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尚节博士虽然是一代属灵巨人，对中国国内外教会的影响虽然至多至大，然而也有人的缺点。同时，别人对于他，也不免有吹毛求疵的苛评。现在先把这一类的苛评讨论一下，然后尽道他真正的缺点。
尚节讲道时只饮鸡汤，不饮开水。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常先关照这一点。因此就有人说他奢侈。以鸡汤代水当然比较破费，但一两杯鸡汤，所值究竟有限。可是他每天讲道三次、有时四次！每次二三小时，而且每讲必大声疾呼，像要把生命倾出，体力的消耗必然甚大，又无暇补充，所以喝鸡汤无疑是必要之举。以尚节的智力，如果从事俗务，则食必珍馐、饮必琼浆，当绰绰然有余裕，何况区区的鸡汤？杜祥辉牧师少年时在新加坡听了尚节几百个小时讲道，他见证说：「虽然宋博士日夜操劳，一点也不松懈，但他从来没有倦容。他得力的秘诀在哪里呢？不错，每天一煲鸡汤的确对他有帮助。他不像一般中国人爱吃猪肉，因他轻视这种不洁净的动物。在激烈的讲道过程中，他总是大汗淋漓；因此，有人为他在讲台上预备了一杯冲淡的鸡汤，给他加添力量。」
尚节脾气不好，喜欢骂人，这是事实。原因之一，可能是工作忙，休息不够，时间少，容易变得不耐烦。他发过脾气，知道不是好事，常常流泪自责，说是「老旧人」作怪。他发作起来时，谁都要怕他几分。尽管你是要人、大人、名人、年高德功的人、誉高望重的人，他都是要训就训、要骂就骂，有时骂得痛快淋漓。许多人就以此责他怪他，说他不留余地、不顾情面。说这话的人根本就没有问问，被骂者是否有可骂之处？若当骂而不骂，则尚节倒失了诤友之责，和世人之顾面子，不坦白、爱敷衍、与罪恶之流沆瀣一气了。何况尚节之骂，都出于爱心，很多人经他一骂而骂好了的。至于一些面谀之辈，更非骂不可，因为骂了之后，他以后便不敢再滥送高帽，尚节就可自保谦卑，不致被捧上云端而有飘飘然之感。由此可见，骂人不当是尚节的缺点，有时反而是他的优点，是出于爱心的责备，不过世人习于流俗，不能察觉而已。因此，必须透过爱的观点来看。但若没有他的爱，只是自我心中作祟，则是另当别论了。
苛评者说尚节喜欢女人。这当然不是说他有什么苟且暧昧之行，在这一点上，他是清白无懈可击的，而是说他喜欢女人替他翻译。这是一个事实，但可能是他觉得：一，女人的注意力较集中而持久，所以翻译忠实，能照字句直译、不曲解曲译；二，女人发音清晰圆润，声浪比较能传远，那时扩音器的应用还未普遍，在人多的时候，女人翻译比较适合。这当然不是人人如此，但可能是他从经验得来的结论。无论如何，这不能算是他的缺点。事实上，尚节言笑不苟，若非工作必要，对女性总是力避太过接近，以避悠悠之口。举例说：某晨，郑遂蓝姊妹到尚节家里继续记录他的口述。他欣然对郑说：「昨晚我在《以西结书》里得到一篇新讲章，现在先讲给你听，请你替我整理一下。」跟着他叫：「妈妈，天真，一同上楼来听我讲道。」于是宋师母和才六七岁的次女天真上了楼，宋师母需要整理床铺，打扫房间，就下楼去了；尚节却不许天真下楼，一定要她沿桌坐下静听，不得离开一步。可怜小小的天真给软禁了一小时，要哭又不敢哭，脸上看来一点也不天真！郑姊妹很替她不平，但慑于他的威严，不敢代她求情。后来郑才明白，他之扣留天真，并非专制，也不是要她听那么深奥的解经，而是因为往日会谈都在楼下，今日迁到楼上，目的在求安静，为避瓜李之嫌，所以勒令天真在那里作陪。此事可看出，尚节不但律己严谨，而且顾虑周到，并不是一位不懂世故人情的书呆子啊。
尚节不但律己严谨，同时也律人严谨。兹举三事为例。
一， 一九三八年春，郑遂蓝姊妹急欲由沪返闽，而苦于无伴，适有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年布道家，与郑为同乡，打算从陆路南下往闽北一带工作，她就想跟他同回福州。可是尚节大不为然，认为战乱期间，交通阻滞，男女同行，必有许多不便。但郑归心似箭，且以为与敬畏主之传道人同行，最为稳当。尚节仍然极力反对，再三为她祷告，终未成行。多年后，郑回忆此事，心里还窃自庆幸，因为她那时涉世未深，若同行了，可能铸下大错。
二， 随后他打算设一「国内外布道团总通信处」于上海，请郑遂蓝帮忙，但又怕她年纪轻，经验少，魄力不够精细，不耐烦兼顾琐事。所以一男一女，是最理想的办法。但他又那么拘迂，定要两人先订婚、然后通力合作，且自荐为介绍人、主婚人、证婚人、以至生活负责人。郑答以「抱独身主义，不愿出嫁。」他无可奈何，计划遂告搁浅。
三， 一九三二年七月，伯特利某同工与王姊妹原定于夏令会中的一个星期四下午，举行订婚典礼。不料这时福州刘女士赶到，名为参加夏令会，其实是向某追求。原来某生来仪表萧洒，曾在福州主领唱诗，刘女士早已对他钟情，此时与其母同来，母女两人时邀某出游及购物，其另有醉翁之意、显而可见。某同工竟心猿意马，不打算与王订婚了。这事给尚节听见了，就老实不客气，当众训斥一番。某起立认罪，使王感尴尬，刘感狼狈，结果谁都订婚不成。
尚节曾说过：「我不夸口，我每日看见神……因我心中清洁。」如果他在男女关系有不洁之念，他怎能看见神而从祂那里取得力量？
说过了「色」，就要说「财」了。
虽然伯特利环游布道团怀疑尚节曾私受信徒献金，或曾暗示信徒寄款其家，后来事实已证明其无稽，可不必再论。虽然如此，后来他独立工作时，还有人说他贪财的。平心而论，他从未讲究物质享受，大统舱、三等车、小提箱、长布褂，均安之若素，贪许多财来，对他有何用处？团体或个人对他馈赠当然很多，但那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受雇聘，没有固定薪水，同时又从他得到造就、而对他感激，所以踊跃捐献。「做工的得工价」，何贪之有？纵使他不收别人的献金，苛评者还不是一样会说他「沽名钓誉」、「引人归己」吗？何况他收到馈赠，除了生活费用及家用之外，大部分用于圣工，如捐赠布道团或资助神学生之类。
关于家用，他所寄的，一部分是弟弟的学费，一部分是到妻儿的赡养，款额都不会很多。他的弟弟说：「家兄很少寄钱回来，若有汇款，也是寄交某信托人直接存入『神的钱』户内。我曾劝他多付钱给嫂嫂，以防万一。但他老是说『天父必看顾』。他身体不是顶好，又那么拼命，且常有人反对他，甚至要杀害他，我们未免担心，所以在他出外期间，偶尔有人汇款来，我们就将之储存。」他这话说的是事实。尚节常常对儿女说：「爸爸是吃乌鸦饭的。」他弥留时也曾对家人说：「你们今后要吃乌鸦饭了。」他的意思是说：他们要像以利亚一样，在基立溪旁每天等候神差遣乌鸦供给食物。可见他没有存款，也没给家人留下什么财产。
尚节脾气不好，在家里当然也不免有时发作。但是，一般说来，他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他跟儿女呼宋师母为「妈妈」，这是表示他对她的敬爱。虽然他在家的时间不多，就是短暂的在家小住，也忙于见客、复信和其他工作，但只要他有空，总喜欢和孩子们玩玩，享受一下天伦之乐。某次有一人到访，看见孩子们和一个大人玩得兴高采烈。等他们玩了一会儿以后，他问一个较大的孩子说：「宋博士在家吗？」那孩子指着说：「他就是。」这位客人起初还当他是宋家的佣人呢！他以为宋博士不会如此的其貌不扬，不会穿如此粗劣的衣服，更不会见有客而不打招呼的。这事可看出尚节的作风，也可看出他家庭生活之一斑。
他在家的时间很少。据他自己说，一年平均只有一个月。他把家从兴化迁到上海，那是因为上海那时是对外对内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在上海有两次严重的中日战争――一是「一二八」，一是「八一三」――两次他都撇下宋师母和儿女在战火中，自己到远方工作。有人便因此说他恝置。其实，他们倘记得主的教训：「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就不会以恝置责备尚节了。
他有很多次叫翻译的人下台，因为他们译得不能满意。这事的是是非非，并不易断定。尚节不顾自己，对自己的面子、名誉、身分从不爱惜，就以为别人也应该如此。他以为译者若不能胜任愉快，便应该下台而无憾。有些时候，或支吾吞吐，不能如讲者之强调，之明白清晰；有些时候，译得不正确，把讲者原意打了折扣，甚至与讲者原意相反。这些场合，他都要临时换人。举例来说，一九三二年六月在福州尚友堂，他讲的是「女学生在暑假时到处去作见证」，却被译为「女学生在也嫁时倒出去作见证」，这固然错得可恼可笑，但还无伤大雅。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杭州第一届全国基督徒布道团查经会里，尚节讲及马可中途离开保罗和巴拿巴，而折回耶路撒冷一事，他的原意是说马可年轻，初次背乡别井，旅途劳顿，未免homesick。记者竟误为「马可年轻……未免好色，便遄返家园。」homesick意为「思家」，与厦门语「好色」音相近；是会虽在杭州举行，但代表约三百人中，厦门来的占了一半，故有厦门人记录。这种错误，便不能不说是严重了。后来果然有人因此抨击尚节「胡乱解经」。由此看来，尚节之叫译者下台，岂不是情有可原吗？
但是，作者晤及为尚节翻译过的人，他也有说不尽的苦衷：第一，尚节「兴化官话」确实难懂，若非听惯或对兴化土话有多少了解，简直就无从翻译；第二，尚节在讲台上跑来跑去，偶然追随不及时，或者他转头转身时，必有几个字听不清楚；第三他讲道常多表演，而表演是人人都懂、不必传译，但他以为译者若不跟着表演，必大减力量，因而对「不卖力」译者不满。例如，讲到亚兰王元帅乃缦在约但河沐浴七次时，他把讲台当岸、地当河，必从台上跳落地下，还要跳足七次；第四，他脾气不好，译者虽不明白、亦不敢多问，怕激起他的怒气，而不问就不免有错。由此可见，批评尚节之临时撤换译者，也不一定是过苛的。
尚节真在他讲道时之喜欢「望文主义」，即对地名人名或其他专名的字，本来没有什么意义的，想出各种意义出来。举例说：一，南昌，他解成「使我得指南而光昌」。二，学连（他父亲的名字），是教我「学」「连」的功课，即先打下各小地，然后通连至大城。三，兴化，某次讲道，只有五十余人前来祈祷，其余都「不兴不化」。四，开封，尚节在此领会时，因戒严只好在城外开会，晚上七时即不得出入，经交涉后，牧师可率众往返，「真是开了封」。五，王顺，是一个哑巴的名；尚节说：「我一见他的姓名颠倒便是『顺王』，即顺服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六，蒙城，他满希望「举城蒙恩」。七，长乐，「但愿主赏赐永福长乐」。八，梧州，他把「梧」字拆开，「吾」者我也；「木」者，十字架也，「当将我旧我钉死其上，将『吾』挂在『木』头上。」
诸如此类的拆字法，即在洋人中亦有人使用。拆字母的，在英文中颠倒换位，称为「Anagram」，偶一为之，并无大害；但无圣灵无学问的人，东施效颦、经常使用，就不免牵强附会了。但他有时把外国地名人名的译音，也照样拿来望文生义，或拆开来解释。例如：「格拉森」（《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他说：「我喜欢根据中文的字眼解释这三个字：格――各个木，少数的――拉，引领，森――木林――多数的。意思说，只要有一个人真正得着救恩，便能引领许多人归向救主。耶稣在这格拉森岸上虽然只救了一个人，可是借着他，全地都得闻救恩，主耶稣最看重那种『格拉森』的工作。他格了一个撒马利亚妇人，便拉了全城的人；大马色的途上格了一个扫罗，便开了教会的新纪元，拉了无数的人。」
他并不是这样拆字解经，而是用来另辟新义、引起兴趣。他拿《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八福和《约拿书》一起讲，用《诗篇》来对照《马可福音》，拿《创世记》的创世工程七阶段来比较他自己的经历。幸亏他没有在这方面发展下去。关于这一点王明道先生有如下批评：
「一九三二年的春季，我到山东几个地方领会，听见一些信徒述说他对圣经所下的解释，使我心中对他起了很大的反感。那时他正好在山东一些地方领过会。因为他讲解圣经中人名、地名的意义，丝毫不顾原文，只按汉文的字义任意讲解，就如同他解释『彼拉多』这个名词说：『彼是他的意思，他拉来的人多，是证明你拉来的人少。』他又解释『大利拉』这个名词说：『财利大了，便把人拉到魔鬼那里去。』那时我已经听说他是一位留过学的人，他决不会不知道圣经中的汉译人名、地名不过是译音，怎么竟会这样曲解起来呢？……因此我对他很有了一些不好的印象。不过我不深认识他，也没有听他讲过道，因此不能有什么表示。及至一二年以后，我在一些地方看见他工作的果效是那样奇妙，有许多人认罪悔改，有许多人信主得救，有许多信徒得了复兴；又听见他是那样勇敢责备群众和教会的罪恶，不畏权势、不计毁誉，在几个地方甚至有人准备起来殴打他，因着主的保守，他未曾遭遇他们的毒手。我又听见他那样大声疾呼、不顾性命的讲道，我便承认他实在是主特别兴起、特别使用的一个人，从那个时候起，我对他的印象完全转变过来。他对圣经的解释虽然有些不合原意的地方，那是因为主给他的恩赐是招呼罪人悔改，不是讲解圣经……」
但对于宋氏按中文字义解释译名的方式，以至被指为望文生义曲解，据当时在场的郑遂蓝姊妹记忆和出版的记录，有些是以讹传讹。郑文说：
「将地名人名任意『释义』，谅旨在加深印象、易于记忆。不过有时也会传闻失真，不足为据！比方说，有人告诉王明道先生：宋博士把彼拉多说成『他拉来的人多，是证明你拉来的人少。』但我所听的却不是这样（我亲耳听过两次），他是说：彼拉多的失败就在于他（彼）拉多，给群众的喊声慑服了！他明知耶稣是无辜的义人，存意释放他，无奈多人的呼喊『除掉祂，除掉祂，否则你就不是该撒的忠臣！』令他昧良将耶稣交给群众去钉十字架。他并非在讲解人名的『意义」，只是按译音的字面取些『教训』罢了。我听了深引为戒――『服从多数』并非绝对的准则。罗十二17教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本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以恶报恶』在人们看来，原是天公地道的，只要报得不过份就合情理。圣经却教训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岂非悖乎常理？所以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慎思明辩，是否全乎真理去作，并作一味『拉多』，免得流于效法世俗，与众浮沉！」
我们不难想象，当时中国教育未普及，有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为了竞新尚奇，甚至对圣经原文字义一无所知，就贸然依中文穿凿附会，以至与经义违悖。这种事情虽然可能有的，但不是宋尚节应负责的。就像标榜圣经滥解的更多，圣经却不能负责一样。
基督、使命与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