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王明道传》

　　（这一篇中有几段记载因为在前几章中已经提过，所以删了去，免得重复；此外又增加了一些前次写的时候所遗漏的事情。）

　　1947年10月18日，夏令时间下午11时50分，母亲在北京甘雨胡同二十九号寓所平安去世。自前一年9月1日姐姐因肠胃病去世以后，母亲心中就非常难过。老年人丧子女本来就是最悲苦的事，若不是从神得着安慰，实在是极难担当，何况母女五十多年在一处就没有离开过呢？加以姐姐病逝以前，母亲也同时患痢疾，姐姐一病不起，母亲渐渐痊愈，可是体健从那时一直就不能恢复，后来双腿都肿起来。今年春夏比较还算好些，入秋以后，面部与双手也都浮肿起来。请医生看过。说是年纪太高，身体虚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痛。到入10月以后，身体更软弱，食量也减退。13日以后，情形一日不如一日。15日情形更不佳。16日晚还能好好的吃一些食物，安静的睡眠一夜。17日便不再想吃东西。晚间饮食都不能下咽。夜间有一位弟兄陪我坐在床前看守一夜。昏睡中屡屡发呓语。18日除去进了几口饮料以外，已经不能吃东西。到了晚间，气力逐渐减消，脉搏也渐起变化，11时50分在毫无痛苦中安然去世。按旧历计，82个生日过了两天；按阳历计，差4天不足82个生日。

　　母亲悟性不高，记忆力却相当的强，直到八十多岁，还能背诵幼年所念的四书、千家诗和一些别的古书里面的话。母亲的性情憨直暴烈，领悟事理非常迟钝。一件事情她认为怎样，便没有人能再为她更改过来，就是别人举出多少证据来证明她所看的不对，也难改变她的成见。母亲在老年的时候性情已经改变得很多。在中年的时候非常暴烈，同人一交涉事情，几句话还没有说完，就要生气。我作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违逆母亲，母亲舍不得责打我，便自己生气摔毁东西，或是打自己。同院邻不交涉事情则已，一交涉事情，十次中会有八九次要生气。母亲同人交涉事情，不会慢慢的讲话，只会发急生气。自己也知道这种性情，所以许多事总是忍受，不同人办交涉。及至实在不得已去和人交涉的时候，很难得不把自己气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姐姐和我在这一点上很像母亲。若不是神改变了我，我现在也不晓得到什么地步了。

　　母亲实在受过许多的苦。当我作小孩子的时候，家中的生活非常艰难。每日吃很苦的饭食。一到冬天，屋子既不够暖和，身上穿的衣服又单薄，母亲和我手脚总是冻得裂成许多破口，疼痛得很。我年幼的时候常惹母亲生气，使母亲难过。不过却知道帮助母亲过日子。没有力量作别的事，每天清早起来，便拿一个筐子，到本巷内几家大公馆门外倾倒秽土炉灰的地方拾些碎煤，拿回家里来生炉子，这样就减少家中一笔买煤的开支。到我入校以后，仍是每天早晨拾过煤，再夹着书包去上学。一直到我十二岁住校，这件工作才算放下。在我读书的时期中，走读的时候每月只交二三十个铜币的学费，还不算太难。到十二岁住校的时候，连学费和膳费，每月要交二百几十枚铜元，（合银币两元几角），就感到困难了。不过那时学校中有一种奖金，就是每学期大考的时候，每班考取第一二两名的学生，下一学期可以完全免交学膳费。我在高小二年半之久，每学期总是因得奖金而省下了学膳费。那几年虽然不能再拾碎煤帮助家庭，但家中减少一个人的饭食，比拾碎煤节省了许多，母亲的日子过得稍宽裕些了。到了我十四岁的秋季，从高小毕业，升入中学。（我从初小到中学毕业，都在伦敦会所设立的萃文学校读书。）那时学校改变了办法，增加学生的学膳费，招收外面的学生。（以前是只收教友家的子弟）。每月每个学生要交两圆钱学费，四圆钱膳费。但教会的学生可以由教会领到两圆钱的资助，每月自己付四圆钱。奖金的办法也略有更改，就是每学期大考的时候，每班考取第一名的，第二学期免收膳费，考取第二名的，免收学费。教会里学生的学费本是由教会担负，所以若考取第一名，免交膳费，那也就是不出钱读书、不出钱吃饭了。到了我入中学二年级（我不太清楚记得是二年级或是三年级了）的时候，校中因为经费不足，把奖金缩减，改为高小一年至三年张贴总榜，中学四年也张贴总榜。全高小、全中学各取两名，这四名学生可以得奖金。这样七个班次一共取四名，校中可以省下十名学生的奖金。我在高小和中学读书的时候，就靠着得奖金读书，母亲不过为我作衣服，给我一些买书和零用的钱。到了我在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奖金完全取消，只发一点奖品。我最后所得的奖品是一本皮面金字的新约，和一本布面带谱的颂主诗歌。我在高小和中学的几年，既没有交过多少学膳费，家中的房租又渐渐增多，母亲受的苦当然也逐渐减少，这时比起十年前来，已经可算出幽谷而迁乔木了。

　　我作学生的时候，身体不好，常常生病。母亲为这个也受了不少的苦。每当我生病的时候，母亲总是提心吊胆，只恐怕我的病不能好，有时深夜跪在炕前为我祷告，有时整夜不睡，看守着我。我有几次耳内生疮，痛得我日夜喊叫。母亲为我用极热的毛巾放在耳朵上，昼夜服侍我，到我好起来为止。母亲的爱多么浩大，多么真挚！我爱母亲还不及母亲爱我。写到这里我流泪，我哭泣，我巴不得再有几年的机会服侍母亲，但是母亲不在眼前了。我希奇，世上会有许多子女把母亲看作讨厌物，看作分利者，看作累赘，看作仇敌。人没有良心竟能到这种地步，怎能不招来神的震怒呢！

　　我作小孩子的时候，因为不明白母亲的爱，常常和母亲争吵冲突，使母亲痛苦，但母亲的爱总不因此减少。当我在初小上学的时候，每日上下午从家中往学校去，母亲恐怕我在路上遇见什么危险，每次总要从家中把我送到学校。我不愿意使同学看我那样懦弱无能，所以拦阻母亲，请她不要送我。母亲却坚持一定要送我。我为这事屡次同母亲吵闹。母亲一方面恐怕不依从我使我不高兴，一方面仍是不放心让我自己走，所以便不再和我一同走，却在后面远远的跟着我。有时被我发现，便同母亲吵闹，有一次我甚至自己咒诅自己。

　　我年幼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姊弟二人只住一间房子。我读了几年书，知道新鲜空气与人的健康大有关系，便提议夜间睡觉的时候多开窗子。母亲却信一种旧说法，说夜间睡觉的时候应当把窗子关严，以免受夜寒、患重病。为这件事我也屡次同母亲争吵。母亲既怕儿子受夜寒，又怕儿子心中不快活，便在我睡觉以前开着窗子，等我入睡以后，轻轻的再把窗子关严。到次日早晨我发现窗子是关着的，便同母亲争吵。以后母亲便等我入睡以后把窗关严，早晨趁我未醒之前再把窗子打开。有时清早我先醒了，发觉母亲又关了窗子，便又和母亲吵闹。那时只知道母亲作得不对，却一点不了解母亲的爱，所以常常和母亲冲突。如果在我尚未觉悟以前，母亲便离开世界，以后想起这些事来，却再没有机会对母亲尽一点孝道，那要悔恨到什么地步啊！

　　从我十四岁信主以后，我开始知道体恤母亲了。当我十七岁的春季，我们的学校从东城迁移到西城新校舍。家和新校舍的距离与家和旧校舍的距离是十六比一。从前是每星期六可以回家一次，迁移以后还是照旧，但心理上感觉着离母亲远了很多。在校中的时候常常挂念母亲。先是挂念母亲的健康，后来渐渐转变，时常怕母亲死去。我们的新校舍是一座四层的楼房，从楼上的窗子可以看见附近许多住户，也可以听见附近的各种声音。那一带又多是贫民聚处，所以住户特别众多。每逢有人家死了人，便在门外挂一束白纸，找几个吹手，吹小喇叭、打大鼓。我每次听见这种声音，便疑心母亲死了，心中苦痛得不能形容，恨不能立时回家去看一下。盼到星期六中午，一下课就赶快回家。进了甘雨胡同西口，便胆战心惊，惟恐再看不见母亲。及至进了家门，看见母亲健康如常，这才放下了心。每星期六回家一次，星期二三还要寄一封信回家，讯问母亲健好不健好。从那时候起到母亲去世，母亲一直是我心中最挂念的人。

　　1921年的春季，我从保定被逐出校，回到家中，使母亲受了一次极重的打击。有一天晚间我在我自己的小屋里听见母亲在对面的屋子里哭泣喊叫。她说，「我要疯！我要疯！我再不能忍受了！」（北京人称患精神病为疯）。我听见这几句话心中像刀刺一般。我怕母亲真要患精神病。因为母亲有一次同邻舍争吵，神经失常，走到街上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经过一段时间，自己才清醒过来。我爱母亲。我不忍看见她那样受苦，更不忍看见她患精神病。我心中交战得十分猛烈。我决定顺从母亲。我决定放弃神交托我的使命，好保全我的母亲，好救我的母亲脱离危险。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的主把一节圣经上的话放在我的心中：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太十37-38）。

　　这几句话在我的心中作了有能力的工作。我认为我应当爱我的母亲，但我更应当爱我的主。我万不可因为体贴母亲便放弃了我的使命。不能，绝对不能！我只有把母亲交在神的手中。纵使她因此患了精神病，我也不能背叛我的主。感谢神，祂真是信实的。那天祂试验我像古时试验亚伯拉罕一般。亚伯拉罕为顺服神，舍了他的独生子，神却保全了以撒，使他没有受到一点伤害。那天我为顺服神，舍弃了我所爱的母亲，神也保全了她。那天母亲哭喊了一回，也就平安无事的过去了。她并没有因我的缘故患精神病。

　　当我在家中受神磨炼的那几年，我帮助母亲作家中一切劳苦的工作。到1925年神交给我许多的工作的时候，祂照祂的应许藉着属祂的人供给我一切的需用，并使我能供养母亲，又为母亲雇了一个女仆，替我作家中的琐事，母亲的生活比从前好得多了。

　　1925年的冬季，我在浙江省几处工作。那时因为战事，大江南北的铁路交通隔断了很长的时期。从上海到北京的信件需要五六天之久。我每隔几天就写一封信回家，但我很少收到家中的信。母亲写字非常困难，姐姐又极不喜爱写信。有一次多日没有收到家中的信，我挂念母亲的健康。恰巧有一次我梦见回到家中，看见屋内放看一具棺材，听说是母亲死了。我难过到极点。醒来才知道是一个梦。接连着好几次都在梦中看见不好的景象。同时又多日得不着家中的信。我拍电报到家中，也得不着回电。我更认为母亲一定是去了世，姐姐不肯告诉我。那些日子我几乎患了精神病，饭吃不下，觉睡不好。又拍一封电报给潘老太太。过了几天方得着姐姐的回电，报告家中平安，母亲健好这才放下了心。

　　母亲极疼爱我。一直到我四十多岁的时候，仍然常嘱咐我，像嘱咐小孩子一样。每次我离京外出以前，必定嘱咐我不要到山颠水旁和其他危险的地方去，嘱咐我上下车船要小心，嘱咐我不要受寒，不要受热。我为免去母亲挂心，出外时候最少每一周寄一封信回家。如果作长途旅行，在途中随走随往家中寄明信片，报告旅途平安。如果出太远的门怕信件在途的日子太长，使母亲放心不下便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赶快拍电报回家。

　　最不幸的事就是从我结婚以后带了妻回家的那一天起，家庭中便发生了猜疑不安。母亲和姐姐因为多年受苦的经验，使她们不能信任任何人，不能爱任何人。母亲吃过姨母的苦，吃过邻舍的苦。从1925年家中雇了女仆以后，又吃女仆的苦。我们所用过的女仆大多数都偷东西，就连浸在水中的大米，用水和成的面粉，她们都有方法偷出去。二十几年的经验，使母亲认为除了她的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以外，没有一个人不是在那里要加害于她。姐姐也认为除了母亲和弟弟以外，没有一个可爱的人。这种心理越来越深，家中的痛苦也就越来越重。

　　1937年基督徒会堂自建的新堂落成，第二年后院的小楼也落成。有人问我要不要搬到会堂院里住。我回答说，「我自己有几间房子，家庭也离不开我，不能搬来。」不料1939年的春季妻患了病，而且越来越重。会堂中一位女同工接她到会堂的院中来暂住疗养。那年秋季我到上海工作，就陪她一同南下，到她母亲那里住些时候。12月内我自己回到北京。那年冬季竟得了一种腰痛的痛，而且越来越重，最重的时候动一动就痛。有几位圣徒认为我需要换换环境休养，便勉强我迁到会堂院中来住。我起初虽然不想来，但因为大家是那样关心，那样着急，实在不能过拂大家的美意，便迁来暂住。第二年春季妻从南方回来，我们仍暂时住在会堂院内。我每日回家去看母亲和姐姐，并办理家中的事。过了些日子，我发现我和妻不住在家中，母亲和姐姐竟少受许多痛苦，她们在许多事上不必再防备妻，姐姐也不再常生气，家庭倒比以前平静得多。我们也不必再那样天天过着担心的日子。于是便决定暂时仍住在会堂院中。再过一些日子，我们发现这样不但家中可以减少许多风波，而且我们在会堂院中住与教会也有好处，因为我们便于照应教会的工作，并且能负责任接待圣徒，我们实在不容易再离开会堂院中了。

　　从那时起，我们便不再住在家中，但我在北京的时候每日都到家中去，妻也时常回去看看母亲和姐姐，大家倒比以前在一处的时候融洽得多。母亲和姐姐见我们虽不住在家中，却待母亲和姐姐仍和以前一样，因此也放心了，不再有什么顾虑。母亲和姐姐自始至终都十分爱我，也爱我的儿子，就是对妻始终是有误会，而且这种误会任何人不能加以解释。无论什么人若是一去解释，便对那个人也误会起来。因此我在母亲和姐姐面前总是极少提到妻的。好在母亲和姐姐只要看见我和我儿子便心满意足。因此我们父子每日都到家中去。我回想小的时候对母亲不孝，常要挟母亲，和母亲争吵，使母亲生气，便想今后应当好好使母亲得一些快乐，免得将来有一日叹息着说，「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可惜！工作总是十分忙迫，竟不能多服侍母亲一些时候。

　　去年3月起西南工作，本想去两个月就回来。不料到了那里因为工作繁多，一再延期，后来又因为车票、船票与飞机票都极难买到，不容易离开西南，结果竟在外面五个月之久。8月18日取道上海，乘飞机回北京。姐姐恰巧在17日夜间开始患病。我外出那样久，回来的时候事务蝟集，又正赶上开大学布道会，竟不能好好服侍姐姐一些日子。姐姐病了12日，母亲也随着病倒，姐姐患的是肠胃症，母亲患的是痢疾，幸好有一位作护士的姊妹自告奋勇，替我帮忙不少。我恐怕母亲年高，病不易好，谁料到母亲竟好了起来，姐姐却在9月1日早晨去世了呢！姐姐去世以前，对妻已经转变了态度。她在去世的前一天下午曾说，「我拉着神的手了。」

　　姐姐去世以后，我想母亲也许会对妻转变态度了。谁知道母亲不但仍是照常的误会，而且还更加恐惧起来。她想现在已经没有女儿在面前帮助她，如果妻和妻家中的人要加害于她，她如何能抵挡呢？妻每一次去看母亲，母亲就恐惧疑虑。我和妻看见了这种情形，就想妻还是少回家更好。妻既不能回去服侍母亲，只好我一个人负责了。姐姐才去世以后，母亲苦痛得很。我每夜放一个小床睡在她的旁边，夜间母亲不能睡觉，只是叹息哀痛，想念女儿，也常大声祷告，承认自己的罪，求神怜悯。夜间母亲也常常自言自语的说话。我有时能睡，也有时不能睡，就静卧着听她说。那时我更明白母亲对妻充满了误会，她的心中完全充满了几十年来所见所闻的那些可怕的事。她所仅能明白的一点，就是她的儿子爱她，此外她对任何人都怀疑，都畏惧。有时候有信徒来看望她，她对其中大多数的人也都抱着猜疑和不满。母亲年老耳聋，服侍她的女仆说话声音小，她听不见；说话声音大呢，又说是在那里叱喝她。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有我一个人能得她的信任。但我因为教会的工作，灵食社的工作，还有许多事务，每日都是忙得顾此失彼，又不能总在母亲身旁服侍她，只可尽所能的，每日稍待空闲，便来到母亲面前，想望能给她一点安慰。因此从姐姐去世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对外省的约会都不能答应。除了两次到天津，两次到山西工作，每次不过几天的长久，此外所有远方的邀请一概推却了，好在家中陪侍母亲。但到今日我总因为不能放下一切事工，昼夜好好服侍母亲一些日子引为憾事。不过也真没有法子，神交托我那样多重要的工作，又怎能放下不去作呢？

　　母亲真是一位有福的人，因为她的儿子蒙了神的选召，为神作着那最宝贵的工作。母亲却未曾看见这个真理。她在我身上的希望是作阔事、多赚钱、置产业、享幸福。母亲看见我幼年的同学有作阔事或置房产的，便常常羡慕，叹息自己的儿子总是这样辛苦劳碌，一年常是有几个月在外面，在家中的时候也是夜以继日的劳苦作工。她只觉得她的儿子太辛苦，少享受。这是她心中痛苦的事。她却不知道她的儿子比她所羡慕的那些人快乐得多，幸福得多。有时有圣徒去看她，对她说，「王老太太，你多么有福啊！你的儿子所作的工，作总统的人都赶不上。」她总是回答说，「太劳累，太辛苦。」她如果能看见她的儿子所蒙的选召是多么佳美，所作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她将成为多么快乐的人哪！可惜她是有福的人，但不知道她所有的福，也不会享她所有的福。这真是她一生极大的损失，也是我心中引为痛苦的事。

　　从母亲病重到去世安葬，众圣徒在各方面都尽力帮助我。母亲去世的那夜，有四位圣徒陪我一同照顾她，更好的是其中有二位是护士。她们会照料病人，会为去世的人擦身体、换衣服。那天他们四个人给了我极大的力量和安慰。我亲眼看着抚养我、爱护我四十七年之久的慈母断气，这是一件我极难担当的事。但因着这几位圣徒在我旁边，加增了我许多的勇气。当母亲断气的时候，我伏在我儿子的肩头上，在神面前献上了我的祷告。从母亲去世到安葬，一切的事差不多都是众圣徒帮助我办理。我家中的人只有妻和儿子，连我一共就三个人。可是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中，爱我的人却数不过来，所以我未曾费什么力气，一切的事就都办好了。天津的圣徒得着了消息，有九位长途跋涉前来送殡。他们说就是因为时间太匆促不然还有更多的人会来。香山的几位弟兄姊妹也放下工作到城内来参加送殡。

　　8月22日上午9时30分举行丧事聚会，有二百几十位圣徒参加。其中有些人在公事房和学校请了假前来。家中极小的两个院子坐满了人还站满了人。我请老友王克尘先生主领这次的聚会，我也略说了一些话。会毕以后，就移送母亲的遗体到东直门外教会义地安葬。47年前母亲抱着我进到这所房子里来，我那日送母体的遗体离开这所房子。因神的救恩和应许，我不应当悲哀，但人是有感情的，我不能抑制我的感情，我不能不下泪了。

　　从母亲逝世到发丧，前后一共占着四天。我是有意这样安排的。因为按着一般的习俗办理丧事从人去世到出殡，总需要占单数的日子。最少三天，或是五天，七天，九天，再多也必须是单数。他们的见解是说，如果双日发丧，家中会死两个人的。许多基督徒也受着这种习俗的影响，发丧必须规定单日。甚至明明的四天出殡在事实上最适宜，他们也要多延一日。他们口说不信这些不合真理的事，但他们不敢冒这个险，惟恐真会再死一个人。我必须领头破除这种迷信，所以我这样作了。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们是等到她完全断了气，才开始为她擦身体、换衣服的。我国人有一种最残忍的迷信观念，就是在人快要死还未断气以前，赶快给他换上寿衣，这是因为一般人认为一个人在断气的时候穿着什么衣服，他的灵魂在阴间便总是穿着那一身衣服。请想一个人在将要离世的那一点时间，还不容他安安静静的度过，却大家七手八脚的拉他扯他，使他身体痛苦、心中难过，这该是多么残忍的行为呢？可叹许多基督徒也随从这种残酷迷信的习俗！我们为母亲换好了衣服以后，也不照着习俗那样把死人停在门板上，却把母亲的遗体停放在一架平日使用的铁床上面，直到次日入殓的时候。

　　在母亲出殡的那天，我们在进门的墙上，和棺柩旁边的柱子上，都贴了大字的通知，写着：「对遗体行敬礼与真理不合，敬请亲友勿在柩前鞠躬。」因为我在会堂中讲过馈送花圈是古代欧洲敬拜假神的遗俗，基督徒不当随从这种风俗，所以圣徒中没有人赠送花圈，有两位相识的人因为不知道的缘故送来花圈，我们只好收下，却没有陈列，并且对赠送花圈的人说明原因，请他们原谅，也向他们致谢。母亲去世以后，我和妻并我们的儿子都穿了全身黑色的衣服。我戴了黑色的帽子，妻头上蒙了黑纱。母亲的柩是用一辆西式的柩车拉着。当举行丧事聚会的时候，我们是站在柩前一旁，柩前我们摆列了几盆鲜花。讣闻是我自己拟的，与前几年我为几家治丧的信徒所拟的大致相同。文为：

　　先母李太夫人于主后一千九百四十七年十月 十八日下午十一时五十分在寓离世安息距生于主后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阴历乙丑年九月初三日）在世寄居八十三载。兹定于十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甘雨胡同二十九号本寓举行丧事聚会会毕移送遗体至东直门外教会公茔安葬静候基督再临时复活见主谨此讣闻
子 明 道
　　王 敬启
　　媳 刘景文
　　孙天铎敬告

　　我写这些是供给各处信徒一些参考的资料，并不是说办理丧事必须照这里所说的办法。同棺柩和遗像致敬并赠送花圈是绝对不合真理的，这两点信徒绝不至从俗。至于丧家穿黑色的衣服或白色的衣服，棺柩用车拉或用人抬，发丧在第几日，这都是可以斟酌情形和需要办理的。我这样作容易得很，因为我家中除了妻和子以外并没有别人。如果还有尊长在上面，我就不能这样完全不顾他们的意见了。至于讣闻也不一定拘于我所拟的这种格式。不过「不孝某某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妣。」 「孤哀子某某泣血稽额」等等不合真理、言不由衷的谎言，基督徒绝不可以采用。基督徒也不可向着棺柩做什么事，就如上香、献花、读祭文、致敬等等的行动，因为那都是与祭祀敬拜死人有关的事。

　　我们为母亲所立的墓碑，上面所刻的字是照下面的样式：

　　主后一八六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生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八日安息
　　先母李太夫人文义暂息之所
　　子 明 道
　　王 敬启
　　媳 刘景文
　　孙天铎立石

　　母亲去了。回忆从我生下来以后，母亲带着姐姐和我度了二十八年岁月。妻来了以后，是四个人，我的儿子天铎生了以后，增加到五个人。今日又剩下三个人了。从人事说，我家中的人最少，景况最凄凉，但感谢神，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家庭，好几百位圣徒都与我一同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在基督里相亲相爱，共同生活。不，我的这个家庭里不只有几百位，因为在离北京遥远的地方也有许多圣徒那样关心我，爱护我，为我祷告，这些人都是我家中的人。我的主在世上的时候曾用手指着祂的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太十二49-50）我的母亲去了，但我仍有许多母亲。我的姐姐去了，但我仍有许多姐妹。我从来就没有弟兄，我现在却有许多弟兄。我不但一点不孤单凄凉，而且我最有福，最快乐。我还盼望当我在主的面前再见看我的母亲和姐姐的时候，她们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心中充满怀疑、忧惧、误会、痛苦，乃是大有快乐，大有平安，与我一同歌颂神的慈爱和拯救。那将要成为多么有福的日子啊！母亲和姐姐都去世以后，我每逢走进她们所住的屋子，每逢看见她们遗下的用品，便心中悲伤，潸然泪下。我知道神不怪罪我，连我的主也曾陪同祂的两位女徒在她们的兄弟拉撒路的坟墓前哭泣。但当我见主的那日，我便永远不再流泪，因为经上明明记着那时候的情形说：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廿一4）

1947年12月29日

　　当我和妻未订婚以前，岳母因为听了我受磨炼的经历，曾问我说，「是不是每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都必须经过磨炼？」我回答说，「我想是这样。」她说，「像景文这样没有经过什么磨炼的女孩子将怎么样呢？」我当时不能回答什么，我也不曾想到她要怎样经过磨炼。不料我们结婚不久，就有磨炼临到她了。

　　8月31日偕妻离杭州到上海。9月9日由上海乘海轮到青岛，在青岛讲道二十一天，以后又独自往胶州工作。10月15日与妻离青岛，乘轮船到天津，18日到北京。一到家中，我们便遇见我未想到的试炼。每次母亲和姐姐知道我那一天回家，必定早早预备好饭等待着我。那一天我和妻在下午四时到家，母亲和姐姐对我非常冷淡。五时我和妻到车站去取行李，等了多时方取到手。六时半回到家中，母亲对我说，「我们母女和女仆都已经吃过饭了，你自己预备你们二人吃的饭罢。」我只好到街上买了菜来，作好了饭，同妻吃了，我看了这种情形，心中觉得冰凉。我本来想母亲和姐姐看见我和妻一同归来，一定欢喜得很，大家快快乐乐的相聚。谁料到我们竟会遭逢这种待遇呢！我好似堕入五里雾中。次日清早，姐姐在里院大声吵闹，我知道那是对我们夫妻发的，但我实在不明白是为了什么事。姐姐吵闹，我在屋里哭泣，妻也陪我下泪。我不明白姐姐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妻更不明白。我们为主的缘故不能发作，只好忍受。到家的第三日，我在日记中写了以下的几句话：

　　「吁！黑暗社会！黑暗家庭！黑暗人心！黑暗一至于是，宜乎神怒之将临于此恶世也。凡此种种罪恶，予皆身历其境，亲尝其味，是亦与予大有益助之事：一则使予知工作之道；二则使予能体恤同受试炼之人；三则促予热心事神，奔向永远之家，不以此世为重。既如此，予当谢父之恩，使予处此黑暗之家庭，受此痛苦之磨炼。」（1928年10月20日日记）。

　　从那时起，家中充满了猜忌、恶感、吵闹、不安。我留心观察，渐渐明白了事情的起源：主要是由于母亲和姐姐的成见与误会；我自己缺少经验与见识，也增加了这事的严重性。

（注：根据《六十三年》记载，1989年王太太侄女从山西来上海探望她，晚上王先生先睡了，王太太和侄女就聊起天来。王太太说：「天铎奶奶在我和你姑夫结婚前从未和我见过面，也没和我相处过就对我有意见。我想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她，以致从结婚到家的第一天直到她去世，都一直把我当外人，怎么好待她，也不能让她高兴点儿。是不是你姑夫在我结婚前问过我要一张照片给他家，当时我手头没有自己单独照的照片，就随手拿了一张我站在草地上抱着一个朋友的小孩照的照片寄去了。或者使天铎奶奶怀疑我是寡妇或者是二婚的，所以才孤身一人嫁到那么远去！若我当时另照一张给她，也许不致于这样。」她侄女回忆说，姑姑的这样的理由对不对她不知道，也无从考证。但从王太太对这件事的态度，便清楚知道她在神面前常是省察自己，罪已不罪人。不管别人对她如何，她总要力求讨神的喜悦。对活着的人她以爱心真诚相待，不求自己的益处，仍一直省察自己不轻易放过一点无心之失的可能。）

　　还记得远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母亲就常对我们姊弟二人说，「有什么事情我们现在谈谈罢。将来永盛（我那时的名字）结了婚，家中有了外人，就不能再谈知心的话了。」我那时一点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母亲说这话的时候，远在我结婚十多年以前。在那个时候母亲就早早认定「儿妇是一个外人」，又早早认定「儿子一结婚就一定变心，再不爱母亲和姐姐，再不同她们一心。」这种观念在心中根深蒂固，无论怎样孝顺的儿子和媳妇，也难得她们的谅解了。

　　我一点不怪责母亲和姐姐这样想。她们所经过的事和所处的环境深深的影响了她们。我们家中除了我们母子三人以外，还有外祖母和姨母，同我们住在一处。姨母比母亲小三岁，始终没有结婚。母亲是一个性情忠厚、头脑简单的人，姨母却十分聪明，工于心计。我们住在一处，却各自过自己的日子，吃自己的饭。母亲本来疼爱她的妹妹，又想到自己有两个孩子，妹妹却独身一人，还需要照顾老母亲，所以常常拿些财物给妹妹，姨母见母亲忠厚慷慨，便常常设法索取母亲的财物。及至母亲有需要的时候，想从姨母得些帮助，姨母却一点都不给她。母亲的东西常常和姨母共同享用，姨母的东西不但不和母亲一同享用，而且都严密的收藏起来，只要能用母亲的，便尽量去用。母亲起初还不在意，日久天长，她便渐渐注意了。加以自己手中有限的财物越用越少，也无力像以前那样慷慨，姨母见自己再不能从母亲得什么，态度便转为冷酷。母亲便痛苦起来。她本来是一心疼爱妹妹，不想竟得着这种结果，于是姊妹二人便常常争吵。母亲受了极深的刺激。她认为自己同胞的妹妹尚且这样，世界上哪能再有好人，哪能再有不想加害于她的人。从此以后，母亲便再不敢信任任何人了。

　　母亲在本院所住的邻舍中也没有遇见什么好人。她在这些人中间看见了不孝父母的儿子、顶撞婆母的儿妇、虐待妻子的男人、欺凌丈夫的妻子，苦待前妻子女的继母、彼此仇恨相争的弟兄。至于邻舍彼此说谎、互相争吵，那更是家常便饭。请想小小的一个院子里面住了十家人，并且常有迁出的、移入的；母亲以一个庸弱的寡妇，带了两个幼小的孩子，与这些人周旋，是何等不易的事！不把房子租给这些人呢，我们没有收入，不能维持生活；租给这些人呢，母亲就受欺负，常常生气流泪。二十多年苦痛的经验，使母亲认定了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好人。她认为所有的儿子都不孝父母，所有的媳妇都虐待公婆，所有的夫妻都是强的压迫弱的，所有的同胞、兄弟、姊妹都是彼此仇恨残杀，所有的人交接往来都是彼此利用，彼此欺骗，互相残害，互相鱼肉。母亲虽然在幼时就受了洗，加入了教会，但她在教会里也未曾遇见几个敬虔诚实、真正爱主的人，所见所闻的也是一些谎言、虚伪、嫉妒、分争、贪婪、邪恶、自私、利己。不信主的邻舍是那样，这些所谓「基督徒」的又是这样，母亲因此认为无论信主的或不信主的人，根本就没有一个好人。这种观念深入她的心中，使她一生受了极多的痛苦。

　　姐姐是一个聪明人，作人相当正派，不过骄傲任性。姐姐和我在幼年读书的时候因为天资较高，成绩良好，考试的时候总是名列前茅。老师奖励，母亲也高兴，时常对人夸奖我们二人如何聪明，这使我们姊弟二人在不知不觉中骄傲自大起来。一个人有了骄傲的心，便要高抬自己，轻看他人，喜爱虚荣，任性使气，与人不和，藐视不如自己的人，嫉妒比自己好的人。这样一来，无论与什么人同处，势必发生冲突纠纷，再加上母亲对我们宠爱放任，我们很自然的变成了极难对付的人。幸而我在十四岁的时候蒙了神的拯救，人生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姐姐却没有过这种转变。当我十八岁到二十岁的时候，同姐姐谈道，她还肯领受，有时也深深受感动，甚至下泪。1921年她在北京一个教会里作过一年青年工作。那个教会的主任行为极其卑劣，没有信仰，也没有品德。姐姐自从那一年以后，便常对人说，「所有的传道人都是口是心非，假冒为善，借传道骗饭吃。只有我弟弟是一个傻子。」姐姐的心情既是这样，当然她不会信任任何人，也不会爱任何人，她读书约有十年左右，作教员也有十几年之久，但她竟没有一个长期的好友，因此性情越来越孤僻。她因为生性聪明，有时料人料事被她料得正确无误，她便自以为聪明绝顶，任何事都不会错误，因此越来越自信，竟常常猜疑人。只要她看一个人是坏人，她便认为她所看的绝不会错误，纵使你举出许多证据来证明她所看的不对，她也绝不再加考虑。就是有时她发现自己有什么错处，她也绝不肯认错。

　　母亲和姐姐都不是凶恶的人。既不会打人，又不会骂人。但母女两人常在一处猜想某人存了什么恶意，某人有什么不良的企图，某人要设计加害于她们，某人要夺取她们的利益。这也难怪，因为二十年的时光中，她们确实是受了多次欺骗，吃了不少苦头。在这种情形之下，忽然来了一个她们从来不认识的青年女子，她们当然会照已往多年的经验，对这个新来的人加以种种揣测和猜疑。恰巧这个女子是在一个极简单良好的环境里长大起来的。她没有料到有人在那里揣测她、猜疑她。更因为她年岁不大，又丝毫没有处社会的经验，而且是从江南来的，对北方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故、都不了解，而且还不会说北京话，于是便动辄得咎了。

　　照一般的情形说，男人心宽量大，女人心小量窄。我们夫妻二人的性情正与常情相反。妻心宽量大，我却心小量窄，因此在这种环境中我受的刺激比她更深。姐姐把许多自己揣测逆料的事当作事实对母亲讲，母亲因为知道女儿聪明，认为女儿所看的都准确无误，于是纠纷便层出不穷了。母亲虽然也常误会我们，但因为疼爱儿子，总是不肯发作。姐姐却常生气，情形严重的时候她会大声吵闹。我们常听见姐姐在晚间气愤愤的说话到深夜两三点钟。妻对这些话不愿意留心去听，免得给自己多找烦恼、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我却想听个究竟，结果弄得心中痛苦难过。

　　自妻来到家中以后，我在母亲和姐姐眼中也成了外人，有什么话也再不同我说。这不是她们不爱我，乃是认为我的心已经不再向着她们，其实我爱她们的心并没有因着有了妻子便减少。我自从十七岁以后，特别关心母亲。神可以给我作见证，如果我有一点特别可口的食品，总是先想到母亲。每逢我被邀赴宴，想到母亲不能参加，便在回家的时候买点好吃的食品带给母亲。有一个时候我甚至说，「我宁可牺牲妻子，绝不牺牲母亲。」后来我才明白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因为母亲只有一个，妻子也只有一个。儿子应当爱母亲，丈夫也应当爱妻子。不能为妻子舍弃母亲，也不能为母亲牺牲妻子。我想尽力安慰体贴母亲，我也想这样待妻子。可是母亲竟看我为外人，认为我的心已经属于妻子。母亲承认我待她很好，却不信任我。「娶了妻子不要妈」这种成见使母亲在她和我中间筑了一睹高墙，竟像钢骨水泥那样坚牢。本来只有姐姐一个人能拆除这堵高墙，因为母亲同姐姐最说得来。从前母亲每逢同邻舍争吵，我总尽力劝解，说这件事不完全是邻舍的错误，其中也有我们不对的地方。姐姐却在旁边帮助母亲，说那家邻舍怎样怎样无理，我想要在母亲的怒火上泼一盆水，姐姐却在母亲的怒火上浇一锅油。我这样作本来是真爱母亲，母亲却说我偏袒邻舍，使自己家中的人受屈。在这种情形之下，母亲当然信任姐姐，喜欢姐姐，对姐姐言听计从。如果姐姐告诉母亲说我并没有变心，母亲的成见便可以消除。无奈姐姐也是同样认为我一向都是袒护外人。母女二人既然都这样想，这堵墙不但不能拆除，而且越筑越高。如果我真变了心，那就比较好办了，把心一硬，母亲和姐姐无论怎样难过、怎样吃苦，我全不关心，那样我便再受不着什么痛苦。但现在我心中爱母亲和姐姐，她们却认为我变了心，把我看作外人，不领会我的爱，对我加以种种的猜疑和误会，我为自己伤心，我也为母亲和姐姐难过。我实在不忍心看着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和同胞的姐姐继续度着这种痛苦的生活，但我竟一筹莫展，这真够悲惨的了！

　　我劝一切作父母的千万不要存这种成见，以为儿子一娶了妻便不再爱父母。我不否认有许多儿子一结了婚就变心再不爱父母，但还有不少的儿子并未曾因为结了婚便不爱父母。如果作父母的存了这种成见，除了自己白受许多本来可以不必受的痛苦以外，还要使儿子伤心难过。如果儿子不十分好，你这样误会他，正是催迫他，使他远离你使他弃绝你。他因为伤心难过，便很容易起反感。他心里说，「我不孝敬你，你说我不孝；我孝敬你，你仍说我不孝，反正你总说我不孝，我爽快就不孝好了。」要知道一个人受人误会、受人冤枉是最痛苦的事，这比骂他、打他、用刀割他的肉更使他难过。那些不孝的儿子中间实在有不少是被父母逼得他们走到那种地步的。

　　聪明的父母在儿子结婚以后不但要好好待儿子，也要好好待儿妇。如果他们孝顺，他们会因父母的爱更加孝顺；如果他们不孝顺，你这样用爱心待他们，纵使不能完全感化了他们，至少也能减少他们不孝的意念和行为。假若儿子一结了婚，父母便认为他不再爱父母，因而疑惑他，看他为外人，只能使孝顺的儿子伤心受苦，还能使一些本来孝顺的儿子，因受刺激竟不再孝顺，至于素日不孝的，一定因此更不孝了。

　　家中发生这一切摩擦，大原因是成见太深，我个人的幼稚、缺少经验，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在我没有提到婚事以前，我屡次用主的道劝戒姐姐，或面谈，或写信，有时说的话很严重，姐姐因爱我的缘故，纵使不接受，也绝不怪责我。到我订婚以后，因为没有想到姐姐对我已经有了成见，我仍是照以前那样待她，有一两次我从外省写信劝她，话语相当恳切严重。我的心还和以前一样，写的信还和以前相同，那想到姐姐竟因这信生了气，说我尚未结婚就这样定她的罪，攻击她，将来结婚以后，更不晓得要怎样虐待她了。

　　我结婚的前几个月，有一次我们所雇的女仆用一条麻绳穿鱼，不小心把麻绳落在秽水桶里，被姐姐看见了，就责备她。她赶快把麻绳捞出来，用清水洗过，要去穿鱼。姐姐说那条绳已经落在秽水里，不能用了。女仆就另找了一条绳来。姐姐说不能用另找来的，只能用原来的那一条。女仆再用清水把那条绳洗了一次。姐姐仍同她吵闹。女仆说，「洗过了，你说不洁净；另换一条，你又说不成；再洗了，你仍说不洁净，那可怎么办呢？」姐姐对她说，「我要未曾落在秽水桶里以前的那一条原来的麻绳，此外用哪一条也不行。」我在旁边实在看不过去了，便又找了一条麻绳来，交给女仆，说，「用这一条罢，这条洁净，」姐姐仍不认可，并说，「哪一条都不行，必须用原来未曾落在秽水里的那一条。」我看姐姐这样使女仆作难便对她说，「她也是一个人，何必这样难为她呢？一定要用原来未曾落在秽水桶里的那一条，要了她的命，她也办不到阿！」不好了！这几句话惹起了一场极大的风波。姐姐立时跳起来，对我喊着说，「妻子还没有进门，就这样对待姐姐了。帮助仆人，压迫姐姐，将来女人娶过来，还不知道要作什么呢！」如果我所记的不差，从我十几岁到那时，姐姐同我向来没有争吵过，我们同处总是非常和气。那天我所说的那几句话如果是在我订婚以前说的，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故。但因为那时我已经订婚一年半之久，姐姐已经对我有了成见，她便认为我变了心，想要压迫她。我因为自己是弟弟，不可和姐姐相争，便一言未发，退到自己的屋中去。姐姐负气，半日不同我说话。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去请姐姐吃饭，她哭了，我也哭了。

　　从我订婚以后，母亲和姐姐对我有了成见，我还一点都不晓得。许多话在我是无意说的，母亲和姐姐却有意听了去，然后在那里猜疑揣测，事情便越来越恶化。不过妻没有到我家以前，姐姐因为爱我，不肯发作，及至妻一进门，姐姐就顾不得我，便一起发作出来了。到底母亲还是特别爱儿子，许多时候姐姐吵闹，母亲怕使我难过，便起来拦阻她。姐姐又说母亲袒护我们，同母亲吵闹。我看见这种情形，真是苦痛到极点。

　　感谢神，在患难中还有祂丰盛的恩惠。妻在家中虽然遭遇了这些试炼，她从来没有发过怨言，因为她知道她进入这个环境是神亲自带领的，并且她常常安慰我，劝导我。她还不满二十周岁，陪了丈夫到一个离开自己的家三千里远的地方来，除了丈夫以外没有一个近人，忽然遭遇到这种风波，按常情说，她应当比我更痛苦得多。但她用一种很镇静的心情和态度应付这一切试炼。这样一来，我就少受了许多痛苦。如果母亲和姐姐误会我，妻再向我发怨言，那岂不更难受了么！如今她不但不向我发怨言，反倒时常安慰我，劝导我，当然我的试炼就轻得多了。

　　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与妻总是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不知道姐姐什么时候会忽然生起气来。我们十分谨慎，不敢多说话，还不晓得会因着那一句话引起误会来。我们有时从外面回家，一进胡同口，心情就紧张起来。我每逢从远处工作回来，出了火车站以后，坐在人力车上，心中就忐忑不安，不知道一进家门会听见什么声音，会看见什么脸色。我们苦，姐姐更苦。一个人常凭自己的揣测判断事情，就这样常常自己吃苦，又使别人吃苦。

　　我出远门的时候，妻无论在家中受什么委屈，到我回来她总不对我诉苦。有时我听见姐姐无理的话语，心中忍受不住，妻就对我说，「我们不要怪罪姐姐。她并不是明知道我没有错处故意同我作难。在她眼中看看我实在不好，当然难怪她要对我不满意。如果我处在她的地位，我也会生气的。世界上无缘无故欺负人的实在没有几个。」她这样一说，当然减消了我心中的不平和怒气。有时她听见姐姐生气，在里院大声说话，她在外院就自己小声唱赞美诗，免得自己听见不适宜的话不能得胜以致被激动。她从来不与姐姐顶嘴。她说，「如果我同姐姐冲突起来，将来怎样再同处呢？既然大家还必须一同过日子，就不要逞一时的不快，以致伤了和气。」更感谢神的，就是我们那只有几岁的儿子，在祖母、姑母、与父母中间从来不传一句话。他在祖母和姑母那里无论听见什么都不对我们说，他也不在祖母和姑母面前提说父母所说的话，或我们所作的任何事。当然我们也不从他口中讯问什么。有时姑母问他关乎我们的事，他就提别的事把话岔开。如果姑母再追问他，他便嬉笑着回答说，「我不管，我不管。」这个小孩子从来没有在家庭中挑起过任何事端。这些事都是神在试炼中赐给我们的特恩。

　　妻最初受这些难为，心中自然也感觉不舒服，也曾流过不少眼泪，但她始终深信凡所遭遇的没有一样事不是经过慈爱的父神的允许。祂既然许可祂的孩子受苦，一定因为有许多的功课是她必须学习的，所以她靠着主能克制自己，不敢任性发作脾气。经过长时期的磨炼以后，她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对神的心意也就更多明白一些。

　　我们在家庭里遭遇的试炼中最严重的有以下的两次：

　　1931年春季，妻患了极重的咳嗽，并且全身无力。到协和医院去诊视，发现是肺积水，而且两个肺尖都有结核的现象。情形一日比一日严重。我又常出外作工。她带了一个不足两周岁的孩子，家庭中又不能快快乐乐的度日。医生嘱咐她换地休养一些日子。母亲和姐姐却认为妻托词患病，要离开家。我在4月10日同妻再到协和医院诊查，医生说确是肺病，至少需要休息几个月之久，又说如果不及早治疗，可能有性命的危险，并问我能否送她入疗养院。我回到家中对母亲和姐姐述说诊查的经过，她们坚决认为妻并没有肺病，不过是想到外边去。姐姐还对我生气。她们说她们没有到医院去，谁知道诊查的是什么结果。我请她们到医院去见医生讯问一下，她们又说她们没有时间去。这时把我急得无法形容。过几日我又陪妻到德国医院照了一张胸部爱克司光相片，把片子拿回家去给母亲和姐姐看。她们又说她们看不明白，意思似乎是说我同妻合伙欺骗她们。我靠着神夸一句口，凡是与我熟识的人都信我所说的话。我告诉他们一件事，他们绝不怀疑我，绝不再问我这件事是否真实。母亲和姐姐本来也这样信任我。及至我结婚以后，她们竟常不信我的话，这实在使我的心中痛苦得难以形容。比这更令我难过的，是妻病到这种地步，母亲和姐姐竟认为她没有病，不容许她外出疗养。如果我强送她到外边去就会惹起不堪设想的风波。在我作难的时候，我与外边所定领会的日子临近了，只好忍着心出了门，把有病的妻子丢在家里。

　　5月中旬在黄县工作的时候，那里的教会请求我夏季再到黄县讲道，我告诉他们说家中有病人，因此不敢允诺。他们一听说我的妻子患病需要休养，便请我带妻到黄县去住些日子。他们中间一位姊妹愿意负责接待。6月6日我回到北京，又费了许多唇舌，才把妻带了出来。她一连在黄县住了4个月。11月初随我由山东南下，到杭州住了一年多。身体经过长期的休养，大见好转，1932年12月中旬和我一同回到北京。

　　1934年夏，岳父患胃癌，病情严重，由杭州到上海割治，恐怕发生危险，嘱内兄来信告知病况，希望妻回去看视一下。当我把这信给母亲看的时候，姐姐气忿忿的说，「我还要到上海和杭州去游玩一次呢。」她的意思是说岳父并没有病，不过是内兄写一些假话，好叫妻回南方去游玩一些日子。当时那种表情真令人无法忍受。我说，「父亲病危，女儿当然应该回家看视。」以后我们争论了几句。姐姐跳起来喊道，「我要拿刀杀人！」当然姐姐不会也不敢杀人。但她生起气来，什么可怕的话都能说得出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心中焦急万分。岳父病危，妻不能回去看视，我对不住岳父。我送妻走呢，姐姐又闹着不许她走。如果我不顾母亲和姐姐，强送妻走，也没有什么作不到的，但我又不忍这样待母亲和姐姐。我焦急到一个地步，竟想要自杀。如果不是我自己作见证，阅者大约绝不会想我也起过自杀的念头。由此可以想见我当时的作难和痛苦了！后来襟兄由上海来信，说岳父的棺木已经由杭州运到上海，如果妻不快些回去，恐怕父女不能见面，要成为一生抱憾的事。我把这信给母亲看，母亲怕我会急出什么变故来，才允许我们走。我便在得信十天以后，同妻离京南下往上海。当我们临走以前，姐姐还负气早早的出门，不和我们见面。但我们到上海以后，姐姐又给我来信，说她在街上看见我同妻坐车往车站去，想招呼我又不肯，到我们走了以后，她因为使我难受，心中痛苦起来，并说她那样待我实在对不住我。姐姐始终爱我，但因为她对妻怀疑，所以她心中便忿忿不平。及至她得着岳父逝世的讣告，她才信我们并没有欺骗她。当我们回来以后，她什么也没有表示，她对妻的态度却比以前好得多了。

　　我们一点不恨姐姐，也不怪罪她，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疑心病。一个病人无论有什么对不起人的事，人都肯原谅他。我们看姐姐就是一个病人。她的疑心病害得她好苦，使她度了多年苦痛的生活。阅者中间如果有常怀疑人的，请你们速速悔悟，把这害你的重病带到神面前来求医治，免得自己吃苦，还使别人吃苦。

　　我与妻结婚以后过了一二年，彼此之间便发生了摩擦，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性情在几点上大不相同。我喜欢凡事整齐有秩序，她却在许多事上漫不经心。当我未结婚以前，我能在夜间不燃灯，随手取一切常用的东西。因为我放什么东西都有一定的地方，她却把东西随手乱放。就是在白天要取一样东西，也必须费很长的时间东寻西找。我早晨把屋子布置得整整齐齐，不到午间就会看见到处都摊放着东西。她也不是不清理屋子，但必须等她高兴的时候，便大大清理一阵，不多时候，她又弄乱了。我却喜欢每日随时清理，使屋子、院子，从早到晚总是清洁整齐的。我一看见屋子里什物凌乱，就立时心中烦躁，有时我下手清理，也有时就生气吵闹，她仍不改变她的作风，这使我更加生气。直到今日妻在这件事上仍是没有什么改变，我却很少因此对她生气了。

　　我最珍爱书籍。有人损坏我的别的东西，也许我还不很难受，惟独毁损了我的书籍，真是我最难忍受的事。妻却认为既可以花钱给孩子买玩具，订画报，若是孩子喜欢看书，就随手拿几本书给他玩耍，又有什么不可，因此她常拿我的书给孩子翻弄。有一次她把我的一本全国分省地图给我们那几岁的儿子玩，竟被他撕掉了一页，惹我生了一次大气。

　　在另一点上我们两个人的性情也完全相反，我对一切事都十分谨慎，不愿意弄出一点错误，妻却粗心大意。我每次写完一封信，至少总要细看一遍，然后寄出去。重要的信有时看两三遍才去付邮。她写完一封信，一遍不看，就寄出去，因此在她寄给别人的信中常有错字或遗漏的字。当她结婚以前在杭州的时候，有一次写好一封信装在信封里，封好口，贴足邮票，但在信封上并没有写一个字，便把它和另一封信一齐投在邮筒里。因为那个邮筒离她所住的地方很近，她家中又常有信投邮，因此邮差开出这封信以后，就拿看它来问是不是她家中寄出的，这时她才发现没有在信封上写字。我们结婚以后，有一次某处寄来一封快信，邀我去讲道，信中附了贴足快递回信邮资的信封，请我快寄回信。那时我正在外省工作，这封信竟被她大意搁置起来，既未给我转去，也未给他们回信。等我回来发现了这封信，已经过了他们所定的日期一两个月之久，害得我不但对人失礼，而且慢了人的事，只好写信说明原因，同人道歉。还有一次我在外省工作，得着她的来信，说几天以前转来了三封信，但我一封也没有收见。到我回家以后，问她是否确已转去，她说清楚记得在这三封信的信封上都写了改寄的地址。当时我们就认为这三封信一定是在邮途中遗失了。不料过了一些日子，我竟在家中缝纫机后面把这三封信找到。我常为这一类的事发急生气。结果是什么呢，发急生气不但与事无补，而且倒弄出许多的不平安，渐渐我也就不发急生气了。

　　有一次发生了以下的一件趣事，妻赶着要去聚会，出门的时候顺便把一双旧皮鞋带到鞋匠那里修理。她拿了一个纸包交给鞋匠转身就要走，但鞋匠要打开看一看该怎样修理。她说「哪里损坏就修理那里好了，我急忙要走，你自己看罢。」她还没有走出几步，鞋匠把她喊了回去。原来鞋匠打开纸包看的时候，发现里面并不是皮鞋，乃是三只咸猪蹄，那是她的母亲从杭州寄给她的。她粗心大意竟到这种地步，几乎令人不能置信。以我这样一个特别谨慎的人，神竟用这样的一个妻子来磨炼我，这是多么奇妙阿！

　　妻不只粗心大意，她也常会忘事。有时她应许那一天到某处同人谈话，到了那日竟会忘记得干干净净，使人望眼欲穿的等候着，结果竟没有来。甚至有时她应许别人去主领聚会，到时候都被她忘记了。她也常把别人托她办理的事忘在背后，以致慢了别人的事。她有时到菜市上买了菜来，放在一个地方，便再不去看它。直到几天以后才想起来那里有菜，但是菜都烂得不能吃了。这样的事在我们家中并不是罕见的事。她不是不爱惜物力，但她遇事不经心，以致发生这种现象。我也常会忘事，但我用种种的方法弥补这种缺点。我允诺别人什么事以后，便立刻记在案头日历上。我也为她预备了一份。她不但不用它记事，有时十天半月竟连翻也不翻。我很注重遵守时间，但她赴约会常常晚到。我觉得我教导人遵守时间，她先给人作这种不好的榜样，实在是掣我的肘，为这个我也常感受痛苦。

　　我们冲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因为性情急躁，言语冒失，常有时在人面前说出武断的话或传述从别人听来尚未能证实的事，我又有时说话张大其词，或缺乏体恤和同情。妻一听见我这样说，不问有没有人在面前，便当时替我纠正。我认为她应当单独的规劝我，却不应当在人面前给我难堪，因此便不能原谅她。她认为我既在人面前说错了话，她便有在人面前为我纠正的必要。过了许多时候，我承认我确实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人纠正我的过失。如果我在言语上谨慎，自然不会再遭遇这种难堪了。

　　写到这里，我必须警戒阅者不要效法我的妻子。按着圣经上的教训，我们看见弟兄有过失，第一步是单独劝告他。（见太十八15-17）。那是因为人都有肉体，都顾全颜面，如果你操之过急，会使他羞恼成怒，帮助不了他，也许倒伤害了他。别的姊妹更不可效法我的妻子。她的丈夫能接受这种纠正，别的姊妹的丈夫也许不能接受。（我信绝大多数的丈夫是不能接受的）。我的妻子因为知道她的丈夫能接受，她的规劝也很合理，所以才这样作。别的姊妹还不清楚知道丈夫的程度，她们的规劝也不一定正确合理，若贸然效法我的妻子，就不免要画虎类犬，惹起事故了。效法人切不可只学外面的事，却不注重里面的事。

　　古书上说，「君无谔谔之臣，父无谔谔之子，夫无谔谔之妇，士无谔谔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我感谢神，在我十四岁的时候赐给我一位「诤友」，在我人生的头一段路上大大帮助了我；我更感谢神，在我28岁的时候赐给我一位「诤妻」，在我作神的工作的长时期中给了我无限的帮助规劝。我在言语行为上所有的错误和过失，她只要看见，从不会缄口不言的。一般作妻子的只要与丈夫的感情良好，大多数看不见丈夫的错处，纵使看见也不肯说。如果有别人说她的丈夫有什么不好，她会恼羞成怒，同那人冲突起来。我的妻子向来不庇护我的短处。（感谢神，我也不庇护我自己的短处。）在这一件事上我得她的帮助最多。

　　我是一个性情暴烈，脾气不好的人，也是一个情感很重的人。当我看见一个人有长处因而爱他的时候，无论什么东西我都乐意给他。但当我看见一个人有短处因而厌恶他的时候，我恨不能立刻把他从我眼前赶走，总不再见他的面。妻常对我说，「当你看见一个人有长处的时候，应当想到他也有短处；当你看见一个人有短处的时候，又应当想到他也有长处。每一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这样的规劝使我对人的态度和心情有了相当大的改变。

　　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无论批评谁不好的时候，她总是为那被人批评的人作义务律师，替他辩护。固然这种辩护有时太过，但很多的时候确是减少了别人对那人的恶感，止息了人的怒气，自然也就消除了许多纠纷和冲突。一个人在向别人发怒的时候，旁边有人多说一句不好的话，就如同火上浇油一样；但如果有人在旁边说一句劝解的话，便好似在火上泼一盆水一般。许多作妻子的惯会在丈夫的怒火上浇油，结果毁灭了丈夫，也焚烧了自己。像我这样性情暴烈的人，如果娶得一位惯会在丈夫的怒火上浇油的妻子，我真不敢想像会惹出什么大祸来了！

　　在我没有结婚以前，我感觉我的爱心真不小，及至我和妻同处多年以后，我越来越觉得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爱那可爱的，却厌恶那不可爱的。妻对人总是一视同仁。如果我帮助别人，自己不受太大的损失，我很乐意去作。但如果为帮助别人，使我自己感受痛苦和不便，我的心中便要经过剧烈的战争了。妻却能随时随地很不费力的牺牲自己的享受和利益去帮助别人。她对我说「你并不损人利己，但你却自私自利。」她说对了。不过因着这二十多年的薰陶，我多少总算有了一点进步。

　　妻很会想到别人。早晨如果她先起床，她总是轻轻的走路，小声音说话，恐怕惊动别人。我从小没有这种习惯，只要我起了床，便不想到别人。为这件事我受了长期的训练，多少也有一点进步。妻总不愿意给人难堪，所以她很少疾言厉色的对人说话。除了最熟的人以外，她也不肯轻易责备人。但我只要看见信徒有错处，便毫不留情的责备他们，因此许多人对我有些惧怕，对她便没有这种感觉。

　　妻要为人作什么事，总是在事前一声不响，到时候就为人作了。她要送给人东西，也是这样不先告诉人，在人想不到的时候忽然送给那个人，还有时她暗暗把东西放在人家里便走去，或把东西放在那个人的口袋里，及至开口袋的时候才发现，竟不知道是那里来的。我就完全不是这样了，要为人作什么以前，总要早早应许人。有时候竟不能作到，以致使人失望。在这件事上我很得了她的帮助，到今日我渐渐学会在未作一件事以前不预先说出来。这样，到时候如果作得到，可以使人得着意外的快乐，如果作不到，也不致使人失望，又不致使自己对人失去信用。

　　我是一个多忧多虑的人，每日让许多的忧愁、挂虑、烦恼、惧怕，占据自己的心，妻却极会信靠交托。无论如何严重的事，她并不需要跪下恳切祷告，只是心中轻轻的往神手中一放，一切便全不管了。说也真灵，她交托，神也真为她成全。因此她心中很少有愁苦挂虑，每天总是笑口常开。她这种生活使我渐渐也受了相当的影响。

　　我不怕为人出力气、费金钱，我却不愿意在为人出了力、费了钱以后还受人的误会。妻却对这一切全不在意。她说，「随便人怎样误会我，只要我所作的对得住神就好了。」她对别人所说批评、论断、误会、毁谤的话一点都不放在心里。她认为使别人的舌头夺去自己心中的喜乐平安是一件极不合算的事。说来也真希奇，她确实有一些短处，但她所有的长处大多数都是我所没有的。神就藉着她教导我学习了许多功课。

　　妻的忍耐也是我望尘莫及的。常有缺少常识的人到这里来谈话，没有要紧的事却停留几小时之久，她总是一点不发急。一次有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女子来同她谈话，一段事情反复的对她讲，她总安静着去听，还耐着心与她谈话，第一次几小时，第二次大半日之久。任何人恐怕都忍受不住这种无谓的谈话。她却说，「这个女子太苦了，需要有人给她一点同情和安慰。」

　　在我们结婚以后的几年中，我因为妻没有喜爱读书的习惯，有许多普通的常识都不知道，也不留心世界大势，便轻看她，称她「孤陋寡闻，不学无术。」但近些年来我发现她比我聪明得多。她料事多中肯，也有急智应付忽然临到的事，因此我遇见事就同她商量，她也给了我许多良好的建议。我常戏称她为我的「参谋长」。当她回南方去看望母亲的时候，我便如同失去了一只手一样。

　　我从前最不注意饮食睡眠。我能从清晨到午后不进饮食还照常工作，也常伏案办事或写作直到深夜。妻过了时候不吃饭便全身软弱无力，睡眠不足便头晕脑涨，因此她也就注意我的饮食和睡眠。她为我不按时吃饭和我作事直到深夜常和我麻烦。她对我讲，毁坏身体就是毁坏神的殿。我从前常因此向她生气，觉得她干涉我的自由。有时甚至因此同她争吵。经过两次重病以后，我才明白一个不注意饮食睡眠的人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妻子干涉他的自由，不然，他会因着任性毁坏了自己的健康，甚至不等到神所赐他的年日满足，就早早的离开世界。这样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好几个了。

　　回想前些年我们夫妻中间的摩擦真可算相当剧烈。有很长的一个时期我们几乎天天争执。其实在大事上我们很同心，所争执的总是一些小事。我们两个人的个性都相当的强，争执起来，谁也不肯让步。感谢神，祂要借此磨去我们的棱角，使我们能成为「光滑的石子」。可叹许多夫妻一发生摩擦就闹离婚。他们觉得分离了可以少受痛苦，其实正是拒绝了许多福祉，而且还要陷入许多的罪恶和灾祸中。神不许属祂的人随便离婚，并不是剥夺他们的自由，实在是为要使他们得福。假使神不禁止属祂的人随便离婚，当我们二人摩擦得剧烈的时候就离了婚，还能有今日么？阅者中间如果有人夫妻中间也有摩擦不睦，我希望你们仰望神，为顺服神而忍耐，早晚你们必会看见神奇妙的恩典临到你们。当小石块被磨成「光滑的石子」的时候，你们便明白顺服神是何等有福的事了。

　　我和妻结婚以来已经将近二十二年之久。以前虽然经过了长时间的摩擦，我们却始终彼此信任。我们不彼此说谎，也不互相猜疑。我们中间也没有彼此隐瞒的事。我们推心置腹，相见以诚。夫妻中间彼此说诚实话，互相信任，实在是一件极重要的事。在这件事上如果失败，这个家庭的前途便危险万分。撒但最喜欢破坏夫妻中间彼此信任的心。当夫妻不以诚相见的时候，魔鬼便在他们家中掌握大权了。

　　我从前理想中的妻子是一个长于文学的女子，这样，她可以作我的书记。不料妻并不是这种人材，连写一封重要些的文言信都需要找我为她起草，但有时她会为我修改文稿。她也不会讲道，她却会在我讲完道以后告诉我意思或言词方面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她不是一个能干的主妇，但她是一个良好的同工；她不是我办公室中的一个干练的书记，但她是我人生和工作上的一个精细的校对员。她不是我从前理想中的妻子，但她是我今日最适宜的配偶。现今我才明白我的理想并不是完美的理想，我的选择也不是最好的选择，惟有神的意念和作为才真是尽善尽美。我更加笃信神所说的：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五十五8-9）

1950年7月4日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创廿15）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二18）

　　神造亚当以后，把整个的世界都给了他，使他享受，同时也把一些事工交托了他，要他去作那事工就是「修理看守」他所住的伊甸园。不久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接着祂说祂要作一件事，「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于是亚当的妻子夏娃便被造出来了。亚当不但有了伴侣，而且有了同工，来帮助他作神所交托他的那一切工作。

　　神为祂所爱、所使用的亚当预备了配偶帮助他，神也为一切祂所爱、所使用的人有同样的预备。如果他们自己不忙乱奔跑，不随从自己的私意去选择，只是谦卑安静，存着信靠和顺服的心，把他们的需要交托给神，容神随祂自己的美旨引导成全，他们就必看见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配偶真是他们的好伴侣、好同工。不幸许多人因为急于自己选择，因为存了自己的私意，愿意照着自己所喜爱的去行，当时以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最理想的配偶，他们以自己的选择代替了神的选择，以自己的私意代替了神的旨意，结果不但失去了神所预备要赐给他们的福分和成功，并且招来无限的痛苦和失败。

　　一个圣徒择偶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但这一件事除了专诚仰望神、祈求神的引导以外，实在没有其他安全可靠的方法，使你不遭遇失败。神本来为每一个属祂的人有极良好、极适宜的安排，只要他们不任意而行，以致破坏神为他们所安排的计划，他们一定会蒙福的。可惜许多信徒因为贪财、好色，破坏了神的计划；许多信徒因为羡慕虚荣，破坏了神的计划；也有一些人因为不安静等候，破坏了神的计划；又有一些人因为逞一时的血气，破坏了神的计划。他们这样破坏了神的计划，并不是使神受损失，受损失的乃是他们自己。他们不但因此失去许多的福分，而且还要遭遇许多痛苦。这是何等可惜的事呢！

　　有些人以为理想的配偶该是性情相同的，这种见解并不完全正确。神所配合的夫妇常是性情不同的，因为他们的性情不同，所以便发生摩擦，神就藉着这种摩擦磨掉了他们的棱角，使他们成为「光滑的石子」，可以放在神的袋中供祂使用，正像大卫在溪中所挑选的五块「光滑的石子」一样。（见撒上十七40）。

　　不过理想的配偶也必须有相同的事，那就是必须有相同的信仰和心志。如果神使你遇见了一个对象，在信主和爱主这两件事上与你相同，在其他的事上你就不必太过于求全，尤其不可注重财、色、虚荣，以致失去神为你所预备的佳偶。一个圣徒如果真能安静等候神，完全顺服神，一定能得着一个最良好适宜的配偶——不是他认为良好适宜的，乃是神认为良好适宜的。

　　我在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曾有一度羡慕独身的生活。一方面是因为那时度着很艰难的日子，除了每日作劳苦的工作以外，一点看不见前面有什么光明的道路，按当时的情形看来，实在以不结婚为最好；另一方面我也看到母亲与姐姐多年和姨母并邻舍中间所起的摩擦冲突，我料到如果我结了婚，家庭中一定不免要发生许多的纠纷，我实在不愿意受这些苦痛；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那时的思想多少总有一些认为独身的圣徒是特别清高属灵的。我既有了这种思想，便不免有些表示。母亲见我有独身的表示，便大大痛苦起来。本来是么，母亲守了二十多年的寡，又只有我这一个儿子，满心希望我长大起来，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现在听见我表示要守独身，一切的希望岂不要全成为泡影了么？母亲为这事难过了很久，甚至托人来劝我不要守独身。我自己呢？一方面有守独身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有求偶的心情，这两种意念在我里面冲突交战，我很久的时间不能作最后的决定。在那几年当中，两次有主里的弟兄为我介绍婚事，我都很简捷的推却了。

　　1925年的春夏之交，我在北京的工作发展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很早就认识我的女子屡次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找我谈话，问我问题，并且表示愿意热心爱主。我觉得她的热心似乎不是向着主，乃是向着我，我便留心防备着，不肯多与她接近。当她听说我要外出的时候，在一个聚会完毕以后她对我说，「我近来常听你讲道，很得帮助，现在你要出外了。我在这里孤单得很，无处再得人帮助，你在外出的时候能为我作什么呢？」我看出来她的意思是希望我能给她写信。我不肯作这样愚昧的事。我知道这样作是与她与我都没有益处的，我便回答她说，「我只能为你祷告，此外没有我能为你作的事。」我所料的不差，当我那年秋天从江南回来的时候，她家中果然托人来把她介绍给我，当时我就推却了。这件事既没有成功，她也再不来参加聚会、表示爱主了。

　　1925年5月下旬，我到南京去访问几位很久藉着通信认识的圣徒。在那里我同神的一位老仆人谈话，征求他对我的婚姻有什么意见。他认为独身和结婚各有利弊。但归纳起来，他认为一个年老的传道人独身还没有不可，一个青年的男传道人若是独身，作起工来，处处是困难，事事不方便。我反复思想，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从那时开始放弃守独身的主张了。

（注：根据《六十三年》记载，这位老仆人是贾玉铭牧师，他对王明道说，若是独身，「你在教会中只能做一半的工作。」）

　　那次在南京停留了十四天。未往南京以前，我原没有想到杭州去。但在我未离开南京以先我想南京到杭州不过只有一天的路程，我自幼就常听说杭州的西湖风景非常美丽，因此想顺便到杭州去游览一下。有一位姊妹听说我要到杭州去，便介绍我到她的姑母那里去，另有一位姊妹介绍我到她所熟识的一位弟兄那里去。我在6月16日到了杭州，就到那位弟兄那里去，请他为我寻觅一处适宜的旅舍，承他坚留我住在他家。我因为南京的另一位姊妹曾写信给她的姑母介绍我，感到有前去拜谒的必要，因此在22日便到下城天水桥礼拜堂，拜谒这位老人李静谦女士。承李女士介绍，我会晤了那个礼拜堂的牧师刘德森先生夫妇。26日刘先生来看我，约我到他的礼拜堂讲道。我允诺了，便在28日（星期日一早晨到那里，在午前和午后的聚会中讲了两次道。会毕，那里的信徒们约我接连开几天会，因此次日又去讲道。刘先生因为我住的地方离他那里很远，便嘱我迁到他家中来住，以免每日往返奔波。30日我迁到他家，接着又讲了三天的道。7月3日离了杭州，往嘉兴去开会十天。14日由嘉兴往上海，预备等船往福州去。不料在旅馆中竟患起病来。夜间头痛发热，难过得很，不但没有人照应，而且旅馆的客人夜间打牌吵嚷，令人不能得少许的睡眠。我在上海既没有熟识的朋友可投奔，只好赶快回家。但上海到北京需要两三日的行程，在南京还需要渡江换车。我已经病得不能支持，实在不能跋涉这样遥远的路途。在万分困难中，忽然想到杭州的刘先生夫妇待我那样和善慈爱，沪杭中间只有四五小时的行程，不如赶快到杭州去，因此便在17日乘沪杭路车回到杭州。到杭州休养了几天，病渐渐痊愈了。接着被邀在天水桥礼拜堂讲道十二天。8月6日离了杭州，到几个地方去，9月半回到北京。

　　9月14日回到北京，20日得杭州刘德森先生的快信，说杭州有些信徒在夏天听我讲道很得帮助，因此杭州各教会商定在10月间开七天的联合聚会，邀我去讲道。经过两天的祷告，我回信允诺他们自10月18日起在杭州开始聚会。我决定10月15日离京南下。不料到了10月间江浙两省发生战事，沪宁、沪杭两路都不通车，无法南下。24日与一位认识不久的人谈话，听见他说他的弟弟由天津乘海轮往上海，我忽然想到既有海路可走，为什么不乘船南下？那时战事已经转到津浦线上；江南的沪宁、沪杭两路已经恢复通车，一到上海，再有几个小时便到杭州了。既决定由海路南下，便在12月27日由天津乘船到上海，31日夜间到了杭州。自11月4日起，在杭州信一堂全城各教会联合的聚会中讲道七天，会中负责的人因为我与刘先生已经很熟，就托付刘先生夫妇招待我，因此我便第三次住在刘先生家中。

（注：根据《六十三年》记载，刘德森牧师生活清苦，凭信心生活，没有固定收入，每月只有七元，又有五个孩子，需要由刘师母张美云到富人家的田里去捡遗下的稻禾，加工缝制鸭绒被以补贴家用。）

　　杭州的聚会是11月4日开始的。次日晚间聚会的时候，弹琴的一位太太因为有事没有到会，临时请刘先生的女儿景文小姐代替。我同刘小姐虽然已经有过二十几天的认识，但我听说她只有十六七岁，并没有注意她，看她不过是一个孩子。我一向认为年岁相同男女才可以结婚，纵使相差，也不能超过一两岁。我们二人的年岁既相差八九年，自然不会想到婚姻的问题上去。当我看见她坐在那里弹琴的时候，忽然发现她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她身量高大，装束也和成年人相同，梳了一个圆头，穿了宽大的袷袄和裙子，她乃是一个大人。（她那时正在学校教书）她虽然在圣公会所办的冯氏女校共有十年之久，也一直是在圣公会的信一堂聚会，但从来没有在那个礼拜堂中弹过琴。那是第一次，也是末一次。就是那一次的弹琴，使我开始看见一件以前未曾看见的事——她是大人，不是孩子。

（注：根据《六十三年》记载，刘景文于1919年入Mary Vaughan High School免费就读，受到良好的教育，英语很好，英文名Deborah。刘景文在冯氏女校学习弹钢琴。校中只有一架钢琴，要弹的人多，她每天只能练习两个小时，虽然没有充裕的时间练琴，但琴艺非常出色。基督徒会堂建成之前，她用纸条贴在桌子上，画上琴键当琴弹。基督徒会堂建成后，她担任司琴，与王先生共同编成了《基督徒诗歌》。晚年出狱后，尽管有二十多年没有碰过钢琴，又双目失明，但还能非常熟练地演奏百首以上的赞美诗，并能随意变调。狱中的特殊经历，使她深深地明白只有将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里，遇到特殊环境时，神就能将经上的话启示我们帮助我们。鉴于一些信徒上了年纪，不容易背熟圣经上的话，她就将一些重要的经节配在熟悉的赞美诗曲调中，在聚会时教弟兄姊妹歌唱。1984年到1992年，她编出了一百多首这样的经文诗歌。）

　　我前后三次住在刘先生的家中，蒙他们夫妇的关心爱护，已经感到一种属灵的温暖。我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父亲。我的母亲疼爱我，我和姐姐的感情也很良好，但我在家庭中根本呼吸不着属灵的空气。母亲和姐姐对那与我们同住一院的姨母感情相当不佳，对邻舍也是彼此猜疑争吵。我在家中每天所见所闻的事都使我疾首痛心。没有平安，没有快乐，没有和谐，没有体谅。母亲只知道爱她的两个孩子。姐姐只知道爱母亲和弟弟。我除了爱母亲和姐姐以外，还愿意爱在我旁边的人。但母亲和姐姐认为其他的人根本就不可爱。从我悔改得救以后，在家中所见所闻多是使我痛苦难过的事。当我在刘先生家中住了几次以后，觉得这个家是一个充满和谐愉快的家。当我发现刘小姐不是孩子乃是大人的那一天，我想到神为我所预备的伴侣或者就是在这里了。三天以后，我在日记中写了以下的一段话：

　　「父乎，如斯人可为予之终身伴侣，系出于父意者，则祈父自己成就父之美旨于仆身。非然者，则祈父速除去予出于一己之爱情；以父之旨总无误，而于一己则多愚昧错误也。毕生大事，父乎，祈尔使我不至陷于失望及陷阱中！」（1925年11月8日日记）。

　　11月12日离杭州往崇德县工作，16日到嘉兴，这几天内，心里反复思想这件事，那天日记中记着说：

　　「性情、知识、体健、环境，四者均佳，所不深知者，信仰及心志如何耳！惟就近日所见，似亦十分饥渴羡慕圣道；如此一端并无差错，则斯人足为予侣矣。且也，幼年即能如此慕道，倘受良好之圣道训练，正可为忠心之神仆。苟如是，则足矣！足矣！父乎，尔旨若何？祈明以示我。虽然慎之，勿奔走太急，而致行于父前也。父乎，为此事祈教我，导我，使我不蹈错误。」（1925年11月16日日记）。

　　11月25日再回到杭州，自27日起，应冯氏女校的邀请，在该校讲道九天。11月27日与28日日记中有以下的两段记载：

　　「青年信徒选择配偶之条件，信仰与德行为第一重要，学识，才能次之，体健又次之，其他不足论也。至若以相貌、财产相号召，视此为去取者，则流于纵欲及贪财之大罪，既背神旨，自有灾害，或祸起萧墙，或以生殉情。贻多少异日之祸变及苦痛失望者，无不由于选择婚姻惟视财色为从违，有以致之也。殷鉴不远，青年信徒当何以慎之哉！」（1925年11月27日日记）。

　　「父乎，仍祈尔导仆，勿行错路，勿入迷途。为仆之婚事，祈父将父之美旨清楚向仆显明，勿容仆稍蹈错误，致贻异日之后悔。祈父尽除仆肉体之蒙蔽，俾仆得洞悉父旨。仆心诚愿。」（11月28日日记）。

　　那二十几天中为这事恳切祈祷，反复思想，惟恐走错了一步，招来毕生的痛苦与失败。我真希奇，许多青年人竟敢对异性人一见倾心，来往几次，就贸然谈爱情、提婚事，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啊！

　　11月29日经过了几次的祈祷，晚间同一位老年圣徒谈到这件事（注：根据《六十三年》记载，这位老圣徒是圣经学校校长李静谦女士，刘景文的好朋友李宝善姊妹的姑母），求她的指导，征求她的意见。她应许为这件事祈祷，以后再看能不能作什么。过了几天，我从她知道刘先生夫妇对这件事没有允诺，也没有拒绝，他们认为这件事需要慎重考虑。至于景文小姐呢，当她的母亲讯问她的意见的时候，她回答说，「天父看怎样好，就怎样罢。」

　　从1925年11月底，一直到1926年4月末，我被邀往江浙两省一些地方工作，中间休息的时候便回到杭州。我们双方对议婚的事都没有作任何决定，只等候神向我们显明祂的旨意，一方面也可以彼此多有一些认识。但我的母亲和姐姐对这事是怎样看法，我还不知道。因为我恐怕信中说不明白，以致发生误会，所以预备回到北京同母亲和姐姐当面谈论这件事，也借这次的面谈看看神的旨意如何。母亲以前曾多次说过，如果我要结婚，必须娶一个北京的女子，而且是要她自己看见过的。母亲有一种偏见，认为除了北京人以外，其他各处的人都不好，至于南方人更不必提了。我们院中曾住过几家南方人，母亲常称他们为「南蛮子」。按事实看，我同刘小姐议婚的事，十之八九是要遭母亲反对的。但我信如果这件事确是出于神的意思，神能转变母亲的心，使她赞同。如果神以为不好，我也求祂藉着母亲的反对阻止这件事。母亲从我未落生就居了孀，为我辛苦了二十几年，把我抚育成人。我应当孝敬她、顺从她。我决定不要因为婚事使母亲伤心。如果母亲有一些表示不赞同，我就决意把这事放下，不再进行。刘先生夫妇也很赞同我这种决定。他们也常劝我好好孝敬母亲。

　　1926年5月10日我回到北京家中，12日我同母亲和姐姐谈到与刘小姐议婚的事，她们没有一句表示不赞同的话，并且认为我所观察的绝不会错误。我向神所要的这最后一个证据，现在也清清楚楚的得着。这时我确知这件事是出于神的美旨了。

　　在家中住了二十一天，6月1日又乘船南下，赴绍兴工作，以后接连在江浙两省一些地方讲道。11月24日在杭州与景文小姐订婚。次日离杭外出到两处工作。12月27日回到北京。1927年在东北各地工作多日。从那次离了杭州，有十七个月多没有再到江南去。一直到1928年6月13日才又回到杭州。7月到福建泉州去作工，23日再到杭州。8月8日上午11时15分在杭州天水桥礼拜堂与景文小姐结婚，由内地会任芝卿老先生证婚。任先生是岳父的老师，是一位敬虔可爱的老人。他读创世记二章和二十四章，从亚当、夏娃，并以撒、利百加两对夫妇的事迹中取出教训来。老先生作很长的训言。我站在堂中虽然因为天气炎热汗涔涔下，却领受了许多的教训和勉励。那天的日记中写了以下的一篇祷告文：

　　「在天之恩父钦，小子以恳挚之心灵向父奉献感谢及呼吁。感谢父恩，赐小子以此良侣。小子深觉此事之成就，自始至终皆有父之美旨存乎其中。更谢父恩，今日以父之宝训借尔仆之口训导提撕小子，使小子知己身责任之重要，前途之远大，俾小子知所警惕，知所奋勉。小子自知已往之种种失败、种种弱点。既沐父恩，敢求赦免已往一切；更将父之新恩赐、新灵力，与父所赐之良偶一同加诸小子。求父以己之大能大力导引小子登得胜之途，亦如此导引父所赐之良侣使吾二人今后同心一志，爱父事主，共行天程，共作圣工。已往之失败，求父使之再不见于今后。求父以父圣洁之爱紧系吾二人于父之道中，使毕生不偏离左右，保守吾二人日进完全，将来亦能欢立于吾主之荣耀中，斯为小子之心所诚愿。」（1928年8月8日日记）。

　　我同妻在订婚以前虽然有了一年多的认识，我们却从来没有像现代的青年男女那样交过朋友。只有几次她问过我关于真理的问题，此外我们两个人就从来没有单独谈过话，平常谈话总是和她的父母在一处。直到1926年冬订婚以后，我离了杭州到北方来，我们才彼此通信。有人问到我们的婚姻是新式的、还是旧式的？我只好回答说，「不新不旧、又新又旧、半新半旧。」

　　结婚的前几天，承一位外出避暑的老年圣徒把她的房子借给我们住。刘先生住的房子在东边。中间是礼拜堂，和一个圣经女校，再往西就是这座楼房了。因此结婚的那天没有用任何种车辆，出了礼拜堂穿过两层院门，就到我们住的房子了。岳母在我们结婚的那一天送给我们每人一部圣经，里面各写了一节经训，送给我的是提前四章16节，送给妻的是提前四章12节。我是1900年7月25日生的，妻是1909年3月29日生的。我比她年长8年8个月零4天。结婚的那日，我才过28周岁，妻不足20周岁。我们从提婚到订婚，经过1年，从订婚到结婚，又有1年零8个月。我的朋友石天民在我结婚的日子送给我们一寸对联：「蒙神恩永结良侣；顺主命广传福音。」

　　我和妻婚事的成就，处处看见神奇妙的安排。我到杭州以后，如果不去拜访李静谦女士，根本就不会认识刘先生夫妇。以后到上海，如果不在旅馆里患病，也不会再回杭州。那一次的访问和那一次的患病都出于神的美旨。母亲和姐姐允许我们的婚事更是一件奇妙的事。按母亲以前对我的婚事的主张，她是不会允许这门婚事的。再看我结婚以后母亲和姐姐对我们夫妻的态度，也不会想到订婚以前能得着她们的同意。我深信她们那时的允诺是出于神，好使这件事得以成就，她们的后来的不满意也是出于神，好使我们夫妇二人在试炼中学习当学的功课。我是一个北京人，神却很奇妙的把我领到江南，使我在那里遇到祂为我所预备的配偶，祂的作为是何等奇妙啊！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二十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五个饼，两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可六34-44）

　　主耶稣不是不知道门徒没有这样多的食物可以分给好几千人吃。祂更知道只有祂显大能才能使这许多人饱足。但祂愿意祂的门徒在这伟大荣耀的工作上有分，所以祂在未曾行这一件神迹以前，先吩咐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有没有食物给这些人吃呢？有，他们所有的那五个饼，两条鱼虽然很少，绝不够那许多人吃的，但他们只要把这些交在主的手中，祂便可以用这微小的奉献成就伟大的事工。果然，当他们把那五个饼，两条鱼献给主以后，这伟大的神迹便出现了，五千个人都吃饱了，以后还剩下十二篮子的零碎。

　　当我在二十一岁的春天蒙了神特别的光照以后，便为神的道大发热心，心中迫切，愿意把自己所得的恩惠告诉别人。有几次阅读了几种教会方面的刊物，看见一些离经叛道的文字，心中焦急，如同火烧，恨不能立时写一些证道的文章发表出来，警告信徒防备这些错误的道理，但那时苦于有心无力，只好徒唤奈何！1924年蒙神的恩待，经济方面稍有一点力量，便出版了四种六十四开版的小册子，1925年又出版了几种。这是我着手作文字工作的开始。

　　我从1923年开始订阅南京出版的灵光报，（双月刊，1927年停刊），欣喜中国教会有这样一种属灵的刊物。1925年在灵光报投了几次稿，都承该社刊登。不料那年6月初因为在南京遭遇误会，夏季往灵光报社所投的稿子被退了回来。当时觉得很懊丧，后来才明白这件事有神的美意在其中，因为若不是这样，我就不会感觉有自己办刊物的必要。

　　1925年的后半年与1926年留在江浙两省工作，屡次有信徒们要求我把所讲的道油印出来，使大家能保存或分送。当时因为时间有限，只好推却。后来想到如果能出一种刊物，把所讲的道刊印出来，供各地信徒阅读，岂不比零星油印好得多么？起初还不敢想出版定期刊物。但有一次我想到因为我的惰性很深，如果不出定期的刊物，便很容易得拖且拖，以致所成无几。那天在日记中写了以下的一段：

　　「今夕思及，予苟无一定之工作督促于前，实不易殷勤作工。况就各种情形及需要观之，实有发刊一种定期出版物之必要。如能刊行一种季刊，当不能怠惰苟安，亦可多进行著作之工，助益他人，俾可稍结善果。明岁之春，正此工作创始之良机。如为父旨，祈父成全。」（1926年10月15日日记，时在杭州）。

　　过了十三天得了刊物的名称，那天的日记中有以下的几句话：

　　「今日午后思及发刊季刊事，为此祈祷，得一名为《灵食季刊》。不悉其是否合用？又得数题，为首次发刊之稿。为此工作当再多求父示。」（1926年10月28日日记，时在苏州）。

　　《灵食季刊》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根据主耶稣的那一句话：「你们给他们吃吧」。我到处看见许多人缺乏属灵的食物，正如那五千多人缺乏肉体的食物一般。我在灵里听见主的命令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不敢推却这种使命，我也喜欢接受这个委托。我愿意把我这五个饼，两条鱼奉献在主的手中，随祂使用，容祂分给这大群饥饿的人们。我的主真信实慈爱，祂收纳了这微小的奉献，在这二十几年当中，把这点属灵的食物不只分给五千人，五万人，而且分给更多的人，就连我这奉献礼物的人也因此得了意外的恩惠和造就。

　　1926年12月下旬由江浙回到北京。1927年1月准备开始发刊灵食，为这事考虑祈祷多次，虽然很清楚知道这是重要而且亟需的工作，但仍恐怕走得太急，以致把这件事弄得有始无终，虎头蛇尾，因此谨慎了再谨慎。有一天在日记中记了这几句话：

　　「为发刊灵食季刊一事，思之数月，颇觉其重要且急不容缓。虽有种种视为困难之事，如为神旨，则不难一一得胜。迄今既不能知否合神旨，则将祈父之成就，苟非父旨者，祈父在予未着手于此项工作之前加以阻拦，不使进行。」（1927年1月10日日记。）

　　1月12日到北京邮务管理局询问杂志挂号事，才知道必须先在警察厅立案，领得执照以后，才能在邮局挂号，往警察厅去的时候，因为早就听人说向政府接洽事项非常麻烦，所以心中疑虑，不知道要经过多少手续。不料进行的时候还不像我所想的那样困难。当我听到办刊物，需要取铺保的消息以后，有一位圣徒自动去为我找保。1月17日觅妥印刷局，19日同印刷局接洽妥当一切事宜，只等警察厅批准，就可以出版了。

　　当我起初筹备出版灵食的时候，自己奉献了一百五十圆，作这种文字的工作，因此在警察厅呈报的时候所填的资本是一百五十圆。1月29日警察厅派人来调查，并且说出版刊物资本至少必须有二百圆，因此再奉献五十圆。在等候警察厅批示的期间，就预备一切需用的物品。那年2月中旬本来已经允诺了东北几处的约请，去到那些地方工作，但因为等候批示，延迟了一些时候。后来因为警察厅方面久无信息，不能再等，便在2月24日离京出关，往东北几处工作。

　　东北这次的行程需要到十几处，为期两个多月。3月8日在沈阳的时候得着北京的信，知道灵食季刊出版的事已经警察厅批准，并且已经领得出版执照。因为初次发刊，北京只有老友石天民负责，他又在一个学校任教职，只能分一部分时间照料社中的事务。对于出版、印刷，我们都是没有经验的人。因此在3月25日由锦县乘京奉路车返京，留京六天，办理社中事务，校阅排就的样张，4月1日再出关工作。4月下旬第一册灵食季刊印好寄发。从那时起，这微小的刊物便问世了。

　　灵食季刊第一册出版的时候没有刊登任何题字和祝词，只有我自己写了一篇发刊语说：

　　「神所创造的人类是有生命的，能进步的，但他们所以能保守他们的生命，实现他们的进步，乃是靠着营养他们身体的食物。自小而大、自幼而壮，是藉着食物；由弱转强、由病转健、也是藉着食物。食物充足，人的身体就强健发长；食物缺乏，人的身体就衰弱死亡。因此神在未创造人类以前便先预备了许多供人类需用的食物。祂对祂所创造的人类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蔬菜，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不幸人类因悖逆神命以致与神隔绝，受了咒诅，他们的生命被夺去；地上的食物虽然依旧年年长出，供世人的需用，然而只能贡献给世人少许的好处，却不能帮助他们脱离神的咒诅和死亡。从前惟一的需要，现在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和功用。孤苦无依的世人是何等的可怜呢！

　　「感谢神，祂的慈爱总不改变，祂向世人所发的怜悯永久如一；祂在起初怎样为那未曾犯罪的人类预备食物，使他们保全生命；祂在以后也照样为这已经堕落的人类预备食物，使他们得回生命（赛五五3；约六63）。祂更为一切已经得回生命的人预备食物，使他们逐渐更新进步，达于完全（彼前二1-2）。起初所预备的食物是属物质的，以后所预备的食物是属灵的。属物质的食物可以供给亚当的后裔肉体上的需要，属灵的食物可以补足基督的门徒心灵中的缺乏。属物质的食物只能帮助旧人发育长大，但终不免于衰残死亡；属灵的食物却可成全新人强健完备，将来能够得着永存的基业。

　　「可叹！可叹！神为世人所预备的食物虽是这样充足完备，但还有极多的人一点未曾得着。自然有一些人是不肯领受，但还有许多人实在是未曾知道，或是未曾明晓它的紧要，这等人是何等可怜呢！还有许多人已经因听而信，蒙了拯救，但他们却知足了、止步了，以为诞生后的小孩子已经是一个人，可以不必再作什么了。那知诞生后的小孩子若没有奶吃，必定疾病缠身，骨瘦如柴，保生且不能，更如何能长大成人？一个信徒因信得了救恩以后，不再追求神的道作他发育长大的养料，岂不也是这样可怜！还有许多人已经多年作了信徒，也爱慕属灵的奶，但是多年如一日，总是知道保守一点浅近的道理，仅仅的能维持他们的生命，却不曾寻求那更富于养料的干粮，使他们的新人有更多的进步和发育，因此他们虽不至十分瘦弱枯槁，但也总不能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到神要他们到的那最好的地步。这种人虽然比以前的两种人略好一些，但也不能不算为可怜。

　　「当日耶稣在旷野看见许多的人，就对门徒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太十五32）。那些跟随耶稣听道的群众缺少属物质的食物，主耶稣尚且怜悯他们，何况今日这数目更多的群众缺乏了这更紧要属灵的食物，主耶稣岂不更要向他们发哀怜么？当日主耶稣曾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太十四16）。这样的声音今日也照样的送入我们的耳中。

　　「『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食物（汉译本作粮，改译食物最切）给他们呢？』（路十二42）。每逢念到这里，便不能不感叹今日称为管家的虽多，然而能按时分食物的人却是十分稀少。哲学理论、长篇演说、提高人格、改良社会、服务模范、牺牲精神，这些东西为增进世上的一些利益或者略微有些用处，但对于人的心灵不过是糠秕尘沙，如何能养育那些可怜的饥人，使他们强健长进呢？可惜到处教会的讲台上和教会机关的出版物中，大多数都是这些无关轻重的东西。那真能拯救罪囚、养育新人的灵食却是不可多闻多见。还有比这种情形更令人痛心的，就是许多教会中不信的领袖竟公然以毒物当作饼饵，到处送给人吃。他们说，『基督教的要道只是服务牺牲。耶稣乃是最高的人格模范，是黑暗社会的改造者。世界会渐渐藉着人的智慧力量改造成为天国。基督由童女诞生与祂的赎罪、复活、再来，都是渺茫的神话。圣经不过是希伯来民族的宗教史，并不足全信。』这种种谬妄的恶酵竟发展得极速。多少软弱的信徒已经大受其害尚不自觉。这是何等令人疾首痛心的事！

　　「发刊一种定期刊物以救济这种饥荒，是编者数年来所常希望的。到去秋因着所见闻的许多景况，倍觉这种工作的急需。为这事祈祷了几个月的长久，蒙神成全，到今春能创刊这个微小的灵食季刊。惟愿神看顾这幼稚的刊物，使它能日渐强壮活泼，多服事一些需要灵食的朋友们；使每一个读者都因着它得以多看见神的荣耀，多接受神的恩惠，多知道神的旨意，多顺服神的命令，多认识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多儆醒预备等候祂从天上回来，并能在那时候欢喜立在祂的面前，得蒙祂的悦纳。这便是编者在神面前的祈祷与希望了。 　　　　　一九二七，三，四，奉天法库。」

　　我开始出版灵食季刊的时候，就是想藉着这微小的刊物，将我自己从神所领受并神要藉着我传述给众人的信息发表出来，因此不收任何投稿。但我的老友石天民常译述一些与信徒有帮助的文字，曾有若干次采登过一些，近二、三年来也接连刊登他所翻译的与儿童很有益的一本书。我自己也曾译过四本Mr.G．H. Knight所写的书，连续着在灵食中刊登；其中有两本已经出版单行本，一本是《隐密处的灵交》，另一本是《在密云黑暗的日子》。另外两本还未能印成单行本。此外我有时也译述一点零碎的东西刊在灵食里。但灵食的稿子最大部份是我自己写的。

　　这二十几年来每期稿子内容的分配，都有一部份讲论圣经中的要道，另一部份讲论基督徒的生活。我也特别注重阐解一些假师傅所讲背道的教训，并斥责教会与世界中的种种罪恶。我所写的稿子与我所讲的道大致相同。我在各地讲道的时候不喜欢有人记录我所讲的，因为很少有人能记录得合适。记录得不完全还是小事，常有人所记的与讲道的人所讲的有很多的出入，有时甚至有极大的错误。我有几次看见别的刊物上刊载我讲道的记录与我所讲的有许多不符的地方。也有人把所记录的稿子寄给我，要我校正，有几次我感觉到他们所记录的意思和文字改不胜改。因为看见这种种的情形，我更感觉到自己写稿子的重要了。

　　从第三册起，每期刊登新译的诗歌两首，只有字，却没有谱。从第九册起每期改登一首诗歌，却加上诗谱，因为那年夏天我在杭州结婚，秋季妻和我一同北上，她为我画诗谱。从那时直到今日，每期总刊登一首自己新译的诗。后来把这些诗歌集合在一处，又从别的诗本里采取了一小部分加在里面，出版了「基督徒诗歌」。

　　最初的几年，每期我都是把篇幅较长的文字登在前面；有一次一位圣徒对我建议把短些的登在前面。他说，「有人初次阅读灵食季刊，如果一开始就看见长篇，或是因为他的时间不足，或是他尚未对灵食发生兴趣，很容易不等看完一篇便放下，以致不想再看。但如果把短篇放在前面，几分钟的时间便可以看完一篇。使那些时间不足的人也能在极短的时候得着一些帮助，又能使初阅的人感觉有兴趣。」我认为他所说的有理，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因此从第七年夏季起，我便开始这样作了。

　　从第一年到第二十年，每年四期的字数都在十万到十二万之间，自第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这三年间，每年四期的字数总在十四万到十六万之间。从第一年到第十七年夏季都是印四号字，每面十三行，每行三十五个字。到第十七年秋季，因为承印的印书局停业，改换另一家印书局承印，这家没有适宜的四号字，又因为纸价日见昂贵，不得已改印五号字，每面十五行，每行五十字。到第十八年冬季，因为纸价奇涨，每面由十五行增加到二十行。印四号字的时候每面可印四百五十五个字。到这时每面可印一千个字。一样的内容，纸张却可以节省到一半以上。从第一年到第十七年夏，除了第十年冬季因为十周年纪念，出了九十二面以外，最多每期不过七十几面。第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若仍印四号字，每期就有八十面以上了。

　　从灵食出版以后，屡次得着阅者的来信，请求把它改为月刊或双月刊，但我始终不敢接受这个请求。在我开始要办刊物的时候，所以不出月刊，却出季刊，就是想到恐怕力量不足，不能持久。我以前曾因为不知量力，以致作事有始无终，并且时常看见别人遭这种失败，也受了警戒。果然在灵食出版几年以后，便知道未曾出月刊实在是作对了。因为我的工作不止是办刊物，既有常去各地讲道的工作，又有北京自己照顾的教会。文字的工作乃是三样工作中的一样。就是只出季刊，每年也必须写十几万字的稿子，再加上自己校阅，就需要相当多的时日。二十多年的经验使我感觉到我的力量仅仅够出季刊用的，如果起初不出季刊，却出月刊，也许灵食季刊的寿命不到一两年便夭折了。

　　从1928年起，开始把灵食季刊里比较重要的题目选出来，印成单行本。从那时到今日所出的书共有三十种，另外还有基督徒诗歌。出版的次序是这样：

　　1928年出版的有《耶稣是谁？》与《复活的基督》。
　　1929年出版的有《基督再来》与《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
　　1930年出版的有《角声》与《隐密处的灵交》。
　　1933年出版的有《我为什么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基督徒的言语》、《现代教会的危险》、《人能建设天国么？》
　　1934年出版的是《圣经光亮中的灵恩运动》。
　　1935年出版的有《信徒针砭》、《重生真义》、《谨防魔鬼的诡计》、《写给受苦的圣徒》。
　　1936出版的有《信徒处世常识》、《真伪福音辨》、《普世人类都是神的儿子么？》、《世上最高的梯子》、《恩赐赏赐与奖赏》、《基督果真复活了么？》、《创世记第五章中的福音》。
　　1940年出版的是《灵食寓言集》。
　　1941年出版的是《在密云黑暗的日子》。
　　1943年出版的是《基督徒与婚姻》。
　　1944年出版的是《感恩的人》。
　　1946年出版的是《金钱不能买的几样东西》。
　　1947年出版的是《在火窖与狮穴中》。
　　1948年出版的有《写给青年的基督徒」与《基督徒必须守安息日么？》

　　这三十种出版物里出版三次的有《信徒处世常识》、《隐密处的灵交》、《重生意义》、《现代教会的危险》、《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出版二次的有《角声》、《信徒针砭》、《我为什么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谨防魔鬼的诡计》、《耶稣是谁？》 《基督徒的言语》、《感恩的人》、《圣经光亮中的灵恩运动》。

　　《基督徒诗歌》也在1936年、1939年、1946年，先后出版了三次。第一版只有三十首，第二版增至六十首，第三版增至一百零一首。其他各书都只出版了一次，内中有的已经售罄，还有的所余无几，急需再版。

　　灵食季刊是我自己经营的，但社中的经济是独立的。除了资本金二百圆是我奉献的以外，这二十几年来，我不往里面放钱，也不从其中支钱。在中日战事发生以前，售出的书刊都有相当多的利润，这种利润除奉献一部分赠送几位仰望神供给的传道人以外，都用来印书，所以十年间能出版二十几种书。中日战事发生后的头一两年，因为物价波动得不太剧烈，还不感到什么困难，后来币值惨跌，物价暴涨，渐渐入不敷出了。不得已将刊费略微提高一些，但还不及一般物价上涨的程度。到1943年秋改印五号字，以便节省一些纸张。中日战事的最后两三年，和中日战事结束以后的三四年间，物价涨得惊人，刊费虽然也增加，但是总赶不上一般物价。第一个缘故是恐怕增加订户的负担。第二个缘故是灵食每三个月才出版一次，刊费不能随着一般物价常常增加。还有一层困难，就是刊费常是零碎收入的，收进来的时候买不了什么东西，又没有闲时间常去讯问物价，购买纸张，及至集成稍大的数目，抽时间去买纸的时候，物价已经涨上去很多了。譬如说，报纸价格在二千圆一令的时候，收进来几百圆，过几天又收进几百圆，二三十天之久才收进二千圆。但到款足二千圆的时候，报纸已经涨到四千圆一令了；再过半个月又收进一千多圆，及至能买进一令纸的时候，纸价已是四千五百元一令了。有几次物价波动得最剧烈，几天之内物价就上涨一倍，在那个时期中，收支相差得简直无法设想。幸好在中日战事发生以前印了不少的书，就将售卖那些书所得的款补贴在灵食季刊里，才勉强维持下来。所存的书越卖越少。有力量的时候可以再版，没有力量就只好等待了。

　　近几年来因为物价不断的动荡，刊费若再像以前几个月增加一次，就不能再维持下去，因此增价的日期便缩短了些。可是无论如何，总不能随着一般物价那样过几日便涨一次。总计一年之中最多不过增加几次。还有一种大困难就是大部分的订户都是外埠的。大多数的订户不容易想到我们买纸和付印费是需要随着物价增加的。例如有人在12月底收到冬季的灵食季刊，看见上面所印的刊费，如果他一收到冬季灵食就赶快寄款续订，那自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他迟延两三个月才想起续订来，这时他仍照两三个月以前的定价将刊费汇来。在这个时期中，如果物价有很大的变动，款汇到的时候不用提印刷费，就连纸价都不够了。在无可奈何之中，我们只好照新改的定价通知他下欠若干。有的人赶快补还，他需要前后寄两封信，汇两次款，在邮汇费方面必须受一倍的损失。还有人收到通知以后不再补寄欠款，那样我们只好受损失了。这些人不一定都是有意不再补寄，其中可能有一大部分是遗忘或忽略。有这种种的困难，在这十几年中维持这个刊物未曾停顿，并且还要出版一些书，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也有一小部分订户不给我们这种难处，他们在寄款的时候总是多寄一些，并说明如果不够当再补寄，如果有余请寄某某几本书籍。这种订户无形中给了我们不少的帮助。此外偶然也有一两位寄一些捐赠的款来，帮助印刷的费用，不过这是很不常见的事。

　　中国教会方面的刊物有一些是仰赖外国差会的供给，这样的刊物办起来容易，纵使没有多少订户，或是没有多少订户付款，也没有问题。这些刊物定价也可以低廉，其中有的定价比成本还要低得多。信徒们看惯了这些刊物，再看灵食就不免感觉定价太高。但这些刊物是经不起时局变动的。什么时候外国差会的款项一停，刊物立时就会停顿。灵食季刊没有外国差会的供给，也没有任何团体或个人作后援，只是二十三年前二百圆的资本，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当然和许多受外国差会支援的刊物不能相提并论。若不是神随时看顾，并赐给我智慧办理这个刊物，我真不能想像怎么能出版到二十几年之久。

　　阅者也许愿意知道灵食社中除了编者还有什么职员。我在这里也顺便提一下。最初的二年我不在北京的时候，有老友石天民经手收发的事，我回到北京便自己动手。从第三年起，妻帮助收发的事。我们几个人都是不支薪金的。后来有几年又有别位弟兄帮一些忙。从1939年冬季以后，曾有几度请过帮忙的人，支付少许的津贴。因为中日战事发生后社中的事务不多，只要一个人每日用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办清了。如果请一个专人，不但经济方面不够开支，也没有那样多的工作。找不着人的时候，我便仍然自己下手。收费、包书、跑邮局，我已经作得十分纯熟。至于排版校对的工作，九十几期灵食季刊，三十种书，一种诗歌，每一版都经过我自己几遍的校对。（至少三遍，多的时候到过七遍。）我总愿意凡经我手所作的事都能尽美尽善。说来也真希奇，那样聚精会神，详细校对，印出来以后每册至少仍会有一两个错字，总不能作得完美无疵，真是一件憾事！

　　我个人这二十几年的工作有趣极了！预备出版灵食的时候，伏在案上写稿子；印刷局排好版送来样张的时候，就作校对员；没有人帮忙收发的时候，我就自己开收据、写发单、包书、跑邮局。早餐以前打扫屋子，拂拭桌案，吃过早餐以后，有时自己到市上去买菜。收到信件需要答复的时候，便拿起笔来为回信。聚会以前帮助工友清理会堂和庭院。（近来已有一些圣徒参加这项工作了）。开会的时候登台讲道，会毕以后同人谈话。夏天讲完一次道，衣服被汗浸透，脱下来自己去浣洗，有时还帮忙作饭。有圣徒患病或遭遇试炼，便跑去看望。信徒来求指导，便与他们谈话。社会中常有一个人兼几样职，兼几份薪的事。我兼着好几样职，不但不兼薪，而且不支一份薪金，我的神却照祂荣耀的丰富，供给我一切的需用，使我什么都不缺乏。我极忙碌，我却极快乐。生活一天，便作一天工。如果神能藉着我所作的工得着荣耀，人能藉着我所作的工得着益处，我在将来见主的时候也能被祂称为良善忠心的仆人，还有什么酬劳比这个更好更大呢？

　　这里我也顺便提一下灵食季刊每年出版的册数：从第一年到第十一年（1927至1937）每年都是印二千册。第十二年（1938）因为中日战起，交通梗阻，订户大减，只印一千二百册。第十三年与第十四年（1939至1940）印一千四百册。第十五年（1941）印二千册。第十六年至第十八年（1942至1944）都是印一千二百册。第十九年（1945）印一千册。第二十年（1946）印一千二百册。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年（1947至1948）都印一千五百册。第二十三年（1949）印一千三百册。除了本年售出去的以外，便把余下来的装订成合订本。常有人写信来，说愿意出高价，征求早年的合订本，事实却办不到了。

　　出版的那三十种书呢，中日战事发生以前，因为经济方面的力量充足，工料又都低廉，所以每版最少印二千册，销路多的书就印三千册。《信徒处世常识》有一版印过五千册。近些年来受经济力量的限制，每版最多只能印二千册，有时只能印一千五百册。明知道印的册数越少，出版的成本越高，但因为还需要顾到出版其他的书籍，便不能多印了。

　　灵食季刊和各种书籍行销的地区，我在这里也应当说一下。每期印行的册数虽然不多，行销的地区却相当的广大。全国二十八个省分，每省都有它的行踪。连青海、西康、新疆等比较遥远偏僻的省分，也曾有少数的订户。除了国内以外，也曾有一些寄到香港，还有少量的灵食寄到南洋、日本、菲律宾、欧洲、美洲等等遥远的地区，不过数目都是极少的。

　　我个人因为写灵食季刊的稿子所得属灵的益处真是多极了。越写从神得的教训、安慰、鼓舞，能力越增加。并且不断的写，也不断从神得着新的信息。如果在二十几年以前，有人要求我写二百几十万字的稿子，我真不敢想像怎么能写得出来。可是这二十几年以来，就这样每年写下去，到今日真写出来了。写责备人的话语的时候，自己便受了责备；写劝勉人的教训的时候，自己便得了劝勉；写安慰人的信息的时候，自己便得了安慰。作工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总是得着很多的造就，在讲道的时候是如此，在写稿子的时候也是如此。无怪乎主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

　　除了属灵的益处以外，在文字方面也因着写稿子逐渐有一些进步。现在拿起二十年以前的灵食季刊来，就发现文字方面有不少错误或幼稚的地方；有的地方文字的结构欠佳，有的地方使用的词句舛误。译述的时候有许多句子就不是流利的中国话，还有许多类似的字，从前不很会分辨、常常用错。但在写稿和校对的时候，一遇见稍有疑义的字，便翻开字典来检查，结果发现许多平日用错或不能分辨的字，现在却能分得清清楚楚了。还有许多词句或典故，平日虽然也知道，但常是模模糊糊，不求甚解，到写稿子的时候，便不能再这样作了。必须展开辞书，或是在某书里详细考究它的出处。因为以前写稿子的时候发生过一些不经心而产生的错误，回顾一下，不禁感觉羞愧，因此今日写稿子的时候总不肯再轻易用字，或草率措词，以免再招异日的愧悔。

　　已往许多失败的经验使我深深受了警戒，今日凡不确实明白的道理我就不讲，不确实知道的事情我就不说，不确实明白的词句我就不用，不确实了解的典故我就不引。我愿意我所说的话、所用的字、所写的文章、所作的事情、所定的道路，都十分正确，都能作别人的模范。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但我的心中确是悬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也确实的知道神就是要我们有这样的人生。

　　灵食季刊出版二十三年来的历史中还有值得记念的两件事，我也必须在这里叙述一下：

　　当1939年8月上旬（日军占领华北的第3年，灵食季刊出版第十三年），我从香港作工回来，看见日本军报道部的一纸通令，大意说，凡在本市出版的各种报章杂志，于接到通令后，必须按期刊登日军部所拟的四条标语，如敢故违，定行从严处办。这一张通令送到的时候我正在南方。我回来以后，这里一位同工的弟兄把它交给我，并且述说他的意见。他说这种标语我们自然不能刊登，但不登又不免遭遇危险，日本军的命令又有谁敢违抗？我决定不能违背真理去刊登这种羞辱神的标语，但我实在没有勇气不刊登这种标语而仍照常出版。我同几位圣徒讨论这件事，他们一致的主张将灵食季刊自动停刊，这样既不违背真理，又可避免危害。我在软弱的时候自然很容易接受这种劝告，于是我开始准备停刊。因为那年才出版了春夏二季，秋季还未出版，订户都是订阅全年的，如果半途停刊，必须退回下半年的刊费。于是我便预备印送停刊通知，告诉订户如果愿意退费，我们就照半年的刊费退还邮票，如果愿意要书，我们就照价寄书。当我这样准备的时候，我的心中十分痛苦不安。因为自从发刊灵食，到那时已经有十二年半之久，我看这个刊物像我的一个儿子一样。辛辛苦苦，惨淡经营，每期自己写稿，自己校对，还有时自己寄发。我也听见许多阅者述说因着读这刊物得着帮助，又常接到订户的来信，提到因着读灵食所受的造就。现在忽然停了刊，无异乎夭折了一个儿子，心中感到无限的酸辛。

　　8月14日晚间我在屋中祷告，忽然心中受了圣灵的责备。我问我自己说，「灵食季刊起初发刊的时候，不是顶清楚的由于神的引导而创始的么？出版了十二年之久，不是有许多人因它得了帮助么？今日谁使你停刊？神未曾叫你停刊，只因日本军报道部的一纸通令便自动的停刊，这岂不是临阵脱逃么？如果刊登那些标语等于向撒但举起白旗投降，但不刊登而自动停刊，这种临阵脱逃的行为又比举起白旗投降好多少呢？不能停刊！不可停刊！不用问将来要遇见什么危害，不刊登那些标语，仍然照常出版。」我在祷告以后，里面得了力量与信心。我准备就这样去作。我料想不刊登日本军部的标语而依然出版，一定要发生事故，因为那时每期刊物出版后都必须送交若干册给官方。当日本军报道部看见刊物上没有他们命登的标语，一定会赫然震怒，认为我违抗命令，思想不良；往轻里说，勒令停刊，往重里说，也许把我逮捕了去，加以种种罪名。但我决定不顾这一切硬干下去。我决定被他们强迫停刊、却不自动停刊。我决定宁可遭遇危害，不放弃神交托给我的工作。我认为神选召我、使用我，就是要我在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向祂尽忠。俗语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就是神用我的时候。我绝不临阵脱逃。我在次日同几位圣徒谈到我所下的决心，没有人肯赞一词。他们不愿意拦阻我，但他们也不肯表示赞同。后来我把这个意思对妻说了，她问我说，「你有没有想到你可能被他们逮捕、拷问、或拘禁？如果你没有准备你的心，我怕你到那时候担当不了。但如果你已经准备，就可以放胆作去。」我当时回答她说，「我已经准备了。」她说，「那样，你就可以照看神所指示你的作下去。」感谢神，我就那样作了，灵食季刊照常出版，日本军部命登的标语连一条也没有刊登。出版以后还照常送交他们看，他们竟没有处办我，没我勒令我停刊，没有传我问一句话。日本军占领华北八年，灵食季刊没有染上一块污点，我也没有因此受到丝毫的伤害，这真是神特别的恩待和保守，也是灵食季刊出版史中可记念的一页。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事爆发。第二年1月13日见报载警察局通令本市十种英美系杂志停刊，把灵食也列在里面。我不信灵食季刊会在里面，因为灵食从创刊就是我个人主办，个人经营，与任何外国人都没有关系。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说灵食是英美系的刊物。可是翌日上午警察竟送信来，通知我到内一分局去。我到了那里，一位分局员拿出局令来给我看，灵食确是被列在十种英美系刊物里面。我向他说明灵食季刊与任何外国人没有关系。他告诉我说这是局令，他没有办法。15日，我写了一篇七百多字的呈文送到警察局，同他们分辩，他们不给我批示。我再到警察局接洽，同他们详细说明灵食季刊从创刊直到今日的经过。他们最后对我说他们不敢负责任，叫我到日本宪兵队去接洽。1月22日我到日本宪兵队去，见了一位铃木曹长，同他说明事情的经过。他进去回话三四次之多。最后他说凡是完全由中国人经营、与英美人无关的事业，他们概不过问。我再回到警察局，把向日本宪兵队接洽的经过告诉他们，他们又与日本宪兵队用电话联络以后，才告诉我说没有事了。九天的奔走这时才得了结果，我回到家里竟流下泪来。十二岁半的灵食几乎夭折，蒙神的怜悯才得保全。不料十五年整的时候又几乎停了刊。感谢神，祂又一次保全了这个刊物。

　　从这一切的经过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圣徒只要向神忠心，仰望神，信靠神，顺服神，神一定要向他显出大能、慈爱和信实。从来没有一个信靠神、顺服神的人最后感到羞愧。我在二十几年事奉神的经验里多次证明这个真理。我求神保守我，使我在未来的岁月中仍然向祂尽忠，直到我站在祂荣耀里的那个日子。

1950年4月1日

　　1942年我们的教会经过一次严重的考验。1941年12月8日，日本与英美两国交战，那日上午，北京各英美差会所设立的礼拜堂都被封闭。14日（星期日）全城大多数的礼拜堂都不能照常聚会，这是从1900年义和团乱事后第一次各大礼拜堂停止礼拜。各教会的领袖们在那时都十分焦急，他们集议怎样维持工作，因此便成立了一个「北京基督教维持会」，发公函给全市各教会。我在12月17日也接到了一封信，信内说，

　　「启者，今拟于月之十八日（星期四）午后新三时，假东堂子胡同内务总署大礼堂，特开北京基督教维持会，讨论进行一切事宜。千祈届时惠临为荷。专此顺颂

　　台祺 北京基督教维持会谨启 十二月十五日」

　　我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便感觉到各教会这种作法与古时以色列人下埃及求帮助的事完全相同。他们一向日方求援助，便给了日方利用的机会。他们实在应当只仰望神，而不请求世人的协助。因为无论什么事、一向人求帮助，对方如果提出什么条件来便不能不允诺。不过我与各教会的领袖素日没有来往，他们所定的路又与我所定的不同，我也无从帮助他们。我们的教会既未曾和西国差会有连系，又未曾受日方的干涉和封闭，自然更没有谈到「维持」的必要，所以根本用不着出席。以后虽然零星听见一点「基督教维持会」开会的消息，也未曾多加注意。及至次年（1942）1月16日下午，忽然有一位青年会的干事到我这里来，述说各教会已经组织了一个「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他受该会会长的委托，劝我们加入该会，并说如果不加入，恐怕以后教会会发生困难。当时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答复，只告诉他说晚间再给他回信。这天晚间我同妻，并两位教会中的同工，和另一位弟兄，谈论这事，我们大家一同跪下祷告。不到几分钟，我忽然想到经上的话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14）。我不再求告了，我只感恩赞美，因为我已经明白了应当怎样应付这一件事。神不叫我和不信的同负一轭。许多教会里有很多未曾真实悔改信主的教友，还有许多未曾真实悔改信主的传道人，神不容许我和他们同负一轭。许多教会中的领袖所讲的道不但不造就人，而且败坏人的信心；许多教会中充满了背道的事，与世界连合，成了各样污秽可憎的雀鸟的巢穴；神不容许我和他们同负一轭。我又清楚看出来这次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有政治的背景，受日方的操纵，神更不容许我和他们同负一轭。及至我们祷告完毕，我问他们四个人的意思。那日晚间我们五个人异口同声的说「不参加」。于是当晚我们便答复那位和我们接洽的人，告诉他我们决定不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次日我的一位同工（那日晚间前往答复的那一位）告诉我说，根据昨晚的谈话，对方表示似乎是说加入联合促进会是必须的。（那就是说，无论是否愿意加入，也必须加入。不容许人随意选择，不然，便不能再存在。）那时我深觉得我和我的几位同工正像一只轮船上的船长与大副、二副，这只轮船遇见了狂风巨浪，全船（全教会）的安危都系在我们几个人的身上，我们的责任真重大无比，偶一错误，就会使全船沉入海底。十八日我自己又见了那位同我们接洽的人，告诉他说，我们的教会决定不参加联合促进会。

　　三月上旬我到天津去作工的时候，得一位同工的信说，那位先前来与我们接洽的人又来和他谈话，还是劝诱我们参加，他回答说，「王先生不在家，我不能作主。」3月7日我由津归来，恰好有一位由安徽来到北京的姊妹来看我，谈话中知道她当校长的那个女学校被日方接收，日方劝诱她仍当校长，帮助他们办学。她回答说她不能与不信的人合作，日方屡次利诱威胁，她始终拒绝不肯合作，最後他们传她到宪兵队去，她还是坚持到底，未曾屈服，他们竟没有向她再作甚麽。我听了她的见证，更激发我的信心和决志，我想她是个女子，还能这样向神尽忠，勇敢不屈，我是一个男子，又领导着一个教会，且蒙了神重大的委托，如何能屈服在恶势力之下？我们那天的谈话使我得了不少的坚固，我更决心无论如何不参加联合促进会。

　　4月18日我到西城去参加马路加先生的丧事聚会，在会中遇见日本牧师织田金雄，会后他竭力劝我加入联合促进会，并说兴亚院联络部的调查官武田熙很想与我见面谈话。他又说，「联合促进会亟需要像你这样意志坚强的人参加。」我回答他说，「正是因为我意志坚强，所以才绝不参加。」那天我们两个人站在大街上谈话有几十分钟之久。4月29日我在会堂讲道，题目是「经过火窖与狮穴的四位圣徒」。那些日子我深感觉已经有危险摆在我的面前，我讲这个题目一面是勉励别人，一面是勉励自己。

　　4月30日的晚间我从外面回来，进晚餐的时侯，妻交给我一封信，是联合促进会寄来的。信内说，

　　「敬启者，我基督教各宗派、各公会，因时局之演变，为促成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之实际精神起见，组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总会已于4月18日正式成立，本市按章应设分会。贵堂既在分会区域内，有参加之必要。特请派遣代表，于5月1日上午新十时出席，共讨进行，聚会地点假米市中华基督教会。此上

　　基督徒会堂

　　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北京分会启」

　　以前约三个多月虽然联合促进会也曾屡次劝诱，总是托人来谈谈，这时候书面的通知来了，并说明「有参加之必要」。我们也必须给他们一个正式书面的答复，这时不免正式交锋了。那天晚间九时半，在别人都睡了以后，我独自坐在会堂的南面台阶上思想这件事。那天是阴历3月16日，月光把全院照得极明亮。我回想已往十几年之久，神怎样引导我，从我家中三两个人的小聚会开始。逐渐发展而增到几十人，一二百人，后来怎样在前炒面胡同租房聚会，再後怎样在这冒购地建堂，聚会的人增到四五百人。今日有了这样适宜的会堂，不再感到以前人多地窄、聚会艰难的苦况。我又想到近几年教会蒙神眷顾，各方面都有相当的进步，全教会和几位同工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可是今日已经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头。参加这个巴比伦式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是违背神的旨意，不参加势必受日方的干涉，遭遇封闭，我个人也难免遭遇危险。我也想到了我那年迈的母亲，如果听见我被逮捕，她一定要焦急惊恐，不知会发生什么变故。我清楚知道在日本军部的威势之下如果有人表示不肯服从，结果是绝无幸理。我又想到他们也许占了这座会堂作某种用途，几百个信徒再不能每周在这里快乐聚会、一同敬拜神。牧人被捕，羊群也就分散。想到这些事，我的心中起了极大的战争，我不能再想下去，也不忍再想下去。我也曾想到如果要避免这种种凄惨的结果，只有降服，只有加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但那样作，我必须与那些我素日所斥责的人们坐在一处，彼此虚与委蛇，作着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的讨论与合作，我必须与一些「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人作同工，我必须与别人一样，心中以为非、口里却要说是，我必须认黑作白，指鹿为马，我必须把我的信仰和主张都收在柜子里，终日去敷衍那些支配者、操纵者，我必须把我从前所写的那些刊物书籍都付之一炬，因为在那些刊物书籍中，我严格主张不畏强权、不顾情面、不随声附和、不人云亦云，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我严格主张教会不能与世俗合流，神的工人不能受不信的人的支配，我严格主张笃信救恩的教会不能与不信派掌权的教会联合，神的真工人不能与假先知、假师傅合作。我又想到如果我加入了「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我势必推翻了我以前将近二十年来在国内各地所作的见证，那样不知道将要有多少信徒因我而跌倒，神的名因着我要受多大的羞辱！我不能这样作，我不忍这样作，我不敢出卖我多年所事奉的主，我不甘心作犹大的门徒。我在月光下思想了一些时候，就走进小会堂内去跪下祷告，祷告以后，再到月光下去思想，思想以后，又到小会堂中去祷告，这样往返有好几次。我平日自己祷告很少发出声音，那夜却是大声祷告，以致楼上睡眠的同工都清楚听见。我那夜明白了我的主在客西马尼园中祷告的滋味。直到后半夜二时我才上床就寝。感谢神，那夜祂扶助了我，坚固了我，赐给我信心和勇气，使我决定心志不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那夜只睡了四个小时的觉，梦中仍是接连不断的梦见那些事。次日清早，我写了一封信，交工友送交联合促进会，信上说：

　　「来函敬悉，承嘱参加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一事，恕难照办。查贵会之设立原系以促进从前有西差会之教会使之自立、自养、自传为宗旨，敝会堂自创立迄今，向系自立、自养、自传，自无参加贵会之必要，再者，贵会系由若干信仰不同之教会所组成，敝会堂为保守纯一之信仰起见，碍难与信仰不同之教会联合。所嘱派遣代表参加聚会一事，不克从命，幸希鉴谅为盼。此复

　　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北京市分会大鉴

　　基督徒会堂敬复。五月一日。」

　　那天午间有一位信徒来看我，他是代表本市一个教会去参加联合促进会的聚会的。他告诉我说，他们正在会场的时候，工友将我的信送进去，大家看过后，认为像我这样倔强的人，谁也无法劝导，只好交给日本人办理。以后日本人河野静士进来，他们便把那信交给他，他看过以后便收在衣袋中，散会以后那位河野先生向北走去，那位信徒揣测他大约是到日军司令部去。那位信徒劝我赶快挽救这种严重的局面，切不可触怒日本军人，因为那是万分危险的事。他劝我赶快加入联合促进会，事情还可转圜。我回答他说，我已经定了心志，绝不参加。我感谢他的善意，但我不能接受他的劝告。他看我心意坚定，便说，「各人有各人的恩赐，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你既下了决心，我自然不再劝你加入，不过你不妨与那位河野先生见面谈谈，免得发生其他误会。」他又把河野的地址与电话号码留给我。他走了以后，我想，见见河野与他谈谈，免得发生别的误会，倒也可以，因此我定意下午找一位会日语的信徒陪我去见河野。我与妻商议，她认为联合促进会来了信，我们已经回了信，那就已经够了，如果我去见河野便是多走了一步，也是有惧怕日本人的意思，与我平日所讲不当怕人的教训是相悖的，因此她不赞成我去见河野。妻坚决阻止我去，我也略略改变了意思。那天是星期五，晚间有查经班，有一位通日语的信徒每次必来聚会，那天我心中想，如果她来，我就去一下，如果她不来，就是神的阻止。感谢神，祂那天特别阻止了那位信徒，使她没有来聚会，因此去见河野的事就作罢了。

　　6月24日晚间，有一位常在这里聚会的弟兄来同我谈话。他说他得了信息，此地政府当局受日方的命令，决定封闭不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的教会。他说，「全城的教会差不多都已经参加，你为什么坚决不肯参加？」他认为我是固持己见。他认为这个礼拜堂被封闭是一件太可惜的事。他说他自从来到北京，曾到过多处礼拜堂，要寻找一个属灵的家，末了找到这里。如果这个会堂被封闭，他便没有可去聚会的地方。所以他劝我急速加入，好避免不幸的结局。我那天留他长谈，我把不能参加的理由详细向他讲述。他明白了以后便说，「你既有这样充足的理由，就坚持到底罢。」在那个时期中我又屡次听见各种可怖的风声，我料想我们的会堂早晚要被封闭。同时我们教会中也有一部分信徒不赞成我这样作。他们只看见会堂被封闭是一件不幸的事，却不明白参加联合促进会是一件违背神的事。6月28日午后圣徒聚会的时候，我对他们解释按着真理我们不能参加的原因。我告诉他们我们宁可被封闭，也绝不参加。那时候每次聚会都可能是我们的会堂中最末后的一次聚会。有一次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位日本牧师声言，如果有什么教会不加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便是「重庆系」。我想这个罪名确是一个洗刷不干净的罪名。日本与英美交战，称英美教会为敌系教会，我们的教会既不是英美人所创办，又不受英美差会的资助，当然无法称我们为英美系了。但我是中国人，他们说我是「重庆系」这可怎么洗刷呢？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料想危险就在眼前，自然不免有些担心，但因为已经决定了心志，除了有时有些畏惧以外，心中倒也没有什么战争。那些日子风声越来越紧，甚至有一部分常来聚会的人都畏缩不敢来。其中有一个人亲口说，他所以不来聚会，是怕被日方关上会堂大门，把他逮捕了去。说起来真可笑，日方捕他作什么呢？那时候真可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许多人为我担心为我害怕，也有几位信徒听见这事从远方寄信来，劝我逃避危险，参加联合促进会。我每次得一封这样的信，就觉得这是一次「彼得式的劝告」，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感谢神，祂保守我，使我丝毫没有怀疑祂的指示，也没有摇动一点起初的决心。更感谢神，祂开我的眼睛，叫我看见「惧怕危险」便是许多很好的圣徒犯罪堕落的原因。祂使我看见扫罗王从最好的地步堕落到最可怜的地步，起始就是因为他看见非利士人众多，心中恐惧，便不等候撒母耳来到,就擅自献祭，因此违背了神。(撒上十三1-15)。我那时深知道如果我因为惧怕日方的危害，因而加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我便会像扫罗那样被神弃绝，被神废掉，再不配作祂的仆人，再不能作祂的仆人，那时我将要陷入最可怜的境地。我既从扫罗王身上得了教训，便在8月3日至16日所开的夏季讲道会中讲了扫罗一生的事迹。

　　8、9月间「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又在演变了。日本国内的教会已经改为「日本基督教团」。日方也命「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改组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起初联合促进会的人员认为「教团」这个名称既不是圣经中的名称，又明显是受日方的操纵，因而表示不赞同，但因为日方必要贯彻既定的政策，联合促进会中又没有威武不能屈的人物，便也就承认了。因此于9月8日「内务总署」召集教会领袖于灯市口妇女圣道学校举行第三次基督教讲习会，并筹备教团的成立，会期三日。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料想基督徒会堂被封闭的日子临近了，便特别勉励圣徒刚强勇敢，作主精兵，千万不要屈服于恶势力之下。

　　最后的战争终于临到了：10月9日午后6时，日人河野静士偕同一个中国翻译员到基督徒会堂来访我，告诉我说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调查官武田熙要见我谈话，问我能否在次日早晨九点钟到该部去。我知道最后的战争就在目前，我前面的工作和基督徒会堂的前途都系于这一次的谈话。我不能退避，也不愿退避，我当时答应说，「明天可以去」。我在5月1日没有去找河野，河野到底在五个多月以后找我来了。次日（1942年10月10日）的早晨有几位圣徒到会堂来特别为我祷告。9时前我骑脚踏车出发。在路上我口中唱着「站起进攻为耶稣」那首诗的前两节——

　　站起进攻为耶稣 作其圣架精兵
　　高举其纛极尊贵 不可使之伤倾
　　交战必胜而又胜 有主率领其军
　　直到仇敌皆败负 基督为万民君

　　站起进攻为耶稣 踊跃听其角声
　　而今主显大荣耀 速当上阵前行
　　仇敌虽多且凶猛 主兵更当尽忠
　　越遇艰难及危险 越敢奋力进攻

　　我一面骑着车向前进，一面口中唱着这首诗。我兴奋极了。我觉得好像率领着千百名军兵去冲锋陷阵。及至到了兴亚院华北连络部会见了武田熙，他首先说了一些景仰的话语，以后他对我说，「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在15日就要正式成立，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希望你能出来领导一下。」我当时对他说，「武田先生，有两件事我愿意你知道：第一件是我个人除了我自己的教会以外绝不参加任何团体、任何组织；第二件是我所照顾的教会绝不与任何团体、任何组织联合。」我当时并略略对他述说了一些我的信仰、我的主张、我的使命，并我绝不参加教团的原因。他见我的表示非常坚决，便对我说，「政府决定叫各教会都合一，这件事是势在必行的。」我回答说，「我为顺服我所事奉的神，为持守我所信的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所发违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经准备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绝不改变我今日的主张。叫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教团，是绝对办不到的。」他对我说，「请你再考虑一下好不好?」我回答说，「我已经考虑了几个月之久，现在不需要再考虑了。」他接连好几次请我再考虑，我也接连几次回答他说，再没有考虑的余地。我知道这样回答他是太硬，是太不留情面，但我不能说谎。我确是已经下了决心，不想再去考虑。如果我答应他再考虑，便是说谎。我不敢这样得罪神，我也不愿意给他留一个再劝诱我的机会。我必须趁着我刚强的时候把退路截断。封闭就封闭，逮捕就逮捕。趁着今日刚强的时候不得胜，将来一时软弱，就难免失败。我们两个人谈话已在一小时左右，我们双方的谈判已告决裂。我对他说，「武田先生，若没有什么别的事，我就告辞了。」我立起来，他也立起来，同我很恳挚的握手。我当时不明白这种亲善的表示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他是因我的谈话受感，而对我表示钦佩，或是他表面对我表示好感，以后再通知宪兵队逮捕我，处办我？无论如何，这次谈话蒙神的保守，我是得到胜利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上下午都有聚会，我想这日的聚会也许就是我们末后一日的聚会。因为我既然有那样坚决的表示，他们对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教团的事是绝望了，同时日方绝不能不贯彻他们既定的政策。基督徒会堂被封闭，按当时的情形看来是绝对不能避免的。又过了4日（10月15日）「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在中南海怀仁堂开成立大会。那天最值得人注意的事有四件：一、是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成立大会不是开在全市几十个礼拜堂中的任何一个堂内，乃是开在历来中国政府及日本统治下的华北政权每次举行大典或召开大会的怀仁堂内；二、是在那次成立大会中有华北日本军政界的首脑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要人出席致词；三、是成立大会的秩序单上的第五项是「为友邦大东亚战争阵殁将士静默」 （当日开会的秩序单上是这样印的。但教团成立周年纪念册上将「为友邦大东亚战争阵殁将士」十二个字删去，只印「静默」两个字。）四、是那日全市的通衢中贴了许多「新民会」庆祝「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成立的标语。就不用提教团成立的经过和内幕，只看这四件事，一个人若不是痴子，他总会明白「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背景是怎样的了。到这时候我们中间从前一部分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参加教团的人渐渐的同情我了。

　　教团成立后，关于我们基督徒会堂的消息转趋沉寂。我那时不知道前途如何演变，只是每日都准备着遇见不幸的事。我那时想到唐朝安禄山作乱的时候，许多地方的官吏都望风奔窜，河南北诸郡尽属于贼。真源县令张巡起兵于雍邱，后来睢阳被贼将尹子奇率大军围攻，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求救，张巡引兵三千进入睢阳，与许远一同守城的还有张巡的部将南霄云、雷万春，都与张巡同心协力坚守睢阳，一直到城中食尽，将士病不能战，城陷被杀。可是因着这几个将帅的忠勇，保全了江睢富庶之区。我对我的几个同工讲论这几个人的故事，勉励他们作今日教会中的「睢阳勇士」。我劝勉他们在这整个的教会都被撒但蹂躏的时期，无论如何总要为我们的主保守这一小块干净地土，纵使像张巡、南霄云、雷万春那样以身殉城，也不要向撒但屈服请降。感谢神，这块干净土是保守住了，我们却未曾像那几位将帅以身殉城。睢阳城终于失陷了，基督徒会堂却是屹立未动。这是神的保守、神的大能。

　　11月10日的午间，本段派出所警察送信来叫我即刻到日本宪兵队去。我因为从日军占领北京后，日本宪兵队从来没有传过我一次，这次忽然传我到队揣想必是为教团的事。我料想日方必是藉着宪兵队的威势劝诱我恐吓我，如果这次还不屈服，就先把我押下以后再对付我。我一点不会想到还有别的原因。因此赶快拿了我的皮包装上我的圣经、眼镜盒、毛巾、牙刷和一双毛袜，又多穿了两件衣服，预备被他们扣下。无论如何我仍是绝不参加教团。我不但在神面前应许祂要顺服到底，我也在众圣徒面前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我有一日屈服，领我们的教会参加华北中华基督教团，你们就都即刻离弃我，再不要听我讲道，你们就称我为加略人犹大。」（这话是在10月25日下午5时圣徒聚会中说的。）我已经破了釜，我已经沉了舟，我已经堵塞了我的退路。那日我临出门的时候对妻说，「如果到日暮我还不回来，便是被宪兵队押下了。无论如何绝不屈服。」我早就想到有一天宪兵队要拘捕我，我曾对我的几个同工们说，「如果我被宪兵队拘押，你们中间谁也不可为营救我而允诺参加教团。若是你们这样作了，我出来以后不但不感激你们，还要怪罪你们，并且我们还要自动的关门停工，因为我们已经失了节。」那天我没有对妻多说什么话。她送我到门口的时候，我连头都没有回便走了。到了宪兵队，看见有几个别的教会的「牧师」在那里，我讯问他们是为什么来的，才知道是宪兵队把他们传来办理移交英美差会房产的事。后来向宪兵队的人问明，知道他们所找来的都是英美两国差会所设立的教会的牧师，并没有我的事，不过是因为派出所弄错了，才把我传去，我便回来了。虽是一场虚惊，但回头一想，确是很有意味。感谢神，随时赐给我需用的力量，没有使祂的名受到羞辱。

　　从10月10日武田熙找我谈话以后，日方与教团方面都未再来找我。起初几个月我还准备随时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及至1942年过去，我看再没有任何新的事态发生，才料想他们是不再过问我了。1943年11月我到青岛去领会，听一位弟兄告诉我说，武田熙某次到青岛的时候，青岛教团分会的同人宴请他。在席上有某君问他说「武田先生，华北各教会不是都必须加入基督教团么？怎么王明道主持的教会不加入呢？」武田熙回答他说，「我曾与王先生会谈过，他不加入的理由很充足，他的态度也异常坚决。我们无法勉强他们加入。」某君再往下问说，「如果别的教会也像他们那样不加入，教团不是就散了么？」武田回答说，「别的教会也不能这样作。」听见这番谈话，再证以1942年冬在北京间接听人传述武田先生所说与我谈话所得的印像，我明白那次他对我所表示的亲善不是恶意，乃是诚意。感谢神，那天赐给我需用的勇气和信心，并在我身上成就了祂的应许「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太十18-20）神的话是那样真实可靠，投靠祂的人真是有福的。

　　今日回想那一场恶战因着神的保守得到了光荣的胜利，实在当欣幸感恩，可是在那时候确是十分的艰苦。在日方军部的势力之下，谁敢略有反抗？还记得那时有一位朋友来劝我说，「明道，我劝你还是学聪明些。到不得已的时候再牺牲也值得，现在还不是牺牲的时候。」我说，「这还不是牺牲的时候，什么时候才是呢？」他又对我说，「你不知道日本军部屠杀一个中国人就像我们弄死一个蚂蚁那样容易么？」我听他所说的这句话，当时心中确是有片刻的畏惧。不久我回答他说，「你说的是，但我不是一个蚂蚁，我是至高神的仆人。神不许可，任何人不能加害于我。」在那一年当中，信心有时坚固，也有时软弱。每逢听见一些险恶的风声，心中便涌起一片畏惧的波浪。我自己生性就胆怯懦弱。父亲是在义和团之乱被围的时候因惧怕而自杀的。我是他的儿子，我在这点上很像父亲。这次得着了光荣的胜利，是神的大能在我的身上彰显出来。我没有可夸的，我只夸神的作为、神的信实和神在信靠祂的人身上所显的大能、大力。我的胆量虽小，我所事奉的神却大得无比。有些人说我大胆无惧，他们说得不对。我一点不胆大，我更不是不惧怕。我惧怕得很。不过我怕得比一般人合适一些，我怕对了地方，我怕我得罪了神。我确实的知道，如果我得罪了世上所有的人，他们都起来加害于我，只要神略一伸手，我便可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但如果我得罪了神，以致祂向我发怒，降祸于我，纵使世上所有的人都想救我，也无济于事。我不是不惧怕，我乃是怕那位当怕的神，却没有怕那些不当怕的人。

　　这场属灵的恶战最艰苦的一点，并不是他的险恶剧烈，乃是时间长久。如果战争的时间只有一天或几天，那就容易得多。纵使它只有一两个月也还好受。可是它的时间自从一月延到年底。这样久的时间，每日在惊风骇浪中度生活。准备着遭封闭，却未封闭；准备着被逮捕，却未逮捕；可是随时又有被封闭、遭逮捕的可能。撒但在这悠久的时日中，便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那种滋味、那种痛苦只有过来人才能明白。我是一个人，我有人的心思，人的感觉，人的爱好，人的畏惧。我愿意度着平安的日子，我惧怕身体的痛苦祸患，我知道日本宪兵队的残暴，我晓得囹圄中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我家中有年近八十高龄的老母，我不愿意她担惊受怕。但为神的真理、神的荣耀、神的教会和我所事奉的主、所见证的道，我又不能向撒但高扯白旗，去作神的旨意并我的良心所不许可我作的事。我感谢神，祂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祂率领我在基督里夸胜。我又感谢神，祂使我的同工和我的妻子都与我同心，没有一个人掣我的肘，他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回想1942年全年的岁月，无异乎在火窖中行走了三百几十日。感谢神，在火窖中行走的不是只有我们几个人，还有一位「相貌好像神子」的与我们一同行走，所以「火无力伤我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的神今日仍是我们的神，但以理的神今日仍是我们的神。神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自从经过了那一次的战争以后，我的信心和勇气都增加了不少。在那样危险的境地中，神都保守了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那一次宝贵的经验在近几年来使我得了不少的帮助。

　　从这些年工作的经验中，我明白了牧养教会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许多信徒聚集在一处，各人的性情不同、知识不同、见解不同、背景不同，基督徒虽然有了基督的新生命，但各人还都有肉体和肉体里面的坏东西。不遇见什么事或不长久相处，还不感到什么困难。一遇见事情或相处的日子一久，种种的纠纷便相继发生了。有些人粗心大意，有些人精细谨慎；有些人心小量窄，有些人慷慨豪爽，有些人诡诈阴险，有些人正直忠诚；有些人多猜多疑，有些人心地坦白；有些人视财如命，有些人挥金似土，有些人胆小如鼠，有些人勇猛似虎，有些人事事想从别人得利，有些人处处愿意帮助别人。而且有长处的人也都有短处，总没有一个人只有长处，没有短处。把这许多人集合在一处，日久天长不发生磨擦冲突，真是不可能的事。牧养教会的人需要照顾、领导这些人，也需要包容、疼爱这些人。当他们彼此中间发生磨擦冲突的时候，需要为他们调解，稍不谨慎，便会把事看错，把话说错，以致使事态越发恶化。就是说的话都十分公正、下的判断都十分确当，两方面因为都看见自己的理，却没有看见对方的理，便很容易认为他有所偏袒，因而对他发生误会。牧养教会的人本是为爱主和爱群羊的缘故才肯费心、费力、费时光、费唇舌，去为他们调解。谁想到竟因此招来误会，如果不存着慈母的心肠，谁愿意再过问他们的事呢？还有许多时候存着爱心帮助人、栽培人、规劝人，那得帮助的人不但不知道感激报答，稍不如意竟会看那帮助他们的人为仇敌，给他许多打击和痛苦。作父母的只有几个儿女，便常感受这种痛苦。一个牧养教会的人要照顾几十、几百个信徒，他所要遇见的打击和痛苦要有多少呢？

　　牧养教会的人还有一种困难，就是他们按着神使他们看见的真理，决定一件事情，进行一种工作，他们既知道那是合理的，当然要尽心竭力的去作。有些信徒没有看见他们所看见的，便认为他们作的不对，其中有些人在他们的背后批评论断，也有些人在他们面前提出建议。他们既清楚明白是应当作的，自然不能听了别人的建议便改变方针。这样一来，那些人便认为他们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于是便批评反对。在这种情形之下，牧养教会的人要想向神尽忠，便不免遭一些信徒的反对；要想避免这种反对，就不能向神尽忠。那些战兢恐惧、小心翼翼、时时看众人的面色行事、只求众人的欢心、根本不想到向神尽忠的传道人，自然遇不见这种难处，但他们也作不好神交托他们的事工。我还记得1942年拒绝参加「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那个时期，我们中间就有一部分信徒不赞同我的主张，因为他们没有看见我所看见的。他们认为参加那个组织既不是必须敬拜假神，又不是必须丢弃信仰，那有什么不可的呢？他们只看见工作，没有看见神向我们所要的忠贞和顺服。那时有些人在我背后表示不满意，也有少数的人来劝我参加，我只有毅然决然的谢绝了这种建议。当时确是有些人不对我表同情，认为我是刚愎自用，独断独行。在一个长时期以后，他们才明白他们那时的见解是错误的。

　　在接纳信徒这一件事上，我也常遭一部分信徒的误会。许多信徒认为他们费心费力领了几个人信主，应当快些允许他们受浸。他们却不晓得有些人口中表示信主，心中并未曾真实信主。他们中间有些人是为希冀得世上的利益而表示信主的，有些人是为想讨上司或主人的欢心而表示信主的，有些人是为追求信主的异性而表示信主的，有些人是敷衍信主的亲友的面子而表示信主的，还有些人是糊糊涂涂、盲听盲从而表示信主的。我在多年以前也像他们一样，认为一个人口中表示信主便是真信了主。多年痛苦的经验使我明白了，口中表示信主的人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未曾真心信主的。如果把这些人都接纳到教会里来，便是给教会种下了祸害的种子，教会焉能不腐败呢？十几年前有一位热心有余、见识不足的信徒，很努力劝人信主，也努力劝人受浸。她领了不少人来请求受浸。但我同那些人谈话以后，发现其中大多数的人根本没有信仰和生命，还有一些人完全是因为情面难却，不得不敷衍她，所以随着她的领导来请求受浸。当然我不能允许他们受浸。那位圣徒难受极了。她想她费那样多的时光和力气领了一些人来，我竟不肯接纳他们，那真是不可容忍的事。她把那些人带到另一个教会里去，他们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中受了浸。她自然也就喜欢留在那个教会中。就是在今日我们中间仍有一些信徒因为我在接纳信徒这件事上特别慎重，心中仍然不太满意，我却清楚知道要保守教会不致腐化，这是一件极不可忽略的事。

　　我不轻易请人讲道，也是常遭人误会的一个原因。我们会堂中的讲台，除了我的几个同工以外，只有极少数别处的工人会被邀登台讲过道。此外无论是本城的，或是从外边来的，我们都十分谨慎，不敢轻易邀请。因为如果请他们来讲道，却不深知道他们的信仰，倘若他们讲出不合真理的话来，是半途阻止他们呢？还是容他们讲完呢？我既把他们请来，当然不应当半途阻止他们，给他们难堪，但如果容他们讲完，势必使听的人受到损害。到那时岂不是进退两难？最安全的道路就是在未曾十分清楚知道这个人的信仰以前，绝不请他登台讲道。另一个缘故是有些传道的人虽然会讲道，但他们的生活和品德却卑鄙污浊。若不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是不容易被人知道的。如果贸然请他们讲道，有一天他们的劣迹显露出来，不仅是玷污了圣洁尊贵的讲台，而且会使许多人受到坏的影响。我从经验中看见有不少会讲道的人确是心中充满了诡诈、贪婪、淫乱、嫉妒、骄傲、自私。他们会利用登台讲道的机会彰显自己，欺骗听众，诱惑人跟随他们，勾引无知的妇女，在教会中散布分争，有一天教会受了大害，请他们讲道的人不能不负责任。许多信徒就是因为教会请了这样的人讲道，后来受了他们的害，因此我不能不特别谨慎。但多数的信徒不只没有这种经验，而且不容易信那些会讲道的人能有这种邪恶的生活。他们以为一个人讲道讲得好，便是神忠心的仆人，就希望我快请他到我们这里来讲道。我因为慎重起见，当然不肯轻易邀请他们，这便不免招人不满意，甚至会招来误会、批评、与论断。我一点不怪罪他们。二十几年以前我也和他们一样，听一个人讲道讲得好，便认为他是神忠心的仆人，便敬爱他，接待他。如果我在那时照顾一个教会，我一定会请他来讲道。但这二十几年间我从经验里深深明白了主耶稣警告门徒的话：「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黎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阿，主阿，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么？』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太七15-23）我为这件事曾受过不少的误会。但在那些人的劣迹显露出来以后，误会我的那些信徒才承认我所作的确实是对了。

　　不热心的信徒对教会的事工漠不关心。热心的信徒对教会十分关心，因此他们总希望他们所提的意见都被采纳。如果他们的希望不能实现，他们便感到痛苦。牧养教会的人应当嘉许他们的热诚，但又不可完全采纳他们的意见。这一定会使他们受打击、遭失望，还会使他们对牧养教会的人不满意。但神的仆人若想对神尽忠，就再不能顾到这些困难。

　　在讲道这一件事上也有同样的困难。注重某一方面真理的人便总希望能当听他所注重的道理，正好像喜欢吃鸡、鸭、鱼、肉的人巴不得每顿饭都吃鸡、鸭、鱼、肉，喜欢吃青菜、萝卜的人巴不得每顿饭都吃青菜、萝卜一样。明智的父母绝不能因为子女喜欢吃什么，便每餐都给他那种东西吃，那样会毁坏他们的健康，妨碍他们的发育；总要将各样的食品调换着给子女吃，使他们的身体得到各种的营养。一个向神尽忠而且真爱群羊的牧人，也当这样不照着信徒们所喜爱的，却照着信徒实际的需要，按着时候分「食物」给他们吃。那些偏重某一方面真理的信徒自然会对他们不满意，向他们发出怨言来。

　　牧养教会的人应当怎样应付这些困难呢？第一，应当决定心志，只求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向神尽忠；第二，应当存着父母疼爱儿女的心对待自己所牧养的群羊；第三，应当把自己的得失、荣辱、利害、损益，一概置之度外；第四，应当存心谦卑，虚怀若谷，乐意采纳一切良好的建议和规劝；第五，应当不顾情面，不怕反对，勇敢贯彻自己从神所得的指示，不怕受人误会批评。有了这几样，便不愁不能作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工人了。作一个忠心事奉神的人困难实在很多，受的苦痛也不少，但他在神面前所得的福分和赏赐，足能补偿他所受的损失而且有余，他又何必畏缩退避呢？

　　神给我一样特别的恩典，是大多数牧养教会的人所得不着的，就是二十几年来我到过几百处教会，在那些地方看见了许多的事，因而得了许多经验。我看见了许多教会的长处，也看见了许多教会的短处。我看见了许多教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也看见了许多教会是怎样败落下去的。我看见了许多传道的人怎样成功，也看见了许多传道的人怎样失败。我看见了许多忠厚的人怎样受人欺骗，我也看见了许多诡诈的人怎样欺骗别人。我看见了许多敬虔的人暂时受了别人的误会和攻击，后来却因此蒙了神极丰盛的恩惠，也看见了许多狡猾的人暂时得了势力与亨通，后来却因此招来极惨痛的结局。我看见了一些教会中的领袖存心谦卑，虚怀若谷，因而被神所重用，也看见了许多教会的领袖好大喜功骄傲狂妄，因而被神所废弃。我看见了有些为神作工的人因为刚强勇敢，便战胜了仇敌的威胁与恐吓，因而立了战功，也看见了许多为神作工的人因为胆怯畏惧，便屈服在强权势力之下，因而遭了失败。我看见了清廉圣洁的传道人被神高举，得人敬爱，也看见了贪污淫荡的传道人受神咒诅，被人厌恶。我以那些好的作为自己的模范，以那些坏的作为自己的鉴戒。这种丰富的经验和阅历，是株守一隅的传道人所无从得着的。神使我有广大的机会能够得着，这是祂特别的恩惠，也是我特享的权利。

　　从1925年春在甘雨胡同二十九号我的家中开始有几个人聚会，到今日已经将近二十五年。这二十五年中从几处家庭中的聚会渐渐进展而租房，再进展而建堂，从几个人聚会增加到七八百人，从两个同心的圣徒——我和我的老友石天民——增加到几百位圣徒（包括留在北京和已经外出的）。这不但不是出于我的计划，而且是我从前想都未曾想到的。这都是神的作为，只有祂当受赞美和尊崇。我不希望作大事，我只希望在今日这真道不明、人欲横流的世界上能活出神所要的人生来，能证明神的道，能在神面前尽忠，能在我的岗位上荣耀神，能随处播散基督的香气。我不希望建立一个大的教会，我只希望在今日这教会与世界同化的景况中，能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教会，使圣徒和世人能知道教会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团体。今日世界上需要有一些「模范的圣徒」，也需要有一些「模范的教会」。我求神使我能作这种圣徒，我求神使我所牧养的教会能作这种教会。

1949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