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暗室之光》

　　中国玛丽和我，现在住在美国这么愉悦的环境中了，有许多物质上的便利，可是我们却像离了水的鱼那样不自在，因为我们过惯了中国的生活。美国这里没有帮助我们做家务的人。我们两人都不大懂得做饭，也没有力气做粗重的家务。宣教士在中国，通常都没有什么时间料理家务。他们是蒙上帝呼召到那儿去的，应该首先注重在人群中做传福音的工作。既然佣人这么容易雇，薪酬又低，又听话，如果他们每天还花大量时间做家务，把精力与时间用在这方面，实在不能算是上帝的好管家。

　　中国玛丽虽然是美国人，但待人接物非常中国化。她热爱中国人民，像圣经中伯大尼的马利亚，她极其属灵，完全将她的生命倾注于祷告、个人谈道、文字工作上。我们在中国一向吃中国饭，是我吩咐佣人预备的。中国玛丽向来不在意吃什么东西，而且，如果有重要的事等着办的话，还常常忘记吃呢！她一点也不在乎东西好吃不好吃，只要有营养就够了。但如今，她是我们四人中，最年长、最少病痛的一位，自然成为一家之长，还得挑起圣经中马大的担子来。她必须「为许多的事」（圣经《路加福音》十41）忙碌，可是，她的脑子一时还转不过来。最难学的功课，是要记住炉子上在煮的东西，那时真不知烧焦了多少次！她还要自己学做饭。从她做的几道拿手好菜中，你就知道她还是爱好中国的一切食物。许多配料还特地到纽约的中国城，甚至香港去订购呢！

　　中国玛丽常常用创世记四十五章二十四节提醒我们三人。那是约瑟的弟兄们到埃及去买粮食的时候，约瑟打发他们回去接父亲，警告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我们也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四个人，在这段人生路途上，不要相争，要彼此谅解。所以我们的共同语言非常简单：决不互相批评，决不探询动机，也决不放弃为上帝做见证的机会。因此上帝也做祂那方面的工作，从来没有不在我们的工作上祝福我们。

　　我们开始学习怎样简单化自己的生活，我房间里只摆着必要的用具：床、小茶几、床头桌，给客人坐的沙发、椅子，书架，还有黑布罩着的灯。房间有一个窗户，也用深色的窗帘盖着，这间暗室是我的办公室、餐厅，也是祷告台，许多肢体来看我的时候，我就在床上对他们证道。每天我要布置两个场景：早上布置成公共场所，把晚上用的东西都拿走，自己也换衣梳头妥当，常常有些不速之客很早就到的。晚上，我又把暗室改成医院里的病房，把一切需要的东西都放在身边拿得到的地方，免得惊动别人。时常经过疼痛失眠的一夜，我早上觉得好虚弱，真是流着眼泪，来做白天的布景，可是我不敢让中国玛丽知道，怕她替我担心。时常我听见微小的声音似乎在我耳边说：「只要数算你主的恩典！」

　　每逢客人来了，我们就请他们坐在床边的小木椅上，这些小椅子还是我们从中国带回来的，露西教幼稚园用的。每一件东西都放在原定的地方。我通常都知道在哪儿找，甚至人家还来跟我借东西呢！看见我居然拿得出来，不胜惊奇。我还是每天早上起来坐在床上，像小时候那样「等饼干吃」。中国玛丽总是把邮件连饼干一齐都拿进来，我们在拆信以前，先向天父祷告，求祂祝福每一位寄信的人，也求祂使我们接触他们的时候，成为他们的祝福。

　　信件与访客成为我们生活中的要务。人声，走动声，对于我们单调死板的困居生活，是多么受欢迎的插曲！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难以应付的客人，可是大体说来，都是使我们快乐的音调。我们衷心欢迎每一位客人。每天早晨，中国玛丽和我都这样祷告：「主啊！ 求祢引导那些祢要他们来的人，阻挡那些只来消耗我们的精力和时间的人，免得祢的圣工受到亏损，使需要祢的人得不到帮助。」

　　当客人来到的时候，我们很热情地欢迎接待他们。坚立在上帝的应许上，相信这些人就是祂打发来的。受打扰是我们生活中的常事，吃饭的时候，邻居们顺便进来看看，陌生人开车路过，也要进来见见我们，可能碰在一起，同时将车停在树下，同时来按门铃。成百上千的客人，为我们开了门户，通往更广大的天地。像我们这样周身病痛的人，要不是集中精力帮助他人的话，很容易落到自怜的地步。我们不久就明白，前面有两条路，一条是屈服在病痛之下，将自己抛弃在世界之外，一条是凌驾于病痛之上，欢迎受打扰，甚至利用这些「打扰」益己益人。

　　虽然我们开始向后面这条路迈进了，很多时候我还会自问，我怎么能在这间孤立的房间里事奉主呢？离开人群那么远，我是藏匿在一个无人知晓的黑暗里呀！那时，主鼓励我，使我想起早年的一个经验，发生在我悔改不久的时候。那时我们在中国九江的牯岭避暑。牯岭是中国的避暑胜地，风景优美。医生嘱咐我每天要出去散步，所以，每天清早，我向属灵的母亲——中国玛丽说再见以后，就在女佣的陪同下，出外散步。我穿着草鞋，手拄拐杖，女佣带了一小包食物，一个小茶壶，一盒火柴，我们每次都走到一条小溪边，看着清澈的泉水从山头潺潺流下。我们在溪边用石头搭个小灶，捡些细树枝，生火，烧早饭。

　　晨星在天上闪闪发光，松枝在微风中摇摆，多美丽！水花四溅的溪涧两旁，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高树挺立，都在欢迎那即将升起的光芒万丈的朝日。「啊！我的创造者，天地的主宰，我敬爱祢，我崇拜祢。」刚被基督的爱唤醒的我，不由自主地从心中发出这样的祷告。

　　一天早晨，女佣人留在溪边找新奇古怪的小石头玩，我一个人涉过清凉的小溪，爬上岩石，走入一条小径。附近的瀑布声告诉我，我并非独自一人，是的，我一直感觉到主与我同在。祂真是全然可爱！我一路走，一路仰起脸来向着蓝天唱那首《耶稣领我》。忽然，一股芬芳的清香扑鼻而来，使我四处寻找香气的来源。找来我去，终于让我找到了，原来香气来自一堆丑陋不堪的垃圾。还有些碎石片混在一起，想必是凿石的工人顺手抛在那儿的。那根本是无人注意、无人理会，人迹罕至的地方。但使我惊奇不已的是，就在那堆污垢、孤立的垃圾堆中，长了一朵清秀的百合花，亭亭玉立，美丽非凡。这朵百合花自由自在地散放着她的香气。「感谢上帝，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圣经《哥林多后书》二14）但愿我主耶稣自己的香气，藉着我沉重的担子、长期的病痛、人们的误会、日见衰弱的身体、经济的困顿，对未来的茫然，在这个黑暗的小角落里，自由放送。

　　几个礼拜以后，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抵达旧金山，中途只在夏威夷停留了一下，李曼小姐和我两人，拖着又累又病的身躯，坐上了横跨美国的火车。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们在黎明的微光中到达宾州。车上的工人把我们和行李一股脑儿地送出了车箱，留放在又冷又长的月台上。火车立刻开走，我们站在雪花飞舞的站台上发抖。有一列长得不可思议的石阶，通往上面的车站，我俩都不敢想象自己爬得上去。没办法，只好坐在两只小箱上等候、祷告，求上帝拯救。

　　我回想到 1920 年，我陪李曼小姐回国度假的情形，与今日真是天壤之别。李曼小姐难得有一次假期，我又从来没到过美国，所以她请我陪她一道回国。那时，长老会差会总部趁机请我到美国各地去证道。我的行程，包括许多著名的礼拜堂、圣经学院、长老会的年会、慕迪圣经学校、新心监狱，也会见过哈定总统，他还招待我们俩参观白宫呢！三年之久，我饱尝了热烈的欢迎，也亲眼看到美国各地的基督教工作范围之广，对他们非常佩服。我们住过富人之广厦，也住过普通人的平屋。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有人来欢迎，都有主内兄弟姐妹照顾。当时，我们也在乐园镇的李曼家，享受了许多宝贵的时光。那个假期中，我们在李曼的老家，发现有两个「玛丽」，另外一个是一位堂妹，于是，在中国生长的这位宣教士，就冠以「中国玛丽」的名称，以资识别。这个名字，适合极了，因为李曼小姐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

　　现在，二十多年以后，我俩却像一堆被抛弃的货物似的，积留在铁轨旁，过了许久，才有两个人推着两张轮椅出现了。我们以为一定是给我们两人一人一张的，所以很高兴地向着他们蹒跚地走去，谁知他们把我放在一张轮椅上，另外一张却堆上行李，大概他们看看情形不对，不能又推轮椅又提行李，又以为这位美国女士至少看起来还走得动。可怜的中国玛丽，衰弱地跟在我身边，跌跌撞撞地又要扶住我、又要保持她自己的平衡。我照常昏眩得要命，一不小心就可能滚出椅外。那两个人把我们和携带的行李，推进推出地坐了两次电梯，才终于到达行李室。随即他们又消失了，我简直要昏倒过去。一位好朋友曾经约好七点钟来接我们的，我微弱地说：「等到那个时候，我们两人都会死掉，要不要叫计程车呢？」坐了十英里的车子，我们来到宾州乐园镇的李曼村。我们看见这座古老的大屋，灯火通明，欢迎我们。通往房子的车路，堆满了雪，中国玛丽的妹妹露西和堂妹玛丽站在门口等我们。露西亲热地吻我们，堂妹玛丽兴奋得大哭：「欢迎你们到乐园镇来！」

　　我们看见屋子里，摆满了李曼家多年收集的古董家俱，后面的老式大厨房，仍然保存着烧菜的大炉子。可是我太累了，不能再多看，她们把我放在一张高背的古老床上。我请她们把窗帘放下，躺在那儿真舒服！「乐园」对于我是象征式的，却又是名符其实的地方！我们逃难的日子过去了，艰苦停止了，我们终于可以安息了。忽然有一丝丝不安闪过脑际：也许我们事奉主的生活真的就此完毕了，在这个遥远的角落，我们还能为主做什么呢？

　　这幢棕色的大房子座落在乐园镇上已经二百年了，虽受风雨剥损，却仍很牢固。这里属于宾州的兰卡斯脱郡，素有美国的「花园地」之称，土壤肥沃，山峦起伏。这幢房子和四周相连的田地，是李曼的祖父买下的，原来的业主就是在独立战争享誉的瑞诺威廉将军。李曼的曾祖父也鼓励他的亲戚朋友，在这里造房子，开发，政府大为称许，因此称之为李曼村。

　　现在林肯公路（又名30号公路）通过我们门前。在扩建这条公路的时候，把我们的园地削掉了一大块，前面的院子没有了，刚刚剩下屋前的走廊。啊！我多么怀念屋前那些美丽的苹果树！当我们第一次回美国旅行时，每次我们回家，远远的就看见摇摆的树枝和红色的苹果，好像在向我们招手欢迎。现在我们的房子，日夜暴露在轰隆声中。那些巨型的大卡车、拖车、疾速飞驰的汽车、摩托车，从一个山头驶到另一个山头，永不停止，永无宁静。

　　我们隔壁是村中的商店，房子是红砖造的，我们后面有一个木料厂。离开我们屋后一百码的地方，是宾州铁路的一个货车站。一长列一长列的货运车，常常咣哨咣哨地滚过，现在，高速的客运车飞驰过宾州主线的闪亮轨道上，再也不像上一代那样，停歇在李曼村的小站上了。我们周围全是茂盛起伏的田园，点缀着一小组一小组的农舍：住房、马店、谷仓，全白得发亮。绿得像翠玉的田间有波浪式的玉蜀黍，涟漪式的麦穗和宽叶的烟草。天边是一道长满丛林的山脊，围绕着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

　　 这儿是门诺会（Mennonite）的地区，他们的妇女都穿着一样的服装。有玫瑰色的双颊，带着白色的小帽。这儿也住着阿米什（Amish）的人，男的都穿黑色的衣服，蓄着胡子、沉着脸。女的都戴着帽子、穿长裙子，孩子也都打扮得像小大人一样，各色齐全、连帽子也不缺少。到今天，你还可以常常看到他们经过我们门口，还可以听到他们马车的「得得」声，甚至在那车辆拥挤的第30号公路上，他们的马车照样怡然自得地行驶着。这两个宗派的人都安静、祥和、保守。他们的农庄就是他们的橱窗。他们仍然谨守着先祖的传统，过简单的生活，勤劳地工作。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果园中买到许多新鲜的水果，从菜园里买到各种菜蔬，从他们特种的牛群中买到浓美的牛奶。烘好的糕饼送上门来，还有许多家园的产品堆积在小店里。我们真像住在伊甸园中，中国的战争和痛苦都远隔在天边外。可是我们的心还留在中国，跟那些与我们同在主里相爱的人在一起。我常常想念那些留在国内的亲戚朋友们，好像铁屑片紧跟着磁铁一样。

　　我们到后不久，中国的伍医生来了一封航空信，我急急地打开了，里面有一张图画，画着一个插了蜡烛的生日蛋糕，旁边有一个人跪着读圣经，这是什么意思？还好，里面还有一封信，说：

「亲爱的蔡小姐：

　　与你道别以后，我回到家里，立刻打开圣经。照你所说的，我求圣灵亲自做我的老师，于是我开始读。我一直读下去，读下去，真是读得废寝忘食。现在我每天都读，一天没有间断过，上帝真是听了你和李曼小姐的祷告，我要谢谢你们的耐心。现在我读了圣经，知道我是个罪人，唯一到天堂去的路就是相信主耶稣。我要告诉你，我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图画中的那个人就是我，跪在那儿读圣经，这也就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我知道，也许我永远没有去美国看你的机会，你也不可能回中国来。但是正如你在我们分别时所说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相见！」

　　啊！但愿上帝继续帮助我，无论得时不得时，得便不得便，高兴不高兴，都向人传讲耶稣。我总要撒种，让上帝自己按祂的时候，照祂的旨意收成。

　　一年以后，我又收到一封哥哥的信，是他托人转来的，他就是从前反对我最厉害的那个哥哥。他曾撕破我的圣经和赞美诗，骂我叛教——叛离佛教。他反对基督最久，很少有比他更硬的人。可是，当他看见在1947年，上帝怎样奇妙地引领我经过长期疾病的折磨，又看见我毫无怨言地面对一切，圣灵就开始在他心中动工。这封信重述他怎样召集我们全家人，向他们宣布：「从七妹的久病和她无比的勇气能忍受着这长期的折磨，我知道宇宙中一定有一位真神。所以，我求祂赦免我的罪，我决定跟从祂，接受祂做我的永远的救主。」

　　战争又蔓延到上海来了，而且这次情形更糟。上次日本人的侵略虽然可怕，那还是外来威胁，可是这次是内战，其危险性或许就更大。中国人都心内惶惶，我们也考虑别离中国去美国。朋友们有办法的，大多数都逃掉了，李曼小姐也订了好几次去美国的船票，但每次都因我的健康情形太差而取消。我久病衰弱，旅行根本就是件不可能的事。「干妈，你走吧！」我对她说，「记得日本人把你送进集中营的事吗？现在政局改变，可能又会发生同样的情形，还可能更厉害呢！我是中国人，无论如何总会有办法。」「不行！」她非常坚决地说，「我死也要跟你在一起！」

　　一天，有人来敲门。一位英俊勇敢的青年说要见我。他随即冲了进来说：「我是负有特别使命来的，我们要你加入我们这一行。」「你没有看见我又老又瘦又病吗？」我回答，「加入什么一行也无用呀！」他抽出一大叠的书报杂志来：「这不是你的名字？」推到我面前来指给我看。那些文章，都是我以前写的。「我们要你留在这里，替我们一行写作。我会再来看你。」

　　他走了，可是第二天，另外一个人来了，提出同样的要求。第三天又换了一个。我把这件事通知亲友们，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赶快走吧，到李曼家。我们宁愿看你掉在海里，也不愿你落在人手中。」

　　我迫切地祷告，求上帝给我智慧，我想，我一个人不要紧，但我不愿留在这儿危害我的亲友们。于是我跟李曼小姐商量，可不可以先去美国领事馆申请护照，然后才去订船票。一个朋友有一架豪华轿车，愿意送我们去领事馆，我们要去问问看可不可以带个佣人去，不然的话，我怎能在美国生活呢？

　　六十多岁的李曼小姐，倒比平时更有精神地走上领事馆的石阶。我心里想:她比我强壮，她会比我更有多的岁月服事主，所以如果我陪她去就是不能做什么也没有关系，她可以在美国继续事奉主。李曼小姐出来的时候，对我说，领事馆绝对不答应她带佣人去，我们只好回去了。她又加上一句:「你总是说没有佣人根本别谈到美国的事，所以我们不能去了。」

　　「等一下，」我说，「既然我们到了这里，我跟你一道去见领事，总有好无坏吧！」于是李曼小姐、佣人、朋友把我扶出汽车，又扶进了电梯。办公室的小姐说：「你真聪明，趁能走的时候快走。可是你得先去见医生，他才是决定你能不能走的人。」

　　我遇见过许许多多的医生，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美国医生，拉着长脸，不停地嚼口香糖。候诊室里大约有三十个人。每个人都大声跟他吵，质问他为什么不许他们去美国，他毫不在乎，还是猛吃口香糖。轮到我了，他要我躺在一张又高又硬的桌子上，头上一盏强烈的灯光照下来，简直使我受不了。

　　「你的头发怎么搞成这样？」他大声咆哮，我不能撒谎，老老实实告诉他，是为患疟疾发高烧，烧掉了头发，「为什么你的皮肤这么黄？」我告诉他，这是长期吃抗疟疾药的缘故。他再仔细检查我。「你左手的食指和右手的大姆指的指甲里，都有霉菌。你先去找外科医生，把指甲连根拔出来，再来看我。」

　　李曼小姐吓了一跳，想跟他辩驳，我摇摇手，用中国话对她说，这种时候最好别作声。我们立即去见伍医生，就是那位仍未信主的外科医生，我们的好朋友。他很客气地告诉我，照着规矩是应该到医院里去施行这种手术的，不过为了我，他愿意在我房间里替我动手术。那时刚好有三个信主的朋友来看我，在我接受手术的时间，他们跟李曼小姐到她房里去同心为我流泪祷告。把指甲拔出来那种惨痛，我无法形容，简直是受刑！

　　第二天，我们又回到领事馆，通过了体格检验，领事便批准了我的入境证。天哪！没想到有那么多张文件要签！回到家来，天都黑了，我们也累死了，到睡觉的时候，我双手开始剧痛起来，显然是签字签得手指的绷带松掉了，墨水渗进了伤口里。佣人小汪，整夜陪着我，可是我痛得一分钟也不能睡。李曼小姐的房里有电话，直通我的房间，但我不愿吵醒她。天快亮的时候，她进来看我，我告诉她整夜都没睡。她看了我的手，脸色变得灰白。「赶快去请医生！」她说。

　　我的双手肿得又白又胖又满了脓，已经肿到手臂上差不多五寸那么高的地方了，医生来看到这种情形，脸色白得像纸，话都说不出声来：「蔡小姐，真对不起。」最后他说：「你马上得去医院，把手臂锯掉。」李曼小姐和我都呆了，说不出话来也哭不出声来。友人都骂医生这么大胆，以为他能在医院外做拔指甲这样的细巧而危险的手术，其实全是墨水渗入的缘故。

　　「蔡小姐，还有一个最后的办法。」伍医生说，「如果你愿意合作的话，我可以再开一次刀。如果毒素可以向下放出来，不再上升的话，就有救了。」我只好无力地同意了。毒素已经使我作呕、头晕、发热了，还有什么好说？第二次的开刀比第一次更可怕。李曼小姐只好再回房中去流泪，哀求主施恩帮助。医生再行手术，又把我的手指浸在浓浓的药液中。那种疼痛真无法忍受！「如果毒素不出来，我们就要急送到医院去！」他这样警告我。

　　我忠心的佣人苗妈，待我真像亲姐妹，她三日三夜扶住我的手，浸在脸盆里。在那三日三夜中，医生每日三个小时给我打一针盘尼西林。主再一次显出祂的神迹。最后我们看见肿毒渐渐退下去了。亲爱的苗妈，一句也没抱怨，一点也没有想到她自己的劳累，只顾扶住我的手，保持浸在药液中。过了几星期，我的手还未完全复原。那时，战争的消息越来越近了。

　　终于我们的护照弄好了，拖到这个时候，航行的美国轮船只剩下一艘。李曼小姐打电话给轮船公司的经理，他说：「李曼小姐，根本没机会！有三百个名字在候客单上呢！」她请他尽量想办法，而她自己呢——为这件事恳切祷告。

　　过不多久，电话响了。「李曼小姐，有两位乘客因病不能动身。」那经理报告，「我觉得应该给你们两位病人优先权，所以让你们跳过候客单那一道手续。不过我只能给你们六人一舱的船位。」「我会再祷告，请你尽量再想办法。」李曼小姐再请求说，「因为我们有病，不愿吵扰他人。如果你能给我们双人舱位，真感激不尽。」不可能，不可能！」经理喃喃地说。

　　上帝再次行了神迹——我们得到了一个双人舱位！

　　我们有许多信主的朋友不能离开，他们坚立在主的真道上，勇敢地忍受了，然后一个个被主接去！这些朋友当时都前来送我们上船。

　　那次的离别真不好受，因为我们知道，在地上再也不能跟他们见面了。苗妈十九岁就来我家，服事了我十八年，在我记忆中，她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们要分别的时候，她说:「蔡小姐，我把你的枕头弄得舒服点，好吗？」她的声音都哽咽了。我也泪眼模糊地看着她，轻声说:「苗妈，从今以后又有谁来跟我把枕头弄得舒服点呢。」她的泪珠像豆粒一样大，滴在我手上。这个像亲生姐妹的女仆，也许今天还活着。我常常想念她，不知她是否逃脱了战祸，适应了变局？也不知她现在生活在何方？

　　三位医生护送我上船，伍医生是其中之一。他与我握手告别，眼眶也红了。「真舍不得你走。」他低声说。在这样亲友围集的场面中，我还有最后的机会跟他谈救恩吗？我决定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不惜任何代价。

　　「这是我送给你的圣经，」我说，「希望你读的时候，上帝会亲自对你说话。你只要相信了主耶稣，我们总有一天会在天堂见面的。」这种话我不知跟他说过多少遍。他都不肯听，这最后一次的重复会有用吗？我只有再替他献上一次虔诚的祷告，然后跟他说再见。

　　船开了，李曼小姐和我勉强再随众人来到甲板上，向我们所爱的中国，作最后一次的道别，在眼泪中作最后一次的凝视！那天是1949年1月19 日，大多数人都以为我们就会这样静悄悄地消失，我们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希望。李曼小姐六十九岁了，我也已经五十九岁，两个又有病、又衰弱的人，还有什么前途呢？

　　李曼女士叫人去把我们原先的佣人小金和小苑找回来，并且尽其所能到处求医问药。但一年半过去了，我还是奄奄一息，大部分时间都昏迷不醒，因为在我骨头里的高烧没能止住。现在，医生们诊断，我的昏迷是因为烟酸缺乏症、痢疾和恶性疟疾综合发作而致。之所以在早先没有发现恶性疟疾，是因为这些病菌寄生在骨头和脑细胞里，并没有进入血液。痢疾和恶性疟疾有很多种，我所染的有好几种。在很多新的特效药中，只有一种能够让我退烧，那就是爱尔灵（Aralen）。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这种药呢？这又是一个神迹。

　　一天，曼特医生（Dr.Mandel）过来给我做检查。他告诉李曼小姐：「换了别人，我会说三天之内她必定死，蔡小姐又另当别论。但我还不确定，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想法子把烧给退下来。」李曼小姐告诉他，黄先生是我一位中国朋友，对我的病情很关心。他看到了一瓶治疟疾的新药，是刚从美国带来的，于是就嘱咐那人先不要卖出去，可以等等，看我们是否需要。但李曼小姐不知道黄先生的地址，也没法子找到他。

　　在医生离开之后，李曼小姐忽然想起来，在她进集中营之前，为了避免她被遣送回国后失去联系，黄先生给她留过他的地址，并让她随身带着；而她为了安全，怕被日本人发现，就把地址分开写在圣经各页中。她找到地址之后，就上门去找黄先生，请他马上去把那瓶药拿去给曼特医生看。然后她给曼特医生打电话，请他不要出去，在家里等黄先生过来。在曼特医生等黄先生来那会儿，他妻子给他看一本杂志，上面有篇文章介绍一种治疟疾的新药。他正在读文章的时候，黄先生到了，手里拿的正是文章里介绍的特效药爱尔灵。据我们所知，这是上海唯一一瓶爱尔灵。服药之后，我的烧很快退了，危险度过，我又恢复了知觉，再次走出了死荫幽谷。尽管我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却仍不能独立行走，也还怕见光。除非神又行一个神迹，否则这些慢性病只能将其症状稍微缓解，靠人力却不能完全治好了。

　　这段时间，李曼小姐又是如何度过的呢？这再次显明了她坚定的信心和意志力，因为大部分时间里她都要躺在床上。她住在我的隔壁，这个阁楼上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个直凳子，修补好的行李箱沿着墙摆放，墙上还有几个临时钉上去的搁板，一个帘子把房间分成两个部分，一半用来给佣人住并储存食物，我们所养的第二只白波斯猫照老样子睡在她身边。在床的另一头，是用行李箱搭起来的桌子，上面摆着电话、药瓶和一个小电炉。把自己、注音符号版圣经、电话地址簿还有其他东西都摆在床上，或者塞在床下，这样，她不用起身就可以拿得到。

　　她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我们房里的电器老出毛病，她每天都要费尽口舌来让电工师傅派自己的学徒过来修修补补。男佣从菜场买菜回来，她得要与他对账，并计划好后面几天的饭菜，把米和油发给他。季先生是一位难民牧师，业余兼做木匠，常常在那里敲打新搁板，把行李箱改成家具。楼下的住户和隔壁邻居每天都向她抱怨很长时间。注射器要消毒，医生需要帮手，药物需要管理，而每个人吃饭的时间也不一样。她要一个一个地把那些忙得团团转的佣人们抓过来，鼓励他们读经祷告。学习注音符号的学生们常常就在那个房间里面和她一起工作。与此同时，她还要接电话，整栋房子就这一部电话，她要叫人去把那个听电话的人找来。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还有其他事情要办。访客来来去去，一直没有断过。他们在旁边坐着静等，有时来的是一个人，有时来的是一群人。每批访客李曼小姐都要招待，招待时间几分钟或几个小时不等，时间长短要视访客需要而定。在客人走之前，李曼小姐总是和他们一起祷告。在来拜访她的人当中，有商人、难民、内地来的宣教士、中国老朋友、遇到麻烦事的邻居、刚到上海不久的人，来自中国各地的老师和学生。所有人她都欢迎，并且抓住一切机会来给人们解释注音符号的重要性。她会在深夜写些东西，但电话常常在这时候响起。有个孤独的外国人到了上海，想要找朋友聊天，却拨错了电话簿里的号码，打到她这里来了。她诚恳地在电话中把上帝安抚寂寞心灵的方式告诉了他们，在她的影响下，有好几个人去了教会做礼拜。

　　在我病重的时候，六哥常常来看望我。这些年来，他和他的家人都一直拒绝接受主，但现在他被我所遭受的痛苦打动了。一天，他没告诉我，自己就把家里所有的人都叫了过来。家人们聚在一起，不知道他要跟他们说什么。但很快他就说了出来。「我有件事要向大家宣布，」他说，「我去看了七妹很多次，想知道她如何能忍受得下所有这些痛苦。现在我知道了，她得到了使她能坚持下去的力量，而这力量的源泉只能来自于上帝。所以，我确定，无论如何，一定有上帝存在。我读了圣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现在，就在这里，我想告诉你们，我已经接受了基督做我的救主，请祂饶恕我的过犯，并发誓要跟随祂。」

　　就这样，那个撕碎我的圣经、在早年逼迫我的哥哥，终于悔改信主了。我全家老小总共有五十五人成了上帝的儿女，并公开表示信靠耶稣。我从没上过大学，也没去过神学院念神学，更不是教圣经的老师，我不过是上帝区区一只「猎犬」而已。我只是单单跟着主人的脚步，把祂的猎获物叼到祂脚前罢了。

　　校对注音符号需要花很长时间，是一件非常耗眼力的事情，而推广工作也需要耐心和毅力。李曼小姐因为自己不能出门，就不得不利用一切机会让所有来看她的人对此发生兴趣。来探访她的人数不断增多，这表明人们赞赏她的工作。不管自己有多疲倦，她对每一个来访的人都绝不造次或轻忽，这已经成了她的一条定例。在很多方面，她比中国人还中国化，她中文吐字清楚，成语应用得当，穿着中式衣裳，过着中式的生活。客人如果是在午餐时间来访，午餐就会延后，或者客人会受邀与她共用简单的中餐。这时，我们的厨子老颜会把烧好的菜放在桌上，菜碟上扣着盖子，并在每个人面前摆上一碗白米饭。有时候，李曼小姐在谈注音符号时过于专心，结果没有注意到饭菜摆上来了，又或忘了把菜碟上面的盖子揭开，直到那位可怜的客人扒了半碗干饭之后才想起来。老颜虽然心里着急，却因为怕失礼，也不敢跟她女主人说要把菜碟上的盖子揭开。

　　早在1941年，就在《启示录》的最后几章即将完工之际，李曼小姐几乎失明了，最后几章的校对工作变得异常艰难起来。当时她还得要说服圣经公会将各卷书合成一册，把注音符号版圣经整本整本地出售，他们考虑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肯这样做。在这事成就之后，她才感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但那时她却已无法搭乘轮船回美国了。就在注音符号版圣经完成后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占领了上海租界。在一年之内，这些「敌国侨民」（这是日本人对那些与日本交战国家的国民的称呼）却还是有些许自由，可以在上海四处行走，但不准同中国大陆人一起回美国，这些人在1942年6月才首次搭乘交换战俘的轮船回美国。

　　1943年，很多地方设立了集中营，这些「敌国侨民」给赶进了集中营。然而那些上了年纪的和生病的人则缓一年入营。于是，李曼小姐到1944年6月才接到去集中营的传票。我们希望能在入营前五天内做好充分准备，所以不想让朋友们知道这件事，但大家还是听说了。于是，李曼小姐走前的最后几天里，访客源源不断，每天有四十到五十名客人来对我们表示同情，而与此同时，我不得不竭尽全力将她所需要的东西包扎整理好。李曼小姐没有对任何客人表示自己因为太疲倦或太忙而无法与他们交谈，一次也没有。

　　在她临行前一夜，最后一个客人留到一点钟才走，李曼小姐来到我的房间里祷告。我们的佣人小苑对李曼小姐忠心耿耿，却比较愚笨，将开我房间门锁的钥匙折断在锁里面，所以又花了一个小时来开门。

　　第二天清晨，访客又很早来访，李曼小姐房间里很快就挤满了人。迟些时候，林太太来看我，她是我的亲戚，也是我的朋友，是前清两广总督林则徐先生的孙女。林则徐先生1830年在广东将所有英国运来的鸦片付之一炬，后来这件事引发了鸦片战争。我自幼就认识她，那时，我们一起念佛经，而今，她已经是一个修为很高的佛教徒了。我常常劝她信主，而她则一直劝我重新皈依佛教。她有一床被子，几百个名僧曾对着这个被子念了几千遍的佛号，她保留着这床被子，要在死后放在棺材里，用来盖自己的身子，她相信这床被子很灵验，可以让她来世超生。她有几副念珠，全都磨得很光滑，证明她自己也念了成千上万次佛了，所以在佛教圈子里，她的道行是非常高的。当她进到我的房间，看到那些在李曼小姐房间进进出出的访客时，就惊讶地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告诉她，李曼小姐今天中午就得要搬到集中营住了，她吓呆了。

　　那天非常炎热，在中午时分，约有五十多位朋友在门口等着给李曼小姐送行。李曼小姐面带微笑走进我的房间，在祷告之后她向我道别。等到外面的人力车和自行车的声音全都消失之后，林太太不住地感叹：「没有哭!没有倒！只是笑了一下，做了一个祷告就走了！而她去的可是监狱！这样的事情我可从来没有见到过！」然后她站起身来，转过去对胡小姐说：「这是怎样的一种宗教啊！可以让李曼小姐和蔡小姐在这样的处境下还能微笑得出来！我可以只是在心里相信耶稣吗？」胡小姐是福州人，是林太太的同乡，她一向支持我们，就回答说：「你可以问问蔡小姐。」

　　我把《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节解释给她听：「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祂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林太太当时没有说什么，不过看上去若有所思。几个钟头之后，其他的朋友回来了，说他们看见李曼小姐上了等在那里接囚犯去集中营的那辆大卡车。这些朋友们还没有坐定，林太太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说：「朋友们，耶稣若能赐下这样大的力量，我愿意放弃佛教，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们很难断定她这个宣告是否是真正的悔改，所以就没有回答什么。

　　接下来整整一个月，我都没有听到她有什么消息，那时我搬到了另一个地方住，所以就请胡小姐去探望一下林太太，看她那天所做的宣告是否当真。林太太说：「整整一个月，我都在和上海这儿的方丈交涉，要把我的名字从佛教徒的登记册销掉，但他拒绝这样做。这段时间我们一直相执不下。待这件事情办妥之后，我就去基督教教会聚会。」

　　李曼小姐进集中营的五个月后，林太太受了洗，加入教会并定期去聚会。有一天，她摔倒后把腿给折了，但她一句怨言也没有，带着笑说：「也许主不希望我活动太多，要我在床上花时间读我的圣经。」

　　在林肯路上的集中营里，日本人将约二百五十名老弱病残关押了十四个月，非常残酷。当局曾经承诺，会有全套的医疗服务，但他们撒下了弥天大谎。当这些政治犯进了营地的大门后，里面什么也没有，只看见空荡荡的院子、空荡荡的房间还有那些残酷的士兵。有些政治犯是用担架抬进来的，有的腿瘸，有的长着恶疮，有的眼瞎，有的拄着拐杖踉踉跄跄地走进来，有些疼痛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他们待遇相同，全住进了同样的宿舍，瘸腿的人要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上了年纪的人要照看卧床不起的人，而他们每个人只得到一张床，其余的东西都是自己带来的。没有药，没有护士，也没有医生！在三天之内就有三个犯人死去，后来死去的人很多。事实上，若不是有五十位能干的年轻人从别的集中营调了过来，自愿承担起了照顾这些可怜的病号的繁重工作，他们全都会死掉。

　　集中营里不同国籍、不同宗教的人被赶到一处，既有硬心肠的罪人，也有赌鬼；既有信奉邪教的人，也有世故圆滑的人；既有宣教士，也有亵慢人；既有富人，也有穷人；既有老人，也有小孩。他们全都要面对这赤裸裸的残酷现实，所有的面具全都摘掉了。自私的人更加自私，而无私的人简直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服侍其他人，抱怨的人继续抱怨，信奉邪教的人开始诅咒，而赌徒则照赌不误。但他们全都要集中力量去完成所分配下来的任务，并且共用药物；他们当中本是医生和护士的人去照看那些病得特别重的人。他们吃的食物是从仓库地板上扫出来的一点剩下来的干鱼和米粒，所以很多人患上了痢疾，而蚊蝇四处肆虐，带来了疟疾。李曼小姐坐在床上削土豆或者去洗脏米粒的时候，她身边那些赌徒们却一直都在斗牌。她肯定把我寄去给她的一些食物拿去跟别人分享，并且尽其所能地去帮助别人。她后来患上了痢疾和疟疾，在十四个月中体重减轻了约十八公斤。她的脊椎骨弯曲得更加厉害了，因此变矮了十二厘米还多。

　　至于我，几乎一贫如洗，所有的佣人全都离开了。老颜去世了，小金自己唯一的儿子也奄奄一息，所以她回去照看他。小苑则去投奔自己的婆婆。我在王家沙花园一座老房子的阁楼上租了一间房。我把这间房也遮成一个暗室，因为无法忍受光的刺激。而且我无法行走，却又需要到房间各处去，于是就学会了在地板上爬行。隔壁有一个基督徒教员，每天中午给我送来一餐热饭，其余的时候，我吃的是硬饼干和咸菜。

　　我很多次对主说：「这路太窄，我走不下去了。」但祂总是回答：「藏在我里面，我会带你走过去。」一个朋友见我境况窘迫，就用一种特别的法子来帮我。有一些尼姑也很需要帮助，苗太太是其中一位女居士，她同意和我立一个佛教中的契约。我如果答应在来世帮助她，她就答应在今生帮助我。她按照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帮我煮饭，并且陪伴着我，我们成了好朋友。她和我一起坐在暗室里面，她数她的念珠，我则自己灵修。不过她愿意学唱赞美诗，也愿意和我一起祷告。到了年底的时候，她和她女儿都接受了基督，上帝接纳她们在永生中做自己的女儿。就这样，我也履行了契约中自己所做的承诺。

　　一些外国朋友原先答应每个月给李曼小姐寄一个包裹，但不久以后就过来说，自己没钱买东西寄去给她了。那个月我只有两个小水果罐头和一些煤炭可寄。有营养又不会变质的食物在上海几乎没法子弄到，而且所有的银行账户都冻结了。我只好把自己的东西拿去卖，然后借高利贷来给她买些麦饼、大枣、花生酱和其他的生活用品。而牛奶则要到黑市才能买得到，每次从店里只能买一小听，出店的时候还要小心翼翼地藏在衣服里。全靠胡小姐和其他朋友帮忙，是她们到处去给我搜购东西。

　　有消息传出来，说日本人打算把那些政治犯全都饿死，于是在一个早晨，我祈求上帝能有五磅装的奶粉可以给李曼小姐寄去。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的朋友春山带了个电话口信过来：「柳弟兄是一个富商，他存有三罐五磅的奶粉。在他主日去做礼拜的时候，讲道人说，任何不做十一奉献或不去帮上帝那些需要帮助的儿女的人，都是在盗用主的钱。于是柳弟兄就让我带其中一罐过来给你，托你寄给李曼小姐。」

　　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时我真是如释重负，信心也增强了！这奶粉是上帝赐的，因为我靠着自己，无论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这些包裹救了她的命，也救了其他人的命，但这开销与其他开销一道，让我负上了三千美元的债务。

　　胜利的日子终于来临了！中国朋友们带着食品和礼物，成群结队地来到集中营。有一个人藏了些咖啡和罐装牛奶，于是设了个摊位，让那些从集中营里出来的囚犯们免费畅饮咖啡。一个女人给犯人们带来了烤鸡和烘焙土豆。蒋介石夫妇给每个囚犯送了些钱，其他人也想方设法来帮助这些刚从集中营里出来的人。我因为不能独自出行，就请一位女医生和我一起搭着人力车去看李曼小姐。我看到她变得又瘦又矮，真是大吃一惊。她告诉我，根据美国当局的要求，她还要在集中营里再呆一个月，之后她得回美国去，因为医生来检查了一下她的脊椎，告诉她以后再也不能提东西，也不能受大的颠簸震动，免得脊椎骨折断。

　　我回到家之后，访客络绎不绝，我一直到凌晨两点才睡觉。第二天，更多的访客来探望。结果，我第三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浑身颤抖个不停。苗太太用手按住我，可我还是无法停止颤抖。最后，我昏倒在床上，一连四个月都人事不省。我病倒的消息传到了李曼小姐那里。幸而上帝给她开了路，让她能来看我。一位美国官员用自己的车送她去了美国领馆，她请求领事馆官员批准她离开营地，因为她在这附近就有一间自己的房，还有床睡，若要她再回营地，真是件难以忍受的事情。在她苦苦哀求之下，那天傍晚，医生批准她可以回来住三个星期，于是她一路缓缓地走到我住的地方，大约走了有三里路。她进来的时候我没有认出她来，把她叫成了「大哥」。就这样，她带着一根快断的脊椎骨回来，我昏迷在床，高烧不退。战争、通货膨胀还有集中营生活把人们的钱财消耗殆尽。她不名一文，我则背着三千美元的债务。但又有一个神迹发生了。有一个我只见了两面的朋友，过来问我现在近况如何。李曼小姐和他说了我的情况，他把一个小包放在李曼小姐的膝上，说：「这些钱我现在用不着。你先花着，以后方便的时候再还就行了。」

　　「请问你尊姓大名？」李曼小姐问，「你难道不要我们写一张收条吗？」

　　「蔡小姐认识我的，我也相信她。她是一个基督徒。」他说完就离开了。李曼小姐把那个小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三千一百美元。又可以有食物、医药和佣人了。债务也渐渐还清了。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