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游子吟》

　　柯伯里（John Singleton Copley）是十九世纪英国最有名的法律权威，曾任英国首席检察官、上议院议长、剑桥大学校长，被英皇赐名为林贺思公爵（Lord Lyndhurst）。他去世后，他的亲属在一些文件中，找到了他谈及自己基督教信仰的详尽记载，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清楚明白那证据是什么，有关复活的证据至今尚未被人所攻破。」¹³　信仰和反对基督教的人都知道，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基石。所以，复活的真实与否，一直是双方交锋的核心所在。但耶稣复活的史实一直屹然耸立，无人能够推翻，两千年前如此，中世纪亦然，上个世纪是这样，如今也仍未变。柯伯里的话，同样切合今天的实际。

　　律师莫理逊（Frank Morison）认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不是神。他认为用复活这样喜剧性的童话来结束耶稣的一生，是破坏了耶稣的形像。他立志要将耶稣在世最后几天中的事完全追记下来，以正视听，还耶稣英雄本色。他本打算尽可能删去有关神迹的一切记录，并准备对耶稣复活一事绝口不提。他认为自己是个律师，有足够的判断力，能把耶稣复活这个骗局和迷信揭穿，以便一劳永逸地推倒基督教信仰。可是，他详尽研究的结果，与他的初衷相悖，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接受了耶稣复活的事实。他的著作《历史性的大审判》（Who Moved The Stone?）是一本畅销书，第一章的题目是「一本写不出来的书」。¹⁴

　　利特尔敦（Lord Lyttelton）是文人兼政治家，曾任英国国会议员和财政部长，他曾追述他与他一个做法官的朋友韦斯特（Gilbert West）一段往事。他俩年轻时都深信《圣经》是一本欺骗人的书，并决意要揭发其中的虚伪。利特尔敦立志找出大数人扫罗从未变成使徒保罗的证据，韦氏则从事印证耶稣不曾复活。他们分头研究了相当长的时期。结果，二人均因为竭力找寻证据想推翻基督教信仰，反而在证据面前放弃了偏见，悔改归信了基督。当他们碰面时，都觉得有些腼腆。他们没能按预想的计划因揭发了虚伪而欢呼，却彼此由衷地庆贺认识了神所启示的《圣经》。后来韦氏写了一本书《由历史及考证资料看耶稣基督之复活》（Observations on The History and Evidences of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在该书的扉页上，韦氏引用了一句古语：「对真理未曾下过研究工夫者，实不宜信口随意批评。」¹⁵

　　孟沃伟（John Warwick Montgomery）1931年出生于纽约州，195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康乃尔大学，继而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韦登堡大学、芝加哥大学及法国Strasbourg大学获硕士、神学士、哲学博士等学位。历任文学、神学和法学教授，著作甚丰。他在《历史与基督教》（History and Christianity）第一章中写道：「在这本书内，笔者准备不厌其烦地再提出这些问题：耶稣是谁？祂自称是谁？有何根据？本章与第三章将讨论耶稣的生平、身分及其使命的历史实录，以作为第三、四两章的背景，因为在后两章内，我们将要讨论耶稣基督的神性，祂如何从死里复活，以证明祂实在是祂所自称的那一位。这些讨论的题目难免会引起面红耳赤的争论，因为这关系到人生哲学的检讨与批判。虽然如此，我仍乐于与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些问题，因为笔者在康乃尔大学攻读哲学时，就曾面对这些难题，结果变成了基督徒。诚如剑桥大学教授鲁益师（C. S. Lewis）所说，我是在『拳打脚踢』满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历史的证据硬拖入主的国度里。从那时起，我对基督教的认识越深，就越觉得其宇宙观实在是完美无瑕，叫人经历越多，就越满足。因此我如今乐于向各位郑重推荐。」¹⁶

　　孟沃伟提及的鲁益师于1898年生于爱尔兰，在一个学院读了一年书以后，全靠自学，却在牛津大学首次获得三重学位，1954年出任剑桥大学教授。他是一个拥有独特恩赐和逻辑头脑的基督徒作家，其作品畅销全球，享誉世界。年轻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后来神将他「团团围困」，《圣经》的历史可靠性使他不得不降服在神的面前。他在描述自己如何抛弃无神论、归向基督时，有如下自白：「1926年初，我所认得的无神论者中之最顽强者，在我房间内和我对坐烤火。他对我说：『福音书的历史性看来十分可靠。』『奇怪得很』，他接着说：『弗锐瑟（Frazer）笔下那位受死的神，好像真正曾发生过的事。』读者必须先认识我这位朋友（自那次以后，他没有再对基督教表示任何兴趣），才能想像他这句话给我何等非同小可的当头棒喝。我悚然大惊：倘若这位犬儒中的犬儒，刚硬者中的刚硬者，尚且不能觉得『安全』，我还有何地可站，难道真的没有逃脱的余地了吗？」¹⁷「我所最不期望的，是祂的无情步伐。可是，它却偏偏临近我。我最惊怕的东西，最后也来临了。就在1929年3月一主日，我在神前跪下祷告，承认祂是真神。也许那天夜里，全英伦最勉强不过的悔改，就是我的悔改了。我当时并不觉得这是最光荣重要的事，现在我却认为是了。圣灵居然谦逊地，接纳一位像我这样的人。浪子终于脚踏实地回家去了。这个浪子，一个游荡、挣扎、愤恨，还游视每个方向、想逃之夭夭的人，究竟是谁愿意大方地接纳他呢？所以，『强迫人入教实在被不法之徒滥用得太多了，这使一般人对入教产生误解和拒绝。事实上，这恰好显示神的恩典是多么长阔高深。』」¹⁸

　　也许有人会认为，像耶稣复活这样的事，在两千年前科学不发达时，人们比较容易相信；在社会高度文明的今天，恐怕就没有什么人会真正相信了。事实并非如此。两千年前，保罗第一次到希腊的雅典布道，宣扬主的复活，立刻受到人们的讥笑。其实，何止是雅典人、犹太人呢。正如前面讲到的，连耶稣的门徒一开始也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今天，不仅成千上万的基督徒相信耶稣的复活，其中包括各个领域的一批杰出的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而且，不少著名的、严谨的史学家、法学家也完全接受耶稣复活的史事。麦道卫（Josh McDowell）在《铁证待判》（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中，斯托得（John R. W. Stott）在《真理的寻索》（Basic Christianity）列举了很多例子，现我仅引用几例。亚诺（Thomas Arnold）教授是英国著名学者、牛津大学的现代史教授，曾著有十三册罗马史。他在一本著作中写道：「有关我们的主耶稣，其生、其死及其复活之事，我们所见之证据是十分可靠的，我们用平日决定好坏的标准，来评论这些证据的好坏。世间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将这些证据仔细研究过，他们从事审查时态度慎重，如同法官面临重大的审判案件一样。我个人也曾如此做过，不为说服别人，而是为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借用研究其他时期的历史时所用的考证法，来考查、衡量耶稣的门徒及后人所写的记录。我相信在人类历史当中，没有一件史迹的每一个细节，曾像神所赐的大神迹，也就是耶稣死后由死里复活一样地，这样被一个公正的学者所彻底研究过。」⁵

　　达林公爵（Lord Darling）曾任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在一次私人宴会中，当客人谈论到一本论及耶稣复活之事的著作时，他一本法官之态度，庄重地发言道：「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比方说，要能相信耶稣的教训和祂所行的神迹。但在全然相信之前，我们也当先有所怀疑，我们应对一些问题的关键重加思考，如耶稣是否就是祂所宣称的那一位？这必须决定于祂有没有复活一事上。对耶稣复活一事，我们不但要有信心，也要能找出证据来印证我们的信心。这些证据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可以是直接的证据，也可以是间接的证据。我们把这些证据放在世人面前，好叫世上一切有智慧的人都能在观察之后，都很肯定地下一判断说，耶稣的复活故事实在是真的。」⁶

　　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尼克里（Armand Nicholi）曾在1968年著文介绍安德生博士（J. N. D. Anderson），说安氏是「国际有名的大学者，尤以善用历史证据闻名」，曾任英国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所所长，也是当今国际法理学权威。安氏说过：「这些证据乃是基督教信仰的历史根基，能被用来引证新约《圣经》中一切有关耶稣其人、其训的可靠性；它不但可以用来证明耶稣的死这件事实及其意义，也能证明历史上的那座坟确实是空的，使徒们确实见过耶稣复活。这种证据在为我们行走信心旅途时，打下最稳固的一座根基。」⁷

　　著名的生理学家艾伟博士（Dr. A. C. Ivy）曾任依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化学系主任、美国生理学协会会长。他的证词是：「我相信耶稣肉身复活一事，也许你们认为这是私人的事，但我却不以为耻，要让世界知道我信这事，且能用理智为自己的信仰辩护……。一百多年前许多与耶稣复活一样难解的事实，如今在我的图书馆内都有科学资料可以证明，但对耶稣的复活，我不能以同样的方法来求证。然而根据现今已有的生物知识和历史证据来看，一个真正相信科学哲理的人，他可以怀疑耶稣肉身复活这件事，他们却无法否认这件事曾经发生过。若需要否认，他们则首先要能证明这件事未曾发生过。我只能说现代的生物学还不能使一个已埋过三天的尸体，重新复活起来。按照我个人研究科学的态度来衡量，若根据现今生物学的知识来否认耶稣复活一事，实在是缺乏科学态度的一种表现。」⁸

　　弗来明教授（Ambrose Fleming）曾被选为英国最杰出的科学家、法拉第奖章获得者，他在其著作《神迹与科学──论耶稣之复活》（Miracles and Science──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一书中肯定地指出，福音书中所记的神迹，没有一处是科学家无法接受的。他向知识分子们挑战，要求他们诚实审查，如果「……经过诚心的追寻之后，他们必能发现基督教并非建立在虚构的小说或幻觉上，也不是如彼得所说：『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建立在有历史根据，有实可考的事件上，不论这些事看来多么神奇，它们实在都是在世界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最伟大的几件事迹。」⁹

　　克拉克爵士（Sir Edward Clarke）在致梅克西（E. L. Macassey）牧师的信中说：「我以律师的眼光对第一个复活节早上发生的事作过深入的研究，所找出的证据十分完备。我过去在高等法院判案时，我们能根据一些比耶稣复活的证据微弱许多的证据来定案。只要看证据，我们就能定案，一个诚实的见证人是不用精心雕饰或费心装饰其供词的。福音书中所提供的证据就是这类的证据。作为一个律师，我自然毫无保留地相信，它们是由一群可靠的人对见到的事实所作的见证。」¹⁰

　　葛林尼夫（Simon Greenleaf, 1783-1853）曾任哈佛大学法律系教授，并在大法官史陀瑞（Joseph Story）去世后接续成为同校的荣誉教授。诺特（H. W. Knott）在美国《名人字典》（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¹¹第七卷中称：「由于史陀瑞和葛林尼夫两位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才能成为美国法律系中的佼佼者。」葛氏从使徒们的言行及当时所面临的险恶环境来论证耶稣复活的真实性，精辟入里：「使徒们所传扬的最伟大的真理，就是耶稣已经由死里复活，唯有人在认罪、悔改，相信祂后，人类才有获得救恩的希望。他们会在四处异口同声地传扬此一教义，实在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当时身受逼迫，且面临人心所能面临的最大恐惧。他们的主在不久之前，被民众法庭以罪犯嫌疑处死，他们的宗教被世人认为是来推翻世界的，世间每个国家的法律均下令阻止其门徒传扬福音。全世界的领袖均起来攻击他们，世界不肯容纳他们。即使他们想以最善良、最和平的方法来传扬福音，他们仍不免要招人的蔑视、受欺压、遭毁谤；人们迫害他们，鞭打他们，将他们下在监里，施予酷刑甚至遭受惨死。但他们依然热心传扬此一信仰，面对苦难，他们却不惊慌，反倒喜乐。当他们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时，却有更多持此信仰的人站出来，以最大的毅力与决心继续完成未完之责。在世界的战争史中，我们找不出有这种以英勇、忍耐与不死之决心编成的军队。他们经常有外来的动力向他们挑战，使他们必须重估自己信仰的根基，并需证实自己所信的真理与事实。如果耶稣不曾由死里复活，他们不可能会再确定自己所信的是真的；如果他们不能肯定这些事件，他们不会持久拥有这样的信心。如果人有办法在这件事上如此欺骗他们，世间必然也有其他的动力能使他们回转发现自己的错误。若他们所信的是错误的，却不肯返回，那么他们终生所遭遇的，不但是人在外表所能承担下的最大不幸，他们的内心也要承受极大的苦闷与罪恶感。他们对未来的和平将无法再存希望，没有良心平安的见证，没有荣耀的盼望，也得不到人的尊重。在今生没有喜乐，来世也无福乐。……但使徒的行为证明他们并不是这样的。若使徒们必须隐瞒以上的种种行为，这显然与他们的本性有所不合，因为他们从生活上显出与常人无异，与我们一样，他们也被同样的动机所左右，会因同样的希望而生出活力来，会为同样的喜乐所感，也会为同样的愁苦所困；会因惧怕而心情紊乱，也会被类似的感情所困扰；他们更与我们一样为试探、疾病所困。但他们的作为却表现出他们对人类具有深刻的了解，如果他们的见证不实，世界再没有理由要促使他们作这些虚伪的事。」¹²

纪念主日

　　在耶稣受难、复活前，犹太人及耶稣的门徒皆守安息日（一周的第七天，即星期六）。这是神在西乃山所立的十诫之一：「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出20:8-11）。以色列人历尽艰辛，出埃及、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后，再次重申守安息日，除了重申上述诫命外，还说：「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申5:15）。以色列人被掳回归后又立约遵守安息日：「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尼10:31）。到耶稣时代，犹太人已守安息日一千多年。他们对在安息日不可作的事有极详尽的规定，如果一个人在安息日那一天衣服上带一枚针都是犯罪，可见犹太人对安息日的严格和一丝不苟。但耶稣受难后，祂的门徒和信祂的犹太人，就突然改守安息日为守主日（一周的第一日，即星期日）。必有一件重大事件发生了，才可能改变犹太人的传统习惯。这个重大事件就是耶稣的复活。因为耶稣是在星期日复活的。人们守主日就是纪念耶稣的复活、升天。这一习俗一直持续到现在。

圣餐和洗礼

　　圣餐和洗礼是基督教的两项重要仪式，它们都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使徒保罗谈到圣餐的意义时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来」（林前11:23-26）。洗礼是耶稣复活后在加利利向门徒显现时颁布的大使命。「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祂；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6-20）。洗礼是表征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祂的死么？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罗6:3-4）。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圣餐和洗礼就毫无意义。这两项仪式坚持近两千年，沿袭至今，是耶稣复活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之一。

十字架的荣耀

　　从十一世纪开始，欧洲基督徒数次挥师东进，要夺回被伊斯兰教徒占领的圣地巴勒斯坦。这些军队以十字架命名，即有名的十字军东征。直到现在，有些国家以十字架作为国旗的标志，有名的国际卫生组织红十字会，亦是以十字架命名的。十字架被高高地树立在教堂之上，印在救护车上，甚至被人挂在胸前。若耶稣被钉死后没有复活，十字架只意味着黑暗、死亡、悲哀。正是主耶稣的受死、复活，完成了神救赎人类的计划，耶稣极大地被荣耀，十字架才会代代相传，被人们当作荣耀、胜利和神圣的象征。

教会的兴起

　　基督教会的兴起是耶稣复活的直接结果。早期教会所宣扬的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基督教不是从一套教义开始的，乃是从传扬耶稣的复活开始的。没有耶稣的复活，也就没有基督教。基督教是植根于耶稣复活这一历史事实的客观信仰，这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根本区别。有人说，耶稣的空墓是基督教的发祥地。据说，曾有一个谣传流遍亚洲某地，宣称佛祖释迦牟尼的一根遗骨被发现了。于是这遗骨被供奉起来，并举行盛大游行。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充塞条条街道，向游行的队伍致敬。一位基督教宣教士目睹那些虔诚佛教徒俯伏在地向遗骨膜拜，感慨万分地说：「如果耶稣基督有一根枯骨被发现，会怎么样呢？基督教就立刻崩溃了！」此话精辟深刻，入木三分。基督徒知道自己的主已复活升天了，因此少有去敬拜耶稣的遗物或空墓的。不久前传说有人发现了耶稣埋葬时的裹尸布，一时成为焦点。各路专家纷至沓来，作了各种精细的考查、分析，莫衷一是。我个人认为，不管那是不是耶稣的裹尸布，都无关宏旨，在历史和神学上也不会有多大意义。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升天了，别的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行笔至此，笔者不禁联想到一件趣事。近期，佛教的活动有了新的变化，有的地方也开始开展类似基督教团契的唱诗、查经活动。基督教有圣诞节，庆祝耶稣降生；佛教也开始倡导佛诞日，庆祝释迦牟尼诞辰。尤有进者，据报载，台湾现已决定将农历4月8日佛陀诞辰增定为法定纪念日，与母亲节合并，放假一天（见《世界日报》1999年8月31日报导）。尽管佛教的活动与基督教日趋类同，但有一点是无法攀比的：基督教有复活节，佛教绝不可能有佛活节！

　　耶稣降世为人，传讲天国道理、受死和复活这一事件，是神预定的救赎计划。在《圣经》中，神借着众先知多次晓喻人们。据学者估计，仅预表耶稣基督的死，旧约《圣经》至少提到三百三十三次，新约提到一百七十五次以上。主耶稣自己也多次对门徒说，祂将在耶路撒冷受难、并第三日复活。除了诗篇第33篇外，对主耶稣将遭受的苦难，描写得最详细的是〈以赛亚书〉第52章第13节至第53章第12节这段预言。麦道卫（Josh McDowell）在《铁证待判》（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列举出旧约中论及主耶稣之被卖、受审、死亡及埋葬的二十九项预言，如「祂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赛53:7）；「哪知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祂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赛53:5）；「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诗22:18）；「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诗22:16）；「因为祂将命倾倒，以致于死，祂也被列在罪犯之中」（赛53:12）；「祂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赛53:12）；「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诗69:21）；「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摩8:9）；「我的神！我的神！为什幺离弃我」（诗22:1）；「又保全祂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诗34:20）；「人还使祂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赛五十三9）；等等。这些预言由不同的作者写成于公元前1000年到500年之间。〈诗篇〉第22篇是以色列君王大卫的诗，成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而〈以赛亚书〉则是先知以赛亚于公元前七、八世纪写成。读新约后就知道，这二十九项预言在二十四小时中，完全无误地应验在耶稣一人身上。

　　有人认为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也许出于巧合，因为有些预言也应验在肯尼迪、马丁路德 . 金等人身上。的确，在其它人身上，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两件应验的预言。但是，几十项预言全部应验在一个人身上，除耶稣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美国丹佛市的基督教维克多出版社（Victory Publishing Co.）曾公开「悬赏」：如果谁能在耶稣以外，在全世界古今人物中，找到一个所有关于弥赛亚预言中的一半（不是全部），均已应验在其身上的，该社乐意奉送一千元美金做奖金。从概率学看，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绝非巧合。所以，至今无人能领取这份奖金。

　　有关主耶稣的这些预言的描写之细腻、生动、应验之准确无误，简直到了令人瞪目的程度，以至于许多虔诚的基督徒也极为惊叹地说：在读这些预言时，人们几乎要以为先知以赛亚就站在十字架底下，看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因此，有人又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些预言在耶稣身上的应验提出质疑。一种看法是，耶稣及其追随者正是以旧约的预言为蓝本，刻意导演耶稣受难的剧情，以表明其预言的准确。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即使耶稣及其信徒们想这样做，没有罗马人、祭司、法利赛人的配合，这台戏是无法演出的；而罗马人、犹太人决无配合之可能。再一种观点是怀疑这些预言本身的真实性。也就是说，会不会有人在耶稣受难以后，按祂受难的情节，假冒以赛亚先知的名义写出这些「预言」呢？或者说，旧约《圣经》中的这些预言，是否真的写于耶稣受难以前呢？对这一质疑，长期以来找不到有力的反证。在死海古卷发现前，我们拥有的最古老的旧约希伯来文手抄本——马所拉经卷（Masoretic Text），是公元后十世纪抄写的（详见第二章），因而无法肯定这些经卷中，有关耶稣的预言的确写成于公元之前。但死海古卷的发现把问题澄清了。死海古卷中有希伯来文的〈以赛亚书〉抄本（参见第四十五页）。专家们把1QIsa^b抄本中的53章（即集中预言主耶稣受难的一章）与马所拉经卷仔细对照，发现两者几乎没有差别。该章的一百六十六个字中，只有十七个字是有疑问的；在这十七个字中有十个字是拼法有别，对书中意思并无影响；余下七个字中，有四个字是文体的改变，如连接词的增减等；其余的三个字可并成「光」字，被加在11节中，但对全文意义亦无甚影响。死海古卷各经卷写于公元前299年至公元后68年各不等。但其中〈以赛亚书〉被确定写于公元前125年左右。这表明从死海古卷到马所拉经卷，历经千年不左，抄经家的精确程度令人肃然起敬；更重要的是，这清楚地表明：关于主耶稣受难、复活的预言，确实写于公元前而不是耶稣受难之后，是真正的预言。预言在耶稣身上的完全应验，是耶稣按上帝的计划受死、复活的强有力证据。

当事人的见证

　　耶稣复活的史事，最详尽地被记录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四卷福音书中。马太和约翰是耶稣亲自选召的十二个门徒中的两位；路加是一位医生，但与使徒保罗的关系极为密切；马可则长期追随使徒彼得。在第二章里我们已详细论证过整本新、旧约《圣经》的历史性、可靠性和无误性。所以，四福音书是当事人见证的最重要文献。

　　福音书中关于空墓的记录，虽在细节上有些差异或冲突，但基本情节却是彼此相符的。这说明福音书的作者，被耶稣复活这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所深深地震撼和激励。他们集中注意力在复活的基本事实上，而不是一些细枝末节上。即使在今天，对一件在公开场合中发生的事件，如车祸、银行被劫等，目击者的笔录一定不会完全相同。四福音书中的这些小差异，说明作者并没有刻意去统一每一个细节。相反地，如果这四部独立著作的描述完全一致，那才令人怀疑是彼此抄袭的呢！

　　福音书描述耶稣复活的笔触是非常朴实无华的。他们忠实地记下了当时发生的事情，毫无夸张、渲染。第二世纪曾出现一卷〈彼得福音〉（Gospel of Peter），谈到在耶稣复活时，天上有大声音，有天使下降，封墓石自己挪开，一个会说话的十字架跟着头高达云霄的耶稣走出坟墓，等等。四福音书中却完全没有这种编造的宗教传奇色彩，显得更为真切、可亲、可信。另外，四福音书一致地记载说，是妇女们首先看到了空墓。在当时，妇女的见证在犹太律法上是不被接受的，没有人会相信。连门徒们最初也拒绝相信妇女的见证，认为是胡言乱语。所以，尽管妇女首先见证空墓对传扬耶稣复活不利，但福音书中仍如此记载。唯一的理由只能是事实原本如此，四福音书的作者们完全忠于事实。

　　除福音书外，新约《圣经》中的〈使徒行传〉中，详尽地记录了复活后的耶稣，在大光中向保罗显现，使保罗悔改认主的始末。使徒保罗本人则在〈哥林多前书〉中，为主耶稣的复活提出强有力的见证。此卷书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期间，写给位于希腊半岛南部的哥林多城教会的，成书期间约在公元55年。如果主耶稣是在公元30年左右受难的话，保罗写此信时，距耶稣的受难、复活仅二十多年。他在信中写道：「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如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矶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林前15:3-8）保罗在见证复活的主显现时，特别提到耶稣曾在加利利，一次显给五百多位弟兄看；而且在他写这书信时，五百多位弟兄中的多半还健在。这是何等有力的见证！如果保罗在此信中所谈有不实，早就被人揭露了，此信不可能留传至今，脍炙人口。试想，如果有人公开发表文章，编造说在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去世的某知名人物，死后又复活了，他的文章一定会受到猛烈的抨击和令人嗤之以鼻。〈哥林多前书〉被收入新约《圣经》正典，至今广为人们所颂读、喜爱，是见证耶稣复活的巍然挺立的历史丰碑。

史学家的记载

　　在第三章讨论耶稣的历史真实性时我们谈到，尽管非基督徒史学家留下的记载不多，但仅有的记载是十分肯定、可靠的。关于耶稣复活的史料亦是如此。一个犹太人在罗马的边陲省分巴勒斯坦被钉死，在罗马新闻界是微不足道的，恐怕连见报的资格都没有。直到几百年后，当基督教如火如荼地席卷全世界时，史学家才猛然惊醒、回首。所以，除了当事人的见证外，史学家关于复活的记录不多，但已有的记载却相当确凿。

　　著名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在《犹太古史》记载道：「这时犹大地出现一名叫耶稣的智者（如果我们能这样称呼祂的话），祂能行神迹与奇事，又是许多喜欢追求真理之人的导师。跟随祂的人除了犹太人之外，也有不少是希腊人。这人就是基督，但罗马巡抚在我们民间领袖的怂恿下，判钉祂十字架。起初就爱祂的那群人，一直没有离弃祂，因为祂在死后第三天又复活了。众先知曾预言祂的复活，及许许多多有关祂的神迹奇事。基督徒就是从基督得名的，直到今天仍未完全绝迹。」³

　　他勒（Thallus）是生于撒玛利亚的史学家，是外邦人中最早提到基督的，其作品多在主后50年左右写成。可惜原著已失传，只能从他人的作品中窥测一、二。公元221年左右，基督徒作家犹非利加纳斯（Julias Africanus）在评论他勒作品时说：「他勒在其所著的史书第三卷中，把耶稣受难时，遍地都黑了的情况解释为日蚀，照我看来似乎不合理。」4　这个评论是十分中肯和重要的。第一，耶稣受难正值犹太人的逾越节当天或除夕。犹太人的历法也是一年有十二个月，像中国的农（阴）历一样，是依月圆、月缺计算的：月亮绕地球转一圈为一个月，月亮绕地球转十二次便是一年。阳历则以地球绕太阳转一次为一年。阴历一年与阳历一年差十一天，须用闰月来补足。世界通用的公历是阳历。有资料认为，以色列人住在埃及期间可能用阳历，但离开埃及后，便改用阴历。出埃及那一个月定为正月（相当于阳历三、四月），逾越节在正月十四日；那天晚上，是一年的第一个圆月之夜（这是犹太人的宗教历法）。此外，他们还有一种方便农作、以宗教历的第七月（相当阳历的九、十月）为正月的民事历法（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圣经》启导本第178页的「以色列人古代宗教。民事历、节期与阳历对照表」）。圆月时，地球应位于太阳和月亮之间，并在太阳与月亮的连线上，故在地球上可以看到反光的全月。日蚀的发生是因为月亮恰好位于太阳和地球之间、并在前两者的连线上，此时月亮是以背光面对着地球，我们看不到月亮（所谓新月期）。当月亮开始遮住太阳时，我们就看到太阳出现一个弧形的缺，当月亮全部遮住太阳射到我们眼中的光线时，就是日全蚀。耶稣受难时正逢满月之日，把祂断气时遍地变黑归结于日蚀，是不符合天文学常识的。

　　其次，福音书中详细记载了耶稣受难时遍地变黑之事。「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祢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路23:44-46；另见太27:45-50；可15:33-41）从犹非利加纳斯的这一段评论可以看出，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黑暗降临大地之事在当时是家喻户晓的，以致不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必须要想方设法，用自然现象来解释黑暗发生的原因，企图抹掉这一神迹。不信者的这种解释，虽与科学知识相悖，但却成了耶稣受难、从死里复活的史实的极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