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王明道传》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主的教会，就是祂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徒二十28）（本节中「主」字有古卷作「神」字。）

　　这几句话是保罗在米利都对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所说的。他要他们知道他们作全群的监督固然是被使徒设立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圣灵设立了他们，使他们牧养全教会。因此他提醒他们，使他们明白他们的责任是何等重大，他们的使命是何等宝贵！所以他们必须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从这里我们看出来牧养教会的人如果只被人「封立」，却未会被圣灵设立，根本就不能作全群的监督。人可以派人作社会中各机关各团体的职员或首长，但若没有圣灵的引导和印证，人就不能立任何人作教会的领袖。今日教会中的主教、会督、会长、长老、牧师、执事，数目诚然不少，但被圣灵所立的有多少？完全是由人所立的又有多少？圣灵不会立未曾悔改信主的人作全群的监督，不会立没有好品行的人作全群的监督，更不会立「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人作全群的监督。我们固然不能知道今日各教会的领袖有多少是被圣灵所立的，有多少不是被圣灵所立的，但我们若观察一下今日各教会的领袖的信仰、生命、心志、品行、道德、工作，便可以知道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绝不是圣灵所立的，今日教会腐败到这种地步，原因虽然很多，但教会中的领袖大多数不是圣灵所设立的，实在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任何团体中间若没有良好的领袖，就绝不会有什么良好的成绩；教会中缺少了忠心服侍神的领袖，教会也要大受亏损。凡敬畏神的圣徒对今日的教会都感到痛心失望，都承认需要一种彻底的改革，但如果不多有被圣灵所立作全群监督的圣徒兴起，教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复兴。我们为今日的教会祷告的时候有许多应当呼求的，其中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求神的灵更多的设立祂所拣选的人作全群的监督。

　　我在被神差遣选召的时候很清楚的知道祂要我为祂作工，但祂要我作工的方式和道路，我却一点都不知道。当我在二十岁决志接受神的差遣的时候，我还以为神要我在我本来所在的教会中作工，我也预备接受那个教会的资助入神学院读神学。及至二十一岁蒙了神特别的光照以后，读神学的计划就根本打消了，但我还以为神是用我改革旧日腐败的教会。过了两三年，我渐渐发觉改革旧日腐败的教会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那样的教会中真实悔改信主有生命的人数目少得可怜，作领袖的人中又多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的人。同这些人谈改革教会，无异乎「与虎谋皮」。因此我便少到任何旧日的聚会中去，只是自己在家中查考圣经，有机会和人谈道查经，就作些个人的工作。那时我丝毫没有意思要开始作一番新的工作，连想都未曾想过。

　　北京基督徒会堂的建立真是完全由神一步一步引导的。在上一章里面我曾略略提过怎样从在我家中几个人的小聚会逐渐发展，到1933年春借隆福寺街社交堂的房子聚会。当我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想到借地聚会不是长久之计，但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正在那时候，老友石天民和一位两年前在病中蒙神呼召的弟兄一同寻觅居住的房子。他们看中了一所房子，但他们两家用不了那么多的房屋。这才想到何不留下院中北面约五间大房作聚会的用途。经过了几度的磋商和祷告，我们决定就这样作。房子有了，聚会用的椅子和讲桌却一件也没有，每月还要付出一笔房租。以前在圣徒家中聚会的时候，各家都有自己的桌椅家具，又不需要出房租，因此没有什么开支。借社交堂聚会的时候，因为每次聚会付与该堂两圆钱的杂费，所以我们便放一个「献金箱」在堂门里面，从箱中取出的款就作付杂费的用途。将房子租妥以后，我们请一位弟兄到木器铺估价，打算定制一百条长椅子，每条可坐三个人，再定制一个小讲桌。又计算把五间通连的房子的木隔板拆开，把房子里面裱糊一下。这几项用费和第一个月的房租加在一处，需要四百五十圆上下。估计完毕，我便在聚会中报告，请赴会的信徒在三个星期日的聚会中把乐意为这项用途奉献的钱带来，放在献金箱内。每次会毕以后，由我们所托付的五位圣徒开箱，将款取出保管。我们定规如果三个星期以后所收到的献金能达到我们所估计的数目，我们便照数制作那些椅子，如果款少就少作椅子。绝不请人垫钱，不募捐，也不借款。三个星期以后，我们数算了三次的献金，已经超过五百圆。很快的便置办了一切需用的家俱。1933年4月23日在新租的前炒面胡同甲二十三号的房子里起始聚会。从这时候我们才有了比较适宜的聚会房子。五间北房，拥挤着可以容一百八十到二百人。院中还可以坐一百人上下，连东、西、南房三家圣徒自租的住房里也坐二三十个人，总数可以容三百多人。那年6月10日，第一批受浸约六位圣徒在西郊颐和园墙外的河里受浸。7月31日起开夏季讲道会十三天。从那年起，每年夏季我们都开十几天的讲道聚会。那时候我每年都出外作工几次，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不在北京。北京的工作由老友石天民和另外两位弟兄负责。

　　才迁到前炒面胡同的时候，我们因为有了比较适宜的房子聚会，快乐得很。但不久又感到困难了。因为一到冬天院里太冷，不能久坐，屋子里又容不下那么多的人，无可奈何，只好报告请穿厚衣服的人坐在外面，让那些穿得少的人坐在屋里。有些人真可爱，他们来得早，已经坐在屋子里了，但一听我报告，立时便出去坐在院子里，让座给穿衣服少的人。1934年2月14日起，利用春节大家都放假的机会，开春季布道会八天。在院中搭了一座席棚，像人家中办喜事的时候所搭的一样。在棚里用砖搭成两个炉子，聚会的时候生火取暖。可是席棚内究竟不能像屋里一样暖和，只是比在露天暖一些就是了。在前炒面胡同聚会共四年三个月零八天。每年春季开布道会都是这样搭席棚，砌火炉。一到天暖的时候，我们便把窗子取下，使屋内院中都通连起来，这样，院中的人不但听得见讲道，而且看得见讲道的人，讲道的人也可以看得见院中坐着的人。一到天冷的时候，再把窗子安好。

　　1934年8月1日起，开第二次夏令讲道会十四天，每晚七时半开会。8月8日那天晚间，我正要讲道的时候，忽然落下大雨来。院中坐着的人都起来避雨，但屋内已经坐满了人，一小部分人挤到屋内站着，另一些人避入东、西、南三面，三家圣徒的住屋里面，剩下的一部分人站在屋檐下，淋得衣履皆湿。经过那次困难以后，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宜长久聚会，我们需要有一座更适用的房子，于是我开始祷告，求神给我们预备一个适宜的地方。不久神把一个意思放在我心中，要买一块地皮，建筑一座礼拜堂。经过几日的祷告，又与几位同心的圣徒谈论以后，便另外预备了一个建堂献金箱，报告会众，凡乐意为购地建堂献金的，请在每次聚会的时候把献金放在那个箱子里。我们又推举五位圣徒保管这笔献金，每次取出登账以后，便存在银行里，等到够用的时候进行购地建堂。自1934年8月12日起开始为建堂献金，到那年年终，收到建堂献金四百七十八圆七角八分。1935年全年，收到建堂献金一千二百二十三圆五角七分。到1936年春季我们手中已经有了两千多圆，因此便开始物色地皮。3月间看到史家胡同四十二号的一所房子面积共一亩一分八厘三毫一丝七忽，有十六间房子，索价四干二百圆。我一看见这所房子，心中就有一个意思说，「这个地方最好，就买这所房子。」但有别位信徒主张多看几处，或者还能遇到更价廉的房子，不料费了许多时光和力气，看了几处，再没有比这所房子更适宜的。我们定规买房子的时候决定几个原则：第一，不在用假神名字的街道上购地建堂，就如土地庙、观音寺、老君堂、玉皇阁、大佛寺、斗母官、关帝庙，等等的街巷；第二，需要在市中心区，好使全城各角落的信徒都不至走太多的路；第三，需要在临近大街而且容易找到的地方，一方面使初来的人不至费事寻觅，另一方面在雨雪之后，路途泥泞的时候赴会的人不至太感困难。史家胡同四十二号的地址在这三点上都是最理想的，因此我们在三月底便决定购买这所房子。四月间与旧业主定妥订立契约，但这时候我们手中的钱不过只有三千圆左右。可是同时发现旧业主的契纸不完备，需要一个时期办理清楚。当旧业主把一切手续办完以后，我们手中所收的献金已经足够付房款的用途了。同年10月又自财政局购得门前空地一段，计一分四厘二毫五丝九忽，总面积便有一亩三分多了。

　　当我们准备购地建堂的时候，便想到在政府立案的事了。因为教会购地应当用团体的名义订立契约，而且将来礼拜堂落成，也需要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好几百个人常在一处聚会，也需要在政府立案。经过多日的祈祷和考虑，我选择了「基督徒会堂」这个名称。聚会的人是基督徒，称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为「基督徒会堂」实在是很适宜。这个名词译成英文是The Christian Tabernacle。前几年我看见一本书里有一段话，说犹太人聚会的地方称为「会堂」，今日我们若称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为「基督徒会堂」，便是与犹太教发生了关系。那本书的著者是主张用「基督徒聚会处」的。其实新约中所说的会堂在希腊文里是Synagoge，杨氏经文汇编Robert Young’s Concordance解释它的意思说，「多人聚会的地方。」「Place where people are led together」， 英文圣经就照原文的音将这个字译作 「Synagogue」，至于中文的圣经更没有用希腊字的译音，乃是用一个极易明了的中国名词，尤其没有说这个名词是只有犹太人可以专用的。怎么基督徒就不可用呢？如果说用「会堂」便是与犹太教发生关系，那么中国军政机关里有些部门常用「处」字，称「基督徒聚会处」难道不怕和军政机关发生关系么？何况我们并不是单称「会堂」，乃是称「基督徒会堂」呢？除了那本书的著者以外，大约任何人看见「基督徒会堂」这个名称，也绝不会想到我们与犹太人有什么关系罢。

　　1936年春季我们进行呈报立案的事。2月8日得着公安局的批示，准许备案。3月5日又得着社会局的批示，准许立案。3月21日我们在聚会的房子的大门外面悬挂了一面白地黑字的横匾，上面是「基督徒会堂」五个大字。我们立案、购地都用这个名称。从那年起，我们就正式用这个名称称我们聚会的地方。（录注：50年代前没有基督教××会）。

　　1937年春季，我们手中已经又有几千圆的献金，便预备建筑会堂。有一位工程师估计一座可容四五百人的会堂需要两万多圆。我们那时就没有敢想能有一座像样子的礼拜堂，只希望能有一座较为牢固的棚子，在聚会的时候不受到风雨的侵袭，我们便很知足了。但神的恩惠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在那年春夏之交，竟以六千七百九十二圆，建筑了一座七十英尺长、四十英尺宽、十八英尺高、（室内从天花板到地面）石板顶的礼拜堂。5月初兴工，7月底竣工。在兴工以前有一位患病卧床多年的姊妹邀我到她的家中谈话，讯问我会堂冬季取暖的设备可不可安装暖气管。她说装置煤炉既不美观，又多灰尘，而且占据不少座位。她又说如果我不反对安装暖气管，她喜欢奉献全部暖气工程。我们从前想都没有敢想到安装暖气管这件事，神竟给我们这种出乎意外的设备。祂的恩典是何等丰盛啊！

　　1937年7月底，史家胡同四十二号新堂的工程竣工，8月1日上午十时十五分举行奉献新堂聚会，到会的在五百人左右，从那天接连开夏季讲道会十八天。那个时期正值中日战事发生，7月28日夜间中国军队撤退，8月8日正午日军入城。因为人心恐慌，城中许多事业都陷于半停顿状态之中，所以夏季讲道会较往年的日期增加了几天。这时因为有了可容四五百人的会堂，聚会的人不再受烈日暴晒，寒风剌骨的困苦，而且不必再顾虑来人无处可坐，大家的心都感到特别快慰。 新会堂是落成了，但我们仍需要一间小会堂，作儿童会集会的用途，还需要一间会客室并几间小屋。但会堂落成以后，所存的款已经没有多少，所以我们便再等候神的预备。到1938年夏，才开始建筑院内南面的小楼。计下面小会堂一小间，可以容一百人，小屋两间，楼上客厅一大间，小屋四间，院内平房三间，男女厕所各一间。8月7日将小楼奉献给神。到1938年底，院内全部工程竣事。

　　这次从1934年8月12日开始为购地建堂献金，到1938年12月25日止，4年零5个月，共收到献金一万九千零六十四圆一角七分。加上五年在银行存款的利息四百六十圆零九角八分，再加上出卖院内的几株大树和拆除的房屋旧料所得的款二百六十四圆八角，一共收入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九圆九角五分。支出的部分连购地建堂、置买家俱木器，一共用去一万九千七百五十八圆二角一分。到一切账目都结清以后，还余存三十一圆七角四分。这一切的用款大部分是由圣徒在赴会的时候投到献金箱内的，还有一部分是圣徒交来或是外埠的圣徒汇寄来的，这种献金我们都给他们收据。从开始预备购地建堂，我就谆谆嘱咐圣徒绝不可为这件事向任何人劝募款项，因为那是不荣耀神的事。

　　现在我要谈一谈会堂内部的设备了。堂内四面除了左右两面各有两个门和五扇窗子以外只有雪白的墙。我们不悬挂任何字画。我们愿意圣徒进到堂内没有任何东西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好使他们专心敬拜神，我们的会堂里面和外面没有一个十字架，因为那是罗马教会的标志。在会堂的东南角的外面有一块白色的房角石，上面刻看四句话，表示我们的信仰和我们所注重的要道，后面又刻了建堂的年份。房角石上这样写着：

　　祂为我们的罪受害
　　祂从死人里复活了
　　祂已经被举到天上
　　祂还要再来接我们
　　一九三七年夏建

　　因为要节省地方，我们的讲台设置得很小，只有不足十二英尺长，不足七英尺宽，仅足放一个讲桌，两三张小椅，和一块黑板。讲台前面是一个浸池，讲台两旁设有两副幔帐，有人受浸的时候可以临时拉上，供换衣服的用途。在建堂和安排堂内设备的时候，我们注意三件事——简单、清洁、庄严。堂内的讲台讲桌和椅子都是深灰色的，为要使人看了神经宁静。会堂的门窗里面一律漆成白色，和墙一样；外面一律漆成灰色。堂内只有一架钢琴是紫色的，那是会堂落成一年以后一位女圣徒所奉献的。

　　我们会堂内每周的聚会往这十几年中有过几度微小的变迁。剩下是每星期日清晨有查经班，上午十时半有敬拜和讲道的聚会，同时在小会堂有儿童聚会，这样把小孩子和成年人分开，既可以使成年人的聚会安静，不受搅扰，又可以使小孩子们领受一些适宜的教导和栽培。下午有圣徒的聚会，会中分领主的晚餐。这个聚会我们只允许被接纳的圣徒参加。此外每周还有一次祈祷会、一次讲道会、一次姊妹的聚会。每年春节开几天的布道会。每年纪念主被卖到记念主复活开几天的会。每年夏季开十几天的夏季讲道会。这种一连若干日的聚会收效最大。此外还有一些家庭聚会。

　　我们每年记念主耶稣受难与复活，不照着罗马教会所规定的遗传，是照着每年犹太人逾越节的正日子。春分后的第一个月望是犹太人的正月十五日。因此前二日的晚间便是纪念耶稣被卖的日子，我们那天晚间有特别聚会，在月光之下分领主的晚餐。次日（月望前一日）记念主被钉，从那天日落时算起，过了三日三夜，我们便记念主复活了。

　　我们不庆祝「圣诞节」，因为这不但不是圣经上的真理，而且是罗马教会把古代欧洲人拜假神的日期和习俗改头换面所制造出来的。我们要使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完全与圣经中的真理相符合，不减去什么，也不加上什么。

　　我们对接纳圣徒采取严格的办法：在未曾清楚知道一个人有真实悔改、信主、得救的经验以前，我们绝不允许他受浸。我们不注重考问什么道理，只注重悔改、信主、得救、重生的经验，这种经验是藉着他们生活的改变证明出来的。我们接纳圣徒是根据「宁缺勿滥」的原则。有些人我们能在一个短的时期中认出他们是已经真诚悔改信主的人，便早些为他们施浸；有些人比较难认识，我们便请他们等候。有些人等候到一年、二年、三年之久，方能受浸。又有些人因为很久不能受浸，便发怨言，甚至发怒，再不来聚会，我们很庆幸没有给他们施浸，因为这样的人如果加入了教会，一定不是教会的益处。有些人很久不能受浸，仍是谦谦卑卑、殷殷勤勤的来聚会，一点不发怒，一点不出怨言，他们认为不能受浸必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这种人受浸以后多半是很好的圣徒。

　　有不了解我们的人毁谤我们，说我们拉别的教会的信徒加入我们的教会。实际上我们不但不去拉他们，就是他们自己来请求加入我们的教会，也是极不容易得着我们允许的。经验告诉我们，许多信徒离开他们本来的教会去加入别的教会，并不都是为爱主、为爱真理而作的。有些人在自己的教会中惹了祸，犯了罪，受了斥责，或是受了别人的排挤，没有反抗的力量，或是争名夺利达不到目的，或是同教会中某些人闹意见，以致再不能在原处立足，因而气忿忿的离开了那个教会。他们不甘心受羞辱、遭损失，总想报复一下，他们自己却没有力量能作什么。这种人最喜欢去加入另一个教会，以便藉着这个教会的力量去攻击他所离开的教会。北京有一句俗话说，「官报私仇」，用在这种人身上最合适。这种人攻击他们所离开的教会，表面上说是为真理，实际上却是为报仇泄忿。教会若接纳了这种人，简直是自取败亡！因为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所以特别小心，不肯轻易接纳别的教会的信徒。我这许多年来亲眼看见许多新兴起的教会批评老的教会不好，竭力拖拉老教会的信徒加入他们的教会，当时确是兴旺热闹了一大阵；可是不出十年、二十年，他们的教会竟弄得比他们所批评的老教会更腐败、更黑暗。我看见这种现象，深深的受了警戒，我绝不愿意蹈这种复辙。我不愿意建造草、木、禾秸的工程，从外面看起来伟大，却经不住火的试验。我愿意建造金、银、宝石的工程，虽然微小，却能长存。接纳三个「真实信主的圣徒」，强如接纳三百个、三千个「没有生命的教友」。我们既不想藉着人数众多得名、获利、或增加自己的势力，又何必拉人加入我们的教会呢？不过我知道有许多自命为热心的传道人确实有这种行为，那些不深认识我的人把我和这些人同列，我又焉能怪他们呢？

　　从一九三三年直到现今十七年之久在这里受浸的一共不过只有五百七十多人。有许多新兴起的教会，一两年之内就能有这样多的人受浸加入教会。在这里受浸的每次只有几个人，有时只有一两个人，多的时候十几个人，最多的一次是二十个人。我每逢看见有些教会一次就接纳几十个人、甚至一二百人加入教会，便替他们担忧。从前在我们这里受浸还比较容易，近些年来我从痛苦的经验中得了教训，越来越加谨慎了。

　　根据圣经中的真理，我们只为人施浸，在任何情况之下不用其他的方式代替。圣经中绝对没有为人在头上洒水的事。希腊字baptizo是「浸在水中」的意思。约翰是在约但河中为人施浸，耶稣是在约但河里受了浸；腓力是与埃提阿伯的太监一同下到水里去为他施浸。罗马书六章中的前几节述说受浸的要义，是表明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只有浸在水里能表示埋葬，洒水在头上是不能表明这个真理的。如果有人在病榻上悔改信主，他的痛已经危急，没有痊愈的希望，他问到受浸的事，我们就告诉他说，「你既有受浸的心，便已经蒙神悦纳了。你今天不是不想受浸，乃是不能受浸。当你决定要受浸的时候，神便已经看你顺服了。」我们不信必须受浸才能得救。受浸与得救没有关系。受浸是得救以后必须走的一步顺服的路。

　　我们的教会里不用「牧师」的称呼，因为圣经里没有这种称呼。以弗所书四章11节中的「牧师」原文是poimen中文当译作「牧羊的人」，或「牧人」。这个字在新约中一共提了十八次。除了这一处以外，中文都是译作「牧羊的人」， 「牧人」。当然这里也应当译作「牧人」，不当把「牧人」改为「牧师」。「牧人」是五种恩赐中的一种，不是职分，更不是头衔。不幸，福音传到中国来以后，教会中竟产出这样一个不合经训的称呼来，许多人爱它，许多人追求它，连一些爱慕真理的人也舍不得丢掉它。我不去反对别的教会用这个名称，但我们因为愿意使我们的教会完全合乎圣经，所以绝不用这个名称。但这不是说我们的教会中没有属灵的职分。我们教会里有圣经中所说的职分——监督与执事。一切为神的工作劳苦的工人是执事；负全责治理教会的人是教会的监督。我承认圣灵立我作全群的监督，我却不要这种称呼和头衔。我是教会中的监督，我却不许人用一种特别的头衔称呼我。教会中的监督和执事与一般圣徒不应当在名称上分别出来，使圣徒感觉有职分的人比一般圣徒高出一等，以致形成教会中的阶级。我喜欢人用称呼普通圣徒的名称来称呼我「王先生」，我尤其喜欢比我年长的圣徒喊我「明道」。在我们中间许多比我年轻的圣徒呼我「明道兄」，许多青年圣徒呼我「伯父」或「叔父」。这种称呼使我感到特别亲切，使我和他们都觉得已经成为一家中的人了。

　　我们的教会里没有受薪金的工人。圣徒记念为神的工作劳苦的人，他们便把他们的奉献随着圣灵的引导送给神的工人。他们是奉献给神的，神的工人也是从神手中领受的。在我们的会堂每一个门内放有一个献金箱。每次聚会的时候圣徒把他们的献金带来放在箱内。如果是为神的工人用的，就用信封封好，外面写明受款的人的姓名，管理献金的圣徒开箱的时候就把这些信封送交给受款人。凡不写明用途的献金都充作会堂的杂用，就如电灯费、电话费、自来水费、修理费、煤火费等等。我们教会中的一切经济收入只从这几个献金箱里取。我一向坚决反对募捐，因为那是羞辱神、伤害人的行为。我们也没有月捐、季捐、年捐等等的办法。我们也不在开会的时候用口袋收钱，那种办法使不信的人误会，以为听道需要交费。又使没有力量的圣徒作难。把献金箱放在门内，愿意奉献的随意投入箱内，不愿奉献和无力奉献的就不必勉强。这实在是最好的办法。我们不用「捐钱」这个名称。因为拿钱帮助人叫作「捐」，神不需要我们拿钱济助祂，自然我们不应当说给祂捐钱。我们只应当存着谦恭诚实的心把我们的金钱奉献给祂，所以应当称作献金。十几年前我没有留意到这一点的时候，曾有一个时期在献金箱上写过「献捐箱」三个字，但后来我发现这个名称不适宜，便改作「献金」了。今日我们称一切奉献给神的金钱都叫作「献金」；至于送给人的财物就称「馈赠」，便不能用「献金」这个名词了。

　　我们聚会的时候讲道的人不穿特制的礼服。穿特制的礼服登台讲道是罗马教会的样式。使徒在世传道的时候绝不会穿特制的礼服。基督徒不必在服装上故意与别人不同，传道人也不应当在服装上与一般信徒有差异。最特别最美丽的礼服是高尚的生活和圣洁的品德。基督徒在世人中间应当穿这种特别的服装，传道人更应当在这些事上作众信徒的榜样。一个生活圣洁、品德高尚的传道人穿了普通的衣服登台讲道，足能使人对他起敬起畏，远胜过身上穿了庄严的礼服、品德却卑鄙污浊的传道人。我们也不赞成圣徒身上佩带小十字架，那也是罗马教会的作风。

　　我们的会堂里没有唱诗班。我们不愿意让不敬虔的人在众人的前面歌诗赞美神。不敬虔的人不会赞美神，也不配赞美神，神更不悦纳他们的歌声。当然我们可以只选择敬虔的圣徒参加唱诗班，不过敬虔的圣徒中间善于歌唱的不多，若想罗致会唱歌的人才，就必须放宽范围，不能严格的注意信仰与德行，不然，就只好不组织唱诗班。我们选择了后者。

　　我们在教会选择负工作责任的圣徒，第一注重信仰与德行；至于恩赐与能力，知识与学问，都放在其次；对于金钱和财产，根本就不去注意它。我看见许多教会选择负工作责任的信徒，最注重的就是他们的财产与金钱。只要一个信徒有金钱，便推崇他，高举他，请他负责任，选他为领袖，最终的目的就是请他为教会拿出钱来。教会一走这条路，便要遭遇属灵的败亡，便要腐败堕落。这种作法与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相同。我常常看见这种可哭可痛的现象，因此特别防备这种危险。按正理说，那些在社会中有金钱、有地位的人信主以后，不但不可立时在教会中负责任，而且应当受神特别的对付，因为他们一向就在社会中因着他们有金钱和地位受众人的推崇尊敬，以致养成了一种骄傲自大的心情，这种心情在神面前是最要不得的东西。这种人信主以后，在教会中纵使没有人推崇尊敬他们，他们尚且不免觉得自己比别人尊高，因此怀有一种优越感，若再受到众信徒的抬举尊崇，那就更要骄傲了。治理教会的人对待这种有金钱、有地位的信徒应当与对待其他的信徒完全一样，使他们知道，他们在神面前一点不比别人更强。日久天长，他们那种骄傲自大的心情渐渐消失，自己谦卑下来，然后才可以在教会中负责任。不幸大多数的教会一看见有金钱有地位的人信主，立时向他们百般献媚，竭力逢迎，在教会中给他们特殊的地位和尊荣，好借此敛取他们的金钱，获得他们的援助，并使他们因着在教会中所得的尊荣不舍得离开教会。试看今日大多数教会中的长老、执事、董事、委员、有几个不是在世界上有金钱和地位的人？我亲眼看见许多品格卑鄙、声名狼藉的人在一些教会中受人的恭维推崇，作着教会中的领袖，操着教会中的大权，坐着教会中的前几把交椅。论信仰、论品德、论学识，他们哪一样都不比别人更强，他们惟一的特点就是在世上有金钱和地位。这种教会焉能不腐败？焉能不成为魔鬼的巢穴？

　　因着我们的教会不推崇在世上有金钱，有地位的信徒，所以失去不少人。有时候有这种人信了主以后，希望在教会中受信徒们特别的重看，却得不着，以致心中感觉不太满意。他们到别的教会中去聚几次会，立时得着那里的人的尊敬推崇，他们便不再回来了。还有从外埠来的信徒到我们这里来，有些人素日在他们本教会中一向是受人的尊敬推崇，他们满心希望到我们这里也要受到那样的待遇，不料到这里以后竟得不着一点特别的优待，及至他们到别的教会去几次，别的教会的传道人一发现他们是在世上有金钱和地位的人，立时便如获异宝一般的请他们演讲，请他们作见证，请他们承担教会中的职分。因为有这种情形，当然他们不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因此这十几年来虽然也曾有一些在世上有金钱和地位的人到我们这里来聚会，可是很少能长久留在这里的。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我们教会的损失、其实这正是我们教会的利益。因为喜爱虚荣的人留在教会中，会给教会带来无穷的祸患。

　　我教导圣徒注重信仰，我同样教导圣徒注重生活。我对圣徒讲解圣经中的要道，我同样对圣徒讲解圣经中的教训。因为各地教会中有许多信徒很明白圣经中的要道，在生活中却多有骄傲、好名、虚伪、说谎、贪婪、污秽、嫉妒、仇恨、毁谤、谗言、失信、背约、自私、自利、结党、分争、舞弊、营私、不孝、不忠，等等的罪恶，因此我便特别注重基督徒的生活。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圣徒，要在生活中表彰神，荣耀神，要藉着圣洁的人生和高尚的品德见证基督的救恩。有些人批评我注重行为、不注重信心和恩典。他们批评得不对。我十分注重信心和恩典，正是因为我注重信心和恩典，所以我才注重行为。正如经上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彼后一5-7）。又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弗四1）。我不希奇许多传道的人不注重生活与行为，他们自己的人生使他们不能讲生活与行为，也使他们不敢讲这些。我感谢神，这些教训确实没有白讲，有些圣徒因着常听这种教训，在生活上实在有了美好的见证。这种教训不只帮助了许多圣徒，也深深的帮助了我。我从十四岁悔改信主以后，就十分注重基督徒的德行；我从起初作工，就注重讲基督徒的德行，像注重讲基督徒的信仰一样。我现在还是这样，我也觉得我需要注重这个，直到我在主面前交账的日子。一个没有好品德的人根本就不配为神作工，一个为神作工的人若不教导信徒注重品德，他的工作就绝不会稳固坚实。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十分注重基督徒的生活，使徒们所写的书信也是这样谆谆的教导教会，今日为神作工的人岂可忽略这件事呢？

　　我在十四岁信主以后，受一位益友的督责管教，得了极大的益处，建立了一生作人的基础，因此我现今也是这样对待神所交付我、使我照顾的这些圣徒。我每逢看见圣徒作了不合真理的事，说了不合真理的话，就绝不轻轻放过，一定要指责他的过失，劝他悔改。不但在大事上这样，就连微小的罪我也不愿意放过。因为我深深知道许多极大的罪都是由微小的罪所引起来的。我也深知在教会中作领袖的人最要紧的责任，就是引导圣徒远离罪恶，走圣洁公义的道路，这比给他们一些圣经中的知识更为重要。在教会中作领袖的人如果看见圣徒犯罪，却不责备警戒他们，他就在他们的罪恶上有分。我不敢辜负神的托付，我更不愿意在别人的罪上有分。

　　因着我在讲道的时候注重基督徒的生活，对于犯了罪的圣徒又加以指责劝戒，不少的圣徒确是在生活上有了良好的见证，同时我自己也因此得了极大的益处。因为我越教导别人，劝戒别人，自己也就越需要谨慎检点。不这样，我便没有权柄、也没有颜面再去教导别人，劝戒别人。我每逢读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中对教会所说的话：「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证。」——便满心羡慕，愿意勉励作一个这样的传道人。我也深知道这样的传道人才能有权柄、有能力，才能作圣徒的模范。没有高尚的人生的传道人无论怎样能讲道、能号召、能活动、能交际，他们的工作只能有短时期的兴旺发达，绝不能存留得长久。因为那些因他们的工作得了帮助的人有一天发现他们的品行与真理不合，便被他们绊倒；换一句话说，就是他们自己拆毁了自己所建造的工程。

　　因为我不容忍罪恶，我得了许多朋友，也树了许多仇敌。那些接受我的劝戒的人因为得了我的帮助，便用真挚的心爱我，但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便惧怕我，恨恶我。我们中间的圣徒如果犯了罪，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认罪悔改，再一条便是远远的离开我们，不用等到我们赶逐他，他自己就把自己赶出去了。

　　关于牧养教会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就是在教会中作领袖的对于正与邪、是与非、务必认得清楚，看得明白，并且绝不有丝毫的妥协让步。一切合乎真理的都积极的去作，一切违反真理的都严厉的拒绝。为贯彻这种主张，必须不怕一切的误会、反对、攻击、逼迫。什么时候教会的领袖顾全情面，怕得罪人，怕受误会和反对，怕遭逼迫和危险，因而与不合真理的事妥协，对背道的事让步屈服，他们一定要失去能力和权柄，教会也就要开始堕落腐化。神的工人对付教会内部的问题，或应付教会外面的困难，都必须有这种坚决勇敢的精神。要作神忠心的仆人不但不可顾惜财利，也不可顾惜名誉甚至不可顾惜性命，不然，就必要因此胆怯懦弱，畏首畏尾，与撒但妥协，同罪恶屈服。教会的领袖必须敬虔，也必须勇敢。教会的领袖如同军队里的元帅，元帅如果畏缩胆怯，临阵脱逃，或是倒戈降敌，全军绝不会有胜利奏凯的希望。我是一个生性怯儒的人，但神的话临到了我，祂的能力复庇了我，使我在这点上没有辜负祂的托付与期望。祂的作为真是奇妙，祂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我牧养教会一向就主张不徇情面。有人向我请求什么事，能允诺的便允诺，不能允诺的便推却。「人情」，「面子」，在我们这里没有立足之地。如果有一对夫妻来请求受浸，我发现他们二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受浸，我只能允诺那一个人，却不能因为他们二人是夫妻的缘故便同时允诺。如果有朋友二人同时来求我作保证人，其中只有一个是我深认识的，我便只允许保证他一个人，却不能因为「情面难却」便为那个不深认识的人作保。如果有一对未婚夫妇来请我为他们证婚，在这两个人中有一个是我认为不可为他（或她）证婚的，我绝不看一方的情面便答应这件事。我坚决主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太五37）。若要我对一件事心中反对、口里却表示赞成，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事。神绝不允许祂的仆人去敷衍人，去讨人的喜欢。真理是不能打折扣的。教会的领袖一顾「人情」与「面子」，纵使不完全违背真理，也需要将真理打一个七折八扣，教会又焉能不腐败呢！

1935年的工作

　　1935年1月21日到26日被约到西郊海淀讲道六天。2月4日在北京开布道会七天。2月16日离北京赴山西，17日起在太谷工作十天，在清源工作八天，3月8日回到北京。21日又离京往济南，自22日起在东关讲道八天。30日往安徽宿县，在宿工作八天。4月8日过徐州往开封，自9日起在开封尹任先先生家中开家庭布道会十天。4月19日乘陇海路车往西安，先在东关讲道九天，后在城内端履门街讲道八天。会期间有两三天的休息，往游临潼县的华清宫遗址，在华清池温泉沐浴，凭吊秦始皇陵。陵像一座小山，在全国各地最大的坟，要算这座始皇陵了。但它的上面不但没有石碑，就连一小块竖立的木牌也找不到。如果没有人指示，任何人绝不会想到那是并吞六国、统一天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的秦始皇的陵墓。世上的荣华富贵不过如此，人怎么竟不觉悟呢？又有一天到咸阳游周文王陵、武王陵、康王陵、周公墓、又看见一些高大的汉陵。也曾游慈恩寺大雁塔、荐福寺小雁塔、城南草堂、碑林、汉儒董仲舒墓等等古迹。5月9日晚离西安，次日回到开封，工作六天。17日到济南，在齐鲁大学学生中间讲道两天。20日到山海关内昌黎县工作四天，25日返北京。27日往天津，在南开大学学生中间工作四天。6月20日又到天津工作四天。

　　6月26日广西宣道会的黄原素先生来北京，住在我家中。29日我们一同往北戴河，在灵修会中讲道十天。会毕原素兄南下，我出关往营口去，在那里工作七天。7月21日晨回到北京，从当日起开夏令讲道会十二天。8月1日会毕，5日南下，乘京浦通车到南京，溯长江西上往九江，10日到牯岭，开布道会九天。20日离牯岭，经原路北返，23日到北京。27日往大同工作七天，会毕停留一天，游云岗石窟，参观北魏造像。9月5日回北京。

　　9月20日离北京，次日到洛阳，在信义会讲道八天。会毕休息一天，游洛阳南伊阙，参观山旁北魏石刻，又游汉寿亭侯（关羽）墓，次日上午游佛教入华后所建的第一座庙白马寺，寺在洛阳城东。下午乘车东行，10月2日到商邱，自当日起讲道八天。以后到开封，在内地会讲道七天，21日到郾城开会九天。10月30日由郾城乘汽车到周家口，当晚讲道一次，次日乘汽车行二百八十里到安徽阜阳，在阜阳讲道九天。11月11日离阜阳乘汽车往蚌埠，本希望当日下午到蚌埠，不料才走了一半路，到蒙城下起大雨来，道路泥泞，汽车不能开行。因为天色阴沉，汽车可能等候几天之久，不得已雇了一只帆船，顺着涡河往前航行。早晨开船，天黑便停在市集附近。正好遇着逆风，船夫拉纤，一小时只走五六里路。走了两天半，才到了怀远，换乘小轮到蚌埠，乘津浦车到浦口。15日由南京乘江南铁路火车往芜湖，在芜工作六天半。22日乘湘和轮西上，次日到九江。24日乘南浔路火车往南昌，在南昌两处礼拜堂讲道九天。12月3日回到九江，乘轮西行，次日到汉口。因为下午没有会，到汉阳一游，5日起在格非堂讲道八天。13日乘京汉路车北上，次日回到北京。这次外出共八十五天，到了四省八个城市。

　　1935年全年共外出工作六次，离北京约八个月之久。所到的省分有山西、山东、安徽、河南、陕西、河北、辽宁、江西、湖北。

1936年的工作

　　1936年1月26日至2月2日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八天。2月7日赴绥远省萨拉齐，在那里讲道八天。17日到包头工作四天，22日返北京。这年春季，北京聚会的地方定名为基督徒会堂，在市政府公安局备案，又在社会局立了案，又进行购地建堂的事，因此必须多留在北京。所以对外面各处领会的邀请大多数只好函辞。4月24日外出，乘京汉路车南下，当晚在邯郸下车住一夜，次日早晨进邯郸城一游，看蔺相如回车巷，巷有两条。一巷外墙上镶有石碑一块，是明朝万历年间立的，上面刻着「蔺相如回车巷」六个字。当天乘汽车往大名，住一夜，26日往濮阳，自当日起讲道八天。5月3日下午起行，当晚到道口讲道一次。次日经新乡南下，又次日到信阳，在义光女子中学讲道九天。13日下午离信阳，乘京汉车北上，次日到北京。5月内北京基督徒会堂买妥史家胡同四十二、四十三号的房子。23日到天津，参加24日基督徒圣会所献堂典礼，并继续在那里讲道七天。

　　6月21日乘京沪通车往上海，24日由上海搭海亨轮往汕头，27日到汕头。从当日起在那里工作十天，每日上午过海到角石开会，下午回汕头讲道。7月6日离汕乘小轮往香港，次日抵港，乘广九路车到广州，当晚换乘小船西行，8日晨到南海县境内的官山墟，在希伯仑会讲道七天。会期的末了得机会一游白云洞，十丈飞瀑，确是奇景，又曾一度登西樵山。15日夜间身体觉得不舒适，起来又觉得头痛，当日早晨乘小轮返回广州。这次到广州是应港粤培灵会的邀请，要在广州、香港两处各讲道八天。不料到了广州就患起病来。16、17两日已经不思饮食，屡次呕吐。17日体温高至一百零二度二，夜间不能睡眠，但仍支持着讲道两日。到18日病更重，19日入关相和医院住一天。20日又讲道一次。21日入两广浸会医院住两天，病更转重。我那时想到应当趁着还可以勉强起床的时候赶快回北京调养，因此在23日下午由两位弟兄陪同乘轮船由广州到香港，预备到香港的次日就乘加拿大皇后轮往上海。不料到香港的那夜，体温上升到一百零三度，次日不能起床。到这时候知道实在不能支持旅行，只好安下心来在香港一位圣徒家中调养。26日承一位弟兄介绍一位中医来看。服了一剂药，当晚体温便下降到九十九度多，次日退至九十八度六。已经不思饮食十一天之久，这时忽然转变欢喜吃东西了。次日再服中药一剂，没见什么功效。到28日病更见轻，食欲大见增进。从31日起开始在香港培灵会讲道。第一天去讲道，由别人扶上汽车，到会堂再由人扶下汽车，扶到台上，两腿软弱得几乎不能站立。但到了讲道的时候竟不觉得有病。一共继续讲道八天，中间还到广州去了半日。8月7日乘俄罗斯皇后号轮船北上。9日到上海，10日到杭州。11日由杭州往南京，12日离南京乘轮船西上，14日到九江，往牯岭。当登山的时候，因为轿夫爬山很费力，只顾体恤他们，竟忘记了自已患病才痊愈不久，下了轿子，一气步行登了九百二十七层石阶，因为过度疲劳，到了山上当晚竟又患起病来。从那天起勉强讲了五天道，到第六天，体温升到一百零一度半，已经不能起床，但因为找不到代替我讲道的人，所以我决定请人把我抬到讲堂，讲完道再抬回宿舍。次日又是这样抬去抬回。到第八天体温增高到一百零二度半，再不能坐起来自然更不能讲道了。十天的灵修会只领了七天。24日下山，经九江到汉口，换乘京汉路车北上。一路发热，热得昏昏沉沉。从牯岭到汉口有几位信徒沿途照应。从汉口登车北上便只有我一个人，勉强支持着到了北京。

　　27日夜间到北京，这里的圣徒们得着汉口的电报，到车站把我扶到汽车上。一到家中卧在床上，便有半个多月不能起来，直到9月中旬才见好转。9月20日到会堂参加聚会。21日到香山小住十天，到10月里才开始工作。这次病见好以后，因为下地走路太早，两条腿时常感觉疼痛。大家都劝我穿厚裤子，使腿温暖。10月半有几位圣徒要求受浸。因为季节已近深秋，越往后越冷，他们又不愿意等到明年春天受浸。那时我们因为还在租房聚会，堂里没有浸池，需要到河里去。我因为腿痛，不敢下到寒冷的河水里去。但经过祷告以后，我在10月17日放胆下到河里去，为七位信徒施浸。说也希奇，在深秋寒冷的河水中站了十几分钟之久，我的腿痛不但未曾转重，从那一天起竟完全得了痊愈。

　　11月6日乘京汉路车往安阳，（彰德），在那里讲道八天。16日离安阳到石家庄，次日乘正太路车到太原，先在南关讲道八天，后到城内讲道六天。会期中承二位弟兄邀请游晋祠。12月1日夜离太原，次日晚回到北京。这一年北京「基督徒会堂」在市政府社会局立了案，并购妥地址，预备建筑会堂，所以外出的时间较前减少。全年一共外出五次，离北京四个月有半，所到的省分有绥远、河北、河南、广东、江西、山西。夏秋患病两次，卧床和调养占去了约有2个月之久。

1937年的工作

　　1937年1月24日离北京南下，次日赴济南，在齐鲁大学与浸信会各讲道一次。26日离济，次日到上海，28日到松江，从29日起在监理会女传道会年会中讲道七天。2月5日到杭州住一天。6日到上海，被布道团坚留讲道四次。7日夜离上海北返，9日到北京。12日起开春季布道聚会十天，以后筹划建堂的事，事工就更见繁忙。

　　4月5日乘京浦车南下，次日到泰安，工作六天。自13日起在济南浸信会讲道六天。自21日起在潍县开会五天。26日由潍返济，当夜南下过徐州，次日在陇海路柳河站下车，乘汽车往鲁西曹县，在那里工作七天。5月4日晚回到柳河车站，乘陇海路车西行，次日晚到西安。7日上午在西关协同会讲道两次，下午四时二十五分乘欧亚航空公司十九号巨型机飞往兰州，飞三小时零十分到兰。先在兰州内地会讲道六天，14日乘货运汽车往临眺。15日起在临洮工作八天。24日骑马北上，二百一十里路共走了两整天，到兰州以后已经疲乏不堪了。27日乘飞机回西安，讲道七天。6月4日乘车到郑州，换京汉车北上，次日夜间到北京。这次外出整两个月。

　　回到北京以后，看见基督徒会堂的新建筑已经进行到三分之一左右。6月28日往天津，在圣会所讲道六天。7月2日夜车返北京。这时候会堂的建筑工程已经将近完成，7月底竣了工。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28日近郊有激烈的战事，当夜二十九军撤退。8月1日新堂奉献聚会，到会的人有五百左右，接连开了十八天的会。因为那时华北华中各地都有战事，交通也都隔绝，所以后半年的约会都只得作罢，就留在北京工作直到年终。在战事的时期人心都惶恐不安，所以神将我留在北京也是有祂的美意。1937年前半年外出三次，共在外面2个月又22天，计到江苏、山东、甘肃、陕西四省。后半年全留在北京。

　　中日间的战事发生以后，各地的交通不像以前那样便利，因此外面的工作也就受了限制。日军占领区和自由区交界的地带都遭到封锁。虽然也有许多人用种种方法通过封锁线，我却不能因为要去作神的工而说谎，因此只在占领区内的一些地方工作。

1938-1948年的工作

　　1938年1月31日起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七天。2月14日起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一天。4月26日起在唐山丰滦中学讲道八天。5月4日起在昌黎城内福音堂讲道七天。11日返回北京。6月28日起在天津仓门口中华基督教会讲道七天。7月25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十四天。8月7日基督徒会堂院内的小楼建筑完毕举行奉献。18日到北戴河海滨小住两周。9月、10月留北京工作。11月9日赴济南，自10日起在商埠浸信会讲道七天。17日往济宁，当日起在城内浸信会开会七天。24日返北京。12月2日往绥远省萨拉齐，自4日起在萨县内地会讲道六天。自11日起在在归绥旧城内地会讲道六天。自18日起在包头内地会开会六天。25日返北京。1938年外出工作五次，在外共七十三天，计到河北、山东、绥远三省。

　　1939年1月9日再往西北，自10日起在绥远省卓资山工作七天。自18日起在山西大同领会十天。28日回到北京。2月19日起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七天。27日起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天。4月5日离北京往青岛，自7日起在崇德、文德两个中学校布道十天，又在浸信会讲道七天，21日回京。5月2日偕妻到张家口，自3日起在美普会开会八天。12日返北京。妻因为患病体弱，在5月29日被几位姊妹接到会堂小住。6月10日我应香港浸信会的邀请，赴港工作。11日由天津乘盛京轮南下，15日抵沪，20日乘法国邮船阿岛斯号往香港，22日抵港。休息两天，以后在坚道浸信会讲道六天。7月1日至10日在九龙山林道浸信会新堂讲道十日，自11日至21日在九龙城浸信会讲道十一天。22日再返坚道浸信会讲道五天。30日离港，乘柯立芝总统号轮船北上，8月1日到上海，3日离上海，乘裕生轮北返。8日到津，换车返北京。自8月14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十四天。10月8日往上海工作，妻因为患病已有好几个月，趁机会回南休养，当日乘火车到塘沽候船。那时因为津浦线很久不通车，南北来往的旅客都必须走海路，所以轮船上拥挤异常，加以天津水灾很大，旅客都必须在塘沽上下船。偕妻到了塘沽以后，住在小旅馆里，因为候船的旅客太多，所以请旅馆的人为我们在院中搭了一个床铺。那时正在大水之后，遍地都潮湿异常，又赶上秋季天寒，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所盖的被子都被露水沾湿，这样一连睡了三夜。11日到码头候了一天船，仍是不能上去，当晚再回到旅馆来。第五天登了驳船，但因为风大不能离津，又在小船上露天睡了一夜。13日未明，登顺天轮，开行南下，途中风浪很大，妻与我都晕船，呕吐多次。16日下午到上海，自17日到24日在全沪各教会培灵会讲道八天。会期中的前几日腹泻甚重，每日两次聚会又紧紧接连，下午五时一次聚会，晚间八时又开第二次会。这样八天过去，身体便疲劳不堪。接着在中华神学院与上海圣经学校讲道。在圣经学校只有六天，在中华神学院工作一共四十多天。12月9日独自乘船北返，13日到北京。因着秋季在塘沽候船受寒，到上海后又带病工作，体健就渐不佳，回到北京便患起腰痛来。计1939年外出作工六次，在外六个月有零。到绥远、山西、河北、山东、察哈尔、江苏、和香港。

　　1940年1月腰痛更重起来。承几位圣徒的催促，到医院检查照像，竟查不出来是什么病。1月19日经几位圣徒恳切敦劝，由家中移至会堂院内楼上休息，除讲道外，暂时放下一切其他的工作。2月9日起开春季布道会十天。从上海回北京后，因病半年未曾外出，在北京除了每周讲道和写春夏两季灵食季刊稿以外，也未多作其他事工。休息了几个月，腰痛虽然渐渐痊愈，但从那时候起便留下了这种病根，到今日不曾完全去掉，每逢疲劳的时候便感觉腰痛，就在平日也不能屈身过久。6月20日离北京往山东峄县，次日到峄，讲道八天。29日离峄县，经临城、蚌埠、往怀远。自30日到7月7日在怀远开会八天。自9日起在宿县领会六天。15日北上，次日到北京。7月29日起开夏季讲道会，8月9日出山海关往东北工作。那时候日方对出关的旅客限制得极严，出关以前必须领得入境证。当我去办理领证手续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如果出关的理由是去讲道，一定不会得到许可，他劝我托词省亲。我回答他说，我出关是去作神的工，如果神要我去，任何人不能阻挡，如果神不要我去，我去又作什么呢？若是我在未作神的工以前先说谎言，神焉能使用我呢？我毫不踌躇的在申请书上出关事由一栏内填了「布道」两个字。过几日竟毫不费力的领到了证明。11日清晨到哈尔滨，自那天起在哈尔滨浸信会讲道八天。自21日起在齐齐哈尔开会七天。30日过长春讲道两次，次日到吉林省城。9月1日起在吉林工作八天。以后经过长春、沈阳、往热河省北票。自11日起在北票讲道七天。自19日起在朝阳讲道七天。26日入关回到北京。11月2日往山东省三处工作。自3日起在济南浸信会领会八天，自12日起在济宁浸信会工作七天，自20日起在济宁长老会讲道七天。27日离济宁往青岛，自29日起在崇德、文德两校开布道会七天，自12月6日起在浸信会讲道七天。13日回到北京。计1940年外出工作三次，在外共三个月有半，到山东、安徽、吉林、黑龙江、热河五省。

　　1941年2月3日起，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八天，在维斯理堂讲道十天。这一年的春季腰痛又转重，4月下旬又患牙疾，有两个臼齿牙龈生脓，体健不佳，但因为山东几处的约会已经到期，不能迟延，因此带病起行。于4月26日离北京往青岛，再换乘汽车往平度。自28日起在平度讲道七天。5月5日离平度经莱阳、烟台、到黄县。因为讲道后继以长途旅行，到黄后牙痛转剧，既不能照常吃饭，又不能好好睡眠，自7日起勉强在黄县讲道八天。17日起在莱阳工作七天。24日回到青岛，自25日起在同善会讲道七天，自6月1日起在浸信会开会七天，这时牙疾更重，只得支持着工作。7日夜车离青岛，8日晨就开始在济南浸信会讲道。11日上午会毕腹泻甚剧，晚六时许体温增高到一百零一度四，不能再去讲道，夜间腹泻不止。次日一天腹泻二十馀次。14日勉强起身，乘火车返北京。这次外出是带病起行，在外边五十天中没有一处不是带病工作，病势越来越重。回来休息几天，腹泻痊愈，体温也转为正常。27日拔除左边上下大臼齿各一枚。7月14日偕妻赴西郊香山小住十几天。在山时又患耳疾，左耳内部肿痛出脓，到8月上旬渐痊。自8月3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十八天。9月27日往唐山，自28日起在丰滦中学开布道会八天。10月7日起在山海关讲道十天。17、18两日在秦皇岛讲道三次，下午离秦返北京。27日往天津，在基督徒圣会所领会十三天。会后返京。11月14日离北京，乘京汉路车赴磁县，换乘汽车往河南临漳县，自15日起在临漳讲道十一天。26日回到磁县讲道两天，28日返京。12月8日太平洋战事爆发。1941年外出工作五次，在外共3个月又26天。

　　1942年2月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以后往天津，自25日起在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天。5月5日又到天津，在仓门口中华基督教会工作十天。19日往磁县，自20日起在磁县工作九天。自30日起在河南临漳县柳园集讲道十一天。6月10日返磁，11日到北京。返京不久患痢疾很重，经过几日才渐渐痊愈。6月29日骑脚踏车出外，在雨中滑倒，跌伤左臂，经过两三个月才完全痊愈。7月4日赴鲁东，自5日起在胶县浸信会工作八日。自13日起在高密浸信会讲道七天。19日晚往青岛小住，休息三天。23日返北京。8月3日到16日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十四天。10月14日往济南，自15日起在南关中华基督教会讲道八天，23日返北京。1942年只外出五次，共在外2个月10天。

　　1943年2月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九天，后往天津，自2月16日起在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一天。3月至6月完全留北京工作。7月10日往徐州，自11日起在徐工作十天，21日到宿县小住两日。24日到南京，自25日起在汉中堂讲道六天。31日到上海，在灵粮堂夏令会中讲道十天。8月13日赴杭州小住，17日返上海。自18日起在清心堂退修会讲道三天。自21日起在上海基督徒布道团主办的聚会中讲道八天，地址是在天安堂。29日离上海过南京，31日到北京。10月17日晚得宿县电报，老友生熙安先生逝世，19日南下往宿，21日参加丧事聚会，被邀讲道。生兄遗体当日安葬。24日北返。11月12日离北京，次日到青岛，自14日起在同善会讲道七天，以后又在浸信会讲道十天。12月2日返回北京。计1943年共外出工作三次，在外2个月又20几天。

　　1944年北京春季布道会毕后，便往天津去，自2月6日起在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四天。3月5日起又在天津仓门口教会讲道十天。5月6日往济南，自7日起在南关中华基督教会工作七天，自14日起在浸信会讲道八天。22日往青州，自23日起在青州开会七天。30日往青岛，自6月1日起在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工作。13日回到北京。7月10日起开夏季讲道会十四天。8月18日赴西郊香山问宋尚节先生病，不料他正在那天清晨因病逝世。迟到半日未能见面，真是憾事！当天下午五时入殓，被邀主领聚会。22日与城内圣徒数十人同往香山，参加宋君丧事聚会，并被邀讲道。9月间写了一篇纪念宋君的文字，在那年秋季的灵食内发表，题目是「宋尚节先生去世了」。8月26日到天津工作三天。9月26日又赴天津参加宋尚节先生追思会，并讲道三天。1944年除数次到天津外，只往山东三处工作，全年外出只2月有余。

　　1945年全年只在3月1日至11日到天津圣会所讲道十一天。从1月起体健就感到不佳。3、4两个月间接连着患伤风、泄泻、以后食欲减退，不思饮食，睡眠不佳，身体无力。4月末右耳与右眼作痛，牙肉肿涨，头部神经作痛，颈部淋巴腺发炎。5月16日病渐转重，卧床休息。25日更重，体温上达一百零二度二。从5月16日到6月12日共发热二十七天之久，有九天温度在一百零四度以上。自6月12日热退以后体温特别低下。17日低到九十五度五，而且增加了呕吐，又大量出汗，身体软弱到极点。呕吐得无可再吐，竟吐出绿水来。那天病势十分严重。晚间用盐水注入大肠，排下粪便不少。从次日起，病日见好转。7、8两个月休息调养，9月间开始工作。这次病中屡次与魔鬼交战。妻告诉我说，6月2日的夜间，我在睡梦中喊着说，「基督胜利！基督胜利！撒但攻击！撒但攻击！战！战！战！」在病重和转好的时候，曾多次遭遇魔鬼的攻击。病后身体经过好几个月才渐渐复原，一直就不能担负太重的工作，停留在北京直到年终。中日两国八年多的战争，在这年的秋季宣告结束。

　　1946年春季，体健已经差不多复原，但因为病后下床过早，膝部作痛，到今日还未痊愈。1945年冬，得着四川境内好几处的来信，希望我能到那一带地方去为神传述一些信息，我在心中也得着这种引导。当我将这个意思发表了以后，北京的圣徒也很愿意我去。3月17日乘飞机西行，当晚到达重庆。20日乘汽车西行，次日午前到成都。自22日起在城内燕京大学主领布道会七天，自29日起在南门外华西坝为那里几个大学的学生开布道会七天，4月5日起在城内陕西街恩溢堂对成都信徒讲道七天。三周的工作异常忙碌，身体疲劳得很。在成都一共停留了二十一天，中间未曾有一日的休息，会毕便在12日乘机回到重庆。在南山休息了几天，17日乘汽车到嘉陵江畔的北碚去，从那天到22日，在北碚讲道六天。23日晨搭小轮船沿嘉陵江下驶，回到重庆，自当晚起在南山黄桷桠开会六天。28日下午乘车往山洞，在那里讲道六天。后三天每日上午到歌乐山去讲道。5月5日起在沙坪坝重庆区基督徒学生夏令会中讲道六天。11日乘汽车回重庆。自12日到19日在城内戴家巷和九块桥两处讲道八天。22日乘飞机往贵阳。本预备在那里留一个星期，但因为每周一次的客运班机一再停飞，所以在贵阳共住了22天。6月11日乘邮车北行，15日上午2时15分到了重庆。19日至29日在重庆南岸仁济医院讲道十一天。7月1日乘飞机往昆明。自3日到21日在武成路和金碧路两处礼拜堂讲道十八天。23日乘飞机离昆明回重庆，路上遇见最恶劣的气侯。25日起又在仁济医院讲道四天。30日晨离重庆乘飞机往上海，晨7时55分起飞，下午3时50分到达上海。后又因为等候购买飞机票，停留18天之久。8月1日至10日在灵粮堂夏令会中讲道十天，每日晚间一次。3日至7日每日下午在守真堂讲道。18日晨离沪北飞，下午回到北京。这次赴西南本打算勾留两个月，不料因为交通不便，西南方的呼声又多而且迫，竟在川、云、贵、三省停留了134天，连停留在上海的时日在内，离北京共5个月零1天。这是1926年以后第一次在外面停留这样长久，也是二十几年来最远的一次旅行。回到北京，正逢姐姐患肠胃病，23日以后母亲也患了病。母亲的痛渐渐痊愈，姐姐却在9月1日因病重逝世。母亲因为老年丧女，心中异常悲痛，加以年高体弱，不能离开我，因此，我便暂不能远出工作，只留在北京，除了工作以外便照应服侍母亲。

　　1947年因为需要照应母亲的缘故，远处一切的约请都一一推却。1948年北京春季布道会毕后，于2月17日往天津，在圣会所讲道十天。5月4日应西安十四个教会的邀请，离北京乘飞机往西安，自5日起在西安为全城信徒开会十五天。22日飞回北京。6月12日又乘飞机往南京，自13日起在慈悲社灵恩堂讲道八天。自23日起到29日每日上午在黄泥岗，晚间在城中会堂讲道。30日到7月4日在镇江大西路礼拜堂讲道。5日返南京，6日往芜湖，在南京区基督徒学生夏令会中工作六天。13日离芜湖，过南京，往上海，到江湾，在基督徒学生夏令短期圣经班中讲道十二天。29日由上海乘飞机北返。8月15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半月。26日晨12时13分在主内相交23年半之久的潘老太太因病逝世，我被邀往入殓、发丧、与下葬三次聚会中讲道。这位敬虔的老年人不但与我已往的工作有着很深的关系，而且在我的心灵和人生中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这话用在这位老人身上正合适。1948年全年外出共有两个半月。这一年北京的工作特别忙碌，聚会的人数也空前的众多。到12月间城郊发生战事的时候，人们的心中更是惊恐不安，需要坚固和安慰。从那时候到今日不但少有机会外出工作，这里圣徒各方面的需要也实在使我暂时不能多离开北京。

工作的回顾

　　历年来我到各地教会去讲道，有一件很困难的事，那就是因为邀请的地方太多，我的时间却很有限。每年出版四册灵食季刊，大部份的稿子是在各地工作的时候抽暇写的，可是出版的期间我总要设法赶回北京，以便自己照料排版校对。北京基督徒会堂的工作虽然有几位同工分担，可是我总不能离开太久。有这两种关系，我每年出外的时期平均也不过只能有半年。假使在一处讲道七八天，加上旅行的时间，一个月也不过只能到三个地方，六个月最多不能超过二十个地方。可是在七七事变以前所接到邀请讲道的信，每年平均有七八十封。那就是说每四处约会中只能允诺一处。有许多人以为我去的地方是按着邀请约次序，如同医院诊视病人照着挂号约次序一样。事实并不是这样。无论什么地方来信，当时能去，便允诺，不能去，便推辞，一概不预先挂号。缘故是各处教会的情形常有改变。今年这个教会亟需要邀我去讲道，也许明年不再有这种需要。也有的时候某甲在某处教会负责，十分欢迎我去，但过了一年两年换了某乙在那里负责，他根本是一个反对我的人，当然不欢迎我去了。又有时一处教会春季希望我去领会，但到了冬季竟改换了一种情形，不适于聚会。如果我给他们依着次序挂上号，到了我有时间能去的时候再给他们去信，那不是使人作难么？到那时请我去开会呢，他们不需要、不适宜、或是根本不愿意；如果不请我去呢，他们又早已请定了我，难于回答我说不要我去。在这种情形中，不但令人作难，甚至逼得人说谎。这就如同有人约我吃饭一样：主人说，「如果你现在不能来，以后什么时候能来就请给我一个信。」我如果当时不能去，绝不允诺他这种请求。如果我在三个月以后给他一封信，说我某日可以去他家吃饭，正好他家中不便于请客吃饭，我的信不但使他作难，也使我成为一个讨人厌的人了。曾有一处教会多次写信邀我去，总得不着机会，后来他们听见我到了离那里不远的地方，拍了一封电报给我，又派了两个代表来邀我。但那时工作都已经定妥，实在没有方法分身。他们两个人当面恳切请求我在以后安排行程的时候把他们放在里面，并且说无论什么时候都与他们适宜。我因为多次推却他们的邀请，早已心中不忍，这次他们又这样迫切请求，便破例允诺了他们。谁想到过了几个月我给他们去信的时候，他们竟给我回信说，那里方才聚完了会，不需要再聚会。有了这次经验以后，我就再也不破例给任何教会以优待。他们来信的时候，我能去就答应去，不能去就作罢。有些地方的教会不明白这种情形，他们以为来过一次信就算挂上了号。他们并没有好好看一看我的信上面的话。及至等了多时，看见我去了许多地方，竟没有到他们那里去，便对我发生误会，甚至发出怨言来。有些教会来信得不着允诺，过些日子再来信；再得不着允诺，过些日子再来信。他们既然这样迫切恳挚，迟早会遇见一个机会。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些地方我屡次去，也有些地方虽然给我来过信，但始终没有去过。不知道详情的人也许以为我待那个教会薄，待那个教会厚。其实我的心是愿意帮助各处的信徒，但我不应当忘记我所站的地位：在我自己的家中我是主人，但到了别人的家中我是成了客人。作客人的若忘记了自己的地位，不但失了圣徒的体统，甚至还不如世上一个有见识的人。我怎能作这种愚事呢？

　　或者有人问我在这二十几年间到各地工作一共有多少人归向了基督，接受了救恩？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因为我在各处讲道只是将神的话传给听众，以后让神的灵藉着祂的话在人心中作祂自己的工作。我总不统计一次聚会以后有多少人信主得救，我也无法统计。因为外面有表示均不一定都是真悔改信主的，真悔改信主的又未必都在外面作什么表示。虽然有时我也给听众一个机会，使凡愿意悔改信主的站起来，或在会毕后留下，但我不能说那些人都是真实悔改信主得了救的。我所经验的事实告诉我，那些站起来或会毕留下的人中有一些根本什么也不明白，不过是看见别人站起来，他也站起来，看见别人留下，他又留下。又有一些人不过是听了道觉得很好，愿意追求，根本还谈不到悔改信主。还有一些糊涂热心的信徒，每次在听道以后听见讲道的人招呼人举手，他们便举手，招呼人站起来，他们便站起来，请人到台前来祷告认罪，他们便到台前祷告认罪，请人在会后留下，他们也就留下。讲一次道，他们便认一次罪；开一次会，他们便信一次主；传一次福音，他们便得一次救。他们的罪似乎永远认不清，他们得救的问题似乎永远解决不了，实际是他们听道始终没有听明白。此外还有一些人表示悔改信主乃是另有希图：或是希望讨信主的上司和主人的欢心，或是希望从教会得周济，或是希图与信主的异性人结婚，或是希图在教会里出出风头。如果你把以上的这几种人都算在悔改信主得了救的人里面，岂不成为大笑话了么？可是有许多传道的人就把这些人统统算为得救的人，因此他们就报告说，在某某地方开会几天，有几百几十几个人信主得救。许多信徒听了这种报告，也就真信有那么多的人得了救。还有一些传道的人用各种人为的方法使人表示悔改信主，他们也自认为这就是得救的人数加增。我每逢看见这种情形便为他们叹息，我也曾屡次藉着口和笔指正这种错误的作法。圣经上明明的警戒传道的人不要建筑草木禾秸的工程，许多传道的人偏偏去走这条路，这是何等使人伤痛的事啊！我也不是说传道的人作工以后绝对不可提到工作的效果，如果有需要，也只能说「表示悔改信主的」有多少人。至于得救的究竟有多少人，那只有神知道了。

　　回忆已往这二十四年当中，神所交付我的工作是那样繁多而且重要。在这种世界与教会同样的黑暗与腐败的景况之下，要忠诚为神传话，真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何况我从幼年就是顾面子、爱名誉的人。按我的肉体说，我不愿意树一个仇敌，不愿意听见一个人辱骂我、毁谤我。我愿意人人都尊敬我、喜爱我、与我作朋友。我愿意到处受人的欢迎和称赞。我现今却必须为向神尽忠的缘故忍受许多人的笑骂、侮辱、毁谤、攻击，这实在是我的肉体所不愿意忍受的。但神不容许我顾惜我自己的面子和名誉，祂的呼召与使命催逼了我，祂的恩惠与能力也复庇了我。我因此便大胆无畏的替祂传述了祂要我传的信息。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在我足迹所到的地方得了许多朋友，也树了不少仇敌。感谢神，祂应许先知耶利米的话在我的身上也是同样的真实：「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我遭遇人们的反对，除了为斥责世界和教会的罪恶，并反对假先知和不信派所讲的那些背道的教训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反对一切不合圣经真理的那些教会中的遗传。有些信徒和传道人确实是笃信圣经中一切的要道，可是他们在圣经的真理以外还接受一些历代教会中的遗传。他们把这些「人的遗传」和圣经中的真理混杂在一处，把这些「人的遗传」和圣经中的真理同样的看为天经地义。从罗马教会兴起以后，便有许多不合圣经的道理、仪式、节日、制度被带到教会里来。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教会改革，诚然弃掉了不少罗马教会的遗传，但仍有不少被保存在新兴的教会里面。我个人所以未曾接受这些遗传的缘故，就是我学习真道的时候不但未曾入神学，也未曾读什么神学的书籍。只是反复诵读一部新旧约圣经。虽然我从前多多少少在礼拜堂中也听过一些传道人所讲的，但我把那些完全从我的心中丢掉，重新专一在圣经中学习。凡是圣经中所讲的我都接受，凡是圣经中所没有的，我一点也不要它们。我的信仰和我所传的信息都是要完全回到圣经里去。不论多少人从圣经中减去一些真理，也不论多少人在圣经以外加添一些遗传，我总要信圣经里所有的，不能少也不能多。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不免招来一些保守遗传的信徒的误会和反对，但我不畏惧这些。当我二十岁的夏天决志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任凭祂使用的那个时期，我丢掉了我的旧名，换了这个新名——「明道」，就是表示我愿意神在这个真道不明的时代用我证明祂的真道。只要神能藉着我证明了祂的真道，我自己受什么误会、毁谤、攻击、损失，我都毫不计较。我也知道若是我不顾一切，完全本着神所交付我的使命和祂所赐给我的这一部宝贵的圣经去传、去讲、去行，一定要遭遇很多的误会、反对、笑骂、攻击，这些年工作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事。

　　有一个时期魔鬼把一种恶念放在我心里：我想我已经走过全国大多数的省分，对几千几万人讲过道，全国各处也有许多基督徒读过我所写的书，有成千累万的人认识我，其中也有许多人景仰我，敬爱我。我想我何必再坚持已往的主张，以致招惹另外一些人的笑骂、反对和攻击？我想我只要把那些触犯人的言语收敛起来，不再讲那些被人目为迷信的道理，也不再严词斥责一切的罪恶和背道的事，便可消弥了那些反对我的人对我所起的恶感。这样一来，我不但可以保持住已经得着的名誉尊荣，而且还可以得着更大更多的尊荣，并且再不受人的误会、攻击和反对，我岂不是可以成为教会中一个最伟大尊高的人物了么？感谢神，当我一起这个念头的时候，祂立时就使我明白这是魔鬼对我所施的诱惑。魔鬼藉着虚荣要引诱我背叛神，要将我掳去，使我陷在罪里，并破坏神的工作。神也使我想起经上的话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这样。」（路六26）我不甘心作魔鬼的俘虏，我更不愿意背叛神。我拒绝了魔鬼的诱惑。我愿意向神尽忠到底。我必须继续忠心为神传话，继续作说凶言的先知，继续忍受古时先知们所忍受过的逼迫攻击；我的神也必使我继续作今日世界和教会中的坚城、铁柱、铜墙，祂也必继续成就祂的应许在我的身上，那个应许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我更盼望我有一天站在我的主面前的时候能听见祂对我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不是比在今日得着世上最大的名誉更尊荣、更合算么？

1949年8月27日

1925-1926年的工作

　　1925与1926年共三次在江浙工作。时间都相当长久。因为那时北京还没有固定的工作。几处家庭聚会都是当我回来便开会，当我出门便停止。灵食季刊也尚未出版。家庭中的情形也不妨碍我的远行。母亲方过六十岁，身体健好。姐姐在一个学校教书。从1925年9月起，有几位圣徒为我家中雇用了一个女仆，代替我服侍母亲。这一切情形都使我可以放心在外面工作。及至1927年出版了灵食季刊，我便不再能太久停留在外面。到了1930年的秋天，北京的聚会改为长久性的以后，北京的工作更增多、也更重要，我每年出外的时间就不容易超过半年了。

　　1925与1926年三次江南的停留，除了作工以外，也学习了许多。我幼年的时候没有受过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信主以后靠着神的恩典在品德上虽然略有进步，在处世作人上知道的事情却实在很少。旅行的时候住在旅舍。被邀请讲道的时候受教会的招待，大多数是住在圣徒家中。会见各种不同的人，遇见各种不同的难题。许多的时候真不知道怎样应付。因此常常觉得无所措手足。幸蒙神的恩典使我处处学习，事事留心。一年半之间在各方面总算有少许的进步。就是根据这种学习来的经验，后来写成了那一册「信徒处世常识」。因此这一年多的时间实在是少半作工，多半学习。感谢神，祂教导我学习了许多宝贵的功课，不但自己得了好处，也能帮助许多别的人。

　　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在讲道上有了进步。我在家中一面作工、一面读圣经的时候，只是注意查考圣经中每卷每章中的话语。有的时候遇见一两节不能明白的经文，一时得不着解释，心中便感到很大的苦闷，甚至因此再不能往下读。我那时认为将来为神作工必须明白全部圣经，必须会讲解全部圣经，因此特别注重圣经中的知识。及至开始作工以后，我看见了群众的需要，也看见了教会的情形，更看见了许多传道的人所分给群众的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我的思想便逐渐在那里变化。我渐渐了解群众最需要的并不是圣经中的知识，乃是需要藉着神的话发生信心，以后再藉着神的话活出圣洁、敬虔、像基督的那种生活来。如果这两件事不能作到，纵使讲道的人把全部圣经都讲得清清楚楚，听道的人也把全部圣经都听得明明白白，也不过是造就出来一群法利赛式的基督徒而已。我那时开始明白一个合用的传道人必须先在圣经上立下坚固的基础，追求一种敬虔圣洁的生活，以后再用心读书，读事，读人；多知道世上一切的罪恶不义，多明白人心的诡诈邪恶，多了解人类的痛苦与需要，多查考社会中的世故和人情，多留意宇宙间种种的现象并事物；这样他才能随时随地照着各人的需要，给他们最适宜的帮助。有了这种觉悟以后，我便多注重斥责世界上和教会中的罪恶，多注重讲到向神悔改、信靠耶稣，也多注重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我清楚明白了一个基督徒无论怎样热心祈祷、用功读经、殷勤聚会、奔跑传道，如果他不能活出像基督的生活来，他不但不能荣耀神，而且还要使神受羞辱。我感谢神，祂使我看见许多信徒确是因着领受这些生活中的教训在德行上有了进步。

　　当我二十一岁在家中开始受磨炼、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一度把许多的书都捆起来预备焚烧。那时我认为除了圣经以外什么书都不必读。过了些时候我感觉到有些与信徒的信仰和德行有益处的书可以读。及至我开始到各地作工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若想要帮助人，领导人，必须先知道他们的需要，知道他们的背景，知道他们的苦痛，知道如何帮助他们解决人生中一切的难题。要明白这一切的事，实在不只需要多读书，还需要明白各样的事，也需要认识各样的人。因此我便提倡「读书，读事，读人；」所以我这二十几年来总是存着一个学习的心去作工。直到今天，我还觉得不明白的事很多，应当学习的事也不少。我从来没有在任何神学院读过书，而我却一直在神所立的神学院中学习，到现在还未曾毕业。我上面说，作工的头两年是一面学习，一面作工，实际上直到今日还是半学习，半作工，不过在头两年中所学习的特别多些就是了。

1927-28年的工作

　　1927年，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年春季开始出版灵食季刊，外面的工作也特别繁忙起来。2月下旬应国内布道会东三省协进部的邀请，往东北十几个地方讲道。2月24日离了北京。乘京奉路车东行，这是我第一次出山海关到东北去。先在开原工作四天，以后在法库四天，沈阳东关六天，新民三天，北镇三天，锦县三天。因为出版第一册灵食季刊，有许多事需要自己经手，所以在3月26日回北京，停留了几天，付印了第一册灵食以后，在4月1日再出关往东北，在营口工作四天，在大连五天，金州五天，旅顺五天，海城四天，辽阳六天。这次原定的行程本来还有南满一处，北满两处，布道会协进部忽然决定下余的三处聚会不开，所以到此截止。5月2日回到沈阳小住三天。5日应营口教会的邀请到那里讲道二十一天。27日回到北京。这次到东北共计在十二个城市工作，除了大连、金川、旅顺三处是信义会以外，其他约九处都是长老会。东北的教会一向是关闭的，大多数在真理上都不清楚，对于救恩的福音更不了解。教会中热诚信主、忠心传道的工人数目很少。各教会、学校、医院等等的事业虽然不少，真正属灵的工作却是少得可怜。在几个地方同一些信徒和传道人谈谈，令人感觉教会荒凉得可怕，使人不敢信那是基督的教会。我作完了工离开东北以后，教会里面对我起了种种不同的反响，有人说听我讲道得了极大的帮助，也有人说我讲道好批评人，好骂人。有些人盼望我再往东北去，也有些人坚决反对再请我去讲道。无论如何，死气沉沉的教会从那时确是被搅动起来了。

　　6、7两个月停留在北京。我家中和潘宅两处的聚会还是照常。每周在潘宅聚会两次，在我家一次。8月9日应邸如春女士的邀请，到北戴河海滨小住半个月。9月15日第二次赴东北工作。这次是应东北长老会的邀请，到九处讲道。计在吉林八天，长春六天，榆树县七天，营口八天，法库九天，新民八天，北镇县六天，锦县八天，沈阳西关八天。九处安排的会都完毕了以后，又被沈阳东关邀往讲道八天，再后应凤城信义会的邀请，到那里作工八天。末后又往新民两天，并在沈阳东关留七天，于次年1月13日回到北京。这次几处的工作比第一次出关在各地讲道的时间长得多，所以能在每次聚会中把圣经中重要的真理多讲一些。因着这些日子的工作，东北的教会很显见的起了极大的变动。以前是大家都在那里不冷不热、糊糊涂涂的过日子。传道人没有重要的真理和信息讲给众人，一般「教友」们也混混沌沌的到时候「作作礼拜」。谁也不去过问还有什么罪应当承认悔改？谁也不用心想一想基督究竟与他们有什么关系？能为他们作什么？谁也不注意他们所信的究竟是什么？及至神的角声一吹响，有些人醒过来了。他们开始看见了自己的罪恶和败坏，开始认识了基督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开始真实归向了祂，信靠了祂，得着了祂所赐的新生命，同时另外一些人没有这种觉悟和认识，没有这种悔改和转变；于是这两种人便很自然的分别出来。在不明白真理的人看来，素日平静无事的教会忽然起了风波，认为我是给教会惹起了纷扰；然而那些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的人却承认这是神在祂的教会中动了善工。1927年是东北教会转变的一年。那年夏天长老会关东大会中曾为邀我到东北讲道的事起过剧烈的争辩。有不少传道人反对我，主张再不可请我去讲道，也有人认为亟需要邀我再去。结果后者得了胜利，所以我才有那年秋季第二次东北之行。感谢神，拣选我，使用我，使我能在这宝贵重大的工作中有分。

　　1928年2月1日应保定西关长老会的约请前往讲道。那天距我被赶逐离开那里已经有七年零二十六天之久。那天我到那里看见一切的情形都与七年以前相差无几，而且那天满地的白雪也与七年前我离开保定的时候相同，独有我内心的情形与我整个的人生与七年前离保定的时候相比，无异换了一个世界。此外还有一点大不相同的，就是七年前被人驱逐、惭愧伤心的离开了那里，那天却被迎接来到那里讲道。因此一到那里心中便发生无限的感慨与谢恩。那时我觉得我所遭遇的有几点很像古时约瑟所遭遇的。神的作为是何等奇妙啊！那次在保定工作八天，以后回到北京。2月17日到溪县工作四天，因患腹泻返回北京。自3月上旬患病，10日卧床不能起来，以后一日比一日转重，到4月中旬方痊愈。5月在北京工作很忙。

　　6月1日应沈阳东关教会联祷团之邀，离京出关，自3日至9日在该处讲道七天，9日晚离沈搭南满路车南下。11日自大连搭海轮往上海，13日过上海，当晚到杭州，在杭小住十几日。7月1日由上海搭海轮往厦门，转往泉州，自6日至15日在闽南为各教会领袖与传道人所开的大会中讲道十天。13日晚餐毕方出食堂，被在院中踢球的一个学生无意中一球踢中腹部，多日以后才得痊愈，因此泉州会毕后原定厦门的工作便不能履约了。17日离泉州过厦门小住，19日晚乘海轮北上，22日到上海，23日到杭州。

　　8月8日在杭州与刘景文小姐结婚。自13日到23日在杭州度市街长老会讲道十四天。31日偕妻离杭到上海，小住数日。9月9日与妻搭轮船往青岛，自13日起在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和济宁路浸信会堂讲道二十一天。10月7日至12日在胶州工作六天。15日偕妻乘海轮离青岛，18日返抵北京。自从与妻回到北京以后，家中便开始发生我绝未曾意料到的苦痛，我尝到了我以前没有尝过的滋味。如果在以前有人告诉我，说我的家中会发生误会分争，我一定会回答他说，在我的家庭中绝不会有这种事。这一切经过我预备以后另写，所以在这里不详细叙述。这长时期的试炼帮助我又明白了许多事理，也增加了我许多经验。

　　1929年1月18日再被邀往保定讲道，在西关长老会六天，又被邀到南关公理会工作六天。2月2日返北京。8日离北京往沈阳，在东关教会讲道八天。以后到大孤山信义会工作三天，到安东信义会工作十天，过凤城留一天，后往营口讲道六天，3月14日回到北京。4月20日再离北京赴东北，在绥中工作三天，锦州七天，兴城四天，沙后所一天。5月9日起在吉林工作七天，以后到盖平工作六天，过营口留半天，25日回到北京。

　　6月27日南下往安徽怀远，自30日至7月7日在夏令灵修会中讲道。8日乘小轮溯淮河上航，到寿县工作五天，17日返回北京。当7月11日我正在寿县工作的时候，小儿天铎生在北京道济医院。8月12日又到沈阳东关讲道半月，以后到大石桥工作八天。9月7日至15日在信义会大会中讲道九天。（地址在凤城县）。19日回到北京。

　　10月1日离京，经津浦、胶济二路往高密。自10月3日起在一高密瑞华浸信会工作十二天，在胶州工作九天。在铺集瑞华浸会年会讲道两天。自30日在青岛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讲道十四天，以后到胶州大辛踵（村名）工作四天，再后往平度工作七天，即墨六天，潍县六天。12月15日回到北京。计1929年共外出工作六次，全年在外约8个月左右。这一年内在外面工作所到的省分是河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五省。

1930年的工作

　　1930年1月7日偕妻与幼儿南下省视岳父母，乘火车经青岛，换船往上海，转往杭州，14日到杭。去岁整年疲劳，到此略得休息。2月1日离杭，过上海、南京，往安徽宿县，4日到宿，工作六天，以后往徐州工作九天，22日返抵上海，在上海两处广东礼拜堂讲道共九天，得机会与真光杂志主编张亦镜先生来往多次。张先生在教会文字工作上曾有过特别的贡献，尤其是在为真理争辩这一点上。我读过他的著作，但不认得他。他在1929年读了灵食季刊，便写信给我，我们就开始有了信函的往来，到这时候彼此才有了观面的交通。不幸这第一次的交通也成了我们在地上最后的交通，因为张先生不久得了病，以后越来越重，回到两广休养，最后病重逝世，我们二人便再没有见面。3月4日由沪返杭，13日偕妻与幼子离杭到沪往苏州。18日离沪乘轮船北上，22日回到北京。

　　4月8日晨离北京东行，9日晚到哈尔滨，在哈讲道八天，以后到黑龙江绥化工作八天，望奎六天。5月6日回哈尔滨小住三天。9日离哈，本预备前往扶馀工作，及至夜间在陶赖昭下火车以后，因为冰雪溶化，汽车停开，不得已改往吉林，在吉工作十二天。27日离吉，次日到沈，当晚与翌晨讲道两次，29日离沈，次日返抵北京。

　　6月10日离京，乘京绥路车往晋北大同，在大同内地会讲道七天。19日乘长途汽车南下，过雁门关。当汽车行近雁门关时，远远看见残破不整的长城。入雁门关，群峰拱立，中间一条窄路，地势绝险。汽车盘旋在山道中，越走越高。到了极高的山顶上，举目远眺，景象万千。到太和岭略停，以后逐渐下行，晚七时到太原。20日由太原到平遥，住两日。23日乘汽车南行，当晚宿霍县，次日到临汾，住两天。28日到新绛，住五天，讲道数次。7月2日乘骡车往城西数十里外山上八宝宫，开传道人夏令灵修会七日，每日在会中讲道。10日离山返新绛，当晚到侯马候车，11日乘汽车往洪洞，在洪洞讲道6日。21日返北京。

　　北京的家庭聚会从1927年秋我第二次往东北工作以后便停止下来。因为我家中地方狭小，容不下那么多的人，潘老太太也迁移了住所，不便于聚会。因此到1930年夏季，北京的家庭聚会停顿已经将近三年之久。从我自山西回来，因为看见各方面的需要便决定在热天的期间先在家中院子里开几次会。聚会的时候把家中所有的椅于都拿出来仍不够座，只好连支搭床铺的板凳也都用上，就是这样，还是有人坐在地上。这样的会一共开了九次，我便外出作工，会又停顿下来。9月15日离京往西北，次日到归绥，在那里开会十一天，28日回到北京。10月1日，与那年春季开始认识的葛嘉先生（Mr. A. Kok）谈话，他听见我家中聚会地址狭窄的情形，便提议请我们到他所租的房子里聚会。我因为与他们夫妇相识已经有九个月之久，知道他们的信仰和人生都与我很相合，经过祷告以后，便接受了他的建议。在10月12日（星期日）下午三时在小报房胡同四号开了第一次的会，那天到会的约有一百五十人。10月19日开过第二次的会以后，我便又外出了。

　　10月20日出关往四平街。预备四平街会毕以后再住别处去。不料方开会两三天，身体便软弱患病，虽然支持着工作下去，但病一日比一日重起来，勉强工作了七天。29日离四平街，次日回到北京。经过了十几日的调治休息，渐渐的痊愈起来，便暂时留在北京工作。11月19日又增加了每星期三的查经班，从这时起每周便有两次定期的聚会。这两次的聚会都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基督徒会堂落成。12月23日往张家口，在协力公会讲道五天，29日返北京。

　　1930年全年外出工作五次，离北京约有6个月之久。所到的省分是安徽、江苏、吉林、黑龙江、山西、绥远、辽宁、察哈尔。

1931年的工作

　　1931年1月13日离北京出关，往吉林省西部扶馀县，15日晚在大风雪中乘长途汽车由陶赖昭到扶，在那里工作十天。以后到哈尔滨工作十二天，到吉林工作十一天，到沈阳工作十一天。3月6日回到北京。

　　3月27日往济南，在济工作六天，以后与齐鲁大学几十位信主的同学往兴隆山聚退修会五天。4月8日返京。那些日子妻身体软弱患病，经医生诊查，系肺部不健，肋膜有水，在这时家中又发生误会。妻的痛转重不能作适宜的疗养，我的心苦痛得不能形容，但因为外面的约会已经到期，不能不前往工作，只得忍着心出行了。

　　5月1日离北京，次日夜间到青岛，在上海路礼拜堂讲道八天。11日经潍县乘汽车往黄县，在黄工作七天。19日晚赴烟台，转往东北，被烟台教会坚留讲道四次。21日乘小轮渡渤海，次日到大连，换乘南满路车北上，经长春、哈尔滨，于24日晨二时到齐齐哈尔，在齐工作十一天。6月4日离齐，乘洮昂路车经洮南、通辽、打虎山，换北宁路车入关，6日到北京。

　　6月27日再往山东，这时因为妻的痛更重，亟需休养。黄县的几位圣徒愿意接她到那里休息，所以送她到黄县小住。先到天津，乘小轮到烟台，再乘汽车转往黄县，30日到黄。我自己在7月2日离黄，经潍县、济南、蚌埠、往怀远，5日到怀。次日开始在那里夏令会中讲道，会共七天。会期中淮河水涨，先上岸，继增高，再后城也被浸入水中，教会的礼拜堂、医院、学校、都在城西的西门冈山上，所以还没有妨碍。每天都看见大批城乡的居民逃到山上来避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水灾的惨状。13日乘帆船离开西门冈。来的时候乘的是汽车，走的时候还是原来的路，却改乘帆船，可以想见水势的浩大。沿途看见房屋树木都浸在水中，深的地方到一丈多。当日下午由蚌埠乘火车北上，因为途中有几日的空闲，顺便到曲阜一游。14日晨在曲阜站下车，换轿车行十八里进城。先游城中孔庙，看见了孔子手植的桧树、孔宅故井、藏经鲁壁，大成殿，大成殿前的石柱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又参观了碑林。以后又游半毁于炮火的颜庙。最后出北门游孔林、孔墓。次日北上过泰安，在浸信会讲道三次，复乘车过济南，东行经潍县，回黄县，因为沿途劳累，天气炎热，病了几天。

　　从7月21日起，在黄县工作了十几天。8月7日离黄往烟台，在烟台讲道十五天。25日乘小轮到天津，换车返京。在京停留了一个半月。10月10日再往山东。由天津乘轮船往烟台，13日到蓬莱，自当日起在那里工作八天。21日回到黄县，小住两日，24日往掖县工作八天。31日妻携小儿由黄来掖。11月2日偕妻与子离掖县，乘汽车赴潍县，换胶济车到益都，住一夜，次日讲道两次，下午便离益都到济南，在商埠中华基督教会工作八天。11月13日离济南住滕县，在华北神学院工作十一天。25日离滕，过武进，小住二日。28日与妻携子到杭州岳父家。这时候妻的病因着在黄县几个月的休养已经见好了不少，就决定暂不北返，在杭多休养一些日子。这时候我因着多日的疲劳患起扁桃腺炎来，病了半个多月才转好。12月18日只身离杭，到沪小住三日，21日乘车北上，23日到北京。计1931年全年外出五次。在外约有8个月之久。所到的省分有吉林、辽宁、山东、黑龙江、安徽、浙江。这一年中妻患重病，在家庭中忍受看严重的试炼，我的心中也受到相当的痛苦。幸而妻的痛到年底已经转好。

1932年的工作

　　1932年1月在北京除了每周家庭聚会以外，还被邀在亚斯利堂讲道一周，在道济医院讲道一周。2月8日离北京到鲁西济宁，在浸信会工作八天。20日到海州，在海州工作十一天。3月6日起在扬州工作十二天。21日返京，在京只停留了十几天。4月8日又离京经济南、潍县往黄县，自12日起在华北浸信会神学院作短期讲课十六天。30日往烟台，讲道三天。5月6日乘汽车往潍县，换乘火车往济南，南下往南京，换乘长江轮船西上，10日到汉口。11日上午因为候车得半日暇时，到武昌，登蛇山，游黄鹤楼。下午乘粤汉路车南下往长沙。次晨过汨罗江时，想起三闾大夫屈原的故事。十时到长沙。在长沙一共停留十七天，每日午前先后在长沙圣经学校、循道会、长老会、内地会等处讲道。每日午后在东牌楼循道会对全城信徒讲道。会期中间休息一天，游岳麓山。30日离长沙返汉口，次日乘京汉路车北上，6月3日到北京。

　　6月17日离北京，次日到郑州，19日在郑讲道毕，乘陇海路车到开封，工作七天。28日离开封，往尉氏县乡间张市镇。路过历史名地、中国四大镇之一的朱仙镇。镇已凋敝不堪，徒有其名，镇内尚有岳庙，建筑壮丽。在张市讲道六天，7月3日晚返开封。次日往郑州，在郑州讲道七天。12日北上，次日到北京。

　　8月7日离北京往牯岭，乘京汉路车，到邯郸站的时候因为路轨被水冲毁，原车折回北京。次日改道津浦线南下。10日由南京搭江轮西行，12日到九江，登庐山，到牯岭灵修会所。自当晚起在灵修会讲道十天。23日会毕由原路北返，26日到北京。

　　9月下旬应广州浸信会的邀请，南下赴粤工作。21日乘京沪通车往上海，24日到杭州。会见一别九个多月的妻与子，在杭小住二日。28日由上海搭乘芝巴达号轮船往香港。30日船到台湾基隆港上货。因为上海有虎疫，搭客不准登岸，只得在船上远眺山港美景。10月3日到香港。当日乘港九路车往广州。在广州停留一个月零六天。先后在培正中学、培道女中、水母湾兴华教会、浸信会广肇联合灵修会、东山浸信会、八约礼拜堂、河南堑口浸信会、培贤女子神道学校，基督徒灵修院等处工作，11月9日离广州往香港，在坚道浸信会讲道九天，最后两天患头晕病很重。19日离香港搭轮船往澳门，在澳门浸信会讲道三天。澳门地方不大，但有五多：赌局多，烟馆多，当铺多，妓楼多，白鸽票店多。真可说是诸罪丛薮，众恶聚处。市内有两处有历史价值的地方：一处是十七世纪初年所建筑的一座罗马教堂的遗迹。这座大教堂在多年以前被火焚毁，但正面的墙壁和刻像仍然完好，墙壁顶上竖立着的一个十字架也没有损坏。柱石上刻有1602字样。可知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另一处是新教教会第一位到中国来的传道士马礼逊先生的坟墓，墓在基督教坟场（Protestant Church and Cemetery）园中 。墓上只有很简单的一块石碑 ，上面用英文刻着「罗伯特马礼逊，第一位到中国的新教宣教士 Robert Morrison,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to China」字样。22日返香港，次日乘法国邮船Aramis回上海，26日到沪。28日回到杭州，在杭小住半月。12月13日偕妻与子离杭过沪北上，16日抵京。从妻离京到黄县与杭州养病，到回北京，已经将近一年半之久了。妻的体健已经大见好转，我自己这半年多却屡次患头晕，经医生诊查，说是血压过低，又患贫血。12月下旬左眼患虹膜炎，几乎失了明，到次年1月下旬才完全痊愈。

　　计1932年全年外出共五次，在外有七个半月。所到的省分有山东、江苏、湖南、河南、江西、广东、浙江几省。这一年的9月中旬老友陈子诰先生因脑溢血在天津逝世。我与陈兄相交有十六、七年之久。我们最初相识的时候我不过只有十五、六岁。他看我是一个热心有希望的青年，我敬重他的道德学识。我们虽然平日相离几百里路，很少有机会见面，在灵中却是知心的好友。当我为要受浸在保定被逐出校以后，他是第一个了解我的人，也是第一个向人为我作见证的人。可惜在他逝世以前的几年信心不坚，工作也失去了目标和能力，心中多有怀疑和苦痛。当他逝世以前不多些日子曾两次到北京，亲口告诉我这些事。我也恳切劝告他应当向神求复兴，不可再这样拖延下去。7月底他还在我家住了三天。9月13日晚间九时半，他离开我家中的时候还说希望不久见面，谁想到就那样别离了。当我10月4日在广州工作的时候才得着他去世的消息，那一夜就没有睡多少时候，以后接连看几天精神不能正常，一方面想念老友，另一方面因为在他刚逝世以后竟没有得着半点消息，以致未能前往送殡，引为一件极大的憾事。在主里彼此知心、能够互相扶助的好友是神珍贵的恩赐，忽然失去了一个，焉能不心中痛苦呢？

1933年的工作

　　1933年的春季，北京的工作有了新的开展。因为我在广东的时候，宋尚节先生来北京讲道，有许多人悔改信主，也有许多信徒得了复兴。他在临走以前介绍信徒到我们的地方来聚会。及至我从广东回来以后，便发现我们聚会的地方已经感觉太小。不久借到隆福寺街五号社交堂的房子，从2月19日移到那里聚会。4月23日又移到新租的前炒面胡同甲二十三号的房子里聚会。那所房子后院是五间北房，拆通了可以坐到将近二百人，院子里还可以容纳一百人上下。聚会既有了较为宽大合适的地方，到会的人数也增加到三百人左右。每周聚会次数也由二次增至四次。

　　4月1日到7日在济南齐鲁大学学生中间作工七天，以后回北京。5月3日又离北京南行，过南京、镇江、往江苏泰县作工八天，在扬州讲道七天，在镇江领会七天，6月1日回到北京。10日我们中间第一次受浸的六位圣徒在西郊颐和园外的河中受浸。6月16日再外出往河南郑州，在浸信会工作八天。26日离郑东行，经徐州、蚌埠，往怀远，在学生夏令会中讲道七天。后往宿县，在宿工作六天。7月10日离宿县北上，11日到沧县，拜谒老友陈子诰兄的老母亲，次日去看子诰兄的坟墓，并在沧讲道一次，当晚到天津小住两天，14日返抵北京。7月30日到8月13日在北京开第一次夏令讲道会半个月。此后每年夏季都有十天或半个月的聚会。

　　这年春季有一个可笑的谣传，说我在南京一个礼拜堂中讲道的时候忽然患病，跌在讲台上便断了气。这个谣传似乎是从山东起始，往北过了渤海，传到辽宁、吉林、黑龙江，往南传到河南、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华中的各省。有许多人从各处写信来讯问这件事。有一些人写信给灵食季刊社，又有一些人写信给我的妻子，讯问我健康的情形如何，请给他们一封回信。有些人在信中说听见我去世的消息，讯问是否真确。一位弟兄从沈阳拍电报给北京一位弟兄，电文说，「王明道死，确否？电复。」有一位弟兄寄来一张支票给我的妻子，作为给我治丧的赙仪。有一位弟兄写信来安慰我的母亲，并且请她把我去世的详情写给他，因为他们预备在哈尔滨给我开追悼会。烟台一位姊妹写信给北京一位姊妹，说她听说我跌死在讲台上，请她来到我家打听这件事。过了一两天，她又来第二封信，述说她先听见的是谣传，后来听见了真情，乃是跌在讲台上昏了过去，不久又苏醒过来了。一位弟兄听见这个消息，把我从前送给他的像片挂在墙上，看着像片哭。一位姊妹赶快搜集旧存的灵食季刊和我给她的几封信，把它们收藏起来说，「好好收着这些东西罢，今后再听不见王明道讲道了。」又有一对夫妇听见这个消息一天没有好好吃饭。这几件事都是后来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亲自告诉我的。还有许多人为我的母亲和我的妻子祷告，求神安慰她们。另有几位圣徒在那里筹划怎样赡养我的老母、寡妻、和幼子。这一年中所听见的可笑的消息多极了。没有人能在生前知道他死后的情形。那一年我竟有这样一个好机会能知道一些，这真是很难得的经验，也更使我知道事奉神真是上算的事 。

　　8月23日应美以美会妇女传道会的邀请到天津讲道五天。9月2日岳父母由杭州来北京，小住十八天，20日南返。北京的工作自从移到新租的房子里聚会，便日见繁忙起来。10月应东北信义会的邀请，往普兰店信义会大会讲道。九日离北京到塘沽，十日由塘乘轮船东行，次日清晨到大连。11日往普兰店，当日开始讲道一共八天。19日到金州讲道三天，以后到大连三天，旅顺三天。28日到营口讲道六天。11月4日到沈阳工作八天，离沈后到吉林讲道六天。以后过长春、沈阳，稍作勾留；24日回到北京。12月1日又往山东，经济南到青州，在青州工作十天。回来的时候到济南，与齐鲁大学信主的几十位同学聚会一日。14日到北京。

　　1933年一共外出工作六次，在外面有四个半月。所到的省分有山东、江苏、河南、安徽、河北、辽宁、吉林。本年中北京的工作移到自租的房子里聚会，开始有人受浸，工作也特别进展。因此也就使外出工作的机会减少了。

1934年的工作

　　1934年北京的工作更加繁忙。2月下旬应上海清心堂的邀请，23日南下，从25日起在清心堂讲道十二天。会毕到杭州小住四天，3月16日回北京。31日往济南，自4月1日起在南关讲道九天，以后到周村工作九天。20日到泰安，休息了几天，23日登东岳泰山游览。从25日起在泰安讲道九天。5月6日起在潍县讲道九天。15日返济南讲道两次。18日回到北京。由济南回北京路过天津的时候，有天津基督徒布道团的负责人十几位到车站接洽，要求从速到津开会。因此回北京的次日便又往天津，在天津讲道十四天。这十四天的会因为布道团没有固定的地方，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开的。6月4日回到北京。

　　6月21日乘京汉路车往河北顺德工作八天，自7月1日起在山西平定讲道八天，10日回北京。14日又往天津工作两天，17日到北戴河海滨。因为多日工作疲劳，许多圣徒劝我休息几天，才勉强挪出几天的时间。在那里住了十天，每日与几位素识的圣徒谈谈话，读读经，学游泳对体健确是有不少补益。27日回到天津，讲了一次道，次日回北京。

　　8月1日在北京开第二次夏令讲道会十四天。15日偕妻往上海，因为岳父患胃癌，病重需作手术治疗，恐怕有危险，来信希望妻去看视。17日到上海，岳父在红十字会医院割治，已经瘦弱不堪，十分痛苦。8月20日在浸会庄夏令会中讲道十天。25日岳父由全家护送回杭州。31日起在守真堂讲道十天。岳父于9月4日在杭州逝世。我当日赶到，次日亲视入殓。但因为上海的会不能中止，所以在岳父入殓以后又赶回上海领会。那时回想我在九年多以前在这个地方认识了这位敬虔可爱的老人，心中便发生无限的感慨！回上海的时候本预备再返杭州送殡，但因为工作的紧急和会众的需要，竟不能不忍痛留沪继续开会，以致不能亲身送这位老人入土。为在神的工作上尽忠，便不能尽孝。其实如果这位老人在世的时候，我若拿这种困难去向他请教，他一定会告诉我说，「只管继续讲道，不必回来照料我的后事。」想到这里，我就心中稍得宽慰，不觉得是什么重大的遗憾了！守真堂会毕，于9月11日返杭，到岳父的墓地看视，想到老人待我的慈爱，我不能不哭泣了。12日到海宁观潮，以后又在杭州住了几天。19日与妻北上，过济南下车讲道两天，25日到天津住两天，27日到北京。29日再往天津工作五天，10月4日回北京。

　　10月14日又离北京南下，17日由上海乘杰斐孙总统号轮船往香港，20日到港，当日乘广九路车到广州，在东山浸信会堂讲道十二天。11月2日乘江轮溯西江西行，次日到广西梧州，自4日到13日在梧州工作十天。14日有桂林浸信会的包君从桂林开汽车来接我到那里去。领完早会便起行，过勾漏山，看见极美丽的山景。当晚住在贵县，次日晚住在柳州。第三日过阳朔县，看见更美丽的山景。广大的原野中矗立着无数挺拔陡峭的山峰，具有种种不同的形状。最奇特的是那些山峰大部分都是岩石构成，有的直立像柱子，有的上面微尖像竹笋，有的像兽蹲伏，有的像人站立，与我们平日在各处所看见的山岭大不相同。这些山虽然大部分是岩石构成，可是上面却长满了茂草与树木，乘汽车驶行在这个地方，宛如身在画中，真令人流连不忍离去。三天的旅行过江达十次左右。江上没有桥，汽车需要上渡船，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每次渡江要费一二小时之久。16日晚间天已大黑才到达桂林。三天一共走了一千五百多里。

　　自11月17日起在桂林讲道十天。自梧州到桂林往返需要六天的行程，开汽车接我的人需要走两个往返，共十二天的行程，六千里的长途，还要消耗大量汽油，为这十天的讲道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住在交通便利的城市中的信徒常得机会听道，也许从来不会想到这是神多么大的恩惠！在桂林的时候每日讲道两次。休息的时间承那里弟兄们的厚意，邀请游览独秀峰、叠彩山、象鼻山、七星岩山洞，洞既大又深，两个向导拿着火炬领路，洞里遍布石钟乳，结成各种奇形怪状，不亲自游过的实在不容易想像这种瑰丽的美景。走四十多分钟才从洞的另一端出来。又游览桂山、隐山六洞、伏波山、象山、水月洞、虞山、韶音洞。「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确实一点不错。杭州有一座「飞来峰」，就使游西湖的人啧啧称道，广西境内不知道有多少「飞来峰」呢！

　　27日离桂林，当晚住柳州。次日到贵县，包君得家中电报，促他急返桂林。我于29日改乘长途客车前行，当晚到郁林，住在郁林酒店。（两广称旅馆写酒店，并不是卖酒的店铺。）不料这个旅馆竟是一所半娼寮、半旅馆的营业。这一晚的停留实在苦不可言。30日启行，途中汽车过桥遇险，因为工人正在修桥，看见汽车来到，便把木板浮摆在桥上，汽车把木板震起来，车的一个后轮掉在桥孔里，撞伤一个旅客的面部，我的左耳只受了一点轻伤，晚间平安到了梧州。12月1日在梧州讲道两天，下午乘江轮东下，翌晨到三水，换乘广三路火车到广州，再换广九路车，下午四时许到香港。晚七时半在香港浸信会讲道，以后继续讲道十一天，再后又在九龙诸圣堂讲道两天。十六日乘法国邮船Ander Lebon号北上，19日到上海，去杭州住一日，以后北上，24日到北京。这次外出一共七十多天，往返约二万里路。两广的天气还是像北方夏秋之交，遍地是绿草红花，穿的最多的时候不过是一层袷衣。一到北方已经是草木枯凋、一片黄沙、冰雪遍地、棉衣不暖了。

　　1934年全年一共外出七次，在外边有七个半月。所到的省分有江苏、山东、河北、山西、广东、广西。这一年头晕的痛渐渐痊愈，却又换了胃痛的病。一年之内接连犯了好几次。吃的东西稍不适宜，便胃痛发作，有时痛得忍受不住，在床上辊来辗去。

　　「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一7-8）

　　「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一17-19）

　　坚城、铁柱、铜墙，都是坚硬的东西。都是人力所难摧毁的东西。一个人若往这几样东西上撞，只有他自己受损伤，他却损伤不了这些东西。神立耶利米作先知，吩咐他去为神传话，去责备犹大人的罪恶，在那些怙恶不悛的犹大人看来，耶利米明明是与他们为敌，与他们作对。这些人不只是平民，而且有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这些人是有权柄的、有地位的、有势力的。耶利米与他们反对，从人眼中看来，无异乎以卵击石，自取祸败。但因为神差遣了他，使他作坚城、铁柱、铜墙，所以他们要攻击他，却不能胜他。他们攻击他，正像以血肉之躯去撞坚城、铁柱、铜墙一样，因为神对耶利米说，「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听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这几句话，我们可以说耶利米就是神的代表、神的使者和神的口。神自己不到民众那里去，祂差遣耶利米去作祂的代表，作祂的使者。神自己不发声对民众说话，祂立耶利米作祂的口，替祂说话。悖逆的百姓不乐意听神的话，因此他们要攻击耶利米。但神既设立他作神的使者和神的口，神自然要保守他，拯救他。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耶利米虽然几次面临危险，到底没有遭遇仇敌的毒手。作神的先知是最荣耀的事，也是最艰难危险的事，同时又是最安全稳妥的事。为神拣选、被神设立、作祂的代表和祂的口的人有福了。

　　我感谢神，祂把祂交付耶利米的使命交付了我。祂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吩咐我去说祂要我说的话。祂看见了教会的腐败黑暗与世界上的情形相差无几，祂便差遣我去向世人发呼声，也差遣我向教会发呼声。祂吩咐我把世界与教会中的黑暗、腐败、邪恶、不义都宣布出来，并且招呼他们急速悔改。祂也使我从各方面看见了世界与教会中的种种罪恶和那些可僧可耻的事。当我要去替祂说话以前，我感到恐惧胆怯。我知道若是毫不留情的责备罪恶，势必招来恶人的反对攻击。当我这样作的时候，也果真遭遇了这种攻击。我也有多次胆怯畏缩，想要闭口不言，但我忍受不住。我经验过了耶利米的苦处：「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祂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二十8-9）说了便遭遇人的反对讥笑，不说心中又忍受不了。结果还是必须去说。感谢神，祂使我越说胆量越大，勇气越增，能力也越加添。祂使我成为「坚城、铁柱、铜墙。」祂对耶利米所说的话，「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安慰了我，也坚固了我。就凭着神的这些应许，我放胆斥责了世界的种种罪恶和教会中许多背道的事。不论是世上有金钱势力的人，或是教会中有声望地位的人，我都毫无顾忌的责备他们，劝他们悔改，劝他们离弃他们所行的恶道，劝他们归向神。

　　今日的教会中不但充满了许多罪恶和背道的事，而且教会的领袖对这些事都是讳莫如深。教会的领袖们对他们同人的恶行也照多年官场中「官官相护」的作风，彼此代为遮盖掩饰。如果有不信的人指责教会中的罪恶，传道的人便说那个人抵挡真道，与神为敌。如果有信徒指责教会中的罪恶，传道的人便说这个信徒骄傲自大，批评论断弟兄，失去了爱心。教会中有罪恶还不是最可悲的事，最可悲的事便是教会中的领袖对于他们本身和教会的罪恶不但不承认悔改，而且文过饰非，乃为遮盖。在这种情形当中，忽然有人起来放胆直言，大声疾呼，把一般教会的领袖们所不愿说、不肯说、不敢说的那些教会中的腐败黑暗和传道人与信徒的劣迹恶行都宣布出来，焉能不招来他们的仇视和反对呢？

　　按人事说，一个人若这样毫不留情的斥责教会的罪恶，一定要到处遭遇排斥和反对了。不过神要使用一个人，给他开了门，便没有人能关。加以教会虽然腐败，但多数的教会中仍有敬畏神的人和为教会的罪恶叹息痛心的人。因为有这两个缘故，我所传的信息虽然惹恼了许多怙恶不悛的传道人和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但工作的门仍是到处大大敞开。二十四年之久，神引领我走过全国二十八省中的二十四省，在三十多个不同的宗派中讲过道。我每次被邀到一个教会中讲道，都准备只去这一次。那就是说，不论听众喜欢听或不喜欢听，我必须把神要我传的警告和祂所要我说的话都告诉他们。如果惹起他们的怒气，他们必定不再给我去第二次。当然我不是故意去惹他们的怒气。神绝不喜悦我们存着挑战的心去攻击别人。我所以这样毫不留情的斥责罪恶和背道的事，是因为我看见这些事便疾首痛心，不能忍受；另一个缘故是因为神的使命临到了我。我深知道如果我不这样去讲，我便有祸了。我宁可遭遇人的反对攻击，也不愿意招来神的震怒。说来也真希奇，我到许多地方去讲道，本来就预备只去一次，不料他们竟请我去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第五次。这证明了各地教会中还有不少敬畏神的人乐意去领受神的呼声。当然也有一些教会听我讲了一次道以后便起了极大的反感，看我好似毒蛇瘟疫一般。他们对我所下的评语不外乎「骄傲自大，是己非人。」或说我「喜好批评论断，揭发别人的短处。」最普遍的评语就是「王明道一讲道就骂人。」其实他们所说的骂人，就是说我责备许多人的罪恶和不义。如果我们展开圣经去读，我们便发现古代的先知都曾这样责备过人，而且他们责备的比我更加严厉。就是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也曾这样毫不留情的斥责人的罪恶，我们若仔细读一遍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便知道我所说的是真实的了。

　　有一些为神作工的人本身是敬虔的人。他们看见了世界上和教会中间那许多的罪恶，也感到疾首痛心，他们却不敢直言无隐的把这些罪恶都说出来，他们更不敢责备这些犯罪的人。原因就是他们怕得罪人，怕触犯人。也就是因为他们怕得罪人，所以他们才得不着人。只有那些不怕得罪人的人才真能得人。我们毫不留情的用爱心责备人，那些人若不肯接受，必定要因此恨恶我们，仇视我们，与我们为敌。但那些人受了我们的责备，若在神面前痛心悔改，他们必定十分感激我们，敬爱我们，成为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我感谢神，因着这二十多年的工作，我在北京和各省得了一些真挚亲爱的朋友，也树了不少对我咬牙切齿的仇敌，那些人不惜用最恶劣的言语批评我，毁谤我，攻击我，正像那些爱我的人不惜为我舍弃一切一样。我在两次患重病的时期中，看见许多圣徒那样对我关心，听见我的痛减轻一些，就喜得眉飞色舞，听见我的痛转重一些，就愁得短叹长吁。有些圣徒清早起来，就急忙跑来讯问一下我的痛状，然后回去作他们的事工。他们尽他们所有的力量帮助我，想使我快些痊愈。只要我说出一样想要吃的东西，他们不惜跑多远的路，出多大的代价，去给我买了来。记得有一次我在济南患极重的泻泄。有人送给我两瓶崂山矿水，我在病中喝了觉得很好。一位弟兄听说这个消息以后，赶快去买。他走过了许多商店以后，才从一家买到他们所仅有的六瓶。六瓶矿水不是什么大不得了的东西，那位弟兄的热情和真挚的爱却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我的经验告诉我说，只有用诚心待人、敢向人进责备规劝的诤言的人才能得着真实的朋友。作神家中忠心的仆人，作勇敢为神说话的先知，虽然不免受许多痛苦、逼迫、误会、毁谤，但他们从神所得的赏赐却比这些更多。除了在天上他们要得大赏赐以外，在世上他们也要得着许多真诚爱他们的人。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话，「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太十九29）。神的仆人若怕得罪人，不敢把神要他们说的话都说出来，不但群众要受损失，连他们自己也要受极大的损失。

　　今日世上那些不信的人需要听神的警告和呼召，今日的教会也同样的需要。神给我一种使命，吩咐我对教会外面的人传福音，领他们信主；祂也给我一种使命，吩咐我招呼教会里面的人悔改离开恶道。今日大多数的教会实在是可怜到了极点。许多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礼拜堂在那里矗立着。里面有着良好的设备、舒适的座位、悠扬的琴声、音调和谐的唱诗班、钢制的十字架、雪白的蜡烛，「牧师」穿了黑色的礼服，佩着美丽的长带子，念着精装的公祷书，作着词句优美的「说教」，「教友」们肃敬立着唱诗，安静坐着听讲，伸出手来把钞票放在捐钱口袋里面。这些在神的眼中看来，却像一个失去蛋黄和蛋白的蛋壳一样。有人喜欢吃生鸡蛋，他们用针在鸡蛋的两端扎两个小孔，留一个孔进空气，把嘴对看另一个孔用力吮吸，直到蛋黄和蛋白都吸尽，以后把这个空了的蛋壳再放在盘子里。从外面看来，仍是一个完整的鸡蛋，实际却是只剩下了一个毫无用处的蛋壳。今日世上许多的教会也是如此。只有神的眼睛和那些明白神的心意的人的眼睛能看明白今日教会的空虚。教会只有外面的那些东西，但神向教会所要的圣洁、公义、诚实、慈爱、信心、盼望，都早已宣告破产。教会中的领袖为虚荣服务，教会中的工人为薪金传道。大多数的「教友」加入教会，若不是因为别有希图，便是随声附和。传道人为要多收教友，好增加教会的捐款和名册上的人数，不惜大量的收容各色各样的人加入教会，并不详细查考他们的信仰如何，生命如何，品德如何。在这种情形之下，教会中便充满了虚伪、欺诈、谎言、假面、贪婪、私弊、倾轧、排挤、仇恨、嫉妒、结党、分争、淫乱、污秽、以及种种可憎可耻的事。世界上种种的罪恶，教会中不但样样都有，而且还另外加上两样大罪，就是明知故犯和假冒为善。许多不信的人就因为看见教会中这一切的罪恶，不但不能信主，而且还亵渎神的名。许多幼稚软弱的信徒就因为发现教会中这一切腐败和黑暗，以致绊跌仆倒，失去信心。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因为看见圣殿中有卖牛、羊、鸽子的，和兑换银钱的，便大发义怒，用绳子作鞭子把牛羊赶出殿去，又推翻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如果祂今日再来到地上的教会中，我不知道祂所发的怒气比那时要加几倍！

　　不用提一般的信徒，只看看那些传道人罢。好的固然不能说没有，但大多数都是以传道为养生的工具，以玛门代替了神；看见财物便把信仰和真理完全丢在背后；为得财物不惜说谎，不惜欺骗，不惜舞弊，不惜营私；为得财物与同人争吵凶殴，与亲友法庭相见，不但不顾神，不顾信仰，不顾良心，就连脸面也不顾；在富贵的人面前胁肩谄笑，丑态百出，不惜奴颜婢膝，摇尾乞怜。每逢有一两位在社会中有地位、有金钱的人到教会里来，那些传道的人对这些人所表现的态度，真令人为他们羞得面红耳赤，他们自己却在那里得意洋洋。再看许多传道的人奔走于贵人的门前，匍匐在富者的阶下，谄媚官僚，巴结财主；甲有了钱财势力就捧甲，乙得了地位尊荣就捧乙，丙上了台再向丙献殷勤，丁走了好运再去高举丁。近些年来国内有一些贪污腐化到极点的官僚，只因为他们有金钱势力，又在教会里受过一次洗，便被教会看作稀世之珍，请他们作董事，请他们题字，请他们演讲，同他们募捐。旁观的人已经因此把教会看得一文不值，当事的人却以为这是无上的光荣。传道的人不顾节操廉耻到这种地步，焉能不使神受极大的羞辱呢？

　　我们常听见不信的人称传道人为「洋和尚」。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侮辱传道人的话。但如果我们详细观察一下许多传道人的生活和工作，便觉得这种说法并不是毫无理由的。许多传道人没有奉神的差遣，没有从神来的使命，不能大声疾呼、招呼犯罪的人离开他们的罪恶，叫他们逃避神的震怒，不能把福音传给人，不能把人心灵中所需要的东西分给他们，不能把人从黑暗痛苦中救拔出来，不能使痛苦的人得解救，不能使伤心的人得安慰，不能把人当走的正路指示他们，不能作众人的导师，不能作群羊的牧者，只是敷衍了事，主领几次聚会，讲一些不关痛痒的道理，到时候从教会支取一些月薪，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与和尚在佛堂里敲敲木鱼，宣宣佛号，从施主手中得些布施，到办丧事的人家中念念经，超度一下「亡魂」，以后取得一笔念经费去维持生活，有什么分别？如果传道的人不能对人类、对教会有真实的贡献，只是藉着传道去维持生活，这种人不但不能称为神的仆人，而且适足以称为社会中的蠹虫。世界上有他们也不多什么，没有他们也不少什么。我们希望这种传道人快些辞去传道的工，去找个职业作，还不失为一个在世上有用处的人。如果他们再这样弄下去，被不信的人称为「洋和尚」倒是小事，在神的面前要受神的斥责，那才是一件严重的事呢！

　　在西国人主持的教会中另有一种可哭的现象。西国传道人既掌握着经济的全权，许多人便竭力迎合他们的心理，借此可得一些好处。中国传道人只要能讨得西国传道人的欢心，便不愁保不住自己的地盘。说来也真希奇，越是假冒为善、口是心非、擅长谄媚逢迎的小人，越能博得西国人的欢心。那些梗直忠实、不曾逢迎、不屑于献媚乞怜的正人，最不易得西国人的任用。结果是什么呢？有品格、有节操的人不是被排挤下去，便是洁身远引。教会中所留下的只是一些奸妄小人。他们一面在西国人面前曲意奉承，一面在信徒面前作威作福。这般人在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已经弄得信用破产，人格扫地，正像社会中那些贪污的官吏一样。但西国人都一意信任他们，倚重他们，看他们为最忠实的同工。若有人对西国人进些规劝提醒的话，西国人立时便说这个人是嫉妒他们，给他们说坏话。有些西国人受着这种小人的玩弄，到死都不醒悟。在我国内西国人主持的教会里多数都有这种情形。

　　在教会中作领袖的人既是这样腐败邪恶，一般信徒们自然更难希望比他们好多少。这种情形不止几处教会，不止几个地方的教会，也不止几个宗派，全国的教会中多数都是这种情形。我是从小就在教会的环境里长起来的，又在教会的学校里读了十年书，我认识了北京各教会里面不少的传道人和「教友」，我更深知道北京各教会的情形。从我在二十多年前开始到各地教会中去作工以后，我更看见了全国各处教会的情形。如果我把我所见所闻各处教会里的丑恶的事实记述下来，可以印成一本小书。在神面前我不敢说一句谎言。这些情形不用说一个敬畏神的人看不下去，就连不信主的人当中那些比较有品格、有道德的人看见，也会疾首痛心的。教会在世上的见证是这样不良，我们怎能希望福音广传呢？

　　教会腐败到这种地步，原因固然不止一个，但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教会中有许多未曾信主的人被接纳进来。以我这二十多年在全国各处详细观察的结果，我敢确实的说全国的「基督徒」中真实悔改信主得了生命的人绝没有一半。如果能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我就认为是不少了。当然这是一个平均的数目。有些教会的根基立得好，传道的人也忠心，这种教会中真实信主的分子自然就比较多。若是教会的根基立得不好，传道人不忠心，那个教会里的假信徒自然就特别多。说起来真可叹，有些教会里面虽然有许多「教友」，但真实信主有生命的信徒少得令人不能相信。我说的并不是推测的话，乃是我多次亲自证实过的。这种教会根本就不是教会，不过是伪善份子的集团罢了。这种教会不可救药，属神的人只有从其中出来。

　　我们若详细分析一下各处基督徒加入教会的动机和经过，便知道情形复杂得很。福音传开了，各地都有少数因听道受感、悔改信主的人，但同时还有更多的人因为别的动机而加入教会。其中有些人是为希冀得着金钱的济助、或其他物质方面的好处。有些人是为在教会或教会附设的事业里谋得饭碗，或是为要保持自己在教会中已经获得的地盘。有些人是为要同信主的异性人结婚。有些人是为要讨信主的上司或主人的欢心。有些人是为要作教会中的买卖，有些人是为要敷衍信主的亲友的面子。有些人是为要获得教会里的资助好去读书。有些人是为要托信主的亲友寻觅职业。有些人是为要从基督徒得些周济。有些人是为要在教会里交交朋友，出出风头，在唱诗班里唱唱诗，在圣乐队里奏奏乐。还有些人是因为顺从父母的命令，虽然自己不信，但不愿意违背双亲的心意。还有些人在无知无识、还作小孩子的时候就被父母抱到礼拜堂里受了洗。另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加入了教会。平常我们听见人说全国有几十万基督徒，上文所说的这种种的人实在占了大多数。调查表里的数目只是在教会里受洗和受浸的人的数目，并不是基督徒的数目。只有诚心悔改、信主耶稣、得了新生命的人才是真基督徒，其他加入教会的人只好称为「教友」而已。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知道全国有多少基督徒，不但准确的数目没有人知道，就连大概的数目也没有人知道。因为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今日不只需要对教会外面的人传福音，领他们信主，我们照样需要对教会里面的许多人传福音，领他们信主。对教会外面的人传福音怎样常遭遇反对和逼迫，对教会里面的人传福音也照样会常遭遇反对和逼迫。

　　许多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加入了教会的人都是基督徒，不过有热心与不热心的分别而已。其实主要的分别还不是热心与不热心，乃是真信了主没有。不热心的信徒还有办法，至于那些根本未曾信主的「教友」，如果他们不肯悔改信主，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些人不热心也许害处还小一些，如果他们未曾真实悔改信主，却发了热心，那一定会演出许多可怕的现象，使教会腐败的速度加快一些。如果这种人作了教会的领袖，担负了传道的工作，他们一定成了假先知、假师傅、混乱了神的福音，毁坏了整个的教会，使神的名受了极大的羞辱。今日中国的教会就是如此。（其实全世界的教会又何尝不如此，不过我们处在中国，只论中国的教会而已。）因此我认为许多「教友」和「传道人」需要和不信主的人同样的认罪悔改、信靠基督。只有这样作，教会的前途才有希望，教会的景况才能改善。但这种办法正是许多「传道人」和「教友」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说这话是侮辱他们，诽谤他们。他们不但不悔改，而且根本不承认他们的罪。他们说他们在「受洗入教」的时候就已经信了主。他们说他们没有犯什么罪。纵使你指出他们的罪恶来，他们也会像扫罗那样遮盖掩饰，往别人身上推诿。如果教会的领袖是这种人，你便不用希望这个教会再能改善，就只有离开那里了。

　　今日许多离经叛道的教训流行在教会中，主要的原因也在这里。教会中既然有许多不信主的传道人，他们还有什么道可传呢？愚笨一些的只好传一些他们自己所不信的道理，聪明一些的便把圣经中许多的真理和事实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去曲解谬讲。他们说，神不过是宇宙中的大智慧、大能力，是世界上的真、善、美；耶稣不过是世界上最完美、最高尚、最理想的人物；耶稣所行的奇事不过是门徒在祂死后，为要将祂的道理传开，不得不假设的一些记载；耶稣的死乃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最高表现；耶稣的复活乃是祂的「精神不死，感力常存；」耶稣再来掌权乃是象征着普世上的人类都信服了祂；天国降临乃是我们在地上用基督的教训来建设理想的社会。他们当中最狡猾的人把信徒所信仰的圣经真理和这些曲解圣经的说法都学上一套，见了真信主的人便讲前者，见了假信和不信的人便讲后者。因为教会中有许多不信主的「教友」和「传道人」，所以才出现这种背道的教训；因为有这种背道的教训，不信主的「教友」也就越发增加。在这种情形之下，教会腐化的速度便一日比一日增加了。

　　教会既充满了罪恶，又加上这种背道的教训，我的责任便更加重了。一方面要攻击罪恶，一方面还要攻击这种背道的教训。攻击后者要惹起撒都该式的「不信派」的反对，攻击前者要招来法利赛式的「伪善派」的恶感。「不信派」说我「迷信」，那些「伪善派」又说我「骂人」。因此我便成为这些人的箭靶子了。我不怪他们与我反对，因为我先与他们反对，正如耶利米「与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一样。但我一点不因此畏惧退缩，因为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安慰了我，也坚固了我。祂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当1921至1924年间，我在家中一面作劳苦的工作、一面读圣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神要怎样用我为祂作工。那几年间虽然也曾有几次到外面几处教会作了一点工，都不过是很短的一个时期，以后仍返到家中来学习。我没有想到会被邀到各省教会中去工作，我也没有想到要建造一个会堂，我更没有什么一定的工作计划。那时我只是认为应当殷勤忠心作那摆在前面的小本分罢了。那时我明白了一个真理：「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十六10）。因此我在家中无论作什么卑微的工作，我都竭力作得尽美尽善。我打扫屋子的时候，总要打扫得十分干净，不容屋子里再有丝毫的尘垢。我做饭的时候总要作得十分可口，不容菜饭有一点滋味失调。我洗濯盘碗衣服的时候总要洗得十分清洁，不容上面再遗留少许的污秽。写一封信总要写得整整齐齐，小而至于贴一枚邮票，也要贴得端端正正。那时我并没有要做大工的希望。（在我十四岁到二十岁的时期曾有过，但在二十一至二十四岁之间，这种高大的心志已经完全被神消除了。）我也不知道将来神有什么工作要交托我。出乎我意料之外，1925年的一年内，工作的门竟大大敞开，北京的工作在一个短时期中发展到应接不暇，不久外面又敞开了工作的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5年：敞开了工作的门

　　1925年1月和2月上旬，在我家中每周有两次聚会。一次在星期三，一次在星期六。聚会人数多的时候到十个人，少的时候仅两个人。2月10日我被一位姊妹邀到全城各教会妇女联合会去讲道。那个会是每月一次，轮流在各会堂开会。那次轮到鼓楼西长老会。到会的人有几十位。我那天讲的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至八节，真葡萄树的比喻。会毕有一位容貌快乐和善的老太到前面来同我谈话，询问我的姓名住址，又问我在哪一个教会讲道。我回答她说我在自己家里讲道。她说她听我讲道很受感动，承认我是神所召选的人。及至她听说我是王子厚先生的儿子。她说她认识我的父亲，不过在义和团乱事平定以后她再没有听说我们全家的消息。她说她非常快乐能见看我。这位老太太就是潘维周夫人郑素英女士。那时候北京各教会的领袖们多数都看我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惟有她独具只眼，认识我是神所特选的人，这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安慰和勉励。从这时起，她时常向她所认识的信徒介绍我，她既是全城各教会所钦佩敬重的人，当然她的介绍很有力量。从那时我家中聚会的人就逐渐增加。2月中下旬增到十三四个人。3月初增到二十几个人。我所住的一间半小房子已经感觉狭小。那时潘老太太又邀我从3月6日起每星期五在她家中领一次会。4月初参加我们聚会的一位于老太太提议，说她家中有宽敞的房屋可以容纳许多人，邀我每隔一周星期日下午在她家中讲道一次。我答应了。第一次的会是在4月5日开的，到会约有七十多人。她家的会一共开了四次，每次到会的人都拥挤得很。那时本市有好几处教会也邀我讲道，平均差不多每日都有聚会。我那时在城内各处奔跑颇觉劳累。4月24日有几位圣徒送给我一辆脚踏车，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便利，使我可以节省体力又节省时间。5月下旬因为将有南京之行，于21日、22日两天在潘宅开两次特别聚会，第一次到会的人将近一百，次日超过一百人。5月27日离北京南下往南京。

　　这里我叙述一下我赴南京的动机与经过。在1921与1922那两年间我的心非常火热，同时也自视很高。那时似乎觉得国内信主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热心爱主、更明白真理。及至1923年，我经人的介绍，开始订阅南京出版的灵光报以后，才知道国内还有其他热心爱主的圣徒，以前狭窄的心胸才开始扩大，这也是因为以前我在北京很难得遇见敬虔的圣徒的缘故。从1924年起，我就希望有一天能到南京与那里的几位圣徒有一些属灵的交通。1925年春季开始在灵光报投稿，并与该报负责的两三位圣徒通信。有一次与那里两位圣徒在信中提到这个意思，他们来信欢迎我去。因此在5月27日的早晨搭乘京浦通车南下，次日晚十时到浦口过江，十一时乘了一辆马车进南京城。当我坐在马车中的时候，我忽然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幼稚的孩童，渴望多受神的教训和造就。

　　到了南京以后，在几天之内见到了好几位久想晤面的圣徒，心中得了不少的安慰和勉励，同时也被邀在两处礼拜堂和两个学校讲道多次。6月1日在一个聚会中因为我不肯有一点敷衍模糊，一定要十分真诚的表示自己的信仰，遭遇一位老年信徒的误会和攻击，因此又引起其他信徒的误会，使我的心中受了极重的打击，当时真感觉痛苦到极点。以后才明白这件事实在是神特别的恩典，因为一个青年人刚一出来作工的时候，如果一切的事都顺利亨通，没有打击和患难，他便会骄傲狂妄，自高自大，而且把一切的事都看得十分容易，再不知道天有多么高，地有多么厚，他便很容易陷在魔鬼的网罗里，从一个很高的地步跌落下来，直跌得头破血出，骨断筋折。我到南京以后，很受一些圣徒的重看尊敬，不知不觉心志就有些高大起来。正在这时候，神就藉着别人的误会重重的击打了我一下。如果没有那一次打击，一直就那样下去，真难设想后来会堕落到什么地步了！我真感谢神，因为祂选召我，也修理我，祂使用我，也管教我。「耶和华阿，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诗九十四12）

　　在南京一共停留了十四天。因为从南京到杭州不过只有一天的路程，又因为我从作学生的时候就常听说杭州西湖的风景是多么美丽，因此想趁便到杭州游览一下。在离南京以前有一位信主的姊妹托我中途在沪杭路上的嘉兴下车小住，以便与她那不信主的丈夫谈话，我答应了，因此预备先到嘉兴，后到杭州。6月12日上午七时四十分乘沪宁路车东行。第一次在江南旅行，沿途美丽的风景使人心旷神怡。下午四点多钟到了上海北站。我买的是南京嘉兴的通票，因此出了这个站台便直奔那个站台。不料因为南京来的车慢了十几分，及至我走进那个站台，由上海到嘉兴的沪杭路区间车已经开行。我那时没有多少乘车的经验，不知道火车开行了是不能被旅客喊住的，又因为情形紧迫，心中焦急，也顾不得思想，便一面自己扛着行李追赶火车，一面大喊「站住，站住。」说也奇怪，那位站长看见我这种情形，竟把手中的红旗一挥，火车就慢慢的停下来，站长对我喊着说，「快上，快上。」我就一跃跳上了火车。到今日想起来还觉得好笑。火车开动以后是绝不曾为迟到的客人停下的。如果今日我遇见这种情形，我绝不向已经开动了的火车喊「站住」，当然我也绝不能上车。我想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也是这样。我们信，我们求，连那些不可能的事也能成就。但我们不敢信、不敢求的时候，便总不能得着了。

　　那天下午七时到了嘉兴，在那里住了三天。16日离了嘉兴，乘火车往杭州去。先去看一位主里的弟兄。本想到旅舍小住几日，承他挽留我住在他那里。次日往游西湖。22日去拜访一位主内的长者李静谦女士。承她介绍会见了天水桥礼拜堂的牧师刘德森先生夫妇。26日刘先生来看我，邀我到他的礼拜堂讲道，我允诺了，便在28日到那里领午前和午后的聚会。会毕那里的一些信徒约我接连开几天会，因此次日又去讲道。会毕刘先生约我到他家中小住，又接连讲道三天。7月3日再往嘉兴，在那里讲道十天。14日由嘉兴往上海，预备往福州去看一位通信许久尚未晤面的弟兄，不料在旅舍中竟患起病来。在极痛苦当中，想到北上返京路途太远，病体恐不能支持。忽然想到杭州刘先生夫妇待我是那样和善慈爱，不如赶快回杭州去，因此便在17日乘沪杭车回到杭州。到杭以后过了几天，病痊愈了，自22日起至8月2日在天水桥礼拜堂讲道十二天。8月6日离杭至上海小住，15日乘宁兴轮往福州，这是我第一次乘海轮旅行。17日到罗星塔住四日，在福州住一日，22日搭乘原轮北返，24日到上海。28日离上海经镇江，改乘内河小轮北上淮安，应该处教会的邀请前往讲道。次日到淮安，自30日至9月7日共开会九天。9月7日午乘小轮返镇江，过南京，乘津浦路车北上。11日到德州小住三天。14日乘车返北京。这次外出共三个月又十八天。

　　回到北京的第六天得杭州的信，邀我在10月间到杭，领一周各教会的联合聚会，经过两日的祷告，复函允诺10月18日在杭聚会。自23日起恢复北京三处的家庭聚会。每周三次，星期日在于家，星期三在我家中，星期五在潘家。本打算在10月15日南下赴杭，但那时候因为江浙二省发生战事，北京到杭州的铁路已不通车，无法南下。21日起家庭聚会再开。24日一位相识的人劝我乘海轮南下，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于27日赴天津，次日乘新铭轮南下。31日到上海，随即乘晚车赴杭。自11月4日起在信一堂开全城各教会联合聚会七天，12日起在崇德县工作一天。16日赴嘉兴工作六天。25日返杭州。27日起在冯氏女校（刘景文母校）讲道九天。12月7日往诸暨。自9日起在诸暨讲道八天。17日离诸暨，次日返抵杭州。从那日到年终都在杭州停留。 1926年1月4日应常州两个教会的邀请，在那里开会共十三天。自20日至24日在苏州监理会女传道会讲道五天。26日往上海，在圣保罗堂与天安堂讲道共十天。2月8日返杭州小住半月。23日赴上海，应沪北堂的邀请，自24日在美华书馆礼拜堂讲道十七天。3月13日返杭州，小住休息。18日离杭往南京工作。自21日至4月4日，对南京各教会信徒讲道半月，除每日两次聚会以外，又应几个学校的邀请，每日上午前往讲道。身体过于疲乏，末后几天力量不足，胸部作痛，最后一天病转重，竟不能领末后一次的聚会。4月5日被一位老年的圣徒接到家中休息了几天。12日离南京过上海，返杭州小住半月。29日到沪，预备北上，因为津浦路已经久不通车，5月4日搭华山丸轮船北上。6日船泊青岛，游青岛名胜。8日下午到天津，10日返抵北京。此次外出共6个月又14天。

　　从5月10日回到家中以后，再开家庭聚会，每星期六在我家中聚会，每星期五与星期日在潘家聚会。只开了十一次会，因为早已应许6月间到绍兴去开会，因此在6月初又南下了。

　　6月1日离北京到天津。3日乘通州轮南下，6日到上海，当晚赴杭州。8日乘汽车赴绍兴，自9日起在内地会与圣公会讲道共十二天。21日上午游大禹陵，下午启行回杭州。22日往松江，工作两天。次日往上海，自23日至30日在内地会讲道八天。7月2日返杭州，自7月7日至16日在天水桥夏令会中讲道十天。21日应一位圣徒的邀请，离杭州往莫干山小住十八天。在山写成「基督的新妇」一书。8月9日下山返杭州，10日离杭往江阴，自11日至18日在江阴讲道，20日离江阴到常州小住六日，26日到上海，27日返杭，小住九天。9月6日往上海，在闸北堂讲道十六天，后又在几处礼拜堂与一个学校讲道并写成「受苦有益」一本小书。10月5日由上海返杭州，在杭住二十二天，在几处礼拜堂和学校工作。10月27日往苏州，在两处学校讲道七天。11月3日离苏州到上海，在三处礼拜堂讲道若干次。16日往嘉兴工作五天。22日返杭。24日在杭州与刘德森先生的次女景文小姐订婚。25日往常州工作七天。12月3日到上海，4日返杭州。13日离杭往苏州，在浸会堂讲道七天。21日往上海，23日离沪，乘沪宁车过南京，换乘津浦车北上。27日回到北京。这次外出一共6个月又26天。

 

　　在我们受完浸回到天和客栈以后，朱先生便带领着我们求圣灵了。这求圣灵的道理是五旬节派最注重的。五旬节派在中国境内的教会以前有五旬节会、使徒信心会、神的教会、上帝教会。今日大部分都改称为神召会。他们认为说方言是信徒受圣灵惟一的凭据，凡没有说过方言的就没有得着圣灵。朱先生是在北京城内一个很小的五旬节派的教会里面工作。他本来是一位小煤商，以后因为热心主工，便丢弃了商业，作传道的工作。他是一个诚实敬虔的圣徒，很熟悉圣经，但是不很明白圣经中整个的真理，也极缺乏普通的常识。他认为一个信徒必须在祷告的时候从口中发出一些人所不明白的声音来，才算得着了圣灵。他称这种声音为方言。至于这种声音或多或少都没有关系，纵使只有很少的几声，也足可证明是领受了圣灵。我们受浸约次日（7日），他在上午十时就到客栈里来，为我们求圣灵。祷告了许久总得不着。他忽然想起来未曾给我们详细讲解十条诫命。于是便逐条为我们讲解，并劝我们遵守。（这种教训与加拉太书三章2节的真理完全相反。但我那时一点也不明白，只是听人讲什么，便接受什么。）以后又领着我们祷告。他教我们都一同出声音祷告，他教我们不住的喊叫「哈利路亚」，并且催我们紧紧接连着喊「哈利路亚」。直到一个人的嘴唇所发的声音混乱得不能分辨字音，他便说那是说了方言。那天下午三点多钟五个学生都说了「方言」，只丢下了我一个人没有说。8日恳切祈祷了一天，仍是没有说。到9日的下午三时，我们几个人又跪在客栈的小屋内祷告，我的舌头发了一些不能分辨的声音，朱先生便说我是说了方言，得了圣灵。那时我也认为我是说了方言，得了圣灵。但实际上我那时在心灵中并没有得着任何变化，任何感觉。我真实有特别的变化、特别的能力，还是在我11月21日认罪以后到被逐出校那一个时期中。如果说我是在那天舌头发出不能分辨的声音的时候是被圣灵充满，倒不如说我是在彻底认罪、完全顺服、舍弃一切、甘心遵从神的命令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了更适宜些。我再回想朱先生同我们祷告的时候教我们只喊「哈利路亚」，而且接连不断的喊这几个字，简直是用人工制造方言。当然以朱先生那样诚实敬虔的一个人绝不是存心欺骗我们，不过他自己也是被愚弄的一个，他那样缺乏常识也是他吃亏的一个缘故。大约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几个学生在受浸约次日，祷告不久便说了「方言」，（？）但我却延迟到两天以后才发了极少的几声不明白的声音。

　　我们师生六人既都发出了不明白的声音，朱先生便认为我们都得了圣灵，我们自己也认为「大功告成」，便在10日晨各返家乡。8日早晨，北上的两个学生已经起行返里。10日上午，三个南下的学生也登程回家。我在上午十时十分乘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北上。最后同我分手的仍是那位因为要同我共患难而自动退学的学生石天民。那日天色阴晦，树枝上、电线上都挂了极厚的白霜，气候寒冷得很。汽笛一鸣，我便与这旅居一年有半的保定作别了。

　　当我在归途中的时候，满心以为我这样为道牺牲，回到家中一定会得母亲和姐姐的夸奖嘉许。不料我所揣想的竟完全错误。母亲一听我述说我离校受浸的经过，竟大大的责备我，怪罪我不该因为受浸舍弃了一切。姐姐从学校回来听说我的经历，也大大的失望惊诧。不多几月以后，风声传了出去，一切认识我的人都开始误会我，有人说我患了精神病，有人说我受了迷惑。其实大家所注重的那一点还不是受浸不受浸，乃是说我不应当牺牲了地位和前途。有好几个人说，「别人为求教会资助读书而受洗，为求在教会中谋职业而信主；你本来有职业，而且教会还允诺将来资助你入学，如今都因为信仰牺牲了这一切。这不是颠狂是什么呢？」我告诉他们说，「古时有许多信徒为信仰舍去家产，舍去性命，都不退缩，以我与他们相比，这还是最小的牺牲呢。」他们说，「那些人都是迷信，现代的世界不当再有这种迷信的人了。」我一听这些话，才开始明白这些人虽然在名义上是基督徒，实际他们却不真信基督。这时我的眼睛开始明亮，会分辨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了。

　　从离保定回到家中以后，试炼一日比一日重。母亲和姐姐都不了解我。认识我的人也都讥议讪笑我。关心我的人为我叹息。除了我离开保定的经过引起他们的惊奇以外，我那时候的态度言谈也特别使他们诧异。因为我的心热烈异常，我属灵的知识却十分缺乏，所以言谈举止都多有偏激的地方。我承认我那时所受的逼迫和误会一面是因为我的信仰和我跟随主的缘故，还有一面是因为我那 些幼稚偏激的态度所招来的。我看看今日这些跟随主的人，有先进的圣徒引导他们，使他们知道当 怎样信主，当怎样生活，当怎样处世，再想想我那时候是那样披草莱，斩荆棘，在无路可走的地方踏出一条路来，虽然到底也走上了正轨，吃的苦头却不知有多少，真不能不为现今这些信主的人庆幸。

　　我在这种四面受敌的景况中实在是苦得无法形容。我当时想如果能寻到一个职业，必能减少家庭中的痛苦和亲友间的误会。但谁肯为一个患精神病的人介绍职业呢？又有什么地方肯用患精神病的人作事呢？母亲逼着我去作事，不然，便教我到伦敦会我母校的校长那里去认错，承认我不应当受浸，请求他们继续资助我入学读书。第一条路我虽然想走，却走不通。第二条路虽然走得通，我却不能走，因为我受浸的事并没有错，当然不能认错。母亲却认为那实在是错。我们母子二人所认识的既然不同，当然就要发生纠纷。我作小孩子的时候确是不体恤母亲，不孝敬母亲，但从我十四岁得救以后，我便想尽力孝敬母亲，使母亲得些安慰和快乐。如今同母亲为信仰而发生纠纷，不但母亲难过，我也难过。母亲难过不是为她自己，实在是为我。我难过是为自己，也是为母亲。不慈的母亲和不孝的儿子中间发生纠纷，那种痛苦还轻些。慈母和孝子中间发生纠纷，真是最令人痛心的事。我的母亲确是一个慈母。我自己虽然够不上孝子，但我实在想竭力作一个孝子。可是这时竟因为信仰惹起这种纠纷，这是多么不幸的事呢！

　　我在那个时期不愿意走出大门，因为一出大门，只要遇见相识的人便会遭遇难堪，可是闲居在家里也是痛苦得很。全家只有三个人，（母亲、姐姐和我），却有两个人不了解我。此外还有我的一个姨母也住在我们院中，她对我更不能了解，母亲因她所说的话也就更加痛苦。1月18日夜间，我梦见母亲把我逐出大门外面，吩咐我离开家然后把门关上。我站在门外大声呼叫，请求母亲给我两件衣服和棉被。母亲却拒绝不给我。我在门外大哭起来，直到醒过来还是哭泣不止。事实上我那慈爱的母亲绝不会作这种事，可是从这种梦景中也就可以想到我那时心中的苦况了。

　　有一天我实在太痛苦了。我起了背叛神的心。我想我为顺服神以致落到这样困苦的地步神竟不为我开出路，让我继续着这样受苦；神真是不公义，不信实，不慈爱。我不能再事奉这样的一位神。我不否认神的存在，但我定意离弃祂，不再亲近祂，更不再事奉祂。我定意重新奔我自己的前程。那时真是危险极了。如果我那天离弃了神，我想不过几年，我会很痛苦的离开世界。感谢神，祂行奇事，显大能，在那最危险紧急的关头，祂使我读到哥林多前书十章13节的话：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在那种紧急的关头，实在没有任何一段经文比那节经文更能帮助我、安慰我。我以为试探太重，使我再不能忍受，但这段经文告诉我说，我所受的试探是我所能受的。我以为神不信实，但这段经文告诉我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受试探过于我所能受的。往下它还告诉我，在受试探的时候，神必给我开一条出路，使我能忍受得住。我为什么还向神发怨言呢？这节经文提醒了我，也安慰了我。我重新回到神的怀抱中来。

　　还有一次特别的经验：一天清早母亲对我说，「明道，我昨天晚间为你祷告求神使你醒悟。我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说，『四十昼夜在旷野』。我想你现在是受了魔鬼的迷惑，你必须赶快醒悟。」我一听母亲所说的话，认为这个声音确实是为我发的，正是为要提醒我，使我知道我现在是受魔鬼的试探，我必须藉着神的话战胜祂。我想到主耶稣战胜魔鬼的试探是藉着神的话，我便特别用心查考圣经、诵读圣经。那些日子我常常一个人坐在一间小棚子里。（这小棚子本来是冬天养花用的，后来加上门窗，就算是一间屋子，我那时就一个人住在里面。）我在那里祷告，看圣经，有时禁食祷告。说来也真希奇，已往六年之久每日都看圣经，但是里面关乎生命的要道就好像蒙着一层纸一样，始终不曾了解。这时忽然心门大开，知道基督能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信祂的人；祂有生命，祂也能使信祂的人有生命；祂复活了，祂也能照样使信祂的人复活；祂已经战胜了死亡，祂也把这种胜利赐给信祂的人。我从前最怕的就是死，现今基督已为我战胜了死亡，把永生赐给了我。我是多么幸福啊！

　　明白了生命的道理以后，立时便觉得死亡不足畏惧，世福不足恋慕。从前所渴慕、所追求的名誉虚荣，都渺小得不值一顾，同时也就把那些成大业、作伟人的念头完全抛弃，愿意随从神的安排；无论神吩咐我作大工成小事，都乐意忠心去作。更愿意把一切都甘心奉献，甘心舍弃。那时有两段日记记了这种觉悟：

　　「余今实未能确信永生之道，致视死为畏途，所努力追求者，仍不过今世之正义成功也。保罗云，『吾人若只于今生有指望，则较众人尤为可悯。』旨哉此言也！世事幻梦，永生是望；余今日思之考之，更将求父启余。」（1921年1月19日日记。）

　　「今日始悟前者所立之志，成大业、为伟人享大名者皆为全盘错误；此犹世事实不合于父旨。今在基督内所望者非此等事，以此等皆为虚幻必毁灭者，今日之望，永生而已。循此而行，乃尽弃从前所恋，而完全顺从于天父前，尽父所与之分而已。与余之细称，则虽执洒扫之役且甘心；与余以重任，则拯千万人于灭亡亦勉为。将听父用余，而余不敢用父。金钱、名誉、衣食、娱乐，更当为父而全舍也。」（1921年2月10日日记。）

　　我从十四岁信主以后，每日都读圣经，我也笃信圣经，但我始终不十分明白生命的道理。我信耶稣替我受死赎罪，也信耶稣复活了；但耶稣复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却不很清楚明白。我对于信徒来生的希望只是模模糊糊的知道信的人死后灵魂可以到天堂去，至于这件事是否十分真确我便没有把握了。就因为我的信仰是这样模糊，所以我便不能有一个坚确伟大的希望，自然也就舍不掉这世界上的虚荣和名誉。但在那几十天的时间中，我清楚明白了我的主不但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罪，而且祂的身体确实是在三日后复活，出离了坟墓，四十日以后又升到天上。我更开始看见一件我从前未曾注意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将来还要照祂所应许的话从天上回来接祂的门徒，那时候那些睡（死）了的圣徒都要从坟墓里复活，得着荣耀不死的身体，被主接去，同时那些还活着的圣徒不经过死，也要改变、成为荣耀不死的身体，和那些复活的圣徒一同被接到主那里去，永远与祂同在。其实这些真理一向都是清清楚楚的记在圣经里，这本圣经在我的手中已经有多年。我不记得有没有读过这些记载，我只知道我对这些事没有任何印象。就好像这些经文的上面都盖上了一层纸，这时候忽然有一只手把这层纸揭去了一样。有一位属灵的著作者设了一个很适宜的比喻，他说 ，「神的一些应许正像用隐墨水所写的一样，只有放在苦难的火焰上去烤的时候，它们才能显露出来。」就是那几个月中间所经过的苦难的火，把这些宝贵的应许对着我烤出来了。

　　我既知道了这些应许，便立时把从前所恋慕追求的一些世上的虚荣名誉看作粪土。我也明白了要去作神的工并不需要入神学，最要紧的乃是用工夫去读圣经，并且要受神的训练和造就。因此我便把以前打算入大学、入神学、及到英国去留学的计划完全放弃。我只求神给我一个较长的时间，把圣经多读几遍。感谢神，不久祂便给了我一个良好的机会。

　　我有一个表兄，那时在陆军第十三师的军医院里作军医长。他们的军医院在西苑，他住家就在颐和园北墙外大有庄内。有一天他来看我的母亲，他对我的母亲说，「姑母，我听说我的表弟患了精神病，这真是一件极可惜的事。不过这种病也不是没有希望好的。要紧的是使他心中快乐。你们千万不可斥责他、反对他。要顺着他的心理，说他喜欢听的话，慢慢他的神经会复原的。」他又说，「我可以请表弟到我家中去住些日子，我们夫妻二人可以慢慢劝导他。」以后他来对我说，「表弟，我知道你素日最喜欢游山玩水。我住在万寿山旁边、山明水秀的地方，好不好请你到我家中来住一些日子，游玩游玩？你愿意念圣经，就在我那里念。」我听他说的这些话，认为是神给我开了道路，便接受他的邀请，在3月16日离家到他那里去。到那里以后，表兄与表嫂都劝我不可不顾世界的享受，他们的意思是要用委婉的方法使我离弃我的信仰和我所事奉的主。我却劝他们快些悔改信主。结果两方面都没有成功，我未曾接受他们的劝告，他们也没有接受我的劝告。谈了几次以后，我们便不再谈了。

　　大有庄真是一个好地方。站在庄外就可以看见西山，出了庄口向南走不远，就是松树畦，那里有几百株松柏树，还有一道长的土冈，往西一直通到青龙桥街，冈上也长着不少松柏树。走过青龙桥街便是青龙桥了。桥的下边是一道河，从南往北流过去，河水清得可以见底。顺着河往上走，便是颐和园的后门。过了青龙桥往西南走，便是静明园，园里便是西郊胜境之一的玉泉山了。从青龙桥街往北走，便可上到一座小山上面，山上有一块长圆的巨石，形似一只卧虎，所以那座小山名叫卧虎山。（另一个说法是说，那座山的形状好似卧虎，未知二说孰是。）出大有庄向东南走，经过一条极清澈的小溪，再向正南，便是颐和园的正门。

　　我到大有庄的日子已经将近春分，正是草木萌芽春暖花开的日子。我每日清早起来，便拿一本圣经走到卧虎山上跪在巨石旁边祷告，以后就坐在巨石上读圣经。日间就走到河边，坐在石头上读圣经；读得疲倦了，就欣赏河内游泳的小鱼。日落的时候，就坐在河边眺望远山的晚景。也有时走到附近的莹地内，去读经默想。天气好的时候就上到较高的红山顶上去唱诗祈祷。有时遇见乡人就同他们讲福音。我那时读经的方法有两种：一个方法是把一卷书从头至尾细读一遍；另一个方法是查考一些重要的题目。从3月16日到大有庄，至6月21日返城内，其间回家六次。实际住在乡间共有62天，那62天如同入了一次短期圣经学校。在真理上总算有了相当的进益。

　　5月28日曾得老友陈子诰先生自沧县来信，大意说，他听人传说我患了精神病，他对这种传说半信半疑，要我给他回信，详细报告一下我的近况，我因为素日敬重他的信心、见识和人品，又因为手中还有十几圆钱的积蓄，便有意到沧县去同他谈谈。因此就在6月27日离北京，经天津往沧县。次日同他作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对我说，他确实知道我不但没有患精神病，而且是蒙了神的大恩。7月3日他嘱我在沧县城内礼拜堂讲一次道。那是我蒙召以后第一次在礼拜堂中讲道。那天的讲题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七月五日离沧县回到北京。七日的旅行，使我得了很大的安慰和勉励：得安慰，是因为我几年来敬重的良友承认我确是蒙了神的特恩；得勉励，是因为在沧县的那一次讲道实在感觉到神的同在、满有能力和权柄。这次的经验使我对神的选召和使命更加确信不疑了。

　　9月19日得陈子诰先生来信，大意说，夏天我那次在沧县讲一次道，很多人受了感动，现在沧县的中西同工都愿意邀我到沧县再作几天工。23日又来了一封信，仍是催我前去。我在祷告以后，接受了他的邀请，便在9月30日离京赴沧，先后在沧县、盐山县、和献县的乡间，作工三个多月。到了1月下旬，因为信仰，与教会的西国领袖发生冲突，便在1922年1月26日离开沧县，回到北京家中。这三个多月作工的经验使我知道神不但选召了我，而且赐给我恩赐和能力为祂作工。当时我揣想祂不久一定要交给我许多工作。不料神却把我关在家中，除了家中的琐事以外，什么事工都不给我作。这使我感到极大的痛苦和失望。

　　我不明白神为什么选召了我却不使用我，我尤其不明白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种最令我难堪的环境中。我已经是二十二岁的人，不能供养母亲，还要在家中吃母亲的饭，这实在是我不应当作、而且不忍作的事。我尽力想减轻母亲的担负，但我没有路可走。当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藉着得奖金供给自己入学的费用。当我在预科一年级的时候，伦敦会资助我读书。当我教书的时候，我可以藉着收入的薪金维持自己的生活。姐姐在一个学校里教书，可以维持她自己的生活。家中十来间房子出租所得的十几圆租金，就归母亲自己使用。母亲不但不要我们的钱，而且还拿她收入的房租给我们用。我们也尽力为母亲买些吃的东西或用的东西。我们母子三人都过着独立的生活，同时也都彼此相顾相爱。可是这时我却成了母亲和姐姐的重担。自然母亲和姐姐甘心给我饭吃，不过我却不能这样忍心长久累着她们。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我只有在家中作各样劳苦的工作，服事母亲和姐姐，减轻她们一部份担子。因此我每天早晨起来洒扫院于和屋子，到街上去买菜回来烧饭，吃完饭，刷锅碗，洗衣服，补袜子。母亲看见我作这些事，心中实在不忍，便催我赶快去寻觅职业，增加家中的收入，好雇一个女仆来作这些家务。有时我软弱下来，想找一点事作，却找不着。有时别人来给我介绍职业，我又坚决不肯去就，只等候去作传道的工作。作这些家中的琐事日子一久，心中便不免烦躁起来。我怪罪神为什么这样待我。我似乎对神说，「从前我定志作政治家的时候，你一定召我去传道。如今我接受了你的呼召愿意去传道，你又使我整日作这些劳苦卑微的琐事。你为什么这样苦待我，难为我？」我向神讲理。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待我。有时我苦痛得不愿意活下去。也有时我一面操作，一面生气，甚至把东西摔在地上。有一天我读出埃及记，看到摩西被神带领到米甸旷野、牧羊四十年的事迹，我忽然明白过来，知道人生中许多最宝贵的功课是从苦难卑微的事工里学出来的。明白这个真理以后，我便死心塌地、殷勤忠心的去作这一切家中的琐事。扫地、擦桌、烧饭、刷碗、洗衣服、补袜子，我都尽心竭力的去作，而且要作得尽美尽善。我那时明白作这些琐事与传神的道是同样的重要，也有同样的价值。又知道如果这些琐事作不好，将来传道的工作也一定作不好。到了最后我竟学习到一种地步，认为如果神使我一生就作这种卑微的琐事，我也从心里说「阿们」。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立志作大政治家。到二十岁决心顺服神要去传道的时候，我希望作大布道家。及至我在家中作了三四年劳苦的工作、被神完全征服了以后，我连作一个苦工头目的野心都没有了。感谢神，到了这个程度，祂才开始把祂的工作交给我。

　　1922年1月26日由沧县回到北京以后，那一年就一直困处在家中那间小棚子里，每日除了作这些家庭中的琐事以外，便抽些时间研读圣经。1923年的前半年仍是这样。1923年7月31日离北京，乘京汉路车到元氏县，下车转往我的一个学生的故里赞皇县城的内地会主领八天的聚会。14日会毕，经过元氏、正定两县，往行唐县，预备到同我共过患难的朋友石天民家中去，不料19日到了行唐县城内就开始患病。休养了几天，越来越重，便在25日带病返京。到京以后病更转重，直到9月下旬才痊愈。以后仍继续留在家中，一面作工，一面读经，一直到年终。

　　1924年3月4日经人介绍，被邀偕同本城各教会约三十多位中西传道人赴南苑军队中布道六天。那是我第一次与各教会的中西传道人共处。所见所闻的事，实在令人疾首痛心。虽然那些传道人中也有很少数的几位给我的印象还算不错，可是大多数的人实在不配称为基督的仆人。六天布道的结果，据说有二十多人受洗。我从各方面观察，发现那些报名受洗的人中间，真诚悔改信主的实在是少得可怜。当他们大家热烈筹备要在11日举行施洗盛典的那一天清晨，我因为不忍目睹那一种可哭的情形，便乘进城的大汽车返城了。那几天工作的经过，使我更认识了中国教会的腐败、虚空、贫穷、可怜，也更激发了我为神作工的热诚。

　　6月3日离北京外出工作，先后在天津西董家庄、沧县、萧张镇等处讲道。7月2日离了萧张，经过德县往济南去，看望一位通信数月、彼此渴望见面的弟兄，在他那里住了十二天，双方都得了很大的安慰和勉励。7月15日由济南到天津工作数日。24日又赴沧县小住六天，31日回到北京。8月30日离北京赴德县，在公理会与伦敦会合开的教会领袖聚会中讲道。听见一个不信基督的传道人大讲混乱圣经真道、败坏听众信心的言论，心中激愤不安，经过长时间恳切的祷告以后，放胆在聚会中把他所讲的一切错误都一一指正出来，因此惹了那些与他同类的人的怒气，以致他们向我大肆辱骂和攻击。这是我公开与教会中的恶势力宣战的第一次。感谢神，祂率领我在基督里得了胜利。9月2日再到沧县工作十几天，18日回到北京。

　　这次从外面回来以后，仍然留在家中，一面作工，一面读经。正在这时候，家中外院住的一家邻舍迁走，空出两间房子来，我因为这时自己有一点收入，可以补助家中一些用度，便同母亲商议，把这两间房子让给我用。因为那些时候常有人到我这里来谈道查经，我本来住的一间棚子太狭少，不敷应用。母亲答应了我，便在10月4日从一间小棚子里迁到两间屋子里。从前在小棚子里住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常到我这里来查经，后来又有一位少年人参加。到这时候房子的容量加大，可以容纳较多的人，10月18日开始在新房子里聚会，便有三个人参加。25日的聚会有五个人参加，以后每星期六聚会一次，到的人有时更多，有时较少。从12月24日起，又增加每星期三的查经会，第一次三个人参加，第二次六个人到会。我在北京传道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1924年中也开始写几种小册子印刷分赠。那一年中出版约有四种：计有「一件极重要的事」、「恶世中的呼声」、「基督徒与偶像」、「基督的十字架」都是六十四开本的。这是文字工作的开始。 1925年的春季，工作大大展开，这些事我要留在下一章里述说。这里我要述说一些1921至1924年间我在信仰上的转变。当我从保定被逐回到北京以后就到为我施浸的朱先生所在的那个聚会去。那个教会以前叫「信心会」，那时已经改名为「神的教会」。那里的领袖是一位挪威国的老人，是作工程的。那里聚会的人数，多的时候有二十几位。他们没有礼拜堂，只是在那位老人的会客室中聚会。那位老人不会讲什么，每次聚会总是说，「我们要遵守祂的诫命，不离开罪不能见主，人不圣洁不能得救。」这位老年人像其他五旬节派的传道人一样的主张不说方言便是没有受圣灵。他也主张守第七日的安息日，他却接受新西兰一个信徒所讲的，说在亚洲的第一日实在是第七日，因此在亚洲各国家中的信徒应当以星期日为第七日的安息日，欧美各国的安息日却是星期六。他不信人一经悔改信主使可得救。他认为世上没有那样容易的事。他主张一个人信主以后必须追求圣洁，直到他完全离开了罪，才可以得救。他教训人离罪的方法更可笑了。他把新约里所记的种种罪恶列出一张表来，一共八十三样，把这张表挂在屋子里，教人每天念这些罪恶的名字；他说，这样作慢慢就能离开它们，成为圣洁。此外他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道理，他却讲不明白。跟随他的那一小群信徒差不多都是没有什么知识的人，有的人只能念圣经，有的人连字也不认识。我才一到他那里的时候，因为什么都是新鲜的，倒也有一度对他们很倾心，但日子一久，我这颗饥渴的心便感觉不能满足了。讲不圣洁不能得救的人所有的人生并不圣洁，那些说方言的人所说的方言渐渐也使我发生了怀疑。守安息日的事也不过是讲讲而已，实际就没有几个人真能彻底的去守。至于那些奇奇怪怪的道理，更不是我所能接受的了。

　　我虽然对这个老人和他所讲的道理不能满意，有一点，我却与他的见解相同，就是那种「不圣洁不能得救的道理」在我认为是十分合理的。我从十四岁信主以后，便有一种强烈恨恶罪恶、羡慕圣洁的心志。我每逢自己犯了罪以后，便痛悔自责；每逢看见别人犯罪，也疾首痛心。我看见教会中充满了各样罪恶，就义愤填胸。我不信这些终日活在罪恶中的信徒们能得救。我恨罪，因此我断定，不离开罪、不成为圣洁的人绝不能得救。我既有这种信仰，心中便常不得平安，因为我发觉我还没有完全离开罪，我还不够圣洁，当然我不敢说自己准能得救。我信主耶稣能赐给人永生，我盼望主来接信祂的人，但我自己究竟能否得救？我却没有把握。那时候如果有一个信徒说他已经得了救，我一定斥责他为大胆狂妄。我既没有得救的把握，当然常常战兢恐惧，恐怕一生信主结果仍是被主弃绝。我那时候不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只是在西乃山下面战栗徘徊。

　　那位挪威老年人所住的院子里还住着一位瑞典国的老年人，名叫毕胜道。他常常讲因信得救的真理。他和那位挪威老人所讲的道完全是相反的。他住一间小屋，穿着很不整齐的衣服，吃很苦的中国饭。他是一个很贫穷的外国人，而且常患着病。我因为看他年老无依，常去看望他，希望给他一点安慰，他就顺便对我讲一些因信得救的真理。我起初不能接受，但他所引证的一些经文渐渐在我心中作起工来。到1923年的春季，我的思想开始改变。那年2月27日在日记中写了一篇祷告文说：

　　「在天之恩父钦，仆今深知世人于尔前无一义者，更无一事可以自夸。本诸罪罚皆当死亡。惟尔施恩宏溥，遣尔于耶稣代赎人罪，使凡信之者皆得白白称义。仆今后不复追求赖行称义，惟愿完全接纳吾主耶稣之宝血，赖吾主为仆之救赎者。仆又愿以被赎之身心完全奉献于父前。仆既为重价所赎者，则此后之生皆不复为己而生，乃愿完全为父及吾主耶稣而生。今祈父赐特恩，赐圣灵充满仆衷，使仆今后完全接纳吾主耶稣于仆内行作万事，一生所夸惟吾主之十架。更祈尽去仆之骄傲错误，使仆毕生行于光中。愿父旨成于仆身，父名在仆得荣。皆奉吾主耶稣之名。阿门。」（1923年2月27日日记。）

　　对因信称义的真理彻底明了的那一天，日记中有以下的记载：

　　「我罪污如何洗去？ 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我心病如何能愈？ 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奇哉恩波浩荡！此外活泉无望。 我心得洗雪亮， 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心得洁并非在己， 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罪得赦别无可倚， 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我无法可掩疵玷， 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我无德可以上献， 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哪是我盼望平安？ 惟有耶稣所流宝血。 得称义蒙主喜欢， 惟因耶稣所流宝血。
　　「暮于室中歌耶稣宝血一诗，心甚有感。歌之数遍，又歌耶稣受死之诗数首。十架之工斯际于予心乃十分清淅。顿觉千钧重担乃于十字架前完全脱落。快愉莫名，高声祈祷，颂美神恩。」（1923年3月9日日记。）

　　完全明了这因信称义的真理以后，在信仰上可说又有了一个大的转变。幸而神在以前没有为我大开工作的门，否则把道理讲错了，可怎么收回呢？从那时以后，我便不再多与那位讲律法的老人来往，同那位帮助我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的老人来往却渐渐多了起来。那年六月间他介绍一些英文的阐道小册子给我，嘱我译成华文，并代那些出版小册子的圣徒们每月转给我十几圆钱的馈赠。我帮忙这种工作有二十三个月之久。直到1925年4月底才放下。毕君也在那年11月间因病去世。

　　我因为守安息日的缘故，听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是守安息日的，便引他们为同志，在1922年的春夏二季中到那里去聚过几次会。可是去了几次以后，所得着的不过是失望，因为他们除了几样特殊的讲法以外，并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能满足我心灵中的需要，因此以后也就不去了。我从1921年直到1926年都主张守安息日。但后来我发现使徒在书信中竟没有一次教训外邦的教会守安息日，我开始对这种主张发生疑问。经过一个很长时期的祈祷与查经，我明白了神并未曾吩咐外邦的圣徒必须守安息日，至于称第一日为「基督徒的安息日」更是人的遗传。关于安息日的问题，我曾印了一本小书，名字是「基督徒必须守安息日么？」在这里我就不再多叙了。

　　关于说方言的事，当我受浸以后约有一年多之久，我接受五旬节派的道理，并且也那样传讲，就是说，「一个信徒受圣灵必须说方言，因为说方言是受圣灵惟一的凭据；凡没有说过方言的信徒就未曾受圣灵。」有些人作见证说，在他们说方言的时候怎样得着极大的力量，怎样自己约束不了他们自己的舌头，好像有一种能力支配着他们的舌头，因此说出他们自己所不明白的言语来。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我发过一些自己所不明白的声音，原因还是由于上文所说不住的喊叫「哈利路亚」那种祷告。到今日我认为那是一种机械式的方言。起初我还没有什么疑问，到后来看见听见许多人说那一类的方言，渐渐引起我的疑问。有些人说方言的时候只有一两个单纯的音调，就如有人只说「吧、吧、吧、吧」；有人只说「搭、搭、搭、搭」；有人只说「各地、各地、各地、各地」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总是这个声音。请问这如何能叫方言呢？就是天使说话也不能用一两个音表达许多意思阿！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自己祷告的时候从来不会说方言，他们在那些不注重方言的聚会里也从来不能说方言，只有到了注重方言的聚会里才能说方言呢？更有一件使我感觉奇怪的事，就是许多人的行为、生活非常不好，可是他们祷告的时候仍然说方言。1921和1922两年间，我看见一个青年人，他的性情凶暴残忍像一头野兽。他虐待他的母亲和妻子的情形令人看了皆裂发指。他还有种种的恶行，使人无法承认他是基督徒。可是他一跪下就能说方言，而且他所说的还不只是几个单纯的音，他所说的真像一种语言一样。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又看见许多真诚信主、热心事奉神的圣徒，其中有的人生活敬虔，满有主耶稣的香气，也有的人为主作工大有能力和权柄，但他们却未曾说过方言，难道他们没有圣灵么？我再查考圣经，便发现每一个基督徒在真心悔改信主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有神的应许为这事作见证，比人所不明白的那种声音更为可靠。因着这一切的真理和事实，使我放弃了我在受浸以后所接受的那种教训。

　　我在那几年留在家里读圣经的时候，完全把我从前在教会里所听见过的道理抛开，只是查考圣经。凡是圣经里所有的，我都接受；凡是在圣经里面不能找出来的，我都抛弃不顾。凡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我没有一样不信，同时我也不愿意信一样圣经里所没有的道理。我不曾读过圣经注释。我最不欣赏那种书籍。我今日讲道和治理教会都以圣经为惟一的准则。我不愿意接受一点教会的遗传和人所制定的规则，我更不能与任何背道犯罪的事妥协，我也绝不对抵挡神的人让步。我因此离开了我从前所隶属的教会，我也与上文所说的那个教会断绝了关系。我在那时还不知道神怎样用我为祂作工，更一点没有意思要起始一个新的工作。不料神竟一步一步的引领我走到今日这个地步。祂的作为真是奇妙！连我自己回想起来，也不能不感觉惊奇呢！

　　追述一下二十多年以前的经历，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在那个时候却是饱尝了无限的辛酸，吃尽了诸般的苦味。有些时候真觉得度日如年，有些时候苦得甚至想要求死。逼迫、反对、笑骂、侮辱、误会、伤心，种种的滋味都一一的尝了再尝。谁想到那一切都成了今日的益处呢？以前我只是念诗篇上的话，现今我经验过了这些话：

　　「神阿，祢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祢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祢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祢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诗六十六10-12）

1948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