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属灵文章

　　中国玛丽和我只不过是从中国漏出来的两颗水滴，滴在宾州乐园洞里。然而跟她们合起来却成为奇怪的小水潭，不肯干涸，总要起点什么作用。我们的环境最不可能、但又最理想。这幢棕色的大房子，安全却又受限制。我们四个老弱「残兵」住在一起，有伴却是无用。

　　我们感到上帝要我们把流离在外的中国人，聚集在一起。从中国来的老朋友（像我们一样的流离者），路过此地，常停下来与我们叙旧。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相信上帝喜欢使每一位愿意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为上帝的儿女，在他里面，都是兄弟姐妹，不拘种族、语言或职业。

　　 对于中国的生活方式，好客厚礼的优良传统，我们都有共同的喜爱，这样也引起许多美丽的回忆——过去共享的好事物好时光，现在这些都隔得远远的，我们就觉得加倍的宝贵。我们共同欣赏、钟爱、效忠的中国，现在暂时失去了，留在中国的基督徒朋友，我们为他们的遭遇一起忧伤。中国还有亿万的同胞，我们深切地关心他们。这些事情打开了我们心中爱的源泉，我们永远挂念那些微笑友善的群众——我们亲爱的同胞，前途会如何呢？那古老不变的中国，现在可有些什么样的变动呢？

　　 中国，涌流在我们的血液里，镂刻在我们的骨节间，凝结在我们的思想中，回响在我们的嘴唇上。我们怎能忘记那细格子的窗，那朱红色的墙，那房顶飞翘的屋角，那翠玉似的稻田，那青山，蜿蜒的河道，河上那美丽精巧的拱桥，河中扬着帆篷的小船？我们怎能抹去记忆中那笑逐颜开的年轻小伙子，拉着人力车热切等客的影子；那满载货轮的苦力，弯腰弓背哼出歌声；那文雅潇洒的学者，挥动着毛笔练书法：那苗条而有光滑黑发的女人，带着几个结实的孩子，定睛看着我们的眼睛？还有记忆中的满布皱纹和微笑的乡民，善于经营的生意人，随处都在的群众，弄不清的各种土话，叫化子、阔佬，各式各样的人物，对于我们来说，他们都像今日的新朋友一样真实。

　　「我们的朋友在中国不知怎样了？」这个问题常常在我们焦急的心中跃出。可是，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不敢给任何亲友写信，怕对他们不利。从香港得到的一点点蛛丝马迹，我们都拿来热切讨论又转告亲友。然而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没说出口，却是我们清楚感觉到的，最后又激励我写书信的，就是：「差派宣教士到中国去，值得吗？花掉的经费，投下的人力，献上的祷告，流出的血汗，都是白费的吗？」我必得作见证！我们得确定宣告，鼓励呼喊道：「没有白费！赞美主！是值得的！」可是我不得不承认，当我们打开了行李在李曼老家安顿下来以后，隔离生活的真实感开始抓住了我。我要无限期地困在这间十二尺宽十五尺长的房子内了。我曾经答应主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必事奉祂，只要有机会，我都要传讲福音。现在我有一口气，却没有机会到什么地方去为他作见证。下面这首诗可以反映出我的心情：

　　我流露出热烈甘心的爱，
问：「父亲，我该去哪儿工作，今天？」
祂说：「替我去那儿牧养。」手指着一个微细的小点。
我急急回答：「啊！不行！
那地方没人看得见，工作做得最好也无用，
我不要那个小地点！」
祂温柔地回答，
并没有严厉的字眼：「小子呀！
察验你的内心，工作是为我呢，还是人前？
拿撒勒是个小地方，加利利也同样微贱。」

　　宾州的乐园镇更是如此！你在第30号公路上开车，无论往东往西，一下子就容易开过了头，找不到乐园镇在哪儿，我大半生都是在在中国的大城市里，现在好像住在乌有之乡。我怎么能去传福音呢？躺在床上走都不能走的病人！我把这个问题摆在主的面前，就安心了，因为现在成了祂的问题，不是我的了。

　　然后，上帝开始在我的朋友身上动工，他们知道我的事情，就一个个传开了。那时上帝的呼召很清楚地来到：「写一本书，向全世界见证我的作为。」主啊，我怎么能写？谁要看？我是个无名小卒，谁知道我的名字？很多年前在中国，有人知道。但现在过了这么多年，还有谁知道我蔡苏娟呢？上帝似乎很温柔地责备我说：「你要写书，不是写你的成就，而是写我的作为。我的名重要，不是你的。」

　　两年过去，我要作见证的事，毫无头绪。我什么也不能做，因为疟疾还常常发作。发作起来，我的头痛得像要炸开似的。有时又昏得天旋地转，好像晕船那样大呕大吐。既不能吃又不能睡，一点点小声音就会使我痛得醒过来。我常常想到我的老佣人，「要是苗妈在这里替我按摩就好了！」我这样叹息着，「她知道怎样帮助我，使我有勇气面对无休止的痛苦，使我躺在床上不觉厌烦。」有时身体好过些，我就唱圣诗，将心思意念安息在主里面，我知道上帝的手在训练我，在造就我。后来，在不太痛苦的瞬息中，我开始在笔记本上，一鳞半爪地记下我早期的生活和上帝这些年来在我身上所行的奇事。好几个月以后，我的笔记本居然写满了。在我们离开中国差不多两年以后的一天，董海伦小姐来到我们这里。她也是从中国撤退的宣教士，也是在我们那一带工作的。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在基督里有非常密切的交通。来美国以前的那两年，我们曾同住在上海的一座受过炮火摧残的房子里。那个时候，在中国那么拥挤的城市中，我们能够头上有屋顶，周围有四面墙已经是感恩不尽了。

　　董小姐也是第二代的宣教士，她父母来南京比李曼夫妇迟些。现在她也跟我们一样，受疾病的缠扰。于是我们中间加多了一个软弱的同伴，不过她还能在户外活动，我把要写自传的决定告诉她，她说愿意帮我的忙。她现在退休了，所以有时间，况且她跟我这么熟，我童年时代的环境，生活情形，她都了解。对我来说，困居在暗室中，似乎只有一个方法传福音，就是把我个人的见证写出来。我要述说上帝藉着宣教士，在我、我的家人，我的同胞身上所成就的大事。

　　既然我不能像二十年代那样，随心所欲地旅行美国各处，传讲上帝的恩典，我只能用笔来表达我的感恩。我的生活小史可以用书本的方式，传到各处，进入人的家中、心中。

　　也许这本书可以鼓励许多信徒，他们曾经忠心为中国的宣教事工，献上恳切的祷告、大量的金钱。现在正在怀疑所付出的一切劳苦是否值得，有否枉费？

　　我的小书，要以上帝的大能为主题，述说圣灵在中国的大地上所动的善工。我要见证，虽然我出生在贵族家庭中，又是在悠久历史文化中的中国名门家里，佛教并不能满足我心灵的需求 。少女时代，我心里就没有平安没有光明。我几乎要进灵隐寺当尼姑了，寺中的住持已经替我取了新佛名，削发入空门的日子也选好了。可是我当时未识的真神，却另有安排，他也替我取了一个新名。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引导我绕过异教的礁石，直达「万古磐石」之前。

　　自从认识基督以后，我最大的快乐就是领人归主。所以从我自己的大家庭开始，我着手做领人得救的工作，我知道美国也有许多人，虽然物质丰富，却没有平安，许多人失望痛苦，许多人觉得孤单无用。我知道他们可以从基督那儿得到平安，而我的真实故事可以帮助他们。因此，在董小姐的协助下，我们开始了这份见证的工作。

　　说出来真难叫人相信，在上帝的不断帮助及我们不停的写作之下，居然短短的两个月，就完成了初稿。我们第一步把活生生的事一件件串连起来，这些事情像投在水中的石子，引起了一圈比一圈更大的涟漪，甚至到今天还在向世界各地扩展中。当然，这份初稿还不足交到出版者的手中，我们还需要一行行地修改、润饰，这项工作花了我们四个病人一年的时间，每天早晨，用过早餐后，我们就聚在我房中祷告，求上帝在每一段，每一个思想，每一句话上引导我们。然后，我们很谨慎地在事件的正确和连贯上下功夫。我们要在记下的每项事件中，荣耀上帝不是荣耀人。堂妹玛丽常说：「这本书真出版了的话，该是一本祷告的书。」

　　我的眼睛看书不能看得太久，因此三位李曼小姐要耐着性子，轮流着念给我听，我还常常说：「请再念一遍！」

　　我终于把稿子修改完了，现在到了需要一位打字专家把稿子打完定稿的时候。有一位二十九岁的法官太太，是兰开斯脱人，她很壮健灵活，从事编写兰开斯脱历史故事的工作。有时她也来看看我，每次来都是她侄女开车送她来。这位年轻的女士是很讲究的职业女性，长得漂亮，穿得也很时髦。她坐在我床边的幼稚园小凳子上时，我就跟她谈到宣教事工。她很冷酷很鲁莽地说：「我不是基督徒，我对宣教事工不感兴趣。」

　　碰到这样的反应，我只能默祷：得人的渔夫啊！也许我这个钓铒，不适宜于这条鱼。我没有再向她说什么，她就起身到客厅跟别人谈话去了。过了一会儿，中国玛丽上气不接下气的跑进房来说：「那位年轻的女士答应免费替你打稿子。她说她每个礼拜六来，跟你一道校对。」以后的每个礼拜六，她都真的来了，每次都穿着不同的时装，十分漂亮。她很仔细很内行地校对稿子上的每个标点符号。过了不多久，她对我说：「你的故事很生动，我办公室的人都围到我桌前来，要我念给他们听。」这真使我惊喜不已。又一个礼拜六，董海伦小姐陪她走出我的房间时，听见她说：「任何不相信耶稣的人，看了这本书都不得不相信。」又过了些时间，她做了一个更惊人的宣告：「我已经报名受洗了。」她说，又赶快加上一句：「可是我不要做宣教士，我不要离开我的祖国。」「亲爱的女士，我们都是宣教士啦！」我说。

　　她睁大了双眼，惊奇地问：「我不做不行吗？」「对了！」我再问她，「你爱你丈夫吗？」「当然！」她困惑地回答。「你因为爱你的丈夫，所以在厨房里忙，对不对？现在你也可以从做厨房的宣教士开始，」我告诉她，「像我不能出外旅行，但我还是床上的宣教士呢！」

　　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把稿子完成了，不过还没有决定交哪一家出版。我自从多年前在中国参加慕迪函授学校以来，就一直向往慕迪圣经学院。因此我的第一选择，就是把稿子送到慕迪出版社去。一位在一间著名书局任职过七年的牧师，警告我说：「出版事业好像赌博一样。像你这样的书，寿命很短一一六个月至一年罢了。慕迪出版社只出版名人的著作，谁认识你？」

　　「人也许不认识我，」我回答说，「但是我的上帝认识我。听说英女王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公主小的时候，有一次迷了路，走到一个乡下人的家里。『你们是谁？』一个老头儿问她们。『我们是无名小卒。』她们回答，『可是我们的父亲是英王！』」

　　中国玛丽和我再一同为这件事祷告，然后我们把稿子寄去慕迪出版社。两个月后，他们来信说接受了。1953年8月《暗室之后》正式出版。七个月之后，就重印了三次。到如今竟然重印了三十七次。

　　中国玛丽和我，现在住在美国这么愉悦的环境中了，有许多物质上的便利，可是我们却像离了水的鱼那样不自在，因为我们过惯了中国的生活。美国这里没有帮助我们做家务的人。我们两人都不大懂得做饭，也没有力气做粗重的家务。宣教士在中国，通常都没有什么时间料理家务。他们是蒙上帝呼召到那儿去的，应该首先注重在人群中做传福音的工作。既然佣人这么容易雇，薪酬又低，又听话，如果他们每天还花大量时间做家务，把精力与时间用在这方面，实在不能算是上帝的好管家。

　　中国玛丽虽然是美国人，但待人接物非常中国化。她热爱中国人民，像圣经中伯大尼的马利亚，她极其属灵，完全将她的生命倾注于祷告、个人谈道、文字工作上。我们在中国一向吃中国饭，是我吩咐佣人预备的。中国玛丽向来不在意吃什么东西，而且，如果有重要的事等着办的话，还常常忘记吃呢！她一点也不在乎东西好吃不好吃，只要有营养就够了。但如今，她是我们四人中，最年长、最少病痛的一位，自然成为一家之长，还得挑起圣经中马大的担子来。她必须「为许多的事」（圣经《路加福音》十41）忙碌，可是，她的脑子一时还转不过来。最难学的功课，是要记住炉子上在煮的东西，那时真不知烧焦了多少次！她还要自己学做饭。从她做的几道拿手好菜中，你就知道她还是爱好中国的一切食物。许多配料还特地到纽约的中国城，甚至香港去订购呢！

　　中国玛丽常常用创世记四十五章二十四节提醒我们三人。那是约瑟的弟兄们到埃及去买粮食的时候，约瑟打发他们回去接父亲，警告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我们也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四个人，在这段人生路途上，不要相争，要彼此谅解。所以我们的共同语言非常简单：决不互相批评，决不探询动机，也决不放弃为上帝做见证的机会。因此上帝也做祂那方面的工作，从来没有不在我们的工作上祝福我们。

　　我们开始学习怎样简单化自己的生活，我房间里只摆着必要的用具：床、小茶几、床头桌，给客人坐的沙发、椅子，书架，还有黑布罩着的灯。房间有一个窗户，也用深色的窗帘盖着，这间暗室是我的办公室、餐厅，也是祷告台，许多肢体来看我的时候，我就在床上对他们证道。每天我要布置两个场景：早上布置成公共场所，把晚上用的东西都拿走，自己也换衣梳头妥当，常常有些不速之客很早就到的。晚上，我又把暗室改成医院里的病房，把一切需要的东西都放在身边拿得到的地方，免得惊动别人。时常经过疼痛失眠的一夜，我早上觉得好虚弱，真是流着眼泪，来做白天的布景，可是我不敢让中国玛丽知道，怕她替我担心。时常我听见微小的声音似乎在我耳边说：「只要数算你主的恩典！」

　　每逢客人来了，我们就请他们坐在床边的小木椅上，这些小椅子还是我们从中国带回来的，露西教幼稚园用的。每一件东西都放在原定的地方。我通常都知道在哪儿找，甚至人家还来跟我借东西呢！看见我居然拿得出来，不胜惊奇。我还是每天早上起来坐在床上，像小时候那样「等饼干吃」。中国玛丽总是把邮件连饼干一齐都拿进来，我们在拆信以前，先向天父祷告，求祂祝福每一位寄信的人，也求祂使我们接触他们的时候，成为他们的祝福。

　　信件与访客成为我们生活中的要务。人声，走动声，对于我们单调死板的困居生活，是多么受欢迎的插曲！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难以应付的客人，可是大体说来，都是使我们快乐的音调。我们衷心欢迎每一位客人。每天早晨，中国玛丽和我都这样祷告：「主啊！ 求祢引导那些祢要他们来的人，阻挡那些只来消耗我们的精力和时间的人，免得祢的圣工受到亏损，使需要祢的人得不到帮助。」

　　当客人来到的时候，我们很热情地欢迎接待他们。坚立在上帝的应许上，相信这些人就是祂打发来的。受打扰是我们生活中的常事，吃饭的时候，邻居们顺便进来看看，陌生人开车路过，也要进来见见我们，可能碰在一起，同时将车停在树下，同时来按门铃。成百上千的客人，为我们开了门户，通往更广大的天地。像我们这样周身病痛的人，要不是集中精力帮助他人的话，很容易落到自怜的地步。我们不久就明白，前面有两条路，一条是屈服在病痛之下，将自己抛弃在世界之外，一条是凌驾于病痛之上，欢迎受打扰，甚至利用这些「打扰」益己益人。

　　虽然我们开始向后面这条路迈进了，很多时候我还会自问，我怎么能在这间孤立的房间里事奉主呢？离开人群那么远，我是藏匿在一个无人知晓的黑暗里呀！那时，主鼓励我，使我想起早年的一个经验，发生在我悔改不久的时候。那时我们在中国九江的牯岭避暑。牯岭是中国的避暑胜地，风景优美。医生嘱咐我每天要出去散步，所以，每天清早，我向属灵的母亲——中国玛丽说再见以后，就在女佣的陪同下，出外散步。我穿着草鞋，手拄拐杖，女佣带了一小包食物，一个小茶壶，一盒火柴，我们每次都走到一条小溪边，看着清澈的泉水从山头潺潺流下。我们在溪边用石头搭个小灶，捡些细树枝，生火，烧早饭。

　　晨星在天上闪闪发光，松枝在微风中摇摆，多美丽！水花四溅的溪涧两旁，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高树挺立，都在欢迎那即将升起的光芒万丈的朝日。「啊！我的创造者，天地的主宰，我敬爱祢，我崇拜祢。」刚被基督的爱唤醒的我，不由自主地从心中发出这样的祷告。

　　一天早晨，女佣人留在溪边找新奇古怪的小石头玩，我一个人涉过清凉的小溪，爬上岩石，走入一条小径。附近的瀑布声告诉我，我并非独自一人，是的，我一直感觉到主与我同在。祂真是全然可爱！我一路走，一路仰起脸来向着蓝天唱那首《耶稣领我》。忽然，一股芬芳的清香扑鼻而来，使我四处寻找香气的来源。找来我去，终于让我找到了，原来香气来自一堆丑陋不堪的垃圾。还有些碎石片混在一起，想必是凿石的工人顺手抛在那儿的。那根本是无人注意、无人理会，人迹罕至的地方。但使我惊奇不已的是，就在那堆污垢、孤立的垃圾堆中，长了一朵清秀的百合花，亭亭玉立，美丽非凡。这朵百合花自由自在地散放着她的香气。「感谢上帝，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圣经《哥林多后书》二14）但愿我主耶稣自己的香气，藉着我沉重的担子、长期的病痛、人们的误会、日见衰弱的身体、经济的困顿，对未来的茫然，在这个黑暗的小角落里，自由放送。

　　几个礼拜以后，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抵达旧金山，中途只在夏威夷停留了一下，李曼小姐和我两人，拖着又累又病的身躯，坐上了横跨美国的火车。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们在黎明的微光中到达宾州。车上的工人把我们和行李一股脑儿地送出了车箱，留放在又冷又长的月台上。火车立刻开走，我们站在雪花飞舞的站台上发抖。有一列长得不可思议的石阶，通往上面的车站，我俩都不敢想象自己爬得上去。没办法，只好坐在两只小箱上等候、祷告，求上帝拯救。

　　我回想到 1920 年，我陪李曼小姐回国度假的情形，与今日真是天壤之别。李曼小姐难得有一次假期，我又从来没到过美国，所以她请我陪她一道回国。那时，长老会差会总部趁机请我到美国各地去证道。我的行程，包括许多著名的礼拜堂、圣经学院、长老会的年会、慕迪圣经学校、新心监狱，也会见过哈定总统，他还招待我们俩参观白宫呢！三年之久，我饱尝了热烈的欢迎，也亲眼看到美国各地的基督教工作范围之广，对他们非常佩服。我们住过富人之广厦，也住过普通人的平屋。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有人来欢迎，都有主内兄弟姐妹照顾。当时，我们也在乐园镇的李曼家，享受了许多宝贵的时光。那个假期中，我们在李曼的老家，发现有两个「玛丽」，另外一个是一位堂妹，于是，在中国生长的这位宣教士，就冠以「中国玛丽」的名称，以资识别。这个名字，适合极了，因为李曼小姐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

　　现在，二十多年以后，我俩却像一堆被抛弃的货物似的，积留在铁轨旁，过了许久，才有两个人推着两张轮椅出现了。我们以为一定是给我们两人一人一张的，所以很高兴地向着他们蹒跚地走去，谁知他们把我放在一张轮椅上，另外一张却堆上行李，大概他们看看情形不对，不能又推轮椅又提行李，又以为这位美国女士至少看起来还走得动。可怜的中国玛丽，衰弱地跟在我身边，跌跌撞撞地又要扶住我、又要保持她自己的平衡。我照常昏眩得要命，一不小心就可能滚出椅外。那两个人把我们和携带的行李，推进推出地坐了两次电梯，才终于到达行李室。随即他们又消失了，我简直要昏倒过去。一位好朋友曾经约好七点钟来接我们的，我微弱地说：「等到那个时候，我们两人都会死掉，要不要叫计程车呢？」坐了十英里的车子，我们来到宾州乐园镇的李曼村。我们看见这座古老的大屋，灯火通明，欢迎我们。通往房子的车路，堆满了雪，中国玛丽的妹妹露西和堂妹玛丽站在门口等我们。露西亲热地吻我们，堂妹玛丽兴奋得大哭：「欢迎你们到乐园镇来！」

　　我们看见屋子里，摆满了李曼家多年收集的古董家俱，后面的老式大厨房，仍然保存着烧菜的大炉子。可是我太累了，不能再多看，她们把我放在一张高背的古老床上。我请她们把窗帘放下，躺在那儿真舒服！「乐园」对于我是象征式的，却又是名符其实的地方！我们逃难的日子过去了，艰苦停止了，我们终于可以安息了。忽然有一丝丝不安闪过脑际：也许我们事奉主的生活真的就此完毕了，在这个遥远的角落，我们还能为主做什么呢？

　　这幢棕色的大房子座落在乐园镇上已经二百年了，虽受风雨剥损，却仍很牢固。这里属于宾州的兰卡斯脱郡，素有美国的「花园地」之称，土壤肥沃，山峦起伏。这幢房子和四周相连的田地，是李曼的祖父买下的，原来的业主就是在独立战争享誉的瑞诺威廉将军。李曼的曾祖父也鼓励他的亲戚朋友，在这里造房子，开发，政府大为称许，因此称之为李曼村。

　　现在林肯公路（又名30号公路）通过我们门前。在扩建这条公路的时候，把我们的园地削掉了一大块，前面的院子没有了，刚刚剩下屋前的走廊。啊！我多么怀念屋前那些美丽的苹果树！当我们第一次回美国旅行时，每次我们回家，远远的就看见摇摆的树枝和红色的苹果，好像在向我们招手欢迎。现在我们的房子，日夜暴露在轰隆声中。那些巨型的大卡车、拖车、疾速飞驰的汽车、摩托车，从一个山头驶到另一个山头，永不停止，永无宁静。

　　我们隔壁是村中的商店，房子是红砖造的，我们后面有一个木料厂。离开我们屋后一百码的地方，是宾州铁路的一个货车站。一长列一长列的货运车，常常咣哨咣哨地滚过，现在，高速的客运车飞驰过宾州主线的闪亮轨道上，再也不像上一代那样，停歇在李曼村的小站上了。我们周围全是茂盛起伏的田园，点缀着一小组一小组的农舍：住房、马店、谷仓，全白得发亮。绿得像翠玉的田间有波浪式的玉蜀黍，涟漪式的麦穗和宽叶的烟草。天边是一道长满丛林的山脊，围绕着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

　　 这儿是门诺会（Mennonite）的地区，他们的妇女都穿着一样的服装。有玫瑰色的双颊，带着白色的小帽。这儿也住着阿米什（Amish）的人，男的都穿黑色的衣服，蓄着胡子、沉着脸。女的都戴着帽子、穿长裙子，孩子也都打扮得像小大人一样，各色齐全、连帽子也不缺少。到今天，你还可以常常看到他们经过我们门口，还可以听到他们马车的「得得」声，甚至在那车辆拥挤的第30号公路上，他们的马车照样怡然自得地行驶着。这两个宗派的人都安静、祥和、保守。他们的农庄就是他们的橱窗。他们仍然谨守着先祖的传统，过简单的生活，勤劳地工作。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果园中买到许多新鲜的水果，从菜园里买到各种菜蔬，从他们特种的牛群中买到浓美的牛奶。烘好的糕饼送上门来，还有许多家园的产品堆积在小店里。我们真像住在伊甸园中，中国的战争和痛苦都远隔在天边外。可是我们的心还留在中国，跟那些与我们同在主里相爱的人在一起。我常常想念那些留在国内的亲戚朋友们，好像铁屑片紧跟着磁铁一样。

　　我们到后不久，中国的伍医生来了一封航空信，我急急地打开了，里面有一张图画，画着一个插了蜡烛的生日蛋糕，旁边有一个人跪着读圣经，这是什么意思？还好，里面还有一封信，说：

「亲爱的蔡小姐：

　　与你道别以后，我回到家里，立刻打开圣经。照你所说的，我求圣灵亲自做我的老师，于是我开始读。我一直读下去，读下去，真是读得废寝忘食。现在我每天都读，一天没有间断过，上帝真是听了你和李曼小姐的祷告，我要谢谢你们的耐心。现在我读了圣经，知道我是个罪人，唯一到天堂去的路就是相信主耶稣。我要告诉你，我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图画中的那个人就是我，跪在那儿读圣经，这也就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我知道，也许我永远没有去美国看你的机会，你也不可能回中国来。但是正如你在我们分别时所说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相见！」

　　啊！但愿上帝继续帮助我，无论得时不得时，得便不得便，高兴不高兴，都向人传讲耶稣。我总要撒种，让上帝自己按祂的时候，照祂的旨意收成。

　　一年以后，我又收到一封哥哥的信，是他托人转来的，他就是从前反对我最厉害的那个哥哥。他曾撕破我的圣经和赞美诗，骂我叛教——叛离佛教。他反对基督最久，很少有比他更硬的人。可是，当他看见在1947年，上帝怎样奇妙地引领我经过长期疾病的折磨，又看见我毫无怨言地面对一切，圣灵就开始在他心中动工。这封信重述他怎样召集我们全家人，向他们宣布：「从七妹的久病和她无比的勇气能忍受着这长期的折磨，我知道宇宙中一定有一位真神。所以，我求祂赦免我的罪，我决定跟从祂，接受祂做我的永远的救主。」

　　战争又蔓延到上海来了，而且这次情形更糟。上次日本人的侵略虽然可怕，那还是外来威胁，可是这次是内战，其危险性或许就更大。中国人都心内惶惶，我们也考虑别离中国去美国。朋友们有办法的，大多数都逃掉了，李曼小姐也订了好几次去美国的船票，但每次都因我的健康情形太差而取消。我久病衰弱，旅行根本就是件不可能的事。「干妈，你走吧！」我对她说，「记得日本人把你送进集中营的事吗？现在政局改变，可能又会发生同样的情形，还可能更厉害呢！我是中国人，无论如何总会有办法。」「不行！」她非常坚决地说，「我死也要跟你在一起！」

　　一天，有人来敲门。一位英俊勇敢的青年说要见我。他随即冲了进来说：「我是负有特别使命来的，我们要你加入我们这一行。」「你没有看见我又老又瘦又病吗？」我回答，「加入什么一行也无用呀！」他抽出一大叠的书报杂志来：「这不是你的名字？」推到我面前来指给我看。那些文章，都是我以前写的。「我们要你留在这里，替我们一行写作。我会再来看你。」

　　他走了，可是第二天，另外一个人来了，提出同样的要求。第三天又换了一个。我把这件事通知亲友们，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赶快走吧，到李曼家。我们宁愿看你掉在海里，也不愿你落在人手中。」

　　我迫切地祷告，求上帝给我智慧，我想，我一个人不要紧，但我不愿留在这儿危害我的亲友们。于是我跟李曼小姐商量，可不可以先去美国领事馆申请护照，然后才去订船票。一个朋友有一架豪华轿车，愿意送我们去领事馆，我们要去问问看可不可以带个佣人去，不然的话，我怎能在美国生活呢？

　　六十多岁的李曼小姐，倒比平时更有精神地走上领事馆的石阶。我心里想:她比我强壮，她会比我更有多的岁月服事主，所以如果我陪她去就是不能做什么也没有关系，她可以在美国继续事奉主。李曼小姐出来的时候，对我说，领事馆绝对不答应她带佣人去，我们只好回去了。她又加上一句:「你总是说没有佣人根本别谈到美国的事，所以我们不能去了。」

　　「等一下，」我说，「既然我们到了这里，我跟你一道去见领事，总有好无坏吧！」于是李曼小姐、佣人、朋友把我扶出汽车，又扶进了电梯。办公室的小姐说：「你真聪明，趁能走的时候快走。可是你得先去见医生，他才是决定你能不能走的人。」

　　我遇见过许许多多的医生，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美国医生，拉着长脸，不停地嚼口香糖。候诊室里大约有三十个人。每个人都大声跟他吵，质问他为什么不许他们去美国，他毫不在乎，还是猛吃口香糖。轮到我了，他要我躺在一张又高又硬的桌子上，头上一盏强烈的灯光照下来，简直使我受不了。

　　「你的头发怎么搞成这样？」他大声咆哮，我不能撒谎，老老实实告诉他，是为患疟疾发高烧，烧掉了头发，「为什么你的皮肤这么黄？」我告诉他，这是长期吃抗疟疾药的缘故。他再仔细检查我。「你左手的食指和右手的大姆指的指甲里，都有霉菌。你先去找外科医生，把指甲连根拔出来，再来看我。」

　　李曼小姐吓了一跳，想跟他辩驳，我摇摇手，用中国话对她说，这种时候最好别作声。我们立即去见伍医生，就是那位仍未信主的外科医生，我们的好朋友。他很客气地告诉我，照着规矩是应该到医院里去施行这种手术的，不过为了我，他愿意在我房间里替我动手术。那时刚好有三个信主的朋友来看我，在我接受手术的时间，他们跟李曼小姐到她房里去同心为我流泪祷告。把指甲拔出来那种惨痛，我无法形容，简直是受刑！

　　第二天，我们又回到领事馆，通过了体格检验，领事便批准了我的入境证。天哪！没想到有那么多张文件要签！回到家来，天都黑了，我们也累死了，到睡觉的时候，我双手开始剧痛起来，显然是签字签得手指的绷带松掉了，墨水渗进了伤口里。佣人小汪，整夜陪着我，可是我痛得一分钟也不能睡。李曼小姐的房里有电话，直通我的房间，但我不愿吵醒她。天快亮的时候，她进来看我，我告诉她整夜都没睡。她看了我的手，脸色变得灰白。「赶快去请医生！」她说。

　　我的双手肿得又白又胖又满了脓，已经肿到手臂上差不多五寸那么高的地方了，医生来看到这种情形，脸色白得像纸，话都说不出声来：「蔡小姐，真对不起。」最后他说：「你马上得去医院，把手臂锯掉。」李曼小姐和我都呆了，说不出话来也哭不出声来。友人都骂医生这么大胆，以为他能在医院外做拔指甲这样的细巧而危险的手术，其实全是墨水渗入的缘故。

　　「蔡小姐，还有一个最后的办法。」伍医生说，「如果你愿意合作的话，我可以再开一次刀。如果毒素可以向下放出来，不再上升的话，就有救了。」我只好无力地同意了。毒素已经使我作呕、头晕、发热了，还有什么好说？第二次的开刀比第一次更可怕。李曼小姐只好再回房中去流泪，哀求主施恩帮助。医生再行手术，又把我的手指浸在浓浓的药液中。那种疼痛真无法忍受！「如果毒素不出来，我们就要急送到医院去！」他这样警告我。

　　我忠心的佣人苗妈，待我真像亲姐妹，她三日三夜扶住我的手，浸在脸盆里。在那三日三夜中，医生每日三个小时给我打一针盘尼西林。主再一次显出祂的神迹。最后我们看见肿毒渐渐退下去了。亲爱的苗妈，一句也没抱怨，一点也没有想到她自己的劳累，只顾扶住我的手，保持浸在药液中。过了几星期，我的手还未完全复原。那时，战争的消息越来越近了。

　　终于我们的护照弄好了，拖到这个时候，航行的美国轮船只剩下一艘。李曼小姐打电话给轮船公司的经理，他说：「李曼小姐，根本没机会！有三百个名字在候客单上呢！」她请他尽量想办法，而她自己呢——为这件事恳切祷告。

　　过不多久，电话响了。「李曼小姐，有两位乘客因病不能动身。」那经理报告，「我觉得应该给你们两位病人优先权，所以让你们跳过候客单那一道手续。不过我只能给你们六人一舱的船位。」「我会再祷告，请你尽量再想办法。」李曼小姐再请求说，「因为我们有病，不愿吵扰他人。如果你能给我们双人舱位，真感激不尽。」不可能，不可能！」经理喃喃地说。

　　上帝再次行了神迹——我们得到了一个双人舱位！

　　我们有许多信主的朋友不能离开，他们坚立在主的真道上，勇敢地忍受了，然后一个个被主接去！这些朋友当时都前来送我们上船。

　　那次的离别真不好受，因为我们知道，在地上再也不能跟他们见面了。苗妈十九岁就来我家，服事了我十八年，在我记忆中，她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们要分别的时候，她说:「蔡小姐，我把你的枕头弄得舒服点，好吗？」她的声音都哽咽了。我也泪眼模糊地看着她，轻声说:「苗妈，从今以后又有谁来跟我把枕头弄得舒服点呢。」她的泪珠像豆粒一样大，滴在我手上。这个像亲生姐妹的女仆，也许今天还活着。我常常想念她，不知她是否逃脱了战祸，适应了变局？也不知她现在生活在何方？

　　三位医生护送我上船，伍医生是其中之一。他与我握手告别，眼眶也红了。「真舍不得你走。」他低声说。在这样亲友围集的场面中，我还有最后的机会跟他谈救恩吗？我决定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不惜任何代价。

　　「这是我送给你的圣经，」我说，「希望你读的时候，上帝会亲自对你说话。你只要相信了主耶稣，我们总有一天会在天堂见面的。」这种话我不知跟他说过多少遍。他都不肯听，这最后一次的重复会有用吗？我只有再替他献上一次虔诚的祷告，然后跟他说再见。

　　船开了，李曼小姐和我勉强再随众人来到甲板上，向我们所爱的中国，作最后一次的道别，在眼泪中作最后一次的凝视！那天是1949年1月19 日，大多数人都以为我们就会这样静悄悄地消失，我们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希望。李曼小姐六十九岁了，我也已经五十九岁，两个又有病、又衰弱的人，还有什么前途呢？

　　李曼女士叫人去把我们原先的佣人小金和小苑找回来，并且尽其所能到处求医问药。但一年半过去了，我还是奄奄一息，大部分时间都昏迷不醒，因为在我骨头里的高烧没能止住。现在，医生们诊断，我的昏迷是因为烟酸缺乏症、痢疾和恶性疟疾综合发作而致。之所以在早先没有发现恶性疟疾，是因为这些病菌寄生在骨头和脑细胞里，并没有进入血液。痢疾和恶性疟疾有很多种，我所染的有好几种。在很多新的特效药中，只有一种能够让我退烧，那就是爱尔灵（Aralen）。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这种药呢？这又是一个神迹。

　　一天，曼特医生（Dr.Mandel）过来给我做检查。他告诉李曼小姐：「换了别人，我会说三天之内她必定死，蔡小姐又另当别论。但我还不确定，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想法子把烧给退下来。」李曼小姐告诉他，黄先生是我一位中国朋友，对我的病情很关心。他看到了一瓶治疟疾的新药，是刚从美国带来的，于是就嘱咐那人先不要卖出去，可以等等，看我们是否需要。但李曼小姐不知道黄先生的地址，也没法子找到他。

　　在医生离开之后，李曼小姐忽然想起来，在她进集中营之前，为了避免她被遣送回国后失去联系，黄先生给她留过他的地址，并让她随身带着；而她为了安全，怕被日本人发现，就把地址分开写在圣经各页中。她找到地址之后，就上门去找黄先生，请他马上去把那瓶药拿去给曼特医生看。然后她给曼特医生打电话，请他不要出去，在家里等黄先生过来。在曼特医生等黄先生来那会儿，他妻子给他看一本杂志，上面有篇文章介绍一种治疟疾的新药。他正在读文章的时候，黄先生到了，手里拿的正是文章里介绍的特效药爱尔灵。据我们所知，这是上海唯一一瓶爱尔灵。服药之后，我的烧很快退了，危险度过，我又恢复了知觉，再次走出了死荫幽谷。尽管我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却仍不能独立行走，也还怕见光。除非神又行一个神迹，否则这些慢性病只能将其症状稍微缓解，靠人力却不能完全治好了。

　　这段时间，李曼小姐又是如何度过的呢？这再次显明了她坚定的信心和意志力，因为大部分时间里她都要躺在床上。她住在我的隔壁，这个阁楼上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个直凳子，修补好的行李箱沿着墙摆放，墙上还有几个临时钉上去的搁板，一个帘子把房间分成两个部分，一半用来给佣人住并储存食物，我们所养的第二只白波斯猫照老样子睡在她身边。在床的另一头，是用行李箱搭起来的桌子，上面摆着电话、药瓶和一个小电炉。把自己、注音符号版圣经、电话地址簿还有其他东西都摆在床上，或者塞在床下，这样，她不用起身就可以拿得到。

　　她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我们房里的电器老出毛病，她每天都要费尽口舌来让电工师傅派自己的学徒过来修修补补。男佣从菜场买菜回来，她得要与他对账，并计划好后面几天的饭菜，把米和油发给他。季先生是一位难民牧师，业余兼做木匠，常常在那里敲打新搁板，把行李箱改成家具。楼下的住户和隔壁邻居每天都向她抱怨很长时间。注射器要消毒，医生需要帮手，药物需要管理，而每个人吃饭的时间也不一样。她要一个一个地把那些忙得团团转的佣人们抓过来，鼓励他们读经祷告。学习注音符号的学生们常常就在那个房间里面和她一起工作。与此同时，她还要接电话，整栋房子就这一部电话，她要叫人去把那个听电话的人找来。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还有其他事情要办。访客来来去去，一直没有断过。他们在旁边坐着静等，有时来的是一个人，有时来的是一群人。每批访客李曼小姐都要招待，招待时间几分钟或几个小时不等，时间长短要视访客需要而定。在客人走之前，李曼小姐总是和他们一起祷告。在来拜访她的人当中，有商人、难民、内地来的宣教士、中国老朋友、遇到麻烦事的邻居、刚到上海不久的人，来自中国各地的老师和学生。所有人她都欢迎，并且抓住一切机会来给人们解释注音符号的重要性。她会在深夜写些东西，但电话常常在这时候响起。有个孤独的外国人到了上海，想要找朋友聊天，却拨错了电话簿里的号码，打到她这里来了。她诚恳地在电话中把上帝安抚寂寞心灵的方式告诉了他们，在她的影响下，有好几个人去了教会做礼拜。

　　在我病重的时候，六哥常常来看望我。这些年来，他和他的家人都一直拒绝接受主，但现在他被我所遭受的痛苦打动了。一天，他没告诉我，自己就把家里所有的人都叫了过来。家人们聚在一起，不知道他要跟他们说什么。但很快他就说了出来。「我有件事要向大家宣布，」他说，「我去看了七妹很多次，想知道她如何能忍受得下所有这些痛苦。现在我知道了，她得到了使她能坚持下去的力量，而这力量的源泉只能来自于上帝。所以，我确定，无论如何，一定有上帝存在。我读了圣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现在，就在这里，我想告诉你们，我已经接受了基督做我的救主，请祂饶恕我的过犯，并发誓要跟随祂。」

　　就这样，那个撕碎我的圣经、在早年逼迫我的哥哥，终于悔改信主了。我全家老小总共有五十五人成了上帝的儿女，并公开表示信靠耶稣。我从没上过大学，也没去过神学院念神学，更不是教圣经的老师，我不过是上帝区区一只「猎犬」而已。我只是单单跟着主人的脚步，把祂的猎获物叼到祂脚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