女管理员带着王太太来了。王太太穿的还是家里带来的家常衣服，虽然破旧，但洗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她见到儿子天铎时很平静，并热情地跟儿媳妇打招呼说：「1950年我陪天铎到上海去工作报到时，到过你们家，见过你的父母和你。」又说，在监狱里听到他们结婚的消息非常高兴。在她儿媳妇眼中，王太太对她家和她是知根知底的。她儿媳的外祖父是天津的一位牧师，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王太太又问了她妈妈和丈夫的情况。在整个探望过程中，她的神情始终镇定自若，给她儿媳妇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在河北服刑

　　1969年冬，监狱里配合当时文化大革命中的「战略大疏散」、「京城一片红」的革命口号，将一部分原籍是外省的犯人调回原籍服刑。也有一部分原是北京户籍的犯人，按当前形势的需要调离北京。王太太属于后者，便在这次大调动中调离了北京。

　　1969年冬，王太太从第一监狱调到河北省邯郸劳改农场，王太太最后服刑的地方是在河北邢台唐庄农场二大队妇女队，直至1973年4月底刑满。王明道先生则早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第一监狱调到山西省大同煤矿，以后转移到阳泉荫营煤矿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