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暗室之光》

　　我是在贵族化的学校念书，每项科目都用英文教授，老师也都是美国人，有的住校专任，有的是附近一所大学的教授太太。记得有一次，一位上帝重用的宣教士明美丽小姐，带我们几个「较高等」的学生到她游行布道的船上去各地举行布道会。我们平时佣人伺候惯了，连自己都不知道怎样照顾，更别说做普通家事了。所以我们都袖手旁观地坐在那里，看她煮呀、洗呀、清理呀，甚至倒脏桶也由她。她真像佣人那样，等我们吃完了就用我们的盘子吃。她确是为主舍己感人的宣教士！

　　以后的年日中，我常常与这位亲爱的宣教士一同祷告，一同工作至深夜，将她的信息译成中文。我一向深深佩服宣教士，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离乡背井，许多人甚至为了上帝，为了我的同胞，牺牲他们的生命。

　　毕业后，我在中国政府办的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任音乐、家政等科目的教员。课余我常向学生传福音，结果二百多名学生中有七十二名接受了基督。她们常常来我家，也来我们教会查经班。这时，报纸开始攻击我了，骂我：「这个音乐教师原来是传教的，教学生呼求上帝呀，上帝呀，唱天堂是我家。引起了家长们的震怒。」真的，许多学生实在为了信主受到家庭的逼迫，但他们在试炼中站住了，忠心到底。现在有些也住在美国，常来看我呢！

　　与我一起出去旅行布道的宣教士，多半对基督徒讲道，我就常常对非基督徒证道。我们到过许多大城市，对公立学校、教会大学、中学的师生，对医院的护士、普通老百姓，讲过无数次的道。有时人数多得无处容纳，要搭帐篷，我常住进学生宿舍，只为了要接近她们。

　　有时，一天讲完三次道以后，我还要忙到深夜，接见慕道的人，个别谈道。我们也到过许多穷乡僻壤，过简单的物质生活。我们坐过火车、轮船，也坐过轿子、独轮车、人力车、帆船。我们遭遇过许多反对和试炼，但主是我们的先锋，在各式各样的人中，预备了无数的心田，接受他自己的救恩。

　　最后，我终于放弃了许多高职位的机会，与我最亲爱的同工李曼小姐一道事奉主。上帝在我们的共同事奉中，赐给我们深挚的友爱与和谐。我因此也可以继续住在自己家里，要不然，没有基督徒可能进到我们家里来。因为当时门第观念太深了。许多年后，我取笑李曼小姐，说她并没有正式邀请过我与她同工。是真的，我毛遂自荐时，她总是静静地说：「愿主耶稣引导你。」每次我征求她的意见，问她做什么好的时候，她总是用同样的这几句话回答我，从不表示她自己的看法。我必得供认，初信主的时候，真被她这句话激恼了。我心里想：「为什么她不把这句话印出来呢？每次回信给我的时候，夹上一份不就得了。」

　　可是，她的回答多么正确，在人生路途上的许多抉择中，我们都应当直接从上帝那儿得指示。我们可以请教属灵的长者，或者和主内的兄弟姐妹商量，但在最后的决断上，应该是上帝直接对我们的心灵说话。

　　李曼小姐和我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在疾病、战争生死关头和几乎没法解决的困难处境中彼此照顾。当我刚刚开始与她在南京同工时，引起了一大堆的疑问。苏州的校长贝小姐和安汝慈小姐，还有别的宣教士，一个一个专程地来问她，为什么留住我，不让我做全国性的事奉：「南京只是一个地区呀！」她们这样责问她。

　　但是，李曼小姐实在没有「留住」我，是主自己领我俩在一起事奉他。所以从这件事情又看出来，她是多么有智慧，常常用那句话回答我–「愿主耶稣引导你」！

　　1903年初，李曼小姐开始了她的杰作，一连十一年六个月才完成。原来她坚信大多数是文盲的中国人，应该有一本比汉字更简化的圣经阅读。那时中国政府已经正式采用了注音符号，于是她动手把中文新旧约圣经全本每行汉字旁边都加上注音符号。这真是一项千古不朽的杰作。

　　李曼小姐可以说是最没资格，又最有资格从事这项伟大事工的人。她经济拮据，办公的地方局促，校对员是义务的，又只有一位铸字匠铸这种符号的字模。那时她已因健康关系退休了，身体虚弱，又周身疼痛不止，她的目标似乎不可能达到。而且不但没有人同情她，还有许多想不到的人士反对她。然而，她有高深的中文造诣，钢铁般的意志，无限的信心，深信这是上帝呼召她的工作。这本注音符号的中文圣经又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拦阻，在三十多年后才正式问世。

　　1931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醒过来，觉得眼睛刺痛得好厉害，房子好像在打转，额头发烧，全身僵硬。就这样九死一生地躺了十七天，不能吃也不能动。以后的八个月，喉头只能出一点咕噜声。一年半之久，眼睛都睁不开。我病得这么厉害，李曼小姐只好放下她白天的注音工作，整天来服侍我。仅剩下在三更半夜，累极了的她才有时间做校对工作。

　　六个不同国籍的医生，被请来看我的病，都异口同声地宣布无望。一位最著名的中医也被请来看我（我们还要付他一大笔钱，如果他在出诊中被人绑架的话），他握住我的手说：「你好像一盏灯，油干灯尽了，最多只能活三天。」我的家人为此替我做了殓服，买了棺材。可是，上帝的大能藉着李曼小姐的祷告、信心及勇气，带我经过了死荫的幽谷（在以后的年日中，又经过了许多类似的幽谷）。

　　1937年，正当李曼小姐的注音工作做得颇有起色时，日本侵略中国了。但是她并没有停工。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她也不肯跟其他宣教士一道调遣返国，为的是想完成她的注音圣经工作。因而，她被关在日本集中营里两年，跟别的残废病弱的外国人关在一起。我呢，在那整整两年之中，也一直被困在病床上，患着不治之症，骨髓里藏着许多疟原虫。那年的圣诞前夕，我还活着，真是使大家惊奇不已。有一位医生公开对他的家人说：「我留意蔡小姐的病状很久了，从她的病我知道，一定有位真神。现在我们母子俩决定相信耶稣，并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上帝也奇妙地救了我家看门的。他在我家三十五年，我父亲做官时，他总管我家门口、花园、庭院等处的安全职责。当他听见我的病没有希望时，跑去见牧师说：「我也要去蔡小姐去的地方。」于是牧师指教他怎么信主，领他得救。他接着受了洗，几个月后就被主接去。

　　有一次，当我濒临死亡边缘的时候，我看见天堂的异象，也听见美妙的歌声。我想：我的时候到了，多么隆重的欢迎！可是我似乎听见有声音说：「不，不是正式的欢迎，只是预演而已！」

　　我的病症，经过十六年漫长痛苦的日子，才得到正确的诊断，那时已经太迟了，来不及治疗了。疟疾连带许多附属的症状，使我永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行动自如地服事主了。人的耳朵里面有三个半规管，是保持人体平衡的，我耳朵里面所有半规管都分开了，所以我的平衡系统也完全被破坏了。我走起路来就像个螃蟹，前摇后摆地，没人扶住就要摔倒下去。我的眼睛受不了光，在窗帘低垂、灯光密罩的暗室里，还要戴上深黑的眼镜。

　　到美国来以后，有一天一位耳鼻喉专家到我房里来，高声说：「蔡小姐，我知道你是个难民，而我是个专家，你是请不起我的。不过为了好奇心的缘故，我愿意好好检查你一次，要查出你不能走路的原因来。」

　　他把房间弄黑了，将我仔细检查一番，等他终于停下来的时候，我真是得了解救似的，感谢主。然后他指着天说：「蔡小姐，只有那位天上的医生可以使你再行走。当然你知道，每个耳朵有三个半规管，保持身体平衡，你两耳的半规管都分开了，因此你今生永远不能走路了。」他并不知道致使耳朵半规管分开的原因。我要求他替我动手术。可是他只微笑着说：「我说过了，只有天上的医生能使你再走路。」这是1950年以后的事。

　　没有人能够长久地冲在浪尖，因为大浪很快就冲到顶，弄潮儿随后就会被压到浪底。我不久之后就经历了低潮期。我们在磨石街的屋宅太大，维护起来颇为不易，于是母亲就把这宅子给卖了，当时我正在美国。母亲搬到一所临近渔夫码头的屋子里住，这屋子较小，非常幽暗，我们的生活大不如前了。我们在日本收到一张母亲拍来的电报，她邀请李曼小姐住到我家去，因为她早几年就让我做了李曼小姐的义女。回到南京，马车把我们放在新家的门口，我发现我们住的地方只不过是进了大门右边的几间房而已，不禁大吃一惊。我是一个住惯了深宅大院的人，我们住的地方对我而言就和住大街上没什么区别。

　　母亲气色特别好，能与她和家人团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然而我自己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很多活动不得不全部取消。第二年我接到噩耗，亲爱的母亲忽然过世了。当时我正在牯岭休养。我离开家的时候她身体健康，精神也很好，十天以后，我忽然收到电报，说她已经过世了。我急忙赶回家办理丧事。根据她的遗愿，葬礼要照基督教的仪式，庄重而简朴，虽然有些家人反对这样做，我还是按照她的意思办了。她告诉我们，自己不想葬在苏州，因为她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也想与基督徒葬在一处。于是我们就将她葬在基督徒的墓地里，靠近李曼先生的墓牌。

　　我六姐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次葬礼充满了平安与盼望，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在二十五年前嫁入南京一户巨富人家。她公公所任职分与我父亲相当，过世却很早，她丈夫也早逝，撇下她和三个孩子，永健三岁，光云二岁，永富只有六个月。那时家里有三个寡妇，六姐夫的祖母、六姐夫的母亲，还有六姐。于是永健就成了这个家族的大部分产业的继承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完全可以预料得到会有怎样的结果。永健从小就在这三个寡妇的溺爱中成长，长大了之后就完全不受她们管束了。永健成了一个横行霸道挥金如土的人。他对她们的眼泪和劝诫嗤之以鼻，如果不给他钱，他就在家里翻箱倒柜，拿了值钱的东西就走。他将大把的钱财挥霍在吃喝嫖赌之上。

　　有一天，他在赌局里输得很厉害，于是在凌晨回到家里，逼他奶奶要钱。她当时还没起床，于是他就恶狠狠地走过去，粗声说：

　　「把我那条珍珠项链拿来给我。我现在就要！」

　　他奶奶从睡梦中惊醒，喘着气说：「什么珍珠项链？」

　　「就是你说要在我娶媳妇的时候给我的那条。」他回答。

　　「那条珍珠项链！」她叫道，「那是价值连城的珠宝，是我们留着给你新娘子的。」

　　「我现在就要！到那时你们再拿些其他的东西送给她就好了。」他怒吼道，「赶快交出来！」

　　他这样地骄横，着实把她给气坏了，于是就回答说：「不行，你休想得到它！」

　　他冲上前来扇了她两记耳光，大叫道：「你给是不给？」他奶奶尖叫起来。六姐听到叫声就冲了进来，可永健用蛮力把她推了出去。厨子刚好从这里经过，听到尖叫声也冲进房间里来，手里还拿着一个水桶。他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于是把整个水桶连同里面的东西一起扔向永健，永健低头避过。这厨子怒火中烧，喊道：「我要为这个家除掉你这个恶棍！」就拿了一个大雕花椅子砸了过去，但永健再次闪开了去，然后落荒而逃。

　　永健离开了南京，去了无锡。这个家族在那里开了好几家大铺子。于是永健又去逼那些经理给钱。与此同时，他写信回家，威胁说要打断他弟弟的腿，使他弟弟变成一个废人，不再能做继承人。他甚至雇了杀手埋伏在永富上学的路上，要把永富打残，但是这个阴谋被发现了，于是他的弟弟就被藏了起来。六姐写信告诉无锡店铺里的经理，叫他们不要再给钱给永健了，同时还报了警，要警方把他捉拿归案。但是永健极为狡猾，再次逃脱。八哥想用计抓住他，于是就请他回家下盘棋，六姐则去叫警察来把屋子围住。永健如约而至，坐下来下棋，但很快就疑心有诈，就溜走了，又一次从他们那里脱身。

　　后来，永健去到一个店铺经理那里，用枪指着他说：「你如果不给我钱，我就打死你。」有几个店员猛地冲过来抓他，他被迫逃跑。可怜的六姐，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已经是一筹莫展。看来唯一的法子就是把他逮到并关在监狱里面。于是她就请警察这样办理。就这样，永健最终被捕入狱，他母亲登报声明，与他断绝母子关系。登报那天，六姐心里极其痛苦。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她带着光云和永富来到渔夫码头与我们同住。她吃斋念佛，但于事无补，并不能使她从这场灾难中解脱出来，因此，当我们给她讲在基督中得到平安的方法时，她比原先更加能够听得进去了。不过，在耐心的教导和解释了好几个月之后，她才接受了基督，同时不再吃斋了。随后，光云和永富也接受了基督，三个人一同受了洗。随着她受的试炼越多，就信得越深，她把永健交托给主，并为他恒切祷告。

　　永健写信叫我向他母亲说情，把他从监狱里保释出来。李曼小姐派人送了他一本圣经，于是他就从圣经里面引用了一些经文，表明自己已经悔改了。当我向家里人提议将他保释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反对这样做，说：「我们会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如果他给放了出来，你就得要负全部责任。」不过，我却想要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写信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到我家里来住，并答应要听我的话，我就给他作保。他同意了，于是我就将他保释了出来。

　　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做早祷，正读到《使徒行传》中彼得从监狱里获救的那个部分，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喧闹声，门砰地一声打开了，永健站在了我们面前。我看了看他，面黄肌瘦，头发长长的，眼里闪着怒光，就知道他还没有改变，仇恨还在他心里燃烧，而我自己的心则不住下沉，暗暗自问道：「他没有悔改！他骗了我！我该怎么办？」他母亲对他说话，可他浑然不理，只对我打了个招呼。我带他去我宅子里的一个房间，告诉他这个房间他可以用，然后清楚地告诉他，没得到我的允许就不准外出，外出只准坐我自己的人力车。

　　六姐和二嫂还有其他人都责备我。「你难道没有看见他一点也没有改吗？他骗了你。现在我们宅子养了只老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永健在自己的房间里贴上了几条标语「老母该死！」「经理该死！」「要杀了我弟弟！」他在暴怒之下把门踢成了碎片。我试着与他交谈，可是他一点反应也没有，面带愠色地坐在那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地。他奶妈说：「在我见过的恶棍中，他是最坏的一个。如果这小子信了主，我们整个镇子的人都会信耶稣的。」我试着给他找点事做，并请他为我誊写一些福音单张，他去写了，但是还是像块石头一样顽固不化。

　　后来，他开始写作，写一些文章寄到一家报社去。他的文笔犀利流畅，于是那家报社付给他较为优厚的稿酬。这样一来，他就找到一些让自己忙上一阵子的事做了。两年之后，他去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并名列榜首。他开始有了变化，原先挥霍成性，现在却节俭起来；原先游手好闲，现在却勤奋上进；原先桀骜不驯，现在却平静安稳。在这些年里，他没有对自己的母亲说一句话，所以我们知道，他仍旧怀恨在心，还没有认罪。不过他母亲却从未中断过为他祷告。

　　在毕业之后，他去了杭州，要做一个研究，考察中国那一带各样的大学，就在那里染上了伤寒，送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一连好几周躺在床上，越来越瘦，越来越虚弱，已经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了。在这垂危之际，上帝听了他母亲的祷告，开了他的眼睛，让他看见，其实是他自己得罪了自己的母亲和弟弟，不是他们对不起他。他就像那个浪子一样，最后终于知道自己错了，并为自己那沉重的罪孽而痛心疾首。他请他母亲过去，当她到他面前弯下腰时，他看着她的脸，这是他多年以来第一次端详她的脸，他在这张脸上看到了自己所带来的痛苦，就失声痛哭起来。「母亲，你爱我关心我，可是我就像一只忘恩负义的狗，回头咬那只喂食的手，伤害了那个唯一爱我的人。你能原谅我吗？」

　　「你是我的儿，」她呜咽着说，「我当然可以原谅你，不过，你一定要请求耶稣也原谅你。只有耶稣能够将你所有的罪都洗干净，并洁净你的心灵。」

　　「是的，」他回答，「我的确想请耶稣饶恕我并做我的救主。你会为我祷告吗？」在她祷告的时候，眼泪顺着他瘦瘦的脸颊滴了下来。从那时起，他的身体就渐渐好转，但是奶妈不小心给他吃了些坏了的饭菜，他的病又发了。有一天，他请了一位牧师来给他施洗。几天后，永健对这个世界闭上了眼。但是，在进入天堂那天，他却要再度打开眼睛，看到主的荣面。

　　宽阔的太平洋横亘在我深爱的祖国东海岸和美丽的美国西海岸之间，它的波浪在这两个伟大国家的海岸上拍击。我是多么希望这「太平」洋能给两国带来上帝所要赐给它们的太平！我们两国人民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只有那些曾经飘洋过海的人，或是那些了解两国人民的人才能看到这些共同之处，并知道中美和平共处是维系世界和平的一根纽带。当我们从闭塞的时代走出来，要努力追赶上那旋转个不停的现代世界的时候，4.5亿同胞却陷入了动荡的政治混乱当中。我从未想到过中美两国会起冲突！尝试着去回顾那些导致冲突的政治决策失误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只有用一句中国人的话说：「这是天意。」因为上帝允许这事发生，这样我们就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悔改归向祂为世界各国的人们所预备的平安之中去，那平安就是十字架的平安。

　　一次，一个来自上海的中国学生向我问起美国的种种。我问：「你为什么想去美国呢？」他答道：「没有一个上海学生不想到美国去的。」这话可能有点夸张，但却也的确代表了在过去五十年间我那些同胞们的愿望。这一半是出于对那些来到中国的宣教士们的敬意，一半是要满足亲眼目睹美国在物质方面极大发展的愿望，或者是想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博士的头衔。1921年，李曼女士回美国休假，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她一道去。我们抵达夏威夷的时候，接到一个电报，是有些人对宣教事工感兴趣，想要邀请我在几个教会做巡回演讲。

　　我们所乘轮船经过金门时天色已晚，我第一眼所见的美国就是旧金山的万家灯火。我注意到，在轮船抛锚靠岸后，码头上没有大声叫喊的苦力拥在那里。海关对乘客行李检查时的井然有序，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国的人很多，通常一个位子会有十几个人去抢，而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于是，一个名叫蔡苏娟的中国女孩初次来访，发现自己无论走到哪里，从出租车司机、售票员、火车服务员以及热情友好的基督徒身上，都可以看到真正的民主和仁爱。

　　金多娜小姐（Miss Donalbaina Cameron）和吴庭芳小姐来自旧金山华人长老会，她们过来接我们的船。多年来，几乎所有从中国来的船她们全都接过。她们带我们到了一间漂亮的公寓里，这公寓的主人去纽约了，于是就借来给我们短期居住。

　　现在这两位女士已经退休了，我想要在这里对她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她们从旧金山唐人街的网罗里救出了好几百个中国少女和儿童。在金多娜小姐小小的房间里，有一部电话机放在床边。她与警察有联系。不管有多晚，只要她接到警察同事的电话，都会跳起身来去找那个被拐的人，若有必要，还会上诉至法庭。我们在那里逗留期间，她接到了警察打来的一个电话，请她去找一个被拐到妓院里的中国少女。金多娜小姐到了那个地方，从救火梯爬到楼上，进了房间，拉住那个少女的手，要带她离开。这时，有一块活板忽然伸出来，把她们俩隔开了，她不得不松开手，两手空空地回去。不过法庭受理了这个案子，我们陪着金多娜小姐一起上法庭听审讯。她站在法官面前，脸如天使一般圣洁，指控中国妓院老板拐带人口，而那个辩护律师则像一只嚎叫的豺狼，竭力要证明那少女是在那里做合法的生意。

　　人人都叫金多娜小姐「妈妈」，叫吴小姐「姨姨」。很多少女对我们说：「妈妈和姨姨就像我们中国话说的那样，上刀山下火海，从狼巢虎穴中把我们给救了出来。」后来，大部分少女都出嫁了，分别住在美国各地，为基督做见证。

　　到了主日，我们去了一间华人教会，在那里，我们遇见了一个热心的个人工作者，「一个主的猎犬」。李曼小姐在谈话间提到与我们同乘一艘轮船来美国的一家中国人，说自己觉得很遗憾，没有机会和他们好好谈一谈。在做完礼拜之后，我们回到公寓。这公寓里面有各样现代便利的设施，可我们两人觉得自己就像在机械森林里迷路的两个孩子一般。李曼小姐离开美国已经有二十年了，我又是第一次出国，因此我们不会用现代的家电。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机械怪物就是自动电梯。我们不知该怎样操作。李曼小姐请我试试看，我则想劝她尝试，我们两个人都怕按错后会发生严重事故。我们无论上楼下楼都要爬四层楼梯！我们的朋友金多娜小姐和吴小姐当时并不在场，她们尽力在各方面照顾我们，却怎么也想不到我们无知到了什么程度。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们俩都吓了一大跳。我说：「你去接听吧。」李曼小姐说：「不，还是你去听吧。」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不能确定我们是否能听得到电话，而且心里太紧张，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里没有可喝的水，」我说，「你觉得我们可以去喝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吗？我们最好还是烧点开水吧。」于是我们就像在中国时一样烧开水喝，却不知道那里的自来水是可以放心直接饮用的。

　　吃饭的时候到了，我们刚刚坐下来要吃饭，忽然有人在外面急急地敲门，我们吓得跳了起来，开门后发现敲门的是我们那热心的「猎犬」朋友。「他们在这里！」她嚷道，「我在街上看到他们，就请他们上楼来见你们。这是你们在船上想要攀谈的那一家人吗？」在她身后站着一家子中国人，每个人都是一脸的迷惑，她用自己的热心而非机智，把自己遇到的这家人硬拉来拜访我们。这家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跟了过来。可他们根本就不是我们在船上遇到的那家人！我们请他们进屋坐坐，虽然开头介绍的方式未免有点怪，他们却很高兴能够遇到来自中国的朋友。他们是我在香港见过的富豪之一，听了我们的见证之后非常高兴，同时也很高兴在这里也可以找到基督徒朋友。所以，忠诚的「猎犬」的确为主把猎物给带来了。

　　我们在旧金山住的时候，听到很多关于一些风行一时的异端邪教的故事；但最让我难过的，就是听说在这座城市里有一座美国大佛寺。我们决定去亲眼看看这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还没进门，就闻到了香火味。进门之后，我们看到里面布置得和教堂一样，但在前面的坛上供着贴金的菩萨。他们没有丝帘，于是就把一条中式女绣花裙挂在神龛上！一个尼姑站在坛后，不住地击罄敲钟，与此同时，一个剃光头的美国人，披着橙红色的袈裟，向听众们解释，耶稣十二岁的时候，没有去耶路撒冷的圣殿，而是去了一座佛寺取经。在讲完之后，这些和尚们就开始收取捐款，用基督教的赞美诗音乐来唱佛教祷文，在结束之后，那个和尚念佛号给众人祝福。这在我看来是一种亵渎。用基督教的形式来敬拜一个偶像，真是畸形扭曲！我看了看那些听众，每个人脸上都显出愁苦的神情。

　　我们心里非常难受，于是就急急地离开了。我心中的悲痛真是难以用言语形容。走到外面的桥上，我看见两位女士走在我前面，一位又黑又矮，另一位又高又瘦。我认出她们是刚才的听众，就赶上前去，对那位高高的女士说：「请原谅，我是一个中国人，原本是拜菩萨的，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们，要得到平安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主耶稣基督！我知道这可以，因为我就是这样才得到平安的。」

　　那位高个子女士低头望着我，泪水在她眼眶里打转。「啊！中国小姑娘，请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平安！我是马礼逊先生的亲戚，去了这周围所有的教会，我的心却从来没有平安过。」

　　「来，到我那里去，我们可以好好谈谈。」我说，「这是我的地址……」正当我拿出纸笔要写下来的时候，那个矮个子女士忽然愤怒地对我发起攻击，用力地在背后推了我一把，差点把我给推倒。「你这个中国小姑娘，别想改变我们的信仰！你自己已经被这些宣教士给骗了！」然后她就拉住那位高个子女士，用武力把她给带到街那边去了，留下我一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马礼逊先生的亲戚出现在旧金山的一个佛寺里！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马礼逊先生是更正教来中国传教的第一人，他所翻译的中文圣经是权威版本，然而他的亲戚在美国却找不到平安！马礼逊先生在轮船上，遇到一位船上职员以嘲笑的口吻对他说：「你要去让那些野蛮人改变信仰吗？」他回答道：「我不能，但是上帝能。」然而，现在却有人想要让他的亲戚倒过来信佛教。我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位女士，但这次经历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向上帝祈求，希望这位女士能够了解耶稣基督。得到内心的平安。

　　我在美国逗留期间，除了那个在桥上遇到的女教徒之外，每个人都对我非常和善，我如弄潮儿冲在浪尖，所见的一切都让我兴奋无比。在各个阶层的人身上，我都看到贯彻到行动的民主精神，基督教事工的范围极其广泛，真是随处可见。

　　在美国加州的帕萨迪纳市，最先来探望我们的是斯图尔德夫妇，他们邀请我们住在他们自己那朴实无华的家中，并亲自款待我们。

　　在底特律，我要在长老会成员大会做演讲，自己非常紧张，三天三夜几乎没吃进去什么。可当我登上讲台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一排排严肃得拉得老长的脸，而是一群面带微笑的听众，我的紧张就烟消云散了。

　　我在芝加哥的慕迪圣经学院做完演讲后，全体学生都站起来齐声唱《荣耀归于万主之主》，这一幕让我非常受鼓舞，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在纽约，我在新心监狱里对犯人们讲道，让我心深受安慰的是，和我见面的所有犯人都在听了我的见证之后表示愿意信耶稣。在散会之后，他们排好队，一个一个地过来和我握手，泪水滴在我的手上。很多人都对我说：「我会和你在天堂相会的。」

　　在马萨诸塞州的诺斯菲尔德，在慕迪先生家中，我给一群女工讲道，她们每个人都捐出了自己剥一小时玉米所得的工资，凑钱给我买了一架在乡村传道时可以用的手摇留声机。

　　在华盛顿，在与哈定总统握手时，我送给他一个墨砚，是中国皇帝赐给我父亲的。他非常地高兴，于是就停下来与我交谈，然后派了一位助理带我们参观白宫。

　　李曼家在宾夕法尼亚州。亨利·李曼博士是李曼小姐的叔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个好榜样，对我很有帮助，我心里很感激他。他在宾州行医五十五年，每天早晨六点都准时起床，到自己的房间里祷告，从不间断。现在他眼睛虽然看不见了，却仍然非常平静安详。一次我对他表示同情，他却说：「这个世界充满了邪恶的事情，不看也罢。」

　　在火车或电车上，有我不认识的人把五美元的钞票塞到我手里说：「这是给你在中国宣教事工用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

　　在宾州的西切斯特及其他地方，我给一群群的孩子们讲道，并送给他们每个人一枚中间有方孔的中国铜板。我告诉他们，可以把这枚铜板系在窗帘的绳子上，每天傍晚他们拉下窗帘的时候，在中国正是早晨，他们就可以为中国人祷告。很多年以后，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当年听道的这群孩子中有一位写信给一家报社，建议报社告诉美国孩子们，每当拉下窗帘的时候，就为中国人祷告。

　　宣教士们进入大城市的城门，建立起大规模的教堂、学校和医院，渐渐形成像我们在南京那样的大型社区。可他们所成就的还不止于此。中外宣教士一起去到穷乡僻野，完成了伟大的拓荒事工，那是一些还未开化的地方，人们的生活同自己几千年前祖先所过的日子并无太大差别。

　　我看见，这些宣教士骑着吃苦耐劳的蒙古马，穿过中国大西北的沙漠荒野之地，在沿途的驿站旅店停下来，把福音单张发给那些来自中亚偏远角落、会讲各种语言的旅客。我看见，他们坐在硬木板做的马车上，在北方沙尘滚滚的路上颠簸，要在日落之前赶到一个边远的城市。我看见，他们把双腿蜷曲起来，跨在任劳任怨的驴子身上，骑着驴走在险峻陡峭的山路上，而这只不过是为了要到一个需翻过四座山、经过四座镇子才能走到的小山村那儿去。我看见，他们坐在吱呀作响的独轮羊角车上，在灌满了水的稻田中间那条泥泞不堪的羊肠小道上穿行，有些时候，他们下车步行，让独轮车夫放松一下，自己也可以松松筋骨，和穿着蓝布衣服去赶集的农夫聊一会儿。

　　我看见，他们坐在蓬船里，沿着运河缓缓前行，从高高的拱桥下经过，在那里，镇上的妇女排成一排，在光滑的石头上捣洗衣裳。我看见，他们坐在茅草屋里和农家人交谈，任由猫、狗和小鸡在脚边走来走去，吃自己掉下来的食物碎屑。我看见，他们穿着厚厚的中式棉袄，在某个肮脏不堪的小旅店过夜，旁边站着一群好奇的乡下人。我看见，他们中午坐在茶馆里吃烧饼，周围满是好奇的小孩子，或者一个大声叫「洋鬼子」的暴徒就跟在他们身后，还投掷石头打他们。我看见，在偏僻小镇的一条小街上，有一个小小的教堂，他们就在那里教导目不识丁的乡下人。我看见，在那个小小教堂旁边的半中式平房里，住着一位宣教士的家眷，又或是住着两位单身的姊妹。宣教士们背起十字架，凭着信心寄居在异国他乡。

　　记得有一次，我和李玛宝小姐一道下乡。所需用的一切，我们都得要随身携带，于是在头一天晚上，所有装备都拿了出来打包：换洗衣裳、鞋子、鞋套、便壶等厕所用具，还有一个脸盆、床单等和被子卷作一处，用一张黄色油布包好。还有一个火油炉、厨房用具、一个洗碗盆、几个水桶、几罐白糖，还带了牛奶、面包和茶叶，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大篮子里，然后用网兜兜住，免得东西掉出来。我们拿了几只小木箱充当桌椅，带了两张帆布床，一大卷赞美诗歌单、图画、几本圣经和一把吉他。我们雇了几辆人力车，把行李堆在车上，出到城门外，一直走到蓬船停泊的运河岸堤边。无论要做什么交易，讨价还价都是免不了的事。若要找到一艘非常干净的船并讲妥船价当天出发，单单了解船家的行规还不够，还得要加上耐心才行。

　　船夫和他的家人住在船尾，我们坐在船头。船妇在船后摇橹，船夫在船边撑船，很快船就离开了嘈杂的闹市，穿过那些拱桥，到了乡下空旷的田野边上。那时正值春耕时分，冬麦已经开始收割了。有些田里，农夫们赶着水牛，忙着耕地，在另一些田里，有人忙着修葺自己田地周围水沟的土坝，或是把运河或水塘里的淤泥堆在田里当肥料。

　　在我们那个地区，收割完冬麦之后，农夫们就忙着灌溉田地，开始种早稻。在运河堤岸上有一条窄窄的小路，乡下人会沿着这条路把自己田里的出产运到城里。驴子们驮着长长的米袋叮叮当当地向前走，农夫们则挑着满筐的蔬菜，摇摇摆摆地经过，还有独轮车，上面满满地堆放着当柴火烧的茅草，吱吱呀呀地在这条路上行进。沿途有白粉砖墙的房子，也有泥墙小茅屋，还有路边带着红墙的土地庙。这是一次长途旅行，不过空气清新怡人。我们经过了金黄芬芳的菜花地，还有散发着豆花甜香的田地。喜鹊和乌鸦都正忙着在高高的树上筑巢，百灵鸟则在我们头顶的蓝天上宛转歌唱。

　　到了黄昏时分，船已经离目的地很近了，我们看见一大群鸭子向我们游过来。我们要去的那个镇子就以这种鸭子而闻名四方。我们在溧水那里走过步桥上了岸，然后找来了几个挑夫为我们挑行李。有一群孩子给我们带路，来到一座在小街边上的小教堂面前，我们敲了敲门，门开了，陈长老和他妻子十分高兴地出来和我们打招呼。带来的东西暂放在一个空房间里，我们先坐下寒暄，陈长老点了一盏小油灯，陈长老的妻子则把茅草点燃了放进砖炉里，为我们做汤面当晚餐。

　　陈长老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穿着乡下粗布衣服，满脸都是皱纹，胡子拉碴，牙都快掉光了。他是一个努力做工的人，很爱主也爱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吃过饭，祷告后就上床睡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把随行物品打开，加以整理布置，因为那里没有任何家具。邻居们开始过来串门。那些乡下女人觉得我们那些小箱子叠成的桌椅真是妙极了，其中一个女人捏了捏李小姐的手臂，要看看她穿的是什么布料，还掀起李小姐的裙子，要仔细瞧瞧她穿的是什么内衣，她们看到什么都会惊叫起来，还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一切我们全都友好地忍受了下来，因为这些全都是她们表示友好的举动。石家是一个基督徒家庭，街尾一家杂货店就是他们家开的，他们叫自己的大女儿带了些鸡蛋过来送给我们。她带了两个乡下女孩一起过来，这两个女孩的脸蛋红扑扑的，刘海垂到眼部。她说：「给你们带了两个学生过来。」

　　我坐在一张长凳上，挨着一位老婆婆，她开始给我讲自己的烦心事，说了很长时间，故事也极为复杂，我耐心地听了下去。等她讲完之后，我说：「我听你讲完了，现在请你听我说吧！」于是我就开始给她讲耶稣。只有用这法子才能让她用心听我讲话。陈长老夫妇走了进来，说：「今天的聚会我们必须要到外面去请人参加才行。」陈长老给自己的驴套上鞍，要到较远的地方去发邀请，他的妻子在头上包了一块黑手帕，和我们一道出发，去请那些住得较近的人来。我们到了旁边街的一户人家门口，就停了下来，听到里面有搓麻将的声音，门忽然砰地关上了，把我们挡在外面。李小姐问：「她们为什么不想让我们进去？」我回答说：「她们在赌博，我们又带着书，如果让我们进去了，她们认为就会招来晦气，自己会输钱。」（在我们那一带的方言里，「书」和「输」的发音没有什么区别。）陈长老的妻子冲着我笑了笑。我们又到另一处请人，他们口里虽说「我们会来的，我们会来的」，我们却从他们说话的语气中知道这不过是敷衍我们而已。不过，到了第三户人家，我们得到了诚恳的接待。这户人家的男人们刚刚从田里回来，正用手擦脸上的汗水，他们坐下来和我们交谈，孩子们远远地看着我们，女人们煮了鸡蛋，端上来给我们吃。他们把去年一整年发生的事情都拿出来跟我们说。

　　我们发现，参加聚会的人里面有一位老朋友，她是戴师母，是一位洁净而有智慧的妇人。她在路上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散发福音单张真是好，」她这样起了头，「你还记得我们去年看望过的那位住在铜井的王太太吗？你给了她几张单张，教她唱《主耶稣，我向祢祈求》，嗯，今年我又去了那个地方，就到她家探访，看到她墙上贴满了福音单张，而且她也会读那些单张了。我问她：『你是从哪里学会认字的？』她说：『我儿子教我认的。他放学之后我就请他给我读这些单张，我就是这样学的。』 」

　　我们到了一间小茅屋面前，屋子很干净，用白粉例过。有一位中年妇人，一看到我们，就丢下手中的扫帚，冲了过来叫：「蔡小姐！李小姐！」她两只手握住我们的手，说：「一定是上帝差遣你们过来的。我的水牛病倒了，我看它是活不成了。你们能进来为它祷告吗？」我们没有笑她求我们做这件事，因为中国农民把水牛看得几近于神圣，他们把水牛称作是自己的「小祖宗」，在晚上，水牛是在他们自己家里睡的。对这位贫穷的妇人而言，这水牛就是她的命根子，没了牛，她就没法耕地。所以我们进了屋，为那只水牛祷告，然后它活了过来。

　　我们在黄昏时分回到那座教堂，人们开始聚集起来。我们坐在先到的人身边，试着教他们阅读小小福音单张。我坐在一个年轻的妈妈身旁，她抱着一个未断奶的婴孩，还有一个呀呀学语的孩子在拉她的外衣。她一边看孩子，一边听我说话，不过，我指出来的那些字她都跟着我重复念出来了，在我给她解释含义的时候她就点点头。最后，那个大孩子闹个没完，她只好站了起来，于是我也站了起来，跟着她和两个孩子在教堂里走来走去，继续教她认字，「虽是疲乏，还是追赶」！

　　李小姐个性率直，她看到那些让我们吃闭门羹的妇女，就对她们说：「你们如果不接受主耶稣并求祂赦免你们，祂在天堂也会给你们吃闭门羹的。」然后，她就拿出了自己的吉他，把赞美诗歌词挂了起来，我们就开始唱诗。唱诗吗？不，没有马上就开始唱。我们得要先逐字逐句地把歌词解释清楚，并一遍又一遍地唱给他们听，尽管有几位会唱的人在场帮我们，可每个人唱的音调和节奏都不一样。虽然音调不太和谐，美好的圣灵却弥补了音乐上的缺陷，我们知道，主喜悦这样的敬拜。

　　我站起来，开始讲道。我尽量用她们能听懂的语言和她们所熟悉的经历来讲，否则她们就会听不懂。如果我说了一个她们不懂的词，她们要么完全不知道我讲了些什么，要么就给那个词安上自己的理解。例如有一次，我讲道中用了圣经上「走廊」这个词，后来问一个妇女对所讲的有何感想，发现她以为我在说「走狼」！但是种子已经撒下了，年年都会结出自己的果实来。「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出饱满的子粒。」因为这些增长来自于主。

　　有些分明很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往往成了改变人们命运的关键；看上去纯属偶然的机会，却有可能让一个人做出重要决定；也许一句取笑的话，却使一个人发奋，反成了那人的终身事业。不过当一个基督徒回想自己当初种种之时，都会发现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没有什么不幸的事情会毁了自己的命定；上帝按照自己纯全的美意，已经为他做好了安排，通过一个又一个环境来预备好这个人，去完成上帝所要他去做的事。

　　激我去学英文的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不仅微不足道，说来还让人觉得有些好笑。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哥哥们就开始学英文了。他们像所有男孩子一样，喜欢炫耀自己的能力，而我作为一个小妹妹，自然就想跟他们学，于是他们就教我说「breakfast、dinner and supper」，可就这头几个单词，不管我怎样竭尽全力，就是咬不准音。所以他们就嘲笑我说：「走开吧，小妹妹，你是没指望啦！你的舌头太钝了。要说好英文得有伶牙俐齿才行。」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刺激，于是下决心要在英文上超过他们。这件事还促使我进到明德女子书院念书，让我在那儿接触基督教，而且在那值得纪念的一天，听到一位布道家的讲道，最终引导我信主。在1914-1920年间，这股对英文的热爱让我的脚步能遍及全中国。斯图尔德先生（Mr. Milton Steward）是一位百万富翁，也是一位谦卑的基督徒，在一天之内，他奉献了三百万美元来支持福音事工，这笔资金多半用在中国，用来请著名的基督教领袖在中国多个中心地带带领聚会。在这些福音聚会中，我特别蒙恩，担任翻译，负责为安汝慈小姐（Miss Ruth Paxson）、托马斯博士（Dr.Griffith Thomas）、特朗布尔博士（Dr.Charles Trumbull） 等人口译。由于他们讲道大多是针对基督徒，所以我常常在为非基督徒而预备的特别聚会上发言。在华北北戴河的海边聚会上，在华中牯岭的大山边，我们向中国基督教领袖讲道，我们给各个国立学校师生做演讲，同时也在大城市的教会大学和高中发表讲话。我们还给医院的护士做演讲，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各教会的教堂讲道。有时人太多，室内空间不够大，于是就在室外支起帐篷演讲。斯图尔德先生捐助巨款支持福音事工，他那天所做的决定造福了全世界，其影响力实在是难以估量。这笔资金使福音信息得到重视，使原本分散的宣教力量得以联结起来，使千百万人得以读到优秀的基督教文章，将福音大大地传开了。

　　当世界各国陷于混战之际，中国却安享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很多重要中心城市交通都较为现代，因此，我们可以自如地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我们坐火车从南京去北京，又从北京去到华西的汉口。我们也坐轮船从上海出发，然后沿着长江，逆着黄色水滩而上，经过许多水流低浅、礁石密布的河道，一路把很多漂亮的帆船甩在后面。青山终于映入了我们眼帘。这些青山延绵起伏，一直伸展到天际，越往西这些山就越高。我们的船在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这些通商口岸均有停泊。在汉口，我们换了一艘大汽船，载着我们穿过三峡的湍急水流，带我们进入中国西部。还有一次，我们乘了一艘海轮，从北方的天津出发，经过美丽的烟台、青岛，最后回到上海。有时我们会乘着海轮，在中国南海边的无数礁石岛中穿行，不时会经过黄色水流，那是某条河流的入海口，有一队一队的渔船在水上航行，就像一串感叹号，点缀在河道上。再往南去，山开始变得险峻起来，水则变成翠绿色，帆船的样式为之一变，然后我们的船就依次在福州、厦门、汕头和香港这些可爱的港口停泊。

　　就这样，我有了到各处旅行的机会，中国当时有十八个省，我游历过的就有十一个，同时也对中国各个福音宣教中心的情况有了了解，看到了基督徒活动天地之宽广。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拓荒宣教的时代即将过去，中国教会成长起来了，开始召唤自己的牧者和带领人。第一代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们已长大成人，他们接受了全备的教育，做好了当领袖的准备，而学校输送到社会上的毕业生一年多过一年。有谁能完全估计得出中国传道宣教事工的果效？基督现在已经为众人知晓，各地都建起了教堂、学校、孤儿院、医院，学校的大门现在也为妇女敞开了。妇女和男子一样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人们意识到了女人缠小脚和吸食鸦片烟的弊端。病人得到医治，那些瞎子、聋子、哑子和麻风病人也得到了安慰，卫生知识得以普及，遭受饥荒的人们得到饭食，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得到照料。下一代接手宣教事工的中国人已经预备好了，建起了自己的教会。在上帝眼中，一个人的灵魂有无限价值，这也得到彰显。无论福音的光在哪里闪耀，哪里就开始变得开明起来，在社会发展上就比其他地方更加接近于现代文明。

　　而我不仅看到了普及教育的需要，还了解到中国方言众多造成了很多问题。北京话被选为中国官话，在北方，我听得出京腔的影响，而到了山东之后，方言中的鼻音就变得很重。南京话里多了一个较高的断顿音调，而其他的音调则较为低平。我们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来到上海，地方腔调就更高昂些，音节更简短，语速也快了很多。在我们周游福州、厦门、汕头和香港时，发现这些地方的方言有许多辅音和元音都变调了，音韵也很复杂。在广东话里，我们可以听出十一个音调，而普通话里只有四个声部而已。更有甚者，我们中国人相互之间都听不懂对方说的是什么，所以在一些地方还得要请个美国宣教士来给我们做翻译。单福建这一个省，方言种类就很多，过了一个山头就换一种语言，人们之间很难沟通。有的宣教士用发音字母（是用英文字母来拼写出中文发音）版本的圣经来教人们读经，这样一来，在那些地方，经常读经的基督徒比例极高，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厦门，似乎每个老太太都会带一本圣经到教会，自己也能独立查考经文。而在大部分内陆地区，只有一小群受过教育的人才会读经。发音字母虽好，却只能让那些不识字的人有机会按自己的方言读书。中国需要推广使用一种国家规定的全国通用发音系统，这一系统最终能让所有人都能学会说标准普通话，这样，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就能读也能写了。

　　在一些学员中心，我住学生宿舍，和学生们呆在一起，于是就有机会在她们当中做个人辅导。演讲通常是一天安排三场，在演讲之后，我让学生们有机会可以来与我单独面谈。女学生们在我门口排起队来，为有机会单独与我倾谈而耐心等待。有些时候，我一直忙到晚上一两点钟，常常累得连更衣上床睡觉的力气也没有了，干脆就平躺在硬地板上休息。这让我了解到个人辅导的重要性，也让我看到了年轻人对上帝话语的渴慕之心。

　　我们无论到哪一个城市，聚会以及食宿都由同一个圣公会委员会负责安排。他们常把我们安排在宣教士或中国基督徒的家中，这些屋主我们以前从未见过，有的连听也没听说过。聚会时间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于是我们不得不一下船或火车就匆忙赶到会场去。有一次在汉口，我下了船就得赶到临时住处，随后要马不停蹄地冲到教会会场那里，忙乱间弄丢了临时住处的地址。不过，我还记得自己曾给那位带我去教会的人力车夫发过一张福音单张。在聚会结束之后，我不知道如何回到临时住处，正在左右为难之际，那位人力车夫跑了过来。他晃了晃手里的福音单张，问：「今晚你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发福音单张本身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在那个晚上，我却发现这还可以带来额外的好处。

　　香港有很多富豪，他们吃的是佳肴美食，住的是华屋美宅，穿的是绫罗绸缎，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一天，几位小姐邀请我去她们家玩。她们的家全都在一座岛的山尖上，那里所住的全是巨富。她们让我从窗口眺望风景，于是我向下一看，只见峻峭的山边连着香港湾碧绿的海水，美丽的海面上点缀着小小帆船，来自世界各地的大轮船航行其上，对面则是九龙半岛，与大陆相连。

　　这些小姐们为了讨我的欢喜，不断地请我吃巧克力，说：「蔡小姐，吃点糖果吧。」

　　忽然一个念头在我脑中闪过，于是我马上说：「小姐们，你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钱为主做一些事呢？」

　　她们当中有一位回答说：「啊！蔡小姐，我们是乐意这样做的。但却不知从何入手？」

　　另一位小姐说：「我跟你说，你做我们的宣教士，我们愿意资助你。」

　　我回答说：「你们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国内布道会，协助中国宣教士在中国传讲福音？」

　　这一次偶然的交谈，就像一根点燃了的火柴落在一堆干草里一般。这几位小姐当中有几位在1918年去了江西牯岭，在那里，她们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国内布道会，并筹到了资金。一年之后，这一机构差遣了六位中国宣教士到云南传讲福音。

　　就这样，一句戏谑的话刺激了我，让我发奋努力，结果从家中的高墙之内走了出来，进入到为主事工的广阔天地中去。斯图尔德先生一个个人的决定，就使全世界的宣教事工得到百万美金的支持。和几位小姐不经意间的一席话，就像星星之火，点起了宣教的燎原火焰。然而，这些都不止是机会巧合而已，乃是上帝的工作，「用奥妙的方法来完成自己的奇妙带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