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王明道传》

第十五章　风声越来越紧

　　双方论战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王先生在一九五四年冬季《灵食季刊》发表的那两篇文章《真理呢，毒素呢？》和《顺从人呢，顺从神呢？》，回答了「三自」诸先生发表的言论，并且击中了他们的要害。他对全国教会的影响日益扩大，从一九五四年夏到一九五五年春，全国各地不断有教会和个人，因着王先生的见证，认识了「三自」的本质，并且退出「三自」。单就一九五四年而论，全国会议之后就有许多信徒和传道人，从各地（包括东北和西北地区以及广东、上海、南京等省市）来问王先生有关「三自」的问题。有的是亲自上门来访的，也有的是写信来的，王先生一一作答，把「三自」的真相告诉他们，并且把吴耀宗先生一九四五年发表的《神在哪里？》这篇文章念给来访的人听，他们就明白「三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的回去以后就退出了「三自」。一九五五年全国各地退出「三自」的计有：青岛青年学生团契在年初退出了「三自」；二月中旬到三月下旬，长春市的西三道街教会、浸信会和三道沙子教会相继退出「三自」；北京市基督徒聚会处也在此时正式声明退出「三自」，同时还邀请王先生在四月四至五日去该教会给青年圣徒讲道数次，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四月初旬，南京教会掀起了一个反王明道运动，但以失败而告终。同时，上海又有油印刊物出版，主张退出「三自」。五月初，上海三自会正式成立时，该市最大的教会——基督徒聚会处没有参加。五月下旬，西安市基督徒聚会处退出「三自」；六月初旬，呼和浩特市基督徒聚会处退出「三自」。在中国的大地上，从北到南，由西到东，不断有退出「三自」的事发生。

　　对于这些退出的事，「三自」当然感到很气愤，除了连篇累牍的笔伐之外，还加以口诛：二月下旬，上海「三自」召开大会，控诉王明道；五月初旬，上海三自会正式成立时，该市教会除基督徒聚会处外，几乎被一网打尽；同月，西安三自会开会七天，专门控诉王明道。这一系列的事对王先生都是冲击，但他并没有动摇。

　　尽管「三自」写了那么多文章，做了那么多工作，信徒只要一听见王先生所讲的真理，因为有圣灵做工，很快就清楚了。政府如果不加干预，「三自」肯定即将趋于崩溃。为支持「三自」免于失败的命运，五月十八日政府毅然采取严厉措施，在天津逮捕了徐弘道先生。徐先生原是王先生基督徒会堂的同工，后来被天津圣会所请去做牧师。他也像王先生一样，拒绝参加「三自」。天津市有一座三层大楼，原是内地会撤离时留下来的，政府示意徐弘道可以接收，正如北京市有一座外国人遗留下来的礼拜堂，政府曾示意王明道可以接收一样。王先生拒绝了，但徐先生却接收了。这件事引起天津各教会牧师的嫉妒，纷纷起来攻击他，并且喊出一个口号：「信仰有自由，爱国没自由。」他甚为惧怕，就离开了天津圣会所，搬到北京去住，随即被西城麻线胡同教会请去做牧师。他刚一上任，就请王先生去讲道，更加引起别人对他的忿恨，当他还在天津圣会所时，因为他的教会和北京基督徒会堂以及北京基督徒聚会处过往甚密，就被认为是联合起来抵挡共产党。徐先生在这个时候应邀回天津领会，结果就在那里被捕了。

　　徐弘道先生被捕后，又有风声传来说，外地不参加「三自」的信徒陆续有被捕的。看来这是大圈套小圈，只是北京还没有动。

　　徐先生的被捕虽然使王先生感到愤慨，但实际上对他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为第一，他十分相信政府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第二，他从未接受过任何外国津贴。在他看来，徐的被捕主要是因为他接收了内地会的财产。其实王先生想错了，政府此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向他发出一个严肃的警告：「我们可以逮捕徐弘道，也照样可以逮捕你。」目的是促使他悬崖勒马，及早回头。

　　六月下旬，王先生在夏季《灵食季刊》上发表了《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态度之明确，立场之坚定，一望便知这里再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政府的努力全部落空了，下面的一步就是逮捕王明道，并且为逮捕作好舆论准备工作。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一日《天风》周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加强团结，明辨是非》。这篇社论首先提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目的。它说：

　　「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团结所有信徒，肃清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基督教内所散布的邪恶影响，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建立我们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接着它谈到对于那些还没有参加的人的态度说：

　　「对于少数还没有参加的人，仍然是敞着大门，不断伸出友好的手，用爱心和耐心指引他们，希望总有一天大家开诚相见，欣然共处。」然后笔锋一转，就把矛头直接指向王明道先生：

　　「当然，我们也早已料到，有个别像王明道先生那样坚持错误、以『不变应万变』来破坏三自爱国运动的人，纵然把道理都说尽了，也是不会有丝毫感动的。恰恰相反，我们越是胜利，他就越要破坏；因为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本来就是『冰炭不能并立』的！对新中国的现实，他们没有人民的感情，心里却像灌满了铅，日益阴暗沉重；这种出于政治上仇恨的『本能』，就必然用尽一切方法来破坏基督教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今天，基督教团结的基础是反帝爱国，……如果抽去反帝爱国的共同基础，而就在新中国的『此时此地』挑起所谓『基要派』和『现代派』的争战，王明道先生到底是何用心呢？这难道还不是『为了某种了不得的原因不肯团结而夸大信仰上的分歧』么？难道说，我们真的需要把反帝爱国大团结的前提撇开不谈，而引起一场『基要派』和『现代派』的混战么？如果这样，岂不是正中了帝国主义分裂我们的阴谋诡计，而干出『亲痛仇快』的罪恶勾当么？不管是谁，如果这样存心并见之于言行，那就是中国人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他『应当小心神公义的审判』和广大信徒群众的斥责。」最后社论郑重声明，并且发出号召说：

　　「我们为了反帝爱国！这就是我们与王明道先生假借信仰作口实而进行破坏反帝爱国的原则分歧！……我们必须从反帝爱国的政治原则来同王明道先生划清是非界限，一切爱国爱教的基督徒都应当积极投入这个斗争。」

　　作为神的仆人，王先生说：「我们是为了信仰！」作为反对神的人的仆人，「三自」说：「我们是为了反帝爱国（即为了正当）！」各有各的主人要服事，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世的，确是「冰炭不能并立」。既然王先生已经成了「人民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自必为中国国法所不容，他的下场如何，当然就是「三自」所说的「公义的审判」了。

　　「社论」是一个信号：王明道先生被捕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除了这篇文章以外，同期《天风》还发表了一篇「短评」，题目是《批评与团结》。在这一时期的《天风》周刊上又陆续发表了秦牧、丁灵生、江文汉、汪维藩、孙鹏翕、郁罕、叶保罗和崔宪详等诸先生的文章，点名批判王明道。

　　七月下旬，北京开始动手了。首先是在各大专院校开展运动，要求凡是基督徒会堂聚会的学生们都站出来，交代王明道的事。如果抗拒，那就逮捕。北京人民大学研究生吴德详是天津人，来京后因常去王先生那里聚会，校方要他交代，他不肯，就对他施加压力。七月廿四日，他因精神支持不住跳楼自杀，送到中直医院，很快就死了。之后，北京市各机关团体和学校也都要求他们单位里去基督徒会堂的人，交代王明道的事。

　　八月二日，北京医学院开大会，要柳月青、史尚豪交代王明道。柳是福建人，来北医读书，曾向王先生申请受浸。两个人都因拒绝交代，在大会上被当场宣布逮捕。

　　王先生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教会外面，他面临的是「三自」领袖们群起而攻之；在教会内部，有人因受压迫过重而自杀，有人因坚持真理而被捕，有人因软弱而放弃信仰，更有人为名利而卖主卖友。此时王先生是外有争战，内有忧患，压力之大是空前的。这场争战从一九五一年起，至今已持续了四年之久，如今又面临孤军作战，他无论是精神上或体力上，都已经感到疲惫不堪了。

　　给他刺激最大的，莫过于他的老友、天津的李伯蘅大夫。李在解放前原是一位热心爱主爱人的基督徒，与王先生的关系十分密切。解放后他在峰峰煤矿工作时，为一碗「红豆汤」（创廿五章廿七至三十四节）竟出卖了儿子的名分，而且以后见人就劝人放弃信仰，绊倒了很多的人。他与王先生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但在八月三日，正当王先生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候，他突然出现了。一见面就问王先生说：

　　「你还那么迷信吗？」

　　「伯蘅，」王先生惊讶地说，「你怎么说这话啊？你怎么说我迷信呢？」

　　他声明他已经放弃了信仰，并对王先生说，「你们不必为我祷告。」他还劝王先生在当今反对神的时代，不能再证明神的存在；又说讲道要迎合人的心理，讲人喜欢听的等等。过了一会儿，王太太走进来，跟他只讲了几句话，他就勃然大怒，对王先生说：「你还那么迷信，我们没话说了。我走！我走！」说完就拂袖而去。

　　李伯蘅大夫这次来访，给王先生刺激很大，王先生在他当天的日记里详细记载了这件事：

　　「李伯蘅来访，言返京奔父丧。劝予勿触人之怒，谓室外黑板上写的圣经，于今日反对神之时代，仍证神之存在殊不当。又谓讲道只当讲人乐听者。又谓予不签名（反原子弹）事非是。又谓一切为了政治。讯以基督徒一切当为何事？八时三十分，妻入室，与伊谈数语，伊拂然惊，大怒而去，挽之不得。予殊不悉伊之改变一至于此也，心中受刺激甚深。」

　　李的言行实在亏负主恩。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仍被投入监狱。一天他在狱中口渴，想要喝水，大家叫他把头伸出来，他就把头伸出铁栏杆外。因为他的头大，耳朵被铁条卡住缩不回去，被人用棍子活活打死了。神是轻慢不得的。既尝过主恩的滋味，却又卖主，结局何等悲惨。

　　王先生当日深受刺激，夜不能睡。过夜一时才入睡，四时半突然惊醒，心中充满恐惧，他预感到他要被捕了。

　　八月四日清晨消息传来：「黄禹先昨夜在寓所被捕。」正吃早餐时，有四个检查卫生的人进来，到处查看。实际是观察地形，作好逮捕前的准备工作。

　　八月七日（星期日），北京医学院和协和医学院搞运动，不放假。当日下午，两校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应届主席、副主席以及上届主席均在大会上被当场宣布逮捕。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雷厉风行的大逮捕迫在眉睫了。

第十六章　基督徒会堂的最后一日

　　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星期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它标志着基督徒会堂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的结束。从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献堂之日起，到这时为止，已经整整十八年了。这个教会历尽沧桑，如今已经光荣地完成了她的使命，她的牧人王明道先生也结束了他作为时代先知的传道之工。

　　最近以来有不少迹象表明，很快就要出事了。首先，王先生看见《天风》上刊载一篇文章，内中有一句话说了四、五遍之多：「王明道先生，你的政治立场错了！」公开提名警告，说明他们已经不客气了。另一件事是过了几天，一位从冀东来的木匠给他送来一张传单，题目是：《加强团结，明辨是非》。其中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团结起来，反对那些反动的东西。最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数日前老友李伯蘅大夫的来访。看他那个惊恐万状的神情，王先生意识到自己的被捕就在目前了。

　　七日一大早，会堂看门的冯起弟兄端来了一盆荷花，说这是马利亚的香膏，献给王先生，为浇奠用的。从这些话看来，好像他知道马上就要出事似的。最近一个时期，这个弟兄情绪很不稳定，一会儿顶高兴，一会儿顶忧愁、又顶生气，弄不清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在会堂里一直是个有问题的人物，对王先生有不满。他出身于警察，说起来是个政治上有历史问题的人，很容易被收买，有人猜测他老早就在暗中为政府工作了。尽管如此，他毕竟在会堂呆了这么多年，与王先生多少也总有些感情，看见王先生大难临头，可能出于良心的驱使，做了这么一件事。

　　十时半上午礼拜开始之前，一个姓李的女学生来对王先生说：

　　「大爷，大爷。今天我来聚会的时候，有人跟着我。」

　　「你甭害怕，」王先生安慰她说，「有神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但他心里已经有点感觉，可能　　要出事了。那天礼拜聚会的人数特别多，大会堂里坐满了，院子里还坐了有二、三百人，总共大约七、八百人。王先生那天的讲题是《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严厉责备犹大的门徒造谣诬蔑，陷害忠心事奉神的人，讲道十分有力。

　　刚一散会，就有人来告诉王先生说：

　　「今天聚会来了好多我们不认识的人，面目很生。」

　　吃过午饭，王先生躺下休息了一会儿。起来以后，隔壁一个女孩子来对王先生说：

　　「伯父，我看见有几个人在会堂外头看你的地形，好像要爬上墙似的。」王先生听了有些害怕，想夜里可能他们会跳墙进来。

　　下午，教会的擘饼聚会来了大约二百人。临散会时，王先生想可能这是最后一次的聚会，就叫章纪勇和章师训两位弟兄去甘雨胡同家中，拿了二百本他的自传《五十年来》，送给来聚会的人每人一本。

　　晚上还有一个小型的祷告会，参加者除了王先生和他的同工以外，还有史昌林、章师训、王笃恩等几位青年弟兄姐妹共十余人。他们祷告的时候，来逮捕他的公安人员实际已经等在墙外，可是他因为身体过度疲劳竟睡着了，就像在客西马尼园中的那几个门徒一样，「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等他醒来时，已经十点半钟，于是他说：「我们该散会了。」祷告会就是这样结束的。

　　* * * * * *

　　王先生对待今天这场属灵的争战和他对待一九四二年那场争战，有很大的不同。回顾一下他在一九四二年那场灵战的经过（详见《五十年来》第五章第一四四至一五三页），对我们每个属神的人都会是有益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与美英两国交战，那日上午，北京各英美差会所设立的礼拜堂都被封闭。各教会的领袖们在那时都十分焦急，他们集议怎样维持工作，因此便成立了一个『北京基督教维持会』。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下午，忽然有一位青年会的干事，到我这里来述说各教会已经组织了一个『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他受该会会长的委托，劝我们加入该会；并说如果不加入，恐怕以后教会会发生困难。当时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答复，只告诉他说晚间再给他回答。这天晚间我同妻并两位教会中的同工和另一位弟兄谈论这事，我们一同跪下祷告。不到几分钟，我忽然想到经上的话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十四节）我不再求告了，我只感恩赞美，因为我已经明白了应当怎样应付这一件事。」

　　那次灵战临到时，他不是胸有成竹，而是先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求问。不单是自己祷告，而且和教会同工一起跪下来祷告。这是那次争战得胜的原因之一。从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每逢教会切切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发命令，显大能，使他的教会得着胜利。在一九四二年的那次灵战中，他祷告了不到几分钟，就有神的话临到他，使他明白当怎样应付那一件事。但这一次的争战他既没有那样的经历，更没有神特别的话语和能力赐给他，他只是按照他认为对的去做了。他所倚靠的乃是一九四二年那次得胜的经验，以致失去了单纯信靠神的心。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在那次灵战里，除了上述经历以外，他还经历过主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

　　「四月三十日的晚间我从外面回来，进晚餐的时候，妻交给我一封信，是联合促进会寄来的。信内说：

　　『敬启者，我基督教各宗派、各公会，因时局之演变，为促成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之实际精神起见，组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总会已于四月十八日正式成立，本市按章应设分会。贵堂既在分会区域内，有参加之必要。特请派遣代表，于五月一日上午新十时出席，共讨进行。聚会地点假米市中华基督教会。此上基督徒会堂

　　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北京分会启』

　　「以前的三个多月虽然联合促进会也曾屡次劝诱，总是托人来谈谈。这时候书面的通知来了，并说『有参加之必要』。我们也必须给他们一个正式书面的答复，这时不免正式交锋了。那天晚间九时半，在别人都睡了以后，我独自坐在会堂的南面台阶上思想这件事：参加这个巴比伦式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是违背神的旨意，不参加势必受日方的干涉，遭遇封闭，我个人也难免遭遇危险。我也想到了我那年迈的母亲，如果听见我被逮捕，她一定要焦急惊恐，不知会发生什么变故。

　　「我在月光下思想了一些时候，就走进小会堂内去跪下祷告。祷告以后，再到月光下去思想；思想以后，又到小会堂中去祷告，这样往返有好几次。我平日自己祷告很少发出声音，那夜却大声祷告，以致楼上睡眠的同工都清楚听见。我那夜明白了我的主在客西马尼园中祷告的滋味。直到后半夜二时我才上床就寝。感谢神，那夜祂扶助了我，坚固了我，赐给我信心和勇气，使我决定心志不参加『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那夜只睡了四个小时的觉，梦中仍是接连不断的梦见那些事。次日清早，我写了一封信，交工友送交联合促进会。」

　　主在客西马尼园时，他心里「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祷告了，回到门徒那里，然后又去祷告，这样往返有三次之多，因而有被捉拿后在公会前和彼拉多庭前的得胜。王先生也是那样，在月光下思想，走进小会堂祷告，然后回到月光下思想，往返有几次之多，所以有他日后会见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文化局调查官武田熙先生时的胜利。可是这一次不同了，他不只没有主在客西马尼园中那样的祷告，而且在紧要的关头睡着了。事实证明，当日他所传的道自始至终都是真理，直到今天仍然为人所持守，而且服膺弗违；他也仍是那么热心，那么勇敢，但是他里面却少了神所赐的那个属灵的力量。失败寓于得胜之中，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敬虔事奉神的人引以为戒的。

第十三章　为真道争辩

　　一九五一年春北京会议之后，一个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最初还仅限于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传教士侵略中国，包括他们在各大公会、基督教团体和出版机构的活动，后来就慢慢转移到圣经上来，说帝国主义利用属灵派（即笃信圣经的人）歪曲圣经，散布帝国主义思想毒素，离间信徒与政府间的关系，破坏三自运动。

　　在控诉属灵派歪曲圣经时，一般地说，他们不明说圣经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而是说有人利用圣经散布帝国主义思想毒素，破坏政府政策法令，破坏信徒大团结，和破坏祖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一下，看这段（节）圣经与当前的政治是否吻合。如果不合，就不能讲，也不能信。所以「控诉」实际是一种遏制的手段，通过这个办法把信徒和传道人的思想和灵性完全禁闭在政治的范畴里。其结果是读圣经的人不敢随着圣经的引导读了，讲圣经的人也不敢随着圣灵的引导讲了，神的教会自然而然就变得有名无实、徒有其表了。

　　到一九五四年为止，控诉的材料在基督教刊物中已经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姑自《天风》周刊中刊登的《控诉揭发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材料中，略举几例如下：

　　圣经上说，「不要爱世界」（约壹二章十五节）；又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么？所以凡想要与世俗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雅四章四节）。控诉的人说，这两节圣经会「使青年信徒觉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与世俗同流合污』。……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毒辣地欺骗人，歪曲地引证了圣经话语，竟把人引到不辨是非善恶、蛮不讲理的地步上去。」

　　圣经上讲到世界末日「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彼后三章十至十二节）。控诉的人说：「王明道反革命集团强调『凡是人手所造的都要毁灭』。因而使人悲观厌世，使人想『共产主义再美好，世界末日一到，还不全完！』当然再无心参加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了。这是多么狠毒的居心！」

　　圣经称现今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太十二章三十九节），并说魔鬼管辖的这个世界是「幽暗世界」（弗六章十二节）。控诉的人说：「王明道反革命集团还有一个强词夺理的论点，就是他们硬说今天的中国的社会是『黑暗』的。这是明明不合乎事实的。今日的中国社会正在向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大道前进。……王明道反革命集团硬要说今天的社会是『黑暗』的，甚至还歪曲地引用圣经，将历史分为金、银、铜、铁、泥几个时代，而且一代不如一代。……这不是在讲圣经，而是在散布反革命毒素。」

　　更有甚者，圣经上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十四节）；又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太七章十五节）。这两节圣经，「三自」的领袖们公开反对。他们说：「有人强调有神无神的分别，又强调『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这是帝国主义所散播的毒素。」

　　一九五四年夏基督教全国会议前后，「三自」的领袖们更在他们的发言和文章中告诫大家说：

　　「帝国主义所散布的思想毒素，掩盖了福音的真光，是与福音的真道绝对不相容的。我们深信神对今日的中国教会有特别的托付，就是肃清帝国主义的毒素，传扬纯正的福音。」

　　「过去基督教被人利用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以致荒谬的、判道离经的思想竟作为『神学』传布，纯正的信仰被歪曲了。今后我们不但要肃清毒素，而且还要积极的发扬耶稣基督拯救的真理。……」

　　「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曾利用传教的机会，歪曲圣经，在中国信徒中无孔不入的散布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要中国信徒变成帝国主义的思想俘虏。」

　　「关于教会的前途，则大都觉得教会内部既是一塌糊涂，教会与教外群众的关系又总是搞不好，乃普遍存着悲观情绪。我们觉得问题虽然庞杂繁复，基本上究其根源，则都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毒素损害了中国教会，损害了中国教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损害了中国教会同人的头脑与心灵，以致他们陷落在迷乱中还不自知。」

　　「帝国主义者为了利用传教的事业，进行他们侵略的阴谋，就存心设法歪曲了基督的面貌，企图把真实的基督送进『坟墓』，假借传扬基督的名字，散布着有害的毒素。」

　　看了这些控诉的材料和文章之后，许多爱慕真理的信徒都陷入极端的苦闷，不清楚他们所信的哪些是「圣经的真理」？哪些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就在这个时候，王明道先生挺身而出，针对问题的要害，于一九五四年冬写了《真理呢，毒素呢？》一文，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在这篇文章里，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三自」领袖们的用心和目的说：「他们所说的『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不是别的，正是圣经中的真理。」他们所以不敢清楚的讲出「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都是些什么，是因为他们害怕这样做，信徒们立时就可以认出他们的真面目来。对此王先生提出证据说：

　　「这些狡猾的人虽然竭力隐藏，但还是在不知不觉之中露出了他们内心所隐藏的东西。他们说，『有人强调有神与无神的分别，又强调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这是帝国主义所散布的毒素，为要离间信徒和广大的人民，使他们不能彼此团结，又有人排斥在教会中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信徒，这也是帝国主义所散播的毒素，为要使教会不能合一，以便利帝国主义分子的控制。』这些话还不够使我们认识他们所说的『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是什么吗？」

　　然后王先生引出林后六章十四至十八节；弗五章六至十节；太七章十五至廿节；林后十一章十二至十五节；彼后二章一至三节；约贰七至十一节等处经文来说明有神的人和没有神的人中间有着多么大的区别；同时叫我们知道，防备假先知、远离假先知、拒绝假先知乃是圣经中极清楚的教训。紧接着王先生说：

　　「也许有人要问我说，『根据这些教训，我们是不是应当到处和不信的人对立，不与他们合作，反对他们，厌弃他们呢？』我们的回答是『不应当』。我们不应当与任何人对立，也不应当不与别人合作，更不应当厌弃别人，反对别人。要我们在不信的人中彰显他的美德，见证他的救恩，传扬他的福章，尽我们的本分，服事一切在我们旁边的人。他吩咐我们『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加六章十节）。这节经文中的『众人』就是指着一切在我们旁边的人，连拜假神的人和不信有神的都在其中。 神也教训我们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十二章十八节）。神既吩咐我们『尽力与众人和睦』，如何能要我们和别人对立，不与别人合作，反对别人，厌弃别人呢？

　　「必有人问说，『神既不要我们和不信的人对立，为什么对我们说这些话呢？』当知道神对我们说这些话，是要我们认清我们和世人的分别，一方面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来，另一方面防备魔鬼藉着不信的人向我们进行各种的试探，并在这些试探临到的时候知道怎样抵挡。有时魔鬼藉着那些卧在他手下的人向我们施行凶猛的攻击，也有时他吩咐他们软化我们，诱惑我们，把许多利益尊荣摆在我们面前，又有时他吩咐他们对我们表示友谊或爱情，好藉此同化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和他们中间所有的分别，不在我们和他们中间保持相当的距离，我们便不免遭遇失败，甚至完全被掳了。」

　　最后他揭穿那些歪曲圣经真理，称它为「帝国主义思想毒素」之人的目的说：

　　「我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他们为反对神的人效力，要从教会里面来消灭基督的福音。反对神的人从一千多年历史的事实上获得了教训，知道基督的福音和教会断不是用武力可以消灭的。不但这样，而且福音和教会越受到外界的打击，越发达，越坚强。……他们说，宗教断不是使用行政力量可以消灭的；他们又说，若使用行政力量来消灭宗教，适足以帮助它发展。他们说，他们要『进行各种方式的反宗教宣传，进行各种通俗科学知识的宣传，提高人民的觉悟和认识，最后彻底消灭宗教的残余。』让我清楚告诉你们吧，这些加略人犹大的门徒这样把圣经中的真理称为『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就是这种『反基督教宣传』中的一环。不过他们不是站在教会外面反，乃是混迹在教会里面反。这种『反基督教宣传』比在教会外面反更容易收效，因为他们不是以仇敌的面貌出现，而是以朋友、家人的面貌出现。……这种『反基督教宣传』进行既容易，收效又宏大，反对神的人焉能不衷心欢迎呢？

　　「反对神的人不怕那种只有形式却没有信仰和生命的教会。这种教会在世界上毫无影响，毫无功能。这种教会既不能使人得生命和能力，也碰不痛世上的任何人。相反的，这种教会存在世界上，还可以给世界增加一样点缀品，使世界更热闹些，更好看些。反对神的人不怕这种教会，也不恨这种教会。他们希望教会都变成这种样式；到那时，礼拜堂和宗教仪式仍然存在，基督的教会和福音却是已经消灭了。

　　「这些犹大的门徒竭力宣传『肃清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同时又不说明这些毒素都是什么，正是为要使信徒对圣经中的每一样真理都不敢笃信，恐怕接受了『毒素』；又使讲道的人对圣经中的每一样真理都不敢讲，恐怕散布了『毒素』。日久天长，讲的人没有可讲，信的人也没有可信的，结果便把圣经中的真理都『肃清』了，教会信仰也就完全破产了。

　　「也许有人要问说，『这些人既不说明《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都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又提出前面所说的那两点来呢？』那就是因为这两点是要消灭福音和教会最要紧的两件事。『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这是神给他的孩子们的一道坚固的围墙，为要保守他们不受仇敌的损害。只要我们不拆毁这道围墙，我们便总是安全的。……不信的人想要同化我们，诱惑我们放弃信仰，叫我们离开神，第一步就是先愚弄我们，使我们将我们和他们中间的界限化除，使我们不再觉得我们和他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人，不再觉得他们是在那里千方百计的要引诱我们离开神。……反对神的人无法叫我们不听神的这段教训，犹大的门徒为帮助他们，便起来欺骗信徒说，这段教训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

　　「防备假先知、远离假先知，也是神为我们的安全而赐给我们的警告。假先知最怕我们防备他们，远离他们，因此他们便高唱『合而为一』、『彼此尊重』、『互相包容』、『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等等的口号。如果我们本着圣经，教导信徒防备他们，远离他们，不与他们相交，他们便说这种教训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他们想藉着这种说法恐吓我们，使我们不敢再讲这些教训，这样他们便可在教会中为所欲为了。

　　「反对神的人在教会外面竭力要使我们远离神，假先知们在教会里面也设法要使我们远离神。如果我们听从神的教训，持守神的真理，一方面与不信的人保持相当的距离，另一方面拒绝假先知，远离假先知，他们对我们便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虽然不敢明说圣经中别的真理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但这两样真理他们却不得不说了。」

第十四章　双方的论战

　　《真理呢，毒素呢？》一文的发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三自」的领袖们一个又一个地出来反击，有的是对圣经提出新释，作为理论的根据；有的则是从政治上扣帽子，以达到威慑的目的。

　　第一个出来应战的秦牧先生。他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的正意与曲解》。他根据政治的要求对林后六章十四至十八节作了新的解释，用来说明反帝爱国运动的正确性。虽然他也效法王先生，在文章中引用了许多圣经并逐一解释，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引的这些圣经和所作的解释，与「同负一轭」的正意都是毫不相干的。最后他作出结论说：

　　「首先，根据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信与不信不要同负一轭是教训我们不在罪恶的事上有分，而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乃是正义的事业。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制造国际紧张局势，扩大侵略战争，是罪恶的活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这些罪恶活动乃是正义的举动。基督徒参加这个正义的事业是可以的，也是应当的。

　　「其次，根据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信与不信不要同负一轭是教训我们忠心保守信仰的纯洁。而反帝爱国运动并不是某一种信仰的结合，因此并无妨碍信仰的可能。不但如此，通过反帝爱国运动，我们更认识了帝国主义不但用军事、政治、经济的手段侵略我国，而且还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曲解圣经来散布思想毒素；因而使我们起来肃清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恢复我们的信仰的纯洁。因此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不但不妨碍我们的信仰，而且还能纯洁我们的信仰。基督徒拒绝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并没有圣经的根据，而是出于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

　　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是使信徒背离这圣经的正意，放胆去搞「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王明道先生看了以后，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的日记里说：「读《天风》上秦牧一篇歪曲圣经文章，与众讨论。」因为文章内容牵强附会，不值一驳，王先生没有公开反驳它。

　　第二个出来应战的是丁光训先生。丁先生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廿八日的《天风》周刊上发表了他的一篇谈话摘要。他说：

　　「我很高兴，能有这发言的机会。我愿意就『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和『我们中国基督徒反帝爱国大团结』这两个问题谈一谈。

　　「作为一个牧师，我最愿意做的就是多讲些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道理。可是，今天世界上发生了一些事情，连牧师也不能安心做牧养的工作了。这是什么事呢？就是有些人不喜欢新中国，不喜欢我们为自己建造一个比较好一些的生活……他们挥舞着原子弹要我们重新向他们跪下来。这是任何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所受不了的。」

　　他谈完第一个问题之后，就把矛头直接指向王明道先生说：

　　「现在我要就我们之间的团结问题说几句话。

　　「就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们的这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必须加紧利用基督教的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巴不得我们不团结的时候，也就是全国人民期望我们基督徒进一步加紧团结以反对帝国主义阴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少数人正在制造分裂；在帝国主义正要我们分裂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分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说，团结的阻碍是信仰问题，不少信徒受了蒙蔽，果然以为这里面有什么信仰问题。我很怀疑，到底是信仰上有着某种了不得的不同而不能团结呢？还是为某种了不得的原因不肯团结，而夸大信仰上的分歧？

　　「究竟我们的基本信仰有什么不同？……当然各派在信仰上、生活上、组织上各有特点，但这只能说明基督教的丰富，这只能引起我们的感谢，哪里能作为分裂的藉口呢？……我亲身体验到：三自爱国运动尊重各教会在信仰方面的特点，互相尊重的原则足够保证维持信仰，也不必因参加这项运动而作一点一撇的修改的。」最后丁先生说：

　　「更加叫人痛心的是：今天，有人竟然随意把『不信派』的帽子对别人乱扣。这是什么行径呢？我们说话应当在神面前负责任。既然人是因信基督而得救的，基督已经为他死了，我们不称他为弟兄，我们反称别人为『不信派』，这就是在神面前控告人，咒诅人，叫神不救他们，定他们的罪，排斥他们于天国之外。我们是谁，敢在神面前这样妄作见证，诬陷别人？我们能负得了这责任吗？」①

　　过了大约一个半月，崔宪详先生也在《天风》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一定要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团结》。他说：

　　「这个团结最大的特色就是以互相尊重信仰为原则。我们都知道，基督教内虽有许多不同的神学派别，然而我们的信仰基本上却是相同的；所以要互相尊重，是因为在基督徒当中，对于这种相同信仰的认识、体会和经验是多少有些轻重，深浅，重此重彼的分别。换句话说，就是各宗派、各团体的信仰是在『大同』之中存在着『小异』。」

　　接着，他又针对王先生文章中所提出的「既然这样恨恶『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又这样大声疾呼要肃清『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为什么不清楚指明究竟哪些道理是『帝国主义思想毒素』呢？」这一个问题作了回答，并加以批判：

　　「这等人对于三自爱国运动根本就不曾正确的注意过。在大控诉时期，许多人的控诉中都具体指出了他们所觉悟到的帝国主义思想毒素。在全国各地的学习班中，也有许多同道说明在他们信仰中所渗（原文）杂的帝国主义思想毒素。这些材料在基督教的刊物中不断的有所披露。只要人肯注意是不会看不到的。倘若是看到了，而仍然说出以上的话来，那必是『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

　　「正像发现细菌而加以消灭是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发掘思想毒素而加以肃清是有益于人的灵性健康的。照样，否认细菌的存在而任其繁殖是有害于人的身体健康，否认信仰中渗（原文）杂有帝国主义思想毒素的存在而任其流传，也是有害于人的灵性健康的。

　　「还有人以捕风捉影的讽刺、影射、暗示，来攻击积极推动三自爱国运动的人们，说他们信仰不纯，说他们动机不好等等到……你所反对的到底是三自爱国的运动呢？还是这个运动当中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呢？假设你不反对这个运动，为什么不以有『纯正』信仰、『清高』生活和『纯洁』动机者的身份出来参加运动，纠正他人的错误，补充他人的缺点和软弱呢？你之所以不肯这样做，岂不证明你是以攻击个人为手段，来破坏这个运动么？」②

　　过了一个礼拜，汪维藩先生也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他先叙述了他一九四七年蒙恩后的一段经历。他说他起初很单纯，可是后来慢慢地听说教会里有一些人虽然也称基督徒，却是不信宝血、不信道成肉身、不信复活、不信神迹、不信圣经的。从此，在他脑子里面开始虚构了一个派别，属于这个派别的人是不信这样、不信那样的。他说他一九五一年到杭州中国神学院去读书，就是带着这样的思想去的。最后，他转学到金陵协和神学院。他说：

　　「特别是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将近三年的生活，我始终没有遇到往日所虚构起来的那一个『不信派』。几年来正像是做了一场恶梦，而今在梦醒之后，又回到了初蒙恩时的那一种单纯的情况之中 我们中间虽有些不同，但这些只是大同中的小异。这一些小异的存在不但不会妨碍信仰，反而使大同更为充实，更为丰富。」

　　参加论战的，除了以上几位之外，还有鲍哲庆、张光旭、陈见真、孙鹏翕等诸位先生。声势之大，可谓空前。

　　王明道先生成了众矢之的。所有那些攻击他的文章都归根结底到一点，即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是一个正义的运动，理所当然要受到全国教会和信徒的热烈欢迎。任何人反对这一运动，都是抱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即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王先生根据上面文章中所提的，在一九五五年夏季《灵食季刊》上发表了他不朽的名著：《我们是为了信仰》。

　　以往的时候，双方的论战虽然已经开始，但还没有达到点名的地步。现在不同了，因为他们都说教会在信仰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只不过是大同中有小异，王先生不得不指出来，三自爱国运动的主席吴耀宗先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派（即不信派），并且引出吴先生自己的著作来，说明基要派（即福音派）和现代派不是在大同中有小异，而是两个水火不能相容的根本对立的信仰。然后他再就崔宪详先生、丁光训先生和汪维藩先生文章中所提的一一进行反驳。首先他引出吴耀宗先生著《黑暗与光明》一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基要派与现代派中间的分歧。吴先生说：

　　「第一次大战结束后的十年间，是世界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空前繁荣的时期。资本主义的繁荣，是由于科学的发明，技术的进步，生产的突进，生活的提高，而这一切的成就又都由于人类理性和思想的发展。人可以用理智去认识世界，增加他的幸福，解决他的问题。这一信念，被用到基督教思想里去的时候，就变成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所要反对的是基要主义，前者代表进步思想，而后者则代表保守思想，在基督教的教义中，这两派思想所争执的，主要有五点：

　　「第一点是关系圣经的本身。基要派认为圣经的一字一句，都是神所默示的，而因此就不会有任何的错误。现代派却根据圣经批评的方法，认为圣经的写成，虽然是由于神的启示，但我们却不能根据字面去解释圣经……圣经不是一本一字不错的科学和历史的教科书，而只是信仰和生活的一个可靠的指导。圣经所包括的时间达一千年之久，在这个长时期中，如果说传说和记录，一点没有错误，那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个争论当中，创世记中人种由来的说法，更成为辩论的焦点。基要派认为人是神『超自然』创造的结果，而现代派则接受了天演论的说法，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自然演进而成的——甚至可能由猿猴演变而成的。

　　「现代派和基要派所争执的第二个题目是耶稣降生的问题。基要派认为耶稣的降生是超自然的——是由童贞女怀孕而生的，而现代派则认为童贞女生耶稣这个故事，只能把它当一个宣言看。

　　「现代派和基要派所争执的第三个问题是赎罪问题。基要派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替人赎罪的挽回祭，它把神对人的忿怒，变成神对人的饶恕。这是十七世纪宗教革命的一个基本信仰。但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者，却认为十字架只是显示了神慈爱的能力，我们因为这个爱，就能与神成为一体。我们并不必相信一个忿怒的神，要求一种救赎的代价。

　　「现代派和基要派争执的第四点是复活的问题。使徒信经上说：『我相信身体复活。』使徒信经是第三世纪的作品，那时候的基督徒，大概和埃及人一样，认为没有身体的复活，灵性的复活就不可能。基要派相信耶稣的肉体复活是必需的，否则耶稣就没有胜过死亡。现代主义者并不否认复活，但他们认为复活不一定是肉体的复活…… 现代主义者认为是否相信肉体复活，是与整个基督教信仰没有多大关系的。

　　「两派争执的最后一点是关于耶稣的再来。同保罗和古代的基督徒一样，基要派相信耶稣马上就要驾着云彩，以肉身再度降临世界，而现代主义者则认为耶稣再来的说法，只是一个诗意的象征。」

　　吴先生所讲的这段话不是道途听说的。他在美国读过三年多的神学和哲学，他所入的神学院是属于『现代派』的（见《黑暗与光明》一书第七十八页）。从他自己的介绍里我们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我们所相信的基本要道，现代派可以说一样也不信。

　　王先生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告诉我们说：「近二、三十年来，在我国一些大都市的教会里面，都发生过这种基要派与现代派的冲突，虽然不太激烈，多多少少也不是没有的。前燕京宗教学院院长赵紫辰君所写的《耶稣传》，就是一本中国现代派典型的著作。上海青年协会书局所出版的关于基督教书藉，绝大部分是现代派所写的。」

　　谈过现代派的真相以后，王先生接着谈到崔宪详先生的文章《一定要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团结》。他说：

　　「崔君所说『基督教内虽有许多不同的神学派别，然而我们的信仰基本上却是相同的，所以要互相尊重。』又说，『各宗派、各团体的信仰是在大同之中存在着小异』。那么所谓互相尊重信仰，就是『互相尊重这种大同之中的小异。大同之中必有异，但小异无碍于大同。』我不知道崔君所说『我们的信仰基本上是相同的』和『在大同之中存在着小异』是否也包括着『基要派』和『现代派』……崔君是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干事。他绝不可能不知道基要派和现代派在基本信仰上是完全不同的。也绝不可能不知道基要派和现代派的信仰不是大同之中存着小异，乃是冰炭不能并立。如果崔君知道基要派和现代派的信仰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他所说的这句话就不是实话。如果崔君认为基要派和现代派的信仰根本是相同的，是大同中存在着小异，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崔君是属于现代派的，而且在这一点上，他不及吴耀宗诚实。」

　　然后王先生又提到丁光训先生在《天风》周刊上发表的那篇发言摘要。他引了该发言的第二部分那一段话说：

　　「丁君在这一段话的开头发了一个问题说，『就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们的这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必须加紧利用基督教的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巴不得我们不团结的时候，也就是全国人民期望我们基督徒进一步加紧团结，以反帝国主义阴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少数人正在制造分裂；在帝国主义正要我们分裂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分裂，这是怎样一回事呢？』

　　「好阴险的存心！好恶毒的诬陷！把信仰的分歧完全撇开不提。单刀直入，一下子就把『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帝国主义加紧利用基督教』两件事扣在那些为要保持信仰的纯洁而坚决不肯和『不信派』合作的人身上。『有少数人正在制造分裂』。『分裂』岂是『制造』出来的呢？分裂岂是从现在起始的呢？远在二十五年以前，我就大声疾呼，警告真信主的人和不信派分离。」王先生引出了一九三零年一月廿三日他所写的《合一呢，分离呢？》，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他写的《谨防假师傅》，和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他写的《给今日教会的一个严重的警告》这几篇文章中的话，说明他在二十五年前就坚决呼喊分离：不是要真信主的彼此分离，乃是要信主的人和不信派分离。然后他接着说：

　　「丁君说，『在帝国主义正要我们分裂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分裂，这是怎样一回事呢？』丁君似乎已经发现了什么证据，证实了『帝国主义』和『我们有了分裂』有着某种关系。但丁君又不明说他得了什么证据，却用一句问话，来使读者自己去揣测。好在无论揣测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来，丁君都可以不必负任何责任，因为丁君并没有明说『是怎样一回事』。

　　「吴耀宗君告诉我们说，美国的基要派和现代派中间曾发生过争论，『而最热烈的是一九二二年。在基要派中最特出的人物是纽约的曼宁主教，而现代派的健将则是纽约协和神学教授富司迪博士。』（见吴耀宗著《黑暗与光明》一书第一八九至一九一页）。不知道丁君曾否调查过他们中间的这种争论是否被『帝国主义所利用』？是否『帝国主义要他们分裂？」接下去，他谈到丁光训先生的论点，说我们之间的基本信仰没有什么不同。王先生说：

　　「丁君是金陵协和神学院的院长，绝不可能不知道基要派与现代派在基本的信仰上有着多么重大的差异，但他居然说出，『究竟我们的基本信仰有什么不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丁君并没有『夸大信仰上的分歧』，却是『抹煞』了信仰上的分歧。他所以抹煞了信仰上的分歧，明显是为要使人认为那些为信仰不肯团结的人并不是为了信仰，而是被帝国主义所利用，然后把一个政治上的罪名加给那些人。」在提到丁光训先生所说的『我们是相信同一位天父，同一本圣经，同蒙一位基督的救赎，同蒙一位圣灵的带领』时，王先生说：

　　「这几句话用在真实信基督的人身上诚然是对的，但对现代派就不能应用这句话了。现代派不信圣经上关于神造人的记载，不信圣经上关于童女生耶稣的记载，不信圣经上关于耶稣替人赎罪的道理，不信圣经上所记耶稣身体复活的事实，不信圣经上所记耶稣再来的应许。将圣经中这些要道都推翻了以后，我不晓得他们所信的圣经上的道理还剩下多少？说这班人与我们『相信同一本圣经』，这句话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对丁光训先生在发言中所提的『有人随意把不信派的帽子对别人乱扣』这一问题，王先生说：

　　「我郑重告诉丁君，『不信派』这个名词不是一顶帽子，它是指着一种人说的。这种人自称是基督徒，但他们不信圣经中那些需要用信心接受的真理，不信人是神直接创造的，不信耶稣是藉童女降生的，不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人赎罪，不信耶稣身体复活，不信耶稣再来；他们不明说不信，却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掩饰他们的不信，到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还可以说他们完全信这些道理。但『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他们既然不信，总不能长久遮掩得住他们的真相。既然实际有这一种人，谁是这种人，谁自然就是『不信派』，这岂是『随意乱扣帽子』的事呢？」最后，王先生就丁先生在发言中所引的一段圣经上的话「神已经接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发表意见说：

　　「这实在是一段很宝贵的教训，可惜这段经文的前后还有一些话未曾被丁君完全引出来：『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在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这样看来，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罗十四章一至十二节）

　　「读过这一段经文以后，我们清楚看见保罗写这一段话是因为当日罗马的教会中有人为食物和日子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这段话是对这些信徒写的。这些人都是真信耶稣的人。他们不像不信派那样，不信耶稣是由童女所生，不信耶稣替人赎罪，不信耶稣身体复活，不信耶稣再来。罗马的这些信徒都是有信仰的人，而且都是有相同的信仰，他们只是在食物和日子这些事上有不同的看法而已。因此，保罗劝他们不要彼此轻看，彼此论断。若把这段经文用在那些抵挡真道的假弟兄和假先知身上，便完全错误了。

　　「论到这班人，我们所应当引用的圣经不是罗马书十四章，乃是约翰贰书：『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恶行上有分。』」（约贰九至十一节）

　　最后，王先生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中里也提到汪维藩先生在《天风》周刊上发表的文章《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在引述了汪先生的这篇见证之后，他说：

　　「这一段话真令人惊奇万分！……三十多年来，稍明白一些教会情形的人都知道基要派与现代派的分歧。怎么到今日又变成了『虚构起来的』一件事呢？汪君在金陵协和神学院读书将近三年，难道没有看过该院刊行的《金陵协和神学志》么？如果汪君没有看过，好不好让我介绍给他一点资料？

　　「《金陵协和神学志》创刊号有该院副总务长韩彼得君的一篇《金陵协和神学院介绍》，内中有几句话说：『我们的神学院是由十一个单位联合起来的，各单位所代表的宗派关系、神学观点和历史传统是有些不同的，因此在各地同工同道的怀念中对这[信仰问题]是比较关心的……虽然我们之间在神学观点上是有[现代派]和[基要派]（或称属灵派）之分别，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所信的实在是保罗所说的「一主、一信、一洗、一神]……为了贯彻互相尊重的原则，……教务处规定神学和圣经范围内的若干课程各按[现代]或[基要]的观点分班上课。这样就保证了神学观点上的互相尊重和教学上的自由。』

　　「该创刊号内又有该院教授臧安堂君的一篇《十个月来『协和』生活的一点体会》。其中有几句话说：『金陵协和神学院是过去由十五个大公会在中国或独办或合办的十一个神学院（内三个圣经学院）协和而成。大家所承接的教会传统，所习惯的宗教生活，有着相当的差别。有的在崇拜仪式上比较保守，在神学思想上反比较维新。有的在崇拜仪式上注重简化、活泼，但在神学思想上反而极为保守。有的被称为基要派、属灵派，有的被称为现代派、维新派。』

　　「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副总务长和教授都毫不隐讳的承认了该院内『现代派』和『基要派』的分别，而且教务处规定神学圣经范围内的若干课程各按『现代』或『基要』的观点分班上课。像这样分班上课的学习制度足证明了这两种观点中间是有着怎样的距离！而汪君今天竟会认为这个『派别』是他『脑子里面虚构起来的』，这不是一件怪事么？

　　「汪君说：『我们中间虽有些不同，但这只是大同中的小异。这一些小异的存在不但不会妨碍信仰，反而使大同更为充实，更为丰富。』这几句话怎样与崔宪详君所说的话那么相似呢？有人信人是神造的，又有人信是『由于自然演进而成的——甚至可能由猿猴演变而成的』；有人信耶稣是由童女马利亚生的，又有人说这不过是『一个寓言』；有人信耶稣死是替人赎罪，又有人否认赎罪的道理；有人信身体复活，又有人说是否相信复活『是与整个基督教信仰没有多大关系的』；有人信耶稣的再来，又有人认为耶稣再来的说法，只是『一个诗意的象征』。这都不过是『大同中的小异』！『这些小异的存在不但不会妨碍信仰，反而使大同更为充实、更为丰富。』这种用『小异』所充实、所丰富的『大同』若更『充实』一些，更『丰富』一些，基督徒的信仰就完全消灭了。」最后王先生郑重宣布他的立场说：

　　「我在这里要郑重说明：我们不但不和这班『不信派』有任何联合，或参加他们的任何组织，就是和一切真实信主、忠诚事奉神的人也只能有灵里的合一，而不应当有任何组织形式的联合，因为我们从圣经中找不着这样的真理和教训。我们在信仰上的态度是：凡是圣经中的真理，我们都接受、都持守；圣经中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完全拒绝。为向我们的神尽忠，我们不惜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歪曲和诬陷是吓不倒我们的。

　　「人的嘴长在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愿意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不过事实永远是事实，不但神看得清楚，属神的人也看得清楚。无论别人怎样歪曲、怎样诬陷，

　　我们是为了信仰！」

　　* * * * *

　　古时的以色列民偏离正道时，神总是差遣他的先知到他们那里去，将神的话传给他们，叫他们悔改，离弃罪恶归向神。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当主的真道被掩蔽，主的教会暗淡无光时，神也照样兴起了王明道先生，作为时代的先知，大声疾呼地责备罪恶，劝勉信徒离弃罪恶归向神，过圣洁的生活，行神所喜悦的；同时又毫不留情地责备假先知，指出他们的错谬，并且警戒信徒防备他们，远离他们，以免陷在他们的谬误里，贻害终身。

　　《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发表后，王先生作为时代先知的使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神要他说的话他都说了，神要他讲的真理他都讲了，神要他发的警告他都发了。凡与信徒有益的，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他不愧为一位时代的先知，忠心的完成了神所交付他的一切任务。从此以后，他不需要再讲更多的话，写更多的书，因为他所做的已经够了。神要把他隐藏起来，修理造就他，使他作好准备，迎见他的神。

• ①见一九五五年三月廿八日《天风》第十二期。
• ②见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天风》第十九期。

第十章　假弟兄混进教会

　　一九五四年，当这场属灵的争战进一步向前发展时，不少形迹可疑的人钻进教会，并且取得了弟兄姐妹的信任。无论是在基督徒会堂的外围，或是在基督徒会堂的内部，都有这样的人物出现。

　　北京基督徒学生会被认为是基督徒会堂的外围组织，因为其中绝大部分青年学生都在基督徒会堂聚会。虽然名义上它并不忙于这个教会，但王先生对它确实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学生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都是学生，但其下的各组负责人就不一定如此，其中有的就是教师或国家干部。学生会的工作祷告会是它的一个重要聚会，一切大事都在那里决定。譬如说，像学生会参加不参加「三自」，就是在那个祷告会中讨论决定的。参加这个祷告会的主要是学生会的正、副主席和各组组长。在这些组长中，至少有两个来路不明的人。

　　一个是娄古向，四川人，在北京某大学任助教。他怎么钻到学生会去的，又怎么混进基督徒会堂的，没有人知道。大抵总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爱主，并且积极参加各项聚会。前任主席史昌林全时间服事主以后，由于住在自己家里不方便，就住在娄的家里，因而学生会的工作祷告会就常在他家里举行。哪个人发过什么言，他都知道。他在学生会担任联络组组长，主席黄少府有什么事要联络，都是请他去做，其实黄少府对此人的来历并不清楚。一九五五年教会出事后，这个人突然不见了，到他任教的大学去找他，也找不到他。多年以后有人问起这个人来，黄少府还说：「唉呀，我们太幼稚了！」其实事情是早已布置好的，等到任务一完成，他就被调走了。

　　另一个是过琦钰。她做过学生会的灵修组组长。学生会请传道人讲道，都是由她去请。所以她对每个传道人的情况都十分熟悉，工作祷告会里的事情更是没有她不知道的。她有很长一段时间担任灵修组组长，跟学生会副主席文贻俊在工作上有很密切的关系。可是后来文贻俊被捕了，她却没有事。不但没有事，而且还升了官。她原是药学系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药物研究所工作。教会出事以后，她被调到一个医学院，担任人事处处长，可知她对革命一定是有功。后来她向人表示说，她放弃信仰了。其实她根本就没有信仰，她的信仰是伪装的。

　　因为学生会和基督徒会堂关系密切，所以娄古向和过琦钰进入会堂就相当方便，因而他们能在基督徒会堂里收集情报，向政府去汇报。

　　在基督徒会堂内部和王先生夫妇身边，也安插了一些人，知名的是黎应福夫妇。黎原是傅作义将军的参谋长，在绥远工作时期，因释放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这些人解放后已经在公安部门工作了）而对党有功。所以解放后他就在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身边工作。黎的夫人是唱戏的，不知经谁介绍，跟萧太太学英文。通过学英文，了解有什么人跟萧太太家有来往，萧家的事都是她给汇报的。通过跟萧太太的关系，他们又打进了基督徒会堂和学生会。不但如此，他们还去香山恩典院「灵修」，住在那里了解恩典院的内情，向政府汇报。

　　黎应福装得很属灵，也很有追求。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夜王先生被捕后，第二天一早他就到了南河沿协和礼拜堂（学生会聚会和办公的地方），在那里「读经」、「祈祷」。其实他是在那里盯梢，看有什么人来，和讲什么话。黎应福夫妇做的是什么工作，当然就不言而喻了。

　　另一个可疑的人是翁立升。翁原是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以前很少听说过他这么一个人，但到一九五四至五五年时，他就出现了，周旋于北京不参加「三自」的传道人中间。他常常去王先生那里，报告一些教会的动态，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一九五五年前，他曾写过一篇文章，说他是基督徒，可是与他相识的人都说他不可靠。他不只在王先生被捕前经常去会堂，就是在王先生第一次获释后，他仍是经常去，一点也不避讳。当一些老朋友想同王先生出去走走时，翁总是跟着去。显然他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许多假弟兄都是在教会出事以后，经过再三核对才发现的。上面所讲的只是已知的那一小部分。未知的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一批人早已打进教会，在那里秘密工作了。

第十一章　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

　　通过全国性的控诉大会和政治学习，到一九五四年初，「三自」已经基本上掌握和巩固了它对各地教会的领导权。「三自」筹委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继之而来的是召开全国会议，成立正式的「三自」组织。

　　全国会议之前，北京市已经成立了「三自」分会，各教会的牧师们都在那里开会，讨论宪法的问题。市宗教事务处李处长打电话给王先生，请他礼拜六上午九时去市政府谈话。政府在这一时期对王先生的态度是争取，争取，再争取。这种做法让人看来好像有点儿委曲求全，显得太软弱。然而这是政府的策略，只要王先生答应参加「三自」，他就必然能为政府效力。

　　王先生按时到达宗教事务处，经过一位女职员的通报，李处长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本王先生的自传《五十年来》。他把书放在椅子上，然后开始谈话。由此王先生自然就明白李处长对他这个人已经有所了解了。王先生先问处长：

　　「李处长，您找我谈话，要谈什么呢？」

　　「没有什么一定的题目，」李处长很随便地说，「漫谈漫谈。」

　　王先生就谈起基督徒会堂成立的经过。谈到一个阶段之后，李处长说：

　　「现在北京三自会牧师们正在开会，讨论宪法问题，好不好请你也来参加？」

　　「我不参加。」王先生说：「我跟北京各教会领袖们的思想、信仰完全不同，我不跟他们来往。他们在一个屋子里开会，我连进都不进去。」然后他接着谈下去，一共谈了将近三个小时。电铃响了，王先生说：「李处长，我要告辞了，您该吃午饭了。」

　　「不忙，不忙，我们把这段话结束了。」他们又谈了大约十分钟。谈到一个地方时，李处长说：

　　「你劝劝你们基督徒，不要老跟别人那么格格不入，抱敌对的情绪。应该大家团结合作才是。」

　　「基督徒不是不愿意团结。」王先生说，「但是他们无论在哪里，都受人排挤，受人歧视，你叫他们怎么团结呢？」

　　「这个情况我们也知道。」李处长说，「我们要劝劝我们的干部，以后不要老存这样的态度，打击基督徒。」谈到十二点一刻，王先生才告辞出来。

　　当天晚上基督徒会堂有青年人的聚会，提摩太组在小会堂里开会，大概有十几个人出席。王先生把李处长同他谈话的经过讲给大家听，并说他拒绝参加三自会的宪法讨论会。学生们就更加清楚知道，基督徒会堂不会参加三自会了。

　　接着，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开幕了。从七月廿二日起，到八月六日止，共十六天，地点在北京灯市口公理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教会代表二百三十二位，都住在前门外的招待所，每天有好几辆大汽车负责接送。

　　就在这个时候，北京三自会的四位代表，包括王梓仲牧师（主席）、赵复三先生（副主席）、蒋翼振先生和殷继增先生，去基督徒会堂见王先生。那时王先生正在给一对青年人证婚。在会堂帮忙做饭的王大姐进去通报，王先生说：

　　「你去告诉他们，我正在开会，没有空见他们。」

　　过了一个多小时，证婚完了，王先生还在大堂里跟人讲话时，那四位代表又来了。这四个人中除了殷继增先生，王先生还能谈得来以外，其余三位都谈不来。王梓仲牧师不必说了，赵复三先生给王先生的印象也很坏，因为解放前他曾大肆吹捧美国著名现代派领袖艾迪博士。王先生对他的女同工迟太太说：

　　「你告诉他们，我没有什么好跟他们谈的。」就这样把客人打发走了。

　　过了一两天，有一个早晨王先生正在大堂里同四、五个人谈话，听见门铃声。一会儿，王大姐拿着一张名片进来说：

　　「外面有几位客人要见你。」王先生一看名片，上面写着五个名字：陈见真、江长川、陈崇桂、竺规身、谢永钦。他们大都是从上海来的教会代表，到北京开全国会议的。他们的平均年龄在七十岁以上，所以人们称之为「上海五老」。他们是分乘两辆小轿车来的，他们进了门，车子就停在外面等。王先生知道他们来的目的是要他参加基督教全国会议，就对迟太太说：

　　「你去告诉他们，我跟他们没有什么话可谈。」

　　过了一会儿，迟太太回来说：

　　「江长川说：『如果王先生不愿意见我们，我们愿意见见王太太。』」

　　王先生就对王太太说：「你去吧！」

　　王太太在会客室里见到他们。跟他们寒喧了几句之后，江长川会督说：

　　「日本人组织教团的时候，我们没说王先生的坏话，给他难为。」意思是说，他们并不是跟王先生作对的人。

　　「你们知道明道的脾气，」王太太对他们说，「他说话不给人留情。如果他见你们，说话说拧了，会叫你们难堪，那就不好了，所以还是不见的好。」

　　后来外头就传出话来说，「连王明道的妻子都说他脾气不好，你就知道这个人有多难对付了。」更重要的是他们走了以后，就掀起一场风波来说：「『五老』德高望重，年龄都在六、七十岁，王明道才只五十几岁，就敢说不见他们，这是多么狂傲！」因而就对王先生进行攻击，目的是要他赶快认错，承认应该接见。可是王先生认为他不见他们，有充分的理由。

　　在这次大会上，吴耀宗先生作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总结四年的工作成就有四项：一．中国教会及团体基本上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逐步成为中国信徒自己主持的宗教团体。二．开始肃清基督教内的帝国主义影响。三．全国信徒提高了反帝爱国的认识，参加了各项爱国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四．新中国的教会在爱国爱教的基础上呈现了新生的气氛。然后他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并且提出进一步发展三自革新运动所应进行的工作：

1. 号召全国信徒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
2. 号召全国信徒，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持久和平。
3. 继续在全国信徒同道和教牧人员中进行爱国主义学习，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影响。
4. 贯彻自治精神，促进教会内的团结。
5. 研究教会自养问题，协助教会完成自养。
6. 在互相尊重的原则下，研究自传工作，肃清帝国主义毒素，传扬纯正福音。
7. 贯彻爱国主义精神，提倡爱国守法，纯洁教会。

　　这些工作几乎全是政治性的，没有一点是关乎信徒灵性方面的。

　　吴先生在这篇报告中特别强调团结。但他所说的团结都是在政治上的团结，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团结（即「合一」）。他说：

　　「四年来的经验说明了帝国主义无时不在设法毁谤与破坏我们的团结，因此我们就必须以爱教会的心，来爱护全体基督徒的团结，凡是有利于团结的事，我们总要勉力去做，凡是不利于团结的事，我们应当随时指出，并加以改正。

　　「为了团结，我们应当承认各教会、各宗派、各个神学观点间的区别，确立互相尊重的原则。」这些话的实质，就是要基要派（即福音派）尊重现代派（即不信派）的信仰，与他们和平共处。对于现代派那些假先知、假师傅所传讲的异端之道不能揭露，也不能批评，因为一揭露，一批评，就破坏了团结。既要和不信派搞团结，就不能坚持圣经上「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十四节）的真理。既要搞团结，就要跟假先知虚与委蛇，就不能遵行主耶稣的教导：「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太七章十五节；约贰七至十一节）。基督徒撇开圣经，撇开信仰，去跟不信派的假师傅们搞团结，其结果可想而知，必然是十分严重的。

　　会议中还举行了控诉大会。由于王先生拒绝接见北京和上海的两批代表，大会特地请出安息日会的单乐天牧师来控诉王明道。安息日会跟其他教会向来是格格不入的，这次大会也把他请了去，作为代表登台控诉。他说：

　　「我很知道王明道的事。今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是你们大家不知道的。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他给日本人献过铜。他谄媚日本人，帮助日本人。当日本人需要铜，用铜来打中国人的时候，他就领着大家给日本人献铜，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啊！」王先生明白牧师的意思是想堵住他的口，并且告诉他：「你也有把柄在我们手里。现在你若不来参加大会，我们就要追究你以往的事。」王先生没有理他。对这件事，王先生说了这么几句话：

　　「那不是献铜，那是征铜！北京市长命令每一家市民都要交铜。保、甲长挨家挨户地去送信，告诉人要交多少铜。大户人家、中户人家、小户人家各交多少，都有规定，少一点也不行。市民把铜送去，他们还要拿秤称，秤砣低一点都不行。交了铜以后，就发给你一张小单子，上面印着两个红字「铜品」，要市民把它贴在大门的门框上，不然还得再交。这个单子在会堂门上贴了不少日子，可能单乐天看见过。今天旧事重提，为的是要找把柄来控告我亲日、媚日。

　　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与会代表、《荒漠甘泉》中文本译者唐守临弟兄去看王先生。适巧他不在家，出去理发了。王太太见到他，就问他说：

　　「听说与会的代表们今天都去游园了，你怎么没有去？」

　　「琴还挂在柳树上，我哪儿有心去游园啊！」（诗一三七篇一至二节）他这句话透露了一个有生命的人的心声：中国教会已经被掳了，哪里还有心去游山玩水啊？

　　会议结束后，发表了一份《告全国同道书》，正式宣布把「三自」原有的名称改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并且成立了它的全国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第十二章　全国会议以后

　　八月五日晚上，王先生夫妇乘火车到北戴河去了。第二天一早，徐州的王恒心牧师去会堂找王先生，请他在一张反对原子战争的签名单上签名。王先生不在，迟太太接见他，告诉他王先生夫妇都到北戴河去了。于是他对迟太太说：

　　「那就请你代他签个名吧！」

　　「我不能代他签。」迟太太说，「签名要由他自己签，我代他签不合适。」

　　他们所以要王先生签名，是因为大会的会员名册上印有王先生的名字：「王明道 北京基督徒会堂负责人」。可是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如果王先生在上面签了名，那就可以说他去参加会议了。既然迟太太不肯签，他也只好走了。

　　王先生夫妇在北戴河住了十几天。回来以后看见《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美国人造谣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为什么《大公报》要在这个时候刊登这个消息呢？因为以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八月十四日到达北京访问，并将于十七日上午与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界人士举行座谈。现在刊登出来，为的是叫他们知道王明道依然健在。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陈见真主教就迫不及待地发表谈话说：「外面传说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没有这回事！我去见过他，他仍然在北京，而且很安好。」于是这件事就成了一个把柄，说王明道不肯避谣。

　　九月廿三日，王先生收到北京市宗教事务处的一个通知，邀请所有不参加三自会的团体，在九月三十日上午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后面的议事厅去开会。这是政府的又一次争取活动。

　　那天应邀赴会的教会团体计有基督徒会堂、基督徒学生会、基督徒聚会处、香山灵修院、香山恩典院、杨襄城先生的福音堂、彭鸿亮先生的东大地福音堂，以及杨牧师的美以美教会等十一个团体，共一百余人。基督徒会堂出席的人数最多，约二十人，那时的气氛已经相当紧张，基督徒会堂的一位刘姐妹，因为不是教会的执事，没有被邀参加会议。但她很爱王先生，怕王先生被逮捕，就悄悄到公园里去观看动静，直到散了会才放心地回家。

　　议事厅里的主席台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现任的宗教事务处处长，另一个是未来的宗教事务局局长。会议开始，首先由李处长讲话，劝大家都参加「三自」。讲完以后就问：

　　「大家有什么话要说，可以随意发言。」

　　王明道先生第一个站起来，激昂慷慨地讲了大约一个小时，述说他为什么不参加三自会。他说：「我完全不能参加三自会，因为三自会中有人连神都不相信，我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呢？」

　　李处长当然明白他指的是吴耀宗先生。李处长在谈话中也提到美国人造谣，说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可是王先生对此却没有避谣。王先生说：「北京城里跟我在一个地方的人造谣控诉我，我都没有办法限制他们，何况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我怎么能干涉得了他们，叫他们不造谣呢？」

　　王先生发言以后，还有好几位相继发言。最后李处长说：「本来我预备请大家在这儿吃午饭，因为今天下午我们还有会，所以就不能留大家了。」这是因为印度尼西来总统苏加诺当天到达北京，政府要在中山公园开欢迎大会。散会时，李处长请大家每人拿一本有关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书回去，这是政府送给赴会的人的。

　　会议中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当王先生激昂慷慨地讲论他不参加「三自」的理由时，一位与会的老太太主动给王先生倒一杯水传过去，放在王先生跟前。王先生正讲得口渴，拿起杯来，一饮而尽。主持会议的人聚精会神的听着，点燃了一枝香烟，夹在手指间未吸，直至燃尽。而后又点燃了一枝，还是夹在指间未吸，直到燃尽。于是有人写了一句对偶句：「一杯开水饮，两枝纸烟未吸。」用以形容主持会议的人的紧张神情和信徒对王先生的敬爱。

　　散会的时候已经中午十二点钟了。从香山来参加会议的人赶不回去，王先生就请他们到会堂去吃饭。他们对王先生说：「你今天在会上讲的话，等于给我们开了一次查经会。」

　　开过这次会以后，政府知道王先生的态度非常坚决，绝对不肯参加「三自」，就另提出一个建议，告诉这些教会的负责人说：「你们既然跟他们不一样，可以不在一起学习。好不好你们另外成立一个学习组织，由政府派人来领导你们学习？」

　　政府提出新的建议，不参加「三自」的团体当然要作出回应。于是彭鸿亮先生和杨襄城先生召集没有参加「三自」的人去基督徒会堂开会。通知信是由杨襄城先生出面寄发的，以后这就成了他一个很重的罪名。

　　那天的会议有十几个人参加，由杨襄城先生作主席。他先讲了几句话，然后各人发言，谈自己的看法，最后由王镇牧师作总结。他说：「每个人参加学习，都是以他个人（即市民）的身份参加，不以传道人的身体参加。团体也不以教会的团体参加。」这样，就把李处长的新建议给拒绝了。

　　争取的办法看来不行，政府就另换了一个办法：召开控诉会，对王先生进行打击，迫使他就范。

　　十月初，北京市掀起一个控诉王明道的运动，这是单乐天牧师在全国会议上的控诉的延伸。做法是无论哪个团体，凡是有基督徒会堂信徒的，哪怕是一个市民小组，都要展开这个运动，来控诉王明道给日本人献铜。控诉会全是由上面布置下来的，并且派有专人报告王明道献铜，而且讲的话几乎完全一样：「日本人要灭亡中国，他们没有铜，不能造子弹，王明道就给他们献铜，这说明他是亲日派、媚日派。」参加控诉会的基督徒会堂的信徒们都纷纷站起来反驳说：「这不是献铜，是征铜！就像上税一样，非交不可，不交就犯法。不是王明道一个人给日本人交铜，北京的市民，除了讨饭的和外国人以外，谁都得交铜。」

　　在交通大学的控诉会上，一位教授听了报告以后就站起来，对那个主持会议的秘书说：

　　「先生，不要再说下去了。我认识王明道，他不会给日本人献铜。他曾抗拒过日本人组织的『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怎么能说他谄媚日本人？你们控诉他，太没道理。」

　　「我也不晓得这些事的详情。」秘书说，「上面叫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

　　协和医院也开控诉会，医生、护士、教授都参加了。孙振陆弟兄站起来说：「你们说王明道给日本人献铜，谄媚日本人？王明道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在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始终不肯参加日本人组织的那个『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怎么能说他媚日呢？」孙弟兄很有口才，说话也很有力，对协和的控诉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他发言之后不久，就被调离北京，到长春第二军医大学去了。

　　此外在道济医院、市民小组，都有人站出来为王先生说话。在西城，还有李再生先生和另一位信徒到市政府去，说：

　　「搞出这么一个控诉会，说王明道先生给日本人献铜，没有这个事儿。这是征铜！我们都交过铜，只要是住在北京市的市民，哪家都得交铜，怎么能说是王明道先生『献』铜呢？他不只没有献过铜，而且始终不肯参加日本人搞的伪组织。」

　　控诉会的目的原是要对王先生施加压力，迫使他参加三自会，谁知基督徒会堂的信徒们都敢于站起来反驳，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就不了了之了。

　　打击的办法仍旧没有奏效，政府就再变更策略：团结已经参加「三自」的，争取除基督徒会堂外那些可以争取，以孤立王明道，使他感到大势已去，不得不来参加。

　　一九五五年一月下旬，北京市宗教事务处李处长发出请贴，给全市各教会团体负责人，邀请他们在一月廿六日到新桥饭店去聚餐，但基督徒会堂负责人王明道和他的同工石天民没有被邀请。令人不解的是，王先生的同工、基督徒会堂南城布道所负责人杨润民却被邀请了。这里有一段故事，道出那个原因：

　　一九五四年，北京市民政局向全市各市民团体发出通知，要求他们填写团体之名称、地址、产业、领导人及其成员等等。因为圣经里讲教会只有两种职称，即监督（或称长老）和执事，王先生在填写「教会领导人」时，就只填了这两种人。在「监督」一栏里他填了两个人，即王明道和石天民；在「执事」一栏里却填了十一个人，其中之一就是杨润民。杨先生看了以后很生气，就说：「这是王明道想要开除我，不叫我在基督徒会堂里工作。」于是他跑到宽街基督徒聚会处去讲，后来这个消息传到宗教事务处李处长的耳中。处长以为杨润民跟王明道之间有矛盾，所以这次邀请各教会团体负责人聚会时，就特地邀请了杨润民，而没邀请王明道。其实李处长不晓得，基督徒会堂里反对「三自」最厉害的人，第一个是王明道，第二个就是杨润民。杨先生收到请贴后不但没有去赴宴，而且连个回答也没有，可知他的态度多么强硬。他说：「我才不回答呢！宗教事务处请教会的人吃饭，没存好心，就是想消灭教会。」

　　不参加「三自」的传道人出席这次聚会的，只有杨襄城先生一个人。基督徒聚会处的人虽说准备去的，但实际没有去。很有趣的是，聚餐的时候李处长说：「现在大家吃饭前要谢恩。」可是谢恩的时候，只有三自会的牧师们留在那里，政府的人都退出去了，等谢过恩再回来，令人啼笑皆非。

　　当天晚上，基督徒会堂有个特别聚会。王先生在会上重点叙述一九五四年灵战的经过，虽然出席者只有廿五人，但包含的地区却相当广泛，有来自酒泉的，天水的，上海的，洛阳的，天津的，哈尔滨的，保定的，昌黎的，赤峰的和太原的。王先生从一九五零年的基督教访问团讲起，一直讲到一九五四年终。这个见证被带到各地去，使多人得到坚固和帮助，对教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六章　全国范围内的控诉大会

　　北京会议以后，上海的教会和基督教团体开始动起来了。在教堂内悬挂起鲜艳的大幅国旗，也在礼拜堂里举行反对武装日本、拥护和平公约的投票，在会议室的墙上挂了许多中国领袖像。全市各教会团体都在紧张地日夜开会，准备控诉。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下午二时，上海市基督教界在慕尔堂召开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的传达大会。

　　刘良模先生在大会上传达「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的精神。他说，「这次会议使过去深受美帝的『超政治』思想麻醉的许多代表『大梦初醒，恍然大悟』。．．．具体事实都说明，中国基督徒将和其他各界人民一样，团结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为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影响和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主教陈见真在发言中指出，「控诉」乃是此次会议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进行控诉必须解决人思想上的问题，并且引证了与控诉毫不相干的两段圣经――路加福章六章四十五至四十七节和马太福章十八章十五至十八节，来解释基督徒进行控诉乃是为了爱国家爱神，是为了恨罪恶，并且使其他的人不再犯罪。

　　五月十九日《天风》周刊发表了刘良模先生的文章《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他说：

　　「全国各地基督教教会和团体的当前中心工作之一便是要开好控诉会。

　　「控诉什么？我们要控诉潜藏在教会里面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的爪牙以及其他教会的败类。

　　「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

　　「首先，我们必须去掉许多基督徒思想上的顾虑。有的基督徒以为他们应该『隐恶扬善』，不应该控诉，．．．有些基督徒觉得他们有些『控诉不起来』，那么应该多请基督教领袖与信徒代表参加全市控诉大会与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匪特、恶霸们的愤怒与控诉，会激起基督徒对帝国主义与教会败类正义的愤怒与控诉。

　　「第二，必须先做好准备工作，每一个教会和全市性的教会联合会应该先组织一个控诉委员会。他们先研究要控诉谁，请谁来控诉。准备工作的第二步，是先在各教堂、各团体举行控诉小组会。在小组会里，尽量做到大家踊跃发言和控诉。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控诉最有力的几个人，请他们参加控诉大会。

　　「第三，怎样才是一个成功的控诉？卫理公会江长川会督在控诉教会败类陈文渊的时候说：』我决定以大义灭亲的精神来整顿我们的教会，对于陈文渊这样的分子，有一个除一个，有十个除十个，一定要彻底加以清洗！』这样的控诉给人很大的感动。

　　「第四，在全城或全市教会控诉大会进行的时候，会场空气要严肃，避免讲笑。控诉者程序的排列很重要，应该按照先紧张、后缓和、再紧张的程序来排列，才能把控诉大会开好。在控诉到很激动人的阶段，可以用鼓掌的方法来表示。

　　「在控诉大会整个筹备过程中，我们应该请当地的宗教事务所、人民政府、民主党派或其他有关以及有经验的方面来辅导。精彩的控诉词应记下来交给当地报纸发表，并寄到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委会去。」

　　六月十日，上海市各教会和基督教团体举行了一次空前的控诉大会。吴耀宗先生带头控诉说：

　　「美帝国主义派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其目的就是把基督教当作它侵略中国的政治工具，使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吴先生以最初派来中国的传教士裨治文、伯驾和解放前的司徒雷登为例来说明。接着他又说：

　　「美国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来，走遍全中国，伪装传扬福音，实际上他们是在进行情报间谍活动。」他以一九二二年来华的穆德和当时尚在中国的卓伟为例，说他们假借传道为名，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然后他又控诉中国的传道人说：

　　「美帝国主义在基督教教会与团休中又养了一批所谓『教会领袖』，来做他们的忠实走狗，像卫理公会的陈文渊、圣公会的朱友渔、青年会的梁小初，『属灵派』的赵世光、赵君影、顾仁恩等。这些美帝走狗以不同的方式与姿态在中国基督教教会与团体内，替他们的美国主义进行危害祖国、危害人民的活动。」其次他又控诉说：

　　「美帝国主义把基督教当作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工具，这个阴谋在中国起了更大的恶毒影响。美帝国主义利用了基督教内的『属灵派』，披上了极端神秘的宗教外衣，歪曲圣经，散布『超政治』、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有毒素的思想，企图挑拨离间全国千千万万虔诚的基督徒与我们的人民政府立起来。」他举出已经被捕的顾仁恩和项军为例，来说明美国利用『属灵派』进行反人民、反革命活动的阴谋。此外他还控诉美国利用基督教文字事业作为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特别提出美国「企图利用圣经作为麻醉人民、灌输奴化思想的工具」。最后他号召基督徒们「展开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积极拥护和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并且热烈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六一」号召，努力捐献，支援中朝战士。

　　除此以外，在大会上尚有卫理会会督江长川、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干事崔宪详等的控诉。最后大会通过了「庄严」的决议，用行动来爱国爱教，又一致通过了向毛主席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致敬电。最后全场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六月廿一日《天风》周刊发表社论《我们要控诉！》，提出六项控诉内容：

1.  我们要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大量的传教士，像毕范宇这类帝国主义分子，披了宗教外衣，控制教会，破坏三自运动，从事间谍情报工作来侵略中国。
2. 我们要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作为它通过基督教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并破坏我们爱国爱教的三自运动。
3. 我们要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卫理公会等基督教大公会，勾结蒋匪帮，布置中外匪特分子如陈文渊、卓伟等在教会里面来侵略中国。
4. 我们要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广学会等基督教出版机关，散布反共反苏、亲美崇美恐美毒素，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
5. 我们要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以『民族自由』的开明面貌来散布改良主义、亲美崇美恐美毒素进行文化侵略。
6. 我们要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属灵派，歪曲圣经，散布『超政治』和反共反苏的毒素，离间信徒与政府间的团结，破坏三自运动。」①

　　最后它号召全国的基督徒、教会和团体都来进行控诉。这是向全国教会发出的一纸要立即展开控诉运动的进军令。在此之后的三个月内，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类似的控诉大会，其中以上海、南京和青岛等地举行的比较成功。

• ①一九五一年六月廿一日《天风》第廿三期

第七章　北京基督徒会堂

　　在全国一片控诉声中，王明道先生主持的教会「北京基督徒会堂」文风不动，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当全国的教会都摧枯拉朽般地倒下去时，有一个地方能听到真理和神的话，信徒们自然就往那里去。所以基督徒会堂聚会的人数空前增加。人们心中的恐惧，因着听见神的话而得到力量和鼓舞，软弱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每个礼拜天聚会的时候，堂里、堂外、乃至院子和小房间里都挤满了人，一片兴旺气象。那时的基督徒会堂实在是黑暗中人的一盏指路明灯。

　　共产党很知道王先生的为人。要想一下子把他打倒，恐怕还不那么容易。你说他是坏人，人家接受不下去，因为人人都知道王明道是好人，就连大街上卖小菜的都知道王明道是好人，怎么好轻易动他呢？再者，他这个教会也确是中国人自立的，与外国差会没有任何关系。如果硬要给他扣上一顶「帝国主义走狗」的帽子，一时也扣不上去。何况他还有沦陷时期与日本人斗争的光荣历史，政府也不好一笔抹杀。反之，如果能把这样一个人争取过来，让他领导教会，岂不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吗？所以这一时期政府对他的政策是容忍和等待，希望他改变态度。

　　顾仁恩先生在青岛被捕后，政府和「三自」方面的人也曾抬出王明道先生来，因为知道王先生是不赞成顾仁恩的为人的。有人曾去拜访王先生，请他发表谈话，王先生拒而不答。后来有人问他这是什么缘故？他说他不愿落井下石。平时人们吹捧顾仁恩，高举顾仁恩的时候，他对顾仁恩在说话和行事上的那些不诚实之处确曾予以指责。但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宁愿保持缄默了。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以后，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主席、公理会牧师王梓仲曾托人去跟王明道先生接洽说：

　　「你们应该参加北京基督教联合会。」

　　「我们不参加，」王先生回答，「因为我们跟一般教会的信仰不相同。」

　　这位王梓仲牧师（后来做了北京三自会的主席）是一个根本不相信圣经的人。对于王梓仲牧师的信仰，王先生曾经讲过这么一段小小的故事。他说：

　　「有一次一位姓宁的老先生去找王梓仲，问到关乎圣经的问题。王梓仲说：『你信圣经不要全信。要挑着信，挑那些可信的信，那些不可信的就不要信。』这番话可把这位宁先生给说糊涂了。后来他来问我，我说：『你去买字典，如果卖书的人对你说：《先生，这个字典你可要挑着信。》那你还买不买呀？买字典就是因为有认识的字。对字典要挑着信，我怎么挑啊？』那人明白了，以后就再也不到王梓仲那里去了。」

　　一九五一年，北京基督徒聚会处负责人阎迦勒弟兄听了倪先生的话，参加了「三自」，并且还发表了一份由十人署名的通函，表示拥护三自会。王先生看了这份通函以后，心中为之叹息，同时也感到自己的处境颇为孤立。两天以后，聚会处一位弟兄去见王先生，讲到阎迦勒弟兄在聚会处发表的言论，使他心里极其痛苦。到六月下旬，聚会处的负责人又用诱劝和恐吓的办法对付他们教会中反对参加「三自」的人；并且嘱咐讲道的人，今后不得再提「黑暗世界」、「撒但」以及「天国」等名词。在此情况下，教会中不少弟兄姐妹就离开聚会处，到基督徒会堂去了。

　　阎迦勒弟兄原想基督徒会堂不参加「三自」，大概是存在不下去了。谁知政府并没有干预，而且王先生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他的教会人数却越来越少。看看这个形势，他想大概政府不会过问教会的事，于是他又不参加「三自」了。在这一时期，不论是北京聚会处或是上海聚会处，都不知道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

　　上海聚会处参加「三自」以后，一九五二年十月该教会长老张愚之弟兄到了北京。十月廿四由阎迦勒弟兄陪同去看王先生，谈了大约两个半小时。他对王先生说：

　　「倪先生也参加『三自』了。」

　　「他可以参加他的，我不管。我是决不参加。」王先生说：「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么？可以，但是必须加入三自会。加入以后就把你化掉，化到无神那一边去了。他们不会逼着你叫你说无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

　　张愚之弟兄问王先生今天的教会该走怎样的道路？王先生回答说：「走使徒的道路。」那就是说，跟着使徒的脚踪走，效法他们那样勇敢刚强，那样不怕恐吓，那样不顾性命，那样至死忠心，那样不讨人的欢心，那样在任何阻力之下仍然传扬福音，那样只本着神的话教训人。然后王先生又告诉他，聚会处的错误必须悔改、自卑、求神怜悯，不可下埃及去求帮助。

　　张弟兄返沪之后，就在家里聚会，不再参加聚会处的聚会。王先生随后给他寄去两、三册《灵食季刊》，请他给他的同仁们看。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张愚之弟兄被捕。那个时代是一个到处打人、杀人、乱哄哄的时代，他很快就被枪毙了，听说他死的时候很勇敢。文化大革命过后，政府有意给他的家属几千块钱补偿金，但他的夫人拒绝接受，说：

　　「我的丈夫不是只值这几千块钱。」

第八章　与日俱增的压力

　　上海市是三自运动的大本营。上海的控诉对全国起着一个带头和示范的作用。所以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上海开过控诉会后，各地都陆续开会，意在展开控诉。在控诉之前，各地大都根据刘良模《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的指示，先开几天学习会，做好各样准备工作，然后还要经过排练，最后才正式登台控诉。但各地毕竟没有上海那点水平，因而怪态百出，常常起不到预期的作用，反而暴露了教会的种种黑幕。凡是控诉开得成功的城市，控诉后就成立三自会分会，由当地教会的『进步分子』和有名望的牧者们担任委员，并由宗教事务处透过三自分会学习班幕后指挥，对言论失常的牧师和传道人进行批判，并要他们作出『自我检讨』。这样一来，教会的指挥权就完全落在政府手中了。王先生看到此种情况，就勉励信徒刚强勇敢，谨慎言行，并且忠心工作。

　　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也开过五天学习会，而且北京卫理公会还准备开控诉会。但北京的控诉会开得并不成功，因为有王明道先生的影响在，他们所要推行的控诉行不通。到十二月，政府就开始施加压力。在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北京基督教联合会的学习会上，市统战部一位姓王的干部讲话，历时达三小时之久，说教会必须一面倒，并且最后还点了王明道的名。

　　一九五二年二月，「三自」开始通过《天风》对王先生施加压力。在他二月廿一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警察来借会堂开会，告以会堂不外借，系信仰问题。伊嘱予召集负责人讨论二三日后，再听信去。昌林示予以方送来之《天风》三零一号，谓北京基督教团体捐献运动报告中有『全市教会除王明道主持的基督徒会堂等少数教会外，都普遍发动了信徒捐献。』意在对予控诉，予则以为无异代予声明。」

　　这个运动是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发起的，要大家「努力捐献，支援中朝战士。」对一般信徒去参加此种活动王先生不加干预，但他自己却从不参与。

　　八月十日，北京「三自」方面的要人赵复三先生去王克忱先生家。王是基督徒会堂的元老，在北京贝满女中任教。赵先生问他能否参加三自学习班？又问基督徒会堂的执事都有哪此人？意在将教会的中坚分子拉进学习班，藉以孤立王明道。这是北京「三自」方面的新策略。

　　八月十五日，齐瑞亭先生自天津来，向王先生谈及天津教会的状况，说有人讲将来要用铁扫帚扫掉王明道，以此威胁并恫吓王先生。翌年五月，基督教联合会又立公约，规定任何教会均不得请王明道、王镇或杨襄城讲道。

　　除了以上所提的这些外面的压力之外，王先生还有教会内部的压力。有的弟兄看见共产党的某些优点，就撇下基督而就马列，提倡在教会里既要学圣经，又要学马列。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王恩庆弟兄①，这种思想在某些青年人中发生了影响，而且有人竟然放弃了信仰，加入共产党。在解放后新思潮的影响下，王先生的儿子从大学二年级起，信仰也有了动摇。他并不是完全不信，而是徘徊在信与不信二途之间。王先生因为教会工作的繁忙未暇顾及，直至一九五一年七月六日才得与儿子有一次长谈。经过两个小时的谈话，觉得父子之间的关系增进了许多。但从这时起，每逢想到儿子的信仰动摇，心中就感到忧苦。

　　一九五一年除夕，王先生跪在神的面前祈祷。在他一九五二年元旦的日记里这样写着：

　　「昨夕十一时四十五分跪而祈祷，念及自己多犯骄傲之罪，存心、说话、行事恒夺取神之荣耀，顿觉一己之败坏可憎，乃在神面前认罪求赦。又为铎儿代祷，求神使之恢复信心，勿入歧途。祷后心中得平安与力量。十二时许就卧，得明晨讲题：《今年且留着》。」

　　王先生爱子至深，儿子也十分孝父，而且行事为人都无愧于父亲的教训。他知道父亲心中的痛苦，所以一九五二年除夕他在上海工作时，还特地打电报给王恩庆弟兄说：「请安慰我父。」但王先生内心中的隐痛直到他离世归主的日子始终未尝消释。从王先生的亲笔日记和与他最亲近的朋友处得知，王先生一生受打击最大的事莫过于儿子的信仰问题。

• ①王恩庆毕业于北大哲学系，是基督徒会堂青年团契的成员，后来与宋尚节的次女宋天真结婚。王恩庆于一九四九年之前作为进步学生的代表秘密访问解放区，回来后信仰发生了很大变化。王明道的儿子王天铎十二岁受洗，青少年时代和王恩庆是好朋友，信仰也受其影响。王恩庆在去世之前，曾指着自己满满一屋子的书，对袁相忱的夫人梁惠珍说：「我岳父为主传道，我却没有学习他！我会五国外语，读了这么多的书，可都是没有价值的！我后悔莫及啊！」

第九章　圣道讲习班

　　从一九四九年三月起，基督徒会堂每礼拜四都有一个聚会，在小会堂举行，定名为「训练班」。第一次聚会只有二十几人参加，会上主要讲圣经真理，属「门徒训练」性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性质没有改变。一九五二年初，训练班以一个新的名称出现，叫「圣道学习班」，好像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学习班在一月十七日开班时，出席者五十人，会中首先是各人作自我介绍，然后由王先生讲《在财物上清廉》。到一九五三年初，「圣道学习班」改称「讲习班」，有见证和茶会，到会者三十二人。到一九五三年底，这个聚会才正式叫「圣道讲习班」，并且改为学校性质，每礼拜四统一上课，并不分组，暑期还放暑假。不能来上课的，一定要请假。

　　本来各教会的门徒训练班和其他各种聚会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重要性。但是基督徒会堂的这个聚会就不一样，政府把它看得非常重要。班里和班外的人政府分别对待：班里的人被定为「王明道骨干分子」，班外的人则被认为是一般信徒，不去过分追究。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从一九五四年起，这个聚会不是什么人都参加了，而是必须经过王先生审查合格方可。全教会只有几十个人参加，因此这个聚会就被认为是教会的核心和骨干，是所谓「内圈的人」。如果有人不是基督徒会堂的成员，或者是从外地来的，要求教会接纳，讲习班的人常奉派去跟他们谈话，了解他们，看他们是否真的有生命，然后向王先生汇报，所以这些人被认为是王明道的嫡系。

　　王先生办讲习班主要是训练大家读圣经，目的在于培养他们将为为主传福音。会上总是由王先生先讲一些，然后每个人都要发言。讲课的内容，除了查经以外，在一九五四至五五年间王先生还讲吴耀宗先生等三自领袖的事，和基督徒会堂为什么不参加「三自」，也讲在沦陷时期基督徒会堂为什么不参加日本人搞的「华北基督教团」。这些事是反复地讲，用来加深大家的印象，并坚定信仰的立场。

　　一九五四年后，形势越来越紧张，圣道讲习班的人也越来越多。取得教会信任的假弟兄趁机混入，作政府的耳目，而且后来还有派出所的公安人员来旁听。王先生此时感受的压力很大，因为他所讲的内容很多都是与「三自」针锋相对的。王先生说：「三自运动是反对神的人用来从教会内部消灭基督教的最有效手段。历世历代迫害基督教的人都没有想到过这样高明的办法，如今被发现了。」他认为这是撒但向教会的进攻，也是摆在教会面前的一场严肃的战斗。为了捍卫信仰，持守「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教会必须谨慎儆醒，勇敢战斗。从政府眼里看，基督徒会堂是一个顽固的反动堡垒，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圣道讲习班则是它的核心力量，当然必须严肃对待，不能等闲视之。

　　圣道讲习班除了有假弟兄混入外，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曹联璞弟兄曾公开对王先生讲：「我不信了。」这话使他十分伤心。王恩庆和曹联璞二人又倡议成立一个青年聚会，一面学圣经，一面学马列，聚会中采取政治挂帅。他们对待那些他们认为不爱国、或者不管为了什么原因不服从组织分配的人，总是予以指摘，使他们抬不起头来。同时他们还说：「教会应该参加全国基督教会议嘛！为什么不参加？」这两个人的工作等于是楔进教会内部的一根钉子，使王先生非常为难。此时王先生的处境可谓内外交困矣。

　　对于教会内部的压力日增，一九五四年秋末冬初的一个礼拜天下午晚餐聚会之后，王先生召集包括柳晓津、史昌林、王笃恩、孙振陆和王太太等十多个人，在史家胡同东口严金光弟兄住的房子里开了一个会。王先生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说：「现在王恩庆和曹联璞认为教会里应该有政治理论的学习。他们提出要成立一个青年聚会，在小会堂里开会，既要学圣经，又要学马列。你们大家以为如何？是不是可以同意他们这样做？」

　　参加这次聚会的人都认为，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已在自己的单位里学习马列，不必再到教会里来学。教会只能读圣经，不能开这样的聚会。如果他们非要这样做的话，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在这里就不能这样做。王、曹二人的意见被否决了。

　　这件事看来并不重要，但是从中可以看出，王先生对待面前的这场属灵的争战，与日伪时期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前的那场战斗中，王先生得到神清楚的指示后，就不再征求人的意见，不去求人的同情，只是单纯地倚靠神，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但这次的战斗，他就有些犹豫和惧怕，想要求助于人，给他以同情和支持。恐怕这也是后来他软弱失败的原因之一。

第一章　平静的一年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多变的时期。随着一九四五年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结束了中国大陆的沦陷时期，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恢复了它在中国大部分土地上的统治权。可是仅仅过了四年，政权再度易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一九四九取得决定性胜利，建立了人民政府，从而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

　　对于王明道先生来说，四十年代也确是一段不平凡的岁月。一九四二年日本人统治华北的时候，他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严酷的属灵战争，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每一个爱主的基督徒都为此深深的感谢神，并且从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可是没过多久，一场新的更加严酷的属灵战争就揭开了它的序幕。

　　一九四九年，四十九岁的王明道先生，和全国人民一起，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于这个人民的新政权，应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亲眼看到解放军开进北平城。在他二月三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今日解放军入城……予出至市，正过马拉炮队，后为步兵。军乐前导，奏中乐调。后为军鼓号，军容极壮，军士皆健壮，服装步伐皆甚整齐。如此盛大之军旅，在国内实前所未见。」

　　由此可见，共产党给他的第一印象是极其良好的。但是在北平教会和传道人中间，确是有人心存惧怕和怀疑。早在一月三十一日（旧历正月初三），解放军还未进城之前，北平各教会即已筹备应付时局之转变。王先生慨叹那些无信仰、无使命，只求随时应付环境的传道人可怜万分。在他二月八日的一篇讲道《翻腾的海与止息风浪者》中，他劝勉圣徒「以不变应万变，处平常若处非常，处非常若处平常。」

　　二月二十三日，北平基督教联合会应运而生。连续三日，讨论如何应付目前的环境，以图生存。这就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一样，计议怎样维持工作。因为他们清楚知道一九一七年在俄国发生的事：封闭礼拜堂、逮捕传道人和迫害基督徒，所以他们未雨绸缪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天津解放后，一九五零年三月十三日王先生去该市圣会所①讲道一周。每次他坐在三轮车上路过旧法租界的山西路、赤峰道口时，都会看到那里天主教修道院的一片砖墙上，用白漆自右向左所写的四个大字：「宗教自由」。这条标语至少保留了二、三年之久。他每次去天津讲道时，都看到这条标语，所以他深信共产党是给人宗教信仰自由的。况且解放一年来他去全国各地讲道，特别是他一九五零年上半年去汉口、武昌和长沙等地讲道，途中从没有任何人盘问他，讲道也没有人干涉他，而且聚会的人很多，因此他就愈发相信共产党是不干涉信仰自由的。在这一时期，中国教会实在是享受着宗教信仰的自由。

• ①天津基督徒圣会所是在宋尚节布道团的基础上成立的，起初由张周新、陈善理夫妇负责。张周新、陈善理到北京负责香山恩典院后，请王明道先生的同工徐弘道去带领聚会，常请王明道先生去讲道。天津基督徒圣会所和北京基督徒会堂的信仰几乎完全一致。

第二章　中国基督教的走向

　　全国平定以后，共产党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思想战线上来，着手对付宗教信仰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已经明文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这是文字，具体怎样落实到有宗教信仰的人民身上，则有待进一步的事实来证明。

　　一九五零年春，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基督教访问团访问了广州、长沙、汉口、天津、北京等全国各地许多基督教团体。这个访问团是由政治协商会议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中华全国基督徒协进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等五个团体的代表组织而成的。中国教会的人都晓得，一九一七年在俄国成立的共产党政府是怎样对待教会的，所以个个都心存畏惧，害怕共产党统一了中国，中国教会的命运会和俄国教会一样。因此基督教访问团一出来，各大城市都争先恐后地邀请吴耀宗先生等去访问。他在访问中告诉大家说，中国教会过去一向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英美帝国主义用兵船大炮把基督教送进中国来，所以中国人对基督教都怀有一种恶感。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大的变革，叫中国教会不再受帝国主义的利用。吴耀宗先生是政府的人，他一提倡，谁敢不答应？人人都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领导。

　　他们在全国各地的访问结束以后，同年四月到了北京，拜访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周恩来总理同他们有过三次谈话。吴先生说他从周总理谈话中得到的启示，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的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于是他们同年九月二十三日发表《革新宣言》，即《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一文，提出了一个以肃清基督教内帝国主义影响为目的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强烈支持这一宣言。中国基督教未来发展的方向，由此当可一目了然了。

　　一九五零年五月，王先生去汉口、武昌和长沙等几个省市领会。五月二十六日他在和长沙各教会领袖谈话时，有人以为他也是基督教访问团一伙的人。他们请他报告北方教会状况，他说他不清楚其他教会的情形，但知他所主持的基督徒会堂一切如常。回到北京以后他才知道，情况已经与前大有不同了。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二十七日美国参战。七月二十七日联合国通过决议，组织联合国军参战。到了十月二十五日，中国就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这一件事成了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

　　《革新宣言》发表在抗美援朝之前。这是中国基督教界向新政权献上的一份效忠书。抗美援朝对基督教的三自革新运动实际上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中国政府正好可以利用朝鲜战争迫使基督教界作出抉择：是支持帝国主义呢，还是支持自己的政府？中国基督教界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后者。

　　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六十五次会议公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上海的全国性及地方性基督教机构二十六位负责人士发表宣言，拥护政务院的这一决定，从而奠定了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基础。

第三章　五十寿辰的前前后后

　　五月下旬，王先生在武昌领会期间，想到自己将届五十周岁，思绪万千。在他五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自省的话：

　　「今夏七月，予将满五十周岁。回忆自二十五岁工作之门大开，此二十五载中，神确曾对予加以重用。但一己之属灵生活则软弱失败，不堪回首。爱心不足，心思不洁，言行不谨，事神不忠，有负神恩甚多。值此将近五十周岁之际，实当向父求大复兴。俾予五十岁以后之时光，不但能继续为神做工，且能活出合神心意之生活也（晨八时三十分）。」

　　从这段话里，我们看见他有极其远大的抱负，不只要继续为神做工，而且能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神也实在悦纳了他的心愿，并且把他一生的工作推到了一个顶峰。

　　六月三日他由汉口返抵北京。在翌日上午的礼拜中他传了一个信息，题目是《不可丢弃勇敢的心》，预示一场属灵的争战即将开始。七月二十五日他五十寿辰那一天，上、下午前往祝寿者达二十余人，各人赠送他一些小的礼物作为纪念。但他仍能忙中抽暇写了《五十年来》一书的「序言」约七千字。晚上，夏令特别聚会开始，当日的讲题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讲到他从出生到十四岁信主道这一个阶段。

　　八月中旬，他去天津领会。八月十四日他在津时，想到基督徒会堂工作之重要，心有所感，当即在他日记里写了下面一段话：

　　「北京教会之工作何等重要，非惟数百人进退安危之所系，亦全国教会之所关，予竟轻忽怠惰，不加注意，不恳切为之祈祷，不殷勤忠心工作，视神家与神工犹儿戏，真重负神恩之托付。今日午后思及，惭愧交作，此次返京后，再不能不重新振作，好好为神作工矣（下午五时十分）。」

　　从王先生的话里可以清楚看见，他已经认识到北京基督徒会堂必须为神的名站住，并且为神作那美好的见证。他想到自己对工作的态度，既是惭愧，又是惧怕，因而极力自勉，以完成神所交付他的使命。

　　九月三十日，《五十年来》出版问世了。三年来的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三年之前，他曾接受一位青年圣徒的建议，写一本他的自述，乃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开始着笔，到一九五零七月为止，共写了七章。再加上一九四九年冬他所写的一篇《追念母亲》，而成是书。《五十年来》的出版，为中国教会增添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第四章　王明道先生夫妇二三事

　　人过半百，阅历可能增长不少，然而性格却常常没有太大的改变。王先生也是这样。在开始谈王先生夫妇二三事之前，对他们二位的性格，似应有一介绍。谁最有资格做这件事呢？知父者莫如子，下面是他们的儿子一九四七年元旦在《福音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的父亲和母亲》中的几个片段：

　　「如果有人听过我父亲讲道以后，还想知道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习惯和脾气的话，那么这里便可能有一点在主观环境中的客观观察的资料。这些资料包含一部分好的，也一样包含一部分不好的，好在我父亲平日对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那种哲学根本就不太推崇的。」

　　「我父亲的胸襟宽大还不够理想，因此往往因为一两件恼人的事，脸上的颜色、形状就都有不少的改变，不过有时仍能不致影响工作。例如两年多前宋尚节博士的丧事礼拜的时候，因为汽车误事，开会时人未到齐，我父亲便急躁的了不得，但那次的讲道仍然是我所听到最感人的几次讲道中的一次。自然这并不足为训，还是以能不生气为最妙。所幸这几年已经好的多了。」

　　「我父亲的工作，很得力于我的母亲，这是很多人所知道的，不过『得力』二字用在这里似乎极为不妥，恐怕很少有人是这样得力于『掣肘』的。因为在许多习惯上——甚至于有些见解上——我父亲的与我母亲的恰好相异。例如我父亲好讲礼貌，而母亲以为待人主要是使人觉得亲切；父亲雅好清洁，因此有时在聚会前去指挥扫院子，而母亲觉得应当在不妨碍工作的原则下保持清洁；父亲讲道时常注重信徒的生活，而母亲觉得这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主张着重人灵力的增长，在这方面用功夫；父亲喜欢看书报，而母亲也许一个星期——甚至还久——读不上一张报一本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最初，我父亲觉得这两种性格纵使不算冰炭，但至少也难称水乳。但后来渐渐觉得这样正是以其所长补其所短，怨声就渐渐减少。最近甚至抄几句箴言三十一章上的话从外面寄回来给母亲看，不过我母亲仍然不变作风，对这感不到太大的兴趣。

　　「从前我父亲常因为母亲不喜欢看书而说她孤陋寡闻，但后来发现母亲的智力实在有些为父亲所不能及的地方。有一次父亲对母亲说：『我比较有知识，而你却比较有智慧』，这自然亦近标榜，但至少也可从此看出识人之不易来。」

　　一九五五年王先生夫妇进监以前，他们中间曾发生类似的事，从中我们也的确看出王太太属灵的智慧和信心：

　　大概是在一九五二至五三年时，基督徒会堂小堂的后面有一口大水缸，是为接雨水用的，因为雨水洗白色的衣服可以保持它的洁白。每年到天冷的时候必须把缸里的雨水舀出倒掉，以免把缸冻裂。这年王太太因为事多，就把这缸水给忘了。到了冬天快要上冻的时候，王先生就说：

　　「文哪，那缸水要冻了。你要用，就把它用掉；不用，就把他倒掉。不然缸要冻坏了。」

　　「唉，唉」她答应得蛮好，可就是没行动，一直等到缸都冻上了。这下王先生着急了，拿起斧头就去砸缸，边走边说：「反正这缸冻也是冻裂，不如让我砸了它。」

　　这时王太太心里默默地祷告说：「天父啊，你看这缸要是砸了的好，就让他砸，否则那就不关我的事。」她的意念这么一转，只听见「当」的一声，斧头真的砸下去了，但是随后就没声了，王先生把斧头扔在那里走了。

　　事过以后，王太太对一位常到会堂帮忙的弟兄说：

　　「当时我是去拉他好呢，还是靠神好呢？我越去拉，他火就越大，结果非砸了不可。你交托给主，让他去砸，他就没砸成。」她乐呵呵地说，「你看，还是靠神的好！」

　　* * * * * * *

　　王太太的心里时刻装着信徒们的需要。一位弟兄初生的婴儿满月了，妻子去上班，他得在家里喂孩子。他没有开奶粉罐头的小刀，只好拿起菜刀用力砍，一刀砍下去，奶粉四面乱喷。他无可奈何，就放下菜刀，出门去打水。刚走到街口，正遇见王太太骑着自行车从西边过来，往他手里塞了一样东西，一句话也没说，就骑着车走了。他低头一看，原来是一把开奶粉罐头的小刀。这位弟兄深受感动，无限感慨地说：「主啊，你真是知道我的需要，我也愿意这样把工作做到有需要的人身上。」

　　有人说王先生一生的成就，百分之八十应归功于王太太。这话听来虽然有些过分，但王太太在教会中所做的爱心工作，特别是接待客旅的事上，实在帮助了不少的人。有一天，一位姓余的弟兄从远方来。他患有梅毒病，和别人一同吃住不太方便。接待不接待呢？王太太凭着爱心接待了，安排他单吃单住，碗筷都分开洗，还让一位弟兄专门伺侯他。这位客人走了以后，用毛笔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不是感谢人家接待他的厚意，而是大发牢骚，说给他单吃单住是瞧不起他；并说这样接待他，比不信的还不如。王太太看了以后，乐呵呵地对曾服事过那位客人的弟兄说：

　　「来，来，我给你看看这封信。」

　　这位弟兄接过信来，愈看愈生气。王太太问他说：

　　「你气什么呀？」

　　「你看，还有这么不讲理、不认识自己的人！你有这种病，就当自卑。人家因着主的爱接待你，就当好好地感谢着领受才是，怎么还能说别人瞧不起你呢？这种人真是不知好歹！」

　　王太太笑着说：「嗨，这样才能得赏赐嘛！」

第五章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会议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至二十一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西城教育部大礼堂召开了一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基督教各宗派、各团体代表共一百五十四人，其中也包括一些与美国差会没有关系的教会领袖，如基督徒聚会处领导人倪柝声先生、山东大汶口马庄耶稣家庭领导人敬奠瀛先生等。

　　大会开始之前，上海就已放出风声来，说要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三月十四日北京基督徒聚会处负责人阎迦勒弟兄去看王先生。阎弟兄跟王先生的关系原来很不错，只是从他加入聚会处后就不来往了。这是他到北京后六年来第一次去看王先生。他对王先生说：

　　「明道兄，我听说政府要召开一个全国基督教的会议。」

　　「你说的这个消息不确实。」王先生说，「政府不会召开这样的会，因为政府尽量躲避这种事，怕人家说它干涉教会。他一召集这样的会议，不就明显说明政府要干涉教会吗？」

　　过了两天，阎迦勒弟兄又来见王先生，对他说：

　　「这个消息确实。我从上海得知，真的要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他的意思是说从倪柝声先生那里得来的。然后他问王先生，「假如有这么一个会议，请你参加，你参加不参加？不请你，你要求不要求参加？」

　　「不请我最好。请我，我也不去。」王先生说，「政府是不过问教会的事的。如果政府召集教会开会，那就是政府干涉宗教了，我不参加。」

　　阎弟兄表示希望王先生能参加。王先生问他：

　　「为什么你希望我参加呢？」

　　「参加这个会议的大多数都是新派人物——不信派。」阎说，「如果他们在会议中作了决定，什么道理可以传，什么道理不可传，我们再传他们不叫传的，那我们不就是反抗政府，成为反动了吗？所以我觉得你应当参加，参加了就可以跟他们争。」

　　「我是一个人，」王先生说，「人家是一百多人，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是新派。有些人虽然不是新派，但也不敢得罪新派。我参加了，就得接受大家通过的议案。我不参加，就可以不接受，他们不能干涉我。」

　　「你说得对，」阎迦勒弟兄点点头说，「开这个会，我也不参加。」

　　可是过了没有多久，倪柝声先生从上海到了北京，参加这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他不但来了，而且还拟了一个通知，是由北京协和印刷局承印的，通知聚会处的信徒都要拥护三自会。跟着，阎迦勒弟兄的态度就变了。

　　王先生对这件事有一段评论的话：

　　「聚会处现在的举动跟他们平日所讲的完全不同。他们本来反对别的教会，说凡是有组织、有名称的教会都是宗派，并且说宗派都是罪恶，人人都当从那里面出来。所以任何人一加入他们的团体，就必须立时跟自己的教会脱离关系。可是今天，倪先生似乎完全变了，他能跟公会牧师们，甚至不信派，坐在一起开会。更令人不解的是，他没有接受外国津贴，为什么要到北京来参加这个『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呢？」

　　这次大会邀请了各省市教会的重要领导人来参加。四月十三日王先生也收到了一份请贴，不是印的，而是手写的，并且派专人送到东城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上面写着说：

　　「本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拟于四月十六日在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请台端参加。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启」

　　王先生接到这份请贴后，立即回信说：

　　「敝会堂从创立至今，向未接受外国津贴，此项会议自不便参加。

　　北京基督徒会堂」

　　这封信是寄到政务院去的，但刘良模先生却在大会中放出风声来说：

　　「王明道接到政府的请贴，他不来参加，这是什么思想？这是反苏、反共！」

　　王先生听了这话以后就说：「这跟反苏、反共有什么关系？我没有接受外国津贴，我有什么理由去参加『接受外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不参加，这不是很对吗？」

　　这次会议是在四月十六日开始的。大会刚开始的时候，王先生接到一个电话：

　　「我是陈崇桂，你在家么？我想来看看你。」

　　「来吧，我在家等你。」

　　一会儿他就来了。过去他们彼此之间很熟悉，所以见面头一句话他就问王先生：

　　「大会请你去参加了吗？」

　　「请了。」

　　「你去不去？」

　　「我不去。」王先生说，「因为大会是为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我没有接受过美国津贴，我没有理由参加。」

　　「我原不知道这个会是什么意思，」陈牧师敷衍说，「我到了飞机场临上飞机的时候，他们才把这个通知给我，说是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会议。」

　　王先生事后对人说：「陈崇桂这个话是谎言，他在重庆创立了一个重庆神学院，我说基督徒会堂是中国人办的，他也说重庆神学院是中国人办的。既然是中国人办的，你何必参加这个会呢？其实重庆神学院不全是中国人办的，也有外国人参加。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得不参加的。」

　　开会的那几天，还有好几个人都去看过王先生，内中有徐州的王恒心、长春的李荣如等。此外还有好几位认识王先生的人，在参加大会的那个礼拜天都去王先生的教会聚会。

　　大会开始的第一天，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陆定一副主任在会议上讲了话。首先他说明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根据政务院上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决定，鼓励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使之变成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他讲到爱国主义，也讲到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的阴谋。最后他提出对基督教徒的期望，即「站到反帝爱国的旗帜之下，在伟大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与人民政府团结起来，在人民政府的指导下，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现在全国有三大运动正在进行，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希望中国基督教徒积极拥护和参加这三大运动。」①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教会和基督的信徒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去。

　　然后，大会进行了「有重大意义」的控诉运动。首先控诉到中国来的西国传教士毕范宇、骆爱华等，以及中国的传道人朱友渔、陈文渊、梁小初、顾仁恩等。

　　重庆神学院院长陈崇桂牧师在大会上，以《我控诉美帝利用宗教侵略中国》为题，控诉了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裨治文和伯驾，以及司徒雷登等人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说帝国主义是利用传教士为它开辟侵略中国的道路。同时他也控诉了美国一些基督教牧师和传教士对以西结书三十八和三十九章等几处圣经的解释。但他在控诉词中也清楚说明，这些解释在中国基督教会内传布得并不多。②

　　另一篇比较知名的控诉是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对毕范宇的控诉，控诉他在中华基督教会的活动，主要是他与母会的关系。

　　会上颇为引人瞩目的，是一位从青岛来的姓王的代表。他控诉顾仁恩在青岛造谣和被捕的事。控诉完了，就问听众：

　　「这样的人，该杀不该杀？」

　　台下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该杀！」第二天人民日报上就登出消息来说：「台下一片怒吼：『该杀！该杀！』」

　　这些控诉实际上成了以后全国控诉的样板。

　　从这次会议里产生了一个基督教的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并推举吴耀宗为主席，刘良模为书记。会中没有一个人提出任何异议，三自会就这样成立了。

　　这次会议之后，吴耀宗和刘良模二位先生分别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他们对大会的思想。吴耀宗先生说：

　　「这个会议是基督教空前的爱国大团结。由于宗派的分歧和信仰的差异，基督教的团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现在，在政府领导之下，基督教的各个宗派、各个团体却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了。」他在文章中说明这次会议的目标是：

　　「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把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后地、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加以结束。」在谈到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时，他说：

　　「会议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使出席的绝大多数的代表们得到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清楚地认识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会议的第二个成就，就是两天的控诉大会。在目前国内镇压反革命的怒潮中，控诉已成为大家所熟悉了、习惯了的事；然而在基督教的群众里，控诉却还是一件完全新鲜的事，不只是一件新鲜的事，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在福音书中，耶稣曾说过：『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一般基督徒都牢牢地记住这个教训。控诉不只是『论断』，它也是审判，是定罪，似乎控诉是和耶稣的教训背道而驰的。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以为不是的。耶稣叫我们不要论断人，是叫我们不要从自私和骄傲的观点出发，吹毛求疵地在别人身上找过错，而忘记了我们自己所有的、也许是更大更多的弱点。控诉却是完全符合耶稣的教训的。马太福音第廿三章就是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篇最有力、最深刻的控诉。他不但以正义的呼声来反对罪恶，他也以勇敢的行动来打击罪恶，他拿着鞭子把利用宗教仪式来进行剥削的人们赶出圣殿。」③

　　对于控诉，王先生说：「圣经上从来就没有过控诉的事。」主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话根本就不是什么控诉，因为主所责备的是社会上某一阶层的人的罪，而不是针对某一个人。他恨的是罪，而不是人。他是把罪和人完全分开，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叫人悔改离弃罪、归向神，这完全是宗教方面的事。控诉适巧相反，他针对的是人，把这个人的缺点、错误或是罪恶公之于众，对他加以批评和攻击，并且让人对他产生一种痛恨的情绪，藉以达到某种政治上的目的。所以无论从动机或是作法上来看，主的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与吴先生所提倡的控诉都是完全两样的事。根据主的教训，基督徒犯罪，不管属于哪个类型，都要根据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办法处理，而不可以用开控诉会的办法对待弟兄犯罪的问题，对待教会的长老或主的仆人更不可如此。

　　刘良模先生也以《划时代的大会》为题发表了他的感想。他说：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会。这个大会以前，是中国基督徒依赖着帝国主义发展的时代，也是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时代；这个大会以后，是我们中国信徒们发展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的时代，也是我们中国信徒们对祖国与世界和平能够有极大贡献的时代。

　　「在这个大会里，陆定一副主任的报告，使我们认识了祖国的可爱，与帝国主义的可恨。过去有很多基督徒不承认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现在大家如同大梦初醒，恍然大悟。于是我们就动起手来，开始做从基督教里面挖出帝国主义老根的工作，我们就开始控诉潜伏在教会里面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控诉中间，我们也就同时对自己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这是一个极痛苦的过程。有好几位同道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可是在大彻大悟以后，就觉得心里面的愉快是说不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

　　「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嘱咐，用控诉学习的方法，努力肃清教会内部帝国主义的影响,努力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努力建设三自教会。我们要洁净神的圣殿，并把主的教会建筑在坚固的磐石上。」④

　　从刘先生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信仰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信仰。他把一个人政治思想的转变，从想不通到想通了（也就是他所谓的「大彻大悟」），说成「这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其实这与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重生』的经验，毫无任何共同之处。

　　吴耀宗和刘良模二位先生都是青年会的。前者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后者是事工组主任。王先生对于青年会讲过这样一段话：

　　「青年会一般人认为是基督教团体。它哪里是基督教团体呀？它是毁坏基督教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搞的那个『华北基督教团』，头一步是先组织『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那个会长就是北京青年会的总干事周冠卿。过了几个月，他们把『联合促进会』改组成『华北中华基督教』时，就把周换掉了，因为青年会不能领导教会。现在这次大会是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就把青年会也包括进去了。如果只说是基督教，青年会就不包括在内。所以他们现在用的这个名词想的真周到。」

　　吴、刘两位的信仰都是现代派的。他们的责任是领导中国教会走自治、自养、自传的道路。王先生对吴耀宗先生的信仰曾有过一番论述，他说：

　　「中国不信有神的基督徒，著名的有两位：一位是冯玉祥，另一位是吴耀宗。

　　「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联合起来打蒋介石的时候，被蒋介石打败了。阎锡山跑回山西去，李宗仁跑回广西老家去，冯玉祥没有地方去，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就把他接到泰山去住。有一天，有一群基督徒学生在那里聚会，他们派了几个人去请冯玉祥来，冯就对他们演讲说：『有人说我不是基督徒，这话说得不对。我是基督徒，不过我不信有神。』

　　「日本投降后，一九四六年春我在成都领会时，有人送给我一本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天风》半月刊合订本。《天风》在抗战的时候已经出版了，主办人就是吴耀宗。在那本半月刊合订本里，我看见吴耀宗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神在哪里？》。该文一开头就说：』在一个现代人的眼目中，神是不存在的。祂象征着一切迷信。而且按字面说，祂，神，该是一个专制魔王。』从这篇文章我就知道，吴耀宗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基督徒不信有神的存在，骂神是专制魔王，这个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啊？明显地是假基督徒。

　　「吴耀宗有什么信仰呢？他信仰马列主义。一个马列主义者以基督徒的面目出现，实际不信有神，他怎么能领导教会的工作？这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三自会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教会搞垮。二十年代反基督教有个反基督教大同盟，那是从教会外部反。五十年代反基督教，有个三自会，这是从教会内部反。从教会内部反要比从外部反功效大得多。无神论跟基督教的有神论完全是对立的。无神论者领导教会搞自治、自养、自传，这不是骗人吗？所以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我就在《灵食季刊》上发表文章攻击它。」

　　其实吴先生自己在他的著作《黑暗与光明》一书中也说得很清楚：「我曾经在美国念过三年多的神学和哲学。．．．．．．我念书的学校，在当时是被认为思想最前进的一个神学校。二十多年前，美国曾有过一场关于『现代派』和『基要派』的激烈的争辩。所谓『基要派』，就是专重信仰，不管理智，认为圣经里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一种派别。所谓『现代派』，就是主张用科学的态度、历史的方法，去批评、洗刷传统基督教信仰的一种派别。我念书的神学院就是『现代派』的。」吴先生回国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教成都，常到各大学去演讲。一次他在燕京大学演讲，题目是《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他竭力把基督教和共产主义拉到一起，其实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大会结束时，与会的全体代表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简称《联合宣言》），又通过了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所所拟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办法草案》（简称《处理办法》），送交政府批准。这两项文件均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廿四日由政务院正式公布，发表在七月廿七日的人民日报上。

• ①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天风》第十七、十八期。
• ②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天风》第十九期。
• ③一九五一年六月二日《天风》第廿一期。
• ④一九五一年五月廿六日《天风》第二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