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之前，也出现了一些中国牧者建立、治理的教会，经济独立，由中国人自己来传扬福音。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耶稣家庭
耶稣家庭的主要建立者是敬奠瀛先生。1890年敬奠瀛先生出生于山东泰安马庄，他是清朝末年的一个知识分子。敬奠瀛先生在信主以前，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万不得已娶了他的妻子，但新婚时竟发现妻子缠足，没有多久就把她给休掉了。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主张婚姻自由，所以配偶竟是一个小脚的女子，就觉得太落后了。
敬奠瀛先生信主以后认识到自己对妻子不够爱护，不合圣经的教导，所以主动提出要和妻子复婚。为了这个缘故，他亲自来到妻子的家里向她的家人道歉，把妻子接回自己的家里来。因为当时交通工具不方便，回家的路上只好步行。途中经过一条山路，要爬一个山坡，可想而知，一个缠足的女子爬山是很困难的，敬奠瀛先生就背着妻子一步步爬上山坡。他的妻子因此非常地受感动。在过去，她根本不被丈夫看重、爱护，而现在她看到丈夫对自己有这样的爱心，她觉得信主太好了，后来她也信主了。
敬奠瀛先生夫妻同心合意地一起事奉。他们满有爱心地看到，使徒行传中记载教会初期的时候，很多人都把自己的田产、土地卖掉，把整个家产都奉献给教会，就像当时的巴拿巴一样。所以，他们夫妻同心把整个家产都完全变卖分给穷人，而且游行到各处去传道。
1922年，他们在家乡泰安马庄成立了「圣徒信用储蓄社」。凡是加入这个圣徒信用储蓄社的人，都要实行爱心互助，只有基督徒、信主的人才能参加。那时候，敬奠瀛先生只有三十二岁，就已经被神重用了。
1927年以后，敬奠瀛先生所组织的圣徒信用储蓄社，改称为「耶稣家庭」。加入这个家庭之后，同吃同住，一同劳动，没有个人的私产。他们把自己私人的一切土地田产完全奉献到「耶稣家庭」里面，凡物公用，就是先把自己的小家「打破」，再「参加耶稣家庭」；他们习惯上说，要「先破家，再参家」。信徒「参家」以后，生活怎么办呢？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各人按自己的能力和特长从事某项生产或是某种职业，但是所有的收入都完全交给「耶稣家庭」，大家共同使用。他们认为这样乃是仿效教会初期耶路撒冷教会「凡物公用」。
「耶稣家庭」的负责人称为「家长」，主持灵修和生产等全部事工。敬奠瀛先生就是家长，另外也有少数的人辅助他。这些主要的助手是：董恒新弟兄，陈碧玺、左顺真两位姊妹。有人说董恒新弟兄十分辛劳，但常做隐藏的工作；陈碧玺、左顺真两位姊妹曾去西北传道，后来加入了「耶稣家庭」，成为同工。
在1940年代，也就是「耶稣家庭」成立仅仅二十年的时候，由于他们热心传道，在华北、西北十几个省内，已经建立了一百几十处小家庭。每个小家庭各有小家庭的家长，按照「耶稣（大）家庭」的组织、管理、生产、生活方式，参「家」的人也都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后来他们还创造了一个新的「家」字，把「家」中的「豕」字去掉，改为「住」字。意思是，在耶稣「家」庭中，「主」是坐在中间、当家作主的，「人」只是站在旁边侍立、事奉而已。
在「耶稣家庭」的兴旺时期，有些基督徒大学生也「参家」作为同工。那时大学生成为基督徒的为数很少，但是仍有一些大学的基督徒学生参加了耶稣家庭，而且，很自然地，他们也就成为某些事工的负责同工了。当时传说倪柝声弟兄曾经参观过耶稣家庭，和敬奠瀛先生也见了面，两个人有一个默契：黄河以北的福音事工由耶稣家庭来做；而长江一带，则由倪柝声弟兄所带领的基督徒聚会处来传讲福音。当时的情势，耶稣家庭多半是在北方成立，而长江南北这一带，却建立了许多基督徒聚会处。不过这只是传说，因为倪柝声弟兄的同工李常受也在山东一带建立了不少聚会处。
1948年的时候，山东已经被解放军攻占了相当大的一片土地，泰安马庄也被「解放」，成立了新政权。当时的政府就派了两个干部进驻「耶稣家庭」，长期住在耶稣家庭里面，要「学习」「家庭」的生产、生活方式。因为共产主义的最终理想，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两年以后，土地改革时期，敬奠瀛先生就被批判、逮捕，罪名是大地主。因为很多人都把自己家里的土地田产变卖，完全奉献给耶稣家庭，而耶稣家庭的家长是敬奠瀛，所以他就被定为大地主。1953年，政府下令解散「耶稣家庭」，当时耶稣家庭等于是消失了。但一直到文革以后，还有一些少数的耶稣家庭的弟兄姊妹坚持要过耶稣家庭的生活，但是都没有持久。现在看起来，耶稣家庭基本在中国大陆消失了。
以下是我个人对耶稣家庭的一些看法，欠妥之处，请大家见教。
耶稣家庭的弟兄姊妹们有这样的热心，是非常让人佩服的。他们敢于学习效法使徒时代把个人财产完全奉献，这种热心确实难得；但即使信徒都有热心和爱心，实行起来的时候也确实困难。因为各人灵命程度不同，看法不同，免不了彼此之间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有纷争。而且劳动强度怎么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实际的生产就受到影响，反正吃大锅饭，就不一定都尽心竭力地生产，所以往往变得相当贫困。他们那时常常喝稀粥当饭，甚至仅是熬一些汤来果腹。有些耶稣家庭的弟兄姊妹端起碗来喝这碗稀汤的时候，就看见自己的两只眼睛倒映在汤里面，因此他们笑称为「四眼汤」。这个称呼虽然可笑，但却充分说明了他们当时的艰苦。
耶稣家庭被取消后，在西北，以及其他地方，都有少数人学习、效法耶稣家庭，却常有弊端发生。由于团体生活不能持久，很快就又恢复了个人小家庭的单独生活，不再凡物公用。
我个人有一个看法，使徒行传第8章以后，再没有提「凡物公用」；而使徒行传11:29提到，耶路撒冷教会有困难的时候，安提阿教会是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供给耶路撒冷的信徒，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家庭的所有财物完全变卖，奉献给教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凡物公用实行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从使徒行传第8章以后，一直到启示录，再也没有倡导过「凡物公用」。
基督徒会堂
北京基督徒会堂是由王明道先生建立的。基督徒会堂与敬奠瀛先生建立的耶稣家庭，以及倪柝声弟兄建立的基督徒聚会处，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王明道先生只建立了这一个教会。其实按照王明道先生的声望、讲道的能力、经常到各地去讲道的影响，他完全可以在全国各地建立基督徒会堂；但是，王明道先生没有这样做，他仅仅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基督徒会堂，而且，是以基督徒会堂作为他忠心工作的重点。这是王明道先生的一个领受，是从神而来的托付。关于王明道先生的事迹，在《五十年来》和《又四十年》两本书里讲得很详细，我们也会在「几十年来神使用的人」这一章中作简要的介绍。
1925年，王先生25岁的时候，在北京甘雨胡同他的家里开始了家庭聚会。后来聚会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便求告神，可以买一块地建造会堂以便聚会。
1937年，大家在北京史家胡同43号买了地，修建了基督徒会堂，全部费用都是中国信徒自愿奉献的。王先生对于信徒受洗考查很严，因此直到最后，在会堂受洗的会众还不到一千人，仅几百人。王先生没有愿望更没有计划把聚会人数扩大，而是对信徒要求得很严格，希望每个信徒都要在灵里坚定，生活上满有属灵的见证。这是很难得的一点。事后也证明，经过了长时间的火炼，大部分会堂里的信徒都有美好的属灵经历。
1953-1955年初，我蒙恩得以在王先生、王太太面前受教，经常住在基督徒会堂的院子里，特别是1954年春节以后，连续在会堂里住了半年多，一日三餐都是和两位老人一起用饭，是自己灵命上的一个大的转折期。我深感若没有两位老人在灵里的帮助，大概不会有我后半生的服侍，所以对会堂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1955年8月8日王先生夫妇被捕后，我们这些尊重王先生夫妇的晚辈们也纷纷被捕。基督徒会堂被并入「三自会」，后来会堂的建筑物被改成幼儿园，我就再没有去过会堂。1987年我被平反前后，又日夜书写《圣经词典》书稿，也无暇到会堂的门口去看看。1992年，我和妻子冒着雨特意走到史家胡同去看看基督徒会堂，我们只能在外面围着会堂看看它的外观，抚今忆昔，不禁泪溢。由于细雨越下越大，我们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会堂。
几年后，政府因为要改善北京市的市容，包括史家胡同在内的一些街道要加宽，因此基督徒会堂的房屋都被拆掉了。当时很多基督徒会堂的信徒觉得有些难过，因为原来多年聚会的地方再也不会见到了。有两位老年的弟兄，一位是黄道安兄，一位是游约伯兄，特意地去到那片拆掉的废墟，想找一找有没有可以纪念基督徒会堂的东西。这两位老弟兄竟发现了会堂的房角石。他们就问工地的负责人能不能把这块房角石运走。负责人告诉他们：「幸亏你们今天来了，还可以把这块房角石运走，如果晚来一天，这里所有的残砖乱瓦就都被农民工完全运走了。」感谢主，黄、游两位老弟兄就请来一位年轻的弟兄，用一辆三轮车把那块房角石运回去了。现在基督徒会堂的房角石还存留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大家有时还特意地去看一看。弟兄姊妹们，你能体会到这些人的心情吗？
基督徒会堂被捕的圣徒后来分散到各地，却在各地都有各人的事奉。现在这些弟兄姊妹们有的早已返回天家，留在世上的这些老人们，虽然已经年老，但是有的在海内继续事奉，有的身在海外也继续事奉。
基督徒聚会处
基督徒聚会处是倪柝声弟兄等人于1928年在上海哈同路建立的。基督徒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们很注重属灵生命的追求和成长。1950年新政府统计以后在报纸上说全国基督徒共有七十万，后来又有一次报导说共有一百万，而当时聚会处的人数，有人说在海内约有七万人。至于海外的人数，因我见闻较少，未曾听过相关的数字。
建立基督徒聚会处后不久，倪柝声弟兄发表了《工作的再思》，谈论教会的工作，其中提到他和一些同工有这样的看法：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比如哥林多就有哥林多教会，腓立比就有腓立比教会，而这个教会就是基督徒聚会处；只有基督徒聚会处是教会，别的地方都是聚会点，是公会，是宗派。甚至有一段时期，他们有的同工说：「教会既是基督的身体，就应是一个身体。公会、宗派林立就等于分裂了基督的身体，这样就是罪恶！」因此得罪了其他许多教会的同工，很多弟兄姊妹觉得难以认同。聚会处与其他教会有隔阂，这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倪柝声弟兄的讲道吸引了国内各个宗派的信徒，因此许多人就不参加自己教会的主日崇拜而到聚会处听倪柝声弟兄讲道，这就更造成了倪柝声弟兄及聚会处和其他教会间的隔阂。
同一时期，聚会处出版了《小群诗歌集》，并在各地聚会处传唱。所以一些信徒称呼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为「小群」，他们自己并不认同。但有些人还是相当长的时间一直称呼他们为「小群」。
倪柝声弟兄的同工李常受先生，在1940年代曾号召山东的聚会处会众去边疆安家落户，传扬福音，约有一百多家信徒迁往西北等地做「福音移民」。比如王之肖弟兄全家迁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后来一直留在乌鲁木齐，还有一位陶璞生弟兄全家移民到了宁夏。当年一百多个家庭迁到西北去，也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原来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很少来往。但是，我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已经有了一定的交通。我很尊重那些爱主的同工们；同时，感谢主，他们对我也在主内认同，甚至昆明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们，还一再地邀我在聚会处的主日崇拜中连续讲道。当然，我在昆明和弟兄姊妹一同建立的教会，也常请聚会处的同工们来讲道。我们的互相认同，在当时多人和聚会处有些距离的情形下，实在是神的恩典。
一般来说，1950年代以前其他教会和聚会处在灵里的交通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亲眼见到，亲身体会到，原来聚会处的一些弟兄姊妹，都比以前开阔了。而众教会的神的儿女们，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煅烧和磨炼，也几乎都认识到，我们都在主的宝血之下，都是主流血舍命救赎的罪人，我们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我们都应当是一家人，理当不分彼此，常有交通，甚至于能够同心地一起事奉，向普世宣道！感谢主，这是神做的一件奇妙的工作。
我个人对聚会处，和聚会处以外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个祷望。不管各人的领受有哪些差异，只要是主用宝血买来的，只要不滑向异端，我们就都是神家里的人，就该同心事奉。也许有一些见解我们不尽相同。但是我们应当避免争执，应当彼此相爱，亲如家人。谁也不敢说和自己争论的人进不了天家。若是这样，我们在地上争论不休，失去了爱心，将来在天上我们见面的时候，又该彼此说些什么呢？
我尊重大多数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生命的道理上，在属灵的追求上都非常宝贵。对人都是很有益处的。至于「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这个见解，我个人觉得较难认同，和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很难统一起来。但是在主内，在一个属灵的、无形的神的大家庭中，我们应当看为是一家人，应当不分彼此，应当同心合意地事奉。（谢谢主现今让我深知，聚会处的同工们已在接纳各方的爱主的人！）
再提一下李常受先生，他是倪柝声弟兄的一个同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出国了，在海外各地建立了「基督徒聚会所」（海内叫「聚会处」，海外叫「聚会所」）。1980年代中期，海外李常受聚会所的信徒常到大陆「帮助」信徒，其实就是找一找过去聚会处的弟兄姊妹，恢复过去聚会处的一些看法。不仅如此，李常受先生还加了一些灵恩的内容。我长期在大陆，对李先生在海外领导的「聚会所」知道的很少，实在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前些年在大陆的时候，有人说河南有些尊崇李先生的人们，被称为呼喊派。这些人祷告的时候，最后是说：「奉常受主的名祷告，阿们！」还有人说：「在现今的时代，只有常受是真理的出口。」如果真是这样，恐怕就已经到了异端的边缘上。不过有人说李先生去世前曾经当众认过罪。然而到底认的是什么罪，我们不太清楚，等到将来在天上，大家就都明白了。
在李常受先生去世之后，我听说海外一些地方的聚会所已经有转变或出现分歧，某些聚会所的弟兄姊妹主动和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了很好的交通，这是应当感谢神的事。而且也有聚会所的弟兄主动找我来谈论关于对李常受先生的一些批评意见。我相信在聚会所里面绝大多数弟兄姊妹都是蒙恩得救的，但愿这些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多有爱主的心，和其他各个不同地方的弟兄姊妹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灵工团
灵工团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教会，而是由杨绍唐牧师在山西南部成立的一个传道人的组织。但由于这些教会大多都是中国人建立和牧养的教会，在这里也想谈一下。1930年前后，杨绍唐牧师牧养晋南十三县的教会及多处聚会点，这些教会和聚会点起初不一定有专职的传道人，但兼职、带职的传道人逐渐地就成为专职的传道人，所以就需要培训。但如果这些同工都去上神学，一方面经济力量不足，另一方面他们到神学院也许不适合要求，或者说学历不够。所以杨绍唐牧师1934年成立了一个「灵工团」，这个「灵工团」被很多人认为是培养同工、建立同工、彼此相爱、互相尊重、在主里交通、互帮互学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灵工团」每年有定期或不定期聚会的时间，这些专职或带职的传道人、同工聚集在一起查经，或是由杨绍唐牧师讲解一卷圣经。更要紧的，就是他们有彼此的交通，个人在神面前有什么亮光、看见、得着，在工作当中有哪些心得，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哪些失误，在神面前有什么软弱，在人面前有什么亏欠，彼此谈论，敞开自己的心门。实际上就是彼此帮助，在神面前有更多的长进。除了灵命上的帮助、长进以外，他们也把所带领的信徒遇见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心得提出来。还有的时候是提出问题，比如当地信徒之间、家庭夫妻之间、同工之间或者传扬福音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却不知道怎样解决，那么大家就彼此帮助，提供个人经历是怎么靠主解决的，互相补充一下。在灵里面以灵相通、以爱相系。若是问题大家都解决不了，连杨绍唐牧师也不一定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就把这些问题作为祷告的题目，散会分开之后继续祷告，到下一次聚会可能大家会有相关的体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当时灵工团的做法使得很多传道人得到了帮助，以至于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到中国河南方城传道、被神重用的内地会传道人艾得理牧师（Mr. Adeney），特意去参加灵工团，看一看灵工团的做法。后来「西北灵工团」的组织形式也是受灵工团的影响。
其他华人建立的教会
（1）灵粮堂：赵世光牧师建立，分布于上海、南京等地。赵牧师很有传福音的热忱。1946年冬，我在南京听过他的讲道。他讲道中时而插入短歌，使会场的气氛一直很活跃；讲道间常有妙语趣谈，但却使会众能深思遐想；讲道之后呼召的时候，竟会走下讲台，步行在会众中间，近距离邀请会众接受救恩，使听众感到很亲切。
1940年代末期，赵世光牧师在海外各地建立了灵粮堂。他首先到了南洋，后来到了其他地区。现在台湾、美国，仍有些当年赵世光牧师建立的灵粮堂。赵牧师返回天家以后，各地的灵粮堂仍在继续发展。
1958年，基督教三自会迫使各教会大联合，实际上是变相地削弱或消灭海内各地的教会。灵粮堂于1958年后，便在大陆消失了。
（2）其他真正自立、自养、自传的、华人建立的教会，在全国各地城乡，几乎到处可见。虽然名称不一，但大多都是按着圣经的教导，由当地的弟兄姊妹们建立的教会。这些教会基本上都是由本地信徒自己来治理教会，并且由当地的信徒负责经济上的需要，勉励当地的弟兄姊妹对外传扬福音。详细的情况实在无法一一介绍，就不多谈论了。
（3）另外，也有一派信徒，组成了「真耶稣教会」，而且在海内和台湾还发展了不少人。对这一派别，大家有些争议：绝大多数的同工们对他们的名称有一种反感，认为他们是异端，因为他们自称是「真」耶稣教会，那就意味着说别的教会是「假」的，而且他们坚持要守旧约的诫命，坚守安息日，用礼拜六代替七日的第一日（主日）聚会崇拜，力主说方言、跳灵舞，甚至他们认为必须有方言才能受洗，等等；但当年也有极少数同工虽然不赞同他们的名称和做法，但又认为无论如何，他们基本上还是传扬耶稣的救恩的，他们当中也会有一些蒙恩得救的人，因此当年纯正信仰的同工们，少数人对他们也有保留地包容。只是有一件事却是事实，现在海内已经很少见到当年真耶稣教会在华人教会界的活跃情况了。
基督、使命与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