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残年忆史》

　　中国早期的神学院大多数是由国外的各个宗派、公会或者宣道机构创办的，由西方的宣道士担任老师。但因为语言障碍，学生听课有一些困难，老师用中国话讲圣经的要道也实在不容易。于是，渐渐就有一些中国老师到神学院任教。上文谈到的一些中国传道人中，有几位也是神学院的教师。

1950年代前由华人创办或主持的神学院

※伯特利神学院

　　伯特利神学院是计志文牧师和其他一些神的仆人所带领的神学院。最早，伯特利神学院于1925年由石美玉医师（Dr.Mary Stone）及胡遵理教士（Miss. Jennie Hughes）创办于上海制造局路，定名「伯特利圣经书院」（Bethel Bible College），稍后改名为「伯特利圣经学院」，三年制毕业。1937年芦沟桥事变，战争蔓延上海，学院于1938年迁到香港；1946年于上海复校，逐渐由计志文牧师负责重要工作。由于旧校址被毁，1947年决定返回香港，之后改名「伯特利神学院」，四年制毕业，颁授「神学学士」学位。

※广西梧州的建道神学院

　　建道神学院创办于1899年，曾由黄原素及赵柳塘等执教，后于1950年前后迁往香港。

※上海中华神学院

　　中华神学院由号称「暗室之后」的蔡苏娟姊妹等人于1930年创办，其后造就了许多神学生，例如焦源廉牧师、张瞳昶弟兄、徐良淑姊妹等人。1940年代末期，焦源廉牧师复旦大学毕业以后，便在中华神学院学习，毕业后又留在该神学院教课。中华神学院当年的毕业生现在都已八十多岁了，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大陆牧养教会、带领教会。

※灵修（神学）院

　　灵修院是贾玉铭老牧师创建的。贾玉铭牧师早年执教于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注：1919年由美北长老会山东区会和江北区会支持赫士所建，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基要派神学大本营，西方基要派宣教士与本土的基要派传道人的结合点）。华北神学院是一个很好的神学院，贾牧师在那里做老师的时候带出了一批好学生，例如杨绍唐、张学恭、苏佐扬等。贾老牧师也曾经执教于长沙圣经神学院。1930年代的时候，他自行创建了灵修院，1937年抗战时期迁到重庆。当时重庆灵修院的师资很强，例如潘子丰牧师、赵君影牧师、苏佐扬牧师等都曾在灵修院里任教。如前文所述，第一届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就是在灵修院及其附近的一个圣光学校召开的。1946年的时候，重庆灵修院迁到了南京，改名叫灵修神学院，当年的学生学历较高，不少大学毕业生就读于灵修神学院。以后灵修神学院又迁到上海继续上课。

　　贾老牧师为人谦和，关切青年圣徒，希望每个信徒都要奉献给神（指奉献为主而活，得救的人都应奉献，参罗12:1）。我在1946年秋天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翁则富弟兄向他介绍我说：这是边云波弟兄。想不到老人家说：噢，你是边弟兄啊，你奉献了没有啊？我赶紧说：我奉献了。后来我才知道，贾老牧师见到任何一位青年信徒，第一句话都要问：你奉献了没有？！从此可见老人家关爱青年信徒的心。

　　老牧师身体力行，自己在七八十岁的高龄时，倡导灵修院的学生们以及爱主的信徒们都要「守晨更」，就是要在清晨五点钟的时候起来祷告。1946-1947年的时候我经常早晨起不来，就被同宿舍的翁则富弟兄叫起来祷告。翁大哥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出国的机会，进入灵修神学院装备自己。其他在灵修神学院深造的弟兄姊妹还有孙美芝、王颂灵、宋天婴（宋尚节博士的女儿）、杨培滋、孙惠英等人。

　　贾老牧师被诱加入三自后，灵修院在三自的控制下也不断改变、改编，甚至消失了。

※上海江湾传道人修养院

　　1949年之后，焦维真女士与中华神学院的几位同工合办了「中华基督教传道人修养院」，旨在关心那些年老不能做工且无人照料的传道人。实际上，当时仅二十几岁的焦源濂牧师却在那里教课，而且学员中多有像陈恩鸿弟兄、朱静瑄姊妹、孙灵立姊妹等这样的青年学员。陈恩鸿弟兄在1950年代初，曾去海南岛传道，后与朱静瑄姊妹结婚，两人历经艰难和捆锁，后来在浙江嘉兴建立了教会。孙灵立姊妹后来和焦源濂弟兄结婚，1980年代以来，曾在美国波士顿、旧金山等地教会事奉神，被神重用。

※天津圣经学院

　　天津圣经学院由孙静轩牧师主持。中国大陆新政府成立以前孙静轩牧师先在那里教课，后来一切事工就完全由他负责了。

※北京香山恩典院

　　恩典院是宋尚节博士带领的张周新先生创建的。宋尚节博士最后在北京香山卧病几年，服侍他的有张周新、陈善理夫妇，毕咏琴、刘苏琴等姊妹。宋博士离世后，1940年代初，张周新、陈善理夫妇二人建立了恩典院。最初在北京香山，后来在杭州和昆明也建立了恩典院。恩典院有一个特别难得的地方，就是不管恩典院内人数多少，总是有二十四小时日夜轮流不断的守望祷告，这是恩典院蒙恩的一点。但是恩典院多年来坚持认为读经要用「转轮子」的方法，也就是几十年来如一日，每天读经时，必须要旧约一章和新约一章互相配合、互相解释。这样每天依次新旧约各一章，轮流不息地对照解读领受亮光。这种读经方法，据恩典院的弟兄们讲，是宋尚节博士所使用的；但是他的女儿宋天婴、宋天真、宋天权，以及外孙王天声，都是传道人，她（他）们读经都不是用这种方法。现今一般的教会和信徒也都不用这一方法，甚至还有些困惑。然而，恩典院这些弟兄姊妹们爱主火热的心是可贵的。

※北京香山灵修院

　　几乎是同时，毕咏琴、刘苏琴二位，同在香山另组了灵修院，近似贾玉铭老牧师的灵修院。也曾带出一些学员为主使用。有一段时间，有些传道人到香山灵修院去进修。但1955年多人被捕后，香山灵修院即逐渐停止活动。

　　1955年王明道先生被捕时，张周新、陈善理、刘苏琴、毕咏琴等人几乎同时被捕。张周新、陈善理老年死在监狱中为主殉道。刘苏琴、毕咏琴出狱后明显倒向了三自会。王明道先生第二次被捕释放后继续反对三自，毕咏琴还去劝说王先生不要再反对三自会。本来1950年代初，我亲眼见到陈善理大夫、毕咏琴女士都曾受到过王先生夫妇的热情接待；但是我也亲自听到过，王先生对毕咏琴热心为三自会游说一事，颇有异议。

※重庆神学院

　　重庆神学院由陈崇桂老牧师与内地会合作于1943年创建。但是很可惜，陈崇桂牧师在三自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就加入进去了，而且还担负一些领导工作。只是在1957年，陈崇桂牧师便被定为右派，可见三自会也不是一个保险的地方。有好多的人，包括像杨绍唐、贾玉铭牧师等老人，被主使用了一生，晚年竟加入了三自会！但加入三自会后，晚年仍是受到了很多的苦楚，影响也不太好，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谨慎自己脚步的教训。弟兄姊妹们！我们事奉神真是要一生一世谦卑到底、谨慎至终，一旦走错一步，不仅是自己晚节失误，影响主工，影响后人，也将是我们见主时无以挽回的悔愧！

※泰东神学院

　　由毕业于华北神学院的张学恭牧师在南京创办，造就出一些爱主的神学生，在海内外被主使用。赵西门、文沐灵等人都是那里的学生。1948年夏天，我陪同泰东神学院的两位弟兄，同住在南京旁边的栖霞山布道一个月，大约有几十人信主，初建了栖霞山的教会。一直到1950年代的初期，也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时，泰东神学院才被关闭。

※黔光圣经学院

　　黔光圣经学院位于贵州花溪这个风景区，由中华传道会的周志禹先生主办，杜忠三老牧师负责实际的工作。

※昆明灵光圣经学院

　　昆明灵光圣经学院由神召会于1948年建立，属于神召会的谷怀空牧师担任院长。感谢主，那所圣经学院有不少兄弟民族的学生，毕业以后大多数都在西南事奉主。甚至有位毕业生晏大安弟兄在缅甸北部还建立了神学院和一些教会。

※云南圣经学院

　　云南圣经学院是由黔光、灵光、昆明三个圣经学院联合组成的。因为当时的战乱，黔光圣经学院由贵州来到昆明，与灵光合并在一起上课。后来灵光、黔光又和昆明圣经学院联合在一起组成了云南圣经学院，由储怀安、谷怀空先后担任院长。

　　其他还有一些新派神学主办的神学院，其中比较出名的例如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北京燕京协和神学院，大概是十处左右。到了文化大革命前，信徒人数减少，三自的神学院也就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了。

其他几位当年从事神学教育的中国教师

※石新我牧师

　　约在1930年代末，石新我牧师在云南开办了汉光圣经学校。他长期不收工资，凭着信心出来传道，而且时常关心同工们的生活需要。石牧师自己身体比较软弱，但是台上讲道的时候却满有能力。（由此可见，讲道的能力不在于体力如何，而在于灵里是否有丰富的装备，能够更好地供应弟兄姊妹们丰盛的灵宴。）石牧师也常常到欧美各地事奉，后来身患癌症，仍旧到巴西领会。他的著作有《石新我讲道集》和《灵谷清泉》等等。

※成寄归牧师

　　成寄归牧师曾经在长沙神学院、南京金陵神学院及华北神学院任教。他最大的成就是把「司可福函授课程」译成了中文。当时这个神学函授课程不仅帮助了神学生，许多没有上神学的弟兄姊妹对这本书也非常喜欢，受到造就。成寄归牧师自己生活很简朴，却常常顾念贫穷的人。据说他每次吃饭以前，都先留下一碗饭来，自己不吃，把这第一碗饭留给贫困的弟兄姊妹或者贫苦的人吃。除了在神学教育上不遗余力地事奉，他生命的见证也造就了不少信徒。1940年，年仅58岁的成牧师，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晕倒，被主接去。

※张学恭牧师

　　张学恭牧师创办了泰东神学院，始终没有参加三自会，被捕前没有参加，被捕以后也没有改变他的持守。他在狱中被主接去，默默中留下了佳美的脚踪。

对于神学院的不同见解

※有人认为传道人必须要上神学院，理由如下：

1. 因为神学院里有全部的圣经课程，上神学院便于掌握全备的圣经知识，全部的真理装备。不读神学院，在家自学的话，总是怕不够全面。
2. 上神学院有全面的、正统的理念，能学习到当时神学的主流，这样可以比较正确地认识圣经真理，否则怕会走偏。

※有人认为传道人不一定必须非上神学不可，这些人也有几种看法：

1. 以免自恃神学知识而忽视灵命。因为我们服侍主，不是靠着头脑的知识来服侍，必须有丰盛的生命，有足够属灵的经历，这样才能以道传道，不然是以知识传道。因此，有人认为传道人不必上神学，就是依靠属灵的生命，免得只依靠圣经的知识。
2. 以免自认为正统而忽视别人。神学院毕业的，可能觉得自己所学的才是正统，尤其是名牌神学院出来的毕业生，往往可能忽视别人，也不大容易尊重别人属灵的领受和见解。
3. 以免过于自限于传统。神学院里往往会沿袭某一传统，难以有一些新的突破和领受。当然这个领受必须是毫无偏差的真正从主来的领受，或是从老一代信仰纯正的传道人的启发教导而来的领受。

我个人的看法愿意和大家一起探讨

第一，神重用过一些读过神学的人，也重用过一些没有上过神学的人。

　　贾玉铭、于力工、滕近辉等都是读过神学的人。反对读神学，我觉得不大合乎情理，因为确实有一些上了神学院、教过神学课、办过神学院而被主大大使用的人。但一些没有上过神学的人也曾经被神重用，比如宋尚节，是被新派神学院送到疯人院去的。王明道先生也没有上过神学，却成了二十世纪神给中国的见证人。倪柝声弟兄也没有上过神学，他所带领的聚会处会众在1950年时，约共七万人，大约是全国信徒的十分之一。江守道、王国显等弟兄，他们虽然没有上过神学院，却写了很多的属灵参考书。所以神既用过读神学的人，也用过没有读神学的人，我觉得从这里就说明可以上神学院，也可以不上神学院，只是神给各人的带领不同而已。

第二，不在于要不要「上」神学，乃在于是不是「向」神学。

　　读神学的人，切切不要把神学等同于一般的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我们上神学或不上神学，一定要志在「学神」。有人读了神学，是向「人」学了很多的知识。1995年我在澳大利亚曾遇到过一个年轻的弟兄，神很使用他。他跟我说，他当时是带职事奉，白天上班，晚上读神学，上了半年神学课以后，他决定不再继续学了。因为他说没有读神学以前他很爱神，但是读了半年以后，他找不到神了。老师讲某一节经文的时候说，某某参考书怎么说的，某某名人怎么解释的，这节经文有几个不同的解释，有些不同的分析；但是他自己到底有什么看法，却不肯说明。这个教授是这样，其他教授也是这样。这位弟兄说他读了半年的神学，却找不到神了，不知道神的真道到底是哪一个，他因此中途离开了神学院。迄今他事奉神近二十年了，大大被主使用，有时候他在澳洲，有时候是到大陆培训传道人，那些传道人从他那里得到许多真正的属灵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不在于要不要「上」神学，而在于是不是「向」神学。上了神学「只」向人学，何必上神学？不上神学「心」向神学，同样是神学！我个人觉得，如果为了拿个神学学位好找工作，以这种心态去上神学，人云亦云，不如不学。另外，不读神学向神学的，虽然没有进神学院，没有神学老师，但若能藉着和属灵长辈的交谈或者一些属灵的参考书籍的供应，总有新的得着，甚至对于全卷的圣经有系统、全面、正确的理解。这样，就不仅在灵命知识上有装备，更是在灵命成长上得以确有灵粮的供应，而且在其中对于生命的喂养上也颇有得着。

第三，不宜独尊「神学」，而应志在「学神」。

　　我们不应该有非上神学院不可、不上神学就不能讲道、传道的观点和论调。不上神学院而被神使用的人过去有，现在也有。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之后，当年从有形的和无形的捆锁中出来的传道人们，很少人上过完整的神学，神的道不正是通过这些人而传开了吗？所以，我们不应该独尊神学，而应该有一个志向，就是「学神」，这样我们就能有更多地得着，在神学院里要学神，在神学院外更要学神。所以我们每个要服侍神的人要跟着主走，向主学，向神学。

第四，要「尊人之教」，更「遵神之导」。

　　上神学，当然要尊重教师在校的教导，但是更要遵从神一生的引导。老师教的尽管很好，但再好的神学老师也不会劝勉人说：神学毕业后，就够一生受用了，不必再不断地追求神更多纯正的光照引导了。当然，有一些老师不仅只教知识，在属灵的路程上也有所带领。他们因着自己属灵的经历，可以教导神学生更深地领悟到圣经真理，知道怎样解决属灵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因为被神引导过，所以能够帮助有同样问题的人。神学教育教的，不仅是课堂上的理论，所以师生关系不应该只是课堂上的关系，而是一起同行的伙伴，共同经历、共同面对，好像耶稣带领门徒一样，在严格（不是严厉）的要求中带着真实的关怀。我在灵光圣经学院教课的时候，要求学生一定要有自己的读经心得或灵修笔记。学生们抱怨这有如多了一门课，但我解释说：「这不是私人日记、个人生活，和我的课程关系不大；不过，这是你们将来讲道、传道的重要参考数据。因为这是你自己属灵的经历，是以生命传递生命，以你自己的灵命经历，带领其他人的灵命经历。」

　　但是目前也有一些神学老师（当然不是所有的神学老师），他们本身只有圣经知识，极少属灵的经历，甚至他们本身就不是奉献、蒙召、走十架道路的人；若是这样的话，即或一些神学生在他们的教导下拿到了神学博士学位，这些神学博士就能牧养、喂养羊群，甚至为羊舍命吗？

第五，「灵性要理性化，理性要灵性化」。

　　这是贾玉铭老牧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无论读神学与否，灵性要理性化。不能随便说「神跟我说话了」，「神对我有启示」。为什么神只对你一个人有启示，却让别人没有同被一灵所感呢？这样的一种领受，很容易走偏。所以，灵性要理性化，要有足够的、很好的圣经根据。

　　同时，理性也要灵性化。圣经知识渊博，理论十分清楚，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不能帮助灵命的成长，只是一个头重脚轻的侏儒。纯粹的理性知识只能对人讲「营养学」，而不能给人「摆设灵宴」、「供应灵粮」。若是只懂营养学，却无从供应灵粮，信徒的灵命又怎能成长呢？教会的根基应当建立在耶稣的磐石上，所传讲的应当是生命的信息和道理；可惜，今天在讲台上传讲的，知识太多，生命之道太少。知识容易使人自高自大，所以切不可把教会的根基建立在知识上。信徒需要生命灵粮，成长绝不是单靠知识和理论。海内海外的同工们服侍主都需要既有圣经的知识、神学的真理装备，同时也更要在灵命上有足够的身量和能力。一个圣经知识虽然较少却灵命丰盛的人，照样可以广传福音、给会众以丰盛的属灵宴席。大陆这样的见证人并不少见。如果头脑中圣经知识极其丰富，而灵命中基督的生命却相当枯萎，他所传讲的就只有从理论到理论，从知识到知识，只能使听众头脑膨胀，绝对解决不了听众灵里的饥渴！但是只重个人的属灵经历，缺少整全的真理装备，就很容易把个人的冲动当成圣灵的感动。轻微的，不利于个人的灵命成长；严重的，可能走向极端，甚至形成异端！海内海外彼此交流的时候，也是要互帮，互补，互助，彼此以谦卑束腰，看别人比自己强，求神让我们在主内合而为一；把伸开的巴掌，五指握紧，形成有力的拳头！

第六，不是在人前学一时，而要在神前学一世。

　　上神学也好，不上神学也好，重点不是在人前学一时，认为学个三年五载拿到学位就够了。恐怕神学永远也没有毕业这一说，我们一生一世都应当在神面前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华北神学院有一位毕业生，离开神学院在教会里讲道三年以后，给华北神学院的教务处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有很多的领受得着，很感谢校方，而他也想问问，最近有没有新的讲义，请寄一份给他，因为他已经把三年所学的都讲完了，有了新的讲义教材，他好继续讲道。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若是学三年只能讲三年，这太可怜了。求主光照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学习受教，实在不是三年五年的神学院就够一生使用了，而是应当谦卑在主前学习；不是暂时，而是一生之久来学习。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把骄傲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可是不知不觉，那个骄傲又出来了。甚至有人说，当自己无可骄傲的时候，觉得一无可夸的时候，他就以自己的「谦卑」为骄傲。主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我们一辈子也未必能学得好。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心灵里常常警醒。

　　我很沉痛但也很真挚地和弟兄姊妹说：有些人教神学教了一辈子，办神学院办了一辈子，年老的时候还有失误，何况仅仅神学毕业呢？最近我自己在神面前常认一个罪，就是把起初的爱心失去了。2003年，我大病之后在神面前立志说：一分一秒也不能错过，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一分一秒都要为神活着。那时候心志是非常坚定的，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常想到自己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荒废了很多时间，爱主的心少了，和主亲近的时间少了。我们实在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既然一生一世委身在神面前工作事奉，也就应当一生一世在主面前学习受教。我再说，我们上神学也好，不上神学也好，我们在神面前的学习受教，是一生之久的。我怕凡是拿了神学学位就认为可以高人一等、使用一生的人，恐会误了自己，也误了别人，更误了神的事工。我的话若是说重了，请大家宽恕我。

　　起初，海外华人只是参加欧、美、澳当地人的教会。有些资料说，1950年代的时候，除了大陆、台湾、港澳以外，全世界独立的华人教会还不到十个，真是寥若晨星。那时候，华人基督徒只有在欧美人的教会中个别地参加聚会。后来在这些教会中，开始了只有三五个华人信徒的查经小组，人数逐渐加增以后就组成了团契，再后来人数更多了，就独立成为华人的教会。

　　近几十年来，海外的华人教会明显增多了。前几年统计已经达到了七千个，后来又有一个数字是八千个。在这七八千个华人教会当中，大约有一千多个华人教会支持差传事工，或者直接差派本教会的宣道士到福音未得之地去传道，或者从经济上支持其他教会的差传事工。现在华人几乎已经是「往普天下去」了，华人的宣道士也几乎遍及世界。有的华人宣道士是对当地的华人传讲福音，牧养华人教会；有的不仅是牧养华人教会，也把福音传给当地其他民族。

　　我和妻子耀轩在1995年初到了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欧洲等地[1]，1996年3月12日，正是我71岁生日的那一天，来到美国后定居于此地。感谢主，此后十几年的时间，神带领我去看望过海外一些地区的华人教会，因此对海外华人教会的蓬勃发展，我有切实的感受。下面，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略举几例，一同分享。

• [1]当年因为几卷《圣经词典》的出版发行引起了有关部门的质疑，有人对我们说，有关人士打听调查这几万册书到底都销售到何处何人那里去了，因此耀轩认为我们不便再留住国内，我们便出国了。

　　上个世纪末，有一年复活节，我正好在巴黎的华人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约有三百个孩子上台表演。我心里就在神面前感恩和祷告。这三百个孩子，二十年以后他们会既懂得法国的语言，又知道法国的国情和民情，愿将来他们能在法国人中间传讲福音。在巴黎附近，有一个小地方叫「里尔」，原来那里没有华人教会。后来有人到那里的华人中传扬福音，带领信徒，便建立了华人教会。

　　不仅是法国，前几年有人说，那时英国的华人教会大约有一百个。在原先的苏联地区，也有很多华人教会散布在那片广大的土地上，现在应当是更多了。

　　在意大利，2003年华人的教会共有23个。但是前几年，那里的华人信徒说，意大利的华人教会已经增加到五十多个了。保罗当年从以色列被押解到罗马去的时候，曾经在意大利南方的一个城市部丢利（Puteoli）登岸，现在那里有一个华人教会，前些年我去的时候，约有一百多圣徒。保罗从部丢利到了三馆（Three Taverns）和亚比乌（Appius），距离罗马大约一百华里左右，现在在三馆和亚比乌一带，也已经有了一个大约一百多人的华人教会。

　　2003年我去过雅典的华人教会，礼拜日聚会的时候，华人信徒有一百人左右。那时在哥林多有一个大约二十个华人信徒的团契，现在人数可能更多了。当时帖撒罗尼迦也有一个将近二十个华人信徒的团契，后来就有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华人的帖撒罗尼迦教会，而且已经有四五十个人了。保罗曾经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将近两千年后，腓立比也有了一些华人信徒。

　　在瑞典的南部，有一个地方叫「格诺贺」，我只会发音，不知道那个地名怎么写，一般的地图上也找不到它。但是1995年我路过那里，就发现在这个地图上都找不着的地方，竟然有一个二十人左右的华人团契。

　　在东南亚、中东、南非和北非，有更多的华人宣道士在那里传扬福音。

　　比如以色列的海法，前十几年已经建立了华人主日崇拜和团契，有二十多华人在那里聚会。别是巴也已经有了华人教会，而且有一个专职的传道人在那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就是圣经中的约帕），2002年的春节，那里大约有一个三千华人的聚会，聚会以后，有165个人决志信主。而且会后有人陪谈，是一个一个地带领、决志信主的。当地有一位黄昭龙长老说：这可能是自从彼得、约翰讲道几千人悔改以后，在以色列最大的一次布道会了。而这次聚会竟是由中国信徒召开的。2013年我听到一个喜信：在2002年那次布道会中信主的一对夫妇，正在上神学准备传道！我们实在应当为此感恩。

　　中东的迪拜（Dubai海外译作杜拜），已经建立了好几个华人教会或团契，而且信主的人持续不断地增加。中东地区其他的地方，像约旦、巴基斯坦等地，也有一些华人信徒在那里工作或者传扬福音。

　　南美洲原来不开化的地方，现在到处都有一些华人教会。本世纪初我带病去到巴西，一面喝着水吃药，一面坐着讲道。讲道期间，一位反对他妻子信主的先生，忽然受感动哭出了声来，只好由当地的施牧师带他出去谈话。2014年施牧师的师母对我说：那位先生信主后很有长进，现在已经开始传道了。先前我提到的我的大学同班同学薛玉光弟兄，六十二岁的时候到非洲传道去了。现在在非洲的华人教会和信徒也越来越多了。

　　不少华人教会从当地的教会机构买了聚会场所。比如1995年，我来到澳洲的墨尔本，那时当地的华人教会才四十多个，后来听说有七八十个了。一些澳洲人的教会老年人越来越多，中青年人越来越少，没有办法管理教会的事务，索性就把礼拜堂卖出去。1995年墨尔本的华人教会从他们手里买来了六个礼拜堂。在美国的波士顿也有这样的情况。

　　1996年我被洛杉矶的一个宣道会约去讲道，那个宣道会原来是美国信徒主持的，华人很少，后来华人信徒越来越多，甚至比白人信徒还多，就需要由中国的教牧同工来管理。所以那个宣道会就改成了华人宣道会，由台雅各担任主任牧师。我去讲道的时候，那里的主日崇拜分作两堂，第一堂讲英语，约有六十人，其中约二十人还是华人青少年，他们也讲英语。第二堂是华语堂，约有一百六七十人。我感受到过去向中国差派宣道士的一些国家的教会，好像渐渐在衰落，而中国大陆的教会、海外华人信徒却在不断地增加。我心里为海内外华人教会而感恩，但主这样恩待我们，也必定对我们有托付，求主让我们不要骄傲，而是战兢恐惧地、谦卑地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美意。

海外华人信徒对国内家庭教会的有益的帮助

※福音事工上的帮助

　　首先，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当地人或华人教会中信主了，而且奉献传道，回国事奉。

　　其次，华人差传机构越来越多。很多忠心爱主的宣道士，或者是一些信徒，到了中国大陆常住或者是短期居住，帮助当地的教会，这样的事例很多。（中国大陆有规定，在当地买了房子，可以居住八个月，八个月以后可以再申请延长，从中也看到了神的恩典。）

　　还有，一些同工也帮助大陆的弟兄姊妹前去其他一些国家宣道。我认识一位海外的华人弟兄，带领大陆家庭教会的一些中青年的同工去中东、非洲一些贫苦的地方去事奉，不仅对普世的宣道有益处，也拓展了大陆一些弟兄姊妹国度的胸怀。他们在巴基斯坦北部建立了差传学校，差去的宣道士除了学习神学，也学习缝纫、理发、修理汽车等一些技术，然后就借着这些工作接触当地人，给他们传福音。2005年巴基斯坦大地震之前，因为当地人觉察到他们是来传福音的，就将他们驱逐离开，他们来到巴基斯坦南部后没多久，北部发生了大地震，他们就转头回去救灾。当时海内海外不少福音机构前去救灾，却不熟悉当地情况，他们就成了联络站。以后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孤儿院、学校，继续事奉。我觉得他们的事奉好像是「盐」一样，盐洒在所炒的菜上，菜就有了滋味，但是无论菜多么香，人们却看不见盐；他们默默地事奉也是如此。

　　这些弟兄姊妹自己带头走了艰苦的路，被他们带领的人当然也是走艰苦的路，他们自己是付了代价的，所以被带领的人也为主的缘故愿意付代价。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我体会到如果带领人别有企图，被带领的人往往也别有企图；如果带领人有意无意间炫耀自己、建立自己的工作，被带领的人也会有意无意间彰显自己，建造自己的「巴别塔」。

※文字影音事工上的帮助

　　如前文所述，1980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很多海外的弟兄姊妹来到大陆，给国内的弟兄姊妹带来了一些圣经和少许解经书籍。1993年初，正在国内抢时间出版《圣经旧约地名词典》的时候，一位老弟兄匆匆忙忙地给我送来一份表格：是陈终道弟兄在海外出版的《以色列历代国王和先知对照表》。我觉得非常宝贵，应当抢时间把它加进词典中去，便立即和出版社交涉，出版时竟然加进了这一份难得的资料。这样，在当年缺少参考书籍的时候，不知道帮助了多少海内的同工们。[2]

• [2]我个人一生所有属灵的写作都没有稿费和著作权，都是自由使用的。不过我尊重他人的劳苦和著作权利。只是当年实在无法和陈弟兄联系征求他的同意，而且我相信他绝不会怪我「窃取」了他的作品。上个世纪末，我在温哥华见到了陈终道牧师，曾经提到这件往事。我和他开玩笑说：当年为了争取出版，我没有办法也没时间征求你的同意，只好「窃取」你的数据，侵犯你的版权了。我说完了，他和我都哈哈大笑。其实我们都心照不宣：在这样的笑声中，正体现了当年海内文字事工的困难！

　　1985年间，有位吕培淑姊妹来找我的妻子耀轩姊妹谈话。正在谈笑风生的时候，吕姊妹一看手表，突然站起来告辞说：「我得去听远东广播电台的叶光明老牧师的讲道去！」走得非常匆忙。我和耀轩姊妹心想：这位叶老牧师一定是位在海外事主多年的知名老牧人。1995年春天我和耀轩姊妹到了香港，被邀在远东广播公司的一次聚会中讲道。散会以后，聚会的主持人依次介绍公司的同工。顺序介绍期间，指着一位坐在录像机后面的、大约三十多岁的弟兄，向我们说：「这是叶光明弟兄……」

　　近些年来，海外华人教会的文字事工日趋完善，比如《海外校园》《使者》《大使命》《生命季刊》《宇宙光》等这样一些文字事工，可以随时作广大国内弟兄姊妹属灵的供应。我们实在要为此感谢神。除了文字事工的供应以外现在还有光盘制作、影视事工、通过网络传扬福音。你们这些在海外隐藏自己、彰显神荣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埋头事奉，默然放香；泪向内流，爱撒人寰；只有将来见主的时候，才会看到你们的面容；你们真是无名的传道者啊！愿神记念你们，和你们的献上！！

※培训国内的传道人

　　在前十几年，很多海外华人教会或机构在国内开设培训班，培训大陆的传道人。在海外，一些知名华人神学家，像于力工牧师等人，创建或主持的神学院也越来越多，国内也有一些传道人到这些神学院接受装备。

※资助了必要的馈赠款

　　有一些海外的弟兄姊妹到国内来，把一些款项给需用的中国同工，或者是给中国需要的事工。有一位俞以勒姊妹，她自己穿得像个农村妇女，生活很朴素，甚至出门坐火车都是买站票，但是她把很多的款项带到国内来给最贫困、最需要的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姊妹很谦卑，她说自己是叼饼给以利亚的乌鸦。她没有做过什么惊人的工作，但是像这样默默的事奉我想神肯定是悦纳的。

　　中国的家庭教会复兴，不能忘记那些帮助我们的海外的弟兄姊妹们。改革开放以后，海外的弟兄姊妹对国内的家庭教会，不仅有祷告上的支持，还有上述很多方面的帮助。而国内的传道人也越来越多地被约请到海外分享主的恩典。而且不仅是向华人教会自己的同胞骨肉传讲福音分享主道，甚至也在欧洲、美洲、澳洲等地的西方教会讲道，帮助当地的圣徒们。

海外信徒对海内的不良影响

　　海外很多信徒对海内信徒有美好的事奉。但是也有个别弟兄姊妹，或是无意中，或是出于某种个人意念，对海内家庭教会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我们在神面前要本着爱心说诚实话，即或对海内教会没有任何不良影响的海外肢体，也请把这些事放在祷告中，但愿以后无论是由海内到海外，或是由海外到海内的同工，都在主里同心合意、互相勉励、彼此督促。愿我们同有一个心志：高举基督，荣耀主的圣名，在自己的事奉工作当中让众人都是只见耶稣不见一人。

※信仰真理上的误导

　　1980年代河南出现了呼喊派，如果没有海外的支持，他们绝不至于起到那么坏的作用，异端东方闪电就是从他们当中出来的。还有极端灵恩，也是从海外传进来的。有一些弟兄姊妹片面追求医病赶鬼、神迹奇事，甚至竟去教别人学说方言！圣经在什么地方让我们去教别人学说方言的？然而有些人却只重方言，而忘记了生命之道，忘记了灵命的成长，忘记了传扬福音。这种片面地追求极端的灵恩，实在是对弟兄姊妹的误导。我也知道西北灵工团的下一代中有一位姊妹，因为被韩国去的一个牧师近乎异端的教导所迷惑，就带着一些弟兄姊妹走偏了道路，在当地教会中造成了分裂。有些人不算异端，但却在边缘上，他们非得按照自己的观念做不可，其危害几乎形同异端。我也觉得，这样带着自己个人的目的，来到中国大陆建立山头，拉帮结伙成立一派，无形当中是在教会里追求个人名利，破坏了一些神的事工。

※有人引起纷争

　　有一些海外去的同工，很轻易地按立牧师。有一个家庭教会，原本有三个弟兄同心合意地事奉，一位海外的同工不了解情况，将其中两位按立为牧师，另一位弟兄没有被按立，这样很容易给撒但留下破口。有些弟兄姊妹就会议论，为什么按立两个，另外一个不按立？而那个没有被按立的弟兄，如果被撒但攻击，也会想自己到底哪里不好。这样发展下去就容易造成分歧甚至是分裂。这是因为海外对于国内情况不理解，对国内教会无形当中造成的负面影响。

　　还有的海外同工被邀请在主日崇拜中讲道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自己所熟悉的程序来进行崇拜，好像这是必然的教条、规格。这样呆板的做法，就容易让被教导的弟兄姊妹有不同的看法。圣经里从未提到主日崇拜一定要有怎样的程序。即使在海外，也并非所有教会都有同样的主日崇拜程序。所以，要家庭教会改变平时的聚会程序来迎合海外同工所熟悉的聚会程序，实在有欠考虑。这样的做法，对于教导国内的弟兄姊妹互相尊重、看别人比自己强、尊重别人的领受，是错误的示范，也是无形当中的搅扰。

　　有人到了中国大陆就是找写作素材，因为所知道的不够全面，往往就有一些负面作用。在国内一个地区，有两个传福音的团体，海外的一个弟兄到其中一个福音团体当中采访了一位姊妹，得到很多材料，回去之后就写了一本书。那本书没有出版以前，有人把它转给我，让我看一看。我看过之后马上跟中间介绍人说，这本书出来以后可能会引起纷争，其中有些话需要斟酌。中间人说他已经把我的意见告诉了作者，但这本书出来以后，那些有争议的地方并没有改正，就引起了这两个福音团体的争论，造成了伤害。后来作者本人也很为难，出了第二版修订本，并且在序言中致歉，最后算是平息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为了高举基督做这方面的工作，那就需要多和几个人谈一谈，或者写的时候本着爱弟兄姊妹的心，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有所含蓄，就不至于引起这样的争论和伤害。

　　海外的同工需要为主慎重的还有一点，就是面对国内家庭教会会众的时候，对于纯正信仰内的一些不同领受应当互相尊重。内地会的所有同工都有一个信守：一个传道人到福音未及之地去开荒布道、建立教会，那么就按照他的领受来栽培、带领会众；如果他离开，需要别的工人到那里继续工作，那么后去的人无论自己的领受是什么，也一定要遵守前面那个传道人的属灵领受。比如说开荒布道的弟兄主张浸礼，但后来去的同工主张点水礼，那也绝不能把浸礼更改，免得信徒产生疑惑。我觉得内地会的这个信守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和示范作用。我自己到任何教会去讲道，只要这个教会的信仰是纯正的，我绝对不在会众当中谈这个教会的持守以外的道理，免得引起混乱。当然，对于一些问题看法不一样，我会和同工们交换意见，但在会众当中我绝对不谈。这是我个人的领受，愿意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如果不合适、不对，也愿意听到大家的指正。

※有人去谋个人的名利

　　求主饶恕我说，海外有个别的人到中国大陆来，很明显地是为了谋个人的名利。比如我在1996年刚刚到了海外的时候，在聚会中看到一位海外人士，他经常到大陆的三自会去，而且三自会很欢迎他，他就拍了一个纪录片，在其中大肆宣传他在各个地方做的所谓的工作、所谓的成绩，末了出现他个人的一个简短的谈话，希望大家关心这些工作，如果愿意奉献要寄到什么地方，账户的抬头怎么写。那个片子既宣扬他个人又募捐，我觉得不太妥当。我在神面前说：实在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把个人的名利掺杂到神的工作当中去，如果这样做，对于神的事工只有害处没有好处，而且将来见主的时候我们怎么交账？中国家庭教会的难处已经够多了，海外的同工应当尽量不要再给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增加难处。比如你到三自礼拜堂讲道，类似葛培理先生1988年去三自礼拜堂讲道一样，无形当中就是批判了家庭教会。1988年葛培理先生在北京讲道的时候，就有农村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被捕了，逮捕的理由是：像葛培理这样世界闻名的传道人都能和三自会合作，为什么你们这些中国传道人不能和三自会合作？可见不是由于信仰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所以我劝告弟兄姊妹，对于三自会，你心是向着神的，你有要做的工作可以去，但是实在要注意一些影响。

　　还有些海外人士到海内去，以捐钱给海内为名，实际上是想搜集到一些数据，得到一些所谓的见证，好到海外来宣扬自己，甚至还有其他的目的。有一个大陆的同工张育明弟兄，对着抱这种目的的一些海外同工，直接了当地说：「当中国的信徒大受苦难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现在来了，你要做什么？」（When the Chinese Christians suffered quite a lot, where were you? And what were you doing? Now you come here, but what do you want to do?）张弟兄的话说得很重，但很衷恳，求主帮助海内海外的众多弟兄姊妹在主的事工上能够做得合乎神的心意。

※有人滥用金钱财物

　　海外的同工对于国内同工们的需要，一时之间不容易看清楚，所以带着钱去了反而容易造成不良影响。比如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山东的一个弟兄带领了七八个青年同工，那时国内家庭教会比较困难，这些人也很单纯，凭着信心传道。后来一些海外同工到了山东，就表示对他们的生活很关心，想要拿出一些钱财帮助这些青年同工。但是也有几项条件，就是希望接受帮助的同工把自己工作的情况时常和他们讲一讲，这样他们也可以向拿出奉献款项的机构说一说。当时有的人就接受了，有的没有接受。后来没有接受海外资助的弟兄姊妹生活虽然贫困，但是没有缺乏，灵里的光景、工作上也一点没有退后，工作灵命一直是被神保守的。而另外几个接受了资助而且写报告汇报工作情况的弟兄姊妹，无形当中依赖了海外的金钱，有点讨奉献资助的人的喜悦，工作的情况明显往后退，属灵的光景也明显不像从前那样爱主了。

　　所以建议一些从海外到海内去，或者是从富裕的地区到贫困地区，用财物资助当地同工的弟兄姊妹，要十分慎重，不要有任何个人的掺杂，免得造成同工之间的问题，甚至使得被帮助的同工灵里面得不到长进，反而有一些退后。

　　1990年代初，我和耀轩在国内马上要出版《圣经词典》了，但是要付给出版社的款项还相差很多。恰好李梦鹤弟兄、吴宝华姊妹在我们家中做客。那时海外有个机构要赠送我们五百美金。我们为此祷告，都觉得不宜接受。因为感到这笔赠款有点宣扬他们机构的意味。大家同有一感，便退回了赠金。后来一位爱主的黄大哥责怪我：哪有你们这样的？在最需要的时候竟然把献金退回去！你知道那五百美金他们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吗？他们把钱给了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因为那个人说要在东北印制福音挂历。结果人不见了，钱不见了，也没见到挂历。我向黄大哥解释说：正因为有这种情况，就证明我们没收他们的钱完全是对的。拿着主的钱，怎么能这样随便用呢？谢谢主，那年我们按时出书，一无缺乏！

　　《圣经词典》第二次出版也同样经历了神的供应。本世纪初我奔走于十几个省市，钱几乎用光了。而出版社突然准备再印《圣经词典》，我们必须预付大量书款。我只有祷告。神竟感动了王永信牧师，陈瑞、黄锡培二位弟兄无私奉献，恰好符合印书的需要。那时没人知道我连返回天津故居的路费都不足了。杭州的陈群英弟兄却执意为我买了机票，使我毫无缺乏。类似这样的神恩实在太多了。从圣经上看，各地、各族圣徒间无私的资助比比皆是。但若带有私意，实应警惕。

　　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所以我觉得，经手神的财物应当像俞以勒姊妹「乌鸦叼饼」一样。奉献捐献给某人的时候，心志一定要非常单纯，而且在神面前要经过很深的祷告，不要掺杂任何的私念，不是为了彰显个人、彰显组织。而且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是神所定的那个可靠的使用的地方。求神怜悯，保守我们知道如何妥善使用神托付在我们手中的金钱。

※有人出于对家庭教会的误解，想按照海外的模式改造国内的家庭教会

　　由于海外和海内消息隔阂多年，海外的牧者在改革开放初期，仍对中国家庭教会不甚了解。很可惜的是，有一位在海外有名望的传道人，竟以偏概全地称所有中国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乌合之众」。在海内的肢体受苦的时候，这样的批评，让人受伤更重了。2002年我在洛杉矶，曾经亲耳听到一位年轻的弟兄讲述上海的家庭教会。他在一个较大的聚会讲台上说：「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教会，我们要去帮助他们建立、健全教会组织。」我听到这里，心中有些伤痛。心想：这些话你和上海的老同工们个别交谈岂不是更好？

　　如果海外同工是本着爱心来帮助大陆家庭教会，谦卑地指出家庭教会的一些问题，我想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就比较容易接受。弟兄们，我们务要谨慎！千万不要因为没有经过仔细思考的言论，而伤了其他弟兄姊妹的心，而且也要尊重当地教会弟兄姊妹的领受。我觉得只要是信仰纯正的弟兄姊妹，即或有某些看法不同（实际上，任何一对爱主的夫妻，也难以保证从创世记到启示录的每字每句的解释都完全一致），我们没有必要放下百分之九十七的共同领受，专去争论那百分之一、二、三的不同看法。我们要在纯正的信仰上，互爱互勉，促进我们的灵命共同成长。即或遇到了极其不同的看法，只要不是异端，也应只和教会带领同工个别交谈为宜。使徒时代也曾遇到过像外邦信徒要不要受割礼这样的重大问题，但他们留下的榜样不是背后争论不休，而是共同开会、祷告、探讨，在神前得到了共同的领受（徒15:1-35）。

　　但愿现今我们这些虽有某些不同领受，却又是同蒙天召、与主同负一轭、彼此「同工」的人，不要因为些许不同的领受，而成为互不来往、彼此「痛攻」的人。教会不是一般的社会组织，乃是主用宝血买来作圣徒的人（林前1:1-2）。教会是神的家，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们彼此争吵、攻击、伤害，只会让主伤心，让撒但欢呼称快！！教会也是主的身体!我们蒙恩的圣徒们是连于元首基督的身体上互为肢体的。同在一个身子上的左右手，哪有右手拿着刀子去痛刺左手的？？我个人灵里的领受实在微少。对不同的教会论说，不同的教会名称，不同的教会法规、制度、做法，几乎都不太清楚。但我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是主的身体。神家的人们就要相爱。身体上的肢体就会自然痛痒相关，会自然地彼此帮助、配搭，做成主要我们所做的工作。只要家人以灵相通成为一家，只要肢体以爱相系成为一体，就自然会使基督得到荣耀，使教会得以兴旺，使信徒更加蒙福，使撒但更受羞辱！使福音更加广传！

※对于海外有心志到国内去帮助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我还有三点建议：

　　第一，要带着正确的心态去工作。恕我直言，或为名为利，或独树一帜，或「猎奇」，或居高临下「我就是来做师傅的，你们就是被教导的」，这些心态对主的事工都没有好处。若灵命不成熟，虽然「一腔热血」地来了，但带着肉体血气做属灵的工作，危害很大。我们若是带着一桶清水去，往中国的禾场一倒，显不出什么来，却会帮助庄稼成长；如果带的是一杯黑水，很小的一杯倒进去，就显出来了，但会滋生细菌，不利庄稼的成长。

　　第二，不能仅仅传讲圣经知识。只讲圣经知识，就像只讲营养学，而没有给信徒真正的灵粮。如果我们所讲的只是知识、理论，顶多让一些信徒的头脑因为知识增多而膨胀起来，属灵的生命却难以成长。而如何让生命成长、丰盛，怎样靠主得胜、满有属灵的见证，教会发展的时候所遇见的一些实际困难怎么解决，这些是更重要的。有些同工在讲台上所讲的，真是能供应弟兄姊妹灵命的需要，听到后立时就解渴，生命就得饱足，这是灵粮的供应。所以，希望海外同工帮助家庭教会的时候，在讲授圣经真理时带来丰盛的属灵的吗哪，解决弟兄姊妹灵里的饥渴。也就是说，去培训的同工们本身灵命一定要非常丰盛。我也愿提醒这些同工们，在培训以前要有多方面的祷告。请原谅我说一句重话，参加培训的学员们，很多都是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祷告的，所以，你作为培训的老师，也应当早晨五点钟起来祷告读经。这是贾玉铭老牧师在1940年代所倡导的「守晨更」。我们那一代人也常有弟兄姊妹们互相勉励守晨更。现在很多人知道，在培训班也好，神学院也好，到吃早饭的时候总有一部分人没有来。为什么？因为他们五点钟就起来祷告，一直到吃早饭时还是在祷告。愿我们做培训工作的同工，也能有这样的灵修习惯。

　　当然，国内的弟兄姊妹不能觉得自己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祷告，也看到祷告的果效，因此就轻视海外同工们真理知识的装备。请原谅我再重复一次神的仆人贾玉铭老牧师说过的一句话：「灵性要理性化，理性要灵性化。」理性就是指真理的知识，真理的装备；灵性方面就是读经祷告个人的灵修，灵命成长，爱心增进，生命更加丰盛。我个人觉得直到现在，无论海内也好，海外也好，都需要重新再听一听、想一想贾老牧师这句语重心长的话。

　　第三，海内海外的同工，都应当看别人比自己强，尊重对方的领受，这样就能互补、互爱、互重，在主面前同心合意，合而为一，更好地被主使用。大约是在2010年，美国西雅图的一位服事主多年的孙弟兄到了大陆，路过天津的时候与天津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交通。谈话之间大家得知他要往北京去，就问他说：「你是到那里培训去吧？」他说：「我不是培训去，我是受训去。」这句话传开，在海内博得了许多老年同工的尊敬。还有一位华盛顿的陈弟兄和他的妻子应姊妹，他们夫妻二人在十多年前到大陆去做培训工作，被家庭教会弟兄姊妹服侍主的心志感动，回到美国之后，便开始在自己的家中聚会。为了主的事工，他们就提前退休了，在退休金这一方面有很多损失。但1997年，他们建立了洛城福音教会。1998年元旦租了个地方聚会，1999年底，便已经将近四百人聚会了。直到现在，他们建立的教会人数一直在不断地增长。

　　求主光照我们，我们自己都不是完全的，有很多的亏欠，有很多不讨主喜悦甚至亏负主的地方。但愿海内外的中青年弟兄姊妹能够在基督里彼此相爱，好让神更多地使用我们。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三自革新会」（以下简称三自会）停止了活动。似乎从他们的角度看起来，三自会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没有必要再活动了，但是在文革期间，却也暴露出一点三自会的真面目来。有一位李储文牧师，是上海三自会的领导人之一。文化大革命当中，红卫兵小将把李储文牧师揪出来，加以批判、斗争，把他打得很厉害。后来他实在忍不住了，就向这些红卫兵提出一个请求，要他们去国务院问问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红卫兵去了有关单位一打听，果然，他不是牧师，而是被派到基督教里面从事政治工作的。文革以后，这位李储文牧师不能再做牧师了，据说他先在上海政府部门工作，后来被派到香港的新华社做副社长。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新华社就相当于代表中国政府驻香港的办事处。从这里就可以说明三自会的实质。

我对文革后三自会演变的回忆

　　文化大革命期间，三自会完全停止了活动；1970年代初中国的家庭教会复兴了，1976年后三自会又开始恢复活动，并且要求信徒到三自会的礼拜堂去聚会。实际上他们的基本目的就是让信徒不要在家庭教会中聚会，不仅如此，他们还禁止家庭教会的聚会。1980年2月25日三自会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在这个扩大会议当中，他们：

• 肯定三自会的伟大功绩。（这一「肯定」实在让人痛心！）
• 决定限量重印圣经，但是数量有限。
• 印刷少量的赞美诗歌。
• 出版少量的参考书籍。
• 恢复三自会的刊物「天风」。
• 三自会的神学院开始复课。（可能觉得如果没有三自会的神学院，将来三自礼拜堂里面的讲道人该从哪里培植呢，也许三自会的神学院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 1980年10月成立「中国基督教协会」，实际上就是三自会的另一名字，就是一套人马两个名称。因为中国基督教协会的领导人几乎都是由三自会的领导人兼任的。

　　这时多数家庭教会信徒都已认清了三自会的实质，再也不肯加入到三自会中去了。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负一轭；真信的和假信的，很难共处。然而，1980年代大量的慕道者涌进三自会的礼拜堂。因为家庭教会既被禁止，当然是不公开的，所以有些人想要找教会，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学生想要了解基督教是怎么回事（例如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很想去了解一下圣诞的庆祝活动情况），他们就只有去到属于三自会的公开的礼拜堂。这些慕道友，本来就不明白真理，更无法分辨真信主的人和假信派有什么区别，这也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就是表面看来三自礼拜堂的人数也不少。

　　后来三自会可能是为了信徒不致流失（转入家庭教会），便请老年传道人传讲纯正道理。我认识一些被三自会请去传道的传道人，他们基于各种原因，答应到三自会的礼拜堂里去讲道。这些原因是：

　　第一，委曲求全。家庭聚会既被禁止，就委曲求全地到三自会的礼拜堂里去讲道。有一个弟兄比我年长一些，他是不得已参加到三自会里面去的。有一段时间他对我很关心地说：「你要是不参加三自会，不传讲福音，还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既不参加三自会，又要传福音，特别是在家庭教会中你还要讲道，这是相当危险的。」我当时很感谢这个老大哥的提醒和他对我的关爱。但我在神面前觉得我应当坚持，三自会我没有办法参加，但是福音我也不能不传。

　　第二，为了在讲台上传讲纯正的道。有些信仰纯正的人，或许觉得如果自己不去三自会的礼拜堂讲道，那讲台上就全是假信派的人传讲不合主教导的话。那样还不如他们去讲纯正的道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去是和假信的人争讲台的。

　　第三，便于传道。还有一些人愿意到三自会里面去，不是为了争讲台的工作，而是为了有三自会的招牌，便于外出传福音。当时在天津，有十几位和我年龄相近的人，他们每个月开会一次，每次开会，祷告完了以后，就讨论这个月有哪些外地的福音点应该去传福音，随后每个人分配到一个福音点去讲道。所以，这些人加入三自会，乃是为了便于传福音。

　　这样的弟兄姊妹，据我所知道的还不少。当三自会的领导人的作为不合真理时，他们也敢于和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争论。我们应该说，这些可爱的弟兄姊妹们是冒着危险为真道竭力争辩的。不过，我虽然也尊重某些进入三自会的、信仰纯正的弟兄姊妹们，但从三自会成立伊始，神就没有让我参加进去。

　　还有些原属新神学派的三自会领导人为了笼络信徒，改讲纯正道理。当他们看见只有讲纯正道理时才能被信徒接受，而他们讲社会福音派的道理就不受欢迎，就不得不改讲基要真理。我知道天津有一位三自会的刘牧师，他就是「顺应民情」，改讲纯正真道的。他讲得还挺感动人，甚至于他在台上说：「像我这样的罪人，主为我流血舍命，拯救了我，这就是主的救恩。」所以有人就说：「哎呀，现在人家刘牧师得救了。」可是有些人，觉得未必，他讲是这样讲，你看他将来做是怎么做；可能讲台下所做的，和讲台上所讲的，并不完全一样。感谢主，后来让我弄清楚了这件事情，原来这位刘牧师，虽然一再地讲自己是如何蒙主宝血的拯救，但当三自会分住房的时候，听说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好处，不惜激烈地与人争执，和他台上所讲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大陆，新神学派几乎一度消失了。据我所知，1995年左右，三自会已不敢再讲新神学派的道理，因为讲完了以后，信徒就会认出他是个假传道，他所讲的不是纯正的道理。丁光训先生曾经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名为《谈谈怎样读圣经》。内容似乎很属灵，信仰似乎很纯正，但是没过多久，丁先生就又改变了方向。当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先生提出「要积极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的时候，丁先生马上就提出来：1）要更新传统神学；2）要淡化世界末日；3）要以「因爱称义」代替「因信称义」。他再也不提《谈谈怎样读圣经》了。

　　而丁光训先生的追随者立即加以呼应，引申丁先生的新论点说：有些不信神的人，例如像雷锋这样的好人，你怎么能忍心说他不能上天堂呢？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来，丁光训到底是神的仆人，还是一位政治人物。

　　我个人认为，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愿意他治下的民众、团体、机构顺着领导人走，适应领导人的意愿；但是，如果是神忠心的仆人，就应当按着神的教导讲明神的真理。地上的领导人可以有这样的号召、那样的要求，但是我们应当坚持「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如果国家领导人提出一个要求，传道人就马上跟着应和，那么，如果领导人提倡同性恋，作为传道人难道也就提倡同性恋吗？

　　三自会的礼拜堂中一度展开学习「丁光训文集」的活动。在学习当中，任何不赞同丁光训的人，都会受到各种打击排斥。三自会中许多的真信徒，多人或者被迫、或者自动退去。三自会所领导的金陵神学院有三个研究生被开除了。因为当时丁光训号召在神学院里开会的时候唱政治歌曲、革命歌曲，来表示爱国；但是这三个研究生说，在其他的活动中可以唱爱国歌曲、革命歌曲，但是在与信仰有关的聚会中，不适宜唱这种歌曲。他们因此就被开除了。开除了他们三位以后，又有另外三个本科生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他们赞同那三个被开除的同学的信仰持守，这三个本科生就自动退学了，后来在家庭教会中服侍。[1]丁光训自己指派的一个接班人季泰，当时负责教务的工作，也是因为金陵神学院这种不符合圣经的做法，而退出了金陵神学院。

• [1]这三个本科生当时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这样做的。我有幸后来得以直接或间接地和他们当中的人有些认识。他们现在在家庭教会的服侍很蒙主恩。

　　先前我们提到过，燕京协和神学院的院长曾一度要求所有神学生参加五教联合的联欢会，引起了燕京协和神学院的三个神学生很多的困惑。这三个学生毕业以后曾经一度到三自会中工作，但是他们后来都先后退出了三自会。

　　在云南圣经学院，一些老师和同学因为意见不合，使工作长期处于瘫痪状态，当然这里面有新神学派的干扰。

　　天津三自会曾经送给佛教会主办的餐馆一个玻璃镜框，作为祝贺开张的礼物。镜框里面写有祝贺佛教餐馆生意兴隆之类的话，落款是「天津市基督教三自会全体会众」。这个镜框被三自会礼拜堂的两个信徒看见了，他们说：我们基督徒怎么能给佛教的餐馆祝贺呢？而且落款写的是全体会众，我们这些会众怎么不知道？他们就去质问当时三自会的每一位领导人，并且要求送匾的那个人停止工作，说这个人讲道，我们不听，这个人带领圣餐，我们不参加。后来，那个力主送牌匾的人只好停止了工作。但是不久宗教事务处介入处理，最后在他们的劝解甚或施加压力之下，那个已经停止了工作的人，不仅恢复了工作，而且最后竟然被提升为天津市三自会的高级领导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三自会的领导人走的是什么路线了。

　　所以，「三自会」为政治服务的实质，以及其领导的核心基调：宁可听从人也不听从神，从未改变过。讲台上，他们或许会请一些人讲纯正的道理，三自会机构里的中青年人，有些也许是真心传讲纯正的道理；但是三自会的核心领导人物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是宁可听从人也不能听从神，这一点是不可能改变的，否则他们很难成为领导。

三自会的实质

　　许多海外不同地区的弟兄姊妹到三自礼拜堂参加聚会之后，和我谈过他们的感受，觉得三自礼拜堂看起来很兴旺。关于这一点，我想和大家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如果信徒可以自由选择在三自会的礼拜堂聚会，或是在家庭教会聚会，两者都是合法的，我能很肯定地说，三自会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人参加。

　　第二，三自会的礼拜堂聚会人数众多，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因为在有几千万人口的北京，只有十个左右的合法的三自礼拜堂。在两千万人里，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参加三自礼拜堂的聚会，十个礼拜堂里就会形成拥挤不堪、座无虚席的场面。上海也是同样情形。反观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人口仅四百万，其中只有几十万左右的华人，但是却有六七十个华人礼拜堂。相比之下，当然海外信徒会惊叹三自礼拜堂聚会时热闹的场面，但如果稍微一推算，真相立即大白。大量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海外的人大概很少知道，即使知道，也不很详细。实际上，家庭教会的信徒人数是远远超过了三自礼拜堂的。

※从三自会的机关报《天风》来看三自会的实质

　　《天风》过去的一些论调，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出三自会是怎么回事：

　　（1）他们认为三自革新运动带来了中国教会的复兴。这真不知道是根据什么而得出的结论。真是很想请问一下三自会的领导人和《天风》报的负责人，既然三自运动给中国教会带来了复兴，请你们公开一下：文化大革命以前，1966年春天，全国还剩下几个能公开聚会的三自礼拜堂？这些礼拜堂里总共还有几个信徒？我绝不是有意难为你们，神知道，此时此刻，我是含着泪写的。其实这一问题老年信徒都能回答，我只是希望，你们会想到你们给中国教会造成的巨大摧残和伤害而为此忧伤痛悔。你们当然都应该知道保罗本来是残害过教会的人，但是后来成了被神重用的人，愿神的大爱也同样临到你们，同得天上的永世大恩！

　　（2）《天风》报曾经不加批判地转载过一篇主张「重新改编圣经」的文章。

　　如果天风报和三自会并不赞同所转载的文章的论点，他们至少应该加上按语，表明三自会并不赞同该文的论点；但是天风报没有这么做，而是把这篇主张「重新改编圣经」的文章全文照登，没有加以任何的评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三自的实质是要将信徒导向何处，他们意欲何为？

　　但是感谢神，神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信徒预备了神忠心的仆人们，例如王明道先生等人。因为他们不顾性命大声疾呼，神就带着他的儿女们走过了这么一段不平常的道路。现在，遍地都是罪恶，遍地都是危险的福音战场，求主在中青年的弟兄姊妹当中兴起今天的王明道来，多为主使用。

※从三自会的领导人来看三自会的实质

　　三自会领导人的地位绝对不是依照信徒公认而推选出来的，从来没有这样的程序，所以他们根本不能代表中国的教会，更不能代表广大的信徒。家庭教会的人数，早已超过了三自会的人数，可是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尽管不认同丁光训这些人，但没有说话的余地。如果三自会的领导人没有政治支持的话，很难有这样高的位置、这样高的薪水。如果按照宪法信仰自由、聚会自由、选举自由，我们真不知道现在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还能不能继续下去。

　　（1）从既往历史来看，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从外部攻击神忠心的仆人，正是在他们的控诉、批判和所谓的「揭发检举」之下，许多神忠心的仆人被逮捕，下到监狱，甚至于在监狱里面死去。另一方面，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也从内部瓦解神的教会，否定主的救恩。否定主的救恩就等于否定信仰的全部，那么信的和不信的就完全一样了。在这一点上信仰纯正的人一定要坚决反对。

　　（2）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见风使舵、随机应变，没有真理原则。一位原三自会在西南地区姓孙的所谓牧师[2]，他公开说过，他能有各种不同的讲法：对于信仰纯正的人，有一种讲解圣经的方法；如果在青年会、在社会福音派，他可以有另外的讲法。这样一个人，后来竟成为昆明三自会相当重要的负责人。他的一些作为，使得许多主的仆人使女被关押，甚至长期劳动改造，在劳役中殉道。

• [2]这位孙先生后来的结局可为警戒。有一天他过生日，很远的亲属都从外地到他的家里去庆贺。那时他家住在昆明一个最大的礼拜堂的二层楼上，当天晚上楼梯突然着火了，结果除了他的一个儿子（被认为是家中唯一与父亲不同的人，那天恰巧因为交通故障没有及时赶来），一家老小都在那场火灾中死去了。而同在那个礼拜堂的二层楼住的另一家人则安全无事。所以有好多人认为，这是神的警戒。

　　（3）他们趋炎附势，作威作福，绝对没有吃苦的心志。我没有听说过三自会的领导人曾经为主的缘故吃过苦，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9:23）我们想想，当许多人因为他们的控诉，因为他们所谓的「检举揭发」而被下在监狱里吃苦、劳改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真正的基督徒是心灵相通、痛痒相关、彼此相爱的，而这一些人他们哪有一点点基督徒应有的感情和心态呢？

　　（4）他们排除异己，唯利是图。他们打压一切防碍他们做官享福的人，甚至于同样都是新神学派、社会福音派的人，彼此之间也有矛盾，有利害关系。这样唯利是图的人总是难以完全团结在一起，有共同的领受。当他们学习丁光训文集的时候，陆续地，有一些人就被丁光训辞退了，也有一些人，在研读了丁光训的讲解、说法以后，便自动离开了类似金陵神学院、三自会这样的机构和组织。对于那些和他们看法不同，或被认为挡住了他们晋升的官道、挡住他们的仕途的人，他们都要清除出去。

　　对于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我们信仰纯正的人，要为他们祷告，甚至要为他们祝福。这是因为圣经里教导我们：对于逼迫你的人要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罗12:14）。所以我们可以指责这些人的罪恶、罪行，但是我们还要为这些人的灵魂祷告，求神怜悯拯救他们。

　　1988年4月，全球著名的布道家葛培理先生很想调和三自会与家庭教会和平相处，彼此合作，但实际上并没能实现他的期望。1988年十月间，我曾到上海看望王明道先生。我亲耳听到王先生说，葛培理没来中国以前曾经托人带信给王先生，说希望趁着三自会邀请他来中国的时候，去拜访王明道先生。王先生当即向带信人表示：如果葛培理先生想来见他，希望在没见三自会的领导人以前来谈话，谈话以后，葛培理先生随便愿意去看望谁，就去看望谁；但是如果他先去看望了三自会的领导人，就不必再来见王先生了。然而，葛培理还是先去会见了丁光训，并且在北京崇文门三自礼拜堂里讲了道以后，才来到上海去拜访王明道先生。那时王先生夫妇二人都已双目失明了。葛培理先生进门以后，王先生也不好请他出去，只好坐下谈话。但是王先生为人很正直，先是直言点明葛培理先生既然先去看望了三自会的领导人，就没有必要违背王先生的约定再来见他了。接着，他便批评葛培理先生：「您应该知道，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负一轭，真信的和假信的怎么能掺杂在一起呢？」但是在葛培理先生的自传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曾经和王先生谈过话，这些重要的谈话内容，竟只字未提！

　　自那以后，葛培理先生特意和中国政府说他要看望中国的家庭教会，结果中国政府就指定他去访问北京袁相忱先生那里的家庭聚会。葛培理先生与袁相忱先生见面时，谈自己的信仰、个人的领受还可以，一谈到三自会，袁相忱先生就不愿意多谈。后来葛培理先生的儿子葛福临，也想做这一方面的努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也是毫无果效。

　　从这些事情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家庭教会已经有清楚的认识，为主的缘故持守真理，哪怕是冒着危险也不愿意妥协。家庭教会现在还是独立于三自会之外，而且家庭教会越来越蒙恩，人数越来越多，并且在主的真道上越来越有长进，我们真应当感谢神。

　　面对新神学派（以及其衍生品「三自会」）的搅扰残害，几代神的忠心仆人们，为了持守真理，曾经作出了美好的见证：

• 1920年代，神拣选了王明道、宋尚节等人斥罪宣道；（王明道先生前后坐监二十三年，出狱后继续指责「三自」的搅扰，直到离世。）
• 1930年代，神坚立了王明道、栾腓利等人抗罪护道；
• 1940年代，神托付了赵君影、计志文等人胜罪证道；
• 1950年代，神重用了俞成华、张谷泉、文沐灵、杜忠三、陈善理等人拒罪殉道；
• 1960年代，神使用了刘景文、郑惠端、汪纯懿等人拒罪行道；
• 1970年代，神使用了袁相忱、谢模善、杨心斐等人恕罪卫道；
• 1980年代，神选召了更多的后来人弃罪传道。

我个人对三自会的看法

　　下文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也很愿意爱主的弟兄姊妹给予指正。

　　第一，三自会不是教会。三自会刚开始的时候，它的领导人也明确地说三自会只是一个领导革新运动的组织机构，这一个组织机构本身不是教会。直到如今，我也没有听说三自会修正过这个说法。所以，三自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组织；它并不是教会，而只是一个「领导」教会的组织机构。有的人参加三自会是表明他们认同三自会的目标和看法，有的人却是万不得已的。后来在三自会以外又成立了一个「基督教协会」，实际上这两个组织机构本身都不是教会。

　　第二，三自会的创始领导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从三自会创始，其最核心的领导人吴耀宗、丁光训，从他们的书面写作或书面言论上看，就是反圣经的假信徒。后来某些领导人所讲的、所写的还看不出明显曲解圣经的地方，但却也没有听说过哪一位领导人认真严正地批评过吴耀宗、丁光训他们显然违反圣经的论说。

　　第三，虽然三自礼拜堂里还是有很多爱主的真信徒，但我是绝不会进入到这个信仰混杂的组织里去的。

　　第四，当习俗、法令不背主道时，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制度（彼前2:13）；习俗、法令不合主道时，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信和不信的（当然包括假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参林后6:14）。真正的信徒绝不能和假信徒混在一起。当年为了这个缘故，不少的信徒宁愿受批判、坐监牢、被劳动改造，付上一切的代价，也不愿参加到三自会里面去，有些弟兄姊妹甚至宁愿死在监狱里面，仍然向主忠贞不屈。他们的事迹见证，可歌可泣！

　　文化大革命以后，信徒持续地增长。1980年代有更多的人坚持在家里面聚会，那时我听说在东北辽东一带有一个两千人的家庭教会，这两千人分散在不同的地点聚会。我还和那里的负责人通过几次信，心里想：又一位老弟兄被主重用了。

　　有一天他们当中有两位弟兄，亲自到天津来和我交谈他们的境况。我就问他们：「那位负责的老弟兄身体好吗？」

　　他们笑着说；「什么老弟兄，他才三十多岁！」

　　我当时很惊讶：「三十多岁的人怎么能带领两千人的教会？」

　　他们说：「因为他的母亲很爱主，有些老年弟兄姊妹又肯加以协助，而且这位负责的弟兄又很谦卑，所以那里的福音非常兴旺。」

　　现在海内外献身传道的华人弟兄姊妹日益增多，神已经装备了许多的中青年的同工，其中许多人的学历、资历、经历、能力都超过了我们这一代的人。此外，家庭教会的培训事工逐渐成熟，形成体系，走向正规；配合需要的文字工作也越来越丰富，1980年代以各类小册子为主，到了1990年代以后，各样圣经的注释，赞美的诗歌，甚至定期出版的刊物，都能在国内见到，帮助信徒灵命的增长。我们为此应当感谢我们的父神。下面是我对当年复兴状况的简要回忆。

压力之下神加能力

　　1971年8月，部分传道人从劳改队当中被叫出来了。据说当时有一些外宾从海外到中国来，和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有一些联系，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基督徒，就关心中国还有没有基督徒，希望能和他们见见面。政府的有关负责人员找不到基督徒，只好从劳改队里叫出几个人来，再给他们修饰一下，刮刮胡子，洗洗脸，换衣服，就派去接待外宾。可能政府觉得从外交的角度来看，基督徒完全消失对于国家的外事活动恐怕不是太有利。

　　到了1972年，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外国侨民就在北京进行圣诞活动，甚至有了大型的聚会了。一些三自会的礼拜堂在1979年4月9日重新恢复了聚会。大概有些领导人看到，如果三自礼拜堂不恢复聚会，在家里聚会的人就越来越多，家庭教会也就会越来越大。文化大革命期间，见不到基督徒，三自会也就停止活动，现在基督徒又出来了，所以三自会也恢复活动了。

　　海外的信徒及传道人开始到国内来旅游。他们名义上是来旅游，实际上是要看望国内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也由海外带来一些圣经、属灵书籍。因此，1981年，政府借着报纸作了一些反弹。报纸连续报导外国的反动势力侵入大陆教会、内外勾结这样威吓的话，这是当时的形势。1984年的时候报纸指责海外福音广播工作，确实广播工作对于中国的信徒或者当时不信主的人都有影响，所以报纸上有这样的批评。

　　1986年4月，上海宗教局邀请家庭教会的负责人和三自会的负责人共同开会，但是开会过程中，家庭教会的人逐渐部分退席，那个会等于没有开。当时上海宗教局召开的这样一个会，家庭教会的人竟然敢半途退席，说明家庭教会的领导人、负责人，敢于持守在主面前，灵里面逐渐刚强了。

　　1987年各地的三自教会都要求传道人必须要有传道证，但只有三自会的人才有传道证，这样就禁止了自由传道。并且，实行了「三定」，三定就是定地点、定人、定教堂，不准传道人外出到别的教堂去讲道。我对这种事体会很深。1987年我被平反以后，1988年我和妻子就到安徽一带去看望信徒，传讲福音。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再三约我多留一天去那里讲道，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第二天，我准备去他家里讲道之前，忽然有人来问我有没有传道证，我说我没有传道证。马上那个教会的带领人就害怕了，把三自会的一个青年人请来讲道，让我在那个敬拜中为他们祷告。我说你们自己祷告好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三自会的人讲道的聚会。所以那天我是在自己的屋子里安静祷告的。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法治比较平稳了。但是，那个时候传福音还是可能被捕、被传讯、被罚款。家庭教会建立起初，官方就误解家庭教会是聚众非法集会。自己的亲戚朋友在家里一起聚会还可以，但不许超过20人，超过20人就是非法聚会。一方面，有些官方人士认为家庭教会不参加三自会，可能和海外有什么勾结或者有秘密的关系。福音是从欧美传到中国来的，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有很多西方宣道士，尤其是新中国和美国政治看法不一样，和美国是对立的，既然存在两大阵营，中国当局警惕美国有什么企图，甚至于怕美国想要利用中国的教会，我觉得这样的警惕也是难免的。另一方面，当时一些执政者认为家庭教会是不安定的因素，因为三自会接受政府的领导，而家庭教会就未必。在新政府成立之初，无神论一统天下，而这些传道人竟然可以舍弃名利、前途也不要，别人很难想象这是为主的缘故背十字架，为主的缘故舍弃一切；不信主的人，特别是政界的人，认为一定另有企图，别有目的。

　　其实自从使徒时代，信徒就常常地被误会有反对政权的企图。所以有些执政者对基督徒的怀疑、不信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自己应当有所持守，也应当用自己的行为来说明我们的信守。

　　在小城市或者农村有些地方，因为在家中聚会，就一再地被捕、罚款。他们聚会的时候，忽然公安机关就包围起来，让弟兄姊妹一个一个地出去，每个人出去要交罚款五块或者十块；交不出罚款的，就不能出去，直到请人报信，家属送钱来之后才能出去。被逮捕的，往往是在那里讲道的人，或者是接待教会的家庭的一家之长，或是家属当中的一员。他们交的罚款更重，这样才能恢复自由，不然的话不能放出来。虽然这样，但很多人仍然坚持聚会，这个礼拜在这个人家里，下个礼拜可能在那个人家里。

　　后来有些人宁愿坐监也坚持不交罚款，这是为了杜绝一些人的贪婪。当时的公安部门找了一些人，秘密了解打听哪里有家庭聚会，举报后有奖金。罚款之后，不知道公安人员有没有劳动奖金，但报案的人肯定是有奖励的，于是就有人专门做这种调查、举报的事。家庭教会越来越容易被人发现。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被拘捕后宁愿长期被关押也不交罚款，而家庭教会也因此得到一段相对安宁的时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家庭教会弟兄姊妹的心志，也可以看到当时家庭教会的艰难。

　　后来也会因为听福音电台或散发、传抄福音单张而被拘捕。前面我曾提到过一位梁弟兄，就是因为传抄诗歌而入狱的。改革开放前后，也仍旧有批判、批斗的做法。有一个姊妹因为传抄了一些福音性的诗歌，曾被批判、批斗。当时让她站在那里，批判她的人就念她所抄写的诗，念一句，就批判她几句。后来那位姊妹说，当时她听着，就好像是自己平常没有注意的一些话，批判她的人又提醒她应当注意，应当在神面前坚定自己的意志。所以，他们在那里批判她，她心里却非常喜乐。她说自己是强忍着不笑出声来。怕万一笑出声会让他们发怒，受更重的刑罚。此外，有些信徒因为同样的原因遇到过类似的麻烦，只要被公安发现，就可能被追查追问。但是也有不少的人满不在意，该传福音，还是照传福音，该散发福音单张，还是继续散发。这种传福音的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当年家庭教会虽然压力重重，但弟兄姊妹在压力之下增长了属灵的能力。1987年我在山东带领一个培训班，培训结束后和几位弟兄姊妹聊天，他们都是满面笑容。交谈之中，有一位弟兄忽然指着另一位弟兄说：「你笑什么？因为印福音书籍，你都被关起来了，你还笑什么？」我原曾听说这里有一位弟兄因为印刷了《认识真理》等类的福音书籍，被判坐监四年，因此对那位弟兄肃然起敬，就说：「原来是你，听说你被关了四年哪？」没想到那位弟兄，继续笑着说：「哎，没有四年，才三年半！」我觉得他说得竟是那么轻松。弟兄姊妹们，你们看，经过了压力，神加添了能力，这些经历苦难的弟兄姊妹们灵里面越发刚强了！

　　当年还有一种情况是常有极端的迷惑、异端的搅扰。有些人独树一帜特别侧重某一个真理，或者侧重某一个领受，讲道有时似是而非，但是在异端的边缘上，这样的一些道理也容易让人迷惑。1980年代末据王绍武弟兄估计，大概有二十几个异端，比如说东方闪电、三班仆人、被立王等等。（前几年我曾问他，目前大约有多少异端？他说很难统计了。）可是当时虽然属灵书籍很少，还有异端的搅扰，但信徒们坚持真道，既靠主胜过压力，又靠主抵制异端，福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兴旺、发展起来的。这实在是神的恩典。

各地教会多有复兴

　　（1）家庭教会更加兴旺了，乡村甚至出现了几千人的教会，例如安徽、浙江、河南、山东、东北等，当然这些地方的教会是分散在各个家庭里面聚会的，但是加起来总人数已经是上千人了。

　　浙江温州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山洞里面祷告，后来就在山洞里面聚会，渐渐地在家里聚会，信而归主的人就越来越多，而且不仅是温州本地，后来也传到全国和海外。1980年代初，最晚是1980年代中期，有两位温州的弟兄，到天津和我有一些交通。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亲耳听到过政府的工作人员所做的公开报告说：「原来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一共是七十万，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人说中国的基督徒是消失了。现在可倒好，光温州这一个地区基督徒就有六十万！」我们谈到这里，只有说向神感恩。

　　再举个例子，比如河南的方城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复兴比较早的一个地方。刚开始是河南的西南地区复兴起来，后来逐渐影响到华北许多的地方。方城那里，不仅是传福音，而且原来的信徒还常集中在一起查经、培训。在1980年代初，有人曾经把他们培训的讲义拿给我看过，是用钢板、铁笔、蜡纸书写以后油印的。我看了以后觉得内容很好，很细致，很深刻，都是信徒在灵命上最需要的基本造就和栽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李天恩弟兄在那里培训、讲道的提纲。

　　1953年我离开云南的时候，禄劝县那里彝族的信徒是四千人。这四千人因为早期内地会的传道人在那里传扬福音，已经有了根基，后来我到那里去，神也把信主的人加添了一些。但经过了一些苦难后，到了1992或1993年，那里的弟兄姊妹和我通信说，当地的信徒已经是三万人了。

　　在2003年春天，我曾经到浙江温州一个家庭教会的主日崇拜中讲道。那个家庭教会是没有登记立案的，但是那个聚会的房间可以坐二百人左右。有一个用土建的讲台，我就站在讲台上讲。后来人越来越多，有人就靠着墙站着，后来墙边站满了人，就到讲台边上坐着，讲台的边上也坐满了，就到我的讲桌后面坐着。让我吃惊的是，那么大的房间，它靠着街道的门是开着的，讲台正好对着那个门，我很清楚地看见马路上人来人往。而且在我讲道的过程中，路过的人能听见我讲道的内容，甚至有人听着听着就走进来听了。这就是说，有一些家庭教会聚会的时候是敞着门聚会的，等于公开了，而且等于政府是默认了。

　　（2）1980年代家庭教会开始通过培训班培训青年人（前面所提到的河南方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起初是工人临时培训，进而形成系统地神学培训。在2001年，我曾经被约请到浙江的一个县城去开培训班，我没有想到在培训班没开之前，当地教会的负责人和我谈话，拿出一张课程表来说：「边老师，我们这个地方是系统地培训的，有些划了勾的课程是有人讲过的，就请您不要重复了，请您讲这些没有划勾的课程吧。」这就不像以前，不管你讲什么，只要来了能讲就行，听众就高兴得不得了。那一次我看到他们的培训班明显地走向了正规，幸亏我带的讲义比较多一些，那次给他们讲了教牧书信。中国的教会在那个时候明显地有了复兴的迹象。

　　（3）先是个人谈道，逐渐开会布道，福音逐渐遍及到全国，甚至远到了边疆。在1980年代福音刚刚传开的时候，先是在本地传福音，后来渐渐传向邻县，甚至于传向边疆海外。1990年代初期，大概是在春节期间，在山东的临沂地区有一次培灵会，天津的一个小弟兄参加了那个培灵会，他回来之后就和我说了一件事：在培灵会结束之后，当地的负责同工说：「今年我们需要有些弟兄姊妹到其他地方传扬福音，不是在临沂地区，是其他的邻县或者邻省，有多少人要去可以报名，教会给予一些支持，但主要是依靠自己。」当时报名的有几十人，负责同工就说：「这么多的人，我们教会难于支持，只能支持一半人出去。」就决定了这一半人去，另一半人不要去了。但另一半人就很有意见。后来负责同工没有办法，就说：「今年这一半人出去，明年你们另一半人再出去，可以不可以？」那次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2010年，另一个曾经参加过临沂培灵聚会的许弟兄和我说，当地负责的同工现在呼召，不是在邻县邻省布道了，必须是愿意去西藏、新疆的才可以报名。临沂这个地区是这样发展的，福音是这样外展的，其他地方可能也会是这样的。

　　再提一下张约瑟弟兄，在南京的时候我们就有时一起聚会、祷告。1949年我们在云南也一起服侍过。当年他一瘸一拐地走向西藏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他比我大十多岁，想必已经被主接去了。但是像这样当年去西藏的弟兄姊妹们大概不会想到，现在海内海外竟然有各种方式方法、组织团体去往西藏传道。这些弟兄姊妹，通过医疗、教学、经商、旅游等渠道到了西藏，广传福音。大约在2000年，我见到过一个藏族大学生写给一个传道人的信。这封信写得非常真诚，信上大意说：「感谢主，你能够把福音带给我们，我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说他原来有哪些罪），……我原来不认识神，现在我相信了独一无二的真神，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接着讲他是怎么对付罪的，现在心灵里面有什么样的成长、感受），……在我们的大学里，现在已经有十来个人常在一起聚会，形成了一个团契。」我一看这个大学生认罪悔改的过程，比海外好多受洗的人做的见证要深刻得多，对于自己的罪有深刻的认识，对于耶稣基督的爱有深刻的感受，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2001年，我在兰州遇到一个藏族女大学生。她是西藏人，后来毕业于青海某大学英语系，也就是说，她基本可以使用三种语言文字。那时她已经奉献了，她说不知道是不是神要她出来传道。还有一次，也是十多年前，在北京有一个特别的连续几天的聚会，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常问我关于西藏福音事工的问题，我觉得奇怪，就问她：「你为什么这么关心西藏的事呢？」那位姊妹说：「我就是西藏人。」我说：「完全看不出来了。你是怎么信主的呢？」她说：「一次我坐飞机的时候，我旁边座位的人和我谈话，说她是基督徒，把福音传给我，并且给了我一本圣经，叫我有时间就看圣经。后来又有别人给我传了福音，我就信了耶稣。」她和我谈话的时候，正在北京一个大学读硕士学位，我们一起参加的那个聚会的目的是培训已经传道的弟兄姊妹，也帮助一些奉献自己准备传道或者还不明确呼召的弟兄姊妹清楚神的旨意。前面的人在那里流泪撒种，早晚有一天，或前人或后人必会欢呼收割。

1980年代以后的蒙恩族群

　　1980年代，福音主要是在农村教会兴旺起来，信主的弟兄姊妹多是农民或者一般市民。1990年代以后，信主的群体就越来越多了。

※进城打工的农民工

　　在中国大陆，进城打工谋生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了。前些年有位王弟兄专门做农民工的福音工作。这位王弟兄的父母和我，在1950年代，都曾被定为「王明道反革命集团」里的「反革命」。而且王弟兄在少年时期还曾和他的父母一起被送往贫困的农村去劳动改造。他的父母被「平反」后，全家移居美国。当王弟兄在辛辛那提读书的时候，和一位台湾的小姊妹建立了爱情关系。当那位小姊妹给她在台湾的父亲写信，告知她和王弟兄的感情后，想不到她的父亲竟然写信指责她说：「你那里有那么多的同学，为什么你偏偏找个『共匪』交朋友呢？」（弟兄姊妹，你听到这样的话，是想笑呢，还是想哭呢？）但是那位小姊妹，竟毅然和这个全家为主受过大苦的「共匪」结婚了！而且还陪着这个「共匪」到他以前受苦之地，去向「农民工」传福音、救灵魂！我看过他们制作的一个农民工聚会的光盘，聚会中有人演话剧，话剧后有短讲，短讲完了有呼召。那次从台下走到台上去决志信主的人大约是一百多个。那些年他们在农民工当中有话剧团，圣乐队，后来还建立了培训班，专门培训在农民工中间传扬福音的工人。

※残疾人、贫困人等弱势群体

　　有人专门到弱势群体中传扬福音，比如到艾滋病村去传扬福音。有些贫困地区，有人靠卖血来赚一点钱，因为针头不洁净，就沾染上艾滋病。那村子很贫困，卖血的人很多，一个人得了艾滋病，就又传染给别人，结果就成了一个艾滋病村。有些人就专门到艾滋病村里传福音。

　　有一个美国的姊妹Laura，她有托付，愿意到中国大陆贫困人当中传扬福音，她自己有特别负担，收养在街头流浪的孩子，把福音传给他们。后来这个姊妹和一个中国的赵弟兄结婚了，他们婚后就在各处收留流浪儿童把福音传给他们。感谢主，前些年很有成绩，甚至报纸也登出了他们所做的工作。有一年他们在广州收留了一个从上海离家私自逃到广州去的女学生。有一天这个女孩子无意中说：她是上海某个中学的学生。收留她的赵弟兄夫妇赶快通过她的学校和她的父母通了消息。她的父母听到这个从天上飞来的意外喜讯后，父亲便马上去往广州接女儿。他对赵弟兄夫妇二人千恩万谢。当他得知赵弟兄夫妇是基督徒，是无条件地收养流浪儿童的，这位父亲大受感动，听了福音后表示也要决志信主。

　　谢谢主，这些不辞劳苦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至今仍旧在默默地事奉神。

※专做少年工作的培训班

　　前些年有一对孪生的王姓姊妹，她们到中国大陆去培训儿童，教主日学，教唱诗，讲圣经故事等，把小孩子们带到主面前。现在她们所教的那些孩子们已经成长起来，而且对于教儿童、带领孩子信主也有感动有负担。感谢主，这对孪生姊妹现在在国内已经开办了主日学老师的「培训班」了！

※大中小学各级在校学生

　　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各级在校学生，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了。在浙江省某城市的一个区，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信主的学生，「估计」已经接近一万人。因为在21世纪初的一个春节期间，他们组织过一个聚会，大约就有五千人参加。他们散会的时候，不便同时散去，是三五一群、隔开距离、零散地离开会场的。所以仅是散会，竟用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有的大学原来只有一个团契，后来增加到两三个团契。我听说某些北方的大学里已经有十个左右的团契了。

※海内有成就的知识分子

　　海内有成就的一些知识分子不仅是信主了，也尽力传扬福音。其中有学者、有作家、有教授、还有工商业者、专家人士等等。2010年我曾经到中东去宣道，那次一同去的有六个弟兄姊妹，其中四个人有硕士学位，另有一位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再有一位是一个行政部门的业务主管人员。看来这也是神施恩典，在知识分子当中、有成就的中青年人当中，神选召了一些人出来，这些人逐渐地成长起来，为主作工了。

※海外学成归主的知识分子

　　海外学成归国的知识分子中信主的人很多，奉献传道的人很多。有的地方组成了海归教会，也有一些归国的知识分子分散在各处家庭教会当中聚会，还担当一些服侍。这也是空前的一件事。

※各界离退休人员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们应当感恩的，就是在各界离退休的「干部」当中，不但有些人信主了，而且有些人传道了。在浙江有一个老年人，他在大陆新政府成立以前，就加入了解放军，所以被称为「老干部」。这样的人有很高的待遇，他们退休叫离休，可以拿百分之百的工资并一些补助，当时还会定期组织他们出去免费观光旅游等等。但这一位离休的老干部信主了。他的老家在浙江省的农村，他离休后回老家，在那个村庄里传福音给别人，这件事让村党支部书记很不好办——这么一个老党员，老革命，现在竟然传福音！后来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只好去找这位老弟兄，劝他说：「老同志你自己信耶稣就信吧，你就不要传给别人了。」那位老弟兄说：「我认为是对的，为什么不能向别人讲？」村党支部书记就没话说了。后来我知道这位老弟兄还是照样地讲，别人也对他没有办法。像这样信主的老干部，我还认识一位高弟兄，也是在大陆政权改变前参加了共产党的解放军。高弟兄信主后热心传道，他写了一首长诗《献给老年的朋友们》，意在向老年人传道。他把他的手稿拿给我看，要我给他改一下。我说：我不改了。我把他的亲笔手稿复印了几十份，赠给了一些老年朋友们。我觉得，他的手稿比我的讲稿可能会感动更多的人。

结语

　　当中国的教会在苦难当中经过水火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后来又有这么大的复兴。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藉着患难，炼尽了我们心中的渣滓，又以祂的大能使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灵里的力量刚强了起来。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微小和不配，又使我们经历到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现在海内外的华人信徒日益增长。但是也各自承受着不同的压力。然而，历代的信徒都是在压力之下增长能力的。我们深信：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必如何！主再来以前必有患难，但是在患难中，慈爱的神必会增长我们的能力！

圣经中的家庭教会

　　教会建立初期，耶路撒冷圣城的教会曾经在多人的家里面聚会。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看到，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次传道三千人悔改；再有一次传道，悔改的男丁数目是五千人；后来，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样加起来耶路撒冷的信徒总得有一万人以上。使徒行传2:46-47提到，他们在殿中且在家中聚会。「且在家中」原文的意思是「挨家挨户」聚会。当时的一个住家，若能容纳五十个人就不少了，一万多的信徒在家里面聚会，最少得有二百处家庭的聚会。

　　在使徒行传12:5中也提到，当彼得被希律捉拿起来的时候，关在监狱里面，教会为他切切地祷告。当彼得被天使救出监狱之后，他往哪里去呢？他想了想，就往马利亚家里去了。在使徒行传12:12说那里有许多人聚集祷告。前面说教会为他祷告，后来说有许多的人聚集为他祷告，可见那「许多聚集祷告的人」就是「教会」。他们在哪里聚会呢？当时的教会就在马利亚的家里面聚会，也就是说，马利亚的家里有家庭聚会，有教会的会众聚会。

　　在歌罗西书4:15中可以看到，老底嘉教会曾经在宁法的家里面聚会。在腓利门书2节中可以看到，保罗问在腓利门家里面的教会安，可见歌罗西的教会也是在腓利门家中聚会的。从哥林多前书16:19中可见以弗所教会曾经在亚居拉和百基拉的家里面聚会，而从罗马书16:3-5中可见罗马的教会也曾在他们的家里面聚会。

　　教会就是圣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在基督里蒙召做圣徒的（林前1:2），我们信主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就是教会。教会是信主的会众，聚会的房子绝不是教会。所以说，大陆家庭教会无意之中延续了使徒时代的家庭教会，但这实在是神的恩典。

大陆家庭教会的源起

　　大陆家庭教会的源起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以前。当时有些人为了方便而在家庭里聚会，比如1924年王明道先生起初就在北京甘雨胡同他自己的家里聚会，第二年成为一个正式的家庭聚会，并且形成了教会。以后在史家胡同买了房子，建立了基督徒会堂，他们的教会便在那里聚会。

　　1951年三自会成立后，教会就日益冷落。因为三自会的控诉，有一些人被批判，有的被逮捕。信徒软弱，教会聚会人数锐减。在1950年代中期，因为很多的教会都加入了三自会，有一些弟兄姊妹持守圣洁，只有在家里面聚会。

　　在1954年冬天，我也在天津自己的家里开始了一个家庭聚会。我给公安部门写了一个报告，等于是公开的通知，说我的母亲年纪太大，大哥又因大嫂去世，精神和身体不好，所以想要和一些邻居信主的人，礼拜日早晨在我的家里有主日崇拜，从十点到十二点。当时公安部门也没有说不许可，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聚会一段时间。王明道先生被捕以后，我就自动地把家里的聚会停下来了。我被捕以后，这就成为我的一个罪状，说我组织反革命家庭聚会。我说我在聚会以前写过书面的报告交给了当地的公安部门，他们不会把这么一个重要的报告扔掉，你一定能够查出来。那个审问我的人，冷冷地一笑，说不在于你报告不报告，因为你这个人是个反革命，所以在你家庭里面的聚会，就是反革命家庭聚会。你不报告，是反革命家庭聚会；你报告，也是反革命家庭聚会。

　　三反、五反政治运动时期，被捕的传道人或者是被劳动改造，或者是被送到五教联合的工厂里面做工。当时政府认为所有的宗教职业者，都是迷信职业者，是不劳而获的，必须加以改造。所以许多地方就设立了专门的工厂来改造教育这些人。前文提到的天津飞跃塑料厂，就是这样一个工厂。

　　牧人都已被监禁或劳动改造，信徒只好在家里聚会了。也曾有好多人到了三自会的礼拜堂，以后觉得得不到供应，也就只好在家里聚会。1950年代末三自会强迫许多教会大联合，这样的批判、联合，造成了混乱。末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几乎所有的礼拜堂都关闭或改作他用。文革中期以后，因为已经没有公众聚会的地方，很多虔诚的弟兄姊妹只有在家里聚会。起初聚会的就是自己的直系亲属，后来连亲戚也可以参加，慢慢地，有一些朋友也就参加了。人数不多，暗暗地聚会。唱诗的时候声音也很小，往往就是两个人小声唱诗，另外的人都是默默地用心灵来唱和。大家聚会时经常流泪认罪祷告，不但为自己认罪也是为万民求告，求主赦免我们这个世代的罪。虽然没有华丽的礼拜堂，不能大声唱诗，也没有固定的仪式，但觉得和神特别地亲近，弟兄姊妹之间也觉得特别亲切，而且有属灵的得着。我想大家向着神的心，神是悦纳的。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家庭聚会就一点一点地兴旺起来了。

艰难时期的聚会地点

　　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些被严重地监视注意的人，以及某些地区也很难在家庭里聚会，因此当时也出现了一些特别的聚会地点：

※山洞

　　1960年代末，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两三年间，在温州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山洞里祷告。这个祷告会，是一个曾在北京恩典院进修过的老姊妹发起的，她在温州一直默默地事奉主。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位老年的姊妹也遭受到冲击和苦难，但是因为她很有爱心，平素群众关系很好，那些街坊邻居不好对她怎么样，所以慢慢地也就放松了。这个老姊妹就对几个二十岁左右的弟兄姊妹说，现在应当恢复祷告，应当很好地祷告。所以这几个年轻人就开始在山洞里祷告。

　　当时参加这个祷告会的一位吴秀聪姊妹（那时她只有十八九岁），1990年代亲自和我说过，当年她们都是在一个山洞里祷告，而且只能一两个人或两三个人分着去，不能四五个人成群结队地一起去，被通知去聚会的也是少数的人。但是，不久之后，慢慢地就有些爱主的人知道了她们的祷告聚会。有一个小弟兄就质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去祷告，不叫着我去？」弟兄姊妹只好和他解释说：「因为那个山洞很小，人太多了不相宜，所以没有通知你。」那个小弟兄非常地难过，说：「不对，不是因为那个地方小，你们怕人多。你们是不信任我！」说到那里他更加难过。后来，那个小弟兄也一起参加了祷告。从那以后，祷告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处境稍微改善后，他们就不再在山洞里面聚会了，而是在信徒的家里，甚至是在一个比较大的房子里祷告聚会。

　　这是1960年代末在浙江温州，一些年轻人在一个老姊妹的帮助、带领、鼓励之下，在山洞里开始的祷告会。现在，温州各地都有教会，而在中国国内甚至海外也有很多温州人建立的教会。有人说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我说，温州应当成为中国的安提阿。而温州地区的复兴，是从祷告开始的。

※地穴

　　河南的一些地方，当年弟兄姊妹们曾在地穴里聚会。有一位姊妹亲自对我说过：挖地穴需要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和心力。有一个家庭决定在他的家里挖一个地穴作为聚会的场所。那家人先把房角的一个橱柜挪开，开始往下挖土（他们住的房子都是直接建在泥土上的）。挖出来的土又要想办法丢掉，不能留在自己家门口，也不能堆在村外，只有运到田野平铺在田间，才不会引人注意。挖土只能在晚上挖，还得趁天未亮时，将挖出来的土运出去。就这样，一铲一铲地挖，一筐一筐地把土偷偷送出去，经过很长的时间，终于把地穴挖好了。等到晚上聚会的时候，先用一个梯子下到地穴里，下去之后上面的人就把橱柜再放到墙角上把它盖起来。如果外面有人来了，就敲一敲橱柜，或者用别的暗号，下面唱诗、祷告的声音会马上停下来。

※地道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了便于作战，挖了一些地道。这些地道在抗战胜利以后并没有填封起来，也没有人使用，空在那里。在某一段时期，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在地道里面举行两三天的聚会。他们住在地道里，吃在地道里，从早到晚地聚会。

　　这件事情在1980年代初期，被一个海外的基督徒知道了。他觉得这是个新闻，就在海外说了，甚至在海外的一个刊物上刊登出来。这个弟兄没有想到，这篇报导传回了中国。幸亏当时聚会的那些人有警觉性，及时从地道撤走了，所以当公安人员追查到地道的时候，看到的只是少许的碗筷，证实这里有人活动过而已。

※船上

　　还有些人是在船上聚会的，例如在较大的湖泊里面找一个大船，那个船可以住上十几个人，在船上可以有几天的聚会。

※海岛、荒山、森林、草原

　　那时的舟山群岛是一片荒岛，杳无人踪，所以弟兄姊妹就开船到荒岛上，几个或者是十几个人在那里禁食祷告一整天，甚至可以放声歌唱，大声祷告。现在的舟山群岛中，有的岛已经建立了比较大的礼拜堂聚会。当年那样的艰苦，现在却有那么多的人一起聚会，我们应当感谢赞美我们的父神。

　　南方有些弟兄姊妹上到没有人迹的荒山上，一起祷告唱诗。有时，他们带着一些干粮，在山上聚会一整天。如果山上有山洞，他们也会在山洞里过夜，这样可以在山上聚会两三天。

　　东北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在大森林的深处聚会一天。因为森林地带比较荒僻，从早到晚聚会，甚至于到深夜，也没有什么关系。

　　还有些弟兄姊妹在内蒙的大草原聚会。那里的草比人高，如果他们在野草里坐下，或跪在那里祷告，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所以在荒野的草丛当中也有过聚会。

※其他地点

　　也有一些其他的地点，不一定是普遍的，我亲自参加过的聚会地点有：

　　（1）一位南方的弟兄，在半山腰的竹林里（就在大马路旁边）盖了一所房子聚会，并且可以开培训班。那位弟兄说，南方的竹林大概是三年砍一次，我可以以保护竹林免遭偷砍为名，盖一所房子住在这里，实际是在这里聚会。感谢主，很安全，从来没有什么问题。

　　（2）在安徽的南部，有一段时间参加家庭聚会的人很多。到了主日崇拜的时候，他们也是分别在各个家庭里面聚会，后来每个月一次大家一起在集市聚会。农村五天一个集市[1]，不赶场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个空地。礼拜六下午通知，礼拜日在某个集市上集合，几点到几点是主日崇拜，准时开会，准时散会。到了礼拜日早晨大家都来了，马上就唱诗，马上就聚会，聚会完了以后赶快就散去了，扩音的设备也很快撤走了。这个月在这个地方，下个月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样的聚会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 [1]集市就是所谓赶场，是农民定期聚集在一起买卖各样东西的临时市场。

　　（3）我在上海还参加过一次饭馆中的聚会。大概是2001年的时候，复旦大学的一个团契租了一个餐馆，那里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没有吃饭的客人，或者是那时停止营业。那天聚会有七八十个人，在那个餐馆里面甚至可以放声唱诗。证道后，大家是像在崇拜聚会结束时那样散会的。

　　（4）甚至还有人包租一个招待所，三天完全包下来，一百七八十个人就住在那个招待所里面连续两三天的聚会，后来也是平安无事。2001年我就曾在这样的一个招待所里聚会了几天，大蒙主恩！

　　（5）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特意买凶宅，凶宅别人不敢买，他们就买下来在那里聚会。

　　（6）上个世纪末，海内很少电梯，所以一般最高的楼是六层楼，往往一座楼一层是四个单元。有的弟兄姊妹就把六楼的这四个单元都买下来或者租下来，对外说是教计算机或其他课程的学校，实际上是培训传道人的地方，一聚会就是一个礼拜。十多年来非常安全。我有幸在那里讲课两次，同蒙主恩。

　　（7）还有弟兄姊妹借用一些学校的教室，用开校友会的名义聚会。在门口有一个黑板，上面写着校友会在某某教室开会，去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就都知道了，当然其中确实也有几个校友，也算是校友开会。还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在学校的小礼堂、小饭厅聚会。有一次我被邀去讲道一天，会众约近一百人。讲到下午最后一堂还没讲完的时候，负责的弟兄慢慢地走到我的身边，态度安详地小声对我说，有人注意了我们的聚会，请您尽早结束讲道。感谢主，我靠主平静地用少许几句话结束了证道。负责的弟兄向会众说：谢谢主，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了，请大家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地离开，隔开距离，安静散会。

　　写到这里，顺便一提，有人说海内信仰不能够公开、不大自由，在海外信仰是能够公开自由的。但是我知道海内一个地方，在2011年的暑假期间，有些青年基督徒学生就留在学校散发福音单张，给还没有信主的学生传福音。仅仅一个暑假，就带领一百几十个人信主。听说前两年信主的人更多，一个暑假就有二百多人决志信主。海外有广大的禾场，有广大传扬福音的空间，但有多少弟兄姊妹肯于上街去散发福音单张？有多少弟兄姊妹肯于利用学校假期的时候传扬福音？在海外哪一个校区，能够在一个暑假带领一百几十个人信主？请弟兄姊妹原谅我说这样的话，我们既得了神儿子的位分，焉知不是为了今天呢？愿我们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多被神的爱激励，尽力向我们周边的人传扬福音。

　　但愿以上的见证事迹，能够激励今天海内海外的众多弟兄姊妹，不要忽略了主日的敬拜，也不要忘记我们平时应该参加聚会。圣经上说不要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现在聚会自由多了，但愿我们海内海外众多的弟兄姊妹珍惜这样的机会。请原谅我再重复说一下：教会是圣徒，教会不是礼拜堂，不是建筑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就是教会。所以如果有个华丽的礼拜堂，但是会众冷冷淡淡，还不如礼拜堂简陋而会众一团火热，彼此相爱，高举基督，传扬福音。即便聚会的地方不宽阔，不理想，即便在空场上聚会，我们也是教会，也是蒙恩的。求神多赐福我们的教会，也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艰难时期属灵的供应

※圣经

　　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只剩下少许的残旧圣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找圣经更加困难。许多圣经被红卫兵烧毁，而有些信徒软弱了，不敢看圣经甚至不爱惜圣经，自己把圣经毁掉。但也有少数基督徒冒着危险暗暗地藏起圣经。有人把圣经藏在阁楼上，有人把圣经藏在天花板上面的暗室里，有人把砖地撬开（那时不是水泥地而是砖砌成的地），用隔水的油纸把圣经包好放进去。还有个别基督徒在田野埋存圣经，用防水的东西把圣经包好放在坛子里，再用当时的一种方法把坛子密封起来埋在田地里。在安徽省的无为县有个林大珍姊妹，我们通过信也见过面，这个姊妹就曾经把自己的圣经埋藏在田地里。后来红卫兵来找她。红卫兵问她：「你还信耶稣吗？」

　　她说：「我还信耶稣！」

　　红卫兵就拍着桌子威吓她：「你还敢信耶稣？你有圣经吗？」

　　她说：「我有。」

　　「你的圣经在哪里？」

　　「我的圣经埋起来了。」

　　「好大的胆子，你敢把圣经埋起来！埋在什么地方了？」

　　「这就不能告诉你了。」

　　红卫兵气急了：「好，你不把埋圣经的地方告诉我们，你就别想吃饭！」

　　他们把林大珍姊妹关在「牛棚」[2]里。一天过去了，红卫兵来找林大珍姊妹，就问：「你告诉不告诉我们，你的圣经埋在什么地方了？」

• [2]临时的监牢。

　　她说：「不能告诉你们。」

　　第二天，又问：「你告诉不告诉我们，你的圣经埋在什么地方了？」

　　林大珍姊妹仍是回答说：「不告诉。」

　　这样过了近十天，毕竟在农村，都有邻里之情，有些和林大珍姊妹感情不错的妇女和乡亲就劝这几个红卫兵：

　　「大家都在一个村庄，早晚都要见面，你们这样对待林大珍将来怎么好见面呢？」于是红卫兵就让她吃饭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后期，这件事过去了，林大珍姊妹就把她那本圣经从田地里挖出来，放在家里继续读圣经。

　　1988年，我被平反（就是取消了我的反政府罪名）以后，我和妻子耀轩姊妹去看望林大珍姊妹，就住在她的家里。第二天早晨我们各自读经，一会儿我就听见林大姐不时地问我的妻子：这个字怎么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起初我心里想，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圣经知识也太少了。但是我马上就意识到，她手中的圣经就是她埋起来的那本圣经！她的圣经知识虽然较少，但是她的灵命可比我要丰盛得多！！当时我心中非常惭愧。在这里请原谅我提醒一些同工们：千万不要自以为圣经知识丰富而骄傲，将来见主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惭愧自己的灵命贫穷，甚至贫穷得还不如一位农村的识字很少的姊妹！！

　　文化大革命之后只剩下了极少的圣经，所以往往是几家基督徒读一本圣经，今天你们家读，明天我们家读，或者上午你们家读，下午我们家读。因此有些信徒索性把圣经拆成好几份，分成摩西五经、先知书、诗歌书、四福音书、保罗书信、其他书信和启示录等等，这样好几家人可以一起来读圣经了。那时弟兄姊妹虽然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患难过去了，但总担心再有类似的患难，所以不仅读圣经，而且背圣经，不仅是一个人背，而且是全家共同背诵几卷的圣经。有位夏威卿弟兄父子婆媳四人，就是共同把好几卷新约经文全部背诵了下来。后来有些地方开始培训工人，参加培训班的条件中有一条是需要有老弟兄姊妹介绍，但有些老弟兄姊妹确实对中年、青年的弟兄姊妹不十分了解，怎么办呢？有些培训班就定了这样的条件：必须要背诵下来全卷的以弗所书或全卷的腓立比书。在陕西北部窑洞里有一次这样的培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姊妹实在背不出来全部的以弗所书，她又很渴慕要参加，后来就在负责的弟兄面前哭，抹着眼泪要参加，哭到最后负责人只好让她参加了。那时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热爱神的话，高举神的话，而且以是否能熟读、背诵圣经为标准来衡量爱主的心态。

　　那个时候，还有部分弟兄姊妹传抄各卷的圣经。因为纵使拆开圣经毕竟也只有少数弟兄姊妹才能看到，那时也没有复印机，想要更多的人看到圣经，只能传抄。有些弟兄姊妹是传抄一卷，比如说腓利门书，提摩太前后书，比较容易抄，用复写纸一次可以复写三四份，这样大家可以分着看。也有的人用油印，就是铁笔刻钢板、用蜡纸来印，印完以后就传给大家。我听说海外展览过当时用手抄的圣经，用复写纸复写的圣经，油印的圣经，看的人很受感动。

　　改革开放以后，海外的弟兄姊妹带来少许圣经，大家知道过海关不能多带，带两三本已经很不容易，听说有一次带的数量多，结果被阻截只好丢在海滩上了。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时候，我得到过一本海外带来的圣经。封面是艺术绘画，标题叫《活水》，但是打开以后是全部的约翰福音。我得到「活水」后，就分开来，给很多信主的弟兄姊妹的家人看，当时就觉得非常宝贵。感谢主，也有人有这样的智慧。

　　1995年，我刚刚到海外的时候，问过澳大利亚的弟兄姊妹：「咱们这里圣经多少钱一本哪？」他们说：「很便宜的，比起其他的书便宜多了，我家有好几本呢！」我就问了他们一句话：「你们知道，当年在大陆一本圣经是多少钱吗？」他们说不上来，觉得应该很贵重。我说：「当时在大陆圣经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是多少人，冒着危险甚至舍了生命才保留下来的。」我就劝勉海外的弟兄姊妹：「珍惜你的圣经、珍贵你的圣经吧，不要再把神的话当做平常！弟兄姊妹，你的圣经放在书架上是不是已经有灰尘了？如果这样的话，希望把它拿出来，擦拭干净，好好读神的话，不要到了一天你想读，却是没有办法读，没有圣经可读了。」我说这些话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主耶稣再来之前一定有很多的患难，世界末了一定有很多的难处，弟兄姊妹，让我们珍惜现在手边的圣经，热爱手边的圣经吧！

※属灵书籍

　　像《荒漠甘泉》《失乐园》《天路历程》这些属灵书籍，由于红卫兵不懂，就留存在一些弟兄姊妹的手中，成为宝贵的参考用书。除此之外，还有人油印属灵的文稿，例如：

　　（1）苗树滋老先生的「邮包短文」

　　苗树滋老先生在山东烟台成立过基督徒查经处，对圣经非常熟，很多都能够背下来。查经的时候，他让弟兄姊妹读经，他自己的圣经却摆在那里不看，弟兄姊妹读的时候，突然他说：「停一停，你再细看一下。」那弟兄一看，呀，读错了一个字。苗树滋老弟兄能够把圣经熟读到那个地步。文化大革命时期，苗树滋老弟兄被红卫兵赶出家门，赶去农村。当时是开批斗会，批斗会结束后打着他走，那些年轻的十七八岁的孩子打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左一个巴掌右一个巴掌，打完之后就让他带着很少的行李去农村了。后来有人问他：「你被打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苗树滋老弟兄说：「我心里面感谢主呀，我不配啊，我不配啊！」

　　问的人很惊讶：「您怎么会这么想呢？」

　　苗老弟兄说：「圣经当中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被逼迫，我有福了。但是我不配啊！」

　　苗树滋弟兄到了农村以后，想办法把一些山东的土产品，花生、黄豆、绿豆之类的东西，分寄给很多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收到的是很小的邮包，好像一本词典这么大的邮包，打开邮包一看，花生米或者黄豆、绿豆里面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几句感恩的经文，或者是劝勉我们的话语，或者是一首大家都能够唱的诗歌。这位老弟兄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和弟兄姊妹交通。感谢主，我吃过苗树滋老弟兄寄来的农产品，我也见到过他所写的经句。

　　（2）以巴弗的公开信

　　以巴弗弟兄原名吴维僔。他出监以后，从1980年代中期就用铁笔、钢板和蜡纸来写公开信。信的内容是系统地讲救恩，讲主的栽培，怎样在主的道路上过得胜的生活，等等。他把这些信寄给或转发给他所知道的弟兄姊妹。后来，有人也根据他的事迹出了书，来帮助弟兄姊妹。我所见到的他的公开信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字体都是倾斜而工整的。

　　（3）宋天真的手抄见证

　　还有，我所知道的，就是宋尚节的女儿宋天真姊妹用复写纸抄写一些经文，或是见证，赠送给其他的弟兄姊妹。我的妻子和宋天真姊妹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就从她那里得到了好多这样抄写的经文、讲道或见证。

　　（4）《怀念的心愿》

　　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我很想念、怀念过去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曾经和我在同一所学校，甚至同一间宿舍，或同一个福音工场服侍过，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到底在哪里。这些弟兄姊妹，有的有消息，有的没有消息。所以，我就默默为他们祷告。1980年代初在圣灵的感动中写下一首几百行的长诗，叫《怀念的心愿》。那首诗原来是手抄，后来就用复写纸来复写，再后来就通过打印社打字、印制成册。最后传到饶孝辑牧师手中，由校园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只是写作时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不得不特别慎重。许多动心的话、动人的事，遣词用句只能适可而止。所以不敢提起人名，对某些见证事迹表述得过于含蓄，回想起来，常觉亏欠。

　　（5）解经的传道卡片

　　一些弟兄姊妹的儿女看圣经的时候有些地方不容易看得明白，比如这里一个约翰，那里一个约翰，是不是同一个人？好几处提到马利亚，到底有几个马利亚？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妻子耀轩姊妹就按着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海外的弟兄姊妹给我们带来的少量参考书，用一个个的卡片介绍说明到底有几个约翰，有几个马利亚。那些东西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对当时那些青年的弟兄姊妹读约翰福音有很大的帮助，那些卡片我现在手边还存有一些。[3]

• [3]不久耀轩病体日益衰弱（仅在1987年间她便住在医院87天），因此编写工作便落到了我的身上。感谢神，1989年，我们夫妇以白云晓的笔名，得以在政府设立的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圣经新约人名词典》。以后在一些弟兄姊妹的同心协助下，又很快出版了《圣经旧约人名词典》《圣经新约地名词典》《圣经旧约地名词典》和《圣经语汇词典》。按当时的惯例，每本书作者必须立约包销五千到七千册，而且必须在出书一个半月内交付全部书款，出版社才给印书。起初我自己根本没有信心承担这么重的经济担子，谢谢神，从始至终都是耀轩毅然坚持凭信心由她出名签字和出版社订立合同的。由于神的恩典，这几万册书籍很快散送或销售到全国各地。神使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人，竟能没有一次失约迟误交付书款的日期。出版社的人们大为惊讶，他们说：自从他们出书以来，没有一个作者是主动按时去交款的。都是出版社在过了交款时期后，主动去找作者「请求」他们付款的。

　　（6）录音证道

　　那时候已经有了录音机。有一位为主坐过监的陈本伟弟兄，被释放之后继续服侍主，在1980年代中期或者更早一段时间，每个礼拜他都将自己的讲道录下来，再翻录给其他的弟兄姊妹。这样，一些没有人讲道的聚会或主日崇拜就可以听这些磁带。以上是当年国内的一些弟兄姊妹常做的几件事。

　　（7）海外的广播

　　在1980年代初，收音机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有人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海外的福音广播，并且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因此听到了福音，甚至组成了教会。

　　我听到过一件发生在河北省中部的事。有两个亲姊妹由于脾气习惯不合，长时间不来往了，姐姐住在城里，妹妹住在农村。后来妹妹因为听到福音广播信主了，信主以后她就觉得应该与姐姐和好，所以特地到城里来看望姐姐。刚一见面，姐妹俩觉得既惊喜又难得。住下来后，妹妹向姐姐道歉，姐姐也向妹妹道歉。一起吃饭的时候，姐姐发现妹妹饭前常低头闭眼一会儿。几次之后，姐姐就问她：「你每次吃饭都低头闭眼睛干什么啊？」妹妹回答说：「既然姐姐这样问我，我就告诉你吧，我信耶稣了，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要感谢天父啊！」姐姐说：「哎呀，你信耶稣了，我也信耶稣了！你是怎么信耶稣的？」妹妹说：「我听福音广播信耶稣的。你是怎么信耶稣的？」姐姐说：「我是有人对我传了福音，有时候也听福音广播信耶稣的。」这是当时一些弟兄姊妹作的见证。

　　在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两位农村的姊妹从河北省中部来到天津我的家里，先是谈福音的道理，然后就约请我到她们村里的教会去讲道。那时候我还没有平反（就是还有「反政府罪名」），也要做一些文字工作，恐怕自己不能去，我就问她们：「既然你们那里建立了教会，为什么没有人能够讲道呢？」两个姊妹就笑了，她们就告诉我那里的福音是怎么传开的。原来有一位比较年长的姊妹，身体很不好，偶然听到了福音广播，她觉得很得益处，就继续听，后来就信耶稣了。信耶稣之后她把家里的偶像丢掉了，原来她的身体很不好，丢掉偶像之后身体竟好起来了。村里的街坊邻居们觉得奇怪，做了得罪菩萨的事，身体怎么反倒好了呢？那个姊妹就和她们说：「我听福音信耶稣了。」街坊们请她讲一讲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她就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我们信耶稣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天堂！街坊们问：「那怎么能够上天堂呢？」那个姊妹觉得讲不清楚，就说：「你要是想信的话，就和我一起来听广播吧。」于是那村里的一些妇女也开始听福音广播。

　　后来慢慢地信主的人就多了，土炕[4]坐不下了。没法来听广播的人就问那位姊妹说：「怎么办？」姊妹说：「你有没有收音机？」她说：「我有。」「你有就好了，你把它拿来我给你拨一拨电台，到了时间你在自己的家里听电台广播就行了。」

• [4]农村里都是用泥土垒起来当做床，叫土炕，土炕有半间屋子大。

　　所以，这个姊妹就是借着给人拨福音电台的方式传福音。那里信主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多甚至于将近百人，他们看见天主教有教堂，就说：「天主教有教堂，我们这里为什么没有礼拜堂呢？我们向县政府申请一下，我们也盖一个礼拜堂。」他们就跑到县城里面申请盖礼拜堂。结果过几天公安人员来了，不是许可他们盖礼拜堂，而是问他们：「你们是怎么信耶稣的？」

　　他们就实话实说：「我们是因为听广播信耶稣的。」

　　公安人员说：「这个不行，收听海外的广播是违法的，不许听了！」

　　有些人信心软弱就退去了，但是信心坚定的照样听广播。由于这几个信心坚定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坚持真道，慢慢那里根基更稳固，弟兄姊妹在灵里更长进，人数就更多了。那时候她们就找我去讲道。但是我那时候实在不便去讲道，就推荐了其他人过去。我一直知道那个地方的教会是很蒙恩、很蒙福的。

　　神让中国的教会经历了一些苦难，但是经过水火，却进入丰盛之地。之前提到的陈善理老姊妹，原来是一位有名的大夫，后来奉献做了传道人。她在监狱里，意外地见到了一位姊妹，当时四外无人，陈大夫就小声地对那位姊妹说：「大患难以后，必定有大的复兴。」后来，陈善理大夫在监狱里面殉道被主接去了，和她谈话的那位姊妹以后被释放出来，把陈善理大夫所讲的这句话告诉了我的妻子。

　　下一节中，我会讲述中国家庭教会经过大患难之后的大复兴。这是神给我们的大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