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8年教宗庇护六世(Pope Pius VI,1775-1799年在位)下令将拿破仑革除教门,被法军抓走,次年逝于法国。1801年,实用主义者拿破仑与教宗庇护七世(Pope Pius VII,1800-1823年在位)签订和平协定,限制并利用天主教会,以恢复国内秩序。1809年再次囚禁庇护七世五年。
1804-1807年,从小受敬虔派的熏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担任哈勒大学的牧师和神学教授,被称为「自由神学之父」。在此之前,哈勒大学早已放弃敬虔主义、接受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年)的理性主义,成为启蒙运动中心。
1848年,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引发欧洲民族之春(Spring of Nations)革命,包括意大利(天主教)革命、法国(天主教)二月革命、德意志(天主教和路德宗)革命、丹麦(路德宗)革命、奥地利(天主教)革命等等,造成了各国君主与贵族体制动荡。唯有英国和荷兰(改革宗)是少数几个能够进行有效改革、避免事态激化的国家。
1887年,加拿大人宣信(A. B. Simpson,1843-1919年)在美国创立基督徒联合会(The Christian Alliance),两年后成立福音宣道联合会(the 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分别应付国内和海外的需要。1897年合并成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在还没有教会的地方宣教。
被称为「自由神学之父」的德国人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出身于敬虔主义家庭,但却过份注重主观经历感觉,渐渐远离客观信仰真理。敬虔主义的摩拉维亚神学并不能解决他的怀疑。1787年,他进入已经放弃敬虔主义、接受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年)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中心哈勒大学,受到康德哲学、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逐渐成为不相信特殊启示、否定耶稣神性的自由主义者。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特点:教义信仰变质,布道方法创新。伯拉纠主义者芬尼是第二次大觉醒的领导者,因此被人称为现代复兴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Revivalism)。他否定加尔文的预定论,加速了黑人教会的发展,导致南北分裂、废除奴隶制,也大大唤起了人们的传教热情。因为芬尼的布道方法获得外表的一时轰动成功,被二十世纪福音派人士捧为英雄。
芬尼的「新措施 New Measure」: 密集超过一周以上的每晚聚会,忧伤者在前排的焦虑座(Anxious Bench),召人到台前来祷告,鼓励人们上台作见证,高压式连串呼召,讲员直接提名为人祷告。根据纽黑文神学,人没有全然败坏,所以有能力改变自己,只要警告他们罪的刑罚何等严重,催促其立刻作出道德选择。芬尼认为关键就在于用什么方法来打动人心。此种利用群众心理、善用大型密集聚会、制造高压气氛、鼓动人本决志的布道方法,是新神学带来的新方法,造成当时教会中的新学派(New School),遭到以普林斯顿神学院为首的旧派(Old School)的反对。他们认为真正的复兴是像第一次大觉醒那样,不是芬尼追求的以人为本的神学与方法。
奋兴主义(Revivalism)并非真实的复兴(Revival):芬尼的「新措施 New Measure」成为今日布道家在布道会中使用的流行方法,认为只要方法对,复兴随时可以来。亚米念主义者葛培理的布道方式师承芬尼的奋兴主义,强烈呼召人举手决志、走到台前来。葛培理后来公开宣称:其他宗教里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也有得救上天堂的。
从芬尼到灵恩派:芬尼的奋兴运动承接了卫斯理的「完全成圣主义 Perfectionism」,强调人在今生可以达到完全成圣的地步。他的奋兴运动,使循道宗在南北战争以后发展出「圣洁运动 Holiness Movement」。鼓励人靠自己的努力追求圣洁,即「第二次祝福 Second Blessing」。后来圣洁运动中有一小部分人追求情绪感受过于真理,越来越极端,导致了循道会的分裂。这些人在20世纪初转化成「五旬节运动 Pentecostalism」,转而靠自己追求五旬节的经历,从此开启了「灵恩运动 Charismatic Movement」。
1689年,英国国会通过《权利法案 Bill of Rights 1689》,规定英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力、不能征收赋税;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国王;国王不能与天主教徒结婚等。从此,英国成为欧洲第一个保障新教和天主教信仰自由、君主立宪的国家。《权利法案》是英国历史上自《大宪章》以来最重要的一部法案,既是英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宪法的前身。
德国路德宗的神学家施本尔(Philip Jakob Spener,1635-1705年)受到英格兰清教徒和神秘主义者的影响,主张透过读经、祷告与查经来造就基督徒活泼的灵命,强调信徒应该有重生的经历、灵命的培养及宣教的热诚。施本尔于1694年与富郎开(August Hermann Francke,1663-1727年)共同创办了哈勒大学(Halle),成为「敬虔主义 Pietism」的教育中心。
自由主义神学(Liberal Christianity):德国的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出身于敬虔主义家庭,但敬虔主义的摩拉维亚神学并没有解决他的怀疑。1787年,他进入已经放弃敬虔主义、接受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年)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中心哈勒大学,受到康德哲学、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逐渐离开了正统的信仰。他不相信特殊启示、否定耶稣的神性,坚信内心的良知,认为良知可以叫我们在内心察觉神;对他而言,宗教是一种情感的经验。他认为使宗教脱离客观事实的领域,就不会与讲求客观的理性批判发生冲突,如此就能为现代人所接受。施莱尔马赫被称为「自由神学之父」,1804-1807年担任哈勒大学的牧师和神学教授。一战以后,自由主义神学才逐渐衰亡。
高等圣经批判( Higher Criticism):德国的艾克宏(J. G. Eichhorn,1752-1827)以理性来批判圣经,认为旧约中许多卷书是伪造的,被称为「旧约批判之父」。此后,19世纪出现了许多批判新旧约的学者,基于理性主义,视圣经为一般作品,不接受圣经无误。
1648年,各方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Peace of Westphalia》,结束了三十年战争,回到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的立场。此和约导致哈布斯堡王朝和西班牙衰落,神圣罗马帝国分裂成343个独立小邦,法国、荷兰和瑞典三大欧洲新霸主的崛起,荷兰与瑞士的独立受到保障。教宗英诺森十世(1644-1655年在位)拒绝承认此和约。
此后,克伦威尔出任「护国公 Lord Protector」,按清教徒的理念独裁统治。他于1658年去世,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英国国教再度得势。此后,清教徒屡遭逼迫,许多人被捕下狱,导致大批移民美洲。其中清教徒本仁约翰(John Bunyan,1628-1688年)入狱十二年,写出著名的《天路历程 Pilgrim’s Progress》。清教徒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年)写出了著名的《失乐园 Paradise Lost》。
1685年,新国王詹姆士二世又想恢复天主教及专制政治。1688年经过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罢黜了詹姆斯二世。国会提出《权利法案 Bill of Rights 1689》,接受这部《权利法案》的荷兰执政者威廉三世继位,英国成为欧洲第一个保障新教和天主教信仰自由的国家,英国圣公会至今仍是国教,英国君主是圣公会的领袖。
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年)于1646年发起一个新运动,认为崇拜秩序、圣礼、教会事奉都无关紧要,教导人单追求内在直接感受,组成友伴、彼此分享,称为「公谊会 Society of Friends」。由于公谊会的人祷告、聚会时,常因激动而身体战栗,被人称为「贵格会/战栗者 Quakers」。1682年,威廉·佩恩(William Penn,1644-1718年)按照贵格会的理念建立了宾夕法尼亚州殖民地。
敬虔主义:
敬虔主义是神对宗派主义的平衡。
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新教国家教会陷入死板的形式主义。因此,德国兴起了「敬虔主义 Pietism」灵性复兴运动。「敬虔主义之父」菲利普·雅各·施本尔(Philip Jakob Spener,1635-1705年)是德国路德宗的神学家,他受到英格兰清教徒和神秘主义者的影响,认为恢复马丁路德的主张需要透过读经、祷告与查经来造就基督徒活泼的灵命,强调信徒应该有重生的经历、灵命的培养及宣教的热诚。施本尔于1694年与富郎开(August Hermann Francke,1663-1727年)共同创办了哈勒大学(Halle),成为敬虔主义的教育中心和18世纪新教的海外宣教基地。德国敬虔派贵族新生铎夫(Nicolaus Zinzendorf,1700-1760年)是哈勒学院(Halle School)预科班的毕业生,乔治·慕勒(George Muller,1805-1898年)是哈勒大学的毕业生。
1453年7月17日,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不到两个月,英法百年战争结束,英国和法国首先成为现代国家。1516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 of France,1494-1547年)与教宗签署协定,获得了在法国境内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权柄,对法国教会便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利。英国虽然仍然是一个小王国,但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年)却在欧洲的政治和宗教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469年,伊比利亚半岛的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 I of Castile,1451-1504年)与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Fernando II de Aragón el Católico,1452-1516年)结婚,1480年两国合并成西班牙。天主教双王热心教会的事务,但热心过度,于1478年成立宗教裁判所作为国家机构,许多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都受到迫害。此后三百年里(1478-1834年),大约有15万人被起诉(年均500人),3000-5000人被处决(年均10-17人)。
但神圣罗马帝国仍然是封建政治——「贵族的身体、君王的头」,15世纪帝国境内的大小诸侯已经相当独立,皇帝的每项政治决策都要得到诸侯和主教的认可。查理五世不懂德语、登基前从未到过德意志,却做了德意志诸侯的皇帝,他一生的主要对手是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和与法国结盟的奥斯曼帝国苏莱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1494-1566年),又与历任教宗不和,使得他的美梦难以实现。
10世纪末、11世纪初,天主教发起「上帝的和平 Peace and Truce of God」运动,力图限制战争、把骑士变成基督信仰的捍卫者;历经一个世纪,促进了骑士制度的形成(英国主要的武装力量是长弓手而非骑士),使社会秩序有所好转。天主教也鼓励把内战引向入侵欧洲的穆斯林,如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诺曼人收复西西里岛。
1346-1353年(阿维农教宗期间,元朝红巾军起义),欧洲爆发了黑死病,夺去2500万、30-60%人口的生命。这场病可能是由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鼠疫,人口密度越大的地方疫情越严重(中世纪欧洲屠猫在1232年教宗格里高利九世发表《罗马之声 Vox in Rama》以后到达顶峰,到了14世纪,欧洲一些地方的猫几乎灭绝了,所以教会有责任?)。面临不分善恶的瘟疫,人心惶惶,各种奇葩疗法均告无效,民间发生了许多屠杀犹太人、鞭笞派、巫术和猎巫事件。
熙笃会圣伯纳多(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年)把世界比做汪洋大海,人人必须渡海以求得救。修道士渡海不必下水,因为他们有桥可以跨越;神职人员也几乎不必弄湿身体,因为他们有圣彼得的舟船作轮渡。唯一有问题的是已婚信徒,他们若想抵达得救的彼岸,非纵身下海,靠游泳来渡海,但游泳会精疲力尽,而且常有溺死的危险。因此,许多信徒设法使自己的生活更接近隐修生活,整个社会的宗教热忱高涨。而不太虔诚的信徒为了弥补自己信仰生活上的欠缺,热衷于朝圣、圣髑和圣物。
西方大分裂时期:1378-1417年是「西方大分裂时期 Western Schism」,罗马与阿维农各选出教宗分庭抗礼。在百年战争期间,西方教会在40年里分为两大阵营,分别支持各自的教宗,教宗形象一落千丈。但教宗权力下降后,反而专心敛财。
大公会议运动:大公会议主义者(Conciliarism)们主张大公会议具有最高权力,有权罢免教宗,并提出种种改革教会的错误。1414-1418年的康士坦斯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选出新任教宗,结束了分裂。但却因意见不合,没有继续改革,反而定罪威克里夫和胡斯。最后教宗派东山再起,大公会议运动(Conciliar Movement)改革教会的努力失败。
中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家是道明会修士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他生活于后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注重知识与理智,将奥古斯丁的神学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熔于一炉,写成巨作《神学大全 Summa Theologica》,使经院哲学到达颠峰。但阿奎那也重视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
当经院哲学使教会越来越沉闷,教宗被掳巴比伦的时候,强调感性经验的神秘主义(Christian mysticism)就兴旺起来。如劝教宗回迁罗马的圣加大利纳(Catherine of Siena,1347-1380年),强调对神专一的爱和丰富、单纯的感情,给冰冷死板的教会注入了一股热力。但有些神祕主义者认为透过圣经是间接认识神,主张借着个人的宗教经验(祷告、禁食、圣餐、冥想)直接认识神、经历神,把追求与神合为一体作为宗教生活的目标,错误地理解「与神联合」。
英国方济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1285-1349年)得到巴伐利亚国王支持,在黑死病期间批评法国阿维农的教皇:人无法经由理性而到达神,至经院哲学只是一些语言游戏,必须回到圣经才能真正认识神。他在黑死病期间病死,此后经院哲学日趋没落。他提出:「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被称为「奥卡姆剃刀 Occam’s razor」。