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暗室之光》

　　我们逃难到上海后，一个酷热的八月天，想找出几件夏天的衣服来给李曼小姐换洗。「怎么回事？什么都没有，只有注音字母的圣经稿件？」我大叫起来。真是这样，翻遍了她的箱子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李曼小姐就是这样的人，总是把上帝的工作放在自己的舒适之前。收拾行李的时候，她曾经叫佣人不要收拾她的日用衣物，先把圣经稿件收拾好以保安全。后来我们只好向苗妈借些衣服给她穿。

　　事实上，我们仓促离开的时候，根本没收拾行李，全是苗妈经手。不知为什么，苗妈把一个时钟放在行李中。那钟还是许多年前，李曼小姐的父亲在南京买的。钟很漂亮，也走得很准，一直都挂在李家。也许是佣人特别喜爱它，就把它偷塞在行李里。可是，经过这一场的旅途颠簸，钟居然不走了。不过，放在那儿也好，至少在李曼小姐入集中营的那段日子，这座旧时钟使我想起，我们还有一件共同拥有的东西。

　　一天，有个朋友来请我为一位中国教员祷告。说他一家五口穷得连饭都吃不饱。朋友说：「他修理钟表，补贴家用。」接着朋友又问我，有什么办法通知更多的人，让他多些钟表修理。我告诉朋友，如果这个人愿意到我家来，我就把我们那个旧钟给他修理。朋友说这个修钟的人不能来拿钟。可是我坚持说假如他要工作，一定得来看我。同时我也跟一些朋友提起这件事，也收集了相当多的钟表等他来取，我甚至答应替他出人力车费。

　　他终于来了，脸拉得长长的。请他坐下后，我就对他讲基督的救恩，他一句话也不答。他只要工作，对听耶稣毫无兴趣。我把朋友们的钟留下了一部分，没有全部给他，好让他下次还有机会来，李曼家的那个钟倒是先让他带回去了。

　　暑天的一个清晨，一位宣教士艾太太来看我，告诉我她正在等船回美国。我们正谈话的时候，我听见纱门外有极伤心的哀哭声。叫人出去看是什么事，不久，一位很漂亮的女士，像梨花带雨那样可爱，羞怯地走了进来。

　　「蔡小姐，我是那个修钟的妻子。」她说，「他害肺病，病得快死了。血一口一口的吐不止了。我们全家五口，只有一张破床，挤在一间小房间里，一个钱都没有。」

　　艾太太听见，马上给了她相当于十二元美金的钞票，而且答应她：「我会告诉我丈夫，叫他去看你的先生。」

　　艾先生真的去拜访这个修钟的人，但是他一提到耶稣的名字，病人就转过身去，脸对墙睡。艾先生把救恩的道理向他解释得很清楚，他却一点都不注意的样子。这位宣教士还是天天到那间充满肺痨菌，热得像烘炉的小房间去，将主耶稣奇妙的救恩讲给那垂死的病人听。我差人把这件事告诉石美玉医生。石医生是我的好朋友，她即刻叫她同工送钱去给这个不相识的病人。许多别的基督徒也为他祷告，愿意帮助他。

　　忠心的艾先生还是每天都去坐在他床边，讲耶稣给他听。突然有一天，这个病人翻过身来问：「你所说的那个美丽天堂，我可以进去吗？」「当然可以，」艾先生回答，「圣经里面的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凡相信的都可以得救。」

　　「我天天用背对着你，不理你。」病人说，「可是你总是不放过我。主耶稣终于怜悯我，开了我的心眼，现在我愿意接受祂。我不要穿门上挂的那件蓝色殓服，我要穿白衣上天堂，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洗清了我的罪。」

　　赞美主！虽然那时查理·李曼已经在天上，他的时钟仍旧说话，领人归主。

　　在我们患病或丧失亲人的时候，乌云会笼罩在家庭上空。然而，一种散发馨香之气的基督品格却会穿透乌云，照出金色光芒给那些活下来的人带来长久的祝福。我嫂嫂冠华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见证。

　　我们住在上海的时候，常常会见到八哥和他的家人。八哥的大儿子永愉娶了亮云，女儿永智是一个护士，小儿子永明则是一个大学生。八哥的妻子冠华个性阳光，活泼开朗，我们都很爱她。

　　在一个秋天的下午，冠华到我这里来，和我聊了一小会儿，然后她快乐地说了声再见，走进傍晚那灰蒙蒙的阴影中去。我们两个人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几天以后，她病倒了，被送到了医院。

　　在感恩节的时候，八哥来看我，尽管他竭力隐藏自己的心思，我还是知道，他已经意识到冠华快要离开人世了。那一整天，我的心不住地祷告，求上帝使冠华回天家这件事情成为她家人的祝福。那天下午，在医院里，北风把那个小房间的窗户玻璃吹得簌簌作响，在房间里，冠华所爱的家人们默然围在她的床前，关切地看着她一切细微的举动。在日落之时，冠华在病倒之后第一次睁开双眼，她握住亮云的手，另一只手指着天，喊道：「这地方太奇妙了！景色真美！你看得见吗？」

　　过了一会儿，她离开了我们，去了那个美丽的地方。在那里，天父迎接她回家。在她是全然的快乐，然而我哥哥失去了自己最好的伴侣，她的孩子们失去了慈母。他们常常想念她。永智告诉我：「第二天我醒过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摆在自己面前的白孝鞋和白孝衣！」

　　然而冠华的声音并没有停下来。她继续在对自己的家人说话，不过，这次是通过她的遗愿而说的。她最后一个请求就是戴着自己的金十字架下葬，自己的圣经也要放在身边。这给永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他决定每天读经，并常常到我这儿来在床边给我读经。可是，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整座房子里那种空荡荡的感觉让他难以忍受，不再有母亲在那里招待他那些还不信主的朋友，不再有母亲给他们讲圣诞节的故事，不再有母亲端着茶和蛋糕过来给他们，不再有母亲给他们送礼物。永明是个精打细算的人，这时他想到了另一个得体的法子来庆祝这个节日。他把自己小心攒下来的钱拿去买了二十本圣经，打算送给自己那些还不信主的朋友，以此来纪念自己的母亲。随后，他把每个朋友的名字写在在圣经封面空白页上，并把圣经亲自送上门。

　　他有一个朋友名叫隐珍，对圣经格外有兴趣，于是他们就常在一起研读圣经，一读就是好几个小时，还一同祷告。后来，她也成了基督徒，不久之后，他们就订婚了。而今，他们已经结了婚，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

　　冠华遗言所流传下来的祝福还不止于此，因为在我生日那天，永明兴奋得满面红光，跑进我的房间，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七姑，猜猜那个老佣人老高今天跟我们说了些什么？」

　　「我猜不出来，你告诉我吧。」

　　她说：「太太在临终前面带微笑，说：『这地方太奇妙了！景色真美！你看得见吗？』她脸上的微笑和所说的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话成天在我耳边回响。她过去常常劝我信主，但我硬着心不相信，并且常常犯罪，我的拒绝让她很难过。现在我也想要去看看那美丽的地方。二十年了，我一直拒绝耶稣，但现在我相信了，并且愿意受洗。」

　　永明走后，一直在房里的小金对我说：「七小姐，我跟了你七年，心里已经信主很久了。现在我想在别人面前承认耶稣为自己的救主。我可以和老高一起受洗吗？」

　　不久之后，我们的洗衣妇小苑也听说了这个消息，她很热切地来到我跟前，说：「我相信耶稣，这你是知道的。我也想受洗。」

　　就这样，在一个下午，三个女佣在我床前接受了三个小时的教导，并一起为着即将到来的洗礼祷告。这三个妇人有极大的转变，我为此兴奋不已。她们充满了喜乐，有很多经历可讲，特别是老高，见证很多。她说，在吃饭之前自己有时会忘了做谢饭祷告，于是就请上帝原谅她，并帮助她每次都记着谢饭。她说：「现在他时时都提醒着我。」

　　还有一次，她说：「我现在要写封信给家里的老头子，告诉他我现在有多么开心，还要劝他也要相信。」又有一次，她说自己和邻居的一个女佣聊天并向她传福音，这个女佣便告诉自己的女主人说自己要信耶稣。但这女主人轻蔑地回答：「你晓得什么？你又不认字。」

　　「不是的，」老高回答道，「不一定要认字才能明白，因为圣经上说：『如果你心里相信，就必得救。』」

　　「我还告诉她，」老高继续说下去，「不要听人怎么说，要听上帝怎么说。他们嘲笑你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上帝是否高兴。你看，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祷告，上帝总是垂听的，连我们洗衣、烧饭、扫地的时候祷告，上帝也会听的。」

　　在我们难民区的乌云也被拨开了，光明驱散了黑暗。这些佣人们读起圣经来非常用心，她们天不亮就起来叫我们一起祷告。她们可以自己读注音符号版圣经，每当看到某个奇妙的新思想时，脸就会变得闪闪发光，高兴得气也喘不过来。她们每天早晨在菜场和老高碰面，并对她们遇到的人传讲福音。

　　然而，冠华临终遗嘱的祝福还没有完。她虽然已经过世，却仍旧在说话： 光贞是一个堂亲，年纪较大，守寡后在八哥家住了很多年，在这些年里她一直拒绝相信耶稣，而冠华临终时发生的这些事情却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受过教育，终于开始去读圣经了，在读了圣经之后，就找到了主，也请求受洗。

　　复活节到了，临时教堂（原先那座美丽的教堂已被炸毁）里挤满了饱经战乱之苦的难民。光贞和这三个女佣站在这群人当中，准备好接受洗礼。永明和永智领了圣餐，永愉和亮云的两个小女儿做了献礼。

　　这件事也给我带来了祝福。停下手头事工，在一个黑暗的房间中病恹恹地一躺就是二十年，这并不是一件易事。然而，我总会尽力提醒自己，我虽看不见光明，明亮的阳光在黑云背后却仍旧闪耀。

　　上海的租界夹在新旧城区之间，包括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日租界、俄租界，后来还有了犹太人租界。这些外国人原先不过是零星地散布在众多中国人当中罢了，而今却因难民涌入，充斥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使上海的人口增加了三倍。爱国学生们深恨中国缺乏自治权，因此租界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尽管如此，由于这些地方受国际公约管制，较为安全，就成了有钱人的避难所。在1937-1941年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上海成了一个大难民营。

　　我们住在法租界，可那里没几个法国人，周围住的外国人大多是白俄，他们在俄国革命之后逃到这里，把这里变成了白俄区。霞飞路就在附近，那时候大家都把它叫做「罗宋大马路」，因为那一带俄国商铺林立，人行道上散步的也大多是俄国人。

　　我们搬到那里还不到一周，日本人就开始围攻上海了。在租界里尽管没有炸弹爆炸，中日军队却在这个区的两边相互开火。三个月后，上海沦陷，在这三个月间，子弹的呼啸声和大炮的轰炸声从未停过。

　　李曼小姐继续校对注音符号版圣经的工作。之前她把上海所有印刷仪器全都搬到了南京，在我们离开南京之后，她又把这些仪器移到了汉口圣书公会那里，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倘若这些印刷仪器留在了原先的上海办公室，或留在南京，就会被毁掉，李曼小姐的投资和心血也会付诸东流了。

　　同这栋房子的大部分住户一样，我们的女房东奥尔加小姐也是一个白俄人。我们刚到的那天下午，她出去打麻将了，所以是一个叫「伙计」的中国男佣带我们到所租的房间去。傍晚，奥尔加踏着高跟鞋，咯噔咯噔地走上楼来看我们。她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年轻女人，穿得非常时髦，她用蹩脚的英语说：「你们是新来的客人，李曼小姐和蔡小姐，是吗？看看我给你们带了一张床单和几个碟子。请你们用吧。」

　　「多谢你了。我猜你是我们的房东吧，请问尊姓大名？」

　　「得了，我叫奥尔加。你们想和我一起打麻将吗？」

　　「不，我们不打麻将。我们是基督徒。」

　　「不打麻将？干嘛不打？」说完，她一转身，又咯噔咯噔地下楼去了。

　　过了几天，她又来了。「请你们现在付房租给我吧！」

　　「我们搬进来的时候不是已经付过房租了吗？」

　　「不！不！不是这个月的租，是下个月的房租。我打麻将输了很多钱，请你们现在就把下个月的房租给我吧。」

　　就这样，奥尔加过来看我们，不是请我们打麻将，就是问我们借钱。其余时候，虽然我们看不见她，却可以听见她在楼底的呼喝声：「伙一伙计！过来这边！」或者「咪咪（她的狗），你在哪里？」她打麻将输了钱，就会听到玻璃杯、碟子和刀叉摔在地上的声音，还有狗的惨吠声，因为这狗被她痛打，一直被追打到大厅里去。奥尔加和所有的房客都吵架，只是没有跟我们吵过。我们常常听到猛力的关门声，还有怒骂及尖叫声，因为他们常常会打了起来。这些争吵和打斗使得警察几乎天天上门来查问。奥尔加和一个名叫尼尔斯的瑞典男人同居了7年，却仍旧没有结婚。尼尔斯白天在租界监狱上班。她向他发脾气的时候，就会摔碟子、杯子，把银器往地上砸。他们常常到外面去跳舞，凌晨才回来，大声唱着歌，喝得酩酊大醉，还没有进自己的房间就醉倒在外面，在楼梯上睡着了，我们的佣人早上下楼梯的时候会被他们给绊倒。

　　那位伙计英文说得不好，过去常上楼来向我诉苦，因为我是个中国人。「这个小姑娘把鞋袜都扔在地上，叫我拾起来。她有很多衣裳，却没有一件喜欢的。她把这些衣裳卷起来，就这样丢在衣柜里。」

　　奥尔加的母亲、姐姐还有侄子侄女从美国的阿瑟港来到上海，全都住在我房间下的那间房里。奥尔加常常和他们打架，揪住她侄女的头发不放，侄女尖叫起来，于是她母亲和侄子就跳起来压住奥尔加，于是桌子翻了，椅子倒了，奥尔加、侄子和侄女在地上也滚做了一团。

　　有一天，一个房客过生日，就请奥尔加和她一起打麻将。她们连打了四十八个小时的麻将，奥尔加输了两百美元。为了还债，她不得不把自己的房间也分租出去，这样，那个大衣箱就得要移走。在搬箱子的时候，她受了重伤，接连几个月都虚弱得几乎没有办法下地行走。一天，她上楼来看我们，坐在椅子上哼着告诉我们，医生说她必须要做一次手术，手术费很高。李曼小姐常常向她说起耶稣，这时就劝她自己给自己做祷告。于是奥尔加就走到自己的房间里，跪下来祷告：「亲爱的神，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淘气的女孩。请让我身体好起来，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打麻将、不喝酒、不跳舞，再也不和别人吵架了。」她立刻觉得身体不再疼痛了。当晚，尼尔斯回到家，说他已经安排好了，要送她去医院治疗。

　　「不！不！尼尔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身体已经好了。」

　　「胡说八道！医生说你要动手术才能好起来的。」

　　「尼尔斯，求你了，我不需要动手术。耶稣已经把我医好了。」她拒绝进医院，因为她的身体真的痊愈了。她急急地赶上楼来，不顾我们当时正在款待客人，迫不及待地将这个神迹告诉了我们。

　　奥尔加遵守了诺言，因为她从那以后就成了一个全新的人。这栋房子终于有了安宁。她常常会上楼来读经祷告。她用一种像孩子似的简单方式来祷告：「天父，祢知道我可能会跌倒，祢扶我起来。」有一天，她读到《箴言》，心里非常感动，就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你这个懒情的小东西！去看看蚂蚁，它在整个夏天都工作，要为过冬做准备。』」于是她把自己丢在一边的衣裳从衣柜里拿出来，开始学习缝纫。

　　她去还自己欠下的赌债。她站在赌场走道那里，不敢进去，因为怕自己又被诱去赌博。不过，当她看到那些赌徒们一脸的贪婪和颤抖的双手时，心里忽然一片释然，就这样，她从原先这种奴役捆绑中被拯救出来了，她为着自己得到的新生命而赞美上帝。

　　现在，她想要帮助自己的男朋友，于是就请李曼小姐给他传讲福音。「请你好好教教他，我有了一颗新心，希望他也能改头换面。圣经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我希望他能够去读。」

　　然而，这种新生活却没有让尼尔斯高兴起来。他说：「你说不跳舞、不吸烟、不喝酒！我成天在监狱里工作，现在倒好，你要把家里也要变成一个监狱了。」

　　然而，奥尔加学会了通过祷告来到上帝面前，于是她祷告道：「天父，我求祢了，我爱尼尔斯。我希望他能和我走同样的路。但祢若要让他离开我，那也可以。请祢把祢自己的旨意放在我们心里。」上帝听了她的祷告，因为有一天，尼尔斯放假，就带她去了教堂。他们在那里结婚了。

　　我们住的那栋房子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噪音。在楼下，一位受过教育的中国女子租了一间房。她的丈夫遗弃了她，于是她就试图在佛教中寻求安慰。每天早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她就会大声念佛经。大多数房客都会在晚上出去寻欢作乐，所以他们会抱怨她搅了他们早晨的睡眠。我们常跟她讲由基督而来的安慰，但是她一点兴趣也没有。最后，她有一天告诉我们，要到西部去找她的丈夫。几个月以后，我们收到了她寄来的一封信：

　　「蔡小姐和李曼小姐：

　　「虽然好久都没见到你们，心里却是常常想念。我离开上海之后就去找我的丈夫，在汉口被疑为间谍而下到狱中，坐了六个月的牢。我在狱中无事可干，就去读你们送给我的圣经，它给我带来了真正的平安。我越读就越觉得圣经很奇妙，于是就和其他囚犯一起分享圣经。那些看管监狱的人准许我给这些人读圣经。非常感谢你们送给我这样一份奇妙的礼物。」

　　在第二封信中，她告诉我们自己已经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并找到了丈夫。他们已经破镜重圆了。

　　在房客中还有一个犹太女人，是从欧洲来的难民，我们常常听见她的哭泣声。她所经受的惨事和心里的哀伤不仅压垮了她的身体，也让她的精神变得有些失常起来。她丈夫斥责她，而这只让她的情况更糟。她被送到精神医院，穿上了疯人拘束衣。过了一段时间，她从医院回来了，但不久后再次崩溃。任何关于基督的话她都听不进去，在逾越节时她来看我们，连我们房间里的一杯水也不愿喝。不久以后，她却开始读起我们送给她的那本圣经来，这些生命的话语抚慰了她的心灵，终于让她找到了平安与安详。后来，她得到一个去美国的机会，于是就把这本圣经带在身边，她写信告诉我们，说她继续每天读经并从圣经中得到安慰。

　　三只迷途的羔羊！一个俄国难民，一个中国难民，还有一个犹太难民！然而好牧人把她们全找了回来，并且带领她们安全地回到自己的羊圈里。

　　1927-1937年间，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在那些年里，南京人口从原先的两万人迅速上升到一百万人。内外的街道都加宽了，公共汽车也有了，很多市政设施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来自全国和全世界的陌生人涌入了这个城市，而政府则热衷于统一中国，改革法律和教育制度，将其军队现代化，所有这些都是非常艰巨的工作。

　　不过，当时政府不仅有内忧，更有外患。在黄海海岸对面，有一个强国，知道若要实现自己的野心，中国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当中国政府正尽力改革国民经济之际，日本人却趁机开始蚕食华北，一点点地将这块地方侵吞了下去，并在那些年里试探中国是否强盛到足以自卫的地步。因为中国看上去似乎还有能力自卫，所以日本当时就决定不去冒这个险。

　　在1937年夏，日本首先袭击了北方的北京，然后又突袭了位于中海岸的上海。政府被逼无奈，只好一面把日本人拦截在上海，一面把政府人员疏散到华西的一个山寨里去，然后让日本人进入内地，要把他们引入那如沼泽迷宫似的地带。所以，当日本军队从海岸登陆的时候，老百姓就向西逃跑。所有的政府官员及其家眷都接到撤离的命令，随着他们一起走的还有年轻人、有钱人、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而老弱病残以及妇女儿童则被留在后面。高等教育机构被转移到了几千公里之外，现代化的工厂则将设备拆卸了一件一件地通过陆路运走。南京像一个瓶颈，几百万狂乱的难民全都想拥进这个城市，在他们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留在这里，忍受被日本侵占压迫的恐怖，要么逃往内地，在内地崎岖的山路上长途跋涉。在所有想走的人当中，那几列火车、公共汽车还有轮船只能带走其中的百分之一。那大逃亡的景象真是难以描述，不过，我可以给你讲讲在那些日子里，上帝对自己儿女的一些奇妙眷顾，对离开的人和留下的人，上帝全都看顾。

　　史小姐和柳小姐是两个中国传道人。她们想坐火车去南京城南的乡下避难。她们到了火车站，只见车站里挤满了推推搡搡的人，所有人都想挤上一列已经坐满人的火车。她们发现有件行李落在了后面，史小姐就走回去找行李，可是没有找着。等她回到车站，火车已经开走了，柳小姐带着现金和其余行李乘火车离开了。史小姐站在那里，周围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她一边手拿着五块大洋，另一边手提着一个装着换洗衣服的小袋子。另一列火车开了过来，方向向南，可是这列火车已经挤满了人，而人们却还是去爬车窗，想要坐到列车顶上去。这列车看上去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正当她站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问她：「你想在这火车上找个座位坐吗？」

　　「当然想的，」她说，「你可以帮我找一个座位吗？」

　　「跟我来。」这人回答道。他随后就把她带到了特别为政府官员预留的头等车厢那里去。她一开始非常兴奋，因为自己居然能有座位坐，但后来才知道这列火车在她要去的那个地方不停，会一直向前开，要开到一个陌生的镇子才停下来，在那里，所有人都要下车。就在这里，上帝也供应了她！ 在火车上有一家人租了一只蓬船，所以就邀她同行。当他们在第二个镇子分手之后，史小姐找到了一个自己曾经去过的教堂，于是就加入了另一群基督徒行进的队伍里去。就这样，她一点一点向西走，在西部，她成了家并找到了一份工作。

　　袁小姐也有类似的漂流经历，不过时间要更长一些。她带着自己的小布袋和几块大洋，从一个镇子走到另一个镇子。无论她走到哪里，都会找到小小的基督教教堂和宣教站，里面都有热心的基督徒来招待她，这些基督徒大多都是中国内地会成员。她晚上在铺着稻草的地板上睡觉，在井边洗簌，吃他们所提供的简单食物，并在传福音的聚会上讲道、带查经班，然后在接到日本人逼近的消息时候，就跟着新来的难民一起向西逃。这些难民有的坐蓬船，有的坐独轮车，有的骑着驴、有的步行，穿过了风景如画的中南部山区。内地的基督徒欢迎袁小姐的到来，并请她给路过的这些人讲道，就这样，她有了随时随地做用证的机会。抗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持续了八年，在这八年间，她周游了十个省份，除了沿途所受招待之外，并没有任何外在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她随处进道，教导和做见证，直到1945年战争束之后才回到南京。她告诉我们，直到那时，她才知道中国内地会，才对他们无私奉献以及在那些日子里对中国人的殷勤招待有所了解。

　　还有一位王老太太，她与家人在离南京城不远的乡下避难，他们在一个小村庄里租了一间屋子，是一排三幢屋子的当中一幢，成群结队的年轻妇女整天都躲在地下室，为要躲避日本散兵游勇那禽兽的情欲。有一天，她们看见有一个日本兵走了过来，于是女孩们全都躲了起来，而老太太们则在外面守望祷告。这个日本兵进了第一幢屋子，然后又出来了。正当他要踏入中间那幢屋子的时候，一只狗跳起来咬他，于是他就转过身把那只狗赶走。这样一来，中间那幢屋子他就没有去，径直进了第三幢屋。

　　陈老太太和她全家没钱雇车从南京逃走，只好呆在家里。几个日本兵进了他们的房子，看到有男人站在院子、他们就开枪把他们全打死，然后一走了之。陈老太太和她儿媳妇是唯一两个幸存者，被这场射杀吓坏了。两个无依无靠的女人怎能够活下去？她们惊恐万分，转身跳进井里自杀。正当她们在井水里挣扎的时候，又有一个日本兵走了进来，他听见有响声，就从井口向下看，对她们微笑了一下，让她们不要怕，然后放下一条绳子，把她们拉了上来，给了她们一些干衣服，还留下一些钱。她们想谢谢他，而他只说了句：「我是一个基督徒。」

　　正当战乱中的残暴四处肆虐之际，一位勇敢的美国女宣教士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街头，把那些跪下来喊着求她救命的妇女们聚在一处，然后把她们带到金陵女子学院，一群英勇的朋友把美丽的校园变成了一个在美国国旗保护下的巨大难民营。她们保护着这些妇女不受蹂躏，长达五个月之久。这些日子里，几所由宣教士们运营的难民营收容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南京的妇女过去常说：「我们南京人是那个美国宣教士救的，我们觉得她就是耶稣自己。」

　　至于我和李曼小姐，曾经在日本侵略阴谋的阴影下生活多年，这只老虎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只是不知道它何时会扑过来。我们就如往常那样生活，希望情况能够好转。李曼小姐在完成注音符号版圣经印刷的同时，还要尽力不让我担心。我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一位中国朋友来到我的房间里，告诉我关于大逃亡的事情，并催促我们去上海租界住，因为当时日本还没有对那里发起进攻。

　　我们决定打点好行装之后尽早出发。我们的印刷商汪先生在火车站足足花了三天的时间，才为我们成功地订到了一个头等车厢的位置。后来，好心的列车员让我们的三个女佣和我们一起留在这节车厢里，没有让她们去三等车厢坐。如果她们要坐三等车厢，就得要等下一列火车，而且肯定会在混乱中走失的。她们都是头脑简单的乡下人，从来没有坐过火车，其中有个女佣叫小金，整个晚上都在嘟哝着：「啊，我的妈呀！ 啊，我的妈呀！ 我们会怎样呢？我们这么多人，这个小房怎么能住得下？」

　　忽然，一个可怕的念头第一次在我脑中闪过，于是我问：「李曼小姐，我们在上海住在哪里呢？」

　　「亲爱的，我不知道。」她回答道，「主必预备。」 列车准点到站，我们刚到上海站，李曼小姐从车窗向外看，叫道：「喜铃在那里接我们！」喜铃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带着一个护士，旁边还放着一个轮椅。我们曾给喜铃发电报，请她来接我们，所以会期待她在那里接车，但我们不知道的是，那封电报她其实并没有收到。她在早晨做守望祷告的时候，受到感应，于是就下了楼来接这一趟列车。而且我们的列车门刚好停在她站的那个地方。我们穿过拥挤的人群又发生了一个神迹：在路旁，有两辆空出租车在那里等客。

　　「这里真是人山人海，所有人都想在上海找个地方住。」喜铃告诉我们，「今天就别白费功夫去找房了，你们最好先在医院找个病房住下。」但是医院的病房太小，我们五个人住不下，于是我们就打电话给八哥，请他帮我们找个地方住。

　　「现在上海连一平方空地都没有了！」他大声喊着说。

　　「那你就尽力而为吧。」我们催促道。于是他就叫他儿子永愉和媳妇亮云去给我们找个地方住。他们整个早晨在街上走来走去，却一处地方也没有找到。在中午的时候，他们又热又累，于是就到环龙路的一家俄国小餐厅坐下来吃饭。就在街对面就有一排砖房，正当他们吃饭的时候，一个俄国女人出现在他们面前，她在其中的一幢房子门上贴了一小块方片纸，那张纸只有名片那么大小。

　　「我们去看看贴的是什么吧！」亮云说，「也许是租房广告。」他们过到街对面，发现这的确是一张租房广告！他们碰巧看到了，而找房子的人满大街都是！当他们走到门口的时候，那个女人还在外面，于是她就带他们上楼看房，这个房间带着一个浴室，刚好合乎我们的需要！其他找房子的人跟了过来，于是亮云就留在那个房间里，保住这个机会，永愉则去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给你们找到了一间房，如果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就租不到了，」他说，「所以你们就按照这个地址尽快赶过来吧！」

　　就这样，在到上海七个小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地搬进了这个在流亡中的新家。

　　在我长病不起的那段时间里，李曼小姐照看着我，她是否会因此就停下注音符号圣经的事工呢? 啊，那可没有！ 如果你认为她会停下来，就不够了解我这位名叫玛丽·李曼的义母了。在她看来，困难只不过是证明了她的工作极端重要而已，所以要沉着应对，而决心却是绝不会动摇的。她藉着恒切祷告、充满爱心的照顾以及坚强意志，帮助我从死荫幽谷中走出来；与此同时，她以同样的热心，投入到自己这项自愿接受的翻译任务当中去。很多人也许会把她想象成是一个精力充沛而健康强壮的女人。其实，她的脊椎受过伤，一直疼痛不止，身体也很虚弱，几乎很少出门。在照料我并满足我很多需要之后，她一有空就工作，工作时坐在一张躺椅上，把一张小桌子放在膝头，打字机就摆在旁边，常常工作到凌晨。这样，她处理了很多来往信件，并继续去做那无休无止、需要全神贯注的校对工作。她还培训了很多老师和学生来协助校对，并尽量把那些会对这项工作感兴趣的人争取过来。她教会佣人们阅读，并让她们作为成果演示给别人看。史特瑟斯小姐（Miss Helen Struthers）花了两年的时间来协助这部圣经的出版和发行工作。

　　李曼小姐得到了上海注音符号推广委员会的支持。和她想法一致的宣教士也想尽量用这种方法教普通老百姓认字，他们也支持她。不过，说来也怪，文人也好，文盲也罢，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接受这个大好机会，对这种方法根本没有信心，就连绝大多数传道人也和这些人抱同样观点。他们对汉字过于投入，对将拼写从本地方言变成北京话的可行性过于怀疑，而且很容易就被启用一个新系统时会遇到的困难吓倒了。很多人一开始学都很热情，可是，当他们看到人们反应冷淡之后，很快就停了下来。因为不识字的人认了几个字之后，就觉得非常自豪，因而会抵制一切新生事物，而注音符号看上去就像是一门外语，他们对此也就格外反感了。

　　西方人似乎较为容易接受这个，因为他们习惯了注音的拼写，然而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则绝难接受。中国人习惯于单用强记的办法来一个一个地认字，虽然说话是有抑扬顿挫，却无法辨别声调，只把那些同声调的字当成是不同的汉字辨认。他们的脑子忙着认字，就没有空去思考所读的内容，所以，内容稍微复杂些就往往被完全误解掉。事实上，这一计划推行起来困难重重，若没有政府强制性推广，单凭着个人努力是行不通的。不过，一个原本笨拙的妇人，若能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下跨过拼写这道门槛，那么，在福音单张或圣经中的亮光就会让她开始变得有智慧起来，她情感和推理方面的能力就将会被激发出来，她就能渐渐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一旦她意识到自己是在阅读中文（她们一开始误以为所学的是英文），意识到自己可以写信了的时候，一旦她能渐渐体会到上帝话语之美妙，她就会迷上圣经，并为着发现自己有这样的悟性而喜形于色。有个讲道人念错了个字，一位老婆婆纠正他说：「在我的这本圣经（注音符号版本的圣经）里，这个字是这样念的。」当然，她念对了，错的是他！

　　最先完工并付印的是《约拿书》，其余书卷也陆续印了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好几本教材，可以去教那些来我们教堂学习的乡下孩子。乡下人差不多全年都很忙，不过，在过完农历新年之后，他们就有时间学习了，那段时间我们的工作最辛苦。孩子们学得比大人快很多，在六周之内，这些孩子就能够很好地拼读书写了，于是我们便让他们带着书回家，嘱咐他们坚持念书，并试着去教别人。他们回家之后，对自己刚受的教育非常自豪，常常给我们寄卡片，上面写着注音符号。不久之后，这群孩子所在的乡村那里来了一个农夫，他笑容满面地过来拜访我们，还带了鸡蛋和炒米作为「谢礼」。他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这注音符号，」他一开始就说，「可真是个活宝贝。我的女儿名叫宝珠，今年在你们的速成班念书。她回到家之后，给我们念圣经，还开始记账！这可真让我们吃惊。这样一来，我们的邻居就常常过来串门，要听她念书。

　　「有人说：『这真神了，这个娃儿原先一个字也不识，现在居然可以读圣经了。有谁听说过这样的事？』还有人说：『也许她念得不对。我们去叫一个上过学的大男孩来试试她。』于是他们就把一个念过书的大男孩叫了过来，给了他一本圣经，然后叫宝珠读她自己的那本圣经。她每个字都念对了。那个男孩子念了5年书，还没有她读得好。现在，我们村里人只要遇到新字和难字，都拿过来问她，如果这字旁边有注音符号，她就能告诉他们这是什么字。所以他们都把她叫做『小字典』。」

　　漆匠和木匠的故事也很有趣。我们雇了一个人为我们漆房子。这个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位勤劳的工人，可惜目不识丁。他第一天参加我们晨祷的时候，看到厨子、洗衣妇和拉车的苦力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圣经，轮流读当日经文，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们就劝他也去学注音符号。他站在那里，满脸通红，耳根发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他是个结巴！不过他还是很想学。于是，就看见他在工余时间，坐在一块石头上，双手抓住一页纸，开始拼读「b-b-b-b啊，b，p-p-p啊，p，m-m-m啊， m，d-d-d啊d」，这真是不可思议。他不断地念叨着「b啊，p啊，m啊，d啊」，连站在梯子上刷漆的时候口里也念念有词，还在刷漆刷到一半的时候停下来，拿起书看看，找一些生字来念。

　　有一天他告诉我们，有些门的木头坏了，而且窗户也朽烂了，所以在上漆之前，我们得要找个木匠把这些修好才行。那木匠一到，漆匠就走上前去劝他学习注音符号。当木匠开口读这些音的时候，两个人都大笑起来。大家都围了上来，想知道什么事那么好笑。漆匠说：「他也是个结巴。」不过，口吃这个毛病不仅没有让他们两个人灰心，反而使这个结巴老师和结巴学生学得更加带劲。我们常常看到他们俩坐在树下的一块大石头上，各自手里拿着一本书，一边喝茶，一边津津有味地读书。

　　现在，政府开始全力推广注音符号了。所有的小学课本里面都标上了注音符号，连很多告示上都做了标注。有一个市长，下令要老百姓们到大众补习班里去学注音符号，但报名的人寥寥无几。他们说： 「我们太忙。」于是，这位市长就把老师安置在城门口，挨个考核入城的人，看他们是否会读注音符号，只有会读注音符号的人才能进城。问题解决了，所有补习班全部报满了，因为乡下人都得要进城来卖东西。

　　在1937年6月，教育局在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来自全国各地近一百名代表将会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培训，一起学习如何教老百姓认注音符号。普及教育部部长知道李曼小姐做过的事，就请她送几个学生过来给这些代表们做演示。李曼小姐就与我们的一位中国老朋友袁小姐取得了联系。这位小姐在南京城南30公里左右的村子里传福音，她把自己的积蓄奉献出来建了一座小教堂，并且亲自和泥水匠们一起来建堂。她正在教一帮男女孩子们读注音符号。这些孩子们整天都要干活，在山上挖野菜、拉车、放牛、砍柴等，每天傍晚，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才能过来上半个小时的注音符号课。袁小姐接到信，就雇了两辆马车，跟学生们说，他们可以和她一起进城。这些学生们挤进了车里，打扮和平常没有什么区别，男孩子手里拿着一本书，女孩子用黑帕子把头包住，书放在篮子里。这些孩子觉得进城是一件极为好玩的事情，睁大了眼睛要来看首都的各样奇妙事物。李曼小姐出来迎接他们，把他们领到了教育部富丽堂皇的大门里面。

　　他们进了大礼堂之后，眼睛睁得更大了，前排座位上坐着很多教育家，不过这些孩子初生牛犊不怕虎，出色地通过了所有测试。代表们受邀来考考这群孩子们，于是其中一位代表走上前来，拿起一本他们带来的书，随手翻了一页，叫一个孩子朗读出来。这个孩子开口就读，非常成功。另一位代表自己带了一本有注音符号的书，就拿出来给一个男孩读。虽然这男孩之前没有看过这本书，却能将里面的内容朗读出来。第三个代表指了指墙上的标语，请一个女孩来念，她也念出来了。这次演示给这群教育家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把注音符号权威赵元任博士准备的一套注音符号纪录片作为奖励，赠送给李曼小姐，还请我们预备一篇关于注音符号价值的演讲稿，要在中央广播电台播放。那时，我的身体刚好恢复了一些，于是就口述了这篇演讲稿，后来又通过口述，出版了几本关于注音符号重要性的小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