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属灵文章

　　1）贾玉铭老牧师创建了灵修神学院，带出许多传道人，写出许多解经书籍。虽然他后来参加了三自会，但总体来看，他是一位被神重用的仆人。

　　2）敬奠瀛先生创建了耶稣家庭。

　　3）苗树滋先生创建了烟台基督徒查经处。

　　4）张学恭牧师创建了南京泰东神学院，在狱中被主接去。

　　5）赵君影牧师组建了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在海外组建了中华归主神学院。

　　6）赵世光牧师组建了海内外灵粮堂，编辑了《灵粮诗歌》。

　　7）计志文牧师组建了伯特利布道团，伯特利神学院，伯特利孤儿院。计志文牧师一生没有儿女，虽然他没有亲生的儿女，但大家都说他属灵的儿女遍天下。

　　8）周志禹牧师负责中华传道会，组建了黔光圣经学院。

　　9）焦维真女士组建了传道人修养院。

　　10）刘景文女士（即王明道夫人）。有人说没有王太太的帮助，就很难有王先生的事奉。她在协助王先生同时，对我们这些晚辈都关心备至。甚至她失明后因挂念我，仍给我亲笔写了大约二十封信。近三十年来我东奔西走，这些信至今一直带在身边。我从心里觉得老人家是我属灵的母亲。她对我爱中有严，严中有爱。严格的时候，她像个严师，认为你该对付的罪，无论付多大的代价也一定要彻底对付。而对你所受的伤，也许别人很难体会，她却有慈母般的体恤，让你淌着血的心得到医治。我觉得若是没有王太太的带领、教导，很难想象自己会有后半生的事奉。我和耀轩是她印证成婚的。1980年代她问我：文化大革命以后找不着你，是不是你藏起来了？我说：藏的确想藏，只是藏不住了。她严肃地说：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何必故意藏着呢？……

　　11）俞成华老弟兄是聚会处的长老，译有《盖恩夫人传》和《与神同在》，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受到逼问迫害，但坚守真理，为主殉道，死在政治运动当中。

　　12）陈恪三老弟兄是聚会处中神的忠仆，二十六岁时已是旅长兼公安局长。辞职传道后，为主多受苦难。

　　13）袁相忱先生是北京家庭教会主要负责人。长期关押释放后，在北京建立了家庭教会。

　　14）王载先生是海内外知名传道人，曾辞去高薪职位，在街上摇铃传道。后来被主重用。

　　15）王峙先生是海内外知名传道人。

　　16）苏佐扬牧师毕业于华北神学院，毕业以后，一度在灵修学院教课。1940年代，他在甘肃兰州创办了「天人社」，出版《天人报》，并为许多圣经经文谱写了诗曲，辑成《天人短歌集》，使许多圣徒乐于背诵歌唱，成为随时的帮助。大陆信徒在长期的艰苦年代中，在监狱或劳动改造的时候，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根本没有圣经可读，那时候这些经文诗歌帮助了无数的信徒，在心灵中歌唱的时候及时地得到从天上而来的力量。

　　17）于力工牧师在海内筹办基督徒学联会，在海外创建了基督工人神学院，并写了许多属灵书籍。

　　18）陈终道牧师1945年在大陆奉献，在海外写作甚多。

　　19）张谷泉弟兄是西北灵工团负责人，1951年被捕，1956年在监狱当中被主接去。

　　20）陈莲秀姊妹是张谷泉弟兄的妻子，二人一同去到新疆传道。张谷泉弟兄在狱中时她受尽煎熬，张谷泉弟兄去世后，西北灵工团的一部分担子落到陈莲秀大姐的身上。特别是当西北灵工团的下一代中有人走偏了道路的时候[5]，陈大姐曾和我流着泪说：「谷泉走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么难过。」陈大姐九十几岁时被主接去。

• [5]当时西北灵工团中一位老同工的女儿，本来是被灵工团的老同工们寄予继续负责灵工团事工的期望，但是却跟着一位海外曲解圣经的人走偏了道路。又因为海外的人是带着财物来的，大家对她竟无法劝阻，只好由她自己离开西北灵工团这一群体。

　　21）李石瑛牧师是西北灵工团创始人之一，逝于新疆。

　　22）赵西门弟兄和文沐灵姊妹是西北灵工团的成员。他们夫妇二人是1949年初由南京去往新疆的。文姊妹原来是清朝末年的贵族之后，近似「格格」，信主后把自己和所有的财物都献给了神。她曾经和赵西门一起，在1946年时于南京泰东神学院读书。他们历尽艰苦到了新疆哈密，以后转到疏勒，又到南疆和田去传道，不久被和田政府驱逐出境，再经贫困艰险又回到疏勒。但在当地居住不久，赵西门弟兄被捕入狱。1959年，文沐灵姊妹也遭逮捕，不久于狱中去世。二十年后，赵西门弟兄被释放，和李道生大哥同在七泉湖劳动，便共同建立了七泉湖教会。以后赵西门弟兄一度迁往喀什，并到各地去看望教会，也做了些文字工作。

　　他们在南京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和他们一起主日敬拜、领受圣餐，所以和他们比较熟悉。西门兄被捕前后写了许多感人的诗歌，至今我手中还存有一些他的亲笔信件和一些他亲笔抄赠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诗叫「征人」，是他被捕前写的。第一节的诗词是这样的：

举目向西展望，
广大禾场荒凉。
主心日日忧伤：
「谁肯为我前往？」
泪，在我们的眼眶；
血，在我们的胸膛。
高举基督的旌旗，
抢救迷失亡羊。

　　这首诗曾经感动了很多人。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曾想把诗词和原来早有的简谱曲调，用钢板、铁笔、蜡纸刻写出来，油印一些寄赠给弟兄姊妹；但是我只会唱，却记不起节拍是6/8还是3/4，于是写信问西门兄。想不到他回信说：「你记不清了？我也记不清了！」

　　1950年代初，西门兄还写过一首诗，叫「十架归路」。第一节的歌词是这样的：

我心饥渴地爱慕，十字架的归去路。
火的时代催我步，不容稍有所踟蹰。
认定十字架的血路，这是我唯一归途。（重复一次）

【副歌】

随主到客西马尼，随主到髑髅疆土，
最后进入永远家乡，再无悲痛、黑暗、云雾。

　　这首诗西门兄曾寄往上海，被人印出来过。他本人在写完这首诗十天后却被捕了。诗的作者虽然被囚禁，作者的诗却到处传扬开来。二十年后，西门兄被释放了，有些弟兄姊妹为了感恩，特意和西门兄一起聚会赞美神。会中大家一起唱了「十架归路」这首诗。唱完以后，西门兄非常受感动，他情不自禁脱口而出：「这首诗太好了！是谁写的？」会众不约而同地说：「这不是你自己写的吗？」弟兄姊妹们，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是会觉得可笑有趣呢？还是会忍不住流泪呢？

　　1993年，西门兄突然到天津来访，和我同住了几天，想不到他竟说要到河南专讲重生的那些人中去。因为他们到处引起一些混乱，所以被称为「哭重生派」。我百般劝阻，他执意要去。最后我只好劝他说：「你若定意要去他们那里，希望你指出他们的错误，使他们不要给家庭教会造成混乱。」他勉强答应了。我后来听说，「哭重生派」先是有了分裂，近来对纯正信仰的家庭教会影响已经不大了。西门兄晚年仍旧有些文字工作，前几年病逝于河南。

　　23）张美英姊妹，早在1946年便步行远去新疆传道，前两年才逝于疏勒。

　　24）刘淑媛姊妹，早在1946年便步行远去新疆传道，因病早逝。

　　1946年，张美英和刘淑媛姊妹从山东出来，要往新疆去传道，绕道来到南京，我在南京泰东神学院听过她们的见证。当年我没和她们谈过话，但是她们的见证和脚踪，却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们是准备从兰州步行到新疆去传道的，到了新疆以后，刘淑媛姊妹因病去世，张美英姊妹则一直常驻新疆西部喀什旁的小镇疏勒，和几位同工住在一个院子里。2001年我到了喀什，还特意去看望她和西北灵工团的同工们，但那时她已经几乎失去记忆，无法谈话了。在2010年前后，张美英姊妹归回天家了。她们一生没有留下什么高谈阔论，但是她们的脚踪和见证，却激励了不少人的心志。

　　25）连生源弟兄，西北灵工团同工，原负责喀什的教会。2001年我曾拜唔过他。

　　26）田佩瑾弟兄于1940年代末毕业于西北工学院，本可以成为一位有作为的工程师，但是他参加了西北灵工团，到了喀什旁边的疏勒，竟在那里以修理钟表为业，养活自己也供给同工，好像是保罗织造帐篷一样。2001年，我曾在疏勒和他同住了几天。他说他老年时曾到西藏的西部高山上住过一些天，但感到一个老年人很难在那里把福音传出去，于是又回到了疏勒。前几年他也离世归回天家了。

　　27）赵麦加弟兄，是遍传福音团的早期同工，逝于新疆喀什。

　　28）郑惠端女士，学联会传道。生前为主坐牢多年，在监狱里受了很多的苦，甚至于有一段时间，她双手被放在背后铐起来。释放以后，定居于山东烟台，前几年已经被主接去了。关于她的生平，可以参看其见证《奇异恩典》。

　　29）王又得先生，创建了（欧洲）华侨布道会。

　　30）王颂灵姊妹（王又得的女儿），在大学毕业之后没有找任何的工作，而是定意传道。当她毕业的那一年，我的妻子耀轩在北京的一个培灵会中听过她作见证。当大会结束的时候，她出乎众人意外地走到台前，很平静地说：「我因为神的呼召，大学毕业以后就不找工作了，我准备到灵修神学院贾玉铭老牧师那里去上神学，毕业后就出来传道。」她当时扎着两条小辫子，说得很自然。几年后，王颂灵姊妹因为不肯参加三自会而被逮捕，之后被送往青海监狱。她虽然身体带着病，仍然接受长期的劳动改造，在劳动改造的期间，她生活上属灵的见证影响了很多人，无形中她就把福音传给了她身边的人。后来，王颂灵姊妹在青海传道最艰苦的时候，华侨布道会的同工们王光霞、王光启等人邀请她去英国事奉并度过余下的年月。手续都安排好了，但是王颂灵姊妹却不肯出国。有人问她为什么不肯出国，她说：「我这里还有许多小羊哪！」这样一句平静安详的话，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在她去世前几个月，我和几位同工一起去她上海的住所看望她，她非常谦卑，做了许多工作都把荣耀归给神。这样一位为主放下一切的姊妹，在弟兄姊妹当中，却一点骄傲自满都没有。

　　31）宋天婴姊妹，宋尚节博士的女儿。她奉献后便开始传道，后来为主的缘故被捕入狱多年。宋天婴姊妹从监狱里被放出来后，被指定继续在监外劳动时，我的妻子耀轩曾去看望过她，她却对我妻子多有勉励和安慰。后来宋天婴姊妹稍得自由，又到处事奉，直到前些年才被主接去。

　　32）宋天真姊妹，宋尚节博士的二女儿。整理并出版了宋博士的日记。

　　33）孙美芝姊妹，复旦大学毕业后在灵修学院读书，后负责灵修学院教务工作，因不肯参加三自会而坐监。当年孙大姐曾和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们说：「主若是叫我去西藏，我就学习『在什么人中做什么人』。我虽然不会说西藏话，但是我要和他们吃住在一起，劳动干活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一定会问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吃苦？那时候和他们传福音就比较容易了。」以后我到了彝族地区传道，仍旧记着孙大姐的话，有时候帮着所住的家庭从峡谷的溪流中提水上岸，有时候在农忙时和他们一起收庄稼，福音工作就看见一些果效。

　　34）张周新先生，原是师长，奉献后创办了传道人恩典院，后殉道于狱中。

　　35）陈善理大夫，原是名医，和张周新先生结婚后共建香山恩典院，在狱中去世前曾对同监的姊妹说：「大患难后必有大复兴。」看来这位老人家虽在监狱里，却一定常是为监狱外边的人祷告，而且大有信心，坚信神要复兴中国的教会。

　　36）潘子丰牧师，是重庆灵修院的教师。

　　37）丁宝玺牧师，神学教师。

　　38）张约瑟弟兄，又名绛巴约瑟，一位原本生活在沿海地区的藏族弟兄，1940年代末前往云南传道，1950年代初离开昆明步行前往西藏去传道。他向我告别时，我就送他。他的腿受过伤，走路总是一瘸一拐的。我送了一程，他坚持叫我不要再送了，我就站在路的一边，望着他离开的背影。他一瘸一拐地走着的身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39）薛玉光牧师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薛弟兄为人很严肃，有时又很幽默。1949年初，他和史守善姊妹出国后结婚，以后多年没有消息。1970年代末我在大陆突然收到他的一封来信，短短地只有几行字，大意说：「先前听说你已经不在世上了，最近听说你还活着，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我这封信，若能收到的话，盼你来一封信。」那时他在新加坡，是SIM（苏丹内地会）驻新加坡办事处的主任。我急忙给他回了一封信，也很快就收到了他的一封厚厚的回信。我拆开信先见到了几张他和非洲信徒合影的照片（他约在62岁的时候去往非洲），我还没读他的信，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一封长信，诉说着分别之后他服侍主的历程。他的信中有一句话，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在事奉神的窄路上，经历了多少次艰难的灵战。若不是主的保守，恐怕早就从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退下去了。那封信我是流着泪读完的。大约二十年后，薛弟兄被主接去了。我在国外讲道的时候，提到了我们通信的这件往事，散会以后有一位台湾的弟兄和我谈话，他说：「当薛伯伯宣布要去非洲的时候，大家很受感动，会后有人问他：您这么大的岁数，为什么还要去非洲传道呢？薛伯伯说：『非洲那个苦地方，你们青年人不去，中年人不去，那就只好由我们老年人去了。』」这些往事已经过去多年，但这些话仍旧非常清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也能听见这些话语的余音吗？

　　40）翁则富弟兄比我年长两三岁，所以我总叫他翁大哥。翁大哥年轻时曾经常去看望一个得了肺结核的弟兄。结核病有传染性，所以一般人都不敢接近结核病人，当时这位弟兄得了肺结核后，一些不信主的人就马上和他疏远了；可是翁大哥和几位弟兄姊妹，还是不时地去看望这位患结核病的弟兄。翁大哥还不时地跪在这位弟兄床前为他祷告，甚至流着泪认罪说：自己没能常来看望这位弟兄，求神赦免自己的罪。后来，那位有肺结核病的弟兄心想：一位弟兄跪在有传染病的病人床边祷告，还流着泪说自己爱心不够，如果这样一个人还说自己的爱心不够，那我有没有爱心呢？因此，这位患结核病的弟兄，就在神面认罪；后来他奉献了，成为一个传道人。翁则富大哥用眼泪哭出来的这个传道人，就是书写这些见证的人，就是我。前些年翁大哥的双目失明了，但一直坚持继续在西南地区传道，约在2012年前后被主接去。

　　41）郭诚牧师，早期去往东南亚的拓荒者。大约早在1950年代初期就常在泰国、缅甸的北部艰苦传道。后来老年间仍在墨尔本牧会。

　　42）焦源濂牧师复旦大学毕业后，就到上海中华神学院读书进修，毕业后便在中华神学院和传道人修养院任教。他也是海内外知名的牧者，在波士顿、旧金山等地建立教会。我和焦弟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1年的华盛顿DC。2003年底，焦弟兄被主接去了，据我所知，现在至少有四位他的学生，都已经八十岁上下了，还在几个大陆家庭教会中作为有形的或无形的带领人。

　　43）张家群弟兄在1948年底和我一同到贵州、云南传道。他和施晋德弟兄二人，曾因传道被软禁在云南沾益县两年之久，那两年，既不许他们传道，又不许他们离开沾益。后来张家群弟兄由我介绍，和我在昆明灵光圣经学院教课时的学生贺慕光结婚。其后在大陆信徒遭受患难的时期，他们历尽艰难。1980年代，张家群弟兄在云南边疆离开了世界，他的遗体也埋在了那里。

　　44）涤然女士，原名欧阳仁，久居海外，知名多产作家。

　　45）汪纯懿女士，灵粮堂老传道人。曾在大陆被关押、劳动改造多年。后来定居美国，老年间仍旧常在经济上帮助其他传道人。

　　46）吴勇长老，海外知名牧人。在台湾建立了教会，经常到美国各地讲道。留有他的自传《不灭的灯火》，帮助了许多人。

　　47）谢模善先生，大陆老传道人。

　　48）以巴弗弟兄，原名吴维僔。他被捕之后还是坚持饭前祷告，后被同监狱的人告发，管监狱的人就禁止他祷告，他一祷告就把他的饭拿走；但以巴弗弟兄仍然坚持祷告，饭被拿走之后就禁食。这样他经常一个礼拜好几天不能吃饭，有的时候甚至五天不让他吃饭，但管监狱的人也怕把他饿死，总有两天还给他饭吃；所以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在监狱里面每周禁食五天。以后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了，还坚持每周禁食五天，直到离世。这位以巴弗弟兄书写、油印、散发了大量的灵修通讯。

　　49）杨心斐姊妹在上海音乐学院毕业时位居全校第一名，后为主传道长期坐监。她被释放以后，继续传道，在福建一带以及海内海外为主所用。2011年七月，她在厦门被主接去。

　　50）谷仰羔弟兄，先是在上海，后来在西安交通大学任教，是西安一带家庭教会的年长同工。

　　51）林献羔弟兄，被主重用的老传道人。在广州建立了较大的一个家庭教会，写过不少福音或培灵的小册子。在海外也有一定的影响。

　　52）滕近辉牧师，原名滕怀智，1947年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后，在海外多方被神使用。著作较多。

　　53）邸摩西，原名邸国纶。1951年高中毕业前，在山东一次培灵聚会中奉献了自己。当年秋天考入大学，一面上课，一面和校中其他信徒共同追求灵命的长进，并且开始做一些福音工作。王明道先生被捕后，邸弟兄也被捕入狱。王先生第一次被释放后，邸弟兄也被释放。他在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到抄家、关押等苦难；文化大革命以后，服侍各地的家庭教会。其后在美国各地蒙主使用。后来回到大陆继续工作，著有《陶匠的手》流传于世。

　　54）曾约安弟兄，曾为主入狱多年。出国后仍在海内外多有事奉。

※还有几位虽然是西方宣道士，但是长期记念华人福音事工，也简略介绍如下：

　　55）艾得理牧师在剑桥大学毕业后，本来在英国可以有很好的工作，但被主感动要加入中国内地会，来中国传道。内地会的负责人在伦敦见到他的时候，看他的身体很弱就不想让他来。但艾得理牧师说：「到中国虽然艰苦，但请先让我试一试，如果我不能胜任，可以随时叫我回来。」

　　他后来在河南方城作工的时候，也确实是体力很差。甚至于有一次，骑着自行车出去，一下摔倒了。他的一位同工叫金立时，看到就说：「你看看，你的身体不好，我要报告内地会，不要让你在这里传道了。」

　　艾得理说：「你不要报告，如果真是要让我离开中国，那就坏了」。

　　金立时就跟他开玩笑说：「你不让我报告也可以，那你以后什么事都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我就去报告。」

　　这是金立时亲自和我说过的一句玩笑话。但从此也可以看出那些人的心志。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艾得理牧师几乎一直在中国传道，特别是对于大学生帮助很多，所以他被人称为「比中国人还爱中国人的外国人」。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他多次到大陆看望信徒。最后一次是带着病、拄着手杖到大陆的。

　　56）孔保罗牧师，内地会的传道人，曾帮助西北地区的学生工作。

　　57）孔保罗夫人，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后来华，多做学生工作。

　　58）赖恩融牧师来自英国，是内地会的传道人，曾帮助北京的学生工作。中国大陆新政权成立前后，赖恩融牧师随着大批西方传道人离开了中国大陆，后来几十年的时间，音信隔绝。1995年底，我和妻子耀轩被一些英国的华人教会约请在英国有几天的聚会，得以去看望赖恩融牧师。那时他大约九十岁左右，走路已经很不方便，根本认不出我们来了，稍微自我介绍了一下，他想起了我的名字，就开始问我：那位张继荣弟兄怎么样，王长新弟兄怎么样，石长龄弟兄怎么样，游约伯弟兄怎么样，黄道安弟兄怎么样……他把以前北京基督徒学生会的弟兄姊妹问了个遍。他问一个，我们就介绍一个。问完了北京的弟兄姊妹，他又问天津的，好像他对这些弟兄姊妹很熟悉。后来，他拿出一个灰色封面的本子，那个本子的边缘部分都已经发黄，纸都脆了，甚至有些地方纸都脱落了，但是里头的字却还很完整。我仔细一看，那竟然是1947年北京第一次学生夏令会印制的聚会人名手册，而赖恩融牧师一直珍惜地保存着那本手册，那时候已经相隔48年了。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他对弟兄姊妹的名字一个个地记得那么熟，原来这本手册已经是他的代祷手册了。在那本手册上，我也看见了自己的名字。这位传道人，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记念着他几十年前服事过的青年弟兄姊妹们，一直到他大约九十岁了，还在不断地一个一个地为他们祷告。这件事，让我心里很受感动。赖恩融牧师在工作的时候，多在侧面帮助，很少出头露面，但是几十年以来默默地事奉，默默地为大家祷告，他事奉的果效却是显而易见的。

　　59）戴永冕牧师，是戴德生的孙子，西北圣经学院院长，遍传福音团的推动者。

　　60）戴绍曾牧师，戴德生的曾孙，一直关心海内外的华人事工。特别让我受感动的是，在他去世前两个礼拜，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和我谈话的时候心情非常喜乐，我没有安慰他，他倒是安慰了我半天。后来我觉得不能多占他的时间，就说：「求神使用戴继忠牧师（戴绍曾牧师的儿子）。」我没有想到他下面说的一句话是：「请你也为承约、承书、承亚祷告。」这三位是他的孙子一辈。他们的名字，实际上的含义就是「继承约书亚」。这样的一句遗言让我心灵里面很受感动，让我看到神的老仆人是这样爱中国的教会，爱中国人的灵魂。

　　61）吴咏秋教士，来自英国。患有严重的关节炎时仍坚持在陕南潮湿地区传道，别人劝她回国休养，她说：「我的工作还没有完哪！」我就是吴教士带领信主的。直到我奉献传道以后，她才回到英国去安度晚年。

　　62）艾喜德教士，来自瑞典的宣道士。她离开中国后也常想念中国的教会。有一次我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华人教会遇到她。主日崇拜的时候，她坚持要我讲道，我坚持还是她来讲道我来听。争执到最后决定她来讲道，我来主持圣餐。那天圣灵大大作工，很多人是流着泪聚会的。

　　【附言：由于记忆不清，又无暇查找数据，人名排列的顺序，没有年代、地域的区别。由于自己年纪衰老，记忆日益衰退，失误、遗漏之处，深盼众同工纠正、补充。】

　　在绪论中曾提到，本文中回忆中国大陆的教会历史，主要是回忆大陆基督徒会众以及某些传道人的经历，借此见微知著，诉说神这些年间在中国教会的作为，将荣耀归给神。这是本书的主要线索和主要意愿。在本书接近尾声的时候，也会集中梳理这六十年来安息主怀的大陆传道人和少许先在大陆奉献、后在海外传道的同工们的见证。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列举这些见证，并不是要高举哪一些人，而是借着这些见证人，看到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是「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林后4:7），不是这些瓦器能够做什么。

　　因为上文中已经提到不少人的名字和片断的事迹，所以本章将根据过去的介绍有所删减、补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传道人都是我所认识或者曾经听说过其事迹的。在他们之外，当然还有许多默默服侍的、被主重用的前辈、同辈和其他圣徒，他们做的工作也许比那些在世上知名的人做得还要多，现在他们的名字和事迹是隐藏的，但将来见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回忆这些被神重用的仆人的时候，一方面要效法他们在神面前的心志，舍己、摆上，他们所做的工作让我们受到激励，另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心志，走一条荣耀主的圣名而隐藏自己的道路。

　　每逢回忆这些神重用的仆人们的时候，就会想到神奇妙的作为。1900年义和团杀害了189个西方宣道士。但是，恰恰就在1900年，在血迹未干的中国大地上，王明道先生出生了！1901年，宋尚节博士和计志文牧师出生了！1903年，倪柝声弟兄出生了！1906年赵君影牧师出生了！以后不少被主重用的人们出生了！我们只能俯伏战兢地感恩赞美祂！

王明道先生

　　王明道先生，1900年义和团之乱中，他出生于北京。原名「永盛」，起初曾想成为政治家；1914年重生，其后即决志奉献；1920年改名「明道」，准备接受呼召宣扬救恩。后来，王明道先生在保定一个教会所办的学校任教，他教课很好，学生喜欢他，拥护他，学校的老师也非常欣赏他，甚至校长想要保送王明道先生出国留学。1921年冬天，王明道先生觉得以前所受的点水礼不符合圣经，因为主耶稣是在约旦河里受洗的，而且圣经中明明提到，他从河里上来圣灵降在他身上。但当时王明道先生所在的教会学校主张点水洗礼，校方就对王先生说：我们本要保送你去外国留学，如果你一定要接受浸礼，我们只好请你辞职了，因为你和我们的信仰不完全一样，影响也不好，所以请你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可是王明道先生坚持接受浸礼。那时正好是冬天，河水已经冻住了，那些为他施洗的人就把河里的冰砸出直径约有两米的一个洞，王先生就在冰河里接受了洗礼。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衣服上抖下来的不是水，而是一块块的冰。王明道先生有一个学生叫石天民，本来他还不想在那一次受洗，但当时看到那个情况以后，他很受感动，就跟着也在那里接受了浸礼，以后他成了王明道先生传道的一个助手。

　　由于王明道先生坚持浸礼[1]，不仅失去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而且被学校辞退，也失去了工作。亲人、朋友实在难以理解，其他人甚至觉得他头脑不太正常。他家里很贫困，母亲又是寡妇，他就只有在家里天天帮着母亲做清洁卫生工作。母亲做完饭，王先生洗碗、刷锅。王先生原以为他有神的呼召要出来传道，也为主坚持真理，付了很大的代价，是会被主大大使用的，哪想到为主做了这么大的牺牲以后，竟在天天洗碗、刷锅！有一次，他心里很烦躁，恨不得把碗摔掉。但是正在那个时候，神就感动他：在小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参路16:10）刷碗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是现在是神要他做的一件工作，所以从那以后，他就尽心竭力地把碗刷好，把筷子洗好，把屋子里收拾干净。他刷碗不仅是刷里面，连外面和碗底也刷得干干净净，以后王先生习惯做任何事情都认认真真。

• [1]当然，有些人觉得应该受浸礼或者说大水礼，就是整个身子由为他施洗的人帮助他全身都浸没在水里，然后从水里面再上来，表明与主同死、同埋葬、也一同复活。另外有一些人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只要点一点水在他头上象征一下，按手为他祝福，这就是受洗了。我个人是认同浸礼从不肯给人施行点水礼的。但我完全能和主张点水礼的人同工。我个人认为王先生并不是特意和学校作对、反对点水礼，他只是觉得自己该受浸礼，而不能为了出国留学而违背自己的领受而已。至于学校当局不能容忍他却是另外一件事了。

　　1923年开始他外出传道，受到全国各地的邀请。1925年，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正规的聚会，时间固定，地点就在他的家里面，后来那些信徒购建了北京基督徒会堂。王明道先生1927年创办了《灵食季刊》，其中基本上都是王明道先生讲道后写下来的讲章。他的习惯是讲道前只准备讲道的提纲，讲完之后再一句一句写成讲章，然后在《灵食季刊》发表出来。《灵食季刊》后来发行到了全国甚至到了海外，例如东南亚、南洋一带。

　　那时候王明道先生已经二十多岁了，但是他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姊妹。他先前曾应邀去杭州刘德森牧师带领的教会去讲道。讲道的时候，在台上看到一个很小的女孩子在弹琴，后来他才知道她是刘牧师的女儿，叫刘景文。以后他再去讲道，弹琴的还是刘景文女士，但已经长大不是小孩子了，王明道先生心里就有爱慕之心。后来他就和刘景文女士的父亲刘牧师吐露了自己的心意，经过几个人的印证，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928年才和刘景文女士结婚。感谢主，我们都知道，没有王太太，王先生就难以在后来这样被主使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日本的统治区和当时国民政府所治理的区域才可以自由互通信息，那时我第一次听到王明道先生的见证。北京被日军占领时期，日本人要求所有的教会，不分宗派，真信的、假信的都混在一起，组建成一个他们所控制的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后来改名为基督教团）。但是，王明道先生冒着生命的危险，坚决不肯参加日本人控制的那种信仰混杂的组织。日本人就通知王明道先生到他们的办公室去谈话。当时大家都知道，被日本人叫去谈话，一语不合可能立时就被关押或者是枪毙。

　　有些信徒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就在王先生和日本人约定谈话的前一天晚上去看望他，一起祷告。那天晚上，王先生说：「现在北京城里几乎所有的传道人，都已经参与到这个被日本人控制的基督教联合促进会里去了，他们进去之后心灵里面很苦，一方面心里受责备，深觉不应该和这些假信的人为伍，被他们所利用；但退出又很难，觉得没有这样的胆量。这么多神的仆人已经陷入到苦害当中，我要是再参加进去，还有谁为神作见证呢？」这不是一句骄傲的话，是一句爱主的话。他和弟兄姊妹说：「我不是不爱自己的妻子，也不是不爱自己的儿子，一旦我要被日本人抓起来或者是杀死，家里只留下寡妇、孤儿，我也并不是一点也不伤痛。但是，如果到了那个时候，就只有求主怜悯、求主保守了。」

　　第二天，王先生心想这一去就未必能回来了，所以就骑着自行车，带着一些洗漱用具、换洗衣服等日用品，唱着「基督精兵前进齐向战场走」这首圣诗，去见日本人。到了那里，日本人先是很客气，称赞王先生在基督教当中很有名望等等，然后就邀请他加入基督教联合会。王先生断然拒绝不肯参加，那个日本人就脸色一沉，说：「你再考虑考虑。」王先生说：「我是经过考虑之后才做出的决定，也没有必要再多考虑了。」那个日本人当时没有说话，就一直看着王先生，看了很长的时间。王先生心想，这句话大概惹他生气，他要下令逮捕我了。可是过了一会，那个日本人走到他跟前，和他热情地握手，然后就让王先生离开了。后来，有人问这个管理宗教事务的日本人：「别人都参加基督教团，为什么王明道可以不参加呢？」他就说：「王明道和别人不一样！」从这句话看出他是比较佩服王先生的气节。

　　后来1948年春天，我根据王先生去见日本人前夕和弟兄姊妹的交谈写了一首诗，叫《忠仆心语》，诗词是：

1）长夜已深，白昼将近，主路坎坷何艰辛！
伤心欲泪，痛心欲碎，欲言无语心低沉！

2）举目四望，教会荒凉，何人肯学主榜样？
我主在天，耳闻目睹，心中怎能不悲伤？

3）追想昔日，我主在世，为救我等何所辞？
十字架上，血点滴滴，各各他山为我死！

4）我父我神，以利以利，身体灵魂交祢手！
福也苦也，或活或死，至终坚贞不低头！

5）环顾家室，泫然泪溢，肉体何尝不战栗？
苦难临头，求主加力，仰望十架志不移！

【副歌】

无故救我，无故爱我，焉知不是为现在。
多少主仆，陷入苦害，我不起来又何待？！

　　1948年的夏天，我有机会见到王先生，就请他看一看这首诗是否有不妥的地方，他反复看了几遍以后说，「大体是这样的。」我说：「大体这样，就可以让别人来歌唱或者使用了？」王先生当时想了一下，就点头答应了。后来我以「一只小羊」为笔名，把这首诗寄给了苏佐扬牧师。经苏佐扬牧师谱曲，被发表在一些教会刊物上。

　　1941年美国和日本开战以后，日本为了要炫耀日本皇军伟大的成就，要求所有的刊物和出版物都必须刊登四条政治标语。四条政治标语的主要内容就是歌颂日本皇军如何伟大，战功如何显赫。王先生那时早就创办了《灵食季刊》，这份刊物不仅被全国各地信徒传阅，也在海外南洋一带发行。王先生觉得绝对不能掺杂这种标语在《灵食季刊》里，在权衡当前情况之后，王先生第一个想法就是停刊，虽然他心里很难过，因为《灵食季刊》好像是他亲生、亲手抚养长大的一个孩子，现在终于茁壮了，却要面临停刊的命运，好像要他亲手扼杀儿子一样。王先生心里的争战非常剧烈。

　　在《五十年来》里，他自己曾经叙述过，另外我也曾听知情人谈到过：那一夜，他祷告一会儿，思想一会儿，心灵里的争战非常激烈。他在院子里面站着想一想，再到一个小会堂里去跪下祷告。然后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想一想，再到大礼拜堂里面跪下大声祷告。这样想了一整夜，祷告了一整夜，最后他在神的光照中清楚了：如果为了维持「灵食季刊」的出版而刊登日本人要求的政治标语，这是向世界投降；如果为了逃避危险，而自己畏缩停刊，这也是变相地向世界投降！于是，王先生在神面前定了心志：坚决不登政治标语，同时照常发行《灵食季刊》！

　　决定以后，第二天他就和王太太谈这件事。感谢主，他给了王先生这么好的一个师母。一般做师母的人，可能觉得那样太危险，就要拦阻了，但王太太却问王先生：「你清楚不清楚这是神的旨意？」

　　王先生说：「我清楚这是神的旨意。」

　　王太太又问：「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有很大的危险？」

　　王先生说：「我知道会有很大的危险。」

　　王太太再问：「既然知道会有很大的危险，你准备好了没有？」

　　王先生说：「我准备好了。」

　　王太太说：「既是这样的话，你就按着神的带领，这样做吧。」

　　王先生和王太太两人同心合意决定「灵食」季刊继续出版，继续发行，而同时又不理会日本统治者的命令，不登政治标语！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也是一个美好的感人见证。这一见证感动了许多人甘冒危难，坚守真道！我自己也曾因此很受激励。

　　1953年到1955年，我离开昆明，来到北京，在王先生、王太太面前受教。我经常住在基督徒会堂里的那个小会堂的楼上，王先生、王太太的寝室在另外的一栋平房里面，他们各有自己的寝室。那段时间我经常一日三餐都是和他们同桌吃饭，这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受教机会。那时，因为王明道先生坚决不参加三自会，多次发表文章指责三自会的「犹大行径」，风声很紧，三自会的机关报《天风》公开点名批判王明道先生，论战相当激烈。

　　1955年的8月8日，本是王明道先生夫妇的结婚纪念日。但是那一天王明道先生被逮捕了，王太太也被逮捕了，所有住在那院子里面的人，除了看门的冯起以外，全都被逮捕了。

　　那时以前，我正好离开了北京，回到天津照顾我有病的大嫂。不久，我的大嫂在医院里去世了。她去世的当天，我大哥在法院里签了字破产还债。因为大哥一天之内连受两次刺激，一度心境很不正常，我不得不留下来，帮助他处理一些事务。因为我没在北京，所以没有和王先生同时被捕，但后来我在天津也被捕了。王先生夫妇第一次被释放出来时，我也被释放了。那时我还曾和他们通过信。我和耀轩姊妹的婚姻，就是1957年由王太太印证成婚的。

　　王先生第一次被捕后，软弱了下来。1956年秋被释放后「自我批判反三自的错误」，但不久王先生就在王太太的帮助下，经过沉痛的挣扎后，声明「自我批判」是违心之举。

　　1958年春，王明道先生夫妇二位一同到政府部门认罪——承认1956年所认的「反政府的罪」乃是谎言，是对政府的欺骗。实际上他内心深处，从来不觉得反对「三自」是反对政府；他也从来没有反对政府的思想和行为。这种「认罪」，被认为是对于过去所承认的罪行的翻案。因此不久王先生夫妇便再次被捕入狱。其后王太太被判刑15年，于1970年代中期被释放。王先生前后被关押了23年。

　　1980年王明道先生被释放后定居上海，在上海武康路居所中聚会，主日崇拜讲道的时候，继续指责三自会的错误。

　　1987年我也被平反。（就是解除了我的反政府、反革命的罪名。谢谢天父，我从来没有要求过给我平反，是检察院主动给我平反的。）平反以后，我得以和妻子白耀轩姊妹同去上海，再看望一下二十世纪神赐给中国的两位见证人。在他们的居所，和他们同住了十天，再一次受到了他们的教诲、勉励。

　　1991年7月28日，王先生病逝于上海，后葬于苏州。他去世之前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昏迷中，那时我正病在天津的医院中，没有办法到上海来看望王先生，就打电话给王太太说：「请您和王先生说一声，我们不能到上海去，只能在天津为老人家祷告。」王太太说：「你这句话，我一定用原话、大声在他耳边说，但他能不能听见，就不敢说了，不过我一定把你们的话说给他！」

　　后来我们听说王先生被主接去了。陈本伟弟兄事后给我写信说：「叔叔（就是王先生）在昏迷的那些天中，躺在床上被放到客厅中间，每到主日的时候，弟兄姊妹照常进行主日崇拜，围绕着叔叔的床大家唱诗、祷告、读圣经，然后就读一篇他自己的讲章。到了7月28日那个主日，大家唱诗之后要读经。当时聚会的弟兄姊妹每个人轮流读一节。在读到列王纪下第四章的时候，有人读到列王纪下4:8-9：『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当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人就看见叔叔面部的表情有一点特殊，呼吸急促起来。以后大家就停止读经为叔叔祷告，就在祷告的时候，叔叔走完了世间的道路，离开了世界到神那里去了。」

　　有人评论王明道先生的一生，说他有软弱，也有亏欠。我觉得人都不完全，王先生也不是完全人；但是，我最尊敬佩服、受教获益最多的一位长辈就是王先生。（对我严中有爱、爱中有严，影响我最大的是王太太。）王先生是被主重用过的人，但也曾软弱过一段时间，而软弱的原因我个人觉得是王先生靠着过去在抗日战争时期得胜的经验，而忽视了个人在神面前应当有的灵命的追求。当我和王先生夫妇以及他的同工们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时候，我曾看到王先生个人读经、祷告的时间少了一些，和弟兄姊妹谈话、讲论的时间多了一些。所以，从中就看到，一个人无论曾怎样被主重用过，也不能忽视每天和神亲近，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个人的灵修，不然的话，很容易软弱下去。这是我个人要在神面前警醒的，也是愿和众人一同勉励，好让我们在最后的一段路程上不至于失误。

　　另外有一件事，是我在1988年当面和王明道先生说的。王先生那时总想着要求平反，甚至双目失明了也想着请别人帮助写材料要求平反。有一次耀轩和我，我们夫妇二人单独和王先生、王太太谈话，我就劝他说：「叔叔啊，伸冤在主，主必报应，你何必自己伸冤呢？」王先生说：「我不是为自己伸冤，是因为我的缘故，有些人受了牵累，为主所付的代价、受的苦太多了，我连累的人也太多了！」我就劝王先生：「你说连累别人太多了，怎么叫连累呢？或许是别人连累了你呢！」我就把1955年春天的一件事和王先生说了。那时三自会批评王先生的口气越来越重，王太太曾经问我：「云波呀，你看叔叔这件事，将来会怎么样发展？」我说：「我认为没问题，因为香港大公报有一篇文章说『帝国主义造谣说王明道先生被枪毙了！实际上没有这件事情，是帝国主义在造谣』，而那篇文章在北京的报纸上转载了。北京的报纸转载就等于给叔叔打了保票，如果再对叔叔有什么政治上的难为，那不是等于自己把自己的话给否定了吗？」我当时说完后还觉得自己很有见解，但我看到王太太似乎不以为然，可是她却没有多说什么。对于这件事情，后来我心灵里面很受责备，我想自己的这番话若传到王先生耳中，也许会影响他疏忽大意，以致没有做好最坏、最充分的准备。我接着对王先生说：「像这件事情，就不能说你连累了我们，我们这些晚辈的人也连累了你。」我在被捕之后，曾主动向政府交代过我和王太太的这段谈话，我承认自己不参加三自会是受王先生的影响，但是我也说过，我们那样拥护、鼓舞王先生，对王先生也是有影响的。我还对王先生说：「有些人是因为听从神而同意叔叔的。你跟着神走，我们这些人也跟着神走，大家都由神负责，叔叔你负不了这个责任，也负不着这个责任；要是有些人不是跟着神走，是跟着人走，只因为叔叔德高望重所以跟着你走，那这些人是跟着人走的，受苦也是自己该受的，你也负不着责任！」当时我讲了这些话以后，王太太说：「云波说的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啊！」意思是劝他不要再要求平反了。

　　因为当时觉得以后和王先生谈话的机会不一定很多了，我也说了自己的其他一些看法，我说：「从圣经中看，如果像士师记所记载的『树木要膏一树为王』（士9:8），众人高举一人，这样高举别人的众人没有好处，被高举的一人也不会因此得益处。当年我们这些晚辈，把叔叔看得太高了，叔叔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叔叔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做。那时其实我已经看到叔叔读经、祷告的时间相对减少了，我曾想着要和叔叔讲，但是我就是不敢，觉得自己是个晚辈，这样讲太不应该了，这样是不是我自己也应当在神面前负责呢？」

　　王明道先生是被神重用的仆人，下面我们要继续介绍几位神的仆人也是被神所重用的。但被神重用的神的仆人都不一定是完全人，他们都有个人在神面前的亏欠，王明道先生、宋尚节博士的日记中就常常提到他们在神面前认罪。人就是人，如果众人高举一人，认为某一个人所说的完全都对，恐怕不太妥当。弟兄姊妹，我们应该高举神，高举基督，凡我们所做的都要荣耀神，荣耀基督。神重用过一些仆人，我们为他们感谢主，他们疏忽和失误的地方，但愿成为我们的警戒，把荣耀归给神；然而，虽然他们自己在神面前认罪，觉得自己不完全，但他们对我们仍是一种勉励，仍旧有许多许多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让我们从前人那里受到激励，更要跟着主的引领，跟着圣灵的感动，做成我们该做的工作，跟着主耶稣基督一同走十字架的道路。

宋尚节博士

　　1901年，宋尚节博士生于福建。宋尚节博士的父亲是一位传道人，他13岁的时候就跟随他的父亲到福建一些村镇里去传扬福音。他17岁的时候，有一次因为父亲临时不能讲道，就代替父亲登台证道，讲得很不错，所以大家就称赞他是「小牧师」。1920年，宋尚节先生19岁时到美国攻读化学，1923年大学毕业，那时他心里就有神的呼召，要进神学院来进一步深造。到1926年宋尚节先生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后，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2]。那个神学院课堂上所讲的，并不能满足他心中的饥渴，从教师那里也几乎一无所得。但他自己毫无杂念地在神前追求，因着洁净的心志，灵里面大得复兴。那时他在神学院里读经、祷告非常勤奋，而且到处诉说主的恩典，随时见证神的作为。

• [2]这所神学院是在1836年由长老会创办，多数教师倾向自由神学。

　　但他所进的这个纽约协和神学院的信仰不太纯正。而神学院的院长并不认为他们自己的信仰有问题，却认为宋尚节博士的神经有了问题。所以这位神学院的院长竟把自己的神学生，从神学院送到了疯人院里去了。这看起来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但却让我们认识到新神学派所起的「作用」，辨识新神学派是何等重要，而服侍主所走的路程又是何等艰难。

　　宋尚节博士在疯人院里面读了四十遍圣经后，1927年就坐着轮船回国了。因为宋尚节博士用很短的时间读到博士学位，美国政府曾表彰他，登了报，并且给了他一个奖章；但他在所乘的轮船临近中国大陆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奖章、奖状、和一些荣誉纪念品，都丢到太平洋里面去了。只留下了一张文凭拿给他的父亲。

　　宋尚节博士回来之后，每次讲道以前，经常有几个小时的祷告。讲道期间，大声疾呼，嫉恶如仇，大有属灵的权柄和能力。他在1928-1940年间走遍全国，而且去到南洋各地传道，各地教会大得复兴。往往几天聚会结束的时候，不但广大信徒流泪认罪悔改，而且一些传道人也在神、在人面前认罪悔改，传道人和传道人之间流着泪彼此认罪、请求对方饶恕。有些地方牧师、长老、执事过去长期面和心不和，彼此伤害、也让神的事工受到伤害，在宋尚节博士的几天培灵会后，竟然大家能长时间地痛哭、流泪、祷告、代求，甚至难于停息下来。但愿神兴起今天的宋尚节来，让我们今天再次出现这种复兴的景象。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祷告不再是打空气、走过场、摆个形式、做个样子。但愿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蒙神悦纳，让我们会倒空自己，对付自己的罪恶，在神的亮光当中认罪悔改。求神复兴我们，也复兴我们所有的同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会彼此相爱，共同蒙恩，一起兴旺神的教会。王明道先生、宋尚节博士都是在讲台上指责罪恶，让人认罪悔改，心灵里面能够圣洁，好让神在人的心灵里做更深的工作的。他们都息了世上的劳苦，归回天家去了。求主兴起今天的王明道和宋尚节来！

　　宋尚节博士不顾自己，到处奔波疾呼，十几年后，他终于病倒了。1940-1944年间他在北京香山养病，1944年就离开了世界。原来是安葬在香山，后来由他的外孙王天声牧师把他的遗体移葬到了福建原籍。宋尚节博士的日记由他的女儿宋天真姊妹整理出版叫《灵历集光》，后来再版的时候改名叫《失而复得的日记》。到现在他的日记仍在说话。

杨绍唐牧师

　　一位内地会的宣道士赖恩融牧师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中国教会的三巨人》，三巨人中的一位就是杨绍唐牧师。杨绍唐牧师1898年出生于山西翼城。他12岁时进入基督教中学，25岁时到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读书，当时华北神学院是很被神使用的一个神学院。1925年，他27岁时神学毕业回到山西传道。如前文所述，后来建立了灵工团。

　　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山西南部已经被日军侵占，有些工作在农村很困难，所以杨绍唐牧师就住在北京，也就是那段时间和王明道先生熟悉起来。杨绍唐牧师比王明道先生大两岁，所以王明道先生在见到杨绍唐牧师的时候总是叫他「绍唐兄」。1946年，杨绍唐牧师来到南京黄泥岗泰东神学院任教，当时神学院的院长张学恭牧师是他华北神学院的同学，他们在那里就一起同工，并且建立了黄泥岗教会。杨绍唐牧师便在那里牧会。

　　1948年，杨绍唐牧师不仅在南京泰东神学院任教，也应邀在上海中华神学院任教。那时就两边跑，南京半个月，上海半个月。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觉得杨绍唐牧师在事工上花的时间太多，在神面前安静、祷告、隐藏、领受的时间可能就相对减少了，也许会让自己的灵命受亏损，也让教会受亏损。当时有人有过这样的担心，包括我个人在内。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神的光照中看重工人自己比工作更重，有些弟兄姊妹往往把工作看得很重，要怎样开展工作，要怎样传扬福音，这当然很好，但更要紧的是工人本身在神面前要有长进，要有领受，工人本身应当有丰盛的生命，工人本身没有丰盛的生命怎么能让信徒得到丰盛的生命？没有丰盛的生命，就算人数再多，教会在神面前也不能讨神的喜悦。

　　后来杨绍唐牧师在南京黄泥岗教会受到了主张「三自」的人的批判，批判他的竟是他培养过的一些信徒。受到批判以后，杨绍唐牧师在南京停留的时间就很少了。他长期住在上海，后来就加入了三自会，这件事情大家都认为很可惜。1954年杨牧师到北京参加三自会议，结束之后就到北京的史家胡同43号基督徒会堂看望王先生。那时我正住在王先生那里，我记得那天王先生对于杨牧师还是非常尊重、非常客气，我很少见到王先生对于参加三自会的人还那样尊重、有礼貌。王先生和杨牧师两个人谈话的时候我没有在场，但是我相信，对于加入三自会的问题，作为神的仆人、同工，比杨牧师小两岁的王先生一定会直言相劝；然而很可惜，可能没有什么果效。

　　1955年王明道先生被捕，全国各地都批判王先生，杨绍唐牧师也参与了对王先生的批判。从一些文字记载看到杨牧师批判王先生时是这样说的：「在教会里面也有些反革命分子，很可惜，我政治学习不够好，竟和这样一些人还来往很近，可见我政治嗅觉不够，这是我自己应该要检查的。」这件事情令人对于杨绍唐牧师就有了看法。

　　杨牧师虽然加入了三自会，甚至有一段时间是三自会的副秘书长，但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是被红卫兵强迫扫街道。有一天下雪，他扫地的时候身体不适倒地，再也没有起来。有人说，如果杨绍唐牧师不走晚年的这段道路，宁肯在工作上不要做这么多，不要这么铺张，在神面前多有持守，恐怕会更好地保持自己的晚节。所以这也警戒我们，不要贪图工作，却忘记了敬畏工作的神。

倪柝声弟兄

　　倪弟兄原名倪述祖，1903年出生于福建的一个基督徒家庭。虽然他在信主的家庭当中成长，但在17岁以前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倪述祖17岁的时候，他母亲的生命有一个大复兴，因为与神更加亲近，就向自己的儿子认错道歉，请儿子原谅她。这件事情感动了倪述祖，他自己也就认罪悔改而且对付自己的罪，以后就成为比较热心的基督徒。从中可知，父母教养儿女不要仅是口头上的教训，只讲些圣经上的道理、知识，更要做儿女的榜样，这对于儿女会是很大的帮助。

　　1928年，倪述祖改名为倪柝声，这一年他在上海哈同路建立了「基督徒聚会处」，以后发展到了全国各地。同年，他出版了《属灵人》一书，这本书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虽然有些弟兄姊妹对其中的一些说法不是完全赞同，但这本书还是帮助了不少人。

　　不久，倪柝声弟兄发表了《工作的再思》，有些弟兄姊妹觉得非常可贵，但另有一些弟兄姊妹难以认同。1933年后，倪柝声弟兄多次去到欧美等地讲道。倪柝声弟兄的英文名字叫Watchman，意为守夜的人。他的英语相当好，可以用英语讲道，他的一些著作也被译成英语，所以在使用英语的教会和信徒中比较知名。倪柝声弟兄的讲道也吸引了国内各个宗派的信徒，因此许多人就离开自己教会的主日崇拜而到聚会处听倪柝声弟兄讲道，这样更造成了倪柝声弟兄及聚会处和其他教会间的隔阂。

　　1942年，倪柝声弟兄出任生化药厂董事长。有一个记载说，因为倪柝声弟兄看到聚会处一些专心祈祷传道的同工们在生活上有缺乏、有困难，所以他就主持了生化药厂的工作，给这些同工们一个名义，算是销售员，这样就可以给他们工资供应他们的生活了。不过有些人觉得这并不适宜，我也感到没有必要。因为当时聚会处的很多弟兄姊妹都是知识分子，职业不错，他们的收入可能比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更好些，奉献可能也更多些，这样聚会处的同工们绝不会有什么大的缺乏；而且任何服侍主的人都应该仰望神，依靠神，就像「遍传福音团」、「西北灵工团」，还有往西南传道的弟兄姊妹，都是凭着信心没有工资，靠着主生活，也没有听说哪一个挨饿，哪一个有很大的缺乏。所以有人就认为倪柝声弟兄担任生化药厂董事长这件事情没有必要，甚至是走错了一步。据说1947年倪弟兄公开承认卷入药厂是一个错误。

　　1947-1949年，倪柝声弟兄在全国传讲「交出来」（完全奉献）的道理，很多人献出了大量财物。他本人也把自己的财物奉献了出来。当然也有人说，这三年因为看到解放军快要胜利了，个人的财物很难保留，所以很多人完全奉献了，但是把财物奉献出来总是难得的事情。另外也有人说这个「交出来」不仅是奉献财物那么简单，是聚会处从「安提阿路线」向「耶路撒冷路线」转变，有集权、集钱的意思。我们不知详情，也不宜妄加评论。但是在1948年，我亲眼见到上海聚会处的两千多弟兄姊妹们，能身穿白衣，衣服上印着传福音的语句，列队在上海大街上游行，喊着口号布道，这是当年海内外很少见到的。直到1951年时（新中国成立后），在昆明聚会处门口，聚会处的弟兄们仍穿白衣散发福音单张。有些弟兄姊妹对于倪柝声弟兄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当然，个人的看法评论不同，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至少这样传扬福音、为主献上不是简单的事情，若是全国各地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热心传道，又将是何等大的一个复兴？所以我认为，那些时日聚会处弟兄姊妹传福音的心志，实在是我们应该尊重甚至是值得效法的。

　　1950年，全国基督徒聚会处的信徒共约七万人（当时政府统计全国信徒总数是70-100万人）。1951年倪柝声弟兄带领全国的聚会处都加入了三自会，但到了1952年他还是被捕了，罪名是「非法资本家」。「三反、五反运动」[3]中，因为倪柝声弟兄曾担任生化药厂的董事长，判刑两年。在那以后，很多的聚会处退出了三自。1955年，上海聚会处的一些同工们被定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倪柝声弟兄被加刑到20年。1972年倪弟兄刑满时去世，有人说是释放后在劳动中去世的，但另有说法是释放前在狱中殉道的。

• [3]「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开始的一场政治运动。「三反」是指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指在私营企业中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1970年代教会复兴之后，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和其他教会的许多弟兄姊妹逐渐亲密，真感谢主！我个人认为，纯正信仰的内部，各个不同的家庭教会之间，看法和领受有不同的地方是难免的，普天之下这么多的圣徒，人的智能又这么有限，很难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每一节圣经、每一个词句都是千篇一律同样的理解。我们都在主的宝血之下，领受了主的生命，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是一家人；在地上我们是一家人，将来到天上彼此相见，我们更是一家人。虽然聚会的地方不一样，各个聚会的地方也有个人特别的领受，只要不超乎纯正信仰范围以外，不到异端的地步，我们就应该彼此尊重，彼此相爱，同心合意传扬福音，迎接主的再来，这岂不是比我们争论一些枝节问题更好吗？

历史上的一些华人赞美诗歌

　　1940年代以前的诗歌大多译自外语，有的译文较好，但有的译文较为生硬。在那些年间，知识分子信主的不太多，而西方的宣道士对中国话也不太熟悉，所以翻译的词句好多地方都比较生硬。例如一首英语诗歌中的一句歌词是：「The burden of my heart rolled away」，意思是「我心中的重担都消逝了」，但有人却翻译为「我心中的重担都滚开了」。像这样生硬的翻译，大家唱来就会莫名其妙。

　　古典的赞美诗歌，有的曲调非常美好，感人很深，例如「圣哉，圣哉，圣哉」这首诗。1956年我在天津监牢里的期间，经常在主日早晨一般圣徒敬拜唱诗的时候，默默地哼唱这首诗歌的曲调（在监牢里不敢唱出词来）。同监狱里的另外两位原先互不认识的信徒，也断续地随声附和，轻声哼唱这首圣诗。我们就这样一起在主日清晨敬拜神。经过了几个主日以后，同牢房的一位姓傅的神父悄悄地对我说：「以前我对基督教很有反感，但你们的表现让我改变了对基督教的看法。」另外一些外语的诗歌，虽然词句翻译得并不十分恰当，但是调子却也能感动人。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有一次我在大街上听到一个商店里反复播放「平安夜」的乐曲，心里大受感动。因为多少年没有听到这首诗歌了，尽管是在街边的商店听到的，心里仍是很得安慰。它有属灵的能力，是有感染力的。

　　1900年代初期也有一些华人创作的诗歌，比如说有人用山东的民间曲调来歌唱诗篇23篇，到现在一直帮助着许多的人。1990年代初，我在天津应邀去参加一个韩国宣道同工们的聚会。他们的聚会是在一栋六层楼的最高层。我和我的妻子耀轩姊妹步行上楼的时候，远远地在楼道里就听见那些韩国同工们用汉语歌唱诗篇23篇，心中大受感动。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出现了一系列华人创作汇编的诗歌集

1. 《圣徒心声》：里面大部分的诗歌是贾玉铭老牧师写词，再配上旧的圣诗的曲调。在1940年代至1950年代初，有很多青年人非常喜欢唱《圣徒心声》里的诗歌。
2. 《基督徒诗歌》：大都是王明道先生翻译的传统圣诗。这些诗歌陆续发表在《灵食季刊》上，后来编辑成册。
3. 《天人诗歌》：苏佐扬牧师创作汇编。其中相当多的诗歌是苏牧师配上曲调的一两节经文金句，在圣徒中广泛歌唱。这些经文诗歌唱起来容易上口，也容易记忆。当年广大信徒在监狱或强迫劳动改造中，常在心中默想或无声地歌唱这些经文诗歌，得到了很大帮助。
4. 《小群诗歌》：原为基督徒聚会处193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暂编版」的诗歌，其中很多原是倪柝声弟兄的创作，后经过选择并加入同工们的创作，共收集了180首。诗歌本出版时，封面上印有「诗歌」二字，下端有「小群」两个小字，所以有人把这本「诗歌（暂编本）」叫做「小群诗歌」。其后在1952年六月初，上海福音书房出版了「诗歌（增订暂编本）」，共有1052首诗歌。其中有些诗歌的词句并不华丽，但含义很深，感人也很深。
5. 《灵粮诗歌》：赵世光牧师编辑。赵牧师布道和讲道时很重视唱诗，带领会众一起唱诗是他讲道的一部分，灵粮诗歌是他所教唱的许多诗歌汇集而成的。
6. 《圣徒新歌》：由贵州贵阳的信徒编辑出来，流行于中国西南一带。
7. 《西北诗抄》：这个诗本包括一些旧的传统的诗歌，还有一些张谷泉弟兄和西北灵工团的同工们写的新诗歌，在新疆、西北一带使用较多。
8. 《歌中的雅歌》：我在云南昆明灵光圣经学院教课的时候，学院原先有一本诗歌集，但其中一些歌词比较古旧或者唱得不顺口，所以我就把比较感动人的一些诗歌收集在一起，起名叫《歌中的雅歌》，其中大约有一百首诗歌，供学校里的弟兄姊妹们和一些教会的信徒使用。
9. 《经文诗歌》：王明道太太刘景文女士汇集而成，其中一些诗歌是她自己配的曲调。

※从七十年代以来到现在﹐大陆各地所用的不同的诗歌本

1. 《赞美诗歌》：出于温州，新版有544首，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有的。
2. 《大家歌唱》：共有1000首，出现于文化大革命以后，出处不清楚。
3. 《伯大尼歌声》：有370首，云南的弟兄编辑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4. 《圣徒诗歌》：由浙江的弟兄姊妹编辑印制。
5. 《迦南诗歌》：小敏创作，共一千五百多首。
6. 《颂赞圣诗》等其他诗歌甚多。

海外华人所用的一些比较传统的诗歌本

1. 《生命圣诗》：宣道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编辑过程中，曾邀请多位圣乐家、神学家、资深的圣诗翻译者参与实际工作，包括滕近辉牧师、罗炳良博士、刘善言博士等人。
2. 《教会圣诗》：全本共有495首圣诗，被海外许多华人教会所采用。诗集大多选自美国各大教会常用的诗歌，也有一些华人圣徒的作品，但都有中英文互译的双语诗词。这一诗集的特点是词句通顺，译文既忠于原意，又力求有韵律，而且英文音节和中文字词都有相同的节奏。这是难能可贵并值得效法的。
3. 《圣徒诗歌》：由史伯诚弟兄和美国见证出版社编辑委员会编辑创作，共收集七百余首中英文对照的诗歌。
4. 《圣诗》：于力工牧师编译，约六百首。

　　比较新的诗歌本还有《天韵诗歌》、《赞美之泉》等近期出现的各种诗歌。

诗歌的重要作用

　　有人说基督徒是一个喜欢唱诗的群体，无论是个人或集体，几乎有声或无声的诗歌总离不开我们。我的妻子耀轩姊妹，十几岁的时候在四川路过一个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听到里面在唱诗，心中大受感动便走了进去。那里的负责人是胡若愚教士，带她认罪悔改归向了基督。山东临淄一位姚姊妹说：她在信主前偶尔路过一个村庄，听见一个院墙里传来美妙感人的歌声，便不由自主地敲门进到他们中间，接受了救恩。2000年前后，巴黎一位张老弟兄曾经几次到巴黎旁边的里尔去开荒布道，但多次打听却没有找到一位华人信徒。后来有一次他来到一个华人居民区，当地居民仍是说不知道谁是基督徒；但却说一家新来的住户总爱唱歌，和其他人很不一样。张弟兄过去一问，果然是位信主的弟兄，双方都喜出望外。2000年代初我曾和他们二位交谈过，那时他们已经建立了里尔的华人教会了。

　　一般来说，诗歌因为具有音韵、节奏，所以便于记忆背诵；它的感染力往往也超过了散文和随笔。而基督徒的诗歌，更应由神而来，也当感人更深；令人一旦背诵，终生受益！

　　诗歌也便于互相勉励。前文中提到过苗树滋老人，在艰难时期给人寄一包农产品，里面夹着一首诗歌。帮助了许多人共同歌唱、共颂主恩、共同前进！

　　1945年底，我在陕西洋县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又一次吐血，终日躺在床上静养。有一天晚上，听到远处走廊里有人独自唱诗，那是一位从农村到城里来办事的弟兄，他的调子并不准确，声音也并不优美，但是我觉得他是在用心灵和诚实歌唱，他的歌声深深地感动了我。有几句诗词是：「一心信靠我恩主，向前走，向前走，……跟主向前不退后，向前走！」他在远处歌唱，我在床上倾听，一句一句的「向前走，向前走……」就像印在我的心灵里面一样。我本想第二天见见这位弟兄，没想到他第二天一清早就回农村去了。我始终没和他见过面，但那句「向前走」却像印在我的心中一样。几十年来，经历过多少的艰难坎坷。每当试炼来到的时候，常是这句「向前走」帮助我继续前行！弟兄姊妹，你看诗歌对一个人的帮助，往往不是一时之间，而是一生之久的。我常常祷告神，愿神兴起今天真正属灵的诗歌作者来，超过前一代的人！

　　如果讲道前的启应诗歌让会众心灵已受感动，这样讲道的人就比较容易释放信息，帮助会众。如果讲道以后再唱一首合适的响应诗歌，就加重了感动的能力。如果讲道以前唱诗软弱无力，讲道以后唱诗有气无力，无形当中就削弱了讲道的能力。

　　所以我们唱诗不能因为曲调的优美而唱，也不能因为要挑动情绪而唱。我并不反对敬拜的时候使用一些音响乐器，如果使用乐器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更亲近主，这样很好；但请留意，人的情绪被挑动起来，不一定是灵里爱主的心被挑旺起来。人的思想感情是一件事，灵里面与神相交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思想、感情、意念可以有一些活泼，但我们必须自省：我们灵的深处是不是被触动了？是不是与神更加亲近了？我个人的领受是，思想、意志、感情是受灵支配的，灵里面如果很刚强，思想、意志、感情这些问题就容易解决；如果灵里面枯干软弱，外面即或热闹，甚至弟兄姊妹一起聚餐联欢，吃得很好，说说笑笑也很欢畅，但灵里还是不能得到满足，不能得到供应。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唱诗不仅是诗歌好听，激动我们的情绪，而是让我们灵里面受感动、受造就。求神让诗歌触动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灵命有长进。

　　浙江有一个老姊妹，大家叫她阿婆，她本不认识字，但后来能读圣经，也能把诗篇第150篇背诵着唱出来。那是她自己编着调子唱的，每唱一次就另有一个调子，她就是凭着自己的心灵歌唱。后来有人把她唱的诗篇第150篇录音，听到的人都很受感动。1980年代的初期，也有从香港传到大陆的一些赞美诗的录音，虽然是歌唱家唱的，也有音乐家伴奏，声音很美，非常「动听」，但是没有多少人「动心」。我们实在应该求主先感动我们，当我们用自己生命的经历，用自己对主的感恩、对主的爱来唱诗歌的时候，一定会得到众圣徒灵里的共鸣，在主里彼此激励，同受造就，同得益处。

　　曾经有一个聚会，因为当中有一位文学家，大家就说：「你写诗也挺好，演讲也挺好，请给我们朗诵一段诗篇或者你自己的作品好不好？」那位弟兄就给大家朗诵了诗篇23篇，朗诵的时候抑扬顿挫，很有节奏感，大家听得非常有兴致，读完以后大家就一同鼓掌。在那个聚会当中还有一位传道人，大家就说：「请神的仆人也给我们朗诵一段圣经好不好？」那位传道人好像是很勉强，当时就默默地祷告了一下，然后说：「既然大家有这个要求，我就也给大家背诵一下诗篇23篇吧。」这个传道人背诵23篇的时候，没有什么高低快慢、抑扬顿挫，也没有节奏技巧，但是他用心灵和诚实思念神和我们的关系，真好像牧人和羊群的关系，感念到神对我们的慈爱、恩典、恩惠、应许，他就背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背诵的时候，一句一句地带着自己的心灵感动，也一句一句地感动了会众。当他背诵到最后一句「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的时候，会众没有一个人鼓掌，但是有人在那里流泪。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在神面前学神的话应该怎么学，在神面前追求应当追求什么。

现代诗歌的评论

　　诗歌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要赞美神，让更多弟兄姊妹灵里得益处，所以我想只要内容是正确的，对大家就多少都有点帮助。但是毕竟也有些需要考虑的地方，下面谈谈我个人片面的看法，愿意和大家一同讨论。

※有些诗歌没有音韵好像是散文。

　　我觉得有一些现代的赞美诗歌，既没有音韵，也没有节奏。诗歌没有韵，就不像是「歌」了，而且没有韵既不容易记忆，也不容易歌唱；所以诗歌最好有诗，有韵，也有节奏。中国近代的所谓白话诗，乃是起源于从外国翻译来的诗作。本来外文诗也都是有音韵、有音节规律的（参见滕近辉编译的《生命圣诗》和于力工编译的《圣诗》）。只是把外文诗译成中文诗，确实难于押韵，确实难于限定字数，于是一些文学家就译成了白话诗，既不顾音节多少，也不管是否押韵。逐渐地，中国自己的诗人写诗的时候，既不顾音韵，也不顾字数。华人信徒的诗歌作者，也因循这一习惯写诗、谱曲，创作出大量的「诗歌」。但是实际上，无韵难于成歌，无韵也唱不上口。所以还是有韵才更像是诗「歌」。

※有些诗歌没有诗意如同白话文。

　　自古以来，无论中外，「诗」都有诗意。一切古代的名诗，初读起来就觉得不同于一般的叙述文学，让人感到诗句的字里行间含义非常深远，百读不厌，甚至把人引入一种反复思想、感人终生的境界。现代的赞美诗有一些也很上口，但是现代不少的赞美诗全篇都是大白话，缺少引人入胜、令人深思的诗句。这些诗歌的感动力，当然大多也就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了，实在可惜！愿今天的诗人，都有摩西和大卫那样为神摆上的心志，经过摩西和大卫那样的属灵旷野，写出今天的不朽诗篇！

※有些诗集没有十架只有享受。

　　有些现代所写的新诗歌，整本诗集里面几乎很少提到十字架，很少提到为主吃苦，很少提到为主付代价，没有说怎样抵制罪恶，怎样放下世界上情欲的迷惑，怎样抵挡撒但的诡计，怎样在灵里面得胜，几乎整本诗集只有享受；从头到尾都是神会赐福、同在、帮助、施恩，但是歌词里面很少提到十字架。所以，我请弟兄姊妹看一看，你的教会、你的团契常唱的诗歌，有几首有十字架？有几首讲怎样传福音，甚至为了传福音有所牺牲、有所放弃，也在所不惜？也请大家想一想，大家差不多能背下来唱的诗歌里面，有几首讲如何更多爱神，有几首是愿意为主吃苦的？如果这些内容太少了，我建议弟兄姊妹多选一点这样舍己爱主、背负十架的诗歌。

　　在1940年代末，像《起来，我们走吧！》《举目向西展望》这样的诗歌很多。那时候的弟兄姊妹有很多人都作了吃苦的预备，但等到患难来临的时候，还免不了东倒西歪。现在的诗歌当中，要是没有十字架，没有奉献，没有为主吃苦这些内容，一旦末日必有的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够在主的真道上站立得住。

※有些人推崇某一个人写的诗歌，失之偏颇。

　　我听说国内有一些教会，只唱某一类诗歌，只唱某人所写的诗歌，除了这些诗歌以外其他的诗一概不唱，我觉得这未免有些狭隘。

※有些人又完全否定某一个人所写的诗歌，也过于严苛。

　　我亲自见过这样一本书，评论一个年轻的姊妹写的诗歌。本来她写了很多的诗歌，也有很多人在唱。可是那本书的作者却认为这个姊妹所写的诗歌没有一首是好的，全部否定，我觉得这样的评论也似乎太严苛了吧？！

对未来诗歌的展望

※华人教会需要有华人创作的圣诗

　　那些经过几百年存留下来的传统诗歌，是非常宝贵的，但那些毕竟不能是我们全部或大部分的诗歌。华人的教会需要有华人创作的圣诗，要符合现今圣徒灵命的要求，符合这个时代华人向普世宣道的需要。

※传统诗歌需要重新翻译或编写

　　像先前所提到的「圣哉三一」，这样好的一首诗，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很难理解，如何能把「圣哉」这两个字翻译为现代的汉语，而不失起初的感动力，这真是一个问题。我自己也尝试过多少次，但总觉得自己的翻译不理想。传统的诗歌中有一些需要用现代的语文重新加以翻译或者编写，以便使我们，尤其是年青的一代，能够更容易懂得歌中的涵义，也能得到更多的造就。愿神兴起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来担起这方面的重任。

※诗歌的创作需要多数信徒的认同

　　现在有些人通过创作诗歌为主工作，当然很好。但是如果你所创作的诗歌，只有一部分信徒响应，或者是少数的一两个教会响应，甚或只在一个地区有人响应，那么还是需要考虑，要有大多数的信徒认同才好。「主啊我心爱祢，现在爱祢，永远爱祢，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祢！」这首诗歌可以说是延续了多少年，到现在唱起来还是那么感动人。「举目向西展望，广大禾场荒凉，主心日日忧伤，谁肯为我前往？」这样的诗歌经过了多少年，仍然很有属灵的生命力。我们实在需要这样能引起多数信徒灵里响应的诗歌。

※诗歌的创作需要迎接更大的复兴

　　我们不能安于现状。现在好多的诗歌都只说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主给我们福气，我们在这里唱诗真好，聚会也有神的同在，却很少说往外传福音的心志，也很少说我们要为主吃苦，背起十字架走主走过的窄路。历代开荒布道的传道人都写了一些很动人的诗歌，而现在我们确实需要写出这类同样感人的诗歌来。

※求主兴起众多新一代的诗歌作者来

　　我觉得圣诗的创作要复兴，首先是求神先「创作」出一批有真正的属灵经历的圣诗作者来。任何写作都是这样：要想感动别人，首先自己要受感动。如果作者没有从心底向神发出赞美，怎能使别人向神发出赞美？如果作者没有从心底里说主为我死了我愿意为主活着，怎能激发别人爱主的心？如果作者没有在艰难的环境当中靠主得胜，所创作的圣诗也不能劝勉圣徒胜过危难。下面介绍两首诗歌的写作历程，供给有心创作圣诗的弟兄姊妹们参考，共同探讨。

　　（1）《主啊，我心爱祢！》[1]

　　有一段时间，赵君影牧师住在江苏一带传道，没有任何工资，完全凭着信心生活，从不向人诉说自己有什么经济缺乏。弟兄姊妹的自由奉献、馈赠多些，生活就好一些；奉献、馈赠少些，生活就差一些。有一次，另一个县城的教会请他去领几天的培灵布道会，赵君影牧师答应了。但是到会期临近的时候，当地教会却没有寄路费来。而且与此同时，他家里的粮食眼看着也要用尽了。赵牧师的师母张性初是一位很爱主的姊妹，她问赵牧师说：「你要去传道的地方，日期已经很近了，没有路费，你知道吗？」

• [1]1990年代末，我应邀到了达拉斯，在当时于力工牧师服侍的教会中讲道。于牧师早在1940年代曾长期和赵君影牧师同工。那期间我问过于牧师，这首诗歌的写作背景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误差？于牧师说没有什么差错，「大体是这样的」。

　　赵牧师说：「我知道。」

　　师母说：「家里粮食快吃完了，没有钱买粮食，你知道吗？」

　　赵牧师说：「我也知道。」

　　师母说：「那我们怎么办呢？」

　　赵牧师说：「我们没有办法，只有求告神了。」

　　两个人有时共同祷告，有时也分开个别地祷告。过了几天以后，赵师母就又来问赵牧师：「你祷告了几天了，神对你有启示没有？」

　　赵牧师说：「有启示。」

　　师母就问：「神对你的启示是什么？」

　　赵牧师说：「我不说。」

　　师母说：「你要是不说，我就说了。」

　　赵牧师说：「你说吧。」

　　师母说：「我们家还有一样东西没有献出来，就是我们结婚纪念的戒指，还没有奉献出来！」

　　赵牧师说：「我也是有这个感动，应当把它用在神的事工上。」

　　师母当时就责怪赵牧师说：「你既然有这样的感动，为什么你不早说呢？」

　　赵牧师说：「自从你和我结婚后，和我一起传道以来，这些年来你受尽了千辛万苦。现在我们唯一一个纪念品，就是这个戒指了。而且家里唯一一件值钱的东西，也就是这个戒指。我怎么好意思说把这个戒指奉献出来呢？」

　　赵师母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你这样说就不对了。一个弟兄为了服侍主的缘故，甘心情愿把所有的都完全献上，他的妻子就应该陪着自己的丈夫，一同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当时两个人就决定把那个戒指也献出来，拿出去典当。那天他们出去典当的时候，天下着小雨，赵师母也要跟着去。赵牧师说：「你不要去了。这个戒指典当以后，恐怕我们将来不会有钱再把它赎回来了，我怕你会难过的。」

　　赵师母说：「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一定要陪着你一起去典当它，这就是说明我们两个人是同心去典当的。将来，谁也不要埋怨谁。」

　　那一天下着小雨，两个人肩并着肩，打着一把雨伞，共同地走在一条泥泞的小路上，一同去典当这个戒指。赵牧师自己作见证说，当那位当铺的服务人员收了戒指，写当票（收据）的时候，他退了几步，靠着墙流下泪来，因为他想这个戒指是再也赎不回来了。

　　他们从当铺回家的时候，两个人仍是冒着小雨，肩并着肩打着一把雨伞，走在那条泥泞的小路上，两个人什么话都没说。赵牧师心里很难过，想到服侍主以来，家人离弃他，朋友讥笑他，甚至还有信主的人反对、排斥他。他们夫妻经历了多少辛酸艰苦，现在又处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心情非常沉重。但是，他忽然想到，在加利利的海边，主耶稣曾经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的回答是：「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这时他心里一亮，觉得应当像彼得那样，把一切献上，忠心走主的道路！想到这里，他重新得到了力量！

　　他们回家以后，便写下了一首诗歌。有人说是赵牧师写的，但是，也有人说这首诗歌是赵牧师和赵师母一起写的。这首诗就是感动了很多人的《主啊，我心爱祢！》，歌词是：

我眼流泪，我心破碎，主啊，我心爱祢！
或遭敌对，或遇误会，主啊，我心爱祢！

衣不蔽体，食不充饥，主啊，我心爱祢！
无处可栖，无势可依，主啊，我心爱祢！

家人离弃，朋友嘲讥，主啊，我心爱祢！
吞声忍气，默默受欺，主啊，我心爱祢！

如醉如痴，无识无知，主啊，我心爱祢！
终日如羊，被交于死，主啊，我心爱祢！

【副歌】

主啊，我心爱祢！现在爱祢，永远爱祢！
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祢！

　　这首诗歌，在1940年代末期，感动了很多青年信徒，我便是其中一个。我亲眼见到有许多的青年弟兄姊妹，唱着这首诗歌，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含着眼泪走向讲台的前面，跪在那里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也知道有些人，唱着这首诗歌走向边疆，也有一些信徒，在监狱里面，虽然不能出声地歌唱，但在心灵里面默默地唱着这首诗歌，坚定自己的心志。

　　1996年3月12日我71周岁的那天到了美国洛杉矶。不意赵牧师也在洛杉矶，他已是90岁的高龄，病势已很沉重了。3月22日，我的时差刚倒过来，便由一位姊妹带着我和妻子耀轩一起去看望敬爱的赵君影牧师。当天的日记原文如下：

March 22 Fri.

……早饭后……决定……与耀轩同去看赵君影牧师。找了半天，几费周折，终于找到。老人家初出医院，听力尚好，思维记忆犹可，但话语已不清楚了。我握着他的右手问他可还记得当年的情境。他用左手作写字状断续地说：你，诗。然后伸出大拇指向上指，说：好！我不禁泪下。……给他送了一盆花，给他的病房增加了些色彩。赵师母也是年事已高了，但尚能走动操持家务、接电话、谈话。我们在那里停留的时间比原来（预计）的时间长了些。当我谈及去年12月在（伦敦）路标团契讲述「主啊我心爱你」一诗及在（韩国）朴弟兄处讲及此诗时，老人家左手捂着脸激动落泪。最后我们同唱此诗副歌，老人一直……动容。末了由赵师母祷告……（告别后归来，一路上和轩等一直谈论他的诗作……）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赵牧师。

（2）《向西行》

　　这首诗所写的是我自己的心路历程。1948年春天，我以「一只小羊」为笔名给《遍传福音报》投去一份诗稿《向西行》。不久一位好友，重庆大学的徐家枢弟兄给我寄来一份《遍传福音报》，切切地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地读读那篇《向西行》。他说他读了几句就流泪了，这使我不禁内心有些骄傲。经过了一定的祷告对付，才使自己谦卑下来。

　　《向西行》一诗是这样写出来的。1948年前，我觉得时局马上就要变化，政权改变以后，如果继续传道，可能会有苦难。那时我是教育系的学生，毕业以后，如果当一名老师，带职事奉，就比较容易。其实内心深处是想从服侍主的路上退下来。当时心里的争战相当剧烈。奉献以前，友人们对我多有称赞，自从决志传道以后，很多老同学、老朋友对我不仅是不解，甚至是轻视。为了在国内服侍主，我也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我觉得把自己的心既交在神面前，也便交给众多的弟兄姊妹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总是跟我有距离，甚至故意冷落、疏远我。1947年的全国夏令会中，本来我担负的工作较重。大会前我和大家筹备聚会的需要，聚会期间要帮助大约四百位弟兄姊妹的生活问题。我二十多天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但大会临近结束的前两天，我所敬爱的赵君影牧师，忽然带着几个同工，叫我去说：「边弟兄身体不大好，你就把工作放下。你的工作就由这两位来接管吧。」事后有人暗示我，赵牧师的举措，乃是对我不大信任……我心里不仅很孤单，自尊心也很受伤。我实在不解，为什么我把世上的东西都丢弃了，在信主的人当中却被怀疑。尤其是我眼看到有些人传道毫无真正爱主的心，乃是为了混饭吃，同时又看到服侍主是那么艰难，甚至前途还有很大的危险；那时撒但不断地趁机攻击，于是心中有时就想从服侍主的路上退下来。

　　1948年元旦，江苏省丹阳县的江苏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团契，约我在那里有三天的布道会。邀我前去的团契主席刘弟兄是我在陕西传道时带领他信主的，所以我以为一切都会非常顺利。但是，我万没有想到，由于当地教会有位「牧师」作梗，那次的布道会竟然不能在学校附近的礼拜堂里举行，只好在开会前六小时，仓促借用了一个俞弟兄的诊所候诊室布道。他的诊所距离学生宿舍相当远，第一天的布道显得非常冷落。我心里伤痛极了，决定第二天出城到旷野去禁食祷告一天。

　　1月2日凌晨，天上的晨星还没有消逝，我独自一人走出了城门。为了找个僻静的地方，我沿着崎岖狭窄的田埂，一直向南走去，严冬清晨的田野，除我以外，再没有第二个行人。太阳刚从东面升起，把我的影子照得很长、很长。我走一步，我的影子也走一步，我停下来，我的影子也停了下来，心里更觉得凄凉。那时候，我一面唱着诗歌，一面往前走，眼泪止不住地流淌，洒落在狭小的田埂上。我的脚无处可走，只有踏着自己的眼泪前行，心里更觉得伤痛。那时候撒但趁势攻击我：这条路这么苦，你何苦委屈自己到这个地步呢？实在太可怜了！你从这条路上退下去吧！但每当我想从服侍主的路上退下来的时候，心里就更加难过，好像是背叛了主一样的伤痛。我就这样一面心灵里争战着，一面唱着诗歌向前走。唱到后来的时候，我的歌声好像是在向着高天哀诉一样嚎咷大哭……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崎岖窄路。忽然，我心灵里面一亮，想起了路加福音第9章那里所说的：当主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往耶路撒冷去（路9:51）。下面跟着说：他「面向」耶路撒冷去（路9:53）。主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路18:31）。耶稣是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的（路13:22）。这段圣经我曾经跟别人讲过，但是慢慢地印象淡漠了。而那天早晨，我忽然想到主耶稣基督所走的就是这么一条十字架的窄路。祂明明知道在耶路撒冷等待祂的是各各他、髑髅地、是十字架的苦难，但他仍是「面向耶路撒冷而去」，这条路虽然苦、虽然窄，但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已经在前面走过了……

　　主为了救我，曾为我流血舍命。我为主受了一点委屈，又算什么？那时，我不禁想到，主耶稣是在这条窄路上一直走到路的尽头，祂的血一滴一滴地为我流下来；历代被神使用的属灵前辈，也都是从这条路上走过去的；而我每天晚上一个一个提名代祷的那些往边疆去传道的弟兄姊妹们，那些无名的传道者，那些激励我的人，他们也正走在这条道路上。当时，我心灵的眼睛好像忽然被开启！好像心灵里所看到的并不是一条狭窄的小路，而是一片广大无垠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历代以来服侍神的人们，乃是一群浩浩荡荡的福音大军！而我自己，在这个千千万万的福音大军当中，不过是小小的一员。我只应当觉得不配，应当觉得这是神的恩典，是神赐的荣耀！为什么反而觉得是在委屈自己呢？感谢主，我在那里禁食祷告一天之后，等到黄昏的时候，我的灵里面有一个大的转变，在神面前又坚定了服侍主的心志。

　　那天傍晚，在一个干涸水沟的草丛中，我写了一首小诗，就是《向西行》：

向西行，向西行，面向着耶路撒冷向西行！
默默地向西行，暗暗地向西行。
那怕路途窄，窄路早有主脚踪。
那怕旅途远，远征也要随主行。
那怕路艰难，踏着自己的血泪也要向西行。
那怕路将尽，尽头即见主恩容。
我仍要，向西行，
因主在前领我，我愿随主向西行！

　　谢谢主，写完了这首小诗以后，当天晚上的布道就看见了主的恩典。最后一天布道后竟有十来个人决志信主。这在当年的事奉中，已经是蒙恩的见证了。而且很奇妙，此次因蒙主恩得胜以后，我也了解到了弟兄姊妹疏远我的原因。有位梁振昌弟兄坦率地对我说：「（由于我当年曾不断地单独到贫民窟里去传福音，并且在「五二O」学生运动后多次去探访、护理被军警打伤的一个学生，向他传福音）有人觉得我左倾（倾向共产党）得出奇，大家不能不防。」另一位训育处信主的方老师对我说：「你当初忽然那么热心传道，训育处的老师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你是真心传道，当时惟怕你居心难测！」但这些误会后来都解开了。

　　书写这首《向西行》的前后，也是我灵程上的一次飞跃。从那以后，我觉得好像主当年从海里拉起彼得一样，把我从自怜、自爱的挣扎中拉了起来。在那一段时间里，灵命蒙主的恩眷，体会到主耶稣和众圣徒的脚踪。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是主在造就我，预备书写《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一诗。

　　主来的时候已经近了。而我们身边，还有多少的灵魂，正在走向灭亡！环顾全球，很多地区，还是福音未得之地。主若是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祂的心会是怎样的忧伤？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应当有怎样的心志？我们所唱的诗歌、所创作的诗歌应该是个人享受的诗歌呢？还是应当为主付上代价走主的道路、不怕艰难地决志把福音传向地极的诗歌？每一个时代的复兴都伴随着大量的当代感人的诗歌，希望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涌现出大量的、有助于这个时代的圣诗。不仅仅是供欣赏的诗歌，而是真能扣人心弦、动人心灵、坚人心志、使人心被恩感、献身事奉的圣诗！我们这一代的人，在我们大好的中年时代，不能做什么福音工作，似乎荒废了很多岁月，当我们能够做一些事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年纪老迈、有心无力了。感谢神，现在祂奇妙地兴起了很多正在中年、青年的弟兄姊妹，求主光照、带领、使用这些弟兄姊妹们。

　　中国早期的神学院大多数是由国外的各个宗派、公会或者宣道机构创办的，由西方的宣道士担任老师。但因为语言障碍，学生听课有一些困难，老师用中国话讲圣经的要道也实在不容易。于是，渐渐就有一些中国老师到神学院任教。上文谈到的一些中国传道人中，有几位也是神学院的教师。

1950年代前由华人创办或主持的神学院

※伯特利神学院

　　伯特利神学院是计志文牧师和其他一些神的仆人所带领的神学院。最早，伯特利神学院于1925年由石美玉医师（Dr.Mary Stone）及胡遵理教士（Miss. Jennie Hughes）创办于上海制造局路，定名「伯特利圣经书院」（Bethel Bible College），稍后改名为「伯特利圣经学院」，三年制毕业。1937年芦沟桥事变，战争蔓延上海，学院于1938年迁到香港；1946年于上海复校，逐渐由计志文牧师负责重要工作。由于旧校址被毁，1947年决定返回香港，之后改名「伯特利神学院」，四年制毕业，颁授「神学学士」学位。

※广西梧州的建道神学院

　　建道神学院创办于1899年，曾由黄原素及赵柳塘等执教，后于1950年前后迁往香港。

※上海中华神学院

　　中华神学院由号称「暗室之后」的蔡苏娟姊妹等人于1930年创办，其后造就了许多神学生，例如焦源廉牧师、张瞳昶弟兄、徐良淑姊妹等人。1940年代末期，焦源廉牧师复旦大学毕业以后，便在中华神学院学习，毕业后又留在该神学院教课。中华神学院当年的毕业生现在都已八十多岁了，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大陆牧养教会、带领教会。

※灵修（神学）院

　　灵修院是贾玉铭老牧师创建的。贾玉铭牧师早年执教于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注：1919年由美北长老会山东区会和江北区会支持赫士所建，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基要派神学大本营，西方基要派宣教士与本土的基要派传道人的结合点）。华北神学院是一个很好的神学院，贾牧师在那里做老师的时候带出了一批好学生，例如杨绍唐、张学恭、苏佐扬等。贾老牧师也曾经执教于长沙圣经神学院。1930年代的时候，他自行创建了灵修院，1937年抗战时期迁到重庆。当时重庆灵修院的师资很强，例如潘子丰牧师、赵君影牧师、苏佐扬牧师等都曾在灵修院里任教。如前文所述，第一届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就是在灵修院及其附近的一个圣光学校召开的。1946年的时候，重庆灵修院迁到了南京，改名叫灵修神学院，当年的学生学历较高，不少大学毕业生就读于灵修神学院。以后灵修神学院又迁到上海继续上课。

　　贾老牧师为人谦和，关切青年圣徒，希望每个信徒都要奉献给神（指奉献为主而活，得救的人都应奉献，参罗12:1）。我在1946年秋天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翁则富弟兄向他介绍我说：这是边云波弟兄。想不到老人家说：噢，你是边弟兄啊，你奉献了没有啊？我赶紧说：我奉献了。后来我才知道，贾老牧师见到任何一位青年信徒，第一句话都要问：你奉献了没有？！从此可见老人家关爱青年信徒的心。

　　老牧师身体力行，自己在七八十岁的高龄时，倡导灵修院的学生们以及爱主的信徒们都要「守晨更」，就是要在清晨五点钟的时候起来祷告。1946-1947年的时候我经常早晨起不来，就被同宿舍的翁则富弟兄叫起来祷告。翁大哥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出国的机会，进入灵修神学院装备自己。其他在灵修神学院深造的弟兄姊妹还有孙美芝、王颂灵、宋天婴（宋尚节博士的女儿）、杨培滋、孙惠英等人。

　　贾老牧师被诱加入三自后，灵修院在三自的控制下也不断改变、改编，甚至消失了。

※上海江湾传道人修养院

　　1949年之后，焦维真女士与中华神学院的几位同工合办了「中华基督教传道人修养院」，旨在关心那些年老不能做工且无人照料的传道人。实际上，当时仅二十几岁的焦源濂牧师却在那里教课，而且学员中多有像陈恩鸿弟兄、朱静瑄姊妹、孙灵立姊妹等这样的青年学员。陈恩鸿弟兄在1950年代初，曾去海南岛传道，后与朱静瑄姊妹结婚，两人历经艰难和捆锁，后来在浙江嘉兴建立了教会。孙灵立姊妹后来和焦源濂弟兄结婚，1980年代以来，曾在美国波士顿、旧金山等地教会事奉神，被神重用。

※天津圣经学院

　　天津圣经学院由孙静轩牧师主持。中国大陆新政府成立以前孙静轩牧师先在那里教课，后来一切事工就完全由他负责了。

※北京香山恩典院

　　恩典院是宋尚节博士带领的张周新先生创建的。宋尚节博士最后在北京香山卧病几年，服侍他的有张周新、陈善理夫妇，毕咏琴、刘苏琴等姊妹。宋博士离世后，1940年代初，张周新、陈善理夫妇二人建立了恩典院。最初在北京香山，后来在杭州和昆明也建立了恩典院。恩典院有一个特别难得的地方，就是不管恩典院内人数多少，总是有二十四小时日夜轮流不断的守望祷告，这是恩典院蒙恩的一点。但是恩典院多年来坚持认为读经要用「转轮子」的方法，也就是几十年来如一日，每天读经时，必须要旧约一章和新约一章互相配合、互相解释。这样每天依次新旧约各一章，轮流不息地对照解读领受亮光。这种读经方法，据恩典院的弟兄们讲，是宋尚节博士所使用的；但是他的女儿宋天婴、宋天真、宋天权，以及外孙王天声，都是传道人，她（他）们读经都不是用这种方法。现今一般的教会和信徒也都不用这一方法，甚至还有些困惑。然而，恩典院这些弟兄姊妹们爱主火热的心是可贵的。

※北京香山灵修院

　　几乎是同时，毕咏琴、刘苏琴二位，同在香山另组了灵修院，近似贾玉铭老牧师的灵修院。也曾带出一些学员为主使用。有一段时间，有些传道人到香山灵修院去进修。但1955年多人被捕后，香山灵修院即逐渐停止活动。

　　1955年王明道先生被捕时，张周新、陈善理、刘苏琴、毕咏琴等人几乎同时被捕。张周新、陈善理老年死在监狱中为主殉道。刘苏琴、毕咏琴出狱后明显倒向了三自会。王明道先生第二次被捕释放后继续反对三自，毕咏琴还去劝说王先生不要再反对三自会。本来1950年代初，我亲眼见到陈善理大夫、毕咏琴女士都曾受到过王先生夫妇的热情接待；但是我也亲自听到过，王先生对毕咏琴热心为三自会游说一事，颇有异议。

※重庆神学院

　　重庆神学院由陈崇桂老牧师与内地会合作于1943年创建。但是很可惜，陈崇桂牧师在三自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就加入进去了，而且还担负一些领导工作。只是在1957年，陈崇桂牧师便被定为右派，可见三自会也不是一个保险的地方。有好多的人，包括像杨绍唐、贾玉铭牧师等老人，被主使用了一生，晚年竟加入了三自会！但加入三自会后，晚年仍是受到了很多的苦楚，影响也不太好，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谨慎自己脚步的教训。弟兄姊妹们！我们事奉神真是要一生一世谦卑到底、谨慎至终，一旦走错一步，不仅是自己晚节失误，影响主工，影响后人，也将是我们见主时无以挽回的悔愧！

※泰东神学院

　　由毕业于华北神学院的张学恭牧师在南京创办，造就出一些爱主的神学生，在海内外被主使用。赵西门、文沐灵等人都是那里的学生。1948年夏天，我陪同泰东神学院的两位弟兄，同住在南京旁边的栖霞山布道一个月，大约有几十人信主，初建了栖霞山的教会。一直到1950年代的初期，也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时，泰东神学院才被关闭。

※黔光圣经学院

　　黔光圣经学院位于贵州花溪这个风景区，由中华传道会的周志禹先生主办，杜忠三老牧师负责实际的工作。

※昆明灵光圣经学院

　　昆明灵光圣经学院由神召会于1948年建立，属于神召会的谷怀空牧师担任院长。感谢主，那所圣经学院有不少兄弟民族的学生，毕业以后大多数都在西南事奉主。甚至有位毕业生晏大安弟兄在缅甸北部还建立了神学院和一些教会。

※云南圣经学院

　　云南圣经学院是由黔光、灵光、昆明三个圣经学院联合组成的。因为当时的战乱，黔光圣经学院由贵州来到昆明，与灵光合并在一起上课。后来灵光、黔光又和昆明圣经学院联合在一起组成了云南圣经学院，由储怀安、谷怀空先后担任院长。

　　其他还有一些新派神学主办的神学院，其中比较出名的例如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北京燕京协和神学院，大概是十处左右。到了文化大革命前，信徒人数减少，三自的神学院也就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了。

其他几位当年从事神学教育的中国教师

※石新我牧师

　　约在1930年代末，石新我牧师在云南开办了汉光圣经学校。他长期不收工资，凭着信心出来传道，而且时常关心同工们的生活需要。石牧师自己身体比较软弱，但是台上讲道的时候却满有能力。（由此可见，讲道的能力不在于体力如何，而在于灵里是否有丰富的装备，能够更好地供应弟兄姊妹们丰盛的灵宴。）石牧师也常常到欧美各地事奉，后来身患癌症，仍旧到巴西领会。他的著作有《石新我讲道集》和《灵谷清泉》等等。

※成寄归牧师

　　成寄归牧师曾经在长沙神学院、南京金陵神学院及华北神学院任教。他最大的成就是把「司可福函授课程」译成了中文。当时这个神学函授课程不仅帮助了神学生，许多没有上神学的弟兄姊妹对这本书也非常喜欢，受到造就。成寄归牧师自己生活很简朴，却常常顾念贫穷的人。据说他每次吃饭以前，都先留下一碗饭来，自己不吃，把这第一碗饭留给贫困的弟兄姊妹或者贫苦的人吃。除了在神学教育上不遗余力地事奉，他生命的见证也造就了不少信徒。1940年，年仅58岁的成牧师，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晕倒，被主接去。

※张学恭牧师

　　张学恭牧师创办了泰东神学院，始终没有参加三自会，被捕前没有参加，被捕以后也没有改变他的持守。他在狱中被主接去，默默中留下了佳美的脚踪。

对于神学院的不同见解

※有人认为传道人必须要上神学院，理由如下：

1. 因为神学院里有全部的圣经课程，上神学院便于掌握全备的圣经知识，全部的真理装备。不读神学院，在家自学的话，总是怕不够全面。
2. 上神学院有全面的、正统的理念，能学习到当时神学的主流，这样可以比较正确地认识圣经真理，否则怕会走偏。

※有人认为传道人不一定必须非上神学不可，这些人也有几种看法：

1. 以免自恃神学知识而忽视灵命。因为我们服侍主，不是靠着头脑的知识来服侍，必须有丰盛的生命，有足够属灵的经历，这样才能以道传道，不然是以知识传道。因此，有人认为传道人不必上神学，就是依靠属灵的生命，免得只依靠圣经的知识。
2. 以免自认为正统而忽视别人。神学院毕业的，可能觉得自己所学的才是正统，尤其是名牌神学院出来的毕业生，往往可能忽视别人，也不大容易尊重别人属灵的领受和见解。
3. 以免过于自限于传统。神学院里往往会沿袭某一传统，难以有一些新的突破和领受。当然这个领受必须是毫无偏差的真正从主来的领受，或是从老一代信仰纯正的传道人的启发教导而来的领受。

我个人的看法愿意和大家一起探讨

第一，神重用过一些读过神学的人，也重用过一些没有上过神学的人。

　　贾玉铭、于力工、滕近辉等都是读过神学的人。反对读神学，我觉得不大合乎情理，因为确实有一些上了神学院、教过神学课、办过神学院而被主大大使用的人。但一些没有上过神学的人也曾经被神重用，比如宋尚节，是被新派神学院送到疯人院去的。王明道先生也没有上过神学，却成了二十世纪神给中国的见证人。倪柝声弟兄也没有上过神学，他所带领的聚会处会众在1950年时，约共七万人，大约是全国信徒的十分之一。江守道、王国显等弟兄，他们虽然没有上过神学院，却写了很多的属灵参考书。所以神既用过读神学的人，也用过没有读神学的人，我觉得从这里就说明可以上神学院，也可以不上神学院，只是神给各人的带领不同而已。

第二，不在于要不要「上」神学，乃在于是不是「向」神学。

　　读神学的人，切切不要把神学等同于一般的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我们上神学或不上神学，一定要志在「学神」。有人读了神学，是向「人」学了很多的知识。1995年我在澳大利亚曾遇到过一个年轻的弟兄，神很使用他。他跟我说，他当时是带职事奉，白天上班，晚上读神学，上了半年神学课以后，他决定不再继续学了。因为他说没有读神学以前他很爱神，但是读了半年以后，他找不到神了。老师讲某一节经文的时候说，某某参考书怎么说的，某某名人怎么解释的，这节经文有几个不同的解释，有些不同的分析；但是他自己到底有什么看法，却不肯说明。这个教授是这样，其他教授也是这样。这位弟兄说他读了半年的神学，却找不到神了，不知道神的真道到底是哪一个，他因此中途离开了神学院。迄今他事奉神近二十年了，大大被主使用，有时候他在澳洲，有时候是到大陆培训传道人，那些传道人从他那里得到许多真正的属灵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不在于要不要「上」神学，而在于是不是「向」神学。上了神学「只」向人学，何必上神学？不上神学「心」向神学，同样是神学！我个人觉得，如果为了拿个神学学位好找工作，以这种心态去上神学，人云亦云，不如不学。另外，不读神学向神学的，虽然没有进神学院，没有神学老师，但若能藉着和属灵长辈的交谈或者一些属灵的参考书籍的供应，总有新的得着，甚至对于全卷的圣经有系统、全面、正确的理解。这样，就不仅在灵命知识上有装备，更是在灵命成长上得以确有灵粮的供应，而且在其中对于生命的喂养上也颇有得着。

第三，不宜独尊「神学」，而应志在「学神」。

　　我们不应该有非上神学院不可、不上神学就不能讲道、传道的观点和论调。不上神学院而被神使用的人过去有，现在也有。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之后，当年从有形的和无形的捆锁中出来的传道人们，很少人上过完整的神学，神的道不正是通过这些人而传开了吗？所以，我们不应该独尊神学，而应该有一个志向，就是「学神」，这样我们就能有更多地得着，在神学院里要学神，在神学院外更要学神。所以我们每个要服侍神的人要跟着主走，向主学，向神学。

第四，要「尊人之教」，更「遵神之导」。

　　上神学，当然要尊重教师在校的教导，但是更要遵从神一生的引导。老师教的尽管很好，但再好的神学老师也不会劝勉人说：神学毕业后，就够一生受用了，不必再不断地追求神更多纯正的光照引导了。当然，有一些老师不仅只教知识，在属灵的路程上也有所带领。他们因着自己属灵的经历，可以教导神学生更深地领悟到圣经真理，知道怎样解决属灵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因为被神引导过，所以能够帮助有同样问题的人。神学教育教的，不仅是课堂上的理论，所以师生关系不应该只是课堂上的关系，而是一起同行的伙伴，共同经历、共同面对，好像耶稣带领门徒一样，在严格（不是严厉）的要求中带着真实的关怀。我在灵光圣经学院教课的时候，要求学生一定要有自己的读经心得或灵修笔记。学生们抱怨这有如多了一门课，但我解释说：「这不是私人日记、个人生活，和我的课程关系不大；不过，这是你们将来讲道、传道的重要参考数据。因为这是你自己属灵的经历，是以生命传递生命，以你自己的灵命经历，带领其他人的灵命经历。」

　　但是目前也有一些神学老师（当然不是所有的神学老师），他们本身只有圣经知识，极少属灵的经历，甚至他们本身就不是奉献、蒙召、走十架道路的人；若是这样的话，即或一些神学生在他们的教导下拿到了神学博士学位，这些神学博士就能牧养、喂养羊群，甚至为羊舍命吗？

第五，「灵性要理性化，理性要灵性化」。

　　这是贾玉铭老牧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无论读神学与否，灵性要理性化。不能随便说「神跟我说话了」，「神对我有启示」。为什么神只对你一个人有启示，却让别人没有同被一灵所感呢？这样的一种领受，很容易走偏。所以，灵性要理性化，要有足够的、很好的圣经根据。

　　同时，理性也要灵性化。圣经知识渊博，理论十分清楚，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不能帮助灵命的成长，只是一个头重脚轻的侏儒。纯粹的理性知识只能对人讲「营养学」，而不能给人「摆设灵宴」、「供应灵粮」。若是只懂营养学，却无从供应灵粮，信徒的灵命又怎能成长呢？教会的根基应当建立在耶稣的磐石上，所传讲的应当是生命的信息和道理；可惜，今天在讲台上传讲的，知识太多，生命之道太少。知识容易使人自高自大，所以切不可把教会的根基建立在知识上。信徒需要生命灵粮，成长绝不是单靠知识和理论。海内海外的同工们服侍主都需要既有圣经的知识、神学的真理装备，同时也更要在灵命上有足够的身量和能力。一个圣经知识虽然较少却灵命丰盛的人，照样可以广传福音、给会众以丰盛的属灵宴席。大陆这样的见证人并不少见。如果头脑中圣经知识极其丰富，而灵命中基督的生命却相当枯萎，他所传讲的就只有从理论到理论，从知识到知识，只能使听众头脑膨胀，绝对解决不了听众灵里的饥渴！但是只重个人的属灵经历，缺少整全的真理装备，就很容易把个人的冲动当成圣灵的感动。轻微的，不利于个人的灵命成长；严重的，可能走向极端，甚至形成异端！海内海外彼此交流的时候，也是要互帮，互补，互助，彼此以谦卑束腰，看别人比自己强，求神让我们在主内合而为一；把伸开的巴掌，五指握紧，形成有力的拳头！

第六，不是在人前学一时，而要在神前学一世。

　　上神学也好，不上神学也好，重点不是在人前学一时，认为学个三年五载拿到学位就够了。恐怕神学永远也没有毕业这一说，我们一生一世都应当在神面前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华北神学院有一位毕业生，离开神学院在教会里讲道三年以后，给华北神学院的教务处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有很多的领受得着，很感谢校方，而他也想问问，最近有没有新的讲义，请寄一份给他，因为他已经把三年所学的都讲完了，有了新的讲义教材，他好继续讲道。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若是学三年只能讲三年，这太可怜了。求主光照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学习受教，实在不是三年五年的神学院就够一生使用了，而是应当谦卑在主前学习；不是暂时，而是一生之久来学习。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把骄傲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可是不知不觉，那个骄傲又出来了。甚至有人说，当自己无可骄傲的时候，觉得一无可夸的时候，他就以自己的「谦卑」为骄傲。主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我们一辈子也未必能学得好。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心灵里常常警醒。

　　我很沉痛但也很真挚地和弟兄姊妹说：有些人教神学教了一辈子，办神学院办了一辈子，年老的时候还有失误，何况仅仅神学毕业呢？最近我自己在神面前常认一个罪，就是把起初的爱心失去了。2003年，我大病之后在神面前立志说：一分一秒也不能错过，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一分一秒都要为神活着。那时候心志是非常坚定的，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常想到自己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荒废了很多时间，爱主的心少了，和主亲近的时间少了。我们实在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既然一生一世委身在神面前工作事奉，也就应当一生一世在主面前学习受教。我再说，我们上神学也好，不上神学也好，我们在神面前的学习受教，是一生之久的。我怕凡是拿了神学学位就认为可以高人一等、使用一生的人，恐会误了自己，也误了别人，更误了神的事工。我的话若是说重了，请大家宽恕我。

　　起初，海外华人只是参加欧、美、澳当地人的教会。有些资料说，1950年代的时候，除了大陆、台湾、港澳以外，全世界独立的华人教会还不到十个，真是寥若晨星。那时候，华人基督徒只有在欧美人的教会中个别地参加聚会。后来在这些教会中，开始了只有三五个华人信徒的查经小组，人数逐渐加增以后就组成了团契，再后来人数更多了，就独立成为华人的教会。

　　近几十年来，海外的华人教会明显增多了。前几年统计已经达到了七千个，后来又有一个数字是八千个。在这七八千个华人教会当中，大约有一千多个华人教会支持差传事工，或者直接差派本教会的宣道士到福音未得之地去传道，或者从经济上支持其他教会的差传事工。现在华人几乎已经是「往普天下去」了，华人的宣道士也几乎遍及世界。有的华人宣道士是对当地的华人传讲福音，牧养华人教会；有的不仅是牧养华人教会，也把福音传给当地其他民族。

　　我和妻子耀轩在1995年初到了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欧洲等地[1]，1996年3月12日，正是我71岁生日的那一天，来到美国后定居于此地。感谢主，此后十几年的时间，神带领我去看望过海外一些地区的华人教会，因此对海外华人教会的蓬勃发展，我有切实的感受。下面，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略举几例，一同分享。

• [1]当年因为几卷《圣经词典》的出版发行引起了有关部门的质疑，有人对我们说，有关人士打听调查这几万册书到底都销售到何处何人那里去了，因此耀轩认为我们不便再留住国内，我们便出国了。

　　上个世纪末，有一年复活节，我正好在巴黎的华人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约有三百个孩子上台表演。我心里就在神面前感恩和祷告。这三百个孩子，二十年以后他们会既懂得法国的语言，又知道法国的国情和民情，愿将来他们能在法国人中间传讲福音。在巴黎附近，有一个小地方叫「里尔」，原来那里没有华人教会。后来有人到那里的华人中传扬福音，带领信徒，便建立了华人教会。

　　不仅是法国，前几年有人说，那时英国的华人教会大约有一百个。在原先的苏联地区，也有很多华人教会散布在那片广大的土地上，现在应当是更多了。

　　在意大利，2003年华人的教会共有23个。但是前几年，那里的华人信徒说，意大利的华人教会已经增加到五十多个了。保罗当年从以色列被押解到罗马去的时候，曾经在意大利南方的一个城市部丢利（Puteoli）登岸，现在那里有一个华人教会，前些年我去的时候，约有一百多圣徒。保罗从部丢利到了三馆（Three Taverns）和亚比乌（Appius），距离罗马大约一百华里左右，现在在三馆和亚比乌一带，也已经有了一个大约一百多人的华人教会。

　　2003年我去过雅典的华人教会，礼拜日聚会的时候，华人信徒有一百人左右。那时在哥林多有一个大约二十个华人信徒的团契，现在人数可能更多了。当时帖撒罗尼迦也有一个将近二十个华人信徒的团契，后来就有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华人的帖撒罗尼迦教会，而且已经有四五十个人了。保罗曾经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将近两千年后，腓立比也有了一些华人信徒。

　　在瑞典的南部，有一个地方叫「格诺贺」，我只会发音，不知道那个地名怎么写，一般的地图上也找不到它。但是1995年我路过那里，就发现在这个地图上都找不着的地方，竟然有一个二十人左右的华人团契。

　　在东南亚、中东、南非和北非，有更多的华人宣道士在那里传扬福音。

　　比如以色列的海法，前十几年已经建立了华人主日崇拜和团契，有二十多华人在那里聚会。别是巴也已经有了华人教会，而且有一个专职的传道人在那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就是圣经中的约帕），2002年的春节，那里大约有一个三千华人的聚会，聚会以后，有165个人决志信主。而且会后有人陪谈，是一个一个地带领、决志信主的。当地有一位黄昭龙长老说：这可能是自从彼得、约翰讲道几千人悔改以后，在以色列最大的一次布道会了。而这次聚会竟是由中国信徒召开的。2013年我听到一个喜信：在2002年那次布道会中信主的一对夫妇，正在上神学准备传道！我们实在应当为此感恩。

　　中东的迪拜（Dubai海外译作杜拜），已经建立了好几个华人教会或团契，而且信主的人持续不断地增加。中东地区其他的地方，像约旦、巴基斯坦等地，也有一些华人信徒在那里工作或者传扬福音。

　　南美洲原来不开化的地方，现在到处都有一些华人教会。本世纪初我带病去到巴西，一面喝着水吃药，一面坐着讲道。讲道期间，一位反对他妻子信主的先生，忽然受感动哭出了声来，只好由当地的施牧师带他出去谈话。2014年施牧师的师母对我说：那位先生信主后很有长进，现在已经开始传道了。先前我提到的我的大学同班同学薛玉光弟兄，六十二岁的时候到非洲传道去了。现在在非洲的华人教会和信徒也越来越多了。

　　不少华人教会从当地的教会机构买了聚会场所。比如1995年，我来到澳洲的墨尔本，那时当地的华人教会才四十多个，后来听说有七八十个了。一些澳洲人的教会老年人越来越多，中青年人越来越少，没有办法管理教会的事务，索性就把礼拜堂卖出去。1995年墨尔本的华人教会从他们手里买来了六个礼拜堂。在美国的波士顿也有这样的情况。

　　1996年我被洛杉矶的一个宣道会约去讲道，那个宣道会原来是美国信徒主持的，华人很少，后来华人信徒越来越多，甚至比白人信徒还多，就需要由中国的教牧同工来管理。所以那个宣道会就改成了华人宣道会，由台雅各担任主任牧师。我去讲道的时候，那里的主日崇拜分作两堂，第一堂讲英语，约有六十人，其中约二十人还是华人青少年，他们也讲英语。第二堂是华语堂，约有一百六七十人。我感受到过去向中国差派宣道士的一些国家的教会，好像渐渐在衰落，而中国大陆的教会、海外华人信徒却在不断地增加。我心里为海内外华人教会而感恩，但主这样恩待我们，也必定对我们有托付，求主让我们不要骄傲，而是战兢恐惧地、谦卑地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美意。

海外华人信徒对国内家庭教会的有益的帮助

※福音事工上的帮助

　　首先，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当地人或华人教会中信主了，而且奉献传道，回国事奉。

　　其次，华人差传机构越来越多。很多忠心爱主的宣道士，或者是一些信徒，到了中国大陆常住或者是短期居住，帮助当地的教会，这样的事例很多。（中国大陆有规定，在当地买了房子，可以居住八个月，八个月以后可以再申请延长，从中也看到了神的恩典。）

　　还有，一些同工也帮助大陆的弟兄姊妹前去其他一些国家宣道。我认识一位海外的华人弟兄，带领大陆家庭教会的一些中青年的同工去中东、非洲一些贫苦的地方去事奉，不仅对普世的宣道有益处，也拓展了大陆一些弟兄姊妹国度的胸怀。他们在巴基斯坦北部建立了差传学校，差去的宣道士除了学习神学，也学习缝纫、理发、修理汽车等一些技术，然后就借着这些工作接触当地人，给他们传福音。2005年巴基斯坦大地震之前，因为当地人觉察到他们是来传福音的，就将他们驱逐离开，他们来到巴基斯坦南部后没多久，北部发生了大地震，他们就转头回去救灾。当时海内海外不少福音机构前去救灾，却不熟悉当地情况，他们就成了联络站。以后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孤儿院、学校，继续事奉。我觉得他们的事奉好像是「盐」一样，盐洒在所炒的菜上，菜就有了滋味，但是无论菜多么香，人们却看不见盐；他们默默地事奉也是如此。

　　这些弟兄姊妹自己带头走了艰苦的路，被他们带领的人当然也是走艰苦的路，他们自己是付了代价的，所以被带领的人也为主的缘故愿意付代价。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我体会到如果带领人别有企图，被带领的人往往也别有企图；如果带领人有意无意间炫耀自己、建立自己的工作，被带领的人也会有意无意间彰显自己，建造自己的「巴别塔」。

※文字影音事工上的帮助

　　如前文所述，1980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很多海外的弟兄姊妹来到大陆，给国内的弟兄姊妹带来了一些圣经和少许解经书籍。1993年初，正在国内抢时间出版《圣经旧约地名词典》的时候，一位老弟兄匆匆忙忙地给我送来一份表格：是陈终道弟兄在海外出版的《以色列历代国王和先知对照表》。我觉得非常宝贵，应当抢时间把它加进词典中去，便立即和出版社交涉，出版时竟然加进了这一份难得的资料。这样，在当年缺少参考书籍的时候，不知道帮助了多少海内的同工们。[2]

• [2]我个人一生所有属灵的写作都没有稿费和著作权，都是自由使用的。不过我尊重他人的劳苦和著作权利。只是当年实在无法和陈弟兄联系征求他的同意，而且我相信他绝不会怪我「窃取」了他的作品。上个世纪末，我在温哥华见到了陈终道牧师，曾经提到这件往事。我和他开玩笑说：当年为了争取出版，我没有办法也没时间征求你的同意，只好「窃取」你的数据，侵犯你的版权了。我说完了，他和我都哈哈大笑。其实我们都心照不宣：在这样的笑声中，正体现了当年海内文字事工的困难！

　　1985年间，有位吕培淑姊妹来找我的妻子耀轩姊妹谈话。正在谈笑风生的时候，吕姊妹一看手表，突然站起来告辞说：「我得去听远东广播电台的叶光明老牧师的讲道去！」走得非常匆忙。我和耀轩姊妹心想：这位叶老牧师一定是位在海外事主多年的知名老牧人。1995年春天我和耀轩姊妹到了香港，被邀在远东广播公司的一次聚会中讲道。散会以后，聚会的主持人依次介绍公司的同工。顺序介绍期间，指着一位坐在录像机后面的、大约三十多岁的弟兄，向我们说：「这是叶光明弟兄……」

　　近些年来，海外华人教会的文字事工日趋完善，比如《海外校园》《使者》《大使命》《生命季刊》《宇宙光》等这样一些文字事工，可以随时作广大国内弟兄姊妹属灵的供应。我们实在要为此感谢神。除了文字事工的供应以外现在还有光盘制作、影视事工、通过网络传扬福音。你们这些在海外隐藏自己、彰显神荣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埋头事奉，默然放香；泪向内流，爱撒人寰；只有将来见主的时候，才会看到你们的面容；你们真是无名的传道者啊！愿神记念你们，和你们的献上！！

※培训国内的传道人

　　在前十几年，很多海外华人教会或机构在国内开设培训班，培训大陆的传道人。在海外，一些知名华人神学家，像于力工牧师等人，创建或主持的神学院也越来越多，国内也有一些传道人到这些神学院接受装备。

※资助了必要的馈赠款

　　有一些海外的弟兄姊妹到国内来，把一些款项给需用的中国同工，或者是给中国需要的事工。有一位俞以勒姊妹，她自己穿得像个农村妇女，生活很朴素，甚至出门坐火车都是买站票，但是她把很多的款项带到国内来给最贫困、最需要的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姊妹很谦卑，她说自己是叼饼给以利亚的乌鸦。她没有做过什么惊人的工作，但是像这样默默的事奉我想神肯定是悦纳的。

　　中国的家庭教会复兴，不能忘记那些帮助我们的海外的弟兄姊妹们。改革开放以后，海外的弟兄姊妹对国内的家庭教会，不仅有祷告上的支持，还有上述很多方面的帮助。而国内的传道人也越来越多地被约请到海外分享主的恩典。而且不仅是向华人教会自己的同胞骨肉传讲福音分享主道，甚至也在欧洲、美洲、澳洲等地的西方教会讲道，帮助当地的圣徒们。

海外信徒对海内的不良影响

　　海外很多信徒对海内信徒有美好的事奉。但是也有个别弟兄姊妹，或是无意中，或是出于某种个人意念，对海内家庭教会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我们在神面前要本着爱心说诚实话，即或对海内教会没有任何不良影响的海外肢体，也请把这些事放在祷告中，但愿以后无论是由海内到海外，或是由海外到海内的同工，都在主里同心合意、互相勉励、彼此督促。愿我们同有一个心志：高举基督，荣耀主的圣名，在自己的事奉工作当中让众人都是只见耶稣不见一人。

※信仰真理上的误导

　　1980年代河南出现了呼喊派，如果没有海外的支持，他们绝不至于起到那么坏的作用，异端东方闪电就是从他们当中出来的。还有极端灵恩，也是从海外传进来的。有一些弟兄姊妹片面追求医病赶鬼、神迹奇事，甚至竟去教别人学说方言！圣经在什么地方让我们去教别人学说方言的？然而有些人却只重方言，而忘记了生命之道，忘记了灵命的成长，忘记了传扬福音。这种片面地追求极端的灵恩，实在是对弟兄姊妹的误导。我也知道西北灵工团的下一代中有一位姊妹，因为被韩国去的一个牧师近乎异端的教导所迷惑，就带着一些弟兄姊妹走偏了道路，在当地教会中造成了分裂。有些人不算异端，但却在边缘上，他们非得按照自己的观念做不可，其危害几乎形同异端。我也觉得，这样带着自己个人的目的，来到中国大陆建立山头，拉帮结伙成立一派，无形当中是在教会里追求个人名利，破坏了一些神的事工。

※有人引起纷争

　　有一些海外去的同工，很轻易地按立牧师。有一个家庭教会，原本有三个弟兄同心合意地事奉，一位海外的同工不了解情况，将其中两位按立为牧师，另一位弟兄没有被按立，这样很容易给撒但留下破口。有些弟兄姊妹就会议论，为什么按立两个，另外一个不按立？而那个没有被按立的弟兄，如果被撒但攻击，也会想自己到底哪里不好。这样发展下去就容易造成分歧甚至是分裂。这是因为海外对于国内情况不理解，对国内教会无形当中造成的负面影响。

　　还有的海外同工被邀请在主日崇拜中讲道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自己所熟悉的程序来进行崇拜，好像这是必然的教条、规格。这样呆板的做法，就容易让被教导的弟兄姊妹有不同的看法。圣经里从未提到主日崇拜一定要有怎样的程序。即使在海外，也并非所有教会都有同样的主日崇拜程序。所以，要家庭教会改变平时的聚会程序来迎合海外同工所熟悉的聚会程序，实在有欠考虑。这样的做法，对于教导国内的弟兄姊妹互相尊重、看别人比自己强、尊重别人的领受，是错误的示范，也是无形当中的搅扰。

　　有人到了中国大陆就是找写作素材，因为所知道的不够全面，往往就有一些负面作用。在国内一个地区，有两个传福音的团体，海外的一个弟兄到其中一个福音团体当中采访了一位姊妹，得到很多材料，回去之后就写了一本书。那本书没有出版以前，有人把它转给我，让我看一看。我看过之后马上跟中间介绍人说，这本书出来以后可能会引起纷争，其中有些话需要斟酌。中间人说他已经把我的意见告诉了作者，但这本书出来以后，那些有争议的地方并没有改正，就引起了这两个福音团体的争论，造成了伤害。后来作者本人也很为难，出了第二版修订本，并且在序言中致歉，最后算是平息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为了高举基督做这方面的工作，那就需要多和几个人谈一谈，或者写的时候本着爱弟兄姊妹的心，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有所含蓄，就不至于引起这样的争论和伤害。

　　海外的同工需要为主慎重的还有一点，就是面对国内家庭教会会众的时候，对于纯正信仰内的一些不同领受应当互相尊重。内地会的所有同工都有一个信守：一个传道人到福音未及之地去开荒布道、建立教会，那么就按照他的领受来栽培、带领会众；如果他离开，需要别的工人到那里继续工作，那么后去的人无论自己的领受是什么，也一定要遵守前面那个传道人的属灵领受。比如说开荒布道的弟兄主张浸礼，但后来去的同工主张点水礼，那也绝不能把浸礼更改，免得信徒产生疑惑。我觉得内地会的这个信守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和示范作用。我自己到任何教会去讲道，只要这个教会的信仰是纯正的，我绝对不在会众当中谈这个教会的持守以外的道理，免得引起混乱。当然，对于一些问题看法不一样，我会和同工们交换意见，但在会众当中我绝对不谈。这是我个人的领受，愿意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如果不合适、不对，也愿意听到大家的指正。

※有人去谋个人的名利

　　求主饶恕我说，海外有个别的人到中国大陆来，很明显地是为了谋个人的名利。比如我在1996年刚刚到了海外的时候，在聚会中看到一位海外人士，他经常到大陆的三自会去，而且三自会很欢迎他，他就拍了一个纪录片，在其中大肆宣传他在各个地方做的所谓的工作、所谓的成绩，末了出现他个人的一个简短的谈话，希望大家关心这些工作，如果愿意奉献要寄到什么地方，账户的抬头怎么写。那个片子既宣扬他个人又募捐，我觉得不太妥当。我在神面前说：实在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把个人的名利掺杂到神的工作当中去，如果这样做，对于神的事工只有害处没有好处，而且将来见主的时候我们怎么交账？中国家庭教会的难处已经够多了，海外的同工应当尽量不要再给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增加难处。比如你到三自礼拜堂讲道，类似葛培理先生1988年去三自礼拜堂讲道一样，无形当中就是批判了家庭教会。1988年葛培理先生在北京讲道的时候，就有农村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被捕了，逮捕的理由是：像葛培理这样世界闻名的传道人都能和三自会合作，为什么你们这些中国传道人不能和三自会合作？可见不是由于信仰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所以我劝告弟兄姊妹，对于三自会，你心是向着神的，你有要做的工作可以去，但是实在要注意一些影响。

　　还有些海外人士到海内去，以捐钱给海内为名，实际上是想搜集到一些数据，得到一些所谓的见证，好到海外来宣扬自己，甚至还有其他的目的。有一个大陆的同工张育明弟兄，对着抱这种目的的一些海外同工，直接了当地说：「当中国的信徒大受苦难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现在来了，你要做什么？」（When the Chinese Christians suffered quite a lot, where were you? And what were you doing? Now you come here, but what do you want to do?）张弟兄的话说得很重，但很衷恳，求主帮助海内海外的众多弟兄姊妹在主的事工上能够做得合乎神的心意。

※有人滥用金钱财物

　　海外的同工对于国内同工们的需要，一时之间不容易看清楚，所以带着钱去了反而容易造成不良影响。比如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山东的一个弟兄带领了七八个青年同工，那时国内家庭教会比较困难，这些人也很单纯，凭着信心传道。后来一些海外同工到了山东，就表示对他们的生活很关心，想要拿出一些钱财帮助这些青年同工。但是也有几项条件，就是希望接受帮助的同工把自己工作的情况时常和他们讲一讲，这样他们也可以向拿出奉献款项的机构说一说。当时有的人就接受了，有的没有接受。后来没有接受海外资助的弟兄姊妹生活虽然贫困，但是没有缺乏，灵里的光景、工作上也一点没有退后，工作灵命一直是被神保守的。而另外几个接受了资助而且写报告汇报工作情况的弟兄姊妹，无形当中依赖了海外的金钱，有点讨奉献资助的人的喜悦，工作的情况明显往后退，属灵的光景也明显不像从前那样爱主了。

　　所以建议一些从海外到海内去，或者是从富裕的地区到贫困地区，用财物资助当地同工的弟兄姊妹，要十分慎重，不要有任何个人的掺杂，免得造成同工之间的问题，甚至使得被帮助的同工灵里面得不到长进，反而有一些退后。

　　1990年代初，我和耀轩在国内马上要出版《圣经词典》了，但是要付给出版社的款项还相差很多。恰好李梦鹤弟兄、吴宝华姊妹在我们家中做客。那时海外有个机构要赠送我们五百美金。我们为此祷告，都觉得不宜接受。因为感到这笔赠款有点宣扬他们机构的意味。大家同有一感，便退回了赠金。后来一位爱主的黄大哥责怪我：哪有你们这样的？在最需要的时候竟然把献金退回去！你知道那五百美金他们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吗？他们把钱给了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因为那个人说要在东北印制福音挂历。结果人不见了，钱不见了，也没见到挂历。我向黄大哥解释说：正因为有这种情况，就证明我们没收他们的钱完全是对的。拿着主的钱，怎么能这样随便用呢？谢谢主，那年我们按时出书，一无缺乏！

　　《圣经词典》第二次出版也同样经历了神的供应。本世纪初我奔走于十几个省市，钱几乎用光了。而出版社突然准备再印《圣经词典》，我们必须预付大量书款。我只有祷告。神竟感动了王永信牧师，陈瑞、黄锡培二位弟兄无私奉献，恰好符合印书的需要。那时没人知道我连返回天津故居的路费都不足了。杭州的陈群英弟兄却执意为我买了机票，使我毫无缺乏。类似这样的神恩实在太多了。从圣经上看，各地、各族圣徒间无私的资助比比皆是。但若带有私意，实应警惕。

　　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所以我觉得，经手神的财物应当像俞以勒姊妹「乌鸦叼饼」一样。奉献捐献给某人的时候，心志一定要非常单纯，而且在神面前要经过很深的祷告，不要掺杂任何的私念，不是为了彰显个人、彰显组织。而且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是神所定的那个可靠的使用的地方。求神怜悯，保守我们知道如何妥善使用神托付在我们手中的金钱。

※有人出于对家庭教会的误解，想按照海外的模式改造国内的家庭教会

　　由于海外和海内消息隔阂多年，海外的牧者在改革开放初期，仍对中国家庭教会不甚了解。很可惜的是，有一位在海外有名望的传道人，竟以偏概全地称所有中国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乌合之众」。在海内的肢体受苦的时候，这样的批评，让人受伤更重了。2002年我在洛杉矶，曾经亲耳听到一位年轻的弟兄讲述上海的家庭教会。他在一个较大的聚会讲台上说：「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教会，我们要去帮助他们建立、健全教会组织。」我听到这里，心中有些伤痛。心想：这些话你和上海的老同工们个别交谈岂不是更好？

　　如果海外同工是本着爱心来帮助大陆家庭教会，谦卑地指出家庭教会的一些问题，我想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就比较容易接受。弟兄们，我们务要谨慎！千万不要因为没有经过仔细思考的言论，而伤了其他弟兄姊妹的心，而且也要尊重当地教会弟兄姊妹的领受。我觉得只要是信仰纯正的弟兄姊妹，即或有某些看法不同（实际上，任何一对爱主的夫妻，也难以保证从创世记到启示录的每字每句的解释都完全一致），我们没有必要放下百分之九十七的共同领受，专去争论那百分之一、二、三的不同看法。我们要在纯正的信仰上，互爱互勉，促进我们的灵命共同成长。即或遇到了极其不同的看法，只要不是异端，也应只和教会带领同工个别交谈为宜。使徒时代也曾遇到过像外邦信徒要不要受割礼这样的重大问题，但他们留下的榜样不是背后争论不休，而是共同开会、祷告、探讨，在神前得到了共同的领受（徒15:1-35）。

　　但愿现今我们这些虽有某些不同领受，却又是同蒙天召、与主同负一轭、彼此「同工」的人，不要因为些许不同的领受，而成为互不来往、彼此「痛攻」的人。教会不是一般的社会组织，乃是主用宝血买来作圣徒的人（林前1:1-2）。教会是神的家，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们彼此争吵、攻击、伤害，只会让主伤心，让撒但欢呼称快！！教会也是主的身体!我们蒙恩的圣徒们是连于元首基督的身体上互为肢体的。同在一个身子上的左右手，哪有右手拿着刀子去痛刺左手的？？我个人灵里的领受实在微少。对不同的教会论说，不同的教会名称，不同的教会法规、制度、做法，几乎都不太清楚。但我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是主的身体。神家的人们就要相爱。身体上的肢体就会自然痛痒相关，会自然地彼此帮助、配搭，做成主要我们所做的工作。只要家人以灵相通成为一家，只要肢体以爱相系成为一体，就自然会使基督得到荣耀，使教会得以兴旺，使信徒更加蒙福，使撒但更受羞辱！使福音更加广传！

※对于海外有心志到国内去帮助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我还有三点建议：

　　第一，要带着正确的心态去工作。恕我直言，或为名为利，或独树一帜，或「猎奇」，或居高临下「我就是来做师傅的，你们就是被教导的」，这些心态对主的事工都没有好处。若灵命不成熟，虽然「一腔热血」地来了，但带着肉体血气做属灵的工作，危害很大。我们若是带着一桶清水去，往中国的禾场一倒，显不出什么来，却会帮助庄稼成长；如果带的是一杯黑水，很小的一杯倒进去，就显出来了，但会滋生细菌，不利庄稼的成长。

　　第二，不能仅仅传讲圣经知识。只讲圣经知识，就像只讲营养学，而没有给信徒真正的灵粮。如果我们所讲的只是知识、理论，顶多让一些信徒的头脑因为知识增多而膨胀起来，属灵的生命却难以成长。而如何让生命成长、丰盛，怎样靠主得胜、满有属灵的见证，教会发展的时候所遇见的一些实际困难怎么解决，这些是更重要的。有些同工在讲台上所讲的，真是能供应弟兄姊妹灵命的需要，听到后立时就解渴，生命就得饱足，这是灵粮的供应。所以，希望海外同工帮助家庭教会的时候，在讲授圣经真理时带来丰盛的属灵的吗哪，解决弟兄姊妹灵里的饥渴。也就是说，去培训的同工们本身灵命一定要非常丰盛。我也愿提醒这些同工们，在培训以前要有多方面的祷告。请原谅我说一句重话，参加培训的学员们，很多都是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祷告的，所以，你作为培训的老师，也应当早晨五点钟起来祷告读经。这是贾玉铭老牧师在1940年代所倡导的「守晨更」。我们那一代人也常有弟兄姊妹们互相勉励守晨更。现在很多人知道，在培训班也好，神学院也好，到吃早饭的时候总有一部分人没有来。为什么？因为他们五点钟就起来祷告，一直到吃早饭时还是在祷告。愿我们做培训工作的同工，也能有这样的灵修习惯。

　　当然，国内的弟兄姊妹不能觉得自己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祷告，也看到祷告的果效，因此就轻视海外同工们真理知识的装备。请原谅我再重复一次神的仆人贾玉铭老牧师说过的一句话：「灵性要理性化，理性要灵性化。」理性就是指真理的知识，真理的装备；灵性方面就是读经祷告个人的灵修，灵命成长，爱心增进，生命更加丰盛。我个人觉得直到现在，无论海内也好，海外也好，都需要重新再听一听、想一想贾老牧师这句语重心长的话。

　　第三，海内海外的同工，都应当看别人比自己强，尊重对方的领受，这样就能互补、互爱、互重，在主面前同心合意，合而为一，更好地被主使用。大约是在2010年，美国西雅图的一位服事主多年的孙弟兄到了大陆，路过天津的时候与天津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交通。谈话之间大家得知他要往北京去，就问他说：「你是到那里培训去吧？」他说：「我不是培训去，我是受训去。」这句话传开，在海内博得了许多老年同工的尊敬。还有一位华盛顿的陈弟兄和他的妻子应姊妹，他们夫妻二人在十多年前到大陆去做培训工作，被家庭教会弟兄姊妹服侍主的心志感动，回到美国之后，便开始在自己的家中聚会。为了主的事工，他们就提前退休了，在退休金这一方面有很多损失。但1997年，他们建立了洛城福音教会。1998年元旦租了个地方聚会，1999年底，便已经将近四百人聚会了。直到现在，他们建立的教会人数一直在不断地增长。

　　求主光照我们，我们自己都不是完全的，有很多的亏欠，有很多不讨主喜悦甚至亏负主的地方。但愿海内外的中青年弟兄姊妹能够在基督里彼此相爱，好让神更多地使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