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属灵文章

　　对我们小孩子来说，一年当中最欢喜快乐的一段时光就是过大年了。不过，过年也是一大难关，因为我们总是要提心吊胆，唯恐一不小心犯了忌，就要挨大人骂。我们相信，若想在新的一年中有好运道，就得要严严地守住这些大大小小数不尽的礼节——若有任何疏漏，就会带来霉运。仆役们至少会在过年前提前一个月打扫整个府第的屋顶屋角，还要准备大量膳食。中国有句俗语说：「有钱没钱，洒扫利落过新年。」在过年前七天，一些大人要聚在厨房里送灶神。在厨房墙上，有一张贴了一整年的灶神画像，据说全家人一切所作所为都尽收灶神眼底。他们磕头烧香，并把糖果供在画像面前拜完了就把那画像取下来焚毁。我们相信，灶神吃了糖以后，嘴会变甜，希望他回天宫后只把我们做过的那些好事禀报上去。

　　一切都得要在除夕夜之前预备妥当，而且所有债务都得要在除夕之前偿清。各家把写着吉祥话的大红春联贴在门楣上，当晚人人都要沐浴，换上新衣。那时，男人还蓄有长辫，他们会戴上黑瓜皮帽，身穿缎面皮袍；女人和孩子则穿上皮短袄或丝棉袄，并穿红色绣花裙和红绣鞋。妇女们戴起镶嵌着珍珠或美玉的丝绒或锦缎额包使额头和耳部保持温暖，我们孩子则头戴缨缮帽，项上挂着银锁。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一个小铜手炉，红红的炭火埋在炉中的炭灰内，供我们暖手暖脚用，因为那个时候，房间里还没有装暖气。

　　父母希望有好运临到，会把压岁钱放在我们的枕头底下，随后我们就要到宗祠堂去祭祖了。祠堂墙壁上挂着先祖们的画像，每个像前都摆放着一副饭碗、酒杯和汤匙，供那位先祖在天之灵使用。堂里有几个长桌，上面摆满了热气腾腾的饭菜，有烤全猪和鸡鸭鱼肉等，这是给先祖们的供物。我们照着辈份大小和长幼次序跪着磕头，磕完了头，仆人们就把放满纸钱的黄纸袋递给父亲，每个祖先一袋。父亲就一袋一袋地点燃，放在一个大铜瓮里烧，烧完了就在灰烬上洒上一杯酒，以示祭奠。仪式结束之后，全家都到大厅一起吃年夜饭。在除夕夜很少有人去睡觉。年初一早晨，所有的门都大开着，鞭炮声此起彼伏，从那天一直到正月十八，除了每天仍要祭祖之外，我们喜欢做什么玩什么，可以完全自由。

　　 每逢过新年，我们都要找一个算命先生来「占卜」这一年的运道。算命先生大都是瞎子，因为中国人认为，瞎子们既然无法看见这个世界，就肯定能够看到那个肉眼所不能见的世界。算命先生通常由一个小童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小铜锣，边走边打。他会根据我们的「八字」来占卜，八字是指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辰。中国人计算年份，是以六十年为一甲子，十二年为一个小周期，每一年都有一个生肖。我属虎，在农历二月十二日晚上十时生。因为我是在虎年晚间出生，而虎总是在晚间外出猎食，所以算命先生说我是个很勤力而不至缺衣少食的人。不过，一个女孩子若在二月十二日的花朝节出生，那她将来若不能成为极好的女人，便会是一个极坏的女人。这种女孩很难嫁出去，因为男家宁可错过一个天仙，也绝不愿冒娶进一个恶妇的风险。

　　算命先生这样批我的命，我的母亲便无法为我订亲。我还几岁大的时候，在北方一个城市有一个大户人家为着自己的一个儿子，请了媒人到我家提亲。媒人说了许多和这家结亲的好处，母亲也向别人打听这户人家的情形。经过好几个月的来回说媒之后，母亲同意把我的「八字」写在一张红帖上，由媒人带去男家，看我和那个男孩「八字」是否相合。媒人拿着这张红帖去到男家，他们就叫了个算命先生，根据这两个八字来推算我们是否能结成一桩美好姻缘。结果，男家无法确定我究竟会是一个极好的女人还是会成为一个极坏的女人，于是决定不结亲。倘若我们的八字相合，下一步就是把写有我们八字的红帖叠好，在他们家祖宗牌位前的香炉下放三天。在这三天之内，家中若没有什么东西破掉，连一个碗筷都没有打碎。他们就知道这桩亲事是吉利的。一旦订了亲，两个孩子的八字就会写进金红大喜帖，拿到这个喜帖，就相当于领到了结婚证。

　　从这些愚昧荒谬的迷信做法中可以看出，把夫妻二人连在一起的那根幸福的红线是何等脆弱，而人们对于未知的将来，要暗中摸索，以求逃避人生前途上的悲苦，又是何等地渺无把握！实际上，中国有句俗话说：「新娘坐上花花轿，就是拾到倒霉票。」在这件事上，还可以看到，慈爱的上帝随时随地看顾那些属他的人，他使万事互相效力，甚至用一个瞎眼算命先生占卜的结果来让我得到益处。

　　在农历九月菊花盛放之时，总园务根据各种几何设计样式，把几百盆菊花排好，摆在园子小径两旁，或放在琉璃厅中。然后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们、嫂嫂们、堂亲及家眷，还有孙辈——这一大家子人都盛装打扮，聚在一起过重阳节。菊花姿态各异，隽秀华美绚丽多彩，只有亲眼看过的人才能领略此花的美丽。我们游园赏菊那当儿，仆人们会把雕花茶几和凳子在花丛中摆好，之后，我们就坐在各自的茶几前吃蒸蟹。每个座位面前放着一块板、一个小钉锤、一根剔签和一个小钩，可用来敲碎螃蟹硬壳，剔出鲜美的蟹肉。这时，总厨长正忙着煮一锅热汤。他把鱼块、鸡块、香菇、韭菜、卷心菜、豆瓣菜以及其他的美味放入汤中，最后会把一碗洁白的菊花瓣洒在汤上，这就是「菊花锅」，我们所有人都会喝上一碗的。

　　饭后，大家安静地坐下，每个人都会写一首短诗应景。我们按照长幼次序将写好的诗读出来，由父亲嘉赏。七哥和六姐通常会拔得头筹，而我的诗却从未得到任何夸赞。就这样，我们把中国诗人的古风沿袭了下来。

　　自然，在一年之中还有其他节日，不过，我们平日除了在园中玩耍之外，还会在先生的指导下学功课，因为父亲希望自己的女儿们也能知书达理。我家的莲池很大，可供一叶小舟在其中游弋，我们常常叫一个仆人为我们摇舟，在莲池中穿行，可以采莲花，还可以吃所折莲蓬中的莲子。哥哥弟弟们会在果园赛马，而我们女孩子则会躲在寺庙中兴奋地观看他们比赛。我们喜欢去西洋文化室玩耍在那儿有带活动滚轮的奇怪皮椅，我们觉得把这些活动椅在房间里推过来推过去真是再好玩不过了。我们可从未想过这是可以坐的，因为几乎没把它们当椅子看。

　　我们住的地方好似人间仙境，华贵美丽的物品任我们使用，但我们很少获准到高墙之外游玩。我们就像关在宫殿中的囚犯一样。常常梦想着去外面的世界，我则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到女校念书跟一位外国女教员学说英文和弹钢琴。

　　不过，一年之中有一天，我们可以踏出重重朱门，任自己饥渴的双目陶醉在外面世界奇幻五彩的声色之中。

　　在城南的夫子庙旁有一处观光之地，我们每年夏天都要一起去那里游玩。在出发之前，我会兴奋得接连几夜都睡不着觉。在那个重要日子的早晨，我穿上丝裙，戴上珠宝首饰，坐上带着轻丝轿帘的轿子，去到夫子庙边上有名的秦淮河畔。父亲在那里已备好了两只大画舫。这两只画舫有彩绘的扶栏，雕花的窗棂，华丽得无法形容。我们都进入画舫中，乘船在秦淮河开阔处来回巡游赏玩。这天可是大宴之日，因此厨子们和仆人们带着膳食，坐在几只小船上，紧随在画舫之后。先上些开胃菜，有茶水、小肉圆汤，还有蒸饺春卷、火腿、五仁饼、枣仁糕这样的小食。到了中午，真正的筵席才刚开始。第一轮上八个冷盘，如火腿片、虾片、熏鱼和松花蛋等。接下来就是六个热炒，一盘一盘地上，如青豆虾仁、笋尖肉丝、荸荠炒猪肝。然后是八道主菜，有燕窝羹、鱼翅、八宝饭，还有一个巨大的四喜拼盘，里面有一只烤全鸭、一只炖全鸡、一条大全鱼和一大块烤肉。我们自然只能每样尝一点，最后一道菜几乎都没有人下筷了。

　　午膳会持续两个小时，在我们用膳的时候，十几个歌女来为我们献上歌舞，有变戏法的逗乐，还有一出傀儡戏表演。到了下午，我们这些孩子们就会下到几只小船上，顺河而下，乘船到一个大桃园那里。园中的桃子我们可以随意摘取。不几年后，那儿开了一家西餐馆，于是我们就会在傍晚时分到那儿去吃西餐。菜单上常有牛肉汤、三文治、冷香肠、布丁、热可可、面包、黄油和果酱。我们觉得这些简直棒极了，但不敢用刀叉吃，因为怕割伤嘴，于是就用一把大汤匙吃西餐。西餐馆里还有一个洋货店，这真让我们着迷，在那儿，我们可以买到皮面小笔记本、极小瓶的香水，还有罐装的硬糖。

　　 我母亲四十岁那年，家里有两件大喜事：一是母亲的四十大寿二是三哥娶亲。新娘子是清朝驻美名臣李鸿章的孙女。我们请了一班当红伶人在家中的戏台连唱了三天的大戏。在大喜之日前三天新娘的嫁妆送到了我家，搬运嫁妆的挑夫很多，嫁妆有桌椅板凳大小洗濯盆、各式摇床、匣盒、橱柜、大箱小箱、一卷卷绫罗绸缎和丝绒织锦、珠宝首饰、帷帐、厨具、各式银器、书画卷轴、屏风和花瓶，若把所有嫁妆排开，足以延至三里以上。每个抬嫁妆的挑夫进我家大门时，门两边有八位文书相迎。一边的文书接收彩礼，另一边的文书则负责核对礼单。然后，这些彩礼会搬运到新房里去我们得要重重地打赏那些搬运彩礼的挑夫。

　　在大喜之日那天，从对着大街的带铜环前大门，到里院厅堂的门，全都要大开，所有的屏风都要移开，帘子挽起来，这样各院情形就可一目了然，大红大绿的缎子结成花彩，挂在一道道编好的竹拱门上，在前门入口处，站着两排身材高大的男仆，他们一律身着正式的长袍，大红大绿的饰带交叉佩在胸前。进去些是我的兄弟和堂兄弟们，他们排成两列，迎接赴宴的男宾，再进去就是我的姐妹和嫂子们，她们也站在那儿迎接女宾。

　　男宾到大门口，下轿之后，会有一位男仆迎上前去，接到所递来的大红名贴之后，就把帖用一只手高举过头，将来宾领过走道，来到我兄弟和堂兄弟们跟前接受他们的迎宾之礼。道完喜之后，再送他到后院戏台前的来宾席上，与其他客人坐在一起。若来的是女宾，轿子就会一直抬到我姐妹和嫂嫂们跟前才停下，她们会欢迎她的到来，并陪着她上到楼上的厢房里去，女宾们会在厢房里隔着竹帘看戏。

　　 到了黄昏时候，所有的红灯笼都点亮了，然后我们听到有鼓乐声，心里知道红色大花轿就要到了。但说也奇怪，那时所有的门都关了起来，还上了闩，没有一个人出去迎接新娘。轿夫们要把花轿放在地上，这时，新娘的娘家人就会给我们的仆人很多赏钱，要他们开门把她放进来。这个小小的下马威是要教会新娘，在婆家要能忍耐。然后大门打开，花轿一直抬到前厅，新郎就站在那里迎接同时，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响了起来。随行的两个喜娘把帘子卷起新娘穿着大红绣花礼服，头戴珠冠，上面盖着大红盖头。新郎新娘一同拜天地，然后夫妻对拜，新人进入洞房后，新郎会在洞房里将新娘的盖头掀开。

　　接着两个新人又回到厅堂，全家人站起来欢迎新娘子，然后领着新人到宗祠堂，对着祖宗的牌位磕头。新郎新娘随后会向父母叩拜，再向所有的弟兄姐妹依着长幼次序互拜。礼毕后新人重又回到洞房，两人坐在绣帘之后的婚床床沿，饮下交杯酒，这才算礼成。于是大开筵席，欢宴所有宾客，宾客就要开始闹洞房了。

　　父母和其他长辈都要送很贵重的礼物给新娘，而作为答礼，新娘也会送给每个家人一份礼物，还要花一大笔钱打赏我家所有的仆人。红白喜事耗资巨大，致使很多家庭终生负债。

　　北京位于多风多沙的华北大平原，是「北方的京城」。在这座城市的高墙之内，住着满清慈禧太后，她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统治着自己那庞大的帝国。南京则是「南方的京城」，坐落在长江流域的青山绿野之间，向来是华东地区的政治中心。在满清政府被推翻之后的五十年间，历届政府都建都于南京。这座城市位于长江南岸距江口约三百多公里，高高的城墙随地势起伏而筑，把这座大城围在墙内，城墙开有九个城门，城门之上建有城楼。在城楼上可以看见自城门进出的车水马龙，有背着货的苦力，轧轧作响的独轮车跑得飞快的人力车，破旧不堪的马车，还有锃亮的小轿车。每种车辆都勾勒出古老城墙在那个年代所历经的几许沧桑。

　　我出生在南京，在姐妹中排行第七，因此别人称我为「七小姐」。谁也不曾想到，我将会亲眼目睹南京脱下满清黄袍，穿上民国制服，然后改成日本军装，随即又穿回民国的装束。

　　我父亲当年做江苏藩台时，坐着绿呢大轿出入城门。与此同时就在这城墙之外，拓荒宣教士们住在一艘小船上，等着找到可以落脚之处。之后追随他们脚踪而来的宣教士络绎不绝。教堂、学校神学院、大学、医院以及宣教士住所开始遍布全城，这是他们热心事奉的事实证明。在这些地方，周围居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社会风气也改善了，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事奉在属灵上的持久果效。1911年，革命党人从南京周边的山坡水地将城包围住，赶走了满洲人，并为国父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铺平了道路。十六年后，蒋介石同样通过这些城门进驻南京，并在此立都。距此仅十年之后，日本部队于1937年炸开城墙一角，进入南京烧杀奸掠，大肆屠戮。过了八年，日本人战败投降，蒋介石再度入驻南京城门之内。

　　我的家在王府大街，里面情形我至今仍记得一清二楚！家里有多个厅堂、庭院、住宅和花园，就像一座围在高墙之内的大迷宫。大门富丽堂皇，两侧各有一个石狮，进了大门，又是嵌着铜环的重重朱门，在这些门的两边，排放着几个供跟班们坐的长凳。再进去就是大院，院子尽头是一个大厅，里面摆放着精雕细琢的红木桌椅，有几幅巨大的字画挂在墙上。再向前走，穿过厅堂的后门，又有一个大院，院子尽头又是一个大厅。不过，在这个院子的两边却各有一个像满月的圆形月门。从一道月门进去，有个金碧辉煌的厅堂，朱红镶金柱，雕花格子门，壁顶绘有精美的花纹，家具都是雕花紫檀木做成的。我的父亲就在这里会见客人。他若要结束与客人的会面，只需要端起茶杯，仆役们立刻就会吆喝：「送客。」

　　漫步在院宇厅堂之间，亭台楼阁令人赞叹不已。这边是个带凉亭的花园，园中满了玫瑰；那边有座藏书楼，我的哥哥们正在念书。接下来，我们就会走到一个水池旁，池里有假山，池边有垂柳，孩子们在那里玩耍，观看池中鸳鸯戏水。在池子后面有一个绘有彩纹的戏台，每逢喜庆大事，我们便找戏班在这里唱戏。戏台边是一个莲池，池面上有水榭看台，我们会坐在看台上喝茶、嗑瓜子儿。在墙上所设的门形状各不相同，有月牙形、叶形、扇形，还有花瓶形的门。墙上所嵌的窗子也设计得别出心裁。园中满是花树和各样奇花异草。

　　倘若所穿的是另一道月门，便走到我们全家人住的屋宅前了。大多数屋宅是由七个房间组成的一列屋子，安着花格子门。每列屋子都得要经过当中的一个房间才能进屋，这个房间就是饭厅。饭厅前部有一个方桌，周围摆着几个小凳子，孩子们就在这里用早餐。饭厅两边是卧室，房里的床全上了漆，方架雕花，镶着珍珠母，床上整齐地叠放着鲜艳亮丽的被子。

　　这些厅堂和花园都有各自的名字，如宗祠堂、紫藤阁、玉兰书斋、白鹤塔、翠竹苑、花狐亭等。

　　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庭吧。

　　在我年幼之时，家中还有八个子女尚未婚配。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仆人专门伺候，其中一个是贴身侍从，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贴身侍从都要跟着。小孩子有奶妈照料，奶妈至少要带孩子三年，与那孩子的生母无异。我的奶妈照料了我十六年，因此我们俩非常亲昵。

　　中国孩子自幼要学的一项重要礼仪，就是说话要守礼，对长者尤其要恭敬有加。我们见面寒暄不是说「早安」、「晚安」或「再见」，而是称呼对方的辈份排行，如「父亲」、「母亲」、「大哥」、「二哥」「六妹」「大伯」「二嫂」等。我们从来不准直喊人家的名字。因为直呼其名会被视为无礼之举。于是，为了练习称谓，我不得不见了猫称「猫妹」，见了狗叫「狗弟」，见了马喊「马兄」。我的父亲为儿子们请了两位男老师，为女儿们请了两位女老师，一位教音乐。一位教女红。父亲还想让我们通晓中国历史，于是特地请了两位讲历史的先生教我们。

　　女孩子满了六岁就要缠足。父亲虽不赞成这样做，母亲却注重实际，知道社会上仍旧认为名门淑女要裹了小脚才能嫁得出去。她命令我缠足，见我痛得眼泪直流，于心不忍，到了晚上便替我解开缠脚布，并轻轻帮我按摩，所以我的脚没有伤，而我的姐姐们，她们都缠足，脚裹得越来越小。过年的时候，母亲不准我穿红绣鞋，指着我的脚说：「看你两只脚，大得像船一样！你一辈子都别想嫁出去，只配穿黑鞋。」

　　我的哥哥当中有八个已婚，他们的妻小全都和我们住在一起，不过他们住在各自的屋宅中，各有各的仆役随从。至于已经出嫁的姐姐们，自然是住在夫家。我还有二十多个堂亲，是我叔伯们的子女，也和我们一道住。每个嫂嫂和堂嫂都有自己的贴身丫鬟帮她们梳头穿衣，服侍她们的一切饮食起居。

　　我家的厨房有一个总厨长，有十五个人给他打下手，各院膳食全由他们烹饪，不过各家用膳则是在各自的屋宅内。所有仆役全住在府内指定的房间里，因此，这些厨子们还要负责喂饱他们。负责管理花园的是一位总园务，有好些花匠帮他做事。还有一个屋宅特设给裁缝师傅们住，全家上下的衣服都由他们缝纫。另外，还有很多轿夫和马夫。到了晚上，有两个更夫打更巡夜。我们家还出钱雇了两个贼头赶贼。他们在深夜跃上屋顶，吹口哨警告其他贼偷不得近屋，却常常吓到我们。所有仆役全由几个管家负责管理，这些管家都各有各的手下，还有一个账房先生经管银钱支付。母亲则统管一切——要照顾儿子、女儿、媳妇、侄媳妇、孙子、孙女，还要管理所有男女仆役。管家们有事，必须要向她禀报，然后再把她的命令传达下去。她得要督理家中规矩，并使这个大家庭井然有序。她的治家秘诀就是：要求所有人谨守礼节，绝对服从家规，不过在各家内部事务上则放权，由各家主自己负责处理。

　　每日早晨用过早膳之后，所有儿女、媳妇和侄子、侄女都要到我父母的住处请安。他们只消喊声「父亲！母亲！」即可，若没有什么吩咐，就各自回房了。

　　父亲身材高大瘦削，总是威严持重。每天傍晚，他都坐着绿呢大轿回来，仆役们会穿着号衣，排队列在大门两侧，将灯笼高高举起。在他下轿的时候，有一个侍从会走在前面给他开道，边入内院边喊：「大人驾到！」我们做子女的听到这个信号，就立刻在厅里按序排立，向他请安，他总是点点头，算是答礼。然后，侍妾小玉就会走上前去，替父亲脱下绣花官袍，并为他换上便袍。除了在这些正式场合之外，我们做子女的很少能见到他。

　　那一天是农历二月十二日，中国老百姓正在过花朝节，普天同庆万花生辰，各处树木大小枝头都缠满了红布条。红布条在微风中轻轻舞动，喜气洋洋地将生日祝福送给初放的花儿们。

　　我父亲却在总督衙门忙着批阅公文，没时间去庆贺佳节。这时，听差进来向他报告：「恭喜大人！又添了一位千金，母女平安。」

　　「又是个女的！」我父亲叹了一口气，「一共十八个孩子了，太多！实在太多！」

　　「太多」便成了我的乳名。我的出生虽然并没给父母带来多少欢喜，他们却也没有忽视我，照例向亲友送红蛋报喜。在我满月的那一天，亲友们就带着绣花帽子、童鞋、围兜等礼物到我家来吃满月酒，酒席上特备了一大碗鸡汤面。这面条是长寿的象征，中国人在生辰筵席上总是会摆上一碗的。

　　我父母虽然认为十八个子女已经太多，可没多久，我又有一个妹妹呱呱落地。他们给她起了个乳名叫「满堂」。在她之后，又生了个妹妹，这已经是第二十个了，所以她的乳名就成了「多余」。我的姐妹们都很好看，只有我相貌平平。不过，唯独我这个「太多」离开深闺，进入教会学校念书，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有幸写成此书献给各位读者。

　　我老家在杭州，坐落在华中靠海之处。蔡家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先人坟墓也安葬于此。杭州是中国名胜之地，云英绕山，西湖如画，有古寺高塔掩映其间，还有湍急的钱塘江潮水，自城南横扫而来，涌入狭长的杭州湾，在湾口与春秋二季的海潮相遇，激荡而成一片怒潮，潮水倒涌入江内，远达数里，江岸皆为潮水所没，这一奇观被称为钱塘潮。杭州的确美不胜收，所以有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我祖父生于十九世纪初期，当时中国还在满清帝王的统治之下。他中举之后，又通过了京试，朝廷就派他做广东这一南方重要省份的抚台（注：抚台是对巡抚的尊称。巡抚是清朝的从二品官员，是仅次于总督的封疆大吏，总管一省的军政、民政）。于是，他告别了自己在杭州的妻子、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远离家乡，只身南下，到任不久便不幸染疾逝世。我祖母听到这一噩耗之后，痛不欲生，接连几天像木雕一样呆坐不语。无论儿子们如何劝慰，她总是不吃不睡，不言不语，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自己前面那一块地。现在，她自己无依无靠，下面却有六子一女要她抚养。

　　祖母素来养尊处优，现在却要日夜不分地操劳起来。她不得不遣散仆役，卖掉房屋，将细软衣裳典当出去，全家都得过喝稀粥吃咸菜的日子。不过，她决心不辞一切劳苦，供儿子们念书，要把书香门第之风传扬下去。

　　我父亲在叔伯中排行第二，他常常给我们讲自己幼年时所过的贫苦生活。每当我哥哥们抱怨功课太辛苦的时候，他便会反诘他们说：「你们以为我是怎样求学的呢？我们没有老师，连所需的课本也没有。我要冒着大风雪，走上好几里路才能向别人借到一本书，而且还要答应在几天之后一定送还。然后，我和你们的叔伯们在辛苦工作一整天之后，围坐在桌前，借着桌上一盏小油灯的微弱灯光赶着抄写那本借来的书，饿了就抓一把篮子里剩下来的冷饭吃。到了冬天，我们的手冻得连笔都拿不住。你们才不知道什么叫做辛苦呢！」

　　尽管如此，这个家还是维持了下来。父亲和叔伯们自修苦研，大的教小的，到了弱冠之年，就预备好了要像祖父和曾祖父一样参加科举考试，进而踏上仕途。唯有姑母，因为是个女子，就没有让她读书，只让她学着操持家务而已。

　　我父亲和伯父在杭州中了秀才之后，便一起去南京应试举人。到了指定的那一天，兄弟两个一同进了考场。他们俩都穿着蓝布长袍和黑马褂，头发编成光洁的辫子，戴着黑瓜皮帽，各自带了一个考篮，里面装有水果、笔墨和一副碗筷。

　　考场入口处张灯结彩，大门边的两个公差粗略地搜了一下这两个年轻人的身，看有没有夹带小抄或书籍。之后，他们进到了一个露天的大院子里，已有很多考生和公差在那里，有的站着，有的走动。考场中间有一座高大的阁楼，四围成列考棚中的情形可一览无余，每列考棚有一百间左右的考房，考房正对着狭长的走道，前面是敞开着的，并无任何遮风挡雨的物件。

　　两兄弟非常紧张，他们形影不离，相互壮胆，但不久后便被拆散到单间考房中去，各自把考篮放在了各自的考房中。考房只有电话亭一般大小，每个单间有一块窄窄的木板当坐凳，墙上有一个放灯的壁龛，钉着一只挂考篮的钉子，另有一块木板当桌子用。

　　不久，考官们就把考生召集到大院子里点名，并发给每个考生一卷纸。考生只能用这卷纸答题，因此每个人都会小心翼翼地把纸卷放在衣袋里。天色渐暗的时候，考官们便到各街门前举行隆重的关门封门仪式，这表明考试即将开始。在三昼三夜之内，任何人因任何缘故都不得出入考场。

　　有位考官会从那座高大的阁楼上走出来，打锣把所有的考生都召集到大院子里。大家抬起头，见他一边摇旗，一边高声喊叫道：「喂！亡灵幽鬼哪！这些考生站在这里，你们可要看仔细了！若有谁曾经得罪了你们，现在就可以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啦！」那些紧张的考生们信有邪灵，吓得瑟瑟发抖，有的怕得几乎要晕厥过去。不久锣又响了，考生们这才回到各自的考房中去。

　　有个公差打着个大灯笼，灯笼两边写着考试题目，缓缓地从每个考房前走过，让每个考生都能清楚地看到题目。在这三昼夜中。考生们不能躺下睡觉，也不能与任何人交谈。一个公差会在走道上来回巡查，预防考生作弊。

　　吃饭的时候到了，锣声响起，每个考生都拿起自己的碗筷走到大院里去，那里有大锅大锅热气腾腾的白粥，各人按己所需把粥盛在碗里，「呼噜呼噜」大口喝完，然后各回各房。考生们长期备考，心里焦虑不堪，再加上注意力集中的时间过长，因此每次考试都会有几个考生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死在考场上，他们的尸体全都会通过墙边的一道暗门运送出去。

　　应试文章写完之后，每个考生便将自己的姓名写在考卷附袋内的纸上，密封好之后就把考卷交给考官。这时大门才会打开，考生离开大院，个个精疲力竭，什么话都不愿说，只想赶紧找个地方躺上几个小时。这种考试制度十分公正，考生必须熟读四书五经才能做得出考题。考官们会批阅每篇文章，根据文章本身的优劣来判定高下。分数最高的考生往往会得到官职。这种科举制度已在中国实行了有一千多年。

　　一天，有个报信的拿着报帖来见我祖母，报帖上通告，我父亲已经高中了！祖母手头没有钱来赏这个报喜信的人，于是就拿自己最好的一件外衣到邻舍那里押点钱来打赏。祖母和父亲都十分欢喜，可伯父很失望，回到自己房间里大哭起来。不久，又来了一个报信的，报帖上通告，我伯父也高中了。于是祖母又拿了件外衣到邻舍押钱，打赏给第二个报喜信的人。全家人都坐下来庆祝这件大喜事。大家虽然穿着破旧衣服，心里却是无比自豪。

　　家里每个孩子最后都在朝廷里居高位。大伯父做了直隶藩台（注：藩台是对布政使的尊称。布政使是清朝的从二品官员，主管一省的财赋及人事）住在天津。父亲做了江苏藩台，住在南京，不久后就升为制台（注：制台是对总督的尊称。总督是清朝的正二品官员，是最高级别的地方长官，总管一省或二三省的军政大事），并兼任很多重要职位。三叔在京城做了高官（京畿道尹），四叔做了保定知府，五叔做了扬州知府，六叔在湖北省做了襄阳知府。而那位素来不起眼的姑母，后来嫁了皇帝的太傅，他的官阶可比家里其他所有人都高！这就是苦境中结出的甜美果实！

　　多年以后，我的父亲成了南京考场的主考官。那时他常常穿着锦袍，头戴后缀孔雀翎毛、顶珠丹红的帽子（只有最高官阶的人才能戴这样的帽子），坐着八人抬的绿色大轿出行，还有穿着号衣骑着马的人前呼后拥地跟着。

　　父亲非常同情穷苦人，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在考试期间，一天晚上，他想看看下面情况如何，于是脱下官袍，换上公差的衣服就下了阁楼。在黑漆漆的大院子里，他听到有人在呜咽，然后发现有一个考生蜷在石阶上伤心欲绝地哭泣，便问：「怎么回事？你是什么人？」

　　那人边哭边说：「在下姓洪，是无锡人，家母守寡，家境贫寒无力送我赶考，后来有几个朋友凑了些钱，借给我应考。可我写好的文章从衣袋里滑了出来，掉进粪池里去了！天哪，我没了卷子。失去了应试机会，又不敢回去告诉家母，她会伤心透顶的，现在我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父亲非常同情他，干是对他说：「我还有一卷不用的试卷，可以送你，这样你就可以重新答题了。你在这里等一等就好。」不一会儿父亲就拿了试卷过来，那考生抬头看他的脸，认出他就是主考官，立刻向他磕头，说：「大人！您的大恩大德在下没齿难忘！您可救了家母和我两条命啊！」

　　在中举之后，父亲联了一段奇怪的姻缘。在中国，男女年幼之时，常常就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婚事定下，而未婚的男女双方可能根本素未谋面。有时，父母们甚至还会指腹为婚。我父亲年纪轻轻就和一个他从没见过面的少女订了婚，女家远在北京。那时还没有邮政局，接连几年都没有收到她的消息，于是祖母催他进京完婚，并把妻子带回家。

　　父亲长途跋涉几个月，到了北京之后才惊讶地发现，她早在两年前就过世了，在那儿等着他的是她的棺柩！根据中国传统，她仍是他的正室，因此他必须得把她的棺柩带回杭州，并在蔡家坟山里下葬。第一个妻子既然已经过世，他就得要续弦，于是就娶了一位杭州女子，可那女子在为他生下七个孩子之后，也早逝了。在她过世之后，他再次进京，娶了一位自己深爱的美丽少女。这就是我母亲，她不仅美丽，而且还很能干，是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她身材颀长，容貌秀丽，皮肤如象牙一般细致光滑，乌黑的头发梳得光洁整齐，挽了个髻搭在颈项上，戴着金玉的妆饰。她为父亲生养了十五个孩子。她要伺候丈夫，又要照顾儿女，还要主持这样大的一个家庭，责任实在过于繁重，于是就劝我父亲纳妾，好分担一些家务。后来这个侍妾也给他生了两个孩子。这样偌大的一个家，哪怕在大家庭较为普遍的中国，也可算是较为少见的了。

　　父亲任过几个官阶很高的职位，派驻过好些地方，后来他去了南京，1870-1910年间就定居在那里。

　　消息像燎原的野火一样，传遍了宾州的乡镇：李曼小姐带了一个中国人回来住！

　　真的！当我从那广大无边、多彩多姿的中国，初到宾州乐园镇来住的时候，确实觉得自己好像多年前我在上海买的那只火鸡一样惹人注意。因为火鸡在南京很少见到。我听说美国人有个特殊风俗。喜欢在感恩节的时候吃火鸡，于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买到了一只，准备送给我最敬爱的宣教士李曼牧师全家。我抱着这只放在笼子里的珍品，从上海搭火车到南京去。同车的人都挤过来，要看看这只怪禽。「它吃什么？」我不得不红着脸承认，我也不知道。很可惜一到南京，有人喂它麦乳精，结果李曼家还未来得及把它烹制成精美的大餐，它就夭折了。

　　我终生的挚友和同工李曼小姐，用爱心把我带到美国来，就住在她乐园镇的家。那时我已经躺在病床上十九年了，正像那只火鸡困在笼中、根本不能逃出来一样，有如以下这首诗歌的情景：我是一只关在笼中的小鸟，远离青葱花草佳美田郊，为祢被囚，我心何等高兴，终日向祢歌唱吐露柔情。

　　因为我的主啊，这是出于祢的美意！到美国后，我才体会到美国宣教士跟我一道去中国乡下布道的心情。人人都对他们的金发蓝眼睛、白皮肤好奇，问东问西。通常只有我一个中国人陪着他们，因此有些乡下女人毫不客气地撩起我的袖子，要看看我的皮肤是不是真的跟他们一样的颜色。有时还问：「你是地道的中国人吗？」

　　我非常喜爱在美国的新朋友，可是我们需要彼此学习的地方非常多。他们会羞怯地排队进来看「中国女孩」，事实上当时我已经五十九岁了。他们又常常不知道怎样开口，在找不到话题来跟我聊天时，总是提出这个问题：「中国人吃什么？」

　　我尽量以最礼貌的态度回答他们，并述说我的童年。我的童年确实过得非常奢华。家中五打以上的仆婢听我们的使唤。所以我回答他们说：「在我的家乡，我们早上吃稀饭，配上馒头、咸板鸭、油鸡、炸油条，还有几种小菜，中午饭有一汤三荤三素，下午四点吃茶吃点心。两餐之间还有许多水果零食。晚餐是……」

　　我还没有说明正餐的山珍海味，他们已经睁大了眼睛，惊奇地说：「啊！我们还以为中国都是穷得只有米饭吃，住茅屋，指甲长长的，留辫子，缠小脚呢！」不错，美国的生活方式与中国的那个时代，大不相同。我生活在清朝末年一个官府之家，慈爱的上帝没让我预料到，我会大半生过「金鱼缸」式的生活：常常展览在人前，极少有独自安静的机会;而且我曾这样病弱无力，非受人照顾不可，而我幼年最怕这种抛头露面的生活。

　　记得小时候，我哥哥们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捉弄我这个「最平凡的小妹妹」。他们常嗤笑我长得跟我二十三个兄弟姐妹一点也不像。他们有的长得像父亲那样英俊，有的生得像母亲那样美丽。在亲友之间，母亲素有「北京美人」之称。因此他们常嗤笑我：「你不是我们的同胞妹妹，你一定是从茅屋捡来的！」他们这样使我变得又敏感又害羞。我常跑到奶妈那儿哭：「为什么妈妈的美丽一点儿也不传给我呢？」我怕见生人，就是碰上新年耍花灯那样热闹的场面，也只敢躲在奶妈背后，抓住她的围裙偷看人。如果要与生人同桌吃饭我的喉咙就像堵住了似的，什么也吞不下。

　　中国富人家的女孩子，十岁以下可以和兄弟们一同在家中念书。到了十多岁，女孩就分开，另请女教师教书、女红和音乐。这时候，我也就少受兄弟们的「骚扰」了。但到了过新年，大家聚在一起庆祝的时候，他们又故态复萌地捉弄我。过年的时候，在我们家后花园里父母听不到的地方，我们真是尽兴而玩，不受打扰。我们有十八天的庆祝，大吃、大玩、演戏、赌钱。哥哥们围着我跑，当着我的面两手击钹，笑我说：「看！看！你的脸盘这样圆！」我在镜子前照来照去，又着急，又伤心，想发明一种新发型，可以遮掉半边脸就好。于是我变得更加孤独了，整天不想见人。

　　再大些的时候，我开始念中国古书。我喜欢写字，毛笔在手就什么都忘记了。我也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得津津有味。「书比人更能做我的好朋友！」我这样跟自己理论，书真是为我打开了另外一个天地。那时我有三个愿望。这三个愿望，当时我以为绝没有要求得过分。我对将来的梦想，是过一种安静的生活，因此三个愿望。都集中在这方面。第一，如果我有一间雅致的书房，里面放一张宽敞的书桌，一把舒适的椅子，一盏台灯，可以无止境地安静读书写字，那就满足了。谁知我的大半生却是在床上度过的！连最起码的需要都不能自己料理解决。毯子成了书桌。又因疾病损害了视力我必须用放大镜才能吃力地稍微看点书。室内的灯和窗户都要用黑布遮起来，因为我的眼睛对光特别敏感。这样差不多五十年来，我做了「暗室之后」。

　　我的第二个愿望是有一架漂亮的钢琴，不是为了表演，只是为了表达我心中涌出的诗歌。自从我脱离佛教归向基督以后，主耶稣将喜乐和谐带入我的生命中。我喜欢弹中国乐器的七弦琴，又跟宣教士学弹钢琴。可是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我的病不容我摸任何乐器，也不能听什么声音，别人很难听得见的声音，在我的耳膜上却像是敲响了一千片锣。门外公路上的货车声，像是瀑布在怒吼。初来美国的时候，许多个黑夜，我都用手指塞住耳朵，苦恼万分地想，如果他们要开得这么快，为什么不在白天开呢？每当疾病再度发作时，我总像听见几百个纺线机在我脑子里转动一样。

　　我的第三个愿望是拥有一间精美的图书室，里面整齐地摆列着我喜爱读的各种书籍，分门别类——方便我找得到。可是我珍藏的中西书籍，都因每次的逃难散失了。剩下的几本重要书卷、信件，就塞在床底下的纸盒里，只绑了不同颜色的彩带，以此识别。想当年，在那么养尊处优环境中长大的我，哪肯床底藏放东西，而现在若不想麻烦别人，就只能把最需要的东西藏在床底下，可以自己弯身去找。

　　我还有些简单的愿望，譬如在凉爽的树林中散步，在田野间跳跑，在清澈的溪水中赤足嬉戏，到书上念过的地方去爬山游历。我刚生病的时候才三十九岁，正是生命最旺盛、事奉主最热烈的年头。那时医生警告我说：「你可能要卧床三个礼拜。」我忍不住哭了，三个礼拜就差不多一个月了，我怎么受得了这么久的病？谁想到现在竟然躺了几乎半个世纪！

　　我早年的愿望差不多都没有实现，是不是上帝对我残忍呢？不！「祂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
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圣经《诗篇》84:11）我怪上帝不公道吗？不，「泥土岂可对抟弄它的说：『你作什么呢？』」（圣经《以赛亚书》45:9）在这么多年来的病痛中，我绝对不敢问上帝为什么叫我受这么大的苦，我只问祂：要我做什么？我可以学保罗见证说：「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圣经《腓立比书》4:11）我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事，都是上帝替我做的最好的选择，比我所有的愿望更能满足我的心。在祂所安排的事中，我决不失望。

　　1953年写完《暗室之后》以后，我以为我的生命就此完结，下一页无疑是我想望的「完」这个字，然后我要从暗室中回到天家，与我光明之主耶稣基督面对面相见。所以写《暗室之后》那首诗时，我想未完之路实在不长了。可是我的主有不同的计划，在宾州乐园镇，这个新舞台上，我生命的续集将要上演。

　　上帝从世界各地带领人到这个偏僻小镇来，而病弱的我，常常不知道该说什么来迎合他们灵性上的需要。但是圣灵总在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亲自供应话语，通过我这个软弱的器皿说出来。耶稣基督，我暗室中唯一的光，也是世上的光，继续不断地照亮那些来到我床边诸男女老幼的心，深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上帝！

神分享给人的给予之爱和需求之爱

　　神让我们分享祂自己的给予之爱，这种给予之爱与祂纳入我们天性中的给予之爱不同。我们天性中的给予之爱为对象谋求好处，从来不是单纯为了对象本身。它们偏爱那些自己能够给予的，或者自己最想得到的，或者符合自己为对象的生活预先规划的。但是，来自神的给予之爱——在人身上运行的大爱本身——则是完全无私的，并且渴望给所爱的人最好的东西。此外，天性中的给予之爱总是指向他发现具有某种内在可爱之处的对象——亲情、爱情或共同的观念吸引他去爱的人；要不就是知恩图报、值得一爱的人；或是其孤苦无助、能够打动他的人。但是，来自神的给予之爱，却使人能够爱那些本质上不可爱的人——麻风病人、罪犯、仇敌、白痴、脾气不好的人、自命不凡的人、冷嘲热讽的人。最后，神还通过一个极大的悖论，使人能够对神自己产生给予之爱。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人可以将任何不属于神的东西奉献给神；而它如果已经属于神，你又给了什么呢？但是，既然我们可以明显地向神隐瞒我们自己、我们的意志和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将它们给予神。本来是理所当然地属于祂、离开祂片刻都不能存在的东西，就像歌声属于歌手，神却让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拥有，以便我们能够自由地将它奉献给神。「我们的意志唯有属于祢，才属于我们自己。」（引自丁尼生的诗《In Memoriam A.H.H.》）正如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的，我们还有一种给予神的方式，每位接受我们衣食帮助的陌生人都是基督（马太福音25:31-46）。不管我们知道与否，这显然都是对神的给予之爱。大爱本身可以在那些对祂一无所知的人身上运行。比喻中的「绵羊」既不知道隐藏在他们探望的囚犯身上的神，也不知道探望之时隐藏在自己身上的神。我认为这整个比喻讲的是关于对异教徒的审判，因为在希腊文中，它首先提到主将召集「万民」到祂跟前，很可能指的是外邦人、而非犹太人（马太福音25:31-46）。

　　人人都会同意，这种给予之爱来自神的恩典，应该称作仁爱（charity，哥林多前书13:4 KJV版）。但是，我还必须加上一点，这点也许不太容易接受。在我看来，神还赐予了我们另外两份礼物：对祂自己超自然的需求之爱和对彼此超自然的需求之爱。前者指的不是对神的欣赏之爱，即对神的崇拜。关于那个更高的、实际上是最高的话题，我要说的很少，以后会有提及。我说的这种爱，它不奢想自己是无私的，表现出一种无尽的匮乏。就像河流为自己开拓了河道、一种神奇之酒在倒出时就为自己预备了酒杯一样，神将我们对祂的需求转变为对祂的需求之爱。更奇怪的是，祂在我们心中创造了一种超自然地接受仁爱的能力。鉴于需求是如此接近贪婪，而我们已经如此贪婪，以致于这似乎是一种奇怪的恩典。但我仍然认为事实就是如此。

神赐下对祂超自然的需求之爱

　　我们首先来看对神超自然的需求之爱，它来自恩典。当然，恩典不会创造需求，它早已在那里，正如数学家所说，需求是「已知条件」。人是受造物的事实，本身就决定了人有需求，这种需求又因为人的堕落无限地增加。恩典赋予我们的，是对这种需求彻底的承认、明智的认识和完全的接受——即使有所保留，至少也是愉快地接受。因为，若是没有恩典，我们的愿望和我们的需求就会发生冲突。

　　基督徒在信仰实践中所说的一切表示自己不配的话，在外界看来，就像一个谄媚者在暴君面前卑鄙虚伪的卑躬屈膝，或者充其量是中国绅士自我贬低为「敝人、愚兄」。然而，实际上它表达了不断的更新，因为不断需要努力打消对自己的误解、以及对自己与神关系的误解；即使在祷告时，我们的本性也不断地向我们推荐这种误解。我们一旦相信神爱我们，就会本能地相信，祂这样做不是因为祂是大爱，而是因为我们本质上是可爱的。异教徒毫不掩饰地顺从了这种冲动，他们认为，一个好人「深受众神的青睐」（引自柏拉图的《尤西弗罗篇》），是因为他是好人。基督徒则因为接受了更好的教导，所以采取了一种圆滑的方式。我们绝不会认为自己拥有什么值得神爱的美德。但是，我们的忏悔多么彻底！正如约翰·班扬在描述自己第一次虚假的皈依时所说的：「当时我想，英格兰没有人比我更讨神的喜悦了。」这一招失败后，我们就献上自己的谦卑，以为这会得到神的欣赏。祂肯定会喜欢这个吧？或者，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清楚而虚心地承认自己仍然缺乏谦卑。这样，在深处之下的深处、以微妙之中的微妙，仍然挥之不去地存在我们自己有吸引力的想法。我们是镜子，如果我们是明亮的，亮光完全来自照耀我们的太阳。承认这点很容易，但长期意识到它却几乎不可能。我们多少会有一点点天然的亮光吧？我们肯定不完全是受造物吧？

　　神的恩典让我们像孩童一样，全然、乐意地接受了自己的需求，为自己完全依靠神而快乐，从而代替了那种纠缠不清的需要、甚至是一种从不完全承认自己需求的需求之爱。我们变成了「快乐的乞丐」（引自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The Jolly Beggars or Love and Liberty》）。罪使人的需求增多，好人为这些罪感到难过，但对罪产生的新需求完全不感到抱歉，他一点也不为作为受造物所固有的清白需要而感到难过。因为一直以来，那种被我们的天性当作最后一件宝物紧抓不放的幻想，那种假装我们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者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将神赋予我们的善保持片刻的错误想法，都让我们无法快乐。我们就像游泳的人，想要保持双脚或一只脚、甚至一只脚趾触地；而实际上，失去那个立足点，他就可以尽情地冲浪。放弃对自己固有的自由、力量和价值的最后要求，就会得到真正的自由、力量和价值。这些东西真的属于我们，只是因为神赐下它们，而我们也知道它们在另一种意义上不是「我们的」。这时，阿诺道斯（乔治·麦克唐纳小说《幻境》的主人公Anodos ）就摆脱了自我的影子。

神改变我们对彼此的需求之爱

　　但神也会改变我们对彼此的需求之爱，它需要同样的改变。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不时地需要、有些人在大多数时候都需要他人的仁爱，这种爱是大爱本身在他人身上的体现，会去爱不可爱之人。这虽然是我们需要的一种爱，但却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我们希望因为我们的聪明、美丽、慷慨、正直、有用而被爱。一旦觉察到有人在向我们施以这种最高层次的爱，我们就会深感震惊。众所周知，居心叵测的人才会假装用仁爱来爱我们，因为他们知道这会伤害我们。你若对一个希望重温亲情、友情或爱情的人说：「作为基督徒，我饶恕你」，只是继续争吵的一种方式。说这种话的人当然是在撒谎，但是，如果真诚地说这话时不会伤人，就没有人会用假意说它来伤害对方。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别人那里接受、并继续接受一种不取决于我们自己吸引力的爱是多么困难。假设你是一个男人，婚后不久便患上了不治之症，但却能活上好多年；你变得无用、无能、丑陋、恶心，依靠妻子的收入。你原本希望使家庭生活富裕，结果却使它日益贫困；甚至连神智也不健全，无法控制自己，不时会大发雷霆，提出各种各样必须满足的要求。假设你妻子的关心和怜悯是用之不竭的。你若能欣然接受这点，毫无怨恨地接受这一切、却无以回报，甚至没有令人生厌的、其实只是变相要求安慰和确据的自贬，那么，你所做的就超出了纯粹自然的需求之爱。毫无疑问，你妻子所做的也超出了自然的给予之爱，但这不是目前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比给予更难，或许也更有福。这个例子是极端的，但说明的问题却是普遍的。我们都在接受仁爱，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不能让人自然喜欢的地方，不喜欢它并没有错。只有可爱的东西才能自然地被爱，否则你就可以叫人们喜欢烂面包的味道、机械钻头的声音。尽管人人都有不可爱之处，有了仁爱，我们就可以得到宽恕、怜悯和爱；离开仁爱，别无他途。所有拥有好父母、好妻子、好丈夫或好儿女的人，都可以确信，自己有些时候、或者就某一特定性格或习惯而言，可能一直都在接受仁爱，自己被爱不是因为可爱，而是因为大爱本身在别人身上运行。

自然之爱被呼召成为大爱的道成肉身

　　就这样，我们一旦允许神进入心中，祂就不仅会改变给予之爱，还会改变需求之爱，不仅改变我们对祂的需求之爱，还会改变我们对彼此的需求之爱。当然，不仅如此。祂可能会执行在我们看来更可怕的任务，要求我们完全放弃某一种自然之爱。类似亚伯拉罕那样崇高而可怕的呼召，可能会迫使一个人背弃自己的族人、父家（创世记第12章）；爱情若指向一个被神禁止的对象，可能不得不被牺牲。在这类情况下，弃绝的过程虽然痛苦，但却不难理解；我们更容易忽视的是：这种自然之爱即使允许继续存在，也需要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神的爱不会用自己来代替自然之爱，好像我们不得不扔掉我们的银子来为金子腾出空间一样；而是自然之爱被呼召成为仁爱的形式，同时仍然保持它们原本的自然之爱。

　　在此，我们立即听到一种道成肉身的回声或韵律，或者说，看到了它的一种必然结果。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惊讶，因为两者都是同一位作者。正如基督既是完美的神又是完美的人，自然之爱也被呼召成为完美的仁爱和完美的自然之爱。正如神成为人「是将人性带进神之中，而不是将神性转变为血肉之躯」（引自《亚他那修信经》），仁爱也不是退化为纯粹的自然之爱，而是纳入自然之爱，变成大爱本身和谐而顺服的工具。

　　大多数基督徒都明白其间的过程。除了罪以外，自然之爱的所有活动在恰当的时间，都可以变成快乐的、坦然的、感恩的需求之爱，或变成无私的、不强迫的给予之爱，这两者都是仁爱。没有任何东西太微不足道或太动物化，以致不能作这样的改变。一场游戏、一个玩笑、一起饮酒、闲聊、散步、维纳斯的行为，都可以成为我们宽恕别人或接受宽恕、安慰别人或与别人和好、「不求自己益处」的方式。这样，就在我们的本能、欲望和娱乐之中，大爱已经为自己预备了一个「肉身」。

转变的误解和机会

　　但是，我提到「在恰当的时间」，时间稍纵即逝。将一种自然之爱彻底地、稳妥地转变为仁爱的形式是一项如此艰巨的工作，也许没有一个堕落的人能做到完美。然而，自然之爱必须如此转变的法则，我想，是不可阻挡的。

　　这种转变的困难有一点在于，和往常一样，我们可能会转错方向。一个有点过于口头表现的基督徒圈子或家庭，掌握了这个原则之后，可能会在他们公开的行为、尤其在言语上，用精心的、繁琐的、尴尬的、无法忍受的表演，表现出自己已经实现了这种转变。这种人把每一件小事都当作具有明显属灵重要性的事情，并且对着彼此大声说出来；私下屈膝向神祷告时这样做，那是另一回事。他们总是不必要地祈求宽恕，或者令人难堪地宽恕别人。谁不想和那些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住在一起，让一顿饭、一夜的睡眠或一个笑话来化解怨气呢？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当中，真正的宽恕必须是最隐密的，甚至尽可能连自己都不察觉。我们的右手不应该知道我们的左手在做什么（马太福音6:3-4）。如果我们和孩子玩牌，「只是」为了逗他们开心，或者表明自己宽恕了他们，那么还远远不够。如果只能做到这点，那也没错。但是，如果更深入、更少刻意的仁爱把我们带入一种心态，让我们觉得与孩子们一起玩乐，是此时我们最喜欢的事情，那就更好了。

　　在将自然之爱转变为仁爱这项必要的工作中，我们最讨厌的经验恰恰会给我们极大的帮助。我们从来不缺乏需要将自然之爱转变为仁爱的机会。在所有的自然之爱中，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摩擦、烦恼，明确无误地表明自然之爱并不「足够」——如果我们被自我主义蒙蔽了双眼，就会荒谬地使用这些明确无误的证据。「瞧那小子，越来越像他爸了；如果孩子们能更争气一点，我就能更完美地爱他们。」可是，每个孩子都有惹人生气的时候，大多数孩子还常常令人生厌。「如果我的丈夫体贴一点，勤快一点，别大手大脚」……「如果我的妻子少一点情绪化，多一点理智，少一点奢侈」……「如果我父亲不那么讨厌地啰嗦，不那么抠门。」但在每个人身上，当然在我们自己身上，都有需要别人忍耐、宽容和宽恕的地方。我们有必要操练这些美德，首先迫使我们努力地——严格地说，是努力地让神把我们的爱转变为仁爱。这些烦恼、摩擦是有益的，缺少它们，自然之爱的转变是最困难的；当它们很多的时候，转变自然之爱的必要就显而易见了。当自然之爱达到尘世条件许可的最为满意、最不受阻碍的时候，想要超越它——或者在一切似乎已经如此完美的时候看到超越的必要——可能需要更加微妙的转变和更加敏锐的洞察力。也是从这个角度，「财主」进天国可能很难。（马太福音19章）

被大爱转变的自然之爱才能进入天国

　　然而，我相信这种转变是不可阻挡的。至少，自然之爱若要进入属天的生活，就必须作这种转变。其实，大多数人都相信自然之爱能够进入天国，我们可能希望身体的复活指的也是所谓「大身体」的复活，也就是地上生活的总体结构，连同各种情感和关系。但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不是神任意设立的，而是由天国自身的性质决定的：任何不属天的事物都不能进天国。「血肉之躯」，即纯粹的本性，并不能承受那个国度。人能够进天国，只是因为死而复活升天的基督「成形在他里面」。人类的爱难道不需要这样吗？只有大爱本身进入其中，人类的爱才能够上升到大爱本身。人类的爱只有以某种程度和方式与基督同死，才能与祂一起复活；其中的自然成分才能在年复一年或在突然的痛苦中降服于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尚会过去，「自然」这个名字本身就暗示着短暂。自然之爱只有在愿意自己被带入仁爱的永恒中时，至少，愿意在黑夜来临、没有人能够作工之前（约翰福音9:4）让这个过程在地上开始，才能盼望永恒。而这个过程总是不可避免地包括死亡，无一例外。在我对妻子或朋友的爱中，唯一永恒的成分是由大爱本身转变而来的存在。如果有这种存在，其他成分才能盼望借着祂从死里复活，正如我们的肉身所盼望的那样。因为，在所有的成分中，唯有这个成分才是圣洁的，唯有这个才是主。

　　神学家们有时候会问，我们是否在天国还「彼此相识」，以及在地上建立的特定爱的关系是否会继续具有任何意义。这样回答似乎是合理的：「这可能取决于它在地上已经、或正在成为什么样的爱。」因为，无论你爱一个人爱得多么强烈，如果不过是自然之爱，因为这个缘故，你在永恒世界当然不会有兴趣与他相见。这会不会就像你长大以后，遇到小学时仅仅因为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似乎是好朋友的人呢？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如果他不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现在对你而言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你们俩现在都不玩康克戏（一种儿童游戏conkers）了，你不再需要帮他做法语，他也不再需要帮你做数学。我想，在天国里，从未体现过大爱本身的爱，也像这种友谊一样无关紧要了。因为自然已经过去了，所有不永恒的东西都永远过时了。

　　但是，我决不能以这个来结尾，我不敢——更何况是因为我自己的渴望和恐惧促使我越发不敢（写此书时，路易斯的太太已处于癌症晚期，即将离世）——让任何丧亲和孤独的读者把与所爱的死者团聚确认为基督徒生活的目标。在心碎的人耳中，否认这个普遍的幻想，可能听起来刺耳和不真实，但必须否认。

　　圣奥古斯丁说：「祢为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祢面前，就不会安宁。」（引自《忏悔录》）在站在圣坛前的那一刻，在四月的树林里半祷告、半默想时，我们很容易相信这点；在临终的床前，这听起来却像是嘲讽。但真正的嘲讽是，如果我们以那种方式，将我们的安慰寄托在希望——也许甚至借助降神会和召魂术——希望有一天能够再度拥有地上的挚爱、永不分离，而别无他想。人很容易相信，这种无止尽地延长尘世的幸福会带给人彻底的满足。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我们会立刻得到一个尖锐的警告：有点不对劲。我们一旦企图利用对彼岸世界的信心达到这个目的，信心就会削弱。我一生中信心真正刚强的时刻，始终是神自己成为我思想中心的时刻。相信祂，必然就相信天国。但相反的过程——首先相信与挚爱团聚，然后为了团聚而相信天国，最后为了天国而相信神——这是行不通的。人当然可以去想象，但是，自我反省的人很快就会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只是自己在想象、只不过自己在编织幻想。头脑简单的人会发现，自己企图从中得到满足的幻想，既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安慰，也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滋养，最后只能通过可怜的自我催眠，也许再借助低俗的图画、诗歌、以及更糟糕的巫术。

　　经验告诉我们，向天国祈求尘世的安慰是徒劳的。天国只能给予天国的安慰，没有其他品种。尘世甚至连尘世的安慰也不能给予。从长远来看，尘世的安慰并不存在。

　　因为，除非我们整个的信仰是错误的，否则，在一个由纯粹的人类之爱构成的天国中，找到我们最终目的的梦想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为神而造的，地上的人之所以激起我们的爱，只是因为他们在某方面与神相似，彰显出神的美丽、慈爱、智慧或良善。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爱他们太多，而在于不太明白自己究竟在爱什么。神不是要求我们离弃他们，离弃自己如此熟悉、亲爱的人，去爱一位陌生的神。当我们看到神的面时，我们会发现自己一直都知道祂。祂一直参与、创造、支持和感动我们在地上经历的所有纯真之爱。这些经历中所有的真爱，即使是在地上，也都是来自神，而不是来自我们，来自我们也只是因为祂的缘故。在天国，没有背离尘世挚爱的痛苦和责任。首先，因为我们已经从肖像转向了真人，从溪流转向了泉源，从神所造的可爱的受造物转向了大爱本身；其次，因为我们会在神里面找到他们。通过爱神胜过爱他们，我们会比现在更爱他们。

　　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在遥远的「三位一体的国度」（引自C. S. 路易斯的好友Charles Williams的《亚瑟王研究》卷24），不是发生在流放之地、流泪谷中。在这里，只有失去和弃绝。就它对我们的影响而言，丧亲之痛的真正目的，也许就是要迫使我们失去和弃绝，然后，我们才会被迫努力去相信自己尚未感觉到的——神是我们真正的挚爱。所以从某些方面说，非信徒比我们更容易接受丧亲之痛。他可以冲着宇宙大发雷霆、破口大骂、挥舞拳头，如果他是天才，还可以写出像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man，英国诗人）或哈代（Thomas Hardy，英国诗人）那样的诗。但是，当基督徒处于最低潮、举步最维艰的时候，却必须开始尝试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神赐下对祂超自然的欣赏之爱

　　「爱神容易吗？」一位老作家问道，他又回答说：「这很容易，对于那些爱神的人来说。」我已经将两种恩典归于仁爱的名下——对神和对彼此超自然的需求之爱。但神还能赐下第三种恩典。祂能在人的内心唤醒对祂超自然的欣赏之爱。在一切恩赐中，这是最令人向往的。一切人类和天使生命的真正核心，不在自然之爱中，甚至不在道德伦理中，而在对神超自然的欣赏之爱中。有了这个，一切皆有可能。

　　认识了这点，应当开始一本更好的书，结束我的这本。我不敢再继续了。是神、而不是我知道我是否品尝过这种爱。也许我只是在想象中品尝。像我这种人，想象力远远超过了顺服的能力，所以当受公正的惩罚。我们很容易想象那些远远超过自己曾经达到的境界，如果我们把这些想象描述出来，不但可以使别人、也会让自己，相信我们真的曾经去过那里。如果我只是想象它，那么连这种想象有时候都能使我们所渴望的其他对象显得像破碎的玩具和凋谢的花朵——是的，甚至包括平安、永无恐惧——那是不是更进一步的错觉呢？也许。或许对我们许多人而言，可以这么说，所有的经历都只是定义了一个缺口的形状，那就是我们对神的爱应该的样子。这并不够，但却有意义。如果我们不能「体验神的同在」（引自劳伦斯弟兄的书名《与神同在 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那就是体验神的不在，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麻木，直到我们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站在大瀑布旁却不闻其声的人、或是一个在故事中照镜子却找不到脸的人、或是一个在梦中伸手触摸有形之物却没有触觉的人。知道自己在做梦，就不再是完全沉睡。但是，要了解那个完全清醒的世界，你必须去找比我更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