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属灵文章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三自革新会」（以下简称三自会）停止了活动。似乎从他们的角度看起来，三自会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没有必要再活动了，但是在文革期间，却也暴露出一点三自会的真面目来。有一位李储文牧师，是上海三自会的领导人之一。文化大革命当中，红卫兵小将把李储文牧师揪出来，加以批判、斗争，把他打得很厉害。后来他实在忍不住了，就向这些红卫兵提出一个请求，要他们去国务院问问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红卫兵去了有关单位一打听，果然，他不是牧师，而是被派到基督教里面从事政治工作的。文革以后，这位李储文牧师不能再做牧师了，据说他先在上海政府部门工作，后来被派到香港的新华社做副社长。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新华社就相当于代表中国政府驻香港的办事处。从这里就可以说明三自会的实质。

我对文革后三自会演变的回忆

　　文化大革命期间，三自会完全停止了活动；1970年代初中国的家庭教会复兴了，1976年后三自会又开始恢复活动，并且要求信徒到三自会的礼拜堂去聚会。实际上他们的基本目的就是让信徒不要在家庭教会中聚会，不仅如此，他们还禁止家庭教会的聚会。1980年2月25日三自会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在这个扩大会议当中，他们：

• 肯定三自会的伟大功绩。（这一「肯定」实在让人痛心！）
• 决定限量重印圣经，但是数量有限。
• 印刷少量的赞美诗歌。
• 出版少量的参考书籍。
• 恢复三自会的刊物「天风」。
• 三自会的神学院开始复课。（可能觉得如果没有三自会的神学院，将来三自礼拜堂里面的讲道人该从哪里培植呢，也许三自会的神学院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 1980年10月成立「中国基督教协会」，实际上就是三自会的另一名字，就是一套人马两个名称。因为中国基督教协会的领导人几乎都是由三自会的领导人兼任的。

　　这时多数家庭教会信徒都已认清了三自会的实质，再也不肯加入到三自会中去了。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负一轭；真信的和假信的，很难共处。然而，1980年代大量的慕道者涌进三自会的礼拜堂。因为家庭教会既被禁止，当然是不公开的，所以有些人想要找教会，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学生想要了解基督教是怎么回事（例如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很想去了解一下圣诞的庆祝活动情况），他们就只有去到属于三自会的公开的礼拜堂。这些慕道友，本来就不明白真理，更无法分辨真信主的人和假信派有什么区别，这也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就是表面看来三自礼拜堂的人数也不少。

　　后来三自会可能是为了信徒不致流失（转入家庭教会），便请老年传道人传讲纯正道理。我认识一些被三自会请去传道的传道人，他们基于各种原因，答应到三自会的礼拜堂里去讲道。这些原因是：

　　第一，委曲求全。家庭聚会既被禁止，就委曲求全地到三自会的礼拜堂里去讲道。有一个弟兄比我年长一些，他是不得已参加到三自会里面去的。有一段时间他对我很关心地说：「你要是不参加三自会，不传讲福音，还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既不参加三自会，又要传福音，特别是在家庭教会中你还要讲道，这是相当危险的。」我当时很感谢这个老大哥的提醒和他对我的关爱。但我在神面前觉得我应当坚持，三自会我没有办法参加，但是福音我也不能不传。

　　第二，为了在讲台上传讲纯正的道。有些信仰纯正的人，或许觉得如果自己不去三自会的礼拜堂讲道，那讲台上就全是假信派的人传讲不合主教导的话。那样还不如他们去讲纯正的道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去是和假信的人争讲台的。

　　第三，便于传道。还有一些人愿意到三自会里面去，不是为了争讲台的工作，而是为了有三自会的招牌，便于外出传福音。当时在天津，有十几位和我年龄相近的人，他们每个月开会一次，每次开会，祷告完了以后，就讨论这个月有哪些外地的福音点应该去传福音，随后每个人分配到一个福音点去讲道。所以，这些人加入三自会，乃是为了便于传福音。

　　这样的弟兄姊妹，据我所知道的还不少。当三自会的领导人的作为不合真理时，他们也敢于和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争论。我们应该说，这些可爱的弟兄姊妹们是冒着危险为真道竭力争辩的。不过，我虽然也尊重某些进入三自会的、信仰纯正的弟兄姊妹们，但从三自会成立伊始，神就没有让我参加进去。

　　还有些原属新神学派的三自会领导人为了笼络信徒，改讲纯正道理。当他们看见只有讲纯正道理时才能被信徒接受，而他们讲社会福音派的道理就不受欢迎，就不得不改讲基要真理。我知道天津有一位三自会的刘牧师，他就是「顺应民情」，改讲纯正真道的。他讲得还挺感动人，甚至于他在台上说：「像我这样的罪人，主为我流血舍命，拯救了我，这就是主的救恩。」所以有人就说：「哎呀，现在人家刘牧师得救了。」可是有些人，觉得未必，他讲是这样讲，你看他将来做是怎么做；可能讲台下所做的，和讲台上所讲的，并不完全一样。感谢主，后来让我弄清楚了这件事情，原来这位刘牧师，虽然一再地讲自己是如何蒙主宝血的拯救，但当三自会分住房的时候，听说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好处，不惜激烈地与人争执，和他台上所讲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大陆，新神学派几乎一度消失了。据我所知，1995年左右，三自会已不敢再讲新神学派的道理，因为讲完了以后，信徒就会认出他是个假传道，他所讲的不是纯正的道理。丁光训先生曾经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名为《谈谈怎样读圣经》。内容似乎很属灵，信仰似乎很纯正，但是没过多久，丁先生就又改变了方向。当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先生提出「要积极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的时候，丁先生马上就提出来：1）要更新传统神学；2）要淡化世界末日；3）要以「因爱称义」代替「因信称义」。他再也不提《谈谈怎样读圣经》了。

　　而丁光训先生的追随者立即加以呼应，引申丁先生的新论点说：有些不信神的人，例如像雷锋这样的好人，你怎么能忍心说他不能上天堂呢？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来，丁光训到底是神的仆人，还是一位政治人物。

　　我个人认为，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愿意他治下的民众、团体、机构顺着领导人走，适应领导人的意愿；但是，如果是神忠心的仆人，就应当按着神的教导讲明神的真理。地上的领导人可以有这样的号召、那样的要求，但是我们应当坚持「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如果国家领导人提出一个要求，传道人就马上跟着应和，那么，如果领导人提倡同性恋，作为传道人难道也就提倡同性恋吗？

　　三自会的礼拜堂中一度展开学习「丁光训文集」的活动。在学习当中，任何不赞同丁光训的人，都会受到各种打击排斥。三自会中许多的真信徒，多人或者被迫、或者自动退去。三自会所领导的金陵神学院有三个研究生被开除了。因为当时丁光训号召在神学院里开会的时候唱政治歌曲、革命歌曲，来表示爱国；但是这三个研究生说，在其他的活动中可以唱爱国歌曲、革命歌曲，但是在与信仰有关的聚会中，不适宜唱这种歌曲。他们因此就被开除了。开除了他们三位以后，又有另外三个本科生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他们赞同那三个被开除的同学的信仰持守，这三个本科生就自动退学了，后来在家庭教会中服侍。[1]丁光训自己指派的一个接班人季泰，当时负责教务的工作，也是因为金陵神学院这种不符合圣经的做法，而退出了金陵神学院。

• [1]这三个本科生当时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这样做的。我有幸后来得以直接或间接地和他们当中的人有些认识。他们现在在家庭教会的服侍很蒙主恩。

　　先前我们提到过，燕京协和神学院的院长曾一度要求所有神学生参加五教联合的联欢会，引起了燕京协和神学院的三个神学生很多的困惑。这三个学生毕业以后曾经一度到三自会中工作，但是他们后来都先后退出了三自会。

　　在云南圣经学院，一些老师和同学因为意见不合，使工作长期处于瘫痪状态，当然这里面有新神学派的干扰。

　　天津三自会曾经送给佛教会主办的餐馆一个玻璃镜框，作为祝贺开张的礼物。镜框里面写有祝贺佛教餐馆生意兴隆之类的话，落款是「天津市基督教三自会全体会众」。这个镜框被三自会礼拜堂的两个信徒看见了，他们说：我们基督徒怎么能给佛教的餐馆祝贺呢？而且落款写的是全体会众，我们这些会众怎么不知道？他们就去质问当时三自会的每一位领导人，并且要求送匾的那个人停止工作，说这个人讲道，我们不听，这个人带领圣餐，我们不参加。后来，那个力主送牌匾的人只好停止了工作。但是不久宗教事务处介入处理，最后在他们的劝解甚或施加压力之下，那个已经停止了工作的人，不仅恢复了工作，而且最后竟然被提升为天津市三自会的高级领导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三自会的领导人走的是什么路线了。

　　所以，「三自会」为政治服务的实质，以及其领导的核心基调：宁可听从人也不听从神，从未改变过。讲台上，他们或许会请一些人讲纯正的道理，三自会机构里的中青年人，有些也许是真心传讲纯正的道理；但是三自会的核心领导人物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是宁可听从人也不能听从神，这一点是不可能改变的，否则他们很难成为领导。

三自会的实质

　　许多海外不同地区的弟兄姊妹到三自礼拜堂参加聚会之后，和我谈过他们的感受，觉得三自礼拜堂看起来很兴旺。关于这一点，我想和大家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如果信徒可以自由选择在三自会的礼拜堂聚会，或是在家庭教会聚会，两者都是合法的，我能很肯定地说，三自会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人参加。

　　第二，三自会的礼拜堂聚会人数众多，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因为在有几千万人口的北京，只有十个左右的合法的三自礼拜堂。在两千万人里，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参加三自礼拜堂的聚会，十个礼拜堂里就会形成拥挤不堪、座无虚席的场面。上海也是同样情形。反观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人口仅四百万，其中只有几十万左右的华人，但是却有六七十个华人礼拜堂。相比之下，当然海外信徒会惊叹三自礼拜堂聚会时热闹的场面，但如果稍微一推算，真相立即大白。大量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海外的人大概很少知道，即使知道，也不很详细。实际上，家庭教会的信徒人数是远远超过了三自礼拜堂的。

※从三自会的机关报《天风》来看三自会的实质

　　《天风》过去的一些论调，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出三自会是怎么回事：

　　（1）他们认为三自革新运动带来了中国教会的复兴。这真不知道是根据什么而得出的结论。真是很想请问一下三自会的领导人和《天风》报的负责人，既然三自运动给中国教会带来了复兴，请你们公开一下：文化大革命以前，1966年春天，全国还剩下几个能公开聚会的三自礼拜堂？这些礼拜堂里总共还有几个信徒？我绝不是有意难为你们，神知道，此时此刻，我是含着泪写的。其实这一问题老年信徒都能回答，我只是希望，你们会想到你们给中国教会造成的巨大摧残和伤害而为此忧伤痛悔。你们当然都应该知道保罗本来是残害过教会的人，但是后来成了被神重用的人，愿神的大爱也同样临到你们，同得天上的永世大恩！

　　（2）《天风》报曾经不加批判地转载过一篇主张「重新改编圣经」的文章。

　　如果天风报和三自会并不赞同所转载的文章的论点，他们至少应该加上按语，表明三自会并不赞同该文的论点；但是天风报没有这么做，而是把这篇主张「重新改编圣经」的文章全文照登，没有加以任何的评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三自的实质是要将信徒导向何处，他们意欲何为？

　　但是感谢神，神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信徒预备了神忠心的仆人们，例如王明道先生等人。因为他们不顾性命大声疾呼，神就带着他的儿女们走过了这么一段不平常的道路。现在，遍地都是罪恶，遍地都是危险的福音战场，求主在中青年的弟兄姊妹当中兴起今天的王明道来，多为主使用。

※从三自会的领导人来看三自会的实质

　　三自会领导人的地位绝对不是依照信徒公认而推选出来的，从来没有这样的程序，所以他们根本不能代表中国的教会，更不能代表广大的信徒。家庭教会的人数，早已超过了三自会的人数，可是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尽管不认同丁光训这些人，但没有说话的余地。如果三自会的领导人没有政治支持的话，很难有这样高的位置、这样高的薪水。如果按照宪法信仰自由、聚会自由、选举自由，我们真不知道现在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还能不能继续下去。

　　（1）从既往历史来看，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从外部攻击神忠心的仆人，正是在他们的控诉、批判和所谓的「揭发检举」之下，许多神忠心的仆人被逮捕，下到监狱，甚至于在监狱里面死去。另一方面，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也从内部瓦解神的教会，否定主的救恩。否定主的救恩就等于否定信仰的全部，那么信的和不信的就完全一样了。在这一点上信仰纯正的人一定要坚决反对。

　　（2）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见风使舵、随机应变，没有真理原则。一位原三自会在西南地区姓孙的所谓牧师[2]，他公开说过，他能有各种不同的讲法：对于信仰纯正的人，有一种讲解圣经的方法；如果在青年会、在社会福音派，他可以有另外的讲法。这样一个人，后来竟成为昆明三自会相当重要的负责人。他的一些作为，使得许多主的仆人使女被关押，甚至长期劳动改造，在劳役中殉道。

• [2]这位孙先生后来的结局可为警戒。有一天他过生日，很远的亲属都从外地到他的家里去庆贺。那时他家住在昆明一个最大的礼拜堂的二层楼上，当天晚上楼梯突然着火了，结果除了他的一个儿子（被认为是家中唯一与父亲不同的人，那天恰巧因为交通故障没有及时赶来），一家老小都在那场火灾中死去了。而同在那个礼拜堂的二层楼住的另一家人则安全无事。所以有好多人认为，这是神的警戒。

　　（3）他们趋炎附势，作威作福，绝对没有吃苦的心志。我没有听说过三自会的领导人曾经为主的缘故吃过苦，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9:23）我们想想，当许多人因为他们的控诉，因为他们所谓的「检举揭发」而被下在监狱里吃苦、劳改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真正的基督徒是心灵相通、痛痒相关、彼此相爱的，而这一些人他们哪有一点点基督徒应有的感情和心态呢？

　　（4）他们排除异己，唯利是图。他们打压一切防碍他们做官享福的人，甚至于同样都是新神学派、社会福音派的人，彼此之间也有矛盾，有利害关系。这样唯利是图的人总是难以完全团结在一起，有共同的领受。当他们学习丁光训文集的时候，陆续地，有一些人就被丁光训辞退了，也有一些人，在研读了丁光训的讲解、说法以后，便自动离开了类似金陵神学院、三自会这样的机构和组织。对于那些和他们看法不同，或被认为挡住了他们晋升的官道、挡住他们的仕途的人，他们都要清除出去。

　　对于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我们信仰纯正的人，要为他们祷告，甚至要为他们祝福。这是因为圣经里教导我们：对于逼迫你的人要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罗12:14）。所以我们可以指责这些人的罪恶、罪行，但是我们还要为这些人的灵魂祷告，求神怜悯拯救他们。

　　1988年4月，全球著名的布道家葛培理先生很想调和三自会与家庭教会和平相处，彼此合作，但实际上并没能实现他的期望。1988年十月间，我曾到上海看望王明道先生。我亲耳听到王先生说，葛培理没来中国以前曾经托人带信给王先生，说希望趁着三自会邀请他来中国的时候，去拜访王明道先生。王先生当即向带信人表示：如果葛培理先生想来见他，希望在没见三自会的领导人以前来谈话，谈话以后，葛培理先生随便愿意去看望谁，就去看望谁；但是如果他先去看望了三自会的领导人，就不必再来见王先生了。然而，葛培理还是先去会见了丁光训，并且在北京崇文门三自礼拜堂里讲了道以后，才来到上海去拜访王明道先生。那时王先生夫妇二人都已双目失明了。葛培理先生进门以后，王先生也不好请他出去，只好坐下谈话。但是王先生为人很正直，先是直言点明葛培理先生既然先去看望了三自会的领导人，就没有必要违背王先生的约定再来见他了。接着，他便批评葛培理先生：「您应该知道，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负一轭，真信的和假信的怎么能掺杂在一起呢？」但是在葛培理先生的自传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曾经和王先生谈过话，这些重要的谈话内容，竟只字未提！

　　自那以后，葛培理先生特意和中国政府说他要看望中国的家庭教会，结果中国政府就指定他去访问北京袁相忱先生那里的家庭聚会。葛培理先生与袁相忱先生见面时，谈自己的信仰、个人的领受还可以，一谈到三自会，袁相忱先生就不愿意多谈。后来葛培理先生的儿子葛福临，也想做这一方面的努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也是毫无果效。

　　从这些事情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家庭教会已经有清楚的认识，为主的缘故持守真理，哪怕是冒着危险也不愿意妥协。家庭教会现在还是独立于三自会之外，而且家庭教会越来越蒙恩，人数越来越多，并且在主的真道上越来越有长进，我们真应当感谢神。

　　面对新神学派（以及其衍生品「三自会」）的搅扰残害，几代神的忠心仆人们，为了持守真理，曾经作出了美好的见证：

• 1920年代，神拣选了王明道、宋尚节等人斥罪宣道；（王明道先生前后坐监二十三年，出狱后继续指责「三自」的搅扰，直到离世。）
• 1930年代，神坚立了王明道、栾腓利等人抗罪护道；
• 1940年代，神托付了赵君影、计志文等人胜罪证道；
• 1950年代，神重用了俞成华、张谷泉、文沐灵、杜忠三、陈善理等人拒罪殉道；
• 1960年代，神使用了刘景文、郑惠端、汪纯懿等人拒罪行道；
• 1970年代，神使用了袁相忱、谢模善、杨心斐等人恕罪卫道；
• 1980年代，神选召了更多的后来人弃罪传道。

我个人对三自会的看法

　　下文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也很愿意爱主的弟兄姊妹给予指正。

　　第一，三自会不是教会。三自会刚开始的时候，它的领导人也明确地说三自会只是一个领导革新运动的组织机构，这一个组织机构本身不是教会。直到如今，我也没有听说三自会修正过这个说法。所以，三自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组织；它并不是教会，而只是一个「领导」教会的组织机构。有的人参加三自会是表明他们认同三自会的目标和看法，有的人却是万不得已的。后来在三自会以外又成立了一个「基督教协会」，实际上这两个组织机构本身都不是教会。

　　第二，三自会的创始领导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从三自会创始，其最核心的领导人吴耀宗、丁光训，从他们的书面写作或书面言论上看，就是反圣经的假信徒。后来某些领导人所讲的、所写的还看不出明显曲解圣经的地方，但却也没有听说过哪一位领导人认真严正地批评过吴耀宗、丁光训他们显然违反圣经的论说。

　　第三，虽然三自礼拜堂里还是有很多爱主的真信徒，但我是绝不会进入到这个信仰混杂的组织里去的。

　　第四，当习俗、法令不背主道时，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制度（彼前2:13）；习俗、法令不合主道时，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信和不信的（当然包括假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参林后6:14）。真正的信徒绝不能和假信徒混在一起。当年为了这个缘故，不少的信徒宁愿受批判、坐监牢、被劳动改造，付上一切的代价，也不愿参加到三自会里面去，有些弟兄姊妹甚至宁愿死在监狱里面，仍然向主忠贞不屈。他们的事迹见证，可歌可泣！

　　文化大革命以后，信徒持续地增长。1980年代有更多的人坚持在家里面聚会，那时我听说在东北辽东一带有一个两千人的家庭教会，这两千人分散在不同的地点聚会。我还和那里的负责人通过几次信，心里想：又一位老弟兄被主重用了。

　　有一天他们当中有两位弟兄，亲自到天津来和我交谈他们的境况。我就问他们：「那位负责的老弟兄身体好吗？」

　　他们笑着说；「什么老弟兄，他才三十多岁！」

　　我当时很惊讶：「三十多岁的人怎么能带领两千人的教会？」

　　他们说：「因为他的母亲很爱主，有些老年弟兄姊妹又肯加以协助，而且这位负责的弟兄又很谦卑，所以那里的福音非常兴旺。」

　　现在海内外献身传道的华人弟兄姊妹日益增多，神已经装备了许多的中青年的同工，其中许多人的学历、资历、经历、能力都超过了我们这一代的人。此外，家庭教会的培训事工逐渐成熟，形成体系，走向正规；配合需要的文字工作也越来越丰富，1980年代以各类小册子为主，到了1990年代以后，各样圣经的注释，赞美的诗歌，甚至定期出版的刊物，都能在国内见到，帮助信徒灵命的增长。我们为此应当感谢我们的父神。下面是我对当年复兴状况的简要回忆。

压力之下神加能力

　　1971年8月，部分传道人从劳改队当中被叫出来了。据说当时有一些外宾从海外到中国来，和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有一些联系，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基督徒，就关心中国还有没有基督徒，希望能和他们见见面。政府的有关负责人员找不到基督徒，只好从劳改队里叫出几个人来，再给他们修饰一下，刮刮胡子，洗洗脸，换衣服，就派去接待外宾。可能政府觉得从外交的角度来看，基督徒完全消失对于国家的外事活动恐怕不是太有利。

　　到了1972年，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外国侨民就在北京进行圣诞活动，甚至有了大型的聚会了。一些三自会的礼拜堂在1979年4月9日重新恢复了聚会。大概有些领导人看到，如果三自礼拜堂不恢复聚会，在家里聚会的人就越来越多，家庭教会也就会越来越大。文化大革命期间，见不到基督徒，三自会也就停止活动，现在基督徒又出来了，所以三自会也恢复活动了。

　　海外的信徒及传道人开始到国内来旅游。他们名义上是来旅游，实际上是要看望国内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也由海外带来一些圣经、属灵书籍。因此，1981年，政府借着报纸作了一些反弹。报纸连续报导外国的反动势力侵入大陆教会、内外勾结这样威吓的话，这是当时的形势。1984年的时候报纸指责海外福音广播工作，确实广播工作对于中国的信徒或者当时不信主的人都有影响，所以报纸上有这样的批评。

　　1986年4月，上海宗教局邀请家庭教会的负责人和三自会的负责人共同开会，但是开会过程中，家庭教会的人逐渐部分退席，那个会等于没有开。当时上海宗教局召开的这样一个会，家庭教会的人竟然敢半途退席，说明家庭教会的领导人、负责人，敢于持守在主面前，灵里面逐渐刚强了。

　　1987年各地的三自教会都要求传道人必须要有传道证，但只有三自会的人才有传道证，这样就禁止了自由传道。并且，实行了「三定」，三定就是定地点、定人、定教堂，不准传道人外出到别的教堂去讲道。我对这种事体会很深。1987年我被平反以后，1988年我和妻子就到安徽一带去看望信徒，传讲福音。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再三约我多留一天去那里讲道，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第二天，我准备去他家里讲道之前，忽然有人来问我有没有传道证，我说我没有传道证。马上那个教会的带领人就害怕了，把三自会的一个青年人请来讲道，让我在那个敬拜中为他们祷告。我说你们自己祷告好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三自会的人讲道的聚会。所以那天我是在自己的屋子里安静祷告的。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法治比较平稳了。但是，那个时候传福音还是可能被捕、被传讯、被罚款。家庭教会建立起初，官方就误解家庭教会是聚众非法集会。自己的亲戚朋友在家里一起聚会还可以，但不许超过20人，超过20人就是非法聚会。一方面，有些官方人士认为家庭教会不参加三自会，可能和海外有什么勾结或者有秘密的关系。福音是从欧美传到中国来的，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有很多西方宣道士，尤其是新中国和美国政治看法不一样，和美国是对立的，既然存在两大阵营，中国当局警惕美国有什么企图，甚至于怕美国想要利用中国的教会，我觉得这样的警惕也是难免的。另一方面，当时一些执政者认为家庭教会是不安定的因素，因为三自会接受政府的领导，而家庭教会就未必。在新政府成立之初，无神论一统天下，而这些传道人竟然可以舍弃名利、前途也不要，别人很难想象这是为主的缘故背十字架，为主的缘故舍弃一切；不信主的人，特别是政界的人，认为一定另有企图，别有目的。

　　其实自从使徒时代，信徒就常常地被误会有反对政权的企图。所以有些执政者对基督徒的怀疑、不信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自己应当有所持守，也应当用自己的行为来说明我们的信守。

　　在小城市或者农村有些地方，因为在家中聚会，就一再地被捕、罚款。他们聚会的时候，忽然公安机关就包围起来，让弟兄姊妹一个一个地出去，每个人出去要交罚款五块或者十块；交不出罚款的，就不能出去，直到请人报信，家属送钱来之后才能出去。被逮捕的，往往是在那里讲道的人，或者是接待教会的家庭的一家之长，或是家属当中的一员。他们交的罚款更重，这样才能恢复自由，不然的话不能放出来。虽然这样，但很多人仍然坚持聚会，这个礼拜在这个人家里，下个礼拜可能在那个人家里。

　　后来有些人宁愿坐监也坚持不交罚款，这是为了杜绝一些人的贪婪。当时的公安部门找了一些人，秘密了解打听哪里有家庭聚会，举报后有奖金。罚款之后，不知道公安人员有没有劳动奖金，但报案的人肯定是有奖励的，于是就有人专门做这种调查、举报的事。家庭教会越来越容易被人发现。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被拘捕后宁愿长期被关押也不交罚款，而家庭教会也因此得到一段相对安宁的时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家庭教会弟兄姊妹的心志，也可以看到当时家庭教会的艰难。

　　后来也会因为听福音电台或散发、传抄福音单张而被拘捕。前面我曾提到过一位梁弟兄，就是因为传抄诗歌而入狱的。改革开放前后，也仍旧有批判、批斗的做法。有一个姊妹因为传抄了一些福音性的诗歌，曾被批判、批斗。当时让她站在那里，批判她的人就念她所抄写的诗，念一句，就批判她几句。后来那位姊妹说，当时她听着，就好像是自己平常没有注意的一些话，批判她的人又提醒她应当注意，应当在神面前坚定自己的意志。所以，他们在那里批判她，她心里却非常喜乐。她说自己是强忍着不笑出声来。怕万一笑出声会让他们发怒，受更重的刑罚。此外，有些信徒因为同样的原因遇到过类似的麻烦，只要被公安发现，就可能被追查追问。但是也有不少的人满不在意，该传福音，还是照传福音，该散发福音单张，还是继续散发。这种传福音的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当年家庭教会虽然压力重重，但弟兄姊妹在压力之下增长了属灵的能力。1987年我在山东带领一个培训班，培训结束后和几位弟兄姊妹聊天，他们都是满面笑容。交谈之中，有一位弟兄忽然指着另一位弟兄说：「你笑什么？因为印福音书籍，你都被关起来了，你还笑什么？」我原曾听说这里有一位弟兄因为印刷了《认识真理》等类的福音书籍，被判坐监四年，因此对那位弟兄肃然起敬，就说：「原来是你，听说你被关了四年哪？」没想到那位弟兄，继续笑着说：「哎，没有四年，才三年半！」我觉得他说得竟是那么轻松。弟兄姊妹们，你们看，经过了压力，神加添了能力，这些经历苦难的弟兄姊妹们灵里面越发刚强了！

　　当年还有一种情况是常有极端的迷惑、异端的搅扰。有些人独树一帜特别侧重某一个真理，或者侧重某一个领受，讲道有时似是而非，但是在异端的边缘上，这样的一些道理也容易让人迷惑。1980年代末据王绍武弟兄估计，大概有二十几个异端，比如说东方闪电、三班仆人、被立王等等。（前几年我曾问他，目前大约有多少异端？他说很难统计了。）可是当时虽然属灵书籍很少，还有异端的搅扰，但信徒们坚持真道，既靠主胜过压力，又靠主抵制异端，福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兴旺、发展起来的。这实在是神的恩典。

各地教会多有复兴

　　（1）家庭教会更加兴旺了，乡村甚至出现了几千人的教会，例如安徽、浙江、河南、山东、东北等，当然这些地方的教会是分散在各个家庭里面聚会的，但是加起来总人数已经是上千人了。

　　浙江温州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山洞里面祷告，后来就在山洞里面聚会，渐渐地在家里聚会，信而归主的人就越来越多，而且不仅是温州本地，后来也传到全国和海外。1980年代初，最晚是1980年代中期，有两位温州的弟兄，到天津和我有一些交通。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亲耳听到过政府的工作人员所做的公开报告说：「原来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一共是七十万，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人说中国的基督徒是消失了。现在可倒好，光温州这一个地区基督徒就有六十万！」我们谈到这里，只有说向神感恩。

　　再举个例子，比如河南的方城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复兴比较早的一个地方。刚开始是河南的西南地区复兴起来，后来逐渐影响到华北许多的地方。方城那里，不仅是传福音，而且原来的信徒还常集中在一起查经、培训。在1980年代初，有人曾经把他们培训的讲义拿给我看过，是用钢板、铁笔、蜡纸书写以后油印的。我看了以后觉得内容很好，很细致，很深刻，都是信徒在灵命上最需要的基本造就和栽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李天恩弟兄在那里培训、讲道的提纲。

　　1953年我离开云南的时候，禄劝县那里彝族的信徒是四千人。这四千人因为早期内地会的传道人在那里传扬福音，已经有了根基，后来我到那里去，神也把信主的人加添了一些。但经过了一些苦难后，到了1992或1993年，那里的弟兄姊妹和我通信说，当地的信徒已经是三万人了。

　　在2003年春天，我曾经到浙江温州一个家庭教会的主日崇拜中讲道。那个家庭教会是没有登记立案的，但是那个聚会的房间可以坐二百人左右。有一个用土建的讲台，我就站在讲台上讲。后来人越来越多，有人就靠着墙站着，后来墙边站满了人，就到讲台边上坐着，讲台的边上也坐满了，就到我的讲桌后面坐着。让我吃惊的是，那么大的房间，它靠着街道的门是开着的，讲台正好对着那个门，我很清楚地看见马路上人来人往。而且在我讲道的过程中，路过的人能听见我讲道的内容，甚至有人听着听着就走进来听了。这就是说，有一些家庭教会聚会的时候是敞着门聚会的，等于公开了，而且等于政府是默认了。

　　（2）1980年代家庭教会开始通过培训班培训青年人（前面所提到的河南方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起初是工人临时培训，进而形成系统地神学培训。在2001年，我曾经被约请到浙江的一个县城去开培训班，我没有想到在培训班没开之前，当地教会的负责人和我谈话，拿出一张课程表来说：「边老师，我们这个地方是系统地培训的，有些划了勾的课程是有人讲过的，就请您不要重复了，请您讲这些没有划勾的课程吧。」这就不像以前，不管你讲什么，只要来了能讲就行，听众就高兴得不得了。那一次我看到他们的培训班明显地走向了正规，幸亏我带的讲义比较多一些，那次给他们讲了教牧书信。中国的教会在那个时候明显地有了复兴的迹象。

　　（3）先是个人谈道，逐渐开会布道，福音逐渐遍及到全国，甚至远到了边疆。在1980年代福音刚刚传开的时候，先是在本地传福音，后来渐渐传向邻县，甚至于传向边疆海外。1990年代初期，大概是在春节期间，在山东的临沂地区有一次培灵会，天津的一个小弟兄参加了那个培灵会，他回来之后就和我说了一件事：在培灵会结束之后，当地的负责同工说：「今年我们需要有些弟兄姊妹到其他地方传扬福音，不是在临沂地区，是其他的邻县或者邻省，有多少人要去可以报名，教会给予一些支持，但主要是依靠自己。」当时报名的有几十人，负责同工就说：「这么多的人，我们教会难于支持，只能支持一半人出去。」就决定了这一半人去，另一半人不要去了。但另一半人就很有意见。后来负责同工没有办法，就说：「今年这一半人出去，明年你们另一半人再出去，可以不可以？」那次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2010年，另一个曾经参加过临沂培灵聚会的许弟兄和我说，当地负责的同工现在呼召，不是在邻县邻省布道了，必须是愿意去西藏、新疆的才可以报名。临沂这个地区是这样发展的，福音是这样外展的，其他地方可能也会是这样的。

　　再提一下张约瑟弟兄，在南京的时候我们就有时一起聚会、祷告。1949年我们在云南也一起服侍过。当年他一瘸一拐地走向西藏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他比我大十多岁，想必已经被主接去了。但是像这样当年去西藏的弟兄姊妹们大概不会想到，现在海内海外竟然有各种方式方法、组织团体去往西藏传道。这些弟兄姊妹，通过医疗、教学、经商、旅游等渠道到了西藏，广传福音。大约在2000年，我见到过一个藏族大学生写给一个传道人的信。这封信写得非常真诚，信上大意说：「感谢主，你能够把福音带给我们，我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说他原来有哪些罪），……我原来不认识神，现在我相信了独一无二的真神，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接着讲他是怎么对付罪的，现在心灵里面有什么样的成长、感受），……在我们的大学里，现在已经有十来个人常在一起聚会，形成了一个团契。」我一看这个大学生认罪悔改的过程，比海外好多受洗的人做的见证要深刻得多，对于自己的罪有深刻的认识，对于耶稣基督的爱有深刻的感受，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2001年，我在兰州遇到一个藏族女大学生。她是西藏人，后来毕业于青海某大学英语系，也就是说，她基本可以使用三种语言文字。那时她已经奉献了，她说不知道是不是神要她出来传道。还有一次，也是十多年前，在北京有一个特别的连续几天的聚会，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常问我关于西藏福音事工的问题，我觉得奇怪，就问她：「你为什么这么关心西藏的事呢？」那位姊妹说：「我就是西藏人。」我说：「完全看不出来了。你是怎么信主的呢？」她说：「一次我坐飞机的时候，我旁边座位的人和我谈话，说她是基督徒，把福音传给我，并且给了我一本圣经，叫我有时间就看圣经。后来又有别人给我传了福音，我就信了耶稣。」她和我谈话的时候，正在北京一个大学读硕士学位，我们一起参加的那个聚会的目的是培训已经传道的弟兄姊妹，也帮助一些奉献自己准备传道或者还不明确呼召的弟兄姊妹清楚神的旨意。前面的人在那里流泪撒种，早晚有一天，或前人或后人必会欢呼收割。

1980年代以后的蒙恩族群

　　1980年代，福音主要是在农村教会兴旺起来，信主的弟兄姊妹多是农民或者一般市民。1990年代以后，信主的群体就越来越多了。

※进城打工的农民工

　　在中国大陆，进城打工谋生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了。前些年有位王弟兄专门做农民工的福音工作。这位王弟兄的父母和我，在1950年代，都曾被定为「王明道反革命集团」里的「反革命」。而且王弟兄在少年时期还曾和他的父母一起被送往贫困的农村去劳动改造。他的父母被「平反」后，全家移居美国。当王弟兄在辛辛那提读书的时候，和一位台湾的小姊妹建立了爱情关系。当那位小姊妹给她在台湾的父亲写信，告知她和王弟兄的感情后，想不到她的父亲竟然写信指责她说：「你那里有那么多的同学，为什么你偏偏找个『共匪』交朋友呢？」（弟兄姊妹，你听到这样的话，是想笑呢，还是想哭呢？）但是那位小姊妹，竟毅然和这个全家为主受过大苦的「共匪」结婚了！而且还陪着这个「共匪」到他以前受苦之地，去向「农民工」传福音、救灵魂！我看过他们制作的一个农民工聚会的光盘，聚会中有人演话剧，话剧后有短讲，短讲完了有呼召。那次从台下走到台上去决志信主的人大约是一百多个。那些年他们在农民工当中有话剧团，圣乐队，后来还建立了培训班，专门培训在农民工中间传扬福音的工人。

※残疾人、贫困人等弱势群体

　　有人专门到弱势群体中传扬福音，比如到艾滋病村去传扬福音。有些贫困地区，有人靠卖血来赚一点钱，因为针头不洁净，就沾染上艾滋病。那村子很贫困，卖血的人很多，一个人得了艾滋病，就又传染给别人，结果就成了一个艾滋病村。有些人就专门到艾滋病村里传福音。

　　有一个美国的姊妹Laura，她有托付，愿意到中国大陆贫困人当中传扬福音，她自己有特别负担，收养在街头流浪的孩子，把福音传给他们。后来这个姊妹和一个中国的赵弟兄结婚了，他们婚后就在各处收留流浪儿童把福音传给他们。感谢主，前些年很有成绩，甚至报纸也登出了他们所做的工作。有一年他们在广州收留了一个从上海离家私自逃到广州去的女学生。有一天这个女孩子无意中说：她是上海某个中学的学生。收留她的赵弟兄夫妇赶快通过她的学校和她的父母通了消息。她的父母听到这个从天上飞来的意外喜讯后，父亲便马上去往广州接女儿。他对赵弟兄夫妇二人千恩万谢。当他得知赵弟兄夫妇是基督徒，是无条件地收养流浪儿童的，这位父亲大受感动，听了福音后表示也要决志信主。

　　谢谢主，这些不辞劳苦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至今仍旧在默默地事奉神。

※专做少年工作的培训班

　　前些年有一对孪生的王姓姊妹，她们到中国大陆去培训儿童，教主日学，教唱诗，讲圣经故事等，把小孩子们带到主面前。现在她们所教的那些孩子们已经成长起来，而且对于教儿童、带领孩子信主也有感动有负担。感谢主，这对孪生姊妹现在在国内已经开办了主日学老师的「培训班」了！

※大中小学各级在校学生

　　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各级在校学生，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了。在浙江省某城市的一个区，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信主的学生，「估计」已经接近一万人。因为在21世纪初的一个春节期间，他们组织过一个聚会，大约就有五千人参加。他们散会的时候，不便同时散去，是三五一群、隔开距离、零散地离开会场的。所以仅是散会，竟用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有的大学原来只有一个团契，后来增加到两三个团契。我听说某些北方的大学里已经有十个左右的团契了。

※海内有成就的知识分子

　　海内有成就的一些知识分子不仅是信主了，也尽力传扬福音。其中有学者、有作家、有教授、还有工商业者、专家人士等等。2010年我曾经到中东去宣道，那次一同去的有六个弟兄姊妹，其中四个人有硕士学位，另有一位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再有一位是一个行政部门的业务主管人员。看来这也是神施恩典，在知识分子当中、有成就的中青年人当中，神选召了一些人出来，这些人逐渐地成长起来，为主作工了。

※海外学成归主的知识分子

　　海外学成归国的知识分子中信主的人很多，奉献传道的人很多。有的地方组成了海归教会，也有一些归国的知识分子分散在各处家庭教会当中聚会，还担当一些服侍。这也是空前的一件事。

※各界离退休人员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们应当感恩的，就是在各界离退休的「干部」当中，不但有些人信主了，而且有些人传道了。在浙江有一个老年人，他在大陆新政府成立以前，就加入了解放军，所以被称为「老干部」。这样的人有很高的待遇，他们退休叫离休，可以拿百分之百的工资并一些补助，当时还会定期组织他们出去免费观光旅游等等。但这一位离休的老干部信主了。他的老家在浙江省的农村，他离休后回老家，在那个村庄里传福音给别人，这件事让村党支部书记很不好办——这么一个老党员，老革命，现在竟然传福音！后来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只好去找这位老弟兄，劝他说：「老同志你自己信耶稣就信吧，你就不要传给别人了。」那位老弟兄说：「我认为是对的，为什么不能向别人讲？」村党支部书记就没话说了。后来我知道这位老弟兄还是照样地讲，别人也对他没有办法。像这样信主的老干部，我还认识一位高弟兄，也是在大陆政权改变前参加了共产党的解放军。高弟兄信主后热心传道，他写了一首长诗《献给老年的朋友们》，意在向老年人传道。他把他的手稿拿给我看，要我给他改一下。我说：我不改了。我把他的亲笔手稿复印了几十份，赠给了一些老年朋友们。我觉得，他的手稿比我的讲稿可能会感动更多的人。

结语

　　当中国的教会在苦难当中经过水火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后来又有这么大的复兴。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藉着患难，炼尽了我们心中的渣滓，又以祂的大能使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灵里的力量刚强了起来。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微小和不配，又使我们经历到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现在海内外的华人信徒日益增长。但是也各自承受着不同的压力。然而，历代的信徒都是在压力之下增长能力的。我们深信：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必如何！主再来以前必有患难，但是在患难中，慈爱的神必会增长我们的能力！

圣经中的家庭教会

　　教会建立初期，耶路撒冷圣城的教会曾经在多人的家里面聚会。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看到，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次传道三千人悔改；再有一次传道，悔改的男丁数目是五千人；后来，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样加起来耶路撒冷的信徒总得有一万人以上。使徒行传2:46-47提到，他们在殿中且在家中聚会。「且在家中」原文的意思是「挨家挨户」聚会。当时的一个住家，若能容纳五十个人就不少了，一万多的信徒在家里面聚会，最少得有二百处家庭的聚会。

　　在使徒行传12:5中也提到，当彼得被希律捉拿起来的时候，关在监狱里面，教会为他切切地祷告。当彼得被天使救出监狱之后，他往哪里去呢？他想了想，就往马利亚家里去了。在使徒行传12:12说那里有许多人聚集祷告。前面说教会为他祷告，后来说有许多的人聚集为他祷告，可见那「许多聚集祷告的人」就是「教会」。他们在哪里聚会呢？当时的教会就在马利亚的家里面聚会，也就是说，马利亚的家里有家庭聚会，有教会的会众聚会。

　　在歌罗西书4:15中可以看到，老底嘉教会曾经在宁法的家里面聚会。在腓利门书2节中可以看到，保罗问在腓利门家里面的教会安，可见歌罗西的教会也是在腓利门家中聚会的。从哥林多前书16:19中可见以弗所教会曾经在亚居拉和百基拉的家里面聚会，而从罗马书16:3-5中可见罗马的教会也曾在他们的家里面聚会。

　　教会就是圣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在基督里蒙召做圣徒的（林前1:2），我们信主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就是教会。教会是信主的会众，聚会的房子绝不是教会。所以说，大陆家庭教会无意之中延续了使徒时代的家庭教会，但这实在是神的恩典。

大陆家庭教会的源起

　　大陆家庭教会的源起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以前。当时有些人为了方便而在家庭里聚会，比如1924年王明道先生起初就在北京甘雨胡同他自己的家里聚会，第二年成为一个正式的家庭聚会，并且形成了教会。以后在史家胡同买了房子，建立了基督徒会堂，他们的教会便在那里聚会。

　　1951年三自会成立后，教会就日益冷落。因为三自会的控诉，有一些人被批判，有的被逮捕。信徒软弱，教会聚会人数锐减。在1950年代中期，因为很多的教会都加入了三自会，有一些弟兄姊妹持守圣洁，只有在家里面聚会。

　　在1954年冬天，我也在天津自己的家里开始了一个家庭聚会。我给公安部门写了一个报告，等于是公开的通知，说我的母亲年纪太大，大哥又因大嫂去世，精神和身体不好，所以想要和一些邻居信主的人，礼拜日早晨在我的家里有主日崇拜，从十点到十二点。当时公安部门也没有说不许可，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聚会一段时间。王明道先生被捕以后，我就自动地把家里的聚会停下来了。我被捕以后，这就成为我的一个罪状，说我组织反革命家庭聚会。我说我在聚会以前写过书面的报告交给了当地的公安部门，他们不会把这么一个重要的报告扔掉，你一定能够查出来。那个审问我的人，冷冷地一笑，说不在于你报告不报告，因为你这个人是个反革命，所以在你家庭里面的聚会，就是反革命家庭聚会。你不报告，是反革命家庭聚会；你报告，也是反革命家庭聚会。

　　三反、五反政治运动时期，被捕的传道人或者是被劳动改造，或者是被送到五教联合的工厂里面做工。当时政府认为所有的宗教职业者，都是迷信职业者，是不劳而获的，必须加以改造。所以许多地方就设立了专门的工厂来改造教育这些人。前文提到的天津飞跃塑料厂，就是这样一个工厂。

　　牧人都已被监禁或劳动改造，信徒只好在家里聚会了。也曾有好多人到了三自会的礼拜堂，以后觉得得不到供应，也就只好在家里聚会。1950年代末三自会强迫许多教会大联合，这样的批判、联合，造成了混乱。末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几乎所有的礼拜堂都关闭或改作他用。文革中期以后，因为已经没有公众聚会的地方，很多虔诚的弟兄姊妹只有在家里聚会。起初聚会的就是自己的直系亲属，后来连亲戚也可以参加，慢慢地，有一些朋友也就参加了。人数不多，暗暗地聚会。唱诗的时候声音也很小，往往就是两个人小声唱诗，另外的人都是默默地用心灵来唱和。大家聚会时经常流泪认罪祷告，不但为自己认罪也是为万民求告，求主赦免我们这个世代的罪。虽然没有华丽的礼拜堂，不能大声唱诗，也没有固定的仪式，但觉得和神特别地亲近，弟兄姊妹之间也觉得特别亲切，而且有属灵的得着。我想大家向着神的心，神是悦纳的。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家庭聚会就一点一点地兴旺起来了。

艰难时期的聚会地点

　　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些被严重地监视注意的人，以及某些地区也很难在家庭里聚会，因此当时也出现了一些特别的聚会地点：

※山洞

　　1960年代末，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两三年间，在温州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山洞里祷告。这个祷告会，是一个曾在北京恩典院进修过的老姊妹发起的，她在温州一直默默地事奉主。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位老年的姊妹也遭受到冲击和苦难，但是因为她很有爱心，平素群众关系很好，那些街坊邻居不好对她怎么样，所以慢慢地也就放松了。这个老姊妹就对几个二十岁左右的弟兄姊妹说，现在应当恢复祷告，应当很好地祷告。所以这几个年轻人就开始在山洞里祷告。

　　当时参加这个祷告会的一位吴秀聪姊妹（那时她只有十八九岁），1990年代亲自和我说过，当年她们都是在一个山洞里祷告，而且只能一两个人或两三个人分着去，不能四五个人成群结队地一起去，被通知去聚会的也是少数的人。但是，不久之后，慢慢地就有些爱主的人知道了她们的祷告聚会。有一个小弟兄就质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去祷告，不叫着我去？」弟兄姊妹只好和他解释说：「因为那个山洞很小，人太多了不相宜，所以没有通知你。」那个小弟兄非常地难过，说：「不对，不是因为那个地方小，你们怕人多。你们是不信任我！」说到那里他更加难过。后来，那个小弟兄也一起参加了祷告。从那以后，祷告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处境稍微改善后，他们就不再在山洞里面聚会了，而是在信徒的家里，甚至是在一个比较大的房子里祷告聚会。

　　这是1960年代末在浙江温州，一些年轻人在一个老姊妹的帮助、带领、鼓励之下，在山洞里开始的祷告会。现在，温州各地都有教会，而在中国国内甚至海外也有很多温州人建立的教会。有人说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我说，温州应当成为中国的安提阿。而温州地区的复兴，是从祷告开始的。

※地穴

　　河南的一些地方，当年弟兄姊妹们曾在地穴里聚会。有一位姊妹亲自对我说过：挖地穴需要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和心力。有一个家庭决定在他的家里挖一个地穴作为聚会的场所。那家人先把房角的一个橱柜挪开，开始往下挖土（他们住的房子都是直接建在泥土上的）。挖出来的土又要想办法丢掉，不能留在自己家门口，也不能堆在村外，只有运到田野平铺在田间，才不会引人注意。挖土只能在晚上挖，还得趁天未亮时，将挖出来的土运出去。就这样，一铲一铲地挖，一筐一筐地把土偷偷送出去，经过很长的时间，终于把地穴挖好了。等到晚上聚会的时候，先用一个梯子下到地穴里，下去之后上面的人就把橱柜再放到墙角上把它盖起来。如果外面有人来了，就敲一敲橱柜，或者用别的暗号，下面唱诗、祷告的声音会马上停下来。

※地道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了便于作战，挖了一些地道。这些地道在抗战胜利以后并没有填封起来，也没有人使用，空在那里。在某一段时期，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在地道里面举行两三天的聚会。他们住在地道里，吃在地道里，从早到晚地聚会。

　　这件事情在1980年代初期，被一个海外的基督徒知道了。他觉得这是个新闻，就在海外说了，甚至在海外的一个刊物上刊登出来。这个弟兄没有想到，这篇报导传回了中国。幸亏当时聚会的那些人有警觉性，及时从地道撤走了，所以当公安人员追查到地道的时候，看到的只是少许的碗筷，证实这里有人活动过而已。

※船上

　　还有些人是在船上聚会的，例如在较大的湖泊里面找一个大船，那个船可以住上十几个人，在船上可以有几天的聚会。

※海岛、荒山、森林、草原

　　那时的舟山群岛是一片荒岛，杳无人踪，所以弟兄姊妹就开船到荒岛上，几个或者是十几个人在那里禁食祷告一整天，甚至可以放声歌唱，大声祷告。现在的舟山群岛中，有的岛已经建立了比较大的礼拜堂聚会。当年那样的艰苦，现在却有那么多的人一起聚会，我们应当感谢赞美我们的父神。

　　南方有些弟兄姊妹上到没有人迹的荒山上，一起祷告唱诗。有时，他们带着一些干粮，在山上聚会一整天。如果山上有山洞，他们也会在山洞里过夜，这样可以在山上聚会两三天。

　　东北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在大森林的深处聚会一天。因为森林地带比较荒僻，从早到晚聚会，甚至于到深夜，也没有什么关系。

　　还有些弟兄姊妹在内蒙的大草原聚会。那里的草比人高，如果他们在野草里坐下，或跪在那里祷告，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所以在荒野的草丛当中也有过聚会。

※其他地点

　　也有一些其他的地点，不一定是普遍的，我亲自参加过的聚会地点有：

　　（1）一位南方的弟兄，在半山腰的竹林里（就在大马路旁边）盖了一所房子聚会，并且可以开培训班。那位弟兄说，南方的竹林大概是三年砍一次，我可以以保护竹林免遭偷砍为名，盖一所房子住在这里，实际是在这里聚会。感谢主，很安全，从来没有什么问题。

　　（2）在安徽的南部，有一段时间参加家庭聚会的人很多。到了主日崇拜的时候，他们也是分别在各个家庭里面聚会，后来每个月一次大家一起在集市聚会。农村五天一个集市[1]，不赶场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个空地。礼拜六下午通知，礼拜日在某个集市上集合，几点到几点是主日崇拜，准时开会，准时散会。到了礼拜日早晨大家都来了，马上就唱诗，马上就聚会，聚会完了以后赶快就散去了，扩音的设备也很快撤走了。这个月在这个地方，下个月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样的聚会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 [1]集市就是所谓赶场，是农民定期聚集在一起买卖各样东西的临时市场。

　　（3）我在上海还参加过一次饭馆中的聚会。大概是2001年的时候，复旦大学的一个团契租了一个餐馆，那里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没有吃饭的客人，或者是那时停止营业。那天聚会有七八十个人，在那个餐馆里面甚至可以放声唱诗。证道后，大家是像在崇拜聚会结束时那样散会的。

　　（4）甚至还有人包租一个招待所，三天完全包下来，一百七八十个人就住在那个招待所里面连续两三天的聚会，后来也是平安无事。2001年我就曾在这样的一个招待所里聚会了几天，大蒙主恩！

　　（5）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特意买凶宅，凶宅别人不敢买，他们就买下来在那里聚会。

　　（6）上个世纪末，海内很少电梯，所以一般最高的楼是六层楼，往往一座楼一层是四个单元。有的弟兄姊妹就把六楼的这四个单元都买下来或者租下来，对外说是教计算机或其他课程的学校，实际上是培训传道人的地方，一聚会就是一个礼拜。十多年来非常安全。我有幸在那里讲课两次，同蒙主恩。

　　（7）还有弟兄姊妹借用一些学校的教室，用开校友会的名义聚会。在门口有一个黑板，上面写着校友会在某某教室开会，去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就都知道了，当然其中确实也有几个校友，也算是校友开会。还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在学校的小礼堂、小饭厅聚会。有一次我被邀去讲道一天，会众约近一百人。讲到下午最后一堂还没讲完的时候，负责的弟兄慢慢地走到我的身边，态度安详地小声对我说，有人注意了我们的聚会，请您尽早结束讲道。感谢主，我靠主平静地用少许几句话结束了证道。负责的弟兄向会众说：谢谢主，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了，请大家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地离开，隔开距离，安静散会。

　　写到这里，顺便一提，有人说海内信仰不能够公开、不大自由，在海外信仰是能够公开自由的。但是我知道海内一个地方，在2011年的暑假期间，有些青年基督徒学生就留在学校散发福音单张，给还没有信主的学生传福音。仅仅一个暑假，就带领一百几十个人信主。听说前两年信主的人更多，一个暑假就有二百多人决志信主。海外有广大的禾场，有广大传扬福音的空间，但有多少弟兄姊妹肯于上街去散发福音单张？有多少弟兄姊妹肯于利用学校假期的时候传扬福音？在海外哪一个校区，能够在一个暑假带领一百几十个人信主？请弟兄姊妹原谅我说这样的话，我们既得了神儿子的位分，焉知不是为了今天呢？愿我们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多被神的爱激励，尽力向我们周边的人传扬福音。

　　但愿以上的见证事迹，能够激励今天海内海外的众多弟兄姊妹，不要忽略了主日的敬拜，也不要忘记我们平时应该参加聚会。圣经上说不要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现在聚会自由多了，但愿我们海内海外众多的弟兄姊妹珍惜这样的机会。请原谅我再重复说一下：教会是圣徒，教会不是礼拜堂，不是建筑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就是教会。所以如果有个华丽的礼拜堂，但是会众冷冷淡淡，还不如礼拜堂简陋而会众一团火热，彼此相爱，高举基督，传扬福音。即便聚会的地方不宽阔，不理想，即便在空场上聚会，我们也是教会，也是蒙恩的。求神多赐福我们的教会，也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艰难时期属灵的供应

※圣经

　　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只剩下少许的残旧圣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找圣经更加困难。许多圣经被红卫兵烧毁，而有些信徒软弱了，不敢看圣经甚至不爱惜圣经，自己把圣经毁掉。但也有少数基督徒冒着危险暗暗地藏起圣经。有人把圣经藏在阁楼上，有人把圣经藏在天花板上面的暗室里，有人把砖地撬开（那时不是水泥地而是砖砌成的地），用隔水的油纸把圣经包好放进去。还有个别基督徒在田野埋存圣经，用防水的东西把圣经包好放在坛子里，再用当时的一种方法把坛子密封起来埋在田地里。在安徽省的无为县有个林大珍姊妹，我们通过信也见过面，这个姊妹就曾经把自己的圣经埋藏在田地里。后来红卫兵来找她。红卫兵问她：「你还信耶稣吗？」

　　她说：「我还信耶稣！」

　　红卫兵就拍着桌子威吓她：「你还敢信耶稣？你有圣经吗？」

　　她说：「我有。」

　　「你的圣经在哪里？」

　　「我的圣经埋起来了。」

　　「好大的胆子，你敢把圣经埋起来！埋在什么地方了？」

　　「这就不能告诉你了。」

　　红卫兵气急了：「好，你不把埋圣经的地方告诉我们，你就别想吃饭！」

　　他们把林大珍姊妹关在「牛棚」[2]里。一天过去了，红卫兵来找林大珍姊妹，就问：「你告诉不告诉我们，你的圣经埋在什么地方了？」

• [2]临时的监牢。

　　她说：「不能告诉你们。」

　　第二天，又问：「你告诉不告诉我们，你的圣经埋在什么地方了？」

　　林大珍姊妹仍是回答说：「不告诉。」

　　这样过了近十天，毕竟在农村，都有邻里之情，有些和林大珍姊妹感情不错的妇女和乡亲就劝这几个红卫兵：

　　「大家都在一个村庄，早晚都要见面，你们这样对待林大珍将来怎么好见面呢？」于是红卫兵就让她吃饭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后期，这件事过去了，林大珍姊妹就把她那本圣经从田地里挖出来，放在家里继续读圣经。

　　1988年，我被平反（就是取消了我的反政府罪名）以后，我和妻子耀轩姊妹去看望林大珍姊妹，就住在她的家里。第二天早晨我们各自读经，一会儿我就听见林大姐不时地问我的妻子：这个字怎么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起初我心里想，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圣经知识也太少了。但是我马上就意识到，她手中的圣经就是她埋起来的那本圣经！她的圣经知识虽然较少，但是她的灵命可比我要丰盛得多！！当时我心中非常惭愧。在这里请原谅我提醒一些同工们：千万不要自以为圣经知识丰富而骄傲，将来见主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惭愧自己的灵命贫穷，甚至贫穷得还不如一位农村的识字很少的姊妹！！

　　文化大革命之后只剩下了极少的圣经，所以往往是几家基督徒读一本圣经，今天你们家读，明天我们家读，或者上午你们家读，下午我们家读。因此有些信徒索性把圣经拆成好几份，分成摩西五经、先知书、诗歌书、四福音书、保罗书信、其他书信和启示录等等，这样好几家人可以一起来读圣经了。那时弟兄姊妹虽然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患难过去了，但总担心再有类似的患难，所以不仅读圣经，而且背圣经，不仅是一个人背，而且是全家共同背诵几卷的圣经。有位夏威卿弟兄父子婆媳四人，就是共同把好几卷新约经文全部背诵了下来。后来有些地方开始培训工人，参加培训班的条件中有一条是需要有老弟兄姊妹介绍，但有些老弟兄姊妹确实对中年、青年的弟兄姊妹不十分了解，怎么办呢？有些培训班就定了这样的条件：必须要背诵下来全卷的以弗所书或全卷的腓立比书。在陕西北部窑洞里有一次这样的培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姊妹实在背不出来全部的以弗所书，她又很渴慕要参加，后来就在负责的弟兄面前哭，抹着眼泪要参加，哭到最后负责人只好让她参加了。那时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热爱神的话，高举神的话，而且以是否能熟读、背诵圣经为标准来衡量爱主的心态。

　　那个时候，还有部分弟兄姊妹传抄各卷的圣经。因为纵使拆开圣经毕竟也只有少数弟兄姊妹才能看到，那时也没有复印机，想要更多的人看到圣经，只能传抄。有些弟兄姊妹是传抄一卷，比如说腓利门书，提摩太前后书，比较容易抄，用复写纸一次可以复写三四份，这样大家可以分着看。也有的人用油印，就是铁笔刻钢板、用蜡纸来印，印完以后就传给大家。我听说海外展览过当时用手抄的圣经，用复写纸复写的圣经，油印的圣经，看的人很受感动。

　　改革开放以后，海外的弟兄姊妹带来少许圣经，大家知道过海关不能多带，带两三本已经很不容易，听说有一次带的数量多，结果被阻截只好丢在海滩上了。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时候，我得到过一本海外带来的圣经。封面是艺术绘画，标题叫《活水》，但是打开以后是全部的约翰福音。我得到「活水」后，就分开来，给很多信主的弟兄姊妹的家人看，当时就觉得非常宝贵。感谢主，也有人有这样的智慧。

　　1995年，我刚刚到海外的时候，问过澳大利亚的弟兄姊妹：「咱们这里圣经多少钱一本哪？」他们说：「很便宜的，比起其他的书便宜多了，我家有好几本呢！」我就问了他们一句话：「你们知道，当年在大陆一本圣经是多少钱吗？」他们说不上来，觉得应该很贵重。我说：「当时在大陆圣经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是多少人，冒着危险甚至舍了生命才保留下来的。」我就劝勉海外的弟兄姊妹：「珍惜你的圣经、珍贵你的圣经吧，不要再把神的话当做平常！弟兄姊妹，你的圣经放在书架上是不是已经有灰尘了？如果这样的话，希望把它拿出来，擦拭干净，好好读神的话，不要到了一天你想读，却是没有办法读，没有圣经可读了。」我说这些话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主耶稣再来之前一定有很多的患难，世界末了一定有很多的难处，弟兄姊妹，让我们珍惜现在手边的圣经，热爱手边的圣经吧！

※属灵书籍

　　像《荒漠甘泉》《失乐园》《天路历程》这些属灵书籍，由于红卫兵不懂，就留存在一些弟兄姊妹的手中，成为宝贵的参考用书。除此之外，还有人油印属灵的文稿，例如：

　　（1）苗树滋老先生的「邮包短文」

　　苗树滋老先生在山东烟台成立过基督徒查经处，对圣经非常熟，很多都能够背下来。查经的时候，他让弟兄姊妹读经，他自己的圣经却摆在那里不看，弟兄姊妹读的时候，突然他说：「停一停，你再细看一下。」那弟兄一看，呀，读错了一个字。苗树滋老弟兄能够把圣经熟读到那个地步。文化大革命时期，苗树滋老弟兄被红卫兵赶出家门，赶去农村。当时是开批斗会，批斗会结束后打着他走，那些年轻的十七八岁的孩子打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左一个巴掌右一个巴掌，打完之后就让他带着很少的行李去农村了。后来有人问他：「你被打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苗树滋老弟兄说：「我心里面感谢主呀，我不配啊，我不配啊！」

　　问的人很惊讶：「您怎么会这么想呢？」

　　苗老弟兄说：「圣经当中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被逼迫，我有福了。但是我不配啊！」

　　苗树滋弟兄到了农村以后，想办法把一些山东的土产品，花生、黄豆、绿豆之类的东西，分寄给很多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收到的是很小的邮包，好像一本词典这么大的邮包，打开邮包一看，花生米或者黄豆、绿豆里面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几句感恩的经文，或者是劝勉我们的话语，或者是一首大家都能够唱的诗歌。这位老弟兄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和弟兄姊妹交通。感谢主，我吃过苗树滋老弟兄寄来的农产品，我也见到过他所写的经句。

　　（2）以巴弗的公开信

　　以巴弗弟兄原名吴维僔。他出监以后，从1980年代中期就用铁笔、钢板和蜡纸来写公开信。信的内容是系统地讲救恩，讲主的栽培，怎样在主的道路上过得胜的生活，等等。他把这些信寄给或转发给他所知道的弟兄姊妹。后来，有人也根据他的事迹出了书，来帮助弟兄姊妹。我所见到的他的公开信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字体都是倾斜而工整的。

　　（3）宋天真的手抄见证

　　还有，我所知道的，就是宋尚节的女儿宋天真姊妹用复写纸抄写一些经文，或是见证，赠送给其他的弟兄姊妹。我的妻子和宋天真姊妹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就从她那里得到了好多这样抄写的经文、讲道或见证。

　　（4）《怀念的心愿》

　　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我很想念、怀念过去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曾经和我在同一所学校，甚至同一间宿舍，或同一个福音工场服侍过，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到底在哪里。这些弟兄姊妹，有的有消息，有的没有消息。所以，我就默默为他们祷告。1980年代初在圣灵的感动中写下一首几百行的长诗，叫《怀念的心愿》。那首诗原来是手抄，后来就用复写纸来复写，再后来就通过打印社打字、印制成册。最后传到饶孝辑牧师手中，由校园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只是写作时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不得不特别慎重。许多动心的话、动人的事，遣词用句只能适可而止。所以不敢提起人名，对某些见证事迹表述得过于含蓄，回想起来，常觉亏欠。

　　（5）解经的传道卡片

　　一些弟兄姊妹的儿女看圣经的时候有些地方不容易看得明白，比如这里一个约翰，那里一个约翰，是不是同一个人？好几处提到马利亚，到底有几个马利亚？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妻子耀轩姊妹就按着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海外的弟兄姊妹给我们带来的少量参考书，用一个个的卡片介绍说明到底有几个约翰，有几个马利亚。那些东西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对当时那些青年的弟兄姊妹读约翰福音有很大的帮助，那些卡片我现在手边还存有一些。[3]

• [3]不久耀轩病体日益衰弱（仅在1987年间她便住在医院87天），因此编写工作便落到了我的身上。感谢神，1989年，我们夫妇以白云晓的笔名，得以在政府设立的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圣经新约人名词典》。以后在一些弟兄姊妹的同心协助下，又很快出版了《圣经旧约人名词典》《圣经新约地名词典》《圣经旧约地名词典》和《圣经语汇词典》。按当时的惯例，每本书作者必须立约包销五千到七千册，而且必须在出书一个半月内交付全部书款，出版社才给印书。起初我自己根本没有信心承担这么重的经济担子，谢谢神，从始至终都是耀轩毅然坚持凭信心由她出名签字和出版社订立合同的。由于神的恩典，这几万册书籍很快散送或销售到全国各地。神使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人，竟能没有一次失约迟误交付书款的日期。出版社的人们大为惊讶，他们说：自从他们出书以来，没有一个作者是主动按时去交款的。都是出版社在过了交款时期后，主动去找作者「请求」他们付款的。

　　（6）录音证道

　　那时候已经有了录音机。有一位为主坐过监的陈本伟弟兄，被释放之后继续服侍主，在1980年代中期或者更早一段时间，每个礼拜他都将自己的讲道录下来，再翻录给其他的弟兄姊妹。这样，一些没有人讲道的聚会或主日崇拜就可以听这些磁带。以上是当年国内的一些弟兄姊妹常做的几件事。

　　（7）海外的广播

　　在1980年代初，收音机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有人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海外的福音广播，并且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因此听到了福音，甚至组成了教会。

　　我听到过一件发生在河北省中部的事。有两个亲姊妹由于脾气习惯不合，长时间不来往了，姐姐住在城里，妹妹住在农村。后来妹妹因为听到福音广播信主了，信主以后她就觉得应该与姐姐和好，所以特地到城里来看望姐姐。刚一见面，姐妹俩觉得既惊喜又难得。住下来后，妹妹向姐姐道歉，姐姐也向妹妹道歉。一起吃饭的时候，姐姐发现妹妹饭前常低头闭眼一会儿。几次之后，姐姐就问她：「你每次吃饭都低头闭眼睛干什么啊？」妹妹回答说：「既然姐姐这样问我，我就告诉你吧，我信耶稣了，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要感谢天父啊！」姐姐说：「哎呀，你信耶稣了，我也信耶稣了！你是怎么信耶稣的？」妹妹说：「我听福音广播信耶稣的。你是怎么信耶稣的？」姐姐说：「我是有人对我传了福音，有时候也听福音广播信耶稣的。」这是当时一些弟兄姊妹作的见证。

　　在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两位农村的姊妹从河北省中部来到天津我的家里，先是谈福音的道理，然后就约请我到她们村里的教会去讲道。那时候我还没有平反（就是还有「反政府罪名」），也要做一些文字工作，恐怕自己不能去，我就问她们：「既然你们那里建立了教会，为什么没有人能够讲道呢？」两个姊妹就笑了，她们就告诉我那里的福音是怎么传开的。原来有一位比较年长的姊妹，身体很不好，偶然听到了福音广播，她觉得很得益处，就继续听，后来就信耶稣了。信耶稣之后她把家里的偶像丢掉了，原来她的身体很不好，丢掉偶像之后身体竟好起来了。村里的街坊邻居们觉得奇怪，做了得罪菩萨的事，身体怎么反倒好了呢？那个姊妹就和她们说：「我听福音信耶稣了。」街坊们请她讲一讲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她就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我们信耶稣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天堂！街坊们问：「那怎么能够上天堂呢？」那个姊妹觉得讲不清楚，就说：「你要是想信的话，就和我一起来听广播吧。」于是那村里的一些妇女也开始听福音广播。

　　后来慢慢地信主的人就多了，土炕[4]坐不下了。没法来听广播的人就问那位姊妹说：「怎么办？」姊妹说：「你有没有收音机？」她说：「我有。」「你有就好了，你把它拿来我给你拨一拨电台，到了时间你在自己的家里听电台广播就行了。」

• [4]农村里都是用泥土垒起来当做床，叫土炕，土炕有半间屋子大。

　　所以，这个姊妹就是借着给人拨福音电台的方式传福音。那里信主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多甚至于将近百人，他们看见天主教有教堂，就说：「天主教有教堂，我们这里为什么没有礼拜堂呢？我们向县政府申请一下，我们也盖一个礼拜堂。」他们就跑到县城里面申请盖礼拜堂。结果过几天公安人员来了，不是许可他们盖礼拜堂，而是问他们：「你们是怎么信耶稣的？」

　　他们就实话实说：「我们是因为听广播信耶稣的。」

　　公安人员说：「这个不行，收听海外的广播是违法的，不许听了！」

　　有些人信心软弱就退去了，但是信心坚定的照样听广播。由于这几个信心坚定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坚持真道，慢慢那里根基更稳固，弟兄姊妹在灵里更长进，人数就更多了。那时候她们就找我去讲道。但是我那时候实在不便去讲道，就推荐了其他人过去。我一直知道那个地方的教会是很蒙恩、很蒙福的。

　　神让中国的教会经历了一些苦难，但是经过水火，却进入丰盛之地。之前提到的陈善理老姊妹，原来是一位有名的大夫，后来奉献做了传道人。她在监狱里，意外地见到了一位姊妹，当时四外无人，陈大夫就小声地对那位姊妹说：「大患难以后，必定有大的复兴。」后来，陈善理大夫在监狱里面殉道被主接去了，和她谈话的那位姊妹以后被释放出来，把陈善理大夫所讲的这句话告诉了我的妻子。

　　下一节中，我会讲述中国家庭教会经过大患难之后的大复兴。这是神给我们的大恩典。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当时的基督徒被歧视，被批评，被斗争，被逮捕，被拘押，被劳动改造，被群众监督。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捕的人虽然关在监狱里不得自由，倒还衣食、起居有点起码的规律和保证。但是在监狱外边的圣徒们，由于当时遍地的红卫兵无法无天、无恶不作，不但衣食住行毫无保证，甚至性命都可能随时丢掉，倒像是没有被捕的反而比被捕的苦难更重！

　　这苦难甚至于波及到信徒的子女。比如说，王长新弟兄曾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捕，被释放以后，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又全家被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他的三个孩子也必须跟着一块儿去。我的二儿子和隔壁小孩有一次吵架，我见到就劝他们说：不要吵了。这时，那个小朋友的父亲出来了，满脸严肃，问是怎么回事。我说：小孩吵架，都是小事。没想到，他脸色一沉说：别看小孩子吵架，说小事，就是小事，说大事，也就是大事。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工人，他的儿子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后代，我是一个「反革命」，我的孩子是反革命分子的后代；反革命的孩子，竟敢跟工人阶级的儿子吵架，这就是有造反的心理。类似这样的情况太多太多了。

　　另外，我的大儿子在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带领着全班同学，对他，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进行批判。这不是我个人独特的经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斗争，受了伤甚至死于文化大革命当中的，也时有所闻。

　　神让中国的弟兄姊妹经过那一段火的试炼是神的恩典，有神的美意。箴言17:3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惟有耶和华熬炼人心」，现在回想起来，我才觉得经过那一段火炼，神就是要把人熬炼成精金，才好为神所用。

更新的信心

※拆毁自义，炼净旧造

　　神炼净了的就是我们的老我、旧人旧造，并拆毁人一切的自义。人免不了有旧造当中的名、利、私欲、贪婪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个人的经历，当年我奉献的时候，自己觉得还挺单纯的。我放弃了去爱丁堡大学留学的机会，放弃了教授邀我合著论文的机会，把寡母弱弟交托给神，自己去边疆传道。那时候，我想在边疆建立一个聚会的地方，然后把福音传开，甚至原来有一个想法是死在那里，因为我身体不好，觉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也许自己过不了33岁。可是，如前所述，当面对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是工作为先呢？是工人为主呢？是在神的真道上有所持守呢？还是为了工作可以放下一些原则呢？——旧我的渣子就显出来了。先前我曾不时暗暗地骄傲，认为有些年长的传道人各有失误，我还可以为主作些见证。实际上肉体当中没有良善，我被捕以后，很难靠主刚强得胜，很难靠着祷告将母亲交托。为了赶紧出来看母亲，审讯的时候虽然心里不同意，但政府怎么定罪名就怎么接受。我觉得这也是自己的一个失败。我想其他的人也经过这样的熬炼，我们常以为我们奉献得很完全了，但还是经不住一些试炼，甚至于试探，所以我说在那段熬炼当中炼净渣子。那段时间是神让我经历了软弱、失败，更深地看见自己内心里还有很多需要神怜悯的地方，需要圣灵的工作让自己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心意更新而变化。

　　后来我看到在提摩太前书1:15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其中「是」字是现在时态的，也就是说，保罗说自己「现在是罪魁」。他不仅是说自己以前逼迫、残害基督徒的时候是罪魁，而且是在自己已经被主用了一生、写了多少经卷、到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仍旧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想，这是他经过了多少千锤百炼才会认识到的。下面他接着说：然而，我蒙了主的怜悯，是主要在我这样的罪人身上显明他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荣耀归给神！——我觉得经过水火，可能有很多人会认识到自己的内心，认识到人的肉体之中毫无良善，因为这种缘故才更加仰望主，靠着主的怜悯工作。神也用了这样一些自觉软弱、无能、无力的人，才显明了祂的作为。

※回到主前，仰望依靠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灰心。1950年代我被捕以后，还能够靠着主和神亲近。劳动改造期间，主日的时候在田地做农活，我就一边锄地，一边看着天，心里面唱诗，祷告说：「主，我还是和普天之下的众圣徒一起敬拜神的，虽然见不着他们，但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早晨我还是和众人一起敬拜神的。」那个时候是这样一种敬拜神的心情。

　　但是自从1950年代中期以后，十几年来好像越祷告信徒苦难越重，越祷告教会越发荒凉。那时我几乎丧失了信心。本来以赛亚说「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我说耶和华的耳朵就是发沉了，不然为什么我十多年的祷告神就是听不见呢？特别是在1966年八月底，大夫证明我因吐血可以休息一周，但是红卫兵仍然把我揪了去批判斗争。那天在危急忙乱中我是穿着制服短裤被带走的。他们叫我站在一张桌子上，要高举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的是「反革命传教士边云波」。边云波三个字是横写或是倒写的，名字上面打着红色的X号。红卫兵命令我把牌子举得最高最高，同时两腿站直，低头到最低最低。这种姿势任何人都难支持，何况一个吐着血的人！每当体力不支、膝盖不由自主地弯下来的时候，有个红卫兵就抡起一条木棍子，专打我的膝盖。每打一次我只好努力站直，但不久膝盖又弯了下来，就再被打直。后来两个膝盖鲜血直流，再打时腿实在直不起来了，我几乎要倒下去。这时主持批斗会的人宣布散会，叫人把我架到一个黑屋子里去。

　　神知道我没有恨那些苦待我的人，甚至能「求父赦免他们」。但是我向神有抱怨：为什么不把我留在监狱里？监狱里总还不至于受到这种毒打侮辱！很久以后我才渐渐想到：主耶稣受难前曾被彼拉多带出衙门，彼拉多向众人说：「看这个人！」（约19:5）那时主耶稣的头上是荆棘冠冕，脸上是唾液血迹，紫色的袍子包裹着满身的鞭伤血痕。「看这个人」四个字，使我再也不敢向神讲理了。

　　我虽然不敢再向神讲理，但是我没有信心，觉得很可能一直挂着个反革命的牌子劳动改造，一生就这样下去了。所以那期间我和妻子耀轩说：咱们离婚吧，这样好解除你的一些负担，也让孩子少受牵累；我甚至还想申请去边疆劳动早些死去。但耀轩责备我说：你这种想法符合圣经吗？谢谢主，神赐给我这么好的一位妻子，帮助我逐渐从软弱中走了出来。

　　1970年代初，我心灵里忽然响起了一首经文诗歌：「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必不离开你（赛54:10）。」就在那个时候，报载肯定要接班成为国家主席的林彪，竟突然叛国出逃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我真是看到世上的事情翻来覆去、千变万化，但是神的慈爱永不离开我。那时我回到主前，才发现没有向巴力屈膝的，还有七千人呢！此后灵里的力量就刚强起来了。

　　1970年代末，没有圣经，那时我就默默地思想过去所背下来的经文。文革刚刚过去，有了圣经了，我就用录音机录成磁带给信主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给家里的孩子们听。因为这些孩子经过了那一段的挫伤摧残，灵里比较软弱。就这样，我慢慢地重新开始了事奉。

更新的爱心

※活出主道

　　1980年代，信徒们逐渐地从几十年的恐怖、惧怕当中清醒了过来，觉得应当按照主的教导，抵制罪恶，活出神的道来。我觉得当年弟兄姊妹们的心灵光景，是跟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差不多的。就像彼得一样，主被兵丁带去之后，他怕得不得了，一个小女子问他，他都不敢承认主名；而五旬节后，他被捉拿，被监禁起来，甚至于恐吓他不许再奉拿撒勒人的名传讲福音，但他回来之后还是非常喜乐，与弟兄姊妹一起同声祷告，其后是照样传扬福音。

　　无论在监狱里，或监狱外，总有些人就用他们的生活行为来见证主的道，比如说王明道太太。和她同一牢房的人受了暗示，对她进行许多的虐待，尤其一个女杀人犯，特别厉害，抓住她的长头发把她往墙上撞，要她否认主名，或说诬蔑主道的话，王太太就是不肯，所以吃了很多的苦。那段时间以后，那个犯人忽然病倒了，别人都不管她，只有王太太以爱报恶，给她端水还喂她吃饭，甚至将别人探望自己时送的糕点也送给她吃。后来这位曾经苦待、迫害王太太的犯人受了感动，听到福音后也表示愿意信主。类似这样的见证还有许多。像袁相忱、谢模善、林献羔、杨心斐等人，在监狱里面不怕被虐待，并以爱心对待虐待他们的人，坚守真理，以行动护卫了真道。

　　监狱外面的弟兄姊妹，也遭受了很多红卫兵的逼迫和苦待，他们靠着主所加给的力量，本着神的爱来对待过去曾经苦待他们的那些人。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的秋天，红卫兵斗争北京的一位张庆生弟兄。红卫兵让他跪在地上，骂他，对他拳打脚踢。有个红卫兵竟从炉子上提来一壶滚开的热水往他的头上浇去。他的妻子在旁边看着实在忍不住了，就趴在张庆生弟兄的身上，用她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的头。张庆生的妻子本来就有心脏病，这时候病情危险，只好送到医院，但是没有办法医治，她就死去了。张庆生弟兄虽然活下来了，但满脸都是烫伤的疤痕。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时间要清算文革当中一些违法犯罪活动，大家可以检举不法事件。有人就说：「张庆生，你的妻子是被开水烫死的，你现在可以说话了。」但是张庆生弟兄说：「人已经死了，当然，她是为了救我而死的，我也不是不爱自己的妻子，不过人死了，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按着圣经的教导，我们应当爱仇敌，应当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所以这件事情，我就不再提了。」

　　并且，弟兄姊妹在工作上也做了美好的见证。197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大家是吃大锅饭，有一句话说：「干不干，都吃饭。」所以大家上班也不准时去，下班也不准时走，迟到早退。工作时也是闲闲散散。唯独那些真正的基督徒，该几点上班，就几点去，该几点离开，才几点离开。不说闲话，不做闲事，不看闲书，专心工作。无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受了多少的难为，现在还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当时南开大学有位教授陈恩临弟兄说：现在有些单位里，真正工作的，只有那些无辜受了难为的基督徒！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烟台的苗树滋老先生给尼克松总统写过一封信，那封信大概是这样说的：您到中国来访问，促进中美友好，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非常欢迎您，我知道美国有很多人都相信耶稣基督，是基督徒，您是基督徒吗？您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吗？您重生得救了没有？希望您做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当然，这封信没能到尼克松总统的手里，而是到了公安人员的手中。过了一段时间，公安人员就拿着这封信来找苗老先生。公安人员问他说：「你写过这么一封信吗？」

　　苗老先生说：「是，我是写过这么一封信。」

　　「你为什么写这么一封信？」

　　「尼克松总统到中国来促进中美友好，我作为一名中国的老百姓表示对他的欢迎啊。」

　　「你表示欢迎还可以，你和他传道干什么？你问他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重生得救的，你说这些话，觉得合适吗？」

　　「哦，这或许是不合适。」

　　我相信苗树滋老先生写这封信，其实不是给尼克松总统的，而是给公安人员的。或许他心里想，这封传福音的信，可能至少会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公安人员看到，而且当时以这样的方式传福音，是会给公安人员留下深刻印象的。感谢主，当年有一些人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传福音啊！

※寻找亡羊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许多弟兄姊妹在信仰上冷淡了下来，甚至外表看着跟不信的人没有差别。文革后期，有一些人被主的爱激励，就想到过去同蒙恩召的弟兄姊妹应当在去而不返之前归回羊圈，重新回到主面前，于是就去找以前一同热心聚会而后来竟冷淡下来的弟兄姊妹们。

　　和我相识多年的黄良裔兄，文革期间断了联系，文革还没有过去，他来看我。我现在还记得他围着围巾遮着半边脸来到我的家里。我说：「有什么事吗？」他说：「没有什么，就是看看你平安不平安。」那时候信徒之间彼此不敢多说什么，黄大哥说：「我不坐下了，我就看看你怎么样。」我们站在那里说了几句话，他就用手指着自己的心，问我说：「好吗？」我就往天上一指说：「好！」然后他说：「那就很好。」就那么几句话，也算是灵里很宝贵的交通了。因为当时你去看望人，是很困难的，有些人也不敢轻易地去看望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现在生活在比较安逸的环境当中，蒙了神多少的恩典，你去看望过需要安慰的弟兄姊妹们没有？

　　在北京有一位石大哥，我们以往常在一起祷告聚会，非常亲切。后来，经过了一段苦难，到了1980年代就有人说，这位石大哥已经变了，不可靠了，绝不能接近他。但是我和妻子耀轩姊妹为他祷告，左思右想，总觉得这位石大哥是我们的弟兄，这个弟兄是有主的生命的，应当去关心他。但是这个想法传出来以后，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纷纷地反对，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绝不能去看这个人。甚至有位姊妹，特意从北京到天津来劝我们说：「你们要是去看这个人，是自投罗网啊。」后来，我们就只好为这件事情祷告，再也不和其他弟兄姊妹讲了。但是，我们祷告来，祷告去，反复思想，总觉得应当去看看这位老大哥，也许我们不知道他本人经历了多少的辛酸路程呢。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到北京去看望这位大哥。

　　那天早晨，我们六点以前就赶到了天津火车站，坐上了第一班去北京的车，到了北京才不过是早晨八点。其他任何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没有去找，直接去找石大哥。费了很多的周折终于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在那里，谈了半天多，但别的事情可以谈，关于主的话石大哥是一句也不谈。快到晚饭的时候，我们就要告别了，临走以前，我拿出一本圣经来说：「石大哥，我就留下一本圣经，作为一个礼物，作为一个纪念，你有空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看。」石大哥略停了一下说：「我不要。」我说：「为什么你不要呢？」他说：「你的石大嫂现在没有在家，她若是回来以后发现这本圣经，一定会马上把它烧掉的。」我说：「今天你说过，石大嫂还要好些天才会回来呢，这几天你也可以看一看，等她回来以后再说啊。」他说：「那我也不要，你还是把它拿回去吧。」我一次、两次、三次请他收下这本圣经，他就是不肯收下。后来我就说：「石大哥，我们这么多年没有见，为什么这本圣经你都不肯留下呢？」想不到他说：「我再三地不要，你再三地要把这本圣经留给我，让我觉得你是别有用心。」（「别有用心」就是觉得我好像是在试探他，在表面上表示关心他，实际上是要把他所讲的、所做的，对于接受圣经的表现，去向别人汇报！）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了，我说：「石大哥，我只是想把这本圣经留给你作个纪念，我也希望我们这些年轻的时候一起读经、祷告、唱诗、敬拜的弟兄姊妹们，在年老的时候都归回羊圈，重新再蒙神的恩典；除此之外，别『无』用心。」当时，我就看到石大哥从挂着毛巾的架子上，拿了一条毛巾，遮在脸上，好像在擦汗，其实我知道，他是在擦眼泪。后来，他就说，你非要让我留下，好，我就留下吧。那本圣经就是这样留下的。

　　以后，我们再次去看他的时候，还是没有告诉别人。这样三四次的拜访之后，就谈得越来越多，谈到主的道，谈到我们如何回到主面前来。后来，很感谢主，石大哥回到主面前来，也和我们谈了一些知心话。最后几乎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接纳了石大哥。1988年底，王明道先生的夫人，那时她已经双目失明了，还亲手给石大哥织了一条毛裤，寄到天津交给我们，并且嘱咐说：「春节前务必要把它送交给你们的大哥。」那年年底我是痰中带着血，和妻子耀轩姊妹，从天津到北京，赶在春节前把毛裤给石大哥送去的。我对石大哥说：「这是一位失明的长辈特意给你织的毛裤，并且叫我们一定在春节前送给你的。」石大哥忍着泪说：「我知道这是谁织的……」

※亲密无间

　　1940年代末期，当年教会有一个大的复兴，但是宗派林立，彼此不合。甚至于彼此都是信主的人，在街头见面却形同路人。这是以前各宗派领导人制造的信徒之间的隔阂。19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的时候，弟兄姊妹只要看到对方还是信主的，靠主还可以站住，就觉得非常亲切，也不分哪个公会宗派，也不分大群小群。过去不讲话的、见面甚至理都不理的弟兄姊妹们，到了1970年代末，看见对方还能够坚守主名，不仅在路上看到很亲切，甚至于登门拜访；有时候抱着对方的肩膀，眼里都含着眼泪，泣不成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心灵里的感情非常地亲近。感谢主，经过文革这么一段患难和苦难，信主的弟兄姊妹亲密无间了！现在环境似乎好多了，没有那么多的困难和压力了，难道弟兄姊妹就不能在主内切实相爱、同心合意吗？难道非得有苦难的经历，非得有艰难的路程，非得再有一次文化大革命，然后才会想起来彼此相爱吗？求主光照我们、保守我们，若我有说重的地方，求主怜悯，也请饶恕我这个在你们中间的弟兄。

1955年以后，神的忠仆纷纷被捕

※「王明道反革命集团」[3]

　　在逮捕王先生以前，先是由吴耀宗等三自会的人批判王明道先生反对三自会，然后就说王先生反对三自会就是反对政府的领导。这样便由信仰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逮捕王先生的时候，和王先生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人，除了看门的冯起以外，全都被逮捕了。本来我是长期住在王先生那里的，但我因为大嫂病故当时正在天津料理家事，所以没有同时被捕。然而北京市内，和王先生几乎同时被捕的有王绍武、王长新、游约伯、吴以遵等数十人。以后全国各地，又有许多牧者、传道人（包括我个人在内），甚至是一般信徒被捕。在这些人被捕前后，几乎都是由那些「三自」人士批判、控诉、揭发他们的「罪行、罪恶」，然后政府就根据「三自」人士控诉的内容，对被控诉的人定罪、逮捕、判刑。所以让人们看起来并不是政府逼迫教会，而是「根据民意」才逮捕「罪犯」的。

　　这些「王明道反革命集团」里的人，有的和王先生根本没有来往、没有见过面。这些人，只因为赞同王明道先生的看法，就被定为反革命，或者受到一些难为。比如有一位刘扬芬老弟兄，他亲自和我说过，当时他在南方，有一次开会批判王明道先生，他觉得没有办法批判，所以就不发言，不说话。过了几天大家就问他：你对王明道是怎样的一个看法。当时，他毫无思想准备，仓促中说了一句话：王明道「弟兄」如何如何。话一出口，大家哗然：王明道已经是反革命分子了，你一上来就称他为王明道弟兄。就这么一句话，羣起而攻之，他就受了很大的难为。

• [3]反革命集团意为反政府集团。

※「倪柝声反革命集团」

　　继北京的王明道反革命集团之后，在上海又掀起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倪柝声先生因为经办了生化药厂，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定为不法资本家，被逮捕后判刑两年，1955年被定为反革命之后改为二十年的刑期。聚会处的一些同工被定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因此纷纷被捕，比如说南方的陈恪三，天津的夏希灵，还有初立鹏等很多的弟兄。

※甚至一些参加三自会的人

　　另外有些参加了三自会的人，也被捕了。例如昆明神召会的谷怀空牧师，虽然参加了三自会，到了肃清反革命的时候他却被捕了。

　　这样的批判、逮捕延续了数年。例如昆明的杜忠三、施传清等人是1957年被捕的，吴维僔（以巴弗）是在1950年代末期被捕的。前后被捕的人数无法统计，并有许多人殉道。例如俞成华弟兄（他曾翻译了《馨香的没药》和《与神同在》），在1956年肃清反革命时期，当众人批判他的时候，被主接去了。张谷泉弟兄，因为不肯妥协参加「三自会」和新神学派合作，在新疆被逮捕，1956年在监狱里被主接去。赵西门弟兄的妻子文沐灵姊妹，也是1950年代在新疆被捕，死在狱中。恩典院的创始人张周新、陈善理夫妇，1955年和王明道先生同时被捕，后来在狱中被主接去。还有一些人在监狱里，或监狱外，因为不肯参加新神学派所领导的三自会，都被加上反革命的罪名，加以迫害，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时信徒面对的困境

※「五教合一」的活动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认为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都是宗教，所以倡导五教联合。1958年，天津成立了一个五教联合的飞跃塑料厂，促使所有的和尚、尼姑、道士、神父、阿訇、修女、牧师们等人，天天都要在一个车间里劳动，延续了多年，直到1966年后文化大革命时代，甚至发动了互相批判斗争，迫使各宗教的「宗教职业者」放弃信仰。1980年代初期，北京燕京协和神学院（和当年其他的神学院一样，都是三自会领导的神学院），要在北京举办一个五教的联欢会，而且院长要求所有的神学生都要参加那个联欢会。大多数的学生都随波逐流：院长叫去，那就去吧。但是有三个学生觉得心里不平安，不应该去，而这又是院长的命令，所以他们就问每一位燕京神学院的老师：我们到底是该去，还是不该去？但是没有一个老师敢回答，没有一个！这三位同学，都为此困惑，这是他们中的一位亲自和我说的。所以，神学生尚且如此困惑，一般的信徒当然就更加困惑、迷茫了。

※信徒难有交通

　　当时海内的信徒已经和海外的弟兄姊妹断绝了联系。但是同在海内的信徒，也很难和其他信徒有交通来往。有些信徒被逮捕、劳动改造，他们当然不容易和其他信徒谈话、沟通。但是在监狱外边的，即或在过去是很亲密的弟兄姊妹，彼此也不敢多讲什么话。那时，有些弟兄姊妹，本来和我很熟悉，但是我被捕释放以后，在街上见面都不敢说话。有一位老弟兄，过去曾经请我到他家里去吃过饭，我被捕释放以后，在一条很窄的小胡同里对面碰见了他。那条胡同窄的连三个人都不能并肩行走，他往我这边来，我往他那边去，但是他低着头，装作没有看见我，就这么擦肩而过。我一点也不怪那个老弟兄，我知道他有他的难处。这就是当年我们那些信徒们的处境。不过有时候能悄悄地说上一两句话，就会让人深受感动！

※「大联合」

　　1958年前后三自会实行「大联合」，削减礼拜堂约90%以上。这也是由吴耀宗、丁光训推动的。他们表面上说不能像以前那样宗派林立，一个城市里的各个教会要联合起来不再属于哪个公会宗派，实际上是借着这个大联合，消减了大约90%到95%的礼拜堂。例如上海在大联合以前，共有一百多个教会（甚至有人说接近二百个），但在大联合以后仅剩下了十六个礼拜堂（不是扩建的，只是原有的礼拜堂点）。又如天津，大联合以前约有几十个教会，大联合后只剩下了山西路、东门里、昆纬路三个礼拜堂。北京原来大约有几十个教会（有人说将近百十个），但大联合后只剩下了崇文门、宽街、珠市口、缸瓦市等不到十个礼拜堂点。这就是当时三自会所实行的「大联合」的所谓「成果」。

　　还不仅是这样，在所余无几的「联合礼拜堂」中，也很少有信徒再去听政治演讲式的「讲道」。丁光训的追随者曾说：像雷锋这样的好人，虽然不信主，你怎么忍心说他下地狱呢[2]？大家想一想，这句话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他们所指的，不是雷锋一个人的问题，他们还有更深的用意：有些名人，例如高居在国家领导地位的那些人，他们不信耶稣，但你忍心说他们会下地狱吗？有一个小姊妹，她住得离我们很近，当时很多人都不敢上我们家里来，但是她的年龄和我的孩子差不多，所以有一段时间她就常上我家来玩。有一天，他们要搬家走了，我觉得应当去看一看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在三自会里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但却是重生得救的信徒。那天正好那个小姊妹也在那里，我就跟她说：我们信不信主是决定我们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事，所以要好好地信主，好好地爱主啊。我以为这是很正常的和信主的人讲的话，没想到那位小姊妹的父亲却对我大加称赞。他对女儿说：「你要好好记住边叔叔的话，这些都是推心置腹的话，是别人都不敢说、不肯说的，就是在礼拜堂里你都听不见这些道理。」他好心好意地称赞我，我却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些话在礼拜堂里也听不见呢？他说：「你想一想，这些街道上的组织、区政府的组织、市政府的组织，哪一个组织的领导人是信主的呢？所以，在三自会里面，他们也不敢说不信主会下地狱，信主的人才能上天堂。」信主与否是关乎永生或永死的问题，而这么一句最简单、最根本的话，在三自会的礼拜堂里却是不敢讲的。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 [2]基督徒所说的「罪人」，并不是中国人从伦理道德来判断的「坏人」，而是指我们生来就是完全污秽的、得罪神的「罪人」。而且，就算是从道德性来看，我个人认为雷锋也不可能是完全没犯过错误的。另外，雷锋说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弟兄要像春天那样的温暖，而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当时全国的人都要学雷锋，学生更要学雷锋。没有几年以后，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当时的红卫兵，学雷锋很积极，打死了多少人！？因为雷锋说，对阶级敌人要残酷无情，既然要残酷无情，那就把人往死里打。我曾经听说，有一个红卫兵的邻居，亲耳听到这位红卫兵说，他们去打一个他们所谓的资本家，打了一次没有打死，第二天，第三天，一再去打，还没有打死，这个红卫兵就说：这人为什么打不死呢？由此可见这些青年人的心到什么地方去了。而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雷锋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所以，大多数信徒觉得与其去这样的礼拜堂，还不如自己在家里读圣经、祷告。有人形容三自会的礼拜堂主日的崇拜是「门可罗雀」。196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前）少许残存的联合礼拜堂也因无人登门而停止聚会，甚至有人说，那时候因为礼拜堂尽都关闭，所以三自会无公可办，也就停止工作了。但事实到底如何，只有三自会知道。

　　有人说，中国的教会是红卫兵摧毁的，我说绝不能完全怪红卫兵。1966年红卫兵的运动才刚刚开始，而1966年以前全国还有几间礼拜堂？每一间礼拜堂里，还有多少人在聚会？这件事只有三自会的领导人知道，希望他们能把这个数字公开，和大家讲清楚。

海外圣徒迫切为海内教会祷告

　　在1950年代海内教会遭遇大试炼、大逼迫的时候，许多海外各地的传道人和弟兄姊妹自发组成了中国的边疆祷告团。在香港、台湾，当时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常常为中国的教会祷告，为福音遍传中国的边疆传道人祷告，所以叫边疆祷告团。

　　海外圣徒迫切地为海内祷告，当然就帮助了海内很多人。我自己可以作见证，好几次我觉得大难就要临头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患难就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现在应当说，既要感谢神，也要感谢当年为我祷告的那些弟兄姊妹们。

　　有些海外的同工说，目前海外教会也都有祷告会。但是像以前那样火热的祷告和迫切的心志却少见了。这实在是一件可惜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也感觉到，要有复兴，就一定要有祷告。就像大家都知道的：多有祷告，多有复兴；少有祷告，少有复兴；没有祷告，就没有复兴。现在海内也好，海外也好，疏忽祷告的教会，就很难看到复兴，顶多看到热闹。搞一个party（派对）、一个聚餐、一个联欢，大家在一起说说家常，说说世上的事，可以热热闹闹，但是灵里面真正的成长，一定要有祷告才会有真正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